起个道家的名字,有平字,有爱字_百度知道
起个道家的名字,有平字,有爱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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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圣字结尾。那么我的建议就是道平爱圣，就以道字开头。结尾处圣人之道，为而不争道德经开头，道可道，非恒道也。未知可否，请君裁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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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家道教
论道家道教
作者：恒毓 　来源：《世界弘明哲学季刊》
　　【提要】本文着重探讨道家、道教的规定性问题，以期将二者严格区分开来，为进一步的相关研究提供基本的原则性依据。文中，作者从有关道家道教的歧义、对“道”的考察、道家道教的界定等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方面回顾并指出了历史上使用“道家”、“道教”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又对以老庄的著作为本的道家、道教进行了学术意义的界定，从而使二者的界限和“道”的涵义得到了必要的澄清。通过有关探讨，作者强调指出，道教是宗教，而它的母体道家则不是，二者有诸多的不同，决不能混为一谈。
　　道家、道教都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存在数千年而延续到今天实在不易。在二十一世纪即将来临之际，中国兴起了道家、道教研究的热流。但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缺乏这方面的基础研究，仅仅对具体现象进行就事论事的探讨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常识性的问题，比如，道教到底是什么，它同道家的区别在哪里，道教是不是宗教，等等。我认为，如果这些问题不首先解决，其它问题实际上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这是因为，不论研究道家还是研究道教，首先必须对道家与道教自身的规定性有个清晰的把握才行，否则，就很可能产生彼此互为是非的情况，导致许多原本不必要的争论。[2]
一　关于道家道教的歧义
　　从先秦开始，中国的诸子百家就一直喋喋不休地进行着各种各样的争论，其中也不乏儒家与道家的争论。从汉代开始，儒家与道家思想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从而一定形式上为后来佛教的传播奠定了群众基础。自从道教出现以后，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的冲突便趋于白热化。尽管如此，人们直到今天还对道家、道教存在着相当模糊的认识。不少时候，人们似乎谈的是道教问题，但实际上却是在谈道家问题；反之，亦然。比如，1998年第3期《世界宗教研究》上发表的一篇题为《成玄英的无心论》的长篇大论似乎就存在这样的问题。[3]对此，我的看法是，只要这一问题不解决，类似的争论就将无休止地持续下去。
　　事实上，关于道家、道教的歧义早在汉代就开始了。当时所说的“道家”，有时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道教，有时指的是佛教，有时则是指一般意义上的道家；当时所说的“道教”，有时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道教，有时指的是佛教，有时则是指儒家。
　　首先是有关“道教”的歧义。
　　有时，“道教”指的是佛教。[4]《妙法莲华经·安乐行品》有偈说：“离诸忧恼，慈心说法，昼夜常说，无上道教。以诸因缘，无量譬喻，开示众生，咸令欢喜。”东晋天竺三藏佛驮跋陀罗译《大方广佛华严经·世间净眼品第一》说：
　　佛神力故，令此场地，广博严净，光明普照一切，奇特妙宝积聚，无量善根，庄严道场。其菩提树：高显殊特，清净琉璃以为其干，妙宝枝条庄严清净，宝叶垂布犹如重云，杂色宝花间错其间，如意摩尼以为其果，树光普照十方世界，种种现化，施作佛事，不可尽极，普现大乘菩萨道教。
佛驮跋陀罗译《大方广佛华严经·菩萨十无尽藏品第十八》说：“于诸善根不起有想，心无所著，但为化众生故示现其身，广说道教，欲令众生成就佛法。”这里先后出现了三个“道教”的说法[5]，可以肯定，它们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道教，也同我们常说的道家没有联系，它们完全指的是原本意义上的佛教——诸佛的教法。正因如此、佛教僧人才往往以会通佛、道而自荣，谦称自己是“道士”或“贫道”。比如，在《与桓太尉论料简沙门书》一文中，东晋高僧慧远法师说：“贫道所以寄命江南，欲托有道以存至业。业之隆替，实由乎人。值檀越当年，则是贫道中兴之运。”[6]南朝宋代范泰《与王司徒诸公论沙门踞食书》说：“今诸檀越，疑惑方偏，欲生兴废，贫道不得不推其轻重，略举数条，示其有本，甘受宣戒之罪。”[7]后来，随着佛教的全面兴盛，教内为了区别道教的道士，才不再自称“贫道”，而是改称“贫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佛教连“贫僧”也不说了，而是改称人们一般常用的“我”。但是，这个“我”已经不同于佛教原本所否定的“我”，同佛教的无我精神没有必然的联系。
　　有时，“道教”指的是儒家。[8]《牟子理惑论》说：“问曰：孔子以五经为道教，可拱而诵、履而行。今子说道，虚无恍惚，不见其意，不指其事，何与圣人言异乎！”很明显，这里的“道教”一词指的是儒家的五经，自然同今天所理解的道教无关。
　　有时，“道教”指的是我们今天所认可的以道家思想为基本内涵的道教。唐代武则天说：“佛道一教，同归于善；无为究竟，皆是一宗。”[9]宋代静斋学士刘谧《儒释道平心论·卷上》说：“道教之所行者，天上人间也。”这里，武则天所谓“佛道一教”说的是佛教与道教的宗旨一致，相互间的争论是无益的，而静斋学士刘谧所说的“道教”则是对道教的一些特征进行描述，二者都是指道教而不是指道家或佛教。
　　其次是有关道家的歧义。
　　有时，“道家”指的是道教。南朝宋代孔稚珪《答萧司徒书》说：“民今心之所归，辄归明公之一向。道家戒善，故与佛家同耳。”[10]宋代静斋学士刘谧《儒释道平心论·卷上》说：“兼修十善者，报之所以生天也，道家之九真妙戒即是其意也。”又说：“鼠道士以子夜术欺东坡，林灵素以神霄梦惑徽庙，天上神仙郑化基而实一庸流，地下神仙何得一而实一凡庶，是皆自道家出也。”这里所谓的“道家”实际上都是指一般意义上的道教，因为传统的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是不可能有九真妙戒、子夜术等现象存在的。
　　有时，“道家”指的是佛教。东晋慧远法师《答桓太尉书》说：
　　夫沙门服章法用，虽非六代之典，自是道家之殊制、俗表之名器。名器相涉，则事乖其本；事乖其本，则礼失其用。是故，爱夫礼者必不亏其名器，得之不可亏亦有自来矣。[11]
慧远法师将“沙门服章法用”视为“道家之殊制、俗表之名器”，可见这里的“道家”一词指的是佛教而不是道教或传统的道家。
　　有时，“道家”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家。《牟子理惑论》说：“牟子常以五经难之，道家术士，莫敢对焉。”[12]这里的“道家”虽然有道教的意味，但基本上还是传统的道家。这样理解的理由有两个：其一，牟子好老子之道而反对神仙方术，而神仙方术则是后来出现的道教的重要内容；其二，汉代盛行的黄老道家在历史上被公认为是道家向道教转变的重要环节，但其本身还不是道教。牟子反对的是道家中的“术士”而不是道家本身，说明牟子对于对象的把握是相当精确的。从《牟子理惑论》经常引用儒家和老、庄的言论来说明佛教义理的情况看，牟子的确非常精通道家与儒家思想，也非常喜欢道家与儒家思想，而“含玄妙为酒浆，玩五经为琴簧”[13]的自述则极好地表明了牟子的这一倾向。
二　对“道”的考察
　　既然“道家”、“道教”在中国历史上有如此不同的用法，那么，当今学术界在相关问题上的观点针锋相对也就不难理解了。然而，要探讨佛道儒心性论之间的关系，我们就无法回避同佛教与儒家相对的道教与道家到底指的是什么这一基本问题。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连什么是道教、什么是道家都弄不清，这道家、道教的心性论就无从谈起，更不要说对佛道儒心性论进行比较了。
　　那么，究竟什么是道教、什么是道家呢？
　　我认为，道家可以理解为以道为家，道教可以理解为以道为教。
　　可是，以道为家、以道为教当作何解释呢？
　　个中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其中的“道”，因为其所涉及的家与教则都是从不同侧面对道的运用。也就是说，要分清道家、道教，就必须首先把握“道”的内涵。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道”的内涵是相当广泛的，要确切把握它，就必须弄清“道”的词性与场合。在“道家”、“道教”这一具体的语言环境中，“道”只能作名词，是整个词汇的中心所在。在汉语中，与为人处世相关的作名词的“道”主要有十种用法：其一，道路；其二，种类；其三，辈分；其四，方法；其五，技艺；其六，规律；其七，思想体系；其八，政治清明；其九，神仙方术；其十，自由的境界。
　　道即道路是说，自古以来，“道”都有道路的意思，并一直沿用至今。《说文解字》说：“道，所行道也。”这样的“道”是其本义，唐代大诗人李白《蜀道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便是一例。不过，这样的“道”似乎同如何理解道家、道教无关，故可以置之不理。
　　道即种类是说，在古汉语中，“道”有时指的是事物的种类。比如，《礼记·檀弓上》说：“哭有二道：有爱而哭之，有畏而哭之。”《杂阿含经》（一一四七）说：“众生运尽，人道难得，当作何计？”《杂阿含经》（一三四○）说：“独一处空林，犹如弃枯木，为三十三天，心常所愿乐，犹如地狱中，仰思生人道。”这里，《礼记》说“哭有二道”，说的是导致哭的根源有两种；《杂阿含经》说“人道”，说的是众生有六道，人居其一。显然，二道也好，六道也罢，都是类别的意思。然而，《老子》第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五斗米道《老子想尔注》说：“一者，道也。”道家、道教的道是绝对的一，是不能分割的，所以就谈不上什么类别。
　　道即辈分是说，在古汉语中，“道”有时指的是人道中家族的辈分。《仪礼·丧服》说：“其夫属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属乎子道者，妻皆妇道也。”这里提到的“父道”、“母道”、“子道”和“妇道”都是伦理范畴，其中的“道”都是按辈分说的，分别指的是父辈、母辈、子辈和妇辈。[14]这一范畴似乎是儒家的专利，道家、道教从老子那里就是反对的，因而也不可能适用于道家、道教。
　　道即方法是说，在古汉语中，“道”有时指的是处理某些问题的方法。《孙子兵法·威王问》说：“以一击十，有道乎？”东汉牟融《理惑论》说：“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不溢其情，不淫其性。故其道为贵，在乎所用，何弃之有乎！”[15]唐高宗李治说：“考丹书而索隐，殊昧实际之源；徵缘错而研几，盖非常乐之道。”[16]宋代静斋学士刘谧《儒释道平心论·卷下》说：“妇人在室，则从父母；嫁则从夫，夫死从子。终其身，惟他人是从，是妾妇之道也。”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隐士》说：“登仕，是吃饭之道；归隐，也是吃饭之道。”这里先后出现了五种道，所谓以一击十之道、君子之道、常乐之道、妾妇之道、吃饭之道。其中，以一击十之道指的是以一击十的方法，君子之道指的是成为君子的方法，常乐之道指的是达到常乐的方法，妾妇之道指的是做好妾妇的方法，吃饭之道指的是如何才能混个好“饭碗”……不管是什么道，都是一种方法。这种以方法为特征的道在佛教经典中比比皆是，诸如“佛道”、“八正道”等等。其中，佛道指的是成佛的方法，八正道指的是八种解脱的方法。由于这个缘故，佛教在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往往被称为“佛道”。东汉牟融《理惑论》说：“道九十六种，至于尊大，莫尚佛道也。神仙之书，听之则洋洋盈耳，求其效，犹握风而捕影，是以大道之所不取、无为之所不贵。”[17]这里的“佛道”就是指最初意义的佛教，指的是诸佛的教法，同时也是成佛的方法。这种以方法为内涵的“道”既然适用于佛教，也同样适用于道家、道教。《庄子·外篇·天道第十三》说：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虽落天地，不自虑也；辩虽雕万物，不自说也；能虽穷海内，不自为也。天不产而万物化，地不长而万物育，帝王无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于天，莫富于地，莫大于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驰万物而用人群之道也。
这个“乘天地、驰万物而用人群之道”的“道”便是方法的意思。
　　道即技艺是说，在古汉语中，“道”有时指的是相当高明的技艺。宋代张拟《棋经·斜正》说：“棋虽小道，实与兵合。”《庄子·外篇·胠箧第十》说：
　　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观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则齿寒，鲁酒薄而邯郸围，圣人生而大盗起，掊击圣人、纵舍盗贼而天下始治矣。
这里的“道”都有技艺、技术的意思。然而，对于这样的道，庄子是反对的。其实，不只是庄子反对，老子也是反对的。《老子》第十九章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既然要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还能提倡技艺吗？所以，道家、道教都没有此一主张。
　　道即规律是说，在古汉语中，“道”有时指的是事物的内在规律。《周易·系辞上》说：“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周易·说卦》说：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这里，“变化之道”、“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三才之道”的“道”都是规律的意思。这个作为规律的道有具体的也有抽象的：“变化之道”、“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三才之道”都是具体的道，而“一阴一阳之谓道”[18]的道则是抽象的规律，是万事万物是共同规律。所以王弼说：“吾所以字之曰‘道’者，取其可言之称最大也。”因为是最大的规律，所以用“道”这个范畴来表示。这个作为宇宙间最大规律的道是道家、道教所主张的，只是道家和道教的看法略有不同而已。《庄子·杂篇·天下第三十三》说：
　　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齐万物以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选则不遍，教则不至，道则无遗者矣。”
这种做法，庄子的看法是：“彭蒙、田骈、慎到不知道，虽然，概乎皆尝有闻者也。”彭蒙、田骈和慎到虽然对真正的道还没有体会，但他们至少听别人说过。“大道能包之”，这个道无疑就是宇宙的总规律。
　　道即思想体系是说，在古汉语中，“道”有时指的是一定形态的学说体系。《论语·卫灵公》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其中的“道”就是思想的意思。这样的“道”可以适用于道家、道教，因为同儒家等先秦学说相比，道家、道教的体系化与思辨色彩还是相当浓厚的，至少要比儒家思想深刻得多。
　　道即政治清明是说，在古汉语中，“道”有时指的是好的政治局面。比如：
　　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19]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20]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21]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22]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23]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24]
孔子一再述及的邦有道、无道问题，其实不过是政治局面的好坏罢了。
　　道即神仙方术是说，在古汉语中，“道”有时指的是神仙不死之术。《汉书·张良传》说：“乃学道，欲轻举。高帝崩，吕后德良，乃强食之。”宋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卷第十二》说：“子若学道，即有仙分；必若作官，位至三公，终焉有祸。能从我学道乎？”这里多次出现“学道”之说，其中的“道”，唐代颜师古的看法是：“道谓仙道。”换句话说，道就是成仙之术。这样的“道”，道家是罕见的，而道教则非常提倡，所以通常适用于道教而很少用于道家。
　　道即自由的境界是说，在古汉语中，“道”有时指的是对现实人生超越之后的自由境界。东汉牟融《理惑论》说：“魂神固不灭矣，但身自朽烂耳。身，譬如五谷之根叶；魂神，如五谷之种实。根叶生必当死，种实岂有终亡？得道身灭耳。”《优婆塞戒经·悲品第三》说：“未得道时，作如是观[25]，是名为悲；若得道已，即名大悲。”藕益大师《灵峰宗论》说：
　　流俗知见，不可入道；我慢习气，不可求道；未会先会，不可语道；宴安怠惰，不可学道；顾是惜非，不可谋道；自信己意，不可问道；舍动求静，不可养道；弃教参禅，不可得道；依文解义，不可会道；欲速喜近，不可悟道；隔小于大，不可见道；执秽为净，不可知道；厌常喜新，不可趋道；乐简畏繁，不可明道；将就苟且，不可修道；得少为足，不可证道。惟超群拔俗，谦己虚心，忍苦捍劳，亲近知识，触处体会，以教印心，广大悠久，事理双备，栖神净域，履蹈典型，博通古今，特达勇锐，深心无极，誓穷法海源底，乃真实男子、出世丈夫。
入道、求道、语道、学道、谋道、问道、养道、得道、会道、悟道、见道、知道、趋道、明道、修道、证道，这一连十六个“道”，极为鲜明地表达了道绝非凡夫俗子、势利小人所可以想象，只有避免了上述十六种情况的人才有可能对道进行入、求、语、学、谋、问、养、得、会、悟、见、知、趋、明、修、证。显然，这可以入、求、语、学、谋、问、养、得、会、悟、见、知、趋、明、修、证的只能是一种超越的境界而不可能是可以触摸的具体事物。这种境界，不论是对追求无为无不为的老子、追求逍遥于无何有之乡的庄子还是追求长生不老的道士，都是最高的目标，所以适用于道家、道教。
　　正是因为“道”这个字在中国的运用如此广泛，以至于什么都离不开“道”，人们对道家与道教产生歧义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　道家道教的界定
　　明确“道”的十义为我们把握道家、道教奠定了基础，但是，仅仅知“道”还不够，因为仅仅知道“道”的用法还无法将道家与道教区别开来，还必须了解为道者在什么情况下叫做“道家”、什么情况下叫做“道教”才行。因此，我们还需对“家”与“教”进行考察，以澄清“家”与“教”的差别。
　　“家”的本义是住所。《说文解字》说：“家，居也。”《玉篇·宀部》说：“人所居，通曰‘家’。”住所在很大程度上起的是防范和保护作用，因而其对主人来说，方向是向内的。这种“家”的用法一直沿用至今，所以人们当不会陌生。
　　在这个本义基础上，在中国古代，“家”也时常指一定的学术流派，诸如儒家、法家、道家等等。这样的“家”，《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旨曰：……”《汉书·艺文志》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很显然，作为中国最有影响的信史，《史记》与《汉书》将先秦的各种思想进行了必要的分类，对六家、九家或十家的思想进行了必要的整理。《史记·太史公自序》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根据二者的观点，道家的奠基人应当是作为史官的老子，道家的主张是无为而无不为，以虚无为本，以因循自然而为其用。二者都没有提及道教，说明至少到东汉班固[26]作《汉书》的时候社会上还没有作为宗教或思想流派的“道教”的说法。
　　因为适用于道家的“道”的用法有道即自由的境界、道即思想体系、道即规律和道即方法这四种，而道家主要人物老子和庄子所追求的是自然的逍遥之境，所用的基本方法是无为、自然、遁世，修炼的最高标准是体会大道而无不为，所以，所谓道家，就是以无为而无不为之道为一切行为的最高原则的以个体为出发点的思想流派。这种思想流派的最大特点是不与世争，信奉它的个体之间也没有什么组织机构来协调，相互间仅仅是人生态度的相近而已。从这一判断出发，中国历史上的多数隐士可能都信奉道家思想，但他们却不一定信佛教或道教。比如，我们可以将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视为道家人物，但是，我们决不能将其视为道教或佛教居士，尽管他的确同道教、佛教有较多的交往。
　　那么，“道教”的说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道教”一词最早见于《牟子理惑论》和《老子想尔注》。比如，《牟子理惑论》中就有“孔子以五经为道教”的说法。不过，《牟子理惑论》所说的“道教”实际上同我们要探讨的道教不是一回事。有鉴于此，我们就必须了解道教的“教”是什么意思。
　　“教”的本义是教化。《说文解字》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乐记》“广乐以成其教”的“教”，唐代孔颖达的疏文说：“谓：宽广乐之义理，以成就其政教之事也。”可见，对主人来说，其作用的方向是向外的。
　　“教”的基本用法是教育。《礼记·学记》说：“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
　　后来，由此又引申出了“学派”或“教派”的用法。不论是什么学派还是教派，它们的基本内涵都离不开练习。《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所谓“修道”，《中庸》指的是修学圣人之道。它将人们的这种对圣人之道的修学称为“教”，可见此时的教是同人们的实践活动相同一的。《吕氏春秋·简选》“统率士民，欲其教也”的“教”，王维《燕支行》“教战须令赴汤火，终知上将先伐谋”的“教”，其实都是练习的意思。要练习，就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由此可见，古代的“教”总是同一定形式的组织体系和思想原则相联系的，离开了一定形式的组织体系和思想原则就没有所谓的“教”。
　　那么，这样的有一定组织体系和思想原则的道教出现于何时呢？
　　史书公认的时间是东汉末年。当时，张道陵在四川创设五斗米道，以五斗米作为入道的费用，以符水给人治病作为传道的基本手段。《三国志·魏志·张鲁传》说：“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这里所说的“学道”指的是张道陵修炼神仙方术，“造作道书”指的是张道陵编纂反映五斗米道基本主张与理想的文献资料。与张道陵同时的是张角的太平道，以《太平清领经》为经典，以乐善好施发展信徒，于公元184年发动了黄巾大起义，加速了东汉王朝的灭亡进程。不论是五斗米道还是太平道，都有浓厚的以符咒治病的色彩，也都有在人世间建设一片乐土的想法，是道教初期的实力派，拥有以信徒为成员的自己的军队。
　　同二者略有不同的是，东汉的魏伯阳和东晋的葛洪则是道教早期的理论大家，被认为是道教的丹鼎派奠基人。虽然他们基本上不主张以符咒治病，但追求长生不老、修炼成仙则是其共同的特点。[27]
　　必须注意的是，从五斗米道、太平道开始，道教便形成一种共识，即：将老子视为其创始人和道的化身，并尊其为“太上老君”。唐代封闻《封氏闻见记·道教》说：
　　国朝以李氏出自老君，故崇道教。高祖武德三年，晋州人吉善行，于羊角山见白衣老父呼善行，谓曰：“为我语唐天子：‘吾是老君，即汝祖也。今年无贼，天下太平。’”高祖即遣使致祭，立庙于其地。
事实上，这里所说的道教同我们今天所接触的道教并无二致，它已经明确用“老君”来称呼老子了。唐代之所以推崇道教，就是因为道教的始祖老子据说也姓“李”。
　　在道教那里，道已经同道家的自然无为而无不为之道有所不同，它已经明显人格化，成了太上老君的代名词，是具有人格的造物主，宇宙间的一切皆来自于这个太上老君。《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说：“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天地万物、日月星辰无不由道而得存在，这个道当是何等伟大！而葛玄《五千文经序》说：“老君体自然而然，生乎太无之先，起乎无因，经历天地终始，不可称载──穷乎无穷、极乎无极也。”可见，太上老君就是道，就是生养万物的神灵。而且，在道教那里，《老子》不再被称为《老子》，而是被尊为《道德真经》；《庄子》不再被称为《庄子》，而是被尊为《南华真经》。这些变化说明，道教一方面在思想上继承老、庄，另一方面则对老、庄进行神化，对老、庄的基本范畴进行宗教性质的改造，以适应其同佛教和儒家争夺信众的需要。这种有信众的同道家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组织，人们往往以“道教”称之。宋代静斋学士刘谧《儒释道平心论·卷上》说：“道教在中国，使人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一洗纷纭轇轕之习而归于静默无为之境。”又说：“道教之所行者，天上人间也。”道教能够在天上存在，道家行吗？显然，道家是做不到的。但是，“使人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一洗纷纭轇轕之习而归于静默无为之境”，这一点却是道家的一贯立场。因为道教与道家有如此相似之处，无怪乎自古以来人们也习惯于用“道家”来称呼道教了。
　　明确了有关道家、道教的三个重要范畴“道”、“家”和“教”，在对道家进行界定之后，现在便可以对道教进行确切的界定。
　　由于道教的道可以有五方面的内涵[28]而道教的最大特点是神仙方术，因而，所谓道教，就是指以太上老君为教主和道的化身、以神仙方术和长生不老为追求目标、以种种戒律为行为规范、以清静无为和炼丹为基本手段、以庙观为主要活动场所而以人间仙境为乐土的一种宗教。[29]这种已经是宗教的道教同它的母体道家的主要区别是：道家没有教主，而道教却有；道家不追求神通，而道教却非常注重；道家没有组织体系，而道教却相当严密；道家主张遁世，而道教却主张入世；道家重视炼心，而道教则强调炼形；道家擅长思辨，而道教则注重经验；道家是清虚以自守，而道教则以度化天下为己任。正是因为道家同道教存在着这样的区别，本人才坚持认为，成玄英只能是道家人物而不可能属于道教。
[1] 作者恒毓（Hengyucius），《世界弘明哲学季刊》编委会主席，哲学教授，中国南京大学哲学博士。长期以来，作者一直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佛、道、儒思想体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体系的方法论探讨，除了有《般若琐谈》、《金刚经悬解》、《现代佛学文库·印光卷》、《普贤行愿品指归》和《佛道儒心性论比较研究》等近百万字的专著之外，在海内外还有数十篇相关论文发表，并多次在国际佛学论文比赛中获奖。[2] 之所以要探讨这些问题，是因为它们非常重要，但是又往往被人们所忽视。这些，只要留意一下近年来的有关研究作品就不言而喻了。这些作品，我整理为《论道家道教·附录》，附于本文之后，以资参考。[3] 详情请参看我的《成玄英的身份考》一文，发表于《世界弘明哲学季刊》2000年3月号，国际网址：[4] 关于佛教的规定性，本人在《论佛教》一文中认为：“佛教应当是这样的一种宗教：以一定形式的烧香、拜佛、诵经、念佛或坐禅为基础，以释迦牟尼佛为教主，以解决个体的身心性命问题为核心，以个体的解脱或成佛为最高目标，以有着共同或相近理念的人群所组成的具体的具有完整或相对完整之礼仪规范体系与道德修炼准则的组织为纽带，在日常生活中努力实践佛陀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的教诲。我认为，只有符合这些条件的才是正信的佛教，反之，就是歪门邪道，就是打着佛教旗号的骗子。”详见《世界弘明哲学季刊》2000年12月号《论儒家》，国际网址：] “昼夜常说无上道教”、“普现大乘菩萨道教”和“广说道教”。[6] 《弘明集·卷第十二》[7] 《弘明集·卷第十二》[8] 关于儒家的规定性，本人在《论儒家》一文中认为：“我们应当从两种角度来把握儒家：其一，是集体的角度；其二，是个体的角度。从集体的角度说，儒家指的是孔子所创立的以仁义道德为主要内容、以修齐治平为毕生理想、以五经为基本典籍、以祭祀为必需行为并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舞台上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一种宗教。如果从个体的角度说，儒家则是指构成儒家这一集体的人。由于个体的儒家（Confucian）满足不了构成宗教的七要素，它不能成为宗教；集体的儒家（Confucianism）由于满足了构成宗教的七要素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宗教，所以人们都习惯上称之为‘孔教’或‘儒教’。”详见《世界弘明哲学季刊》2000年9月号《论儒家》，国际网址：[9] 《全唐文·卷第九十五·禁僧道毁谤制》[10] 《弘明集·卷第十一》[11] 《弘明集·卷第十二》[12] 《弘明集·卷第一》[13] 《牟子理惑论》（《弘明集·卷第一》）[14] 当然，此处的“道”不仅仅是辈分，更含有具体辈分的相应做人原则的意味。[15] 《弘明集·卷第一》[16] 《广弘明集·卷第一十五·三藏圣教后序》[17] 《弘明集·卷第一》[18] 《周易·系辞上》[19] 《论语·公冶长第五》[20] 《论语·公冶长第五》[21] 《论语·泰伯第八》[22] 《论语·宪问第十四》[23] 《论语·宪问第十四》[24]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25] 观一切众生苦如地狱等。[26] 公元３２～９２年。[27] 请参看罗光《中国哲学思想史·两汉南北朝篇》第654页（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8月版）[28] 即：道即自由的境界，道即神仙方术，道即思想体系，道即规律，道即方法。[29] 有关“宗教”的定义，我在《论宗教》一文中有专门的探讨。我认为，所谓的宗教，其实不过是同一定形式的祭祀或礼拜活动有关的以解决个体的身心性命问题为核心、以一定形式的身心性命的完善和超越为最高目标的有着共同或相近理念的人群所组成的具体的具有完整或相对完整之礼仪规范体系与道德修炼准则的组织总和的称谓。不管这种具体的组织总和内有多少宗派，都不可避免地会尊崇一个公认的创始人，比如释迦牟尼佛、穆罕默德等等。虽然它的中心点是个人，但独木不成林，只有符合这个具体的组织总和的种种规定性的才是宗教。详见《世界弘明哲学季刊》1999年12月号，国际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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