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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野鹤：方舟子现象(一)令人生疑的反腐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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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一）　　――令人生疑的反腐英雄　　野　鹤　　要解剖方舟子现象，自然不得不从方舟子谈起。　　方舟子确实在学术范畴打了一些假，也确实称得上是英雄，有“新语丝”网上的“立此存照”和他的《溃疡――直面中国的学术腐败》等书为证，白纸黑字，是谁也无法抹杀的。但是，却需要对这些事实加以分析，不仅要去伪存真，而且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去伪存真需要核对事实，非我所能及。我只能进行力所能及的分析。　　一　有恃无恐的打假英雄　　如果将文革时期的那些所谓革命造反派的行为，也视为一种对于“假革命”、“伪革命”的“革命打假”活动，他们似乎也同样称得起那个时代的“革命打假英雄”。当然，只能是按照那个时代革命主旋律的逻辑和标准。现在，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时代变了，主旋律也就从“抓革命，促生产”、“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变成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其逻辑和标准自然也就跟着变，革命的打假活动，也就转化为科学的打假活动，革命打假英雄理所当然地也就化为科学打假英雄。这叫做时势造英雄。　　在我们这个历史悠久、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脱颖而出成为英雄，虽非易事却也似乎并不太难，例如舍身去救落水儿童、孤身与匪徒搏斗、数十年如一日地舍己为公或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但要成为打假英雄，可就难多了。因为，前者主要是舍己，只要豁得出去，便十有八九会众口交赞；后者却主要是伤人，打得越多，伤人越众，被打者的社会地位越高，打假者的政治风险便越大，闹不好就会身败名裂，落得个众口铄金的下场。所以，要想成为打假英雄，单是豁得出去还不够，必须有过硬的政治背景或靠山，先有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例如，古代的官员要想在官场惩贪（官）打假（忠臣），必须有皇帝的默许，获得御赐的一个专用奏章匣子（匣子虽不上锁，却除了皇上谁也不敢私自打开），有了直接向皇上汇报请示的特权，才敢放手去干。文革时期，之所以“遍地英雄下夕烟”，也并非是由于大家都突然抛弃了“不为最先”、“出头的椽子先烂”一类的祖训，全都豁了出去，而是因为有毛|号召和中央文革小组指挥，等于是奉旨造反的缘故。　　同样，方舟子之所以“敢把皇帝拉下马”，也并非他的骨头比我们13亿同胞都更硬，而是由于他定居加利弗尼亚，背靠当今科技第一强国，有了立于不败之地保证，你能奈他何？所以，拥有13亿人口、人才济济的中国，只能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参见注一）　　因此，尽管方舟子的英雄事迹叩人心弦，却注定后继乏人，就连他的追随者们，也大抵只是托庇于新语丝，跟着鼓噪，鲜有敢于挺身而出传其薪火者。俗话说：“就算浑身是铁，又能打多少钉？”那么，这等孤胆英雄，除了名扬天下，又能奈中国的腐败何？　　二　学术打假的实质　　方舟子在名义上是在进行学术打假。但是，众所周知，中国是具有深厚官本位文化传统的国家，学术腐败从来是政治腐败的副产品，所以，方舟子的所谓学术打假，归根结底也就是政治反腐，其矛头之所向，最终还是中国的政治体制。这一点，方舟子是清醒而又自觉的。例如，江晓原教授在为方舟子的《溃疡――直面中国的学术腐败》一书所写的序中，将他称为“少侠”，方舟子也当仁不让地以侠客自居，认为“这段描写不错，有声有色，这个称呼也比较对我口味”，并且谦虚地说：“现在的中国学术界体制不健全，像古代的江湖，所以还是需要侠客的。等到体制健全了，侠客也就该退隐江湖了。”（方舟子《以“科学”和“爱国”的名义――学术腐败在中国》，【新语丝电子文库】，）然而，就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在夸耀了“美国已有程序化的正规渠道来处理学术腐败问题”之后，却又断言：“中国官场已这么腐败，再建一个官僚机构，也难免不腐败，不仅起不到打击学术腐败的作用，说不定还被用来保护学术腐败”，“看到了中国学术界这么多黑暗，我感不感到绝望呢？我从来不抱希望，所以也不感到绝望”。在另一篇文章中则说：“中国社会科学早就烂透了，管又有什么用？”（方舟子：《现在的北大教授更不难当》，【新语丝电子文库】，）　　更有甚者，在“9.11”事件发生后，他竟断言：“中国人百分之八十为发生在美国的恐怖主义行动叫好”（方舟子：《多少中国人在幸灾乐祸？》，【新语丝电子文库】，），宣称：“如果说恐怖主义袭击可以动摇美国的大厦却不能动摇美国的根基的话，对恐怖袭击的欢呼却暴露了中国社会的道德根基已腐烂到了何等程度。”（方舟子：《比世界贸易中心的倒塌更可怕的》，【新语丝电子文库】，9.12）中国历来以道德立国著称于世，现在连道德根基都腐烂透了，岂不腐败到了不可救药个地步？那口吻，比当年的造反派仅仅宣布中国的党政机构统统烂透了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仅如此，他还倡议建一个民间的“科学道德全国委员会”，来取代或监督腐败的官场。甚至还“在国内与几位院士商量了一下”。不难想像：这个“全国委员会”一旦成立，就必定是或不可能不是一个政治组织，其斗争范围或打击面也绝不可能限于学术范畴。而且，按照方舟子的狂妄性格与斗争资历，即或不出任主席，至少也铁定是主席团成员。这显然超出了学术或侠客的范畴，其“武林霸主”政治抱负与权力欲也就跃然纸上。可见，他的所谓学术打假活动的实质，归根结底也就是权势二字，与当年的造反派先打倒、后取代的行为又是何其相似乃尔！大有“要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味道。　　事实上，他所采取的打假方式，大抵也与文革造反派同出一辙――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大辩论，大民主，只不过将那一套搬到网上，将舞台扩展到了国外。甚至连辩论的手段与口吻――诸如口含天宪，武断专横，上纲上线、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全盘否定、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等等，也皆与当年的造反派肖似（在下面还要具体分析）。　　什么叫做沉渣泛起？这就是。　　但在这沉渣的背后，还有更深刻的文化渊源，那就是早已成为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根深蒂固的权势情结，即我们通常所谓的“以天下为己任”、“治国平天下”、“学而优则仕”、“替天行道”、“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等诸如此类的格言所浓缩的那种权势观。难怪一位西方传教士感慨系之地说：“中国人人都是政治家。”若用我下放农村时所遇见的一位年轻的民间“斯宾诺莎”的话说，就是：“俺们村呀，就是一个木头撅子，只要给他扣上顶干部帽，也得发疯。”也就是说，中国人对于权势有一种特有的、根深蒂固的嗜好，无论是干什么的，也无论社会地位的高低或文化程度的深浅，只要有条件和机会，便要过一把权势瘾。而 “受招安”也无非就是“优则仕”的变种，同归“权势欲”的殊途罢了。　　这是中国的“家国同构”文化传统所决定的，并且早已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或集体无意识。所以，无论方舟子的观念多么西化或美利坚化，骨子里毕竟还是个中国人，不过是个假洋鬼子耳。　　三　反腐的标准　　所谓打假，归根结底是制止腐败。所以，与其说方舟子是位学术打假英雄，莫如说是位反腐英雄。　　何谓腐败？归根结底乃是一种文明病，一种文明社会才有的巧取豪夺的痼疾，一种中外古今任何社会、任何时代皆概莫能外的社会癌症。迄今为止，除了形形色色的乌托邦理想社会，一切文明社会中，找不出一个能够治愈这个顽疾的先例。所以，如果有一位美国的什么“圆大副”，也像方舟子似的定居深圳，专门从事反对美国腐败的“学术打假”活动，其成果与名头也肯定不会让方舟子专美于前。　　就拿癌症来说吧，据《自然》杂志在线新闻报道，一项新的研究表明，相同的蛋白质控制着干细胞和癌症细胞的增生。也就是说，癌症乃是由于蛋白质的控制出了问题，致使癌细胞大量增生的结果。由此可见，癌变细胞也就是或可能是人皆有之的，只有当癌变细胞发展到一定程度，才是癌症。而且，患了癌症也并非没有痊愈――即将癌变细胞重新抑制在一定限度之内――的可能，只有当细胞癌变到无法控制的地步时，才意味着死亡。　　从哲学的角度说，癌变细胞的泛滥主要是内因造成的，同样，癌症的治愈也主要靠内因。内因的作用如果小于或低于一定限度，再好的外部治疗也无济于事。反之，内因的作用在一定限度之上，再加上外因的作用，使内因作用不断增强，抑制住癌变细胞的泛滥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腐败亦然。即腐败是文明社会的普遍现象，只有腐败到了一定程度才能称之为腐败的社会，只有当社会自身已然无力遏制腐败的泛滥之时才会崩溃。所不同的是，人死便不能复生，而社会则可以通过改朝换代，从头再来一遍――从一定意义上说，无非也就是从携带“腐败细胞”开始，直到再次改朝换代。有的朝代抑制腐败的内因作用较强，存在的时间就相对长久，有的则相对短暂。只有连改朝换代也遏制不了腐败之时，这个文明才到了寿终正寝之日。　　明乎此，便有了一个腐败标准或程度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现在的中国究竟腐败到了什么程度？内因作用或自疗机制究竟在一定限度之下还是之上？已然达到崩溃的边缘还是正在向内因作用不断增强方向发展？这是任何一个正直、善良、严肃、负责的中国人，特别是致力于反腐倡廉事业的人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就像大夫治病，必须先望闻问切，对病情作出正确判断，然后才能对症下药。只有那些醉翁之意不在酒，旨在趁火打劫，火中取栗的造反派英雄，才会无视或回避这一望闻问切的前提，甚至故意耸人听闻，制造混乱。　　那么方舟子现象属于前者乎？抑或后者？用哈姆莱特的那句名言来说：“这是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的最后解答者也正是他们自己。　　四　历史的教训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反腐最激烈的大约就是贫民出身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他一登上皇位便告谕群臣说：他对贪官污吏“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立法禁，凡遇贪官污吏蠹害百姓的，绝不宽恕”。洪武四年十一月立法，下决心肃清贪污。洪武二十五年又颁布《醒贪简要录》，规定官吏贪赃六十两以上，不但要砍头，还要剥皮楦草 ――活生生地将他的皮完整地剥下来，塞以稻草――立在衙门公座旁示众。以致从明朝开国以来，“两浙、江西、两广、福建的地方官因贪赃被杀的人很多，很少有人能做到任满”……正如吴晗先生所说：“洪武一朝……是历史上封建政权对贪污进行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杀戮贪官污吏最多的时期。”结果又如何呢？用朱元璋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欲除贪官污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今后贪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了。”（以上引文均引自吴晗《朱元璋传》，P196，北京，三联书店， 1965）即或如此，也依然没有改变随杀随犯的现实。朱元璋一死，不但他的激烈反贪政策也跟着寿终正寝，而且贪污腐化、骄奢淫逸几乎成了明朝终其一代的主旋律。　　其次大约就数农民出身的毛|了，他对贪官污吏的深恶痛绝不在朱元璋之下，为了惩贪反腐，纯洁革命队伍，开国之初，便杀了刘青山、张子善。晚年，为了防修反修，他不惜采取大民主的方式，发动全党全国的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将几乎所有的“当权派”，统统拉下马来进行审查、甄别，并试图在斗争中发现和提拔新生力量，重建新型的政治体制和干部队伍。这想法不错，却依然是以失败告终――先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打倒，后来又不论真伪优劣一律复职。在这里，且不去关注毛|发动“文革”的真正动机、失败原因或功过得失，单就反腐这一点而言，最大的历史教训是什么呢？恰恰是腐化大普及！一位西方学者说，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打破了千百年来广大人民对于父母官的迷信，树立了广泛的民主意识。我认为纯粹是皮相之见。早在两千年前，陈胜吴广起义时，就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汉代就有了相传为唐尧时期作品的《击壤歌》――“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屈死不告状，饿死不做贼”，“一世做官，九世变牛”……一类的民谚也流传了上千年，中国百姓对于当官的要么趋炎附势，要么敬而远之，哪里存在什么迷信？十年浩劫所真正打破的其实是对于共产主义和拱的理想与信仰。一个人也好，一个民族也好，一旦丧失了理想和信仰，也就丧失了理性和自律，形成“天下乌鸦一般黑”，“洪洞县里没好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不捞白不捞”……一类的破罐子破摔心态。于是乎，便形成了今天的腐败大普及或腐败习俗化。　　由此，我们至少可以引出这样一条历史教训：腐败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根源，单是靠揭露和惩治是不够的，一味地揭露和惩治，就像单凭开刀不但治不好癌症，反而可能刺激癌细胞的扩散一样，往往会导致民心涣散和道德失衡――既然“中国官场已这么腐败”，咱们还清高个什么劲儿呢？从而适得其反地助长腐败的普及化和习俗化。　　换言之，揭露和惩治只是治标，必须与治本相结合，而且，更重要的是治本。一味地治标，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　　那么，以方舟子先生为代表的反腐英雄们，如果是真心实意地为了振兴中华，而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式地趁火打劫，是否也可以借鉴一下诸如此类的历史教训呢？尤其是对于明史情有独钟而且是在“文革”后才出国的方舟子先生。　　五 反腐与国情　　一位德高望重的外科老专家曾对我说：好多病是治出来的。例如，按照西医的理论，胃全切除的标准可以接近90%。但中国医生发现，如果按照他们的标准，术后的死亡率很高，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人和西方人的生活习惯和饮食结构不同。西方人以肉类和乳制品为主，胃消化功能强，留下一点胃就能生存；中国人以五谷杂粮和蔬菜为主，吸收营养能力差，就需要留更多的胃才能活下来。而且，中国人生活节奏慢，不着急，愿意养，也有条件养，所以我们以后对于胃病主要采取保守疗法，实在必需切除时，一般也只切除50%左右。　　可见，文化不同，科学的标准也就会有所不同。他山之石固然可以攻玉，但也绝不能照搬。　　腐败不仅是政治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因此，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便具有不同的腐败主因与次因，腐败的标准也就相应地有所不同。例如，中国文化传统有个重要的内涵就是官本位，因此各个方面的腐败便都必然与官僚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像西方那样，各界皆有一定的自主权，如最近发生的美国贝尔实验室的超导论文造假事件，就与官场没有什么关系，大抵也是由贝尔实验室自己进行调查和处理的。而中国的所谓学术腐败，则不仅是政治腐败的产物，而且还是文化传统―― 即形形色色的长官意志、官僚作风――的产物。这就意味着：必须严格区分政治腐败与官僚主义的界限，切不可将官僚作风及其背后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文化传统，也当成政治腐败。因为，政治腐败可以整治，而文化传统则有如一个人的个性或中国人的黄皮肤、黑头发一样，乃是民族的特性或根性，无法整治，只能一点一滴地改良。又如，毛|时代的腐败主要是权力上的腐败，而今天的腐败则主要是权钱交易的腐败。也就是说，腐败因文化和时代而有所不同，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症下药。　　言必称美国的方舟子先生及其追随者，无视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国情，一味用美国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当然会得出中国的学界、官场乃至“道德根基”皆已腐败的结论。若让他们来当政，他们就必定会毫不犹豫地动大手术，将中国的“胃”切除90％以上，中国不亡才怪。　　更何况，西方社会在资本积累的初期，同样是腐败成风（这是但凡知道一点欧美近代史或近代文学的人都了然的），而且到处掠夺和殖民，烧杀抢掠无所不用其极。用英国非洲史学家巴兹尔?戴维逊的话来说，“抢劫是这样的公开和普遍，似乎并不因此玷污人的品德，也没有人把这样的行为当作错误”，“当他们变得比较富有的时候，欧洲人就以为他们向来就具有一种高于印度或非洲的文明。他们忘记了过去。而他们过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巴兹尔?戴维逊《古老非洲的再发现》， P289－290，北京，三联书店，1973）。　　西方人健忘是他们的事，我们不便干涉（更何况还有一批戴维逊先生这样并未健忘的文化精英），但毕竟还是炎黄子孙的方舟子及其追随者，总不该健忘吧。不过一个世纪之前，“当天津被八国联军攻占之后，一封告诉上海报纸此条消息的电报描述了北方事态的惨状：天津6月15日电――大街上几千具尸体在炎炎烈日下腐烂，城市的大部分还在燃烧……接到这封电报后，当成千上万的腐尸还在眼前晃动，英国人及在其领导下的上海工部局便决定，打着五彩缤纷的旗帜骑自行车举行火炬游行，以表达对北京事件的庆贺”（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P223，海南出版社， 1996）。现在你们竟然用那些强盗们的后裔建立在掠夺和殖民基础之上的文明标准，来称量多灾多难、刚刚起步的中国，并且将中国描述得如此不堪，且不论良心或良知的有无，起码是太不公平了吧？　　中国学者曹锦清说：“工业发展需要积累资本，问谁要？西方国家好解决，向海外贸易要，向殖民地要，而我们只能向占人口多数的、最贫困的农民要。”（曹锦清《“三农”问题不在三农本身》，《东方》，2002年第8期）补充一点，就是还得向“拉动内需” 要。脑白金、核酸营养品一类的保健品虽然与广告宣传不符，的确是商业炒作。但毕竟不是毒药、害药，还多少有些诸如安眠或心理安慰之类的保健效果，其社会危害，并不比那些昂贵而且具有一定毒副作用的特效西药更大，却有利于拉动内需，积累资本，缓解下岗职工的失业压力……总的来说，恐怕还是利大于弊。方舟子及其追随者却要摆出一副道德家和卫道士的面孔，抓住不放，大做文章，就像卫生主义者要用手术室的灭菌标准来规范国民的卫生，并且将所有的不卫生现象统统视为 “腐败”似的，要求中国的商界或政界纯洁清明如婴儿一般，否则就是腐败。且不论是何居心，古今中外又有哪个国家或社会能够符合这等高标准？美国能吗？方舟子及其追随者们自己能吗？　　六 总而言之　　方舟子及其追随者的打假或反腐，如果确是为了振兴中华，那么就应该像大夫一样，首先对病症和病人作出正确判断――是一般的伤风感冒？是疑难重症？还是不治之症？病人的体质和心理状况如何？有无其他病史？是遗传还是传染？家庭条件和环境如何？……然后再对症下药――是采取保守疗法并向病人推荐其他病人痊愈的经验教训？是动大手术？还是让家人准备后事？然而，从方舟子及其追随者的架势和口吻来看，不知怎么的，总给我以要大家“准备后事”的感觉，不知是我神经过敏？还是情况真是严重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抑或是造反派阴魂不散、权势情结沉渣泛起所制造的喧嚣？　　望方舟子及其追随者们三思。　　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3期　　以下转载者的注释　　注一　　记者：你有美国绿卡，是否曾经想过以后回到美国去？　　方舟子：短期内不会，以后说不好。打假的工作我还要做下去。　　（来源：《新京报》 ，《方舟子遇袭后首次露面：现在出门肯定不一个人》）　　方舟子没有中国户口和身份证，他手里拿的，是美国的绿卡，此前他是中国美国两地跑，最近两年才稍微安定了一些，但他说，以后还是要回美国去的。　　（来源：《南都周刊》，《方舟子十年打假路》）　　而2007年方舟子提交给武汉江汉区人民法院的《诉讼管辖异议申请书》也证实了这种说法：　　诉讼管辖异议申请书　　申请人：方是民　　因肖传国诉金报电子出版中心、方是民名誉权纠纷一案，本人方是民现提出级别管辖与地域管辖异议，理由如下：　　一 级别管辖异议　　……　　（二）本案客观上存在涉外因素，应作为涉外案件处理。　　方是民持有美国永久居住证（英文：PERMANENT RESIDENT CARD/俗称“绿卡”），在美国居住。福建省云霄县外事侨务办公室出具《证明书》证明：方是民“为定居美国的华侨”。　　……　　此致　　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异议人：方是民　　二OO七年二月二十日　　（来源：新语丝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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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关于方舟子现象 （二）洋奴气十足的绝对真理观文章提交者：grandee2002 加帖在 文化散论 【凯迪网络】 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二）　　――洋奴气十足的绝对真理观　　野　鹤　　方舟子及其追随者的另一大社会活动，就是宣扬洋奴气十足的绝对真理观。所谓绝对真理观，就是将一些所谓的国际学术界共识的理论或观点，当成不可动摇或不容怀疑的绝对真理，并以此划线，将所有试图质疑和挑战这些理论或观点的人，不分清红皂白地统统斥之为“不懂装懂”、“无知无畏”、“狂妄”、“骗子”、“神创论”、“反科学”、“反人类”……似乎，他们所坚持和维护的不但是绝对真理，而且在中国也唯有他们掌握了绝对真理。　　人类的起源　　达尔文在1871年出版的《人类起源与性的选择》一书中，最早提出了非洲是人类的摇篮的假说。尽管一个多世纪以来，随着考古技术的发展与人类化石的不断出土，特别是东非考古人类学的丰硕成果，使这一假说获得越来越多的实证；但另一方面，从它提出伊始，也一直受到各方面的挑战和质疑，并提出相应的欧、亚起源说或多地区起源说。而且，形形色色的挑战和质疑，同样也随着考古技术的发展与人类化石的不断出土而不断发展。中国古人类学学者周国兴就指出：“我国人类化石某些形态特征的相承性，也支持了多地区论。例如距今170万年前的元谋人的上门齿舌面呈铲形，这一特征在后继的北京人、丁村人直至东亚地区现代人中均有体现……在古文化方面，主要是石器制作技术上承袭了祖先的技术，而看不见来自非洲的因素。这也是对多地区论的支持。”（周文斌：《古人类学家周国兴评柳江人》，新语丝，日）最近，生物学权威杂志《分子生物学和进化》发表的美国芝加哥大学于宁等人的文章也说：他们“通过来自欧洲、非洲和亚洲的62个个体样品，对人类X染色体中的10346个碱基对的非编码区序列做了序列分析和物种系统发育研究，证明人口的扩张是非常晚近的事情……亚洲和欧洲人种并非来自早先科学家们所认为的非洲某个小部落人群”（《科学时报》日）。　　也就是说，人类起源的问题始终是个假说，从未形成过什么“国际学术界的共识”。正如中国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学家们所指出的：“人类起源与演化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既有理论问题，也有化石证据不足的问题，光靠一两个学科、一两种方法是无法弄清的。任何时代取得的科研结论都只是相对真理而不是绝对真理。”（《我们是土著还是移民的后代》，《科学世界》2002年第11期）　　方舟子却断言：“人类的故乡在哪里？这是一个国际学术界早已解决的问题。”“非洲，特别是东非，是人类的故乡，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共识。分子遗传学的多项研究也与这种看法一致。”并认定中国古人类学家对于这一“共识”的质疑，不过是为了争“面子”、过“嘴瘾”。他还洋奴气十足地揶揄道：“如果想要恢复中国作为人类故乡的地位，就该老老实实地去寻找可以跟南方古猿竞争的早期人科化石，尽管这样的希望十分渺茫。”（方舟子：《人类的远祖起源于中国吗？》，载《中华读书报》，日）言下之意，自然是训诫中国的学者不必再去做这等为图虚名而又劳而无功的蠢事。这不仅是对中国的古人类学界和古生物学界的诬蔑与否定；而且，也是对于达尔文的这一假说所有挑战和质疑的全盘否定。因为，迄今为止，的确还未在非洲以外发现200万年以上的人类化石。然而，正如人类迄今为止从未登上过火星，决不等于人类是否能登上火星的问题早已解决一样；迄今尚未发现足以推翻这一假说的化石，也决不等于这一假说就是绝对真理。　　更何况，对于假说的挑战和质疑正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学术界”都像方舟子似的，将达尔文的假说视为不可逾越的绝对真理，又有多少人还会去致力于艰苦而又枯燥的考古发掘？如果中国的科学界也向方舟子似的，将所谓“国际学术界共识”视为不可逾越的绝对真理，岂不永远摆脱不了被奴役和被压迫的学术殖民地命运？　　要之，方舟子关于“人类的故乡在哪里”的所谓“国际学术界共识”，只不过是具有暂时和表面多数的一种假说。随着科学的发展，随时都在被修正，随时都可能被否定。而方舟子却将它视为“国际学术界早已解决的问题”和不可逾越的绝对真理，并用以蔑视中国的古人类学和古生物学界，充分暴露了他和他的追随者们洋奴气十足的绝对真理观。　　达尔文进化论　　达尔文进化论同样也是只具有相对真理性的假说，因此，自1859年他的《物种起源》问世以来便不断地被修正。一百多年来，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先后出现了美国遗传学家戈德斯米特的“大进化”观、德国学者德沃夫的“新灾变论”、日本科学家木村资生的“中性学说”、法国数学家托姆的“突变论”、美国科学家埃尔德雷奇和古尔德的“间断平衡论”、德国理论物理学家哈肯的“协同论”等等，他们从不同方面修正了达尔文“自然界没有飞跃”的渐变说和“没有任何激变曾使整个世界变成荒芜”的渐灭说，否定了他的直线式进化是生物进化唯一模式的线性进化模式，提出了比生存竞争说更全面、更准确的协同进化和系统进化说，挑战和质疑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说……这些修正至少可以说明两点：　　一，达尔文进化论确实是假说。正如恩格斯所说：“科学史就是把这种谬论逐渐消除或更换为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谬的历史。”（《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4，P485）　　二，进化论学说早已超越了达尔文学说的范畴，成为整个科学界的一种综合理论。其内涵也早已超出生物学或考古学的范畴，成为包含宇宙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生态学、物理学、化学、统计学、数学、哲学……几乎所有学科的综合学问。因此，进化论不但已不再是达尔文的专利，而且已然不再是一个统一的学说，而是一个多元的、其说不一、争执不休的、汇聚在“进化”大旗之下的“多兵种集团军”。　　也就是说，达尔文进化论早已不是一种具有统一答案的一元学说。所以，为方舟子所称道的著名进化论者、古生物学家、科学史家和科学散文作家杰?古尔德才说：“事实上，我比较怀疑一种诚实的探讨会找到答案。我们可以明确地解决小问题……可以合理地处理中等程度的问题……大的问题则只能听从自然的丰富多彩摆布――变化可能是定向的或无目的的，逐渐的或剧变的，选择的或中性的。我为自然的多种多样感到欣喜，把确切性的幻想留给政治家和说教者吧。”（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P304，北京：三联书店，1997）　　可见，仅仅入了生物化学的门槛便又退了出来的方舟子，及其连门槛的边儿都没摸着的追随者们，充其量不过是些“政治家和说教者”，有什么资格以进化论的内行自居，“天纵神明”地剥夺其他学科的人的发言权？又凭什么捏造所谓的“国际学术界共识”，并将它当成不可逾越的绝对真理，口含天宪地将他人的质疑和挑战，统统说成是“伪科学”、“反科学”？　　更何况，生物进化学说直接关系到人类的起源、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和未来的命运等终极关怀问题，正像法律和法规并非法律学家的专利，每一个公民都有权议论、质疑和挑战它一样，每一个关注人类命运、具有终极关怀意识的人都有资格去议论、质疑和挑战进化论。是谁规定了只有生物化学家才有发言权？对于外行议论，可以解释、教育或批驳，又凭什么以科学主子自居，将他们的议论统统视为“垃圾”，连损带挖苦地封杀，动辄扣上“神创论”、“伪科学”、“反科学”、“反人类”一类的大帽子，企图将他们一棍子打死？这种只有专家才有发言权的论调，与文革时期只有“红五类”才许革命的血统论又有何区别？　　事实上，随着科学日新月异的发展，科学家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现有进化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充分证明了1986 年美国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进化论者――沃尔森教授具有代表性的讲话：更趋完善的生物进化论需要新一代的达尔文、辛普生、赫胥黎或“生物学方面的爱因斯坦”才能实现。（转引自徐钦琦：《生物进化论如何走出困境？》，《化石》2000年第1期）从这个意义上说，方舟子们不正是打着捍卫达尔文进化论旗号反对进化论的进化吗？　　再说，任何科学的发展和进步都是老老实实地研究和实干出来的，而不是“捍卫”出来的，你们挂着“专家”和“内行”的幌子，不老老实实地去搞科研，却热衷于“捍卫”，谁知道你们究竟捍卫的是什么？　　有趣的是，为了否定进化理论是假说，以基督教死敌自居，认为耶和华是“杀人魔王”，“基督教从立教时起，就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大毒瘤”的方舟子，竟然不惜自贬身价拉教皇作盟友，说什么：“连天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他也已承认‘进化论不仅仅是一个假说’。”（刘华杰：《网上再访方舟子》，【新语丝电子文库】 日）如果他能拉上一位（哪怕仅仅是一位）权威学者或科学家，来支持他的“非假说”说，又何至于出此下策？　　更有趣的是，《科学》2002年第6期上刊登的Rodger Doyle的文章《进化论的退却》，说：2001年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占全美人口整整45％的人赞同神创论观点，进化论课程激起了人们对人类生存的自然界的忧虑，而反进化论者则利用这点来宣扬神创论观点，以致神创论者正在改变美国州立教育标准。言必称美国的方舟子也明明知道：在20世纪初，美国就“成为了世界反进化论的中心”，“原教旨基督教在美国势力庞大（约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是原教旨基督徒），其反进化论的宣传攻势也相当成功，近十年来，调查表明，美国公众接受进化论者从来就没有达到一半”。（方舟子：《“起源之战”没有中立者》，《中华读书报》，日）相形之下，历来缺乏宗教意识，大约连进化论和神创论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都不甚了了的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对于进化论似乎根本构不成威胁，按说，捍卫进化论的当务之急应该在美国才是。然而，身居美国的方舟子却偏偏要到中国来大张旗鼓地捍卫进化论，岂不是避实就虚、声东击西、小题大做、无的放矢？他的那些追随者们，对于进化论和神创论的了解，大约也比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高明不到哪里去，却也捕风捉影地跟着鼓噪，岂不是盲从到家了？　　探索与实证　　方舟子曾说： “探索、怀疑、实证、理性，是科学精神不可分割的四个方面。孤立地强调某一方面，都是在为伪科学大开方便之门，或者有阻碍科学发展的危险。”（方舟子：《什么是科学精神？》，《中华读书报》，日）暂且不论他的这一定义正确与否，假定它是对的。但我们也不能只“察其言”，还要“观其行”。一观，问题便来了。　　例如，他在《植物真的具有感情吗？》（《科学世界》，2002年第6期）中，开头便说：“植物会有像人一样的感情吗？这本是一个傻问题。”然后，便把庞天舒女士和***放在一起进行批驳，并将美国的测谎仪专家巴克斯特揪出来示众，指出他所宣布的新学科――“植物心理学”，及由此而引发的所谓“生物能量场”理论和“巴克斯特效应”等谬论，早在30年前就被康奈尔大学的霍洛威兹等3名生物学家的严格的科学实验推翻了。最后宣布：“科学界对此已有定论。因此与***所宣称的相反，并没有科学家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并感慨系之地说：“谬论有时候要比真理流传得更久远。” 若仅仅就揭露“科学普及中混杂的谬误”和“人与地球丛书”的商业炒作现象而言，这篇文章大抵还算不错。那么，问题在哪里呢？至少有三：　　一是定论不等于真理。即或是成为一个时代全体科学家共识的定论，也只是“比较不荒谬”的假说而非真理。例如“以太说”，最早是古希腊哲学家没有经过任何“严格科学实验”，全凭思辨所设想的一种弥漫在宇宙间的媒质。若按照方舟子及其主要追随者赵南元教授的标准，自然是不可靠的“胡说”。然而，正是这样一类的 “胡说”推动了西方古典科学的发展。到了17世纪，笛卡尔为了解释行星的绕日运动，再次提出“以太说”，认为宇宙空间并非真空，而是充满了以太，整个太阳系处于以太阳为中心的以太大漩涡中，从而形成以太论的第一次高潮，并在此后近一个世纪的期间内，一直是西方科学界的定论或共识。直到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断定宇宙是与牛顿力学相适应的绝对真空，笛卡尔的“以太说”才作为一种“胡说”被抛弃，而“真空说”则取代“以太说”成为定论和共识。又过了不到一个世纪，随着光的波动性、特别是电磁场的波动性的发现，新的“以太说”再次兴起，认为以太是一种透明、无重量、无磨擦阻力、而且用化学或物理实验都不能探测的东西，渗透于所有的物质和空间，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又否定了牛顿的绝对真空，形成以太论的第二次高潮。但1881年，专门为探测地球穿过以太的运动而设计的迈克耳孙－莫雷实验，给这种“以太说”以致命一击，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则又进一步完善了牛顿的绝对真空说，使第二次以太论再次沦为“胡说”。但爱因斯坦并未彻底抛弃以太论，而是在广义相对论中重新将其引入，谓之“广义相对论以太”，20世纪60年代各向同性微波背景辐射的发现，被某些学者看作是对爱因斯坦新以太说的印证，从而使“广义相对论以太”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再次成为“国际科学界共识”。可是，爱因斯坦的真空论毕竟属于经典真空论，随着量子力学和量子真空论登上物理学舞台，越来越的科学家开始意识到：真空再也不空，其中充满被称之为零点振荡的量子涨落和真空凝聚。从而也就意味着更新的或更高层次的以太论的涅，并且再次使牛顿的绝对真空成为“胡说”。　　这样的事例在科学史上比比皆是。　　由此可见，确实如恩格斯所说：“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3，P561）　　那么，方舟子辈凭什么将30年前建立在3名生物学家的所谓定论，视为不可逾越的真理，断定“植物也有感情”的猜想或假说就一定是谬误呢？一个多世纪之前，认为动物不会制造工具，只有人类才会制造工具的观点，不也曾是那个时代包括马克思都承认的定论和共识，现在呢？还能说“动物也会制造工具”的说法是谬论吗？不过一个多世纪之前，谁会相信不但没有任何“中枢神经系统”，而且也不具备任何感觉器官的细胞，其内部和细胞之间会有“通讯联络”？而现在的分子生物学已然发现从最微小的细菌到所有有生命的物体，其基因中都隐含了预测密码，那么，又怎见得一个世纪之后，科学家不会用更先进、更严格的科学实验，证明没有“中枢神经系统”的植物也会有感情呢？　　二是方舟子所谓的“探索、怀疑、实证、理性”，只是12～13世纪才在欧洲兴起的近现代科学的特征或特质，而非全人类共同的科学精神。全人类共同的科学精神应该是：连动物都具有的好奇心和在此基础之上进化出来的、人类所特有的求知欲与想象力。上述最早的以太说，就是古希腊人强烈求知欲与想象力的产物，虽然没有“严格的科学实验”，却推动了哲学与科学的发展。可以说，一切科学的发现或发明，无不都是好奇心、求知欲和想象力的产物。所以，学贯古今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埃尔温?薛定谔说：“好奇是激发剂。科学家的首要需求就是好奇。科学家必须具有好奇和渴望发现的能力。”（薛定谔：《自然与古希腊》，P53，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爱因斯坦则说：“想象比知识更重要。”　　更确切地说，正是广大无知无识的民众，出于好奇心、求知欲和想象力所提出的“傻问题”，推动了科学家的探索活动。如果将近现代科学比作一棵已有400多岁的大树，那么，广大民众所提出的形形色色的“傻问题”，便是它的根系，而且，最长的“根”或最大的“傻问题”：天是什么？至少已有二三百万岁的高龄。　　明乎此，便应该懂得：对于形形色色的“傻问题”只能引导而不能封杀，封杀它们就等于切断了科学的根系，也就等于封杀科学。　　事实上，形形色色神秘现象的“傻问题”――诸如植物具有感情吗？血型与人的性格有没有关系？是否存在飞碟？百慕大三角是怎么回事？……包含着大量有待探索的未知现象。而方舟子却以“学术警察”自居，不是积极地加以引导，而是凭着他现有的那点有限的科学知识，打着科普的旗号，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否定，将有关神秘现象的议论统统说成是“伪科学的泛滥”，一味地挥动所谓的“奥卡姆剃刀”进行封杀。无论其主观动机是什么，其客观效果都是对科学发展的釜底抽薪。尤其是处于现代科学刚刚起步阶段的中国的民众与青少年，比起他们的那些只懂得修齐治平、一心以天下为己任而对其他事情不甚关心的祖先和前辈们，开始对这些历来被视为怪力乱神的事物产生兴趣，实在是中华民族的一大进步。当然需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加以引导，但更需要保护，而绝不是方舟子式的蔑视、挖苦和封杀。　　三是科学研究从来是全民的共同事业，而绝非是只有科学家才有资格进入的贵族俱乐部。因此，无论是科学家的专业探索，还是非本行的科学家的业余探索，抑或民间的外行的或盲目的探索，甚至是某些利欲熏心之徒急功近利的“探索”，全都应该视为科学探索的组成部分。当然需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却万万不可因为“伪” 或“粗”便将其统统扼杀。更不能用道德标准去加以否定。例如，15～16世纪始于西欧伊比利亚半岛的“地理大发现”，其领导人――无论是麦哲伦、哥伦布还是达?伽马、科尔特斯――都不是科学家，其成员，不过是一群由僧侣、商人、士兵、水手、无业游民、罪犯、个别的学者或研究者组成的乌合之众；其性质是海外冒险和扩张；其主要动机或目的，是改变异端信仰、寻求贸易通道和寻求黄金；其道德准则，则是非我族类，格杀勿论……无论从哪个方面说，皆非科学探索。然而，却大大地推动了科学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作为西方文明的骄傲、基础和核心的现代科学，也正是这一利欲熏心、狂暴凶残的冒险和扩张活动的产物。　　事实上，许多科学的发现或发明，不仅是源于广大民众的好奇心、求知欲和想象力，而且还常常源于许多异想天开的、形形色色的“伪科学”探索。例如飞机的发明，就起源于许许多多不具备任何科学知识，没有经过“严格科学训练”，以为绑上两个人造的翅膀便可飞上天的“妄人”或“狂人”。或者说，正是那些因为无知才无畏的“妄人”或“狂人”的“伪科学”探索活动，冲破了或启发了科学家们被形形色色的科学条条框框所框死的定向思维（例如，莱特兄弟发明的飞机已然上了天，竟还有物理学家公然宣称载人飞行是违反物理学定律的），触发了他们的创造灵感。用方舟子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有偏见的、非纯客观的研究过程未必不能得到客观的结果，正如走了弯路未必不能达到目的地。”（方舟子：《慎勿乱说生物学――评陈蓉霞》,新语丝，日）　　那么，又怎见得被方舟子轻蔑地称之为“原是纽约市的警察”，在“一所野鸡学校获得‘补充医学’（江湖医术的代名词）的‘科学博士’学位”的巴克斯特，所进行的“伪科学”探索，就不会触发其他科学家的创造灵感，去进行有关“植物是否有感情”的科学探索？又根据什么武断地说：“并没有植物学家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呢？　　若按方舟子的科学精神定义，他事实上也就是在用实证封杀探索。　　总而言之　　任何科学学说或理论都不过是一种假说，将所谓的“国际学术界的共识”视为不可逾越的绝对真理，显然是违背科学发展规律的一种反科学思潮。看来，动辄判别人以“反科学”罪名的方舟子辈，恐怕才真正是洋奴气十足、打着科学旗号反科学的江湖骗子。　　日初稿 日改定　　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4期 ================================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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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关于方舟子现象（三）为辩而辩的偏执狂文章提交者：grandee2002 加帖在 文化散论 【凯迪网络】 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三）　　――为辩而辩的偏执狂　　野 鹤　　若孤立地看方舟子的某篇或某些篇文章，你会觉得他的确言之凿凿，而且知识渊博，才思敏捷，鞭辟入里，但是，如果将他的另一篇或数篇同样是言之凿凿，而且知识渊博，才思敏捷，鞭辟入里的文章，两相对照，便会产生困惑――他究竟站在什么立场？到底想坚持什么观点？就好像是你说乌鸦是黑的，他就引经据典地说乌鸦是白的；若另一个人说乌鸦是白的，他立即又引经据典地说乌鸦是黑的。使我想起老牌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的一句名言：“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当然，其最终的目的恐怕还是有的，大约就是成为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武林霸主――辩倒所有对手的“真理化身”。难怪他傲气十足地对采访者宣称：“要让我承认失败或犯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对于这样一位为丧失理性、为辩而辩的偏执狂，你能奈他何？　　不计目的的辩论狂　　9.11事件发生前，方舟子曾在网上义正辞严地批驳《华夏文摘》的反爱国主义宣传，他在文章中说：　　我们牢记百年前、几十年前中华民族所受的外辱和影响至今的后果，是为了奋发图强，而不是“把一切责任赖到别人头上”，当然，别人的责任也不能一笔勾销。　　“真正学会平等待人”，“物我两忘地融入世界文明”之类的高调，是否该唱，要看是对谁、在什么时候说的。　　“爱国”是一种爱情，爱情这玩艺，很难做理性分析，不好多问个为什么……只要想想印第安人当年以鸡蛋击石头的抗击殖民者的悲壮史，看看至今印第安人虽已无力回天而仍然不忘几百年前的屈辱，把美国法定的“哥伦布纪念日”视为屈辱日，中国人牢记百年前的屈辱又算得了什么。　　爱国是人之常情，也是现实的需要。既然世界还未大同，国与国之间还存在竞争和对抗，那么，热爱自己的祖国，就像在私有制社会爱护自己的财产一样，天经地义，对于受压迫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新语丝电子文库】）　　确实鞭辟入里，令人感佩。其爱国激情与爱国之道也表达得淋漓尽致。　　可是，9.11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他的爱国激情与爱国之道似乎突然就转了180°，竟然在网上斥责中国人“幸灾乐祸”，说“中国社会弥漫这一股反美情绪”，并义正辞严地感慨道：　　如果说恐怖主义袭击可以动摇美国的大厦却不能动摇美国的根基的话，对恐怖袭击的欢呼却暴露了中国社会的道德根基已腐烂到了何等程度。想到这些缺乏基本的是非观念、不知人道为何物的都是些以后会对中国的命运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的年轻知识分子，就让人不寒而栗。（方舟子：《比世界贸易中心的倒塌更可怕的》，【新语丝电子文库】，）　　两天后，他又在网上贴出《多少中国人在幸灾乐祸？》，断言：“中国人百分之八十为发生在美国的恐怖主义行动叫好”，其根据是：125861位网民的投票。且不论大抵属于小知识分子阶层的125861个网民是否能代表13亿中国人；用不到万分之一的“随机统计”来“实证”全体中国人，是否符合他一贯宣扬的“科学精神”或“科学理性”？就算是，不也正是“我们牢记百年前、几十年前中华民族所受的外辱和影响至今的后果，是为了奋发图强”的表现么？怎么才过了两年，就忘记了自己所说的：“爱国是人之常情，也是现实的需要……对于受压迫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爱国’是一种爱情，爱情这玩艺，很难做理性分析，不好多问个为什么”一类的话，也唱起了像《华夏文摘》那样的“反爱国主义”的“高调”了呢？　　当然，人的观点是可以改变的，更何况他这回所谈的主要不是“爱国”而是“人文主义原则”，因此，同一天，他又在网上发表了《一点声明：我的人文主义原则》，对他收到的“许许多多忠告、警告、谩骂、抗议、威胁信”及“反驳文章”，表示不屑与拒绝，大义凛然地宣布：“虽万千人吾往矣”，显示其捍卫“人文主义原则”的坚定立场和浩然之气。那么，他所谓的“人文主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据他自己说：“按西方的本来定义，是‘一种伦理理论和实践，强调理性，科学探索和在自然界中人类的满足，通常拒绝信神的重要性。’简单地说，人文精神就是科学探索精神、理性精神、世俗精神和反宗教精神。”（方舟子：《对人文精神的背叛》，【新语丝电子文库】，）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他所谓的“人文主义”的实质，无非就是他整天挂在嘴边的“科学理性”。却似乎与 9.11事件及他所谓的“幸灾乐祸”皆拉不上什么关系，不知他何以不去悲壮地坚持大家都明白的“人道主义原则”，偏要来宣布这等不搭界的“人文主义原则”？或许是气糊涂了吧？却又偏偏“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地不许别人也“糊涂”一把。三天后，竟又在网上不分青红皂白地大批特批同样是在坚持“人文主义”原则的余杰。　　余杰在其《丧钟为你而鸣》中，痛心疾首地将所有“幸灾乐祸”的中国人称之为“丧心病狂的‘看客’”、说他们的“幸灾乐祸”是“一个怯懦民族仅存的勇敢”、“是一个自私民族表达‘爱国热情’的唯一形式”……其“人文主义”原则的坚定与激烈，简直比方舟子还方舟子。只不过是由于用了“神”和“撒旦”这两个词儿，又在结尾处引了《圣经》中的一句话，便触犯了方舟子的反基督教情结，居然令他火冒三丈地将自己刚刚宣布的那个充满浩然正气的“原则”置之脑后，不惜同室操戈引经据典地对余杰严加痛斥。（参见方舟子：《失语之后切莫胡言乱语》及其附件《丧钟为你而鸣》，【新语丝电子文库】，））这回倒是有那么点“科学理性”的味道了，却似乎又忘记了他那刚刚暴露的“反爱国主义”的原则和立场。　　方舟子用来痛斥余杰的“经典”就是：卖弄他的历史知识――说1099年，十字军攻陷耶路撒冷后，是如何烧杀掠夺，血洗全城，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宗惨案； 1187年阿拉伯人夺回耶路撒冷后，对于基督教徒又是如何地以德报怨；而基督教徒又是如何地不领情，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发动血洗穆斯林的十字军东征……云云。又一次展示了他的博学多才和反对割断历史的唯物史观。只可惜他偏偏又一次忘记了三天前自己对于乔新生教授的批驳。乔新生教授在日的人民网上的文章《其实，这是一场早已开始的美国人的战争》，也是从历史的角度指出：恐怖分子针对美国的这场战争，归根结底是美国到处推行霸权主义、训练恐怖分子在世界各地打击异己和到处推行好莱坞的暴力恐怖电影的产物。无非是总结历史教训，倡导民族和文化冲突中的理性原则，告诫美国政府不要感情冲动，应该正视9.11事件的历史因果关系。在反对割断历史，坚持唯物史观这一点上，与方舟子对于余杰的“告诫”可谓异曲同工，只不过矛头之所向是山姆大叔而非恐怖分子和“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这自然又忤逆了自称“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感情冲动”的方舟子。于是，为了迎头痛击这种公然的“忤逆”，方舟子竟又不惜割断历史，将历史唯物主义和对于阿拉伯人的赞美之情弃若敝屣，就事论事地将乔教授的文章称之为“为恐怖主义开脱责任”，说乔教授“应该去担任恐怖主义的大律师”……甚至还宣称：“幸灾乐祸者即使有中国人的血缘，也不是中国人”（方舟子：《己所不欲，勿施与哪里还有半点“人文主义”的味道？更遑论什么“原则” 了。　　且不论方舟子的这种文化或学术上的霸权主义作风，与美利坚的霸权主义究竟有无联系或有多少联系？也不论方舟子这种如丧考妣的“反爱国主义”激情，究竟存在什么背景？单是从他上述的一系列口含天宪、翻云覆雨、丧失理性，逮谁咬谁的表演来看，起码可以断定：他的辩才已经偏执到了不计目的为辩而辩的辩论狂地步。　　运用自如的诡辩术　　方舟子确实聪明过人，机敏善辩，并且已然形成一套运用自如的诡辩术。常常令人火冒三丈，却又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不过只要拆穿了，似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雕虫小技耳。试举数例发见如下：　　一、武断霸道，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凡认真读过许靖华先生的《大灭绝》的人，大约都会觉得他的文章深入浅出、平易近人，不但读起来兴趣盎然，而且还能从中得到许多科学知识，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不失为一部优秀的科普著作。就因为批评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说，便被他全盘否定，说它“是一种披着科学外衣贩卖偏见的宣传手段。”（方舟子：《再为达尔文辩护》，《中华读书报》日）。甚至，将它斥之为“出于对生物进化论的无知和偏见”，宣扬“伪科学迷信”的“精神毒药”和“宣传反进化论的伪科学邪说”（方舟子：《不要用伪科学毒害中学生》，《中华读书报》，日）。众所周知，科学界从来不是一统天下，而且允许并鼓励各式各样的理论或观点争执不休。那么，是谁、又凭什么规定科普著作只许普及知识不许普及观点或只许普及某一种观点呢？即或是主流的观点，不也是一种迟早会被更新的假说所取代的假说吗？再说，在科学史上，哪一种主流观点不是从非主流观点起家的，就连被方舟子奉若神明的达尔文进化论，不也如此吗？那么，你又凭什么将某种主流观点当成绝对真理，不许宣传和普及其他的理论或观点呢？更何况许先生的观点并非胡说八道的谬论，而是一种严肃的假说，你又凭什么党同伐异地对它进行否定和扼杀呢？退一步说，即或他的观点不对，你可以批驳他的观点，凭什么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地将《大灭绝》中大量的古生物学和地质学知识弃若敝屣呢？　　更有甚者，国内出版了一套《新语文读本》，36册（高中卷、初中卷、小学卷，各12册），共708篇文章，仅仅由于其中一篇文章及其编写手记，对于许靖华先生的观点进行了介绍，便被方舟子全盘否定，说“这套读本在宣传反进化论的伪科学邪说”，冠以“用伪科学毒害中学生”的大罪名，连同那些编书人――那“一批 ‘研究文学、历史、教育的研究员、大学教授、讲师与研究生、资深编辑、语文教育研究专家、中学语文教师’”，统统一棍子打死。还意犹未尽，又将中国人文学界拉来作为陪绑，说什么“许靖华的邪说，只在反进化论的中国人文界才找到了知音。”（方舟子：《不要用伪科学毒害中学生》）。真真是武断霸道到了癫狂的地步。如果有人看到方舟子先生的脸上长了个疖子，便断言他已是梅毒晚期，并且效法方舟子先生的诡辩术，声称：“你有患梅毒的自由，我也同样有批评梅毒的自由”、“俗语说‘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你不能因为只有脸上一个疮来论证你不是梅毒晚期”、“我不是‘性病大夫’，也不是‘卫生警察’，我也历来主张性自由，并没有呼吁政府部门制裁你……难道只许你患了梅毒还自诩身体健康，就不许我提醒大家多留个心眼，不被误导，免受其害？”（参阅方舟子：《且慢为伪科学鸣冤叫屈》，及其附件：朱正琳《为〈新语文读本〉鸣冤叫屈》，【新语丝电子文库】，）不知方舟子先生会作何感想？　　二、偷换概念，胡搅蛮缠的诡辩术。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卢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世界奥秘无穷，其复杂性决不是那些浅薄张狂的科学主义者能想像的。那些人总是极其狂妄地认为自己越来越逼近于对自然奥秘的完全把握，可事实上我们对自然了解得越多，它的复杂性也显示得越多……我们对自然的了解永远只是沧海之一粟。”（卢风：《对生命技术我们应当谨慎》，《科学时报》，日）这道理并不深奥，因为宇宙是无限的，而人类作为脊椎动物亚门的一个物种，其寿命则是有限的（只有 500～1000万年），以有限的生命怎么可能完全认识无限的宇宙呢？尽管有的科学家幻想：人类在灭绝前会将人类全部智慧的信息转移到电子中去，使所有的电子都成为智能电子；或在我们的这个宇宙毁灭之前，造出一个人造小宇宙，将所有智能生命带到其他的宇宙中去……(参见保尔?戴维斯：《宇宙的最后三分钟》，上海科技出版社，1995)然而，即或如此，电子智能生命所面对的依然是一个更大的无限。　　按说，自诩经过“严格的科学训练”和“博览群书”的方舟子，总不会连这样浅显的道理都不懂吧？可是，为了驳倒卢风，证明哲学家都是一些“什么问题都敢扯，什么话都敢掰，靠三寸不烂之舌，蒙倒一个算一个”的骗子，他竟不惜用“不进步”这个概念偷换“不可能”，胡搅蛮缠地说：“如果仅仅因为自然奥秘是无限的，我们对自然的了解就永远是沧海一粟，又何来科学的‘进步’？那些新增的科学知识哪里去了？还是一旦有了新的知识，已有的知识就会自己跑掉，让知识的总量保持不变？”（方舟子：《哲学家也不能胡说科学》，新语丝，）接着，又用“逼近”这个概念偷换“完全”，继续胡搅蛮缠：“就算沧海是无限的，为什么我们就只能了解其一粟？为什么不能有二粟、十粟、百粟、千粟、万粟、亿粟？亿粟与一粟比，难道不能说是在逼近对沧海的掌握？”（同上引）别说是亿粟，再多的粟不也还是达不到完全吗？面对着无限时空，再逼近不也是沧海一粟吗？　　谁能相信这等街头小无赖式的诡辩，竟会出自一个学者、诗人、斗士、英雄、少侠之口。反过来，这等无赖式的辩论狂，可能是学者、诗人、斗士、英雄、少侠吗？　　三、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矫情。　　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的康晓光先生的《关于“**功问题”的思考》一文，在认真分析了出现“**功问题”的心理因素、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的基础上，指出： “当今中国面对的最深刻的挑战……不是失业，不是通货膨胀，也不是腐败，而是没有严格有效的意识形态！”并向政府建议用“放”代替“禁”、以“导”取代 “堵”的方针。具体地说，就是“开放结社”。其思想核心，无非就是建议进一步完善民主制度。按说，一向鼓吹民主和自由，并以此为标准一味抨击中国政府和社会的方舟子，应该引康先生为同志和战友才是。可他竟然照批不误，而且避而不谈康文的主旨――开放结社，断章取义地将康文说成是鼓吹引进基督教。为了批驳自己竖起来的这个假想敌，他居然说什么：“中国五、六十年代，或者苏联的大部分时期，对‘正教’的打击并没有导致邪教的泛滥，对正当社团的压制也没有导致黑社会的猖獗，反倒是在政府放松了对宗教、社团的控制之后，邪教、黑社会才随之猖獗。”（方舟子：《对人文精神的背叛》，【新语丝电子文库】，）瞧，为了打遍天下，他甚至不惜放弃民主自由的立场，对他所痛恨的“专制体制”唱起赞歌来了！简直矫情到了丧失理智的地步。　　四、死不认帐，恐吓谩骂扣帽子　　方舟子在驳斥吴国盛教授的科学应有禁区说时，曾武断地说：“现代科学三百多年来的发展已充分说明了，科学界有自我管理、完善的能力”，“比如对放射性同位素的操作、生物毒物的使用，在美国就有一套相当严格的管理制度，每个科研人员都要定期受训……”（方舟子：《科学无禁区》，《中华读书报》，日）当我引美国的科学家在冷战时期曾用学生、囚犯和濒临死亡的病人做放射性实验的事情（见李大光：《科学也曾如此邪恶？》，《中华读书报》， 日），责问他如何自圆其说时（见野鹤：《科学有禁区》，《科学时报》日），素有“光明磊落”之美誉，自栩“在较正式的辩论中不太可能犯错”的方舟子，竟然避而不谈我的责问，王顾左右而言他地反责我是“拿‘研究有纪律’、‘技术有禁忌’论证‘科学有禁区’”，似乎他根本没有说过上述那些洋奴气十足的话似的。而且，在一通狡辩之后，又在结尾处羞脑成怒地给我扣上一顶“史无前例”的特大号帽子――“对科学研究一无所知却自以为是天纵神明、想到科学界当暴君的‘反科学狂人’”（方舟子：《“科学”与“禁区”的糊涂帐》，《科学时报》，）。自称深受鲁迅影响，自诩从初中一年级起“我的案头就总会有一、两册的鲁迅全集分册或作品集的单行本放着，不时地翻翻”（方舟子：《我的经典》，【新语丝电子文库】，）的方舟子，怎么连鲁迅先生的名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也忘得干干净净了呢？　　五、偷梁换柱，实用主义地引经据典。　　以进化论的专家和捍卫者自居的方舟子，当然无法回避杰?古尔德这样的进化论巨擘，因此，他不但时时提到古尔德，在古尔德逝世后，还写了《信仰马克斯主义的西方科学大师》一文（载《南方周末》日）以示纪念，一副得其真传的虔诚之态，令人感佩。并且给人以古尔德与他一样，都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捍卫者的印象。然而，实际上却对古尔德的哲学思想核心――中庸之道避而不谈，讳莫如深。例如，古尔德在《自达尔文以来――自然史沉思录》的后记中明确写道： “亚里斯多德认为，多数重大的争论都可以通过中庸之道来解决。自然界中的复杂和变幻令人不可思议，几乎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大的问题则只能听从自然的丰富多彩摆布――变化可能是定向的或无目的的，逐渐的或剧变的，选择的或中性的。我为自然的多种多样感到欣喜，把确切性的幻想留给政治家和说教者吧。”（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P304，北京，三联书店，1997）缪托知己的方舟子，却力图将这位深谙唯物辩证法的大师，化为他那种浅薄无聊的科学主义者。　　同样，自称在世界观方面受爱因斯坦影响较大，并且一再引爱因斯坦的话或文章抨击神创论和基督教的方舟子，不但对爱因斯坦的唯物辩证法思想――诸如“我认为，今天人类的道德行为之所以沦丧到如此令人恐惧的地步，主要是因为我们生活的机械化和非人性化。这是科学技术思想发展的一个灾难性副产品。”、“人类有一切理由认为，崇高的道德标准和道德价值的宣扬者高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在我看来，释迦牟尼、摩西和耶稣这样的人对人类所作的贡献远远超过所有那些研究科学和构造思想的人的成就。”（《爱因斯坦语录》，P157，185，杭州出版社，2001）――避而不谈，讳莫如深，而且还实用主义地将爱因斯坦的话改头换面地以来为自己脸上贴金，例如，在避而不提原话的情况下，将爱因斯坦的名言：“没有宗教的科学是拐脚的，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同上引，P136），篡改为方舟子名言“没有人文的科学是跛脚的，没有科学的人文是盲目的。”（《生物化学家?诗人?网民――网上访科学／人文两栖学人方舟子》，《科学时报》，日）硬要将一个哲学盲或辩证法盲，打扮成爱因斯坦式的辩证法大师。可见，其实用主义恶习已然成性，简直到了无耻的地步。　　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有兴趣者，不妨到【新语丝电子文库?方舟子作品】中去发见，保证比比皆是，满载而归。　　绞杀植物　　平心而论，方舟子的确聪明过人、才华横溢，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也的确喜欢读书并且读过不少书。就连他自诩是科学、人文两栖，也大抵不错。如果说他有什么性格缺陷和致命错误的话，我认为就是伟人欲太强和学习目的错了。而且，相比之下，后者更为致命。　　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意思大抵是：古人的学习是为了充实和提高自己和帮助别人；今人的学习则是为了炫耀自己和贬低别人。前一种学习意味着总是跟着自己的问题走，就像一棵树苗，不管多么稚嫩，总是致力于发展自己的根系、舒展自己的枝叶，不断地从阳光、空气、水中吸取各种养分，便迟早会长成大树。若具有伟人欲，便有望成长为参天大树。而后一种学习，则是跟着功利走，就像热带森林中的绞杀植物，将全部的聪明才智皆用于纠缠、攀附和绞杀，靠绞杀别人为生。其结果，不是与子偕小，便是同归于尽，不但长不成大树，连脊梁都挺不直，永远是一副纠缠扭曲的无赖相。如果再具有强烈的伟人欲，其破坏作用就极其可怕。　　爱因斯坦说过：“谁要把自己标榜为真理和知识领域里的裁判官，他就会被神的笑声所覆灭。”　　望与方舟子辈共勉。　　日初稿 日改定　　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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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方舟子现象（四）非此即彼的“科学小买卖”文章提交者：grandee2002 加帖在 文化散论 【凯迪网络】 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四）　　――非此即彼的“科学小买卖”　　野　鹤　　方舟子及其追随者以科学主义斗士自命，到处宣扬一种非此即彼的科学观和世界观，一味强调对立面之间的斗争，将实证视为认识世界的唯一正确方法，认为人文范畴的所有学科都是不可靠的胡说，甚至宣称科学与宗教、科学与哲学、科学与人文势同水火，没有任何折中调和的余地，还动辄给人乱扣“非理性”、“神创论”、“反科学”、“反人类”的大帽子，一副唯我独尊，目无余子，不可一世的架势。那么，咱们就来看看他们宣扬的这些观念究竟是些什么货色吧。　　神创论　　反神创论是方舟子辈的杀手锏，也是他们判断是非、动辄加人以罪名的“真理”标准。似乎神创论＝反科学＝反人性＝反动派，因此，凡是与神创论沾点边儿的理论与观点，便一律打倒。其实，他们只看到和强调神创论与科学对立的一面，根本不懂得正像所有的对立皆是同一的一样，神创论与自然生成论或宗教与科学也同样具有同一性，即他们都是人类文化的产物，都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都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和动力。也就是说，宗教与科学或神创论与自然生成论，正如人的双腿一样，既相反又相成，正是二者相反相成的对立斗争，推动了人类的前进与发展。换言之，它们好似一对难兄难弟，谁也离不开谁，谁也战胜不了谁，谁也消灭不了谁，别看打得不亦乐乎，却还得在一个锅里搅马勺。　　在哲学界，这本是最基本的辩证法常识。在科学界，也并非个个都是方舟子辈那样的“哲学盲”或“辩证法盲”，至少大师级的科学家是普遍懂得的。例如，爱因斯坦就说过：“没有宗教的科学是拐脚的，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科学与宗教》，《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P182）“人类有一切理由认为，崇高的道德标准和道德价值的宣扬者高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在我看来，释迦牟尼、摩西和耶稣这样的人对人类的贡献远远超过所有那些研究科学和构造思想的人的成就。”（《爱因斯坦语录》，P185，杭州出版社，2001）可见，他不但懂得科学与宗教是同一的，而且还给予宗教的历史作用及其代表人物以极高的评价。斯蒂芬?霍金则说：“科学能够预言，宇宙必须有一个开端，但是它不能够预言宇宙应如何启始的：正因为如此，人们必须求助于上帝。”（《霍金讲演录》，P66，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他甚至不无困惑地一再慨叹：“甚至即使只存在唯一的一族可能的定律，它也只不过是一族方程。究竟是什么东西将生命之火赋予这些方程，使之产生一个受它们制约的宇宙呢？……为何宇宙必须存在？我对此没有答案。”（同上，P72）“或者它需要一个造物主？若是这样，它还有其他的宇宙效应吗？又是谁创造了造物主？”（《时间简史》，P156，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霍金当然不是神创论者，却似乎并未否定造物主的存在。　　我在《科学有禁区》一文中曾随手举过这样一个例子：　　1981年梵蒂冈召开宇宙会议，包括斯蒂芬?霍金在内的科学家受到教皇的召见，霍金说：“他告诉我们，研究宇宙在大爆炸后的演化是可以的，但是，由于大爆炸本身是创生的时刻，因而是上帝的事务，所以我们不应该去询问那个时刻本身。”教皇竟然给科学家划禁区，似乎是一件十分荒缪的事。　　20年过去，为了突破这一禁令，宇宙学家们殚精竭虑，总算提出一个差强人意的“多宇宙”说，即我们的这个宇宙不过是许许多多个不同性质的宇宙中的一个（它们大多是不可能产生星球、星系和智能生命的宇宙），在我们宇宙创生之前，已经生生灭灭过无数个宇宙，其中也曾有过能够产生星球、星系和生命的宇宙，它们虽然灭绝了，却留下了信息，我们的宇宙，正是根据这类信息创生的。这就意味着用信息将上帝排挤出宇宙创生说之外。然而，如果再进一步追问：将所有的这些宇宙及其信息包含于其间那个“元宇宙”又是如何创生的？于是，被誉为我们时代最前沿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之一的欧文?拉兹洛先生，也不得不承认：“对这个问题的令人信服的回答超越了经验科学的范围：它要等待神学家和神秘主义者的直觉。”（〔美〕欧文?拉兹洛：《微漪之塘》，P19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也就是说，无论科学怎样地进步，总会撞上早就以逸待劳地恭候在那里的教皇与上帝，他们只须用一个问题便可以将任何科学成果据为己有，那就是：你们所发现的那个信息又是谁创造出来的呢？　　那么，你还相信科学能战胜神创论吗？　　方舟子无法驳斥我的这一说法，便只好施展他惯用的诡辩术，说什么：“对这种既无法验证又简单浅薄的傻问题，科学是不屑提，当然也就不去回答的。”（方舟子：《“科学”与“禁区”的糊涂帐》，《科学时报》，）　　傻问题？笑话！这不但不是什么傻问题，而且是人类所有问题中最根本的问题，即“人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终极关怀问题，它不仅是科学、宗教和哲学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且是人类全部智慧的精华和一切思维与探索活动的根本动力之所在。尽管也许永远不会有答案，却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亦如此。　　宗教与科学或神创论与自然生成论的同一性也正在于此。　　不妨再换个角度来看：面对我们的宇宙迟早会毁灭这一命题，许多科学家都在殚精竭虑地设想：如何根据物理定律用科学技术去控制和改造宇宙。如果，他们的设想真的实现了，那么，生活在未来的某个人工星系或星球上的人工智能生命，会相信他们是自然生成的吗？如果他们将创造他们和他们那个世界的我们视之为神，并坚持他们和他们所生存的那个世界是神创的，又有什么不对吗？反过来，我们和我们生存于斯的宇宙，又怎见得不是某种更高级的智能生命或神的创造物呢？问题不在于这个问题是否会有答案，而在于：正是这一终极问题，导致了科学与宗教关于是否存在造物主和造物主是什么的无休止的争执，并且，正是这一无休止的争执相反相成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明乎此，还能将神创论视为科学的死敌吗？　　所以，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自然辩证法?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P535，人民出版社，1971）　　当然，这只是站在哲学和辩证法高度来说的，并不排斥日常和世俗生活中二者非此即彼的斗争。也正如恩格斯所说：“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自然，对于日常应用，对于科学的小买卖，形而上学的范畴仍然是有效的。”（同上引，P535～536）　　换言之，站在科学或科普的立场，与世俗的神创论划清界限，展开斗争是完全应该和必要的，但绝不能将神创论视为科学的死敌、判断是否是真理的绝对标准和必欲置人于死地的杀手锏。　　这也正是只会做点非此即彼的“科学的小买卖”的方舟子辈所无法理解，也永远不会承认的。　　基督教　　反基督教，是方舟子的又一杀手锏和真理标准。从方舟子对于基督教的极端仇视和不遗余力地攻击来看，他不但不懂唯物辩证法，而且也根本不懂基督教。别看他引经据典，似乎言之凿凿，其实全都是断章取义，吹毛求疵，糊弄和吓唬大众实用主义诡辩。　　众所周知，基督教和科学是西方世界的两大精神支柱。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在于基督教与科学一样，从来不是铁板一块的一统天下，而是一个丰富多彩、并且能与时俱进的多元世界。或者说，基督教并非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一条容纳百川的历史长河，是非功过纠缠在一起，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能一言以蔽之地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而既不懂辩证法也不了解基督教历史的方舟子，却把它当作一个统一而又一成不变的事物来攻击。例如，他从《圣经》中所引来证明耶和华是“杀入魔王”的“惨无人道的上帝律法”和“可诅咒的教义”，其实主要摘自《旧约圣经》，而《旧约圣经》则继承自犹太教经典。犹太民族曾在其始祖亚伯拉罕的领导下，以“暂居人”的身份生活在法老统治下的埃及，后来不堪压迫，便在摩西的率领下逃出埃及，并在沙漠中到处游荡了40多年。最后，终于征服了伽南在巴勒斯坦定居下来，逐步进入文明社会，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出现了所罗门王朝的黄金时代。所罗门死后，巴勒斯坦便一分为二，形成犹太与以色列的南北对立和内战，从而又招来埃及、亚述、巴比伦的先后入侵，并最终被巴比伦王将耶路撒冷夷为平地，将全城人掳至巴比伦为奴。而后，又先后沦为波斯、希腊、马其顿、罗马的属地，犹太人的国家建了亡，亡了建；犹太民族的圣地和象征耶路撒冷，同样是毁了建，建了毁……致使犹太民族经常处于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的悲惨境地，正是在这种悲惨的历史背景下，涌现出大批“先知”，他们打着耶和华的旗号，以先知、预言家或报丧人的身份，从各个角度抨击时弊，抒发愤懑，描述希望，创建律法，唤起民众，重树社会共同的意识形态，鼓吹弥赛亚降临，领导犹太民族复国，毁灭邪恶、伸张正义。具有强烈的反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的倾向。　　也就是说，犹太教经典不仅是许多古代神话和传说的汇集，还是犹太民族的艰难历程、生存智慧、奋斗精神、斗争策略与悲愤心态的汇集。而且是不同的“神子”或先知，在数千年的时间跨度内、不同时期的著作或言论的汇集。它不像《可兰经》或或佛经那样，是建立在一位教主的思想言论基础之上的宗教经典，而是无数教主或先知的集体创作，与其将它视为一部经书，莫如将它视为一部犹太民族的精神和历史的启示录。　　基督教和《旧约圣经》正是这一历史背景的产物。《旧约圣经》中的那些所占比重甚微却充满血腥气味，看似惨无人道的律法和教义，也正是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充满悲愤之情和坚决抗争之心的反映，怎么能不加分析地用来给基督教定性呢？这样做，简直就像有人指着方舟子儿时光着屁股淘气的特写镜头指证方舟子一贯品行不端一样的荒唐。　　更何况，打动并征服欧洲人的主要是《旧约圣经》的修正本《新约圣经》，而《新约圣经》则是基督教从亚洲传入欧洲的过程中，摆脱狭隘的民族局限性，放弃以暴易暴的传统斗争方式，力图争取和团结欧洲的被压迫阶层，以非暴力方式共同与罗马统治者抗争的产物。在这一转变中起关键作用的使徒保罗，就明确宣称：“人得救，并不是靠尊守《律法》，乃是信耶稣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这不仅说明《圣经新约》与《旧约圣经》的基调显然不同（它虽然也常引旧约书的话，但正如《新约全书?目录》(南京，1985)所说的那样：不过是“或申明上文，或证实句中的本意，或彰显古时的豫言已得应验”而已）；而且也正是基督教与时俱进的绝好证明。怎能不作任何分析，断章取义、吹毛求疵地从《圣经》中摘出几段话，就判基督教死刑呢？这难道就是方舟子“经过严格训练”的“科学精神”和“实证方法”吗？　　当然，方舟子还可以历数基督教在中世纪所犯下的种种令人发指的罪行，来证明他的“大毒瘤”说。那么，科学呢？两次世界大战及形形色色的杀人工具，不都是科学发明的产物吗？以此来证明科学同样是个“大毒瘤”不也说得通吗？方舟子辈当然会反驳（并且早就反驳了）：那不过是政治和技术的罪过，“科学是认识自然的工具，却不是控制、改造自然的工具，后者是技术的范畴，责任也应该由技术自己承担”（方舟子：《也说“科学主义”》，《中华读书报》，日）。那么，这等推卸责任的诡辩是否同样也可以适用于基督教呢？例如：宗教是传播信仰的工具，不是控制、改造社会的工具，后者是政治家和野心家的范畴，责任也应该由他们自己承担。不也言之成理吗？事实上，基督教与科学一样，都不存在绝对的自由，谁都无法避免被政治操纵的命运，对人类所犯下的罪行也都无不与政治有关。　　不懂基督教的历史，自然也就不知道以实证为主要特征的近现代科学，不仅产生于中世纪的修道院，而且恰恰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正如唐逸先生所说：“希腊人相信理性是人类的尺度和真理的源泉，可以从理性原则推导出知识体系，没有必要进行实验的检验。基督教则认为，上帝是真理的源泉，上帝创造了人类去管理世界，而世界有着内在的理性规律，需要一点一滴地认识和验证。所以基督教文化更适于产生实验科学。”（沉睡：《后现代与上帝已死――唐逸先生访谈录》，《东方文化》，2001年第2期）。　　基督教与科学的这种辩证同一的关系，自然是只知道做点非此即彼的“科学小买卖”的方舟子，所不愿承认和无法理解的，正因为如此，他才将占了世界人口近1/4（据1982年牛津大学出版社《世界基督教百科全书》统计），极其复杂而又丰富多彩的基督教世界，看成铁板一块\一成不变的一统天下，既不承认基督教内部进步与保守、理性与非理性的斗争，又不承认基督教与时俱进的变化和进步，无视基督教（特别是其上层）对于科学发展的重视与关注，全然否定基督教与科学相反相成的互动关系。　　可见，方舟子及其追随者对于基督教的否定，与“文革”时期造反派的大批判水平并无二致。他们不仅仅是无知，还利令智昏地充满偏见。而偏见比无知距离真理更远。　　尽管，古今中外的造反派或小贩也有三六九等，剥开来看，却原都是一副德性。即或混上个洋博士什么的，终归还是要原形毕露的。　　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是方舟子辈又一杀手锏和真理标准。按照他们的逻辑，实证＝科学＝真理，不能实证＝伪科学＝胡说。因此，“不许胡说”，便成为亦步亦趋地跟在方舟子屁股后边狐假虎威的赵南元教授的一句“名言”，在他那里，这一逻辑更加简化了，干脆成了实证即真理，其他皆胡说。自诩“科学、人文两栖”的方舟子，自然比赵教授要高明些，不但不像赵教授那样到处授人以柄，而且还会篡改爱因斯坦的语录，说什么“没有人文的科学是跛脚的，没有科学的人文是盲目的”，表现出一副十分“辩证”的样子。可是，如果我们按照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上是怎样一个人。”（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P579，人民出版社，1972）便不难透过他的那些雄辩看出他的原形。　　例如，方舟子在驳斥卢风教授时断言：“今天如果有哲学界再对生物学家指手划脚，已无市场。”并将中国的哲学家说成是“什么问题都敢扯，什么话都敢掰，靠三寸不烂之舌，蒙倒一个算一个”的江湖骗子，说中国的哲学是“能对什么事不管了解不了解都去抹一把”的“万金油”。（方舟子：《哲学家也不能胡说科学》，新语丝）无论从文章的标题或内容看，都是将中国的哲学视为胡说，将中国的哲学家视为江湖骗子。在《科学是什么？》一文中，他又断言：“要把我们的祖宗在人类的蒙昧时代所冥想出来的一套哲学加一件科学的保护套，也不用花费太多的苦心，毕竟，已有不少中国的科学官僚在为它们撑腰。”（方舟子：《科学是什么？》，【新语丝电子文库】，）瞧，连中国的传统哲学竟也全都成了胡说。何以然？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哲学家无论古今皆不懂科学，不像方舟子在国外见过的一些哲学家、伦理学家那样“或者本来就是搞生物医学出身，或者认真学习过基因工程”。一句话，不是生物学家或科学家，便没有发言权，一发言便是必定胡说。　　不错，“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然而，由于哲学与科学的使命不同，所以哲学家的调查研究也就与科学家有所不同。如果说科学的使命主要是通过经验与知识的积累，去认识和改造世界；那么，哲学的使命则是通过理论和智慧的升华，来把握事物间的关系和对它们的价值作出判断。或者说，科学所提供的是实际应用的技术和知识，而哲学所提供的则是价值判断的能力和智慧。因此，科学家的调查研究，往往就是将生动活泼的世界当作尸体去加以解剖和研究；而哲学家的调查研究则是将一切事物联系起来，作为一个鲜活的整体进行类比和判断。形象地说，哲学家的“调查研究”就是“货比三家”，就像食客无需精通烹饪学、营养学、经济学、美学……便可以根据“货比三家”的原则对各类饭馆的优劣、品位、特色、价位……作出正确判断一样。更确切地说，哲学的方法是与科学的分析、实证方法相对应的一种综合、推理方法，所以，哲学家无需（也不可能）成为所有学科的内行之后才具有发言权。方舟子辈不懂得科学与哲学的使命的不同，分不清经验知识与理论智慧的区别，将实证等同真理，并据此对于哲学和哲学家进行蔑视、斥责和嘲讽，恰恰暴露了他们对于哲学的十足无知。这才真真是无知者无畏。　　古尔德在《自达尔文以来――自然沉思录》的后记中说：“达尔文的观点是多元论的和广容性的――这是面对复杂世界唯一合理的态度。他当然承认自然选择的绝对重要性（魏斯曼），但是他并不否认其他因素的影响（罗马尼斯）。”（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P299～300，北京，三联书店，1997）这段话，充分说明了古尔德和达尔文一样都是深谙辩证法的大师，从来没有将进化论或自然选择理论视为一成不变的绝对真理。方舟子大约不会没有读过此书的后记，十有八九是根本没有读懂，所以才在实证主义观念的支配下，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自然选择理论当成绝对真理来加以捍卫，非此即彼地将它们作为划分科学与伪科学、真理与谬论的界限，甚至党同伐异地将它们用作置人于死地的杀手锏。　　可见，自称是生物化学家和进化论专家的方舟子，所懂得的也只不过是生物化学和进化论的一些皮毛，而根本不懂得生物学和进化论的精华和灵魂。不过是只会做点非此即彼的“科学小买卖”的科学小贩耳。　　　小　结　　方舟子总是以和科学家自居，其实根本不配。就像一个刚刚入伍放过几次枪便退伍的人，根本不配称战士一样。也正因为他对真正的科学生涯缺乏深切的体会，所以他也不可能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科学和科学家，充其量，他也只是个“半瓶子醋”的三流专家而已，居然还要张牙舞爪地到处招摇，活脱一副浅薄张狂的市井小贩相。之所以嚣张一时，无非是时势造英雄，加之痞子气十足地贩了些洋货，迎合了某些小市民迷信权威和崇洋媚外的心理罢了。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要而言之，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不懂得辩证法，知识再多，再善辩，也只能是个做点“科学小买卖”的小贩。可奈何？　　日初稿　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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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方舟子现象（五）科学霸权主义文章提交者：grandee2002 加帖在 文化散论 【凯迪网络】 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五）　　――科学霸权主义　　野　鹤　　科学与革命一样，都是为了大众并需要大众积极参与的事业，本应求同存异地团结或吸引大众共同参与。而科学事业中的极左派，也像革命事业中的极左派一样，总是喜欢唯我独尊地蔑视、利用、训斥或愚弄大众，将科学化为帽子、棍子、铐子一类的“专政工具”，奉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专制哲学，党同伐异地对异己者实行专政。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科学极左思潮，正是昨天革命极左思潮的沉渣泛起。　　正如政治上的极左思潮，归根结底是旨在谋取政治霸权一样，科学上的极左思潮，同样是旨在树立某种科学霸权。他们打着科学主义的旗号，宣扬和确立一种对于科学的迷信，力图使科学宗教化，从而让科学和科学家唯我独尊地君临一切，随心所欲地为所欲为。这种科学霸权主义在中国不过是政治霸权主义的变奏；在世界，则是生物学霸权主义和政治霸权主义的延伸。但方舟子辈恐怕还够不上真正的科学霸权主义者，只不过是附庸于这种科学或政治霸权主义以安身立命，借吆喝和兜售它而图腾达的“勇敢分子”或江湖混混儿罢了，与文革时期那些打着革命旗号谋私权，靠主义图腾达的所谓革命造反派，其实并无实质上的区别。　　科学理性　　在方舟子的心目中，中国人是缺乏科学理性的。例如他在接受王艳红采访时曾说：“我觉得中国向来缺少科学理性的传统。”在《谁是科学的敌人》（《科学时报》，）一文中则说：“中国没有古希腊的理性传统，这是我们的不幸。”如果再联系他对基督教的那种超乎常情的仇恨，以及以彻底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者自居的种种表演来看，科学理性，不仅是方舟子辈最根本的杀手锏和真理标准，而且是他们所有观点的重要理论基础和坚定不移的“人文主义原则”。　　然而，这科学理性却并非是什么新东西，而是18世纪就在法国热闹过一阵的陈货。从一定意义上说，法国大革命就是这种科学理性的产物。　　18世纪，基于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理学和医学的突破性成果，在法国唯物主义者中，形成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理性观，他们抹杀生命现象与物质运动的质的差异，主张将科学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标准，因而具有鲜明的无神论色彩。在此基础上，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在法国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以反封建和反宗教为主要内容的无神论启蒙运动，他们猛烈地抨击专制制度与教会，宣扬理性主义、人道主义和唯物主义，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一面理论旗帜。因此，法国大革命也正是以无神论的激烈和反对宗教的彻底而出名：　　皇帝被废位几小时后，巴黎公社送给各教区一张涉嫌有反革命意见与企图的教士名单；这些教士大多被拘捕送入监狱，并且不久成为大屠杀中的主要部分。8月11日立法会议终止教会对教育的控制。8月12日，巴黎公社禁止公开穿着宗教的法衣。8月18日……删除所有宗教法规。8月28日，逐放所有未向《教士法》宣誓效忠的教士；他们给予2星期的期限离开法国；大约有2.5万名教士逃到其他国家。〔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拿破仑时代（上）》，P58，东方出版社，北京，1999〕　　9月22日……国民公会宣布，法国及它的属地之基督历法，应以大革命的历法代替。（同上，P65）　　然而，摒弃宗教的结果，却是人心道德无所维系，社会秩序严重失控，恐怖主义泛滥成灾：　　贪污遍布于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