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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三星堆玉器图文。上古时，居住在古的古羌族人向东南迁居，进入了地区和成都。后人将这些居住在河谷的人称为。后来，的女子嫁给黄帝为妃，生下儿子，蚕丛在平原建立了古，代代相传，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朝代。目录：&1、；2、&；3、：、、；4、；5、：、；6、；7、；8、：、、；9、；10、。
<font COLOR="#、简介：据文献记载，最早的先王是、柏濩（伯灌）、，三代而下是望帝、，或说是蒲泽，其后是开明。[1]这些帝王名号怪异，史料匮乏，正如喟叹道：“及鱼凫，开国何茫然”，长久以来，其历史一直是云遮雾罩，成为困扰着人们的难解之谜。
<font COLOR="#、文献记载：可资留意的是，《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一段看似荒诞的文字，对揭示开国之秘有重要帮助：有鱼偏枯，名曰。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死即复苏。这里的关键词“”，学界向无确诂。有人以为指上身为妇人、下身为鱼的“鱼美人”，其实不然。按，“”即蜀先王鱼凫的别写；“蛇乃化为鱼”，则隐含了、易帜的剧烈变故。其理由可先从文中的说起。
（1）颛顼：颛顼是五帝之一。在神话系统中，他是水神，是大名鼎鼎的治水英雄鲧的父亲、禹的祖父。古籍各版帝系都说黄帝生昌意，昌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禹生启。[2]作为他的子裔，鲧、禹同样具有水族的特征。他们都有鱼的化身。[3]《山海经·大荒北经》说：“西北海外，流沙之东，有国曰中车扁，。”
这里“中车扁”，和上面《大荒西经》讲的有鱼“偏枯”，是一个意思。这个颛顼之子，显然指鲧。鲧，又作鮌，即玄鱼。[4]《庄子·盗跖》说：“禹，偏枯。”《列子·杨朱》说：“，一体偏枯。”禹也是鱼，而且禹、鱼是同音通假字。鱼的形象其实就是该族团的图腾，它可以上溯到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大量出土的鱼图腾徽志。如上所说，《》“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这段话的内在联系已清楚了，但作为沿袭鱼图腾的颛顼一脉与蜀先王鱼凫之间的关系，还值得进步讨论。
&&& 巴蜀在古代地理观念中，是西部的大本营之一（另一个是以为神性代表的，确切地点不明，有的说法含巴蜀地境）。而不少材料证明颛顼族团所处的西方具体位置恰恰就在巴蜀。
有叔歜国，。——《山海经·大荒北经》
&&& 有国名，。——《山海经·大荒西经》
颛顼母，浊山氏之子，名。——《世本》
歜、浊、淑、叔，皆为蜀字的异写。浊山氏，《十三州志》径写作：“蜀之先，肇于之际，至昌意（昌仆）娶蜀山氏女，生帝喾，后封其于蜀。历夏、商、周，始称王者。”只是所生者为帝喾，因此有学者认为，帝喾就是颛顼。再看下面：
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惟天之合。——《竹书纪年》
若水，古水名，在今省。那么，颛顼竟是巴蜀人，或至少颛顼的母家是巴蜀土著了。《山海经·海内经》曾列出一个著名的巴蜀帝系，说是“西南有，大嗥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人。”
颛顼又号高阳，高阳与太昊（大嗥）族关系密切。因此，和这个谱系也对得拢。不同的是，太昊风姓，属东夷集团，以凤鸟为图腾。但这正说明颛顼这一集团族氏成分的复杂性
（2）古蜀国出土文物【5】
鲧也生于西方。《吴越春秋·越王无馀外传》：“鲧…家于西羌。”关于禹，证据更多。《新语·术事》：“出于西羌。”《史记·六国年表》：“故禹兴于西羌。”集解引孟子语：“禹生石纽，西夷人也。”《》卷八二引《帝王世纪》：“伯禹……长于西羌，夷人。”而《史记·夏本纪》正义引《》：“禹本人也。”更指明禹为今人。
罗列这些资料，并不意味要否定黄帝、、鲧、禹、启这一大系发祥于中原腹地并构成了的历史主脉。上面的引证与其他史料相对照，存在不少矛盾冲突的说法，例如，有关颛顼的活动区，《左传》等书就有陈、卫等地（今属一带）的记载。这一现象表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黄帝族裔的发展是复杂的，它经历了各民族血缘和文化的大融合。从1933首次对其挖掘，一直到1994年发现南城墙证明了古城的存在，表明巴蜀自有其迥异于中原的文化渊源，这可证实巴蜀原住民的土著性质。其文明（距今年）的匆匆消失，不排除是中原文明楔入的结果。
《山海经·大荒西经》那段话，曲折地透露了巴蜀被纳入华夏文化圈的信息。大荒西部，“有鱼偏枯，名曰鱼妇”。，即鱼凫，妇、凫同音通假。“有鱼偏枯”，这是表征颛顼、鲧、禹族团特有的用语，说明鱼凫与颛顼族团有非同寻常的关联。这两句开宗明义，鱼凫是以鱼为图腾的族团或朝代
“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则展现了民族融合的的残酷和激烈。在中原有过漫长发展阶段的族团，在巴蜀早有落脚之点，其势力在扩张中与巴蜀土著发生了尖锐的冲突，终于，在洪水（大水泉）爆发的岁月里，双方出现了正面交锋。在后来的兼并战争中，鱼图腾取代了（蜀蚕、巴蛇等），但也在这场消耗战中元气大伤，于是“颛顼死即复苏”，进入了鲧的时代。这个鲧，号，史称“鱼凫”。这便是由“蛇乃化为鱼”的。从此揭开了鱼族世家在巴蜀治国理水的英雄篇章。犹如鱼凫可与鲧对应一样，蜀先王鳖灵、开明也可与禹、启一一对应。
（3）丛帝鳖灵：鲧死为，复活后即是禹。《国语·晋语》、《吴越春秋·越王无馀外传》都说鲧死化为黄（能）即三足鳖，[6]也即是。《水经注·江水》卷三十三引《本蜀论》：“荆人鳖令（灵）死，其尸随水上，荆人求之不得也。令（灵）至汶山下，复生，起见望帝。……望帝立为相。”本是鲧尸，再生，应即是禹，其神格、事功与禹契合。“复生”，又可训读为“腹生”。《山海经·海内经》曰：“鲧复生禹。”《楚辞·天问》曰：“伯鲧腹禹。”皆为“腹中生出”之意。故《初学记》二二引《归藏·启筮》有此神话：“鲧殛死，三岁不腐，付之以，是用出禹。”注意前述鳖令（灵）至汶山下复生的文字，与禹为人相合,亦证明即禹，应是同格帝王。蜀帝开明同，即启。启改开，因汉代人避景帝讳而改。自鱼凫（鲧）而下，巴蜀历史明显地带有了中原文明的投影，其交叠重复，反映了巴蜀已经丧失其独立性，而水乳交融加入到中华文化圈中了。
&&& &3、版图疆域
（1）鱼凫时期：商代，古蜀鱼凫王朝以三星堆为都城，以中部为统治中心，以汉中地区为北部屏障，以夔门、巫山地区为东部前哨，以西南夷地区为战略后方。这一时期古蜀文明的空间分布，除三星堆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而外，从考古文化上显示出来的还有成都金沙和十二桥遗址商代文化层、羊子山土台、指挥街遗址、新繁水观音遗址、雅安沙溪遗址、汉源和石棉商代遗址和遗存、汉中城固青铜器群等，以及古文献如《华阳国志·蜀志》所记载的岷江上游的古蜀文化等一大片连续性空间，它们不论在文化面貌还是文化内涵上都同属于三星堆文化，因此均应纳入古蜀文化区范畴。它们与古蜀文明的政治关系，是古蜀文明结构框架中各个层面和各个支撑点同文化中心的关系。三星堆作为鱼凫王朝的都城，是古蜀王国最高权力中心之所在，其他位于不同层级和边缘地区的各级次中心及其支撑点，则是这个中心在各地实施统治的坚强基础和有力支柱。这种情况，与三星堆青铜雕像群所呈现出来的层级结构完全一致，表明古蜀王国的最高权力中心控制着分布有众多族类的广阔地域，这片广阔地域内的各个地方性族系之长，大多是臣属于古蜀国王权的小国之君，既是蜀之附庸，又是共奉蜀国主神的群巫，鱼凫王朝王权行使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对这片广阔地域上各个地方性族系之长的直接控制的。这一点，同商代诸方国与商王朝的关系极为类似【7】。
（2）杜宇时期：商代末期，杜宇取代鱼凫王蜀，这是古蜀王国的一次王朝更迭。经过这次王朝兴替，杜宇在成都平原建立起古蜀的第二王朝——杜宇王朝。杜宇王朝时期的古蜀王国，经济发展，文化昌盛，逐步成为中国西南地区的强国。杜宇王朝建立后，作为西周诸侯，按照西周制度，实行两都制，即以成都为都城，作为杜宇王朝的“先君宗庙之主”所在地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岷山下邑曰郫”为别都，作为防止前朝鱼凫王出湔山（今都江堰市境内的茶坪山）进行复辟的军事重镇。杜宇对外加深同西周王朝的关系，对内推行重农政策，加强统治机构，稳定统治秩序，招徕民众，使先前随鱼凫王“仙去”的“化民”复出归顺，恢复了生产力，古蜀王国逐渐重新走向强盛【8】。
（3）开明时期：根据文献的记载，开明王朝建立后，沿袭杜宇王朝旧制，定都于郫。《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这就是说，开明王因自己梦见都城的郭城发生了迁移，从而决定把都城迁往成都。很明显，这不过是为了迁都而采取的一种掩人耳目的说法，是散布的一道烟幕。但这条材料却可以说明，开明王是从郫邑直接迁都到成都的。《路史·余论》卷一说：“开明子孙八代都郫，九世至开明尚，始去帝号称王，治成都。”《蜀王本纪》的记载则与《华阳国志》不同，认为开明王原来的都城在广都樊乡(今双流县境)，是从广都樊乡徙居成都的。从开明为杜宇王朝的丞相，因领导蜀民制服洪水而夺取杜宇王政、立为蜀王的情况看，他的开国都城应该是在郫邑。郫邑近于蜀西山，地当岷江进入成都平原的首个要冲，而杜宇败亡，“帝升西山隐焉”，使蜀之西山成为了杜宇及其残部败逃的麋集之地。开明王以郫为都城，既有利于巩固其前期所取得的治水成果，又有利于防止杜宇部众从西山出来复辟。据此看来，开明王开国时期的都城，应是郫邑。到开明五世时，迁都成都【9】。
开明五世把都城迁移到成都，是开明王朝采取的重大战略措施，与古蜀王国的发展战略息息相关。开明五世迁都成都与王朝的发展战略和频繁的对外战争有关。开明王朝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王朝，大力对外扩张是它的一贯国策。根据文献记载，开明王朝初期就开始了南征北伐的对外战争，北伐秦雍，南征僚僰，东进清江，竭力开疆拓土，到开明王朝中期时，古蜀王国已经成为中国西南地区首屈一指的泱泱大国。这个时期，开明王朝的政权已经充分稳固，成都平原也没有再次发生特大洪灾，前期的开明王朝立都于郫的战略意义已经失去，若开明王朝的都城继续在郫，那么不论对于王朝的保境安民还是对于王朝的疆域扩张，在地形上都将受到极大的限制。因此，开明王朝把都城迁移到更加有利于王国发展的地方，已是大势所趋。开明五世把都城迁移到成都，其战略意图十分明显。
迁都成都，不但可以克服地理上的障碍，而且可以获得成都富足的农业产品，征发到成都丰富的人力资源，满足王朝对外战争的各种需要。同时，成都地当北出中原的大道金牛道，地势平敞易行，可以通过褒斜河谷直接通到汉中，既可与当时已然崛起的秦国相抗衡，又可以“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而从成都东进川中地区，跨越嘉陵江，既可北上汉中，又可东下川东和渝中，进而东出峡江，直达楚地。可见，不论从成都平原的经济地理还是从成都平原的战略地位来说，成都无疑是经济最繁荣、交通最便利的地区，加之成都有杜宇王朝时期的王都底蕴，规模庞大，因而成为开明五世移都的首选。不难看出，开明王朝迁都成都，完全是为了适应它发展战略的需要。成都地区历年发掘的战国早期墓葬内出土的随葬品显示出，战争是当时王朝的头等大事，从等级最高的墓葬到最下层的普通民众的墓葬内，都随葬有同样的成套兵器，普通民众平时为农，战时为兵，战争成为全社会所有民众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这种情况实从春秋中叶延续而来，它与文献关于历代开明王朝大力发展武装力量，倾力开疆拓土的记载完全吻合【10】。
除了适应日益频繁的对外战争而外，开明五世迁都成都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借迁都之机实施王朝制度的某些变革。从历史文献分析，开明五世时期，古蜀王国实施了王朝宗庙祭祀制度的变革，这就是重建先君宗庙，并以“五色帝”命名先君宗庙。虽然开明五世以前的开明王朝祭祀制度文献缺载，但尚不可知从杜宇王朝时期的成都金沙遗址来看，当时最隆重的祭祀是对自然神（天神、河神等）的祭祀，开明王朝从杜宇王朝发展而来，其立国初期必然要采用现成的各种制度，其中自然包括祭祀制度。但利用前朝的制度有一定时限，当自身王朝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然会加以革新。由于王朝祭祀制度的变革事关重大，必须谨慎付诸实施，所以开明王采取了十分巧妙的策略，这就是乘迁都之机在重建中进行变革。开明王之所以散布“自梦郭移”的烟幕，就是要在这个烟幕下面实现都城迁移，是策略上的一种安排，这与商代盘庚迁殷的故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成都市商业街发掘的战国早期的大型船棺、独木棺墓地，地面上有寝庙建筑遗迹，其做法的源头就应在开明五世，应是从开明五世在先君墓地建立宗庙，在宗庙地面上立大石为墓志这种新的祭祀场所形式演变而来。开明五世以前的历代开明王，由于当时的都城在郫，不在成都，他们去世后的墓地自然也都不在成都。开明五世迁都成都，在成都重建先君宗庙，宗庙就建筑在墓地之上。这时的先君墓地，显然已是二次葬，而建筑在二次葬墓地上的宗庙，既然是为祭享所用，那么必然会建有享堂一类建筑，这和成都商业街船棺墓地的布局几乎毫无二致。可见，战国早期的商业街船棺墓地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是承袭春秋时期开明五世的祭祀制度而来的。这就说明，古蜀王国先君二次葬墓地地面上的寝庙建筑，很有可能是从开明五世开始的，是开明五世迁都成都后所实施的祭祀制度变革的结果。开明王朝的国力比杜宇时期大大增强。从开明二世开始，蜀北征南伐，东攻西讨，争城夺野，剧烈扩张。到战国时代，蜀已成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强大国家【11】。
4、政治制度。4500年至5000年前，因为海水退出四川盆地露出成都平原以后，人们从山上逐渐进入成都平原修房造屋发展农业生产的，从甘肃天水地区、四川岷山、青城山、到湖北、湖南、山东、贵州、云南等山与山之间的大坝、小坝上都有过古氐夷族、古氐羌族建立起来的不少大大小小部落王国，四川广汉三星堆北面岷山、青城山山腰或山上都应该有蜀国国王的最早宫殿和城池遗址。这有四川凉山古彝文经典《勒俄特依》里所描述的历史事件可供参考，"史慕额哈"(天上)的恩体谷自派了阿格叶库到地上收租、收税、平原上的人们不从，于是恩体谷自就打开九大山湖水淹没了平原上的庄稼和人们的记载，与大渡河、岷江泛滥成灾有关系。其中"史慕"是指世界上、人类社会。“额哈”是指天上五个人类灵魂世界。“额体谷自”是指统领五个部落王国的王中之王。这里除把人和事情夸张成元比的神话部份外，他派人到下面(地上)来收税的事实证明了岷山、青城山上的国王统治管理着成都平原上的王国。由此，早期的古蜀国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方国体系。利用对三星堆的研究，可以发现古蜀国地区是继“中央”商代文明之外的一个很发达的国度。“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的体制，也是古蜀国的一个特点。
&&& 5、经济文化
（1）经济发展：古蜀国地区有着优越的自然环境，因此农耕文化的发展及其发达。例如杜宇建国，定都于郫邑（今郫县城北里许尚存古杜鹃城遗址）。为了加强对其他地区的控制和管理，稍后又“别治瞿上”，即在今双流牧马山一带建立了别都。此后，杜宇可能经常来往于二地。杜宇希望国人尽快过上安定的生活，悉心教导百姓以农为业，首次实行了按季节播种的农耕制度，使蜀地由游牧社会发展到农业社会，并成为长江上游农业文明的发祥地。由于望帝的农耕政策让人民得到实惠，原来跟随鱼凫王逃亡的百姓，纷纷来归，跟随杜宇重建家园。望帝教民务农的措施，影响远及于巴，因此后来巴蜀人民共同奉杜宇为农神。《山海经·海内经》说：“广都之野（指成都平原）…爰（于是）有膏菽、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种。”这段文字所记叙的五谷丰登、农业昌盛、一年收割两次的景象，正是杜宇在成都平原大力发展农业并取得巨大成效的写照。有的专家还认为，《诗经》中主要反映岷江、沱江流域人民生活的民歌“召南”中的一些诗，如“言采其蕨”（《虫草》）等，实际上写的正是杜宇以后，古巴蜀地区因农业昌盛而特有的一种极富感情色彩的乡野景观。
杜宇不仅重视发展农业，还大兴汶山牧业与辖区内的矿业，曾以银与中原市易。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力日益强盛。杜宇东征西讨，古蜀国的疆域迅速扩大，跨出了成都平原，国土北抵陕西汉中，南抵青神，西至卢山、天全，向东则直达嘉陵江，并且把汶山建成巨大的畜牧场，把今凉山、宜宾以及云南、贵州一带变成他的皇家花园。〈华阳国志〉所作以上钩勒，虽不一定准确，但大致体现了杜宇王朝的雄浑气势。真是气吞山河，决非古蜀历代先王蚕丛、柏灌、鱼凫所能比拟【12】。
（2）文化进程：通过国内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不断论证，7500年前后现今我国甘肃、青海、陕西、四川、云南、湖南、河南、山东和缅甸国都普遍使用过古民夷人的语言文字。现今四川川西、川南到处可以找到一些词语，这从另一侧面间接说明了古氐夷人、古氐羌人是本地真正主人。秦灭蜀国迁万户人蜀以后，禁止了当地土著居民使用自己语言文字的权利。但迄今为止人们还可找到一些和当今彝语文一样的词汇和文字。"鸡公山、鸡公车，姑娘红裙穿，红桃子吃，包打开"，这些词和彝语…样名词在前动词在后，它是秦灭蜀国后不准当地土著居民使用自己的母语，只能用中原汉语文的环境条件下，用原来自己使用的母语进行思维，用汉语文表达时遗留下来的痕迹。
　　此外，在四川盆地四周的山间、河谷中有不少带“青、金、邛、资、宜宾”字的地名。这些地名有值得深究的内容。用彝文经典上的论点来说，这“青”字有青色、黑色本义，青城山就是一座长满绿色树木、青草，远远望去是一座美丽的黑色雄山。“青羊”是来自青城山、岷山一位年轻的“神人”，他变成一只黑色绵羊来到成都平原，又变成具有多种神力的青羊永恒地坐在成都青羊宫，主管这个世界的是是非非。这就告诉人们道教不是庄子、孟子、张天师所独立创造，而是人类社会的习俗、图腾崇拜，古代哲学长期形成的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就是三星堆文化的外衣。在成都郊区以“金”字是为地名的也不少。这个字与古代成都平原的形成，岷江、大渡河、沱江、马牧河、鸭子河的流动和改道有直接关系。“资”字有沼泽地之义，资中、资阳在古彝文里叫“日资阿莫、日资觉莫”，是古代成都平原的形成后与沼泽地有关的名词。“耶、宜”这两个字是与四川、贵州、云南三省地域，古氐夷、古氐羌部落王国名称有关的字。“邛”有邛都、邛崃的地名，是与蜀国国王的老祖宗“石尔俄特一、俄特俄勒二、俄勒耶布三”，有直接联系的词：“宜”字和“宾”组合成“宜宾”之词是古彝语音译词。“宜”和“夷”都同一个音，是指古氐夷人，“宾”字是念书或者读书的“读”字之意，是彝族请毕摩(祭司)举行大规模祭祀活动场所的地名。
　　广汉三星堆左右有两条河，一条叫马牧河，“马牧”这个词看来是古彝语的音译词，“马”有“竹”之意，“牧”有编织竹器之意。这说明远古时期马牧河两岸竹林茂盛。“鸭子河”看来是后人取的名词，原来叫“洛水”，“洛”是古彝语音译过来的词，是指“青色、黑色”的一条江河。迹象表明了马牧河、鸭子河两岸和三星堆周围曾经是土著居民使用竹杆、竹皮制造各种家具，修建房屋的地方。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之中有古今彝族所崇拜的虎、狮、仙鱼、仙鸟和俄勒邛布以前的祭祀坑中使用的金杖、银杖，还有部分字符与犍为县五联乡出土王印上的字都是彝文字。其他那些图画有的是毕摩画在祭祀大会上使用的图腾崇拜动物或植物【13】。
&&& 6、科学技术。古蜀国是一个文明程度很高的王国。青铜时代的三星堆遗址，各种青铜祭祀物件的出现，令人叹为观止。在三星堆考古挖掘中，最大的发现之一便是人像群。远古时期青铜造像的铸造及发现，在世界上也属稀有。古希腊的青铜像几乎荡然无存，美索不达米亚考古中也仅发现多是作为装饰品或饰件的小型铜人，并不形成独立的青铜文化体系。而中原地区文化传统是以尊、鼎、鬲、壶、爵、角、觯等青铜礼器为主，并无制作独立人像乃至大型神巫雕像的传统。文献所记集天下之兵，命工匠铸十二金人，不但未得到考古证实，且时代已远远晚于三星堆时期【14】。
7、王国覆灭。经历了、、鱼凫、、开明五个王朝，开明王朝自鳖灵开始传十二代至末王，为所灭，秦惠王封其子通国为蜀侯，直至公元前285年，才废除蜀国。另外，秦灭蜀之后，王子安阳王带领部分余众迁到今越南北部建立安阳国【15】。
8、考古探索
（1）发现石磬：日，考古工作者们在对的第六次发掘。当天就出土了130多件珍贵文物，在这些出土的文物中，考古工作者意外地发现了迄今为止最大的商代石磬【16】。此次共发掘了两个商代石磬。其中最长的一个长达1.1米，堪称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商代石磬；在它的旁边还躺着一个约四五十厘米的稍小的石磬，两个石磬都可以找到一个小孔。在清理中，工作人员还发现其中的一个石磬上还刻划着清晰的弦纹。
（2）金沙遗址：据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介绍，金沙遗址【17】这个石磬的发现非常意外，他当时就在现场，还是他第一个喊出了石磬的名字，这个发现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很激动。磬是当时的庙堂之音，也是最古老的传统乐器。它是古蜀王在祭祀时用来演奏的乐器，据专家介绍，这种乐器在地区属首次发现。它的发现真实地反映了古蜀王祭祀时的场景。同时也证明了时期的祭祀活动中已经有了较为完善的。不论出土的石磬、、玉璋还是无不彰显出当时社会的高度文明【18】。可是人们仍然不明白，为什么在3000年前的古蜀王国会有如此高的文明，是什么造就了它的发展？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属盆地地区，周边较高的地区当时很可能有着很高的文化。又属于，温暖湿润，雨量充沛，而且有很多的河流。当时茂密的丛林很适宜人类生存繁衍。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四周的居民开始慢慢向这里聚集，来自不同的地域的人，也带来了不同的技术和艺术，各方文化在这里汇集，这里成了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
（3）传承谜团：
谜团二：三星堆、究竟如何传承？在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对发掘出来的器物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从出土的这些器物的形制上看很多都与据大约60公里的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器物非常的相似。尤其是金面具、金冠带和青铜小立人，都惊人的相似。介绍，出土的青铜小立人仅有19.6厘米，这是中最具代表性的青铜器。它与三星堆出土的2米高的在造型方面极其相似，身上都穿着同样的长衣，摆出同样的姿态，一只手空空地攥着拳头。不同的仅仅是身高上的悬殊，但从青铜小立人下面的一个小可以看出，它此前应该是插在一个大件上的一个物品。除身高的不同，形制上看，两个青铜立人所差无几。
（3）古蜀国都城——郫县【19】。中出土了金冠带上面刻有鱼、鸟、箭、人头图案，其做工也很精致。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图案与出土的金杖上面的图案完全一致。认为，金冠带与金杖都是至高王权与族权的体现和代表，二者表面上基本相同的纹饰具有相同的象征意义，反映出了与之间内在的紧密联系。的突然消失，给人们留下了很多待解的谜团。有猜测说：“三星堆的消失可能是外族的入侵。”还有猜测认为是受到洪水的侵袭，族人全部外迁所致。所有这些都是人们的猜测。的发现似乎可以解开一些三星堆突然消失之谜。此外，出土的22厘米的琮在众多的玉琮中显得尤为突出，它的颜色为翡翠绿，雕工极其精细，表面有细若发丝的微刻花纹和一人形图案，上面的微雕图案令人叫绝，堪称国宝。整个分为十节，玉琮上雕刻有40个人面纹和一人形图案，人体肥胖，头上戴有一个冠饰，双臂平举，两臂上都有一个上卷的羽毛形装饰，双脚叉开，长袖飘逸。整个玉器为青色，玉质非常温润，呈半透明状。从造型风格看与文化完全一致。
&&& 文物管理委员会在谈到对出土部分玉器的几点认识的时候曾表示，金沙遗址琮与文化的玉琮仔细研究发现二者之间仍存在一些差异：首先质地不同，良渚文化的玉材多为鸡骨白，金沙遗址的是青玉；其次造像风格不同，在良渚文物中还没有发现青玉琮的造像风格的图案。
（4）没有文字
谜团三：如此高的文明为何没有文字？出土的大量金器、玉器都显示出了当时精湛的工艺，可是这种高度的文明到目前为止仍没能找到任何的文字，难道当时没有文字？
金沙遗址。说：“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并非没有文字，甲骨文是最好的证明。”在殷墟甲骨文没有被发现之前，人们并不知道商周有文字存在。在殷墟出土的龟甲、兽骨上可以发现，商代晚期商王室及其他商人贵族在龟甲、兽骨等占卜材料上记录了大量的与占卜有关事项的文字，也包括少数刻在甲骨上的记事文字。这个时候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商周不仅有文字，而且相当的成熟。虽然中发现的上并没有发现任何的文字，但不代表这里没有文字存在，我们挖掘的仅是金沙遗址的冰山一角，还有更多有价值的金沙文化有待进一步的发掘，文字并不一定都刻在卜甲上，它很有可能在其他的可以刻字的材质上。没有发现并不代表没有，将来的情形还不好说，还不能马上下定论。
还有可能是因为保存的关系，流失了很多。比如有可能把文字刻在树叶或者是树木上，虽然看到的大多都是刻在卜甲、铜器上的，但不能认为只有卜甲或者铜器上才会有这样的文字。认为，有没有文字有不同的说法。按照文献的说法，确实没有文字记载。此前有一种说法，一个名叫尸子的人曾在著书立说，如果当时没有文字的话就不可能会有这样的说法。但是，这种说法暂时还没有得到证实。在也没有发现像那样的帛书、竹简这些文物，但在四川商代晚期，还是可能有文字的，那时流传着一种“”，但这种符号究竟是不是文字，截止2010年第六次三星堆考古结束还没有定论【20】。
&&& 9、史籍记载。据《》卷三蜀志载：周失，蜀先称王。有蜀侯，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鱼凫於湔山，忽得仙道。思之，为立祠於湔。
望丛祠。後有王曰，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有梁氏女利，游。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巴国称王，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灵关为後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以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禅位於开明。帝升隐焉。时适二月，鸟鸣。故悲鸟鸣也。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
开明位号曰。丛帝生卢帝。卢帝攻秦，至雍。生保子帝。保子帝攻青衣，雄张獠、僰。九世有开，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时蜀有力士，能移山，举。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今石笋是也。号曰。未有谥列，但以五色为主。故其庙称青白黑帝也。开明王自梦廓移，乃徙治。
&&& 王之世，有褒汉之地。因猎谷中，与遇。惠王以金一笥遗。王报珍玩之物，物化为土。惠王怒。群臣贺曰：“天承我矣！王将得蜀土地”。惠。乃作石牛五头，朝泻金其後，曰：“牛便金”。有养卒。悦之，使使请石牛，惠王许之。蜀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还之。乃嘲曰：“东方儿”。秦人笑之，曰：“吾虽，当得蜀也”。
&&& 有一丈夫，化为女子，美而豔，盖山精也。蜀王纳为妃。，欲去。留之，乃为《东平》之歌以乐之。无几，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今成都北角是也。後，王悲悼，更作《臾邪歌》、《陇归之曲》。其亲埋作冢者，皆立方石以志其墓。成都有一方折石，围可六尺，长三丈许。去城北六十里曰毗桥，亦有一折石，如之，长老传言：五丁士担土担也。时，石折。故治中从事叹曰：“噫！西方智士死。吾其应之”。岁中卒。
&&& 三十二年，蜀侯使朝秦。秦惠王数以美女进，蜀王感之，故朝焉。惠王知蜀王好色，许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迎之。还到，见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揽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抴蛇。山崩，同时压杀五人及秦五女，并将从；而山分为。直顶上有平石。蜀王痛伤，乃登之。因命曰五妇冢山。川平石上为。作思妻台。今其山，或名冢。
古蜀国区域图。元年，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以为相。置巴、蜀郡，以张若为蜀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三年，分巴、蜀置。六年，陈壮反，杀蜀侯通国。秦遣庶长、、复伐蜀。诛陈壮。七年，封（公）子恽为蜀侯。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
（赧王）五年，仪与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回七里，高六丈。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造作下仓，上皆有屋。门置观楼，射兰。成都县本治赤里街。若徙置少城。内城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闠，市肆，与同制。其筑城取土，去城十里，因以养鱼，今万岁池是也。惠王二十七年也。城北又有龙?池，城东有千秋池，城西有，（西北有天井池，津流径通），冬夏不竭。其园囿因之。山亦有，蜀王之地也。
赧王十四年，蜀侯恽祭山川，献馈於，恽後母害其宠，加毒以进王。王将尝之。後母曰：“馈从二千里来，当试之。”王与近臣，近臣即毙。王大怒，遣司马错赐恽剑，使自裁。恽惧，夫妇自杀。秦诛其臣婴等二十七人。蜀人葬恽。十五年，其子绾为蜀侯。十七年，闻恽无罪冤枉死，使使迎丧入葬郭内。初则炎旱三月，後又霖雨七月，车溺不得行。丧车至城北门，忽陷入地中。因葬焉。蜀人因名北门曰咸阳门。为蜀侯恽立祠。其神有灵，能兴云致雨。水旱祷之。三十年，疑蜀侯绾反，诛之。但置蜀守。张若因取笮及楚江南地焉。
10、历代君主。历代君主：望丛祠中的望帝、丛帝像。望帝之陵。
&&& （1）王朝。蜀王（教会古人民养蚕技巧的君王）…
&&& （2）王朝（教会古人民种植技巧的君王）。蜀王…
（3）鱼凫王朝（教会古人民的君王）。蜀王鱼凫…
&&& （4）王朝（？～约前666)。蜀望帝（）。杜宇因为过于相信一位大臣的话而让位给手下大臣，结果大臣残暴无道而杜宇又没有任何办法，只好化为。
&&& （5）王朝（约前666～前316)：开明鳖灵、开明卢帝万通（又称成帝）、开明保子帝芦保（又称褒子帝）、开明青帝胡、开明赤帝（又称别帝）、开明黄帝、开明白帝、开明黑帝、开明圣帝、王、开明后王、开明末王（又称芦子霸王）-前316年等12代。
&&& （6）蜀（前314～前285)：蜀 公元前314-前311年、蜀煇（恽）公元前308-前301年、蜀绾公元前300-前285年。
（7）安阳国（约前316～前207)：开明制前316～前257、开明泮前257～前207。
蜀与夏同源，有文献足征。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载：“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应作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但是，近代史家都有怀疑和否定的。早在五十年代，针对疑古史家的否定，徐师中舒先生指出：“秦灭蜀前，蜀的历史，现在保存于《华阳国志·蜀志》及《蜀王本纪》中，…是历代相传的旧说。”（见徐中舒《巴蜀文化初论》[1959年]，编入《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蒙师文通先生也引西汉褚少孙说来指证常志之说：“蜀王后代既是在元、成间还常朝献于汉，这说明是汉代所谓西南夷中的邑君。黄帝子孙之说，可能是这些邑君朝献时自己称述得来”（见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1959年]，编入《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近来李学勤先生根据《大戴礼记·帝系》所记的先秦传说进一步指出：“传说中的世系显示，蜀和虞、夏、楚有共同的先世。”“蜀、夏同出于颛顼的传说绝不是偶然的。”（见李学勤《〈帝系〉传说与蜀文化》，《四川文物·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1992年）。从古代文献记载来看，蜀与夏的确有同源关系。现在，笔者根据成都平原最新的考古发现与认识，对蜀夏关系的地下证据作一点新的探讨，以求教于诸方家。
一、宝墩古城与“夏鲧作城郭”。考古学上夏商时代的“三星堆文化”或“古蜀文化、早期蜀文化”是从八十年代成都平原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城址与祭祀坑的发掘后，才被学术界广泛接受的。五十年代初发掘的以东周船棺葬为代表的青铜文化，沿用了四十年代卫聚贤先生根据传世品--所谓成都“白马寺铜器”而命名的“巴蜀文化”（见卫聚贤《巴蜀文化》，《说文月刊》3卷4期，1941年）。夏商的“三星堆文化”比东周的“巴蜀文化”早，故称“古蜀文化”。目前，虽然各家对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看法有分歧，但三星堆遗址主要堆积有：龙山-夏商之际-殷商-殷末周初等各时代的文化遗存是没有异义的。九十年代后半期，成都平原又发现龙山至夏代的古城群，它们是直接与夏商时代的“三星堆文化”相衔接的“宝墩文化”。
　　宝墩文化可分四期（见江章华等《成都平原的早期古城群--宝墩文化初论》，《中华文化论坛》1997年4期）。第一期以新津宝墩遗址(含城址)为代表，文化内涵与广汉三星堆遗址第一期相同，碳十四测定年代约公元前2400年，已超出夏代(一般认为夏代相当于公元前年)纪年，与古史传说五帝中的虞舜时代相当。第二期以都江堰芒城遗址为代表。第三期以郫县古城遗址和温江鱼凫城遗址的前段为代表。第四期以温江鱼凫城遗址后段为代表，其文化内涵与三星堆遗址第二期相接近，后者的碳十四测定年代为公元前1700年，这大概是宝墩文化年代的下限，已进入夏代纪年的后期了。
　　宝墩文化已发现的城址有6座：新津宝墩(图一)、都江堰芒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崇州双河和紫竹古城，时代跨虞、夏之时。当时正是中国的洪水时代，“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汜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孟子·滕文公上》)。《诗经·商颂·长发》：“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庄子·秋水》：“禹之时，十年九涝”。因此，夏禹自述治水时说：“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尚书·益稷》)，三过家门而不入。夏禹治理(黄)河的洪水时，曾由壶口而西到雍、梁二州，《诗经·大雅·韩奕》：“奕奕梁山，维禹甸之”；《尚书·禹贡》：“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岐山在雍州无疑，梁山一说在雍州(今陕西合阳至韩城一带)，或说在梁州(今陕南南郑县东南)。禹治理大江的洪水，是从江源(岷江)和汉水开始的，《尚书·禹贡》又说：“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b&#333;）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绩”。蒙文通先生引郑玄注说：岷山在岷江上游，嶓冢山在汉水源头，“沱在郫县，潜出嶓冢，蔡、蒙在汉嘉，和读曰桓，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是《禹贡》于梁州所详，偏在西北”。又说：“《山海经》所载至广，而独于此岷江上游蕞尔之地载之至详。《史记·五帝本纪》又载黄帝之子‘青阳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其后皆有天下。是此岷嶓之间古代本有梁州通中原之一道，故记之乃详也。”（蒙文通《四川古代交通线路考略》，《古地甄微》187～188页，巴蜀书社，1998年）。其说精当可从。王象之《舆地广记》卷30说得更具体：“《禹贡》岷山在西北，俗谓之铁豹岭。禹之导江，发迹于此”。那么，作为岷江中游最大的冲积平原--成都平原，夏禹循江治水过此，也不是不可能的。并且成都平原曾累遭洪灾也是肯定的。
根据古气候学研究，从距今8000年开始，长江上游进入暖热阶段，雨量充沛，年温比现在高2～3&#8451;，一直延续到距今3000年进入第一冷期为止。冰川考察资料表明，成都平原西面的横断山区当时受高温气候影响，在各较大的河流支谷口都形成巨大的由泥石流与洪积物组成的混合型台地。考古发掘表明，资阳黄蟮溪“资阳人”产地的河流冲积层中有冲倒的形成乌木的古树林，经碳十四年代测定约在距今6500年左右，孢粉组合有亚热带、热带成分，年温比现在高3&#8451;以上（《四川气候》第116～117页，四川科技出版社，1997）。成都平原地处川西北山地河流支谷口的下游，为河流冲积扇平原，东有龙泉山脉斜亘，平原出水口只有东面的金堂峡和西南面的青神熊耳峡。夏秋雨量集中，据长年统计，盆西在5～10月的降雨量约占全年的85～90%，故素有“西蜀天漏”之称（《四川水旱灾害》第9页，科学出版社，1996年）。一旦夏雨集中，水流渲泄不畅，必酿洪灾。如《蜀王本纪》载：杜宇(望帝)时曾遭到“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华阳国志·蜀志》说：“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望)帝遂委以政事，…帝升西山隐焉”，特大洪灾还引发了政权更迭，改朝换代。所以，筑城防洪肯定是古蜀政权要首先考虑的。
　　从地下发现看，成都平原当时至少有2～3个古城是同时并存的，还不计那些已破坏无存的、埋藏地下尚未被发现的，例如最近(1998年初)在三星堆遗址的夏商城址内的月亮湾地点，就新发现了时代更早的城墙基址，犹待进一步发掘。成都平原是套在四川盆地西部的小盆地，面积满打满算不过9500平方公里，其中心地段不过二三千平方公里，在如此狭小的地区内，在相当于虞夏时代有如此密集的城址，其功能的多样性，是值得研究的。
　　关于古代的城，徐中舒先生曾有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崇在古代又为有崇伯鲧之国，鲧是夏禹的父亲，为夏之所自出。西汉人屡称‘大禹出西羌’，而《世本》又言‘夏鲧作城郭’，是城郭之建筑，在居于山岳地带的羌姓或羌族中，也必然有悠久的历史。”他认为“庸之本义为垣庸，为城垣”，“笼即庸之合音”，“戎族之‘戎’，也当与崇或庸有关”。先生进一步发挥：“综此诸义言之，庸之与戎，就其所居言则为庸，邛笼就是它的最适当的说明；就其所用的武器言，则为戎，板蛮就是它的最适当的说明”。这里对巴蜀民族与夏族的同源关系作了极为重要的揭示。先生对城垣的功能作了分析：(1)在平原低地“为防水的必要设施”；(2)“在山岳地带也为防御猛兽侵袭的屏障”；(3)“戎族中亦必以具有高大的城墉作为联盟大酋长的标帜”；(4)在阶级社会中，作为保护统治阶级自己，“并为镇压居住在他们四周原野上的被征服部族之用”（徐中舒《巴蜀文化初论》[1959年]）。这些真知灼见，是我们在分析成都平原古城的功能时要认真综合考虑的。
　　值得注意的是，宝墩文化二期的都江堰芒城与崇州双河古城都是"回"字形的双圈城垣，这是十分罕见的建城特征。我们知道二里头遗址很可能是夏代的都城，但没有发现城垣遗迹，只有在二里头夏文化的晋南东下冯遗址发现"回"字形双圈环壕聚落(参见《中国考古》2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目前只有这两者差可相比，不过一个是地面上建筑的城垣，一个是地面下挖掘的壕沟。这种筑城方式的相似，肯定与“夏鲧始筑城郭”的传说有关系。
　　宝墩文化本身并直接发展为三星堆文化，中间似无间断。广汉三星堆遗址已知为古蜀文明的都城，三星堆文化(三星堆遗址的二、三、四期)是古蜀文化。那么，把宝墩文化(含三星堆遗址的一期)看成是古蜀文化的开端，或是先蜀文化又有什么不可呢？因此，我们可把《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所记古史传说的蜀国世系，分为三世：(1)蚕丛、柏灌为开国之世，进入成都平原发展成早期国家(或曰酋邦)，成都平原的古城群乃其遗迹。相当于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五帝后期到夏禹开创的夏代。(2)鱼凫、杜宇为鼎盛之世，标志是以三星堆都城为中心的古蜀文化圈的形成。相当于中原夏商之际到周初。(3)开明(鳖令)为扩展之世，巴人受楚迫西进，与蜀文化相冲突、融合，形成传统意义上的“巴蜀文化”，新都马家出土“邵之食鼎”的甲字形土坑木椁墓，被认为是荆人鳖令之后开明世某王的陵墓，是有道理的。相当于中原西周至东周（林向《古蜀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寻根》1997年4期）。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相当于虞夏时代的宝墩文化，在本地已历年久远，它的发展渐变为三星堆文化，我们可因它们在发展的阶段上的不同而分别命名，其实两者之间一脉相承并非出现另一种什么新文化。所以，有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在夏末商初，由迁入成都地区的夏遗民，与当地土著居民相结合所创造的一种新型文化遗址”之说（杜金鹏《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及相关问题》，《四川文物》1995年1期）就不能成立了。夏与蜀本是同源的异地文化，他们之间在各自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不断联系与交往，肯定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57348;
二、夏蜀交往的地下物证。蜀与商、周的交往频繁，在殷墟卜辞与周原卜辞中均有记载，殷商时有“蜀受年、征蜀、至蜀有事、蜀御、蜀射、在蜀、示蜀”等等；西周有伐蜀卜辞藏诸宗庙（林向《周原卜辞中的蜀》[1985年]，编入《巴蜀文化新论》，成都出版社，1995年）。夏的文字因尚未发现，蜀与夏的交往只得依靠对地下出土物的文化因素分析法，而间接求得。我们认为一般来讲，考古学文化是历史上“人们共同体”(氏族、部族或民族)在物质文化上的反映，文化因素的相通，意味着“人们共同体”在文化层面上的传播与交流；大量的或主导的文化因素相同，则表示“人们共同体”之间可能存在着族属成份上的亲缘关系。&#57348;
　　古蜀文化或三星堆文化出土的典型陶器群是：小平底罐或钵、高柄或圈足豆、高领小平底大罐、袋足或管足封顶、鸟、兽头长器把、高颈壶、瓶形杯、平底盆、三袋足炊器、尖底盏、敛口瓮、大口缸、器盖、纺轮等等。它们都自有特色，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的标志。但是，有两种陶器却与二里头夏文化的陶器十分相似，它们是高柄豆与袋足封顶。蜀地本流行圈足豆，从宝墩文化开始延续到三星堆文化，由盛而衰却不绝；高柄豆则由少增多，成为三星堆文化的典型陶器。高柄豆并不如有人说的是从二里头夏文化那边传过来的，在宝墩文化一期晚段已出现一种浅盘豆，柄、盘间有明显的界分；到二期柄部变细，作为三星堆文化高柄豆的前身是无疑问的，它们的纪年早于二里头文化也是肯定的。但是，三星堆遗址出土高柄豆的确与二里头遗址有关，三星堆遗址的一件高柄豆(AaT4&#9312;：39)，大浅盘，柄部有镂孔和突棱，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很相似。另一件高柄豆(BaT1&#9313;：36)圈足上有一个"目"字刻符，更为二里头遗址出土物所常见（杜金鹏《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及相关问题》，《四川文物》1995年1期）。两地相似的高柄豆上有相同的刻符，反映出两者必有交流，认为它们是来自二里头夏文化的文化因素亦未尝不可。不过，三星堆文化的高柄豆有纺锤形、竹节形、麻花形多种豆柄，自成系列，来自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并不占主要地位。&#57348;
　　能够肯定来自二里头夏文化的是袋足封顶。关于封顶的问题，杜金鹏先生作过比较研究（见杜金鹏《封顶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1期）。他认为：“四川地区的同类器物的年代，不会晚于二里头文化三期”，这大致是不错的。但是，因为他是主张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属于商文化的，所以把“封顶”的迁播与商汤伐桀灭夏，夏遗民的大迁徙相联系，那就有待商榷了。二里头文化二、三期正处于发展的鼎盛期，并不见有任何衰败之势，当此时“封顶”等文化因素向周围地区传播，说它是因国破人亡时的四散逃窜的传播；实不如我们说它是因夏国力强盛，文化影响力四射的传播，更有说服力。古蜀文化在接受封顶这种外来文化因素时，并不完全照搬而是作了改造，三星堆文化出土的封顶一般显得瘦高，身高超过足高，特别是三款足似管状细长，上下一般粗细；与二里头文化传来的封顶，矮胖而肥裆尖足，大相庭径，别有情趣，反映文化的交流不可能是一味单向被动的。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石器也有不少与二里头文化玉石器相似的，如玉锛、玉戈、玉圭、玉石牙璋等。关于牙璋的问题，笔者曾作过比较研究，在分析了全国各地出土的34件牙璋标本后，论述了牙璋的渊源、类型、年代、流布和三代用璋的不同特点（林向《古蜀牙璋新论枣古蜀文明与中华牙璋》，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1994年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宣读，编入《巴蜀文化新论》，成都出版社，1995年）。现可补充申述如下：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化很可能是牙璋的最早的发源地，因为：(1)年代有最早的，有早到夏代前期，公元前1700年以前的；(2)典型器物多，变例也多，数量在80件以上，可分为I、II、IV三型6式；(3)其用途与社会功能最清楚，是祭祀山川的专用品(有祭山图牙璋K2&#9314;：203附4可证)。中华牙璋有两个渊源系统：(1)大汶口文化的獐牙器发展成“装配式牙璋”，即二里头文化遗存中最常见的柄形器及作为附件的小玉饰；(2)红山文化的丫形器发展为“独体式牙璋”，即三星堆文化等遗存中常见的整体分为柄、阑、身三段的“中华牙璋”。
在二里头夏文化中最常有的是"装配式牙璋"，其特征性的遗物即在二里头文化遗存随处可见的"柄形器"。相反，"独体式牙璋"则极少见，在二里头遗址中总共只出土了3件(三期)，另有采集的1件(四期)，均出自墓葬。在河南其它地方还发现2～3件，我们认为后者都是出于二里岗时期(商代前期)的夏遗民墓葬。其中二里头三期墓葬VM3出土2件&#8544;型牙璋，它们与玉钺、"柄形器"等同出，我们认为该墓主人很可能是夏王室的巫祝之类，所以用这些法器随葬。这2件"独体式牙璋"的形制几乎与三星堆文化早期的&#8544;型牙璋完全相同(较祭祀坑出土的为早，如1929年燕家院子出土的几件，及1986年三星堆遗址二期出土的残件)。在二里头夏文化里"独体式牙璋"年代晚、数量少，十分稀罕，应是古蜀文化的交流物(贡礼品或商贸品)，《周礼·典瑞》：“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赠宾客”，以祭祀山川的牙璋作为馈赠的礼玉，是十分相宜的。&#57348;
　　目前流行一种说法，认为牙璋起源于陕北或山东（王永波《耜形端刃期的分类与分期》，《考古学报》1996年第1期），其实不然。陕北神木石峁的牙璋约35件，其阑部与三星堆遗址、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不一样，我们分它为IB亚型，其余的都属于阑部简化的III、IV、V型，时代不可能如后来所说的早到龙山时代，还是以夏鼐先生说的出于“商代墓葬”为是(《考古》1983年5期)。山东临沂、五莲、海阳地面采集的4件，属于阑部简化的III、V型，时代亦不可能早到龙山时代。两湖、闽粤出土的几件，情况亦复如此。香港南丫岛东周墓M6出土的I型牙璋；越南Ren和Phung
Nguyen冯原文化中晚期遗址出土的2件I型、2件III型牙璋，其年代相当于我国商末周初，它们都可能是自发源地的蜀中向南传播的。过去讲蜀中与东南亚红河流域的交通，都认为与《交州外域记》所载的蜀开明氏后裔王子泮安阳王在秦灭蜀(公元前316年)后南奔，于该地建瓯雒国的史实有关(见《水经·叶榆水注》)，现可知早在商代古蜀文化已辐射至红河流域，冯原文化出土牙璋即是一例。&#57348;
　　根据殷墟西区939座商墓与周原6座周墓的出土物分析，牙璋为夏商之方国通用，而殷商不用；商人习用的半圭璋，而周人不用。更透露出三代礼制异同的信息：古蜀文化与夏文化关系似比与商文化更为密切。礼制是深层次的文化传统，表明蜀与夏的确可能是文化同源的南北两大支族(林向《古蜀牙新论枣古蜀文明与中华牙璋》，编入《巴蜀文化新论》)。1987年在三星堆遗址群的真武仓包包发掘一个玉石器祭祀坑，出土玉瑗、玉凿、石璧数十件。值得注意的是还出土2件长方形镂空铜牌饰，与二里头文化出土的几乎完全相同(陈德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2期)。蜀夏间的紧密交往又得一坚实的地下证据。&#57348;
　　由上可知，夏与蜀既是文化同源，又各自独立发展，在发展中又不断交往交流，当然，文化交流常是双向的，尤其是在实力相当时，文化传播的辐射力也会旗鼓相当。徐中舒先生说得好："四川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经济文化区，但是它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与其它地区，尤其是与中原地区没有联系的"(徐中舒《巴蜀文化初论》[1959年])。我们也曾说过：“蜀的中心地区在成都平原，蜀文化圈的范围大体上与后来《汉书·地理志》所载‘与巴蜀同俗’的地域相当，它在江汉地区与南传的二里头文化(夏文化)相遇；在陕南与商文化相遇；在渭滨与周文化相遇，蜀应该是殷商的西土外服方国”（林向《巴蜀文化区导论》[1992年]，编入《巴蜀文化新论》）。现在，我们又可补充：蜀是夏的异地同源的亲缘之邦，是周初的西南强国，古蜀文化是我中华远古文明中有机构成的重要部份。&#57348;
三、禹龙与蜀虫。“禹”字(图二)，《说文》：“虫也”，段玉裁注：“夏王以为名，学者昧其本义”。甲骨无此字。金文《叔向簋》、《禹鼎》、《秦公簋》等均从“虫”。顾颉刚、童书业两先生的《鲧禹的传说》说：“禹是有足的虫类，据近人考证，确是龙螭之属。”（《古史辨》七(下)，第1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闻一多先生《伏羲考》举七事以证“夏为龙族”，“传说禹自身是龙、传说多言夏后氏有龙瑞、传说夏后氏诸王多乘龙、夏人的姓和禹的名，其字都与龙有关、禹的后裔多属龙、禹与伏羲同姓”（闻一多《伏羲考》，《神话与诗》，古籍出版社，1957年）。言之确凿，可从。《山海经·海内经》：“鲧复(腹)生禹”，郭璞注引《发藏启筮》曰：“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初学记》卷22引作：“大副之吴刀，是用出禹”，那么，这条黄龙就是禹是无疑的了。刘师培《姒姓释》说：“姒、巳”同文，夏为姒姓即巳姓，“巳、蛇”古同字，且巳古读通“已”，“已、禹”双声。声近则义近，所以夏禹姓名均与“蛇”相联系。蛇与龙相通，因为蛇乃“龙之类也。或曰，龙无角者曰蛇”(见《洪范五行传》注)。蛇可化为鱼，《山海经·大荒西经》：“氐人之国…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此据《吕思勉读史扎记·鬼方考》引，断句)死即复苏”，此鱼妇与颛顼相连称，使人联想鱼与禹之音转。“有鱼偏枯”者，鱼即禹也；这害“偏枯”之病的就是禹，《尸子·广泽》载：“禹于是疏河决江，十年不窥其家，足无爪，胫无毛，偏枯之病，步不能过，名曰禹步”。据《玉篇》载：禹之父的鲧本即大鱼。《山海经·海外南经》：“南山在其东南，由自此山东，虫为蛇，蛇号鱼。”郭注：“以虫为蛇，蛇为鱼也”。可见夏禹与龙、虫、蛇、鱼，一也。&#57348;
　　我们知道周原卜辞中有个蜀字，从虫，是个合体字，像个纵目之人，曲体裹虫形徽记（林向《周原卜辞中的蜀》[1985年]，编入《巴蜀文化新论》）。纵目人是古蜀国蚕丛氏之特征，《华阳国志·蜀志》：“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岷江上游茂县北有蚕陵山，《成都记》称：“蚕陵即古蚕丛氏之国也”。这一带地下有大量古代的石棺葬遗存。当地羌族认为是“戈基人之墓”，与羌人无关。这种人纵目、有尾、居石洞、葬石棺，当为氐类之一种，蜀蚕丛氏本即氐族之一支（林向《羌戈大战的历史分析--岷江上游石棺葬的族属》[1984年]，编入《巴蜀文化新论》）。《魏略》：“(氐人)其种非一，称槃瓠之后，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或号冉氐，此盖虫之类而处中国，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据闻一多先生研究：“槃瓠与包(伏)羲字异而声义同，在初本系一人为二民族共同之祖先，同祖故同姓”。那么，虫之类的氐族“蜀”与龙族的“夏”正好攀上了同源的亲戚关系。&#57348;
　　蜀字从虫，过去说者有两种完全相反的意见：一说此字像以蚕为神圣图腾的民族。如朱逖先认为，蜀之得名于最早养蚕蚕丛氏（朱逖先《古蜀国为蚕国说》，《时事新报·学灯》44期，1939年）。另一说此字乃象形似蚕的毒虫，“是商代统治者用一种代表毒虫的字来称呼古代的蜀人，可能是一种贱称”（童恩正《古代的巴蜀》，5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今可知这带有“虫”形徽记的蜀人乃是出于颛顼的龙子龙孙，是夏禹的龙亲戚。这“虫”形徽记乃是高不可攀的“龙”标帜。由上可知，禹和蜀均属虫，这个“虫”符也就是“龙”符。
四、禹龙与建木。夏禹的历史伟绩在治水，他就与上古神话传说中会弄水的神龙-句龙和应龙挂上钩了；或者说大禹在古人的眼里本是一条会治水的龙。《山海经·海内经》：“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初学记》卷22：“大副之吴刀，是用出禹”。那么，这条黄龙就是禹了。所以，顾颉刚、童书业先生说：“句龙即是禹字义的引伸”（《古史辨》七(下)，第1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杨宽先生说：“禹和句龙既是一神，禹与应龙又是一神，…禹和句龙的功绩在治水，而应龙也能蓄水，…其实神龙就是禹的本身呀!禹在神话里本是从上天降到下土来的，应龙也一样的从上天降到下土，本来天地有着相通的道路，神人可以来往的，自从重黎‘绝地天通’之后，禹始终在下土做社神，做着‘恤功于民’的事业”（《古史辨》七(上)，第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神话传说本是古代历史折射的影子，“夏禹是龙”的传说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古之后人把祖先异化为神物，并不是抹黑，而是顶礼膜拜，这可从三星堆遗址出土物中得到印证。&#57348;
　　三星堆出土珍贵文物甚夥，尤以举世无双的青铜树为最（《中国考古文物之美·3·四川广汉三星堆遗迹》图37、38、39，文物出版社，1994年）。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树残件很多，树根、干、枝、叶、果铺满坑底，与海贝、玉石礼器、鸟蛇饰件相混，据清点约有6株以上，有的树枝上裹有金箔，是货真价实的“金枝”。二号树根的底盘三方有三个神巫跪守，可见这些神树是古代蜀人最神圣的崇拜物。其中修复的一号铜树最大(图三，1)，残高384公分(树巅无法复原)；树根立在三叉支架的圆盘基座上，座上纹饰是云气缭绕；树干粗壮挺拔，分几节有四道圆箍插接；树干上有树枝三层，每层三枝，枝桠上有萼托孵(栾)形果，两垂一昂，在昂果上各站一钩喙大鸟，生动地表现其在展翅前后的一瞬间的动态；在垂果的萼托旁有镂孔如罗网状的宽大叶片，叶片下缘有三个小孔，可悬挂三叉铜丝圆架，架下有各不相同的小悬饰，如天空星辰的圆牌、或如海洋扇贝的直棱牌等。最引人注目的是：树干表面有一巨龙蜿蜒而降，龙头昂起在下，龙尾高翘在上，后半部已残；龙头长方形，似有两根肉须(？)，怒目定睛，龇牙裂嘴；龙躯细长，呈绳索状虬曲；龙足更奇特，如人的张肱曲肘，有龙爪如伸手的人掌，粗短的拇指与细长的四指分开；龙身还有些分支断残不清，至少有一支上长的是牙璋。
这株树的性质，笔者研究认为是蜀地神话中的建木（林向《蜀酒探原》[1987年]，编入《巴蜀文化新论》）。今再申其说：根据袁珂先生校注的《山海经·海内南经》（载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有木，其状如牛，引之有皮，若缨黄蛇，其叶如罗(网)，其实如栾(孵)，其木若蓲(刺榆树)，其名曰建木。”《海内经》载：“(九丘)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上有九欘(枝回曲为欘)，下有九枸(根盘错为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暤爰过(上下于天)，黄帝所为(造作)。”可见其来头不小，法力很大。又《淮南子·地形》载：“建木在都广(应作广都，指成都平原)，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影，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地下。”那么，这棵铜树还可能兼容“若木”的传说在内。&#57348;
　　据袁珂先生校注的《山海经》，所述建木的特征与三星堆铜树相吻合，笔者关于建木的推断至今认定不误。但其中有两点今天可作补正的：其一，今本《海内经》说建木“百仞无枝”，似文句有错乱，因与下文“上有九欘，下有九枸”不符合；或可说成树干中段有百仞是无枝的，树顶上是有九根弯曲的枝桠的，树下有九根盘曲的板根，两说均可通。前有学者以“百仞无枝”来否定它是建木，那是出于误解。其二，《海内南经》：“引之有皮，若缨、黄蛇。”郭璞云：“言牵之皮剥如冠缨及黄蛇状也”，故袁校本将缨与黄蛇断开。笔者对照三星堆铜树细味此文，以为可作另解。“引”，此处不作牵引讲，而作“在前”解，还有“伸长”义(见《经籍篡诂》42)。“有皮既作树皮讲，也作“表面”解，如皮相。缨，在此可作绳索，或缠绕讲(见《文选》谢灵运《述祖德》注)。蛇与龙相通，因为蛇乃“龙之类也。或曰，龙无角者曰蛇”(见《洪范五行传》注)。依拙见此句可作新解：“伸展在树皮表面上的(引之有皮)，是绳索状缠绕的无角黄龙(若缨黄蛇)”。若拙见不诬，则三星堆一号铜树上的巨龙，也是建木上的应有之物，这条龙就是夏禹化身的神龙。因为建木既是古蜀人心目中“天下之中”的社树，作为社神的“禹龙”，理所当然的要出现在建木之上。&#57348;
　　准此，三星堆一号铜树之所以如此崇高，供奉在庙堂受人膜拜，是因为在蜀人心目中，那株供众神上下于天地的天梯--枣建木，乃其远祖黄帝所创建，大有灵验。“西蜀天漏”，成都平原屡遭水患，他们盼望善于治水的祖神夏禹，化作黄龙从天缘树而下，来保佑蜀地子孙后代能永享丰年。这大概是古代蜀人的原始宗教思维所能设想的最佳寄托了。当然，神话归神话，宗教归宗教，当夏禹的远房子孙在杜宇时遭到《蜀王本纪》说的“若尧之洪水”的危难关头，会治水的夏禹的偶像因失去灵验，被埋入地下；而会治水的同样是夏禹远房子孙后代的荆人鳖令，因此取得政权，建立了开明王朝。&#57348;
　　龙既是大禹的化身，二里头夏文化有不少龙的形像，如有一头两身、两头一身的都有。值得注意的它们都是无角、细长身，作龙蛇像（见《考古》1965年5期图版三；图三，3、4)。有同志认为夏族的图腾是“交龙”，是有道理的（邹后曦《夏族“交龙”图腾说》，《巴渝文化》［1］，重庆出版社，1989年）。所以，在与夏有亲缘关系的古蜀文明里，龙的形像也同样显赫，引人注目。三星堆二号坑里与铜树一起出土的还有龙形铜饰片2件，如标本(K2：203)，龙的细长身躯已残，怒目咧嘴，似无角(图四，3)。另有3件铜蛇，如标本(K2：87)，三角形蛇头上昂，也是怒目呲牙，尾残，身上布满菱形纹和云雷纹，华贵神秘(图四，4)《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5期。我们以为这三件不是一般的蛇，而是“龙无角曰蛇”。&#57348;
　　同坑出土的举世无双的大型立人铜像(K2：149、150)《中国考古文物之美·3·四川广汉三星堆遣迹》，图4～7，连座通高260厘米，突出巨大的双手握手，作奉献状(图四，1)。其身份当为古蜀酋邦的首领、宗教仪式的主祭人、群巫之长。他的衣袍上的主体花纹正是四条飞龙，最明白的是这些龙都有人手形的龙爪，不过它们是握成拳头的。这给我们以启迪，很可能古蜀人是把“手”当作大禹神龙无比法力的符号来运用的，当需要祈求大禹神龙的护佑时，就能看到“手”的符号出现。如在同坑出土的玉石“祭山图牙璋”（《中国考古文物之美·3·四川广汉三星堆遣迹》，128页）。上图(K4：201附4。或称边璋，不妥)的图景表现(图三，2)，在群巫致祭的山头，有8只从天而降的巨手握拳，用拇指紧压大山。过去我们不清楚，现在知道它的含义就是：夏禹神龙的神力镇山川。进一步可知，东周巴蜀青铜器的图徽上有许多“手”纹，乃与手的组合图象如“手心”纹(图四，5)，其数量之多不可胜计，过去学者作过种种猜测，终觉不安（王仁湘《巴蜀徽识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2年“。现在恍然大悟，“手”就是夏禹神龙威力的法符。至于“心”，笔者也倾向于是”龙(蛇)头“的意符，你看它与二里头的龙头图象有多相似(参见图三，3、4)。手与心符分开出现，分别表达”龙“的法力；组合起来则是“龙头”加“龙爪”的双重法力，也许还表达颛顼的两地后代对“禹龙”法符的复合崇拜。由此可见，与禹夏文化有着亲缘关系的古蜀文化，对夏禹神龙的崇拜是一脉相承的。&#57348;
　　三星堆一号坑也出土龙的图象，如爬龙柱形器(K1：36)（《中国考古文物之美·3·四川广汉三星堆遗迹》），图39，其实就是一根杖头，它与金杖(K1：1)同出，很可能是一根权杖的两个部份(图四，2)。权杖头圆雕一条全龙，顺杖爬上顶，后脚和尾巴拖在杖壁，上身与前脚已撑在杖顶，龙头昂起，怒目张牙，十分威风凛凛，龙有长耳，有小角一对，下颌有山羊胡子一小撮。总观全象，这是一条长着羊头的神龙。龙的形象或说象猪、象鳄等等参见何新：《龙：神话与真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而此龙则象羊，透露出是与众不同的羊种民族的神龙传说。羌、姜均从“羊”，相传“禹兴于西羌”，如此看来，这正是兴于西羌的夏禹的亲族枣蜀王所有的羊头龙金权杖！&#57348;
　　总而言之，从考古文物来看夏与蜀的亲密关系，无论是古城，还是字符，或者是对龙的崇拜，都从不同的角度证明夏禹与蜀有文化上的同源关系。由此可见，夏蜀同源问题既于文献有征，又得地下出土物的印证，有了这"两重证据法"的证明，确是有案可查，是无须怀疑的了。这是一个很令人感兴趣的课题，这儿只是抛砖引玉，讹漏之处，敬请指教。（林向：；；）
&&& 摘要：殷墟卜辞中的[
]自孙诒让于1904年《契文举例》(下)释为“蜀”字以来，80年诸家大都从而无疑；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1956年)另释为“旬”；台湾李孝定1965年《甲骨文字集释》按语道:“陈氏释非是[
]，字不从[
]，且此从目乃象头形，非眼目，字与‘旬’义无涉，‘旬’又作‘昀’乃形声字，与此象形者有别也。”蜀字可定，此乃商代方国地名，但相当于现在的什么地方？则各说不一，主要意见有：第一在鲁，“自今之(山东)泰安南至汶上皆蜀疆土&#9312;”；第二晋西南，“故城在今(山西)新绛西”；&#9313;第三“在河曲西南”&#9314;；第四“当在今陕南或四川境&#9315;”；第五“初居川西高原后入成都平原”&#9316;；第六“在汉水上游，只是到西周时期，才转移到成都平原”&#9317;；第七蜀非自称，也非一族，只是商周王室及其卜人集团对这一大片“华阳之地”的称呼&#9318;。近年来,成都平原发现的一系列商代遗存，其中以广汉三星堆遗址最为重要，为我们进一步标定蜀的地理位置，提供了新的证据。现在可以这样说：殷墟卜辞中的“蜀”的中心地区在成都平原，蜀文化圈的范围大体上和后来《汉书·地理志》所载与“巴蜀同俗”的地域相当，它在江汉地区与南传的二里头。
年两次从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遗址的西厢房2号房的两个窖穴(H11H31)中，清理出17000余块占卜用的甲骨，其中有字甲骨292块，计有单字903个，合文12个(1)。这批周原卜辞中出现国(族、地)名十余个:衣(殷)商、微、楚、蜀、虫(崇)、巢、挐(胡)、毕、密须、鬼、虹、挑、黎等等。这里仅就周原卜辞中的“蜀”，谈谈自己的不成熟意见，以就正于诸位方家。
一、断代。周原卜辞中，目前已知有“蜀”字的两片:第一片(H11&#8758;68)
3字(图一，左)：伐蜀...兹。第二片(H11&#8758;97)
2字(图一，右)：蜀...克。由于残破过甚，第一片只知“伐蜀”相属为辞，而与“兹”字词意不联;第二片“蜀”与“克”两字互不相联，难解其意，或释作“克蜀”为一辞，则误。这两片卜甲出在周原岐邑的周室宗庙基址内(2)，这就证明了蜀确为周的重要与国，其亲疏和战与周本身的利害休戚相关，需要在宗庙里不止一次地卜告。
根据出土武王灭商前的卜辞(如H11的1、3、84号等)和西周晚期的陶器(如&#8545;式鬲T37(3B):22、罐T36(3B):7等)推定，这座建筑的使用年代大概从先周延续到西周晚期。碳十四鉴定基址出土的木柱木椽，其年代在公元前1080年(较正后为年(较正为1010年)之间(3)，两者相吻合。但出土甲骨的窖穴(H11、H31)打破了整个建筑的基址和西厢房的夯土墙体(4)，故其入藏年代的上限应晚于建筑基址的始建年代。各家根据出土卜辞的内容分析，认为上起周文王时代，下限到西周昭王即整个的西周前期(5)。这两片带蜀字的卜甲因过残，一般未单独断代。有的据《尚书·牧誓》八国伐商有蜀参加的记载，认为不可能在克商后即伐蜀，断在先周文王经营江汉之时(6)。李学勤认为“伐蜀、克蜀”即《逸周书·世俘》所说:“新荒命伐蜀”之事(7)。我们认为:“克蜀”不辞，“伐蜀”也因前后无文，而难以比附。就字体而论，第一片(H11&#8758;68)的字形与班簋相同(图二，3、5)。班簋一般定为穆王时器，郭沫若改定为成王时器(8)，故第一片的蜀字甲骨年代应与班簋相近才是。第二片(H11&#8758;97)之字形有变化，其目形与五祀卫鼎的“挒”及江陵楚简的“挓”近似，整个字形与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的秦始皇廿六年戈相同。(图二，4、6、7、8)，五祀卫鼎为恭王时器，故其年代较第一片(H11&#8758;68)为晚(9)。因此，我们认为，这两片“蜀”字卜甲定为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期为宜。周原卜辞中关于蜀的记载虽属片言只字，却是距今二千九百年前西周早中期的宝贵史料，可补蜀的早期历史的空白。
二、形体分析。各家均释“蜀”，无异议。但从偏旁形体分析，此字从目、挔（&l&#474;
，“旅”）、虫，与殷墟卜辞之“蜀”不同。《甲骨文编》(1965年版)共收殷墟卜辞的“蜀”20字，除前4字(挕)，另当别议外，其余16字均不从虫，其形稍异(图二，1、2)，来定作“挖”。孙诒让首释为“蜀”，他引《说文》:“蜀，葵中虫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曰:“此省虫，于字例得通。”(《契文举例》下、九)。叶玉森、商承祚等诸家均从之。李孝定说:“字为全体象形，上目象蜀头，古文多以目代首者，许解不误。挘(篆变作挙)象身之蜎蜎，从虫者乃后起，于形已复”。(《甲骨文集释》十三卷页)。可见，殷墟卜辞与周原卜辞之“蜀”的形体结构是大不相同的。
&&& 周原卜辞的蜀从目，象形。《说文》:“目，人眼也，象形。重，童子也”。段玉裁注曰:“人目由白而卢，童而子，层层包裹，故重画象之”。此目形与殷墟卜辞异，而与西周金文同(参见图二)，这与“象蜀头”之说不符。中间是[
]，与《说文》:“象其身蜎蜎”相去更远。按此形应作挔(10)，《说文》有挔部:“挔，裹也，象人曲形有所包裹”。西周盂鼎之“匍”，所从之“挔”作挚(图，二，9)，与本字中间之挔形全同。挛的形体与殷墟卜辞及西周金文“虫”均同。《说文》:“虫，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卧形”。《玉篇》:“古文虺字”。又同“它”，《说文》:“它，虫也，从虫而长，象卷曲垂尾形”。故“虫”也是“蛇”，而象形有长短大小之分。可见，周原卜辞的“蜀”乃合体字，全形非像虫，而像个纵目之人，曲体裹虫形徽记。它既象形(纵目之人)，又象事(虫形徽记)。据此，也可见殷墟卜辞与周原卜辞中的两个“蜀”字的不同(11)，不仅是形体结构有所发展变化，而有其更深刻的字源上的区别。甲骨文字属于象形文字，也可以说殷、周卜辞中的两个“蜀”字各自反映了不同的所象的对象。
我们认为考释古文字需要综合研究。徐中舒师在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二届年会开幕式上即席发言说:“考释古文字要对文字的形音义三者综合考察，研究古代文字，还要懂得古代社会，懂得少数民族风俗的习惯，把几方面结合起来”(《古文字研究》第四辑)。他在近著《怎样考释古文字》中进一步发挥，要“根据考古资料、民俗学、社会学及历史记载的原始民族的情况和现在一些文化落后的民族的生活情况来探索古文字。”“这样考释古文字，才有根据，也才比较正确，而不是凭空悬想，望文生义”(12)。下面试就周原卜辞“蜀”字所反映的纵目、虫徽等问题进行考释。
三、纵目之人。纵目人是古蜀国蚕丛氏之特征。蜀国的早期历史缺乏可靠的记载，而蚕丛曾王蜀则是仅存的信史之一(13)。《华阳国志·蜀志》:“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石椁为纵目人冢。”蚕丛之国在哪里？并不在成都平原，也不在汉中盆地，而在川西北岷江上游的山地。《古文苑·蜀都赋》章樵注引《先蜀记》:“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汉书·地理志》湔氐道:“《禹贡》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西汉湔氐道即今川西北岷江上游的松潘一带。《地理志》又说:蜀郡有蚕陵县，今茂汶羌族自治县北叠溪城废墟东北有蚕陵山，《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29-30图正标西汉蚕陵县于此，据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引《成都记》“蚕陵即古蚕丛氏之国也”。这一带今为羌族聚居区，地下分布着大量古代的石棺葬遗存，一般以为属于“氐羌文化(14)。可是，氐与羌是有区别的(15)，而且当地羌族一致公认：石棺葬与他们无关，他们自古以来奉行火葬，与文献记载:“羌人死，燔而扬其灰”(《太平御览》卷794引《庄子》佚文)相吻合。羌族称石棺葬为“戈基呷钵”(戈、挜、葛音通，意即戈基人之墓)，在羌族史诗《羌戈大战》中把戈基人描写成比他们自己的祖先先住在岷江上游，并与他们为敌的另一种人。这种人的特征是:(1)纵目；(2)有尾；(3)居石洞；(4)葬石棺。我们曾考释石棺葬、戈基人与蜀的蚕丛氏以及古代川甘陕一带的氐族之一支有关(16)。蜀人有出于氐系者，早为史学界许多前辈所论证(17)，石棺葬与氐族有关，也有同志论证(18)，此处不赘。
所谓纵目，或释为“雕题”。《礼记·王制》孔颖达疏:“雕，谓刻也；题，谓额也，谓以丹青刻雕其额”。据说清末光绪卅年(公元1904年)左右，有自西藏途经成都去北京的二十余人，为人围观，其人额上均有一直孔，内含黑珠，酷似三眼。额上一目，乃幼时刻额嵌石所致(19)。近代灌县二王庙的二郎神像亦为三眼，据李思纯考释，二郎本氐人猎神，助李冰治水有功而入祠焉(见《江村十论》)。最近又有报导：在川西北今阿坝藏族自治州的巴郎山等地，尚有以艾青灸额头眉心为“眼疤”的人，自称是嘉戎人中的“哥邻”之一部(见《四川史学通讯》第五期)。我们认为上述种种可能都是蚕丛“纵目”遗俗的流变。最好把纵目──这种雕题记载下来，不过是周人为了表现这种“西土之人”的蚕丛氏与渭水流域人们不同的面容特征，写成了那个纵目而视的“蜀”。据《羌戈大战》传说，戈基人眼睛不能平视，平视须埋头纵目，即把眼睛“竖起来看东西”。另外，川滇交界处的纳西族有《人类迁徙记》的传说，讲到“眼睛直生的天女美，眼睛横生的天女好”。纳西文字也是象形文字，直眼作挝，横眼作挞(20)。这“直眼”可能就是“纵目”的象形，殆即我国西北人中间所反映的蒙古人种北方支系的体征(21)。这两者均可备一说。
四、虫、鱼、蛇。蜀字从虫，其字源之古训有：似蚕之桑(葵)虫；天牛幼虫之蝤蛴；豆藿中的大青虫。《说文》；“蜀，葵中蚕也”。段玉裁注曰:“葵，尔雅释文引作桑。诗曰:蜎蜎者蜀，蒸在桑野，似作桑为长。毛传曰:蜎蜎，挟貌，桑虫也，传言虫，许言蚕者，蜀似蚕也。淮南子曰:蚕与蜀相类，而爱憎异也。桑中蠹，即蝤蛴。《尔雅·释虫》:“挠，乌挟”。郭注:“大虫如指似蚕”。《庄子·庚桑楚》有“藿挟”，疏曰:“豆中大青虫也”。待殷墟卜辞出，近世又倡原始民族图腾之说，据挡字形，释者纷沓。今有完全相反的两种意见:一说此字乃象形自以蚕为神虫、图腾的民族。朱逖先认为，蜀之得名于最早养蚕的蚕丛氏(22)。虽于古训有碍，而影响颇广，最近还有以“野蚕驯化”之说重申之(23)。另一说此字乃象形似蚕的毒虫，“是商代统治者用一种代表毒虫的字来称呼古代的蜀人，可能是一种贱称”(24)，最近也有进一步发挥此毒虫乃“川西阔叶林中的旱蚂蝗”(《四川史学通讯》第四期)。其说各执一词，未可轻从。
周原卜辞出，于“蜀”字或可得新铨。其象形一有虫形徽记的纵目人，正与氐族有密切关系。据《三国志·魏志》裴注引鱼豢《魏略》云:“西戎传曰: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福禄，或在挢陇左右。其种非一，称槃瓠之后，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或号冉氐，此盖虫之类而处中国，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自相号‘盍稚’，各有王侯，多受中国封拜。”论者或以为有“槃瓠之后”，乃三国时后起之说。我们则认为“盖虫之类而处中国”是说，氐族之一支以“虫”为族徽图腾，保存了有关蚕丛之“蜀”出于氐系之最古老的神话式历史。过去说氐与羌同族，都以羊为族徽，羌是羊加人，氐是加羊傍为“羝”，牡羊为种号(25)。其实我们曾指出羌有猕猴种的(26)，氐是有虫种的。
《山海经·海内南经》:“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郭璞注曰:“尽胸以上人，胸以下鱼也”，这是就图说经。其实，古人生物学分类知识粗浅，虫、鱼、蛇相混而不分，鱼即虫也。就以《山海经》本书内证而言:《海外南经》:“南山在其东南。自此山东，虫为蛇，蛇号鱼”，郭注:“以虫为蛇，蛇为鱼也”。《说文》:“鱼，水虫也，象形”。《洪范五行传》注:“鱼，虫之生于水，而游于水者也”。《诗·斯干》毛传孔疏:“鱼也虫之属”。《尔雅·释鱼》邢挣疏总结说:“说文之鱼水虫也，此第释，其见于经传者，是以不尽”。准此，“人面鱼身”的氐就是“盖虫类而处中国”的氐，也就与“人面虫身”的蜀相一致的。
《山海经·海内西经》:“后稷之葬，山水环之，在氐国西”。《淮南子·坠形篇》:“间”。这半鱼也指氐人而言。后稷乃周之始祖怎么会葬到氐人之国，与“人面鱼身”的氐人相处呢？《大荒西经》:“有氐人国，人面鱼身，炎帝孙名曰灵恝，灵恝生氐人，是能上下于天”。《史记·周本纪》:后稷“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说文》:“邰，炎帝之后，姜姓所封，周弃外家国”。既然周、氐同出炎帝，那末周之始祖葬在氐国，就不足为怪了。
在周代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政治体制之下，蚕丛蜀国既出于与周有始祖血缘关系的氐族，所以周与蜀的关系确实不同于一班。殷末，蜀人曾参予周武王牧野之誓，共同向朝歌进军，推翻殷商王朝。成周之会，氐与蜀均予会，并贡纳本土特产，《逸周书·王会解》:“氐羌以鸾鸟”，鸾鸟出于后稷葬地，广都之野(《山海径·海内经》说是“都广之野，后稷葬焉…鸾鸟自歌，凤鸟自舞。”郭注为“广都之野”。杨慎《山海经补注》“里水广都，今之成都”)；“蜀人以文翰”，这文翰正是蚕丛蜀国之土产；《山海经·中次九经》:“岷山，江水出焉…其鸟多翰、挤”。可见，蚕丛蜀国确曾出席西周的成周盛会。所以，班簋才会特别提到:“秉、繁、蜀、巢”，作为“四方之极”。
虫也是蛇。蜀中汉画(画像石、画像砖、崖墓刻石等)多伏羲、女娲像，以为人之始祖。伏羲、女娲正作人首人身而蛇尾。其形作人首，双手分托日月，分持规矩，往往有双脚，衣下有蛇尾蜎蜎修长，有相交，也有不相交的。解放前后发现甚多，如郫县、新津、乐山、宜宾、长宁、重庆、合川等地随处皆有。川大考古专业在长宁县七个洞发现的东汉崖墓M6石函刻的伏羲女娲像，两尾相交如爻，并刻有蛇皮鳞甲纹。所以，邓少琴先生认为人身蛇尾的伏羲女娲与巴蜀的古史有关(27)，是十分正确的。
近来，四川民族研究所对川甘间平武文县一带的白马人进行民族识别调查，多数同志认为:这是古白马氐人的孓遗(28)。白马氐人在节日跳神时戴的“曹盖”(面具)，有阴阳一双，其相貌十分凶恶，浓眉圆眼，额上眉心也有一只纵目，头上有双蛇盘绕，其中一人手执木雕的龙(蛇)杖，当地叫“达纳尸界”，据说是使鬼怪最害怕的天神。氐族的民俗遗风正反映其纵目人与蛇、虫为名号的民族有密切关系的表现。
五、蜀的早期文化。殷周卜辞中的蜀与考古学上的“早期蜀文化”遗存，有什么关系？关于考古学上的“早期蜀文化”问题，近来因陕南城固出土的铜器群(29)、宝鸡茹家庄、竹园沟的西周墓(30)、四川彭县商周青铜器窖藏的发现(31)，以及广汉遗址的发掘而引起了一些新的探索(32)。这里，我们只讨论被中原王朝(如用商、周甲骨文)记录下来的早期的蜀的位置及其相关问题。
关于殷墟卜辞中蜀的地方，自来多歧说，或说在鲁地，胡厚宣曾说:“自今之泰安南至汶上，皆蜀之疆土”(33)。最近李学勤又重申之，以为周原卜辞中的蜀也在鲁地(34)。清人朱右曾《逸周书集校释》即倡此说。《左传》宣公十八年杜预注“蜀，鲁地，泰山博县西北有蜀亭”，《嘉庆一统志》:“蜀亭在泰安县西”，说明今之山东确有地名蜀亭者。至于说“有至汶上，皆蜀之疆土”主要根据:《嘉庆一统志》说:“汶上县西南四十里有蜀山，其下即蜀山湖”。其实不然，汶上有蜀山是因蜀有“一、‘独’之古训而得名，与蜀人之国无涉。《方言》:“一，蜀也，南楚谓之蜀”，《尔雅·释山》:“独者，蜀”，邢挣疏:“山之孤独者亦名蜀也”。汶上县四望无山，唯此山独立湖心，故山、湖均得蜀名，犹如江苏宜兴有独山，苏东坡改名蜀山，出产名闻中外的紫砂陶器的蜀山镇，即其地也。或谓在晋地。陈梦家曾释挖为旬，以为即今山西新绛西。按殷墟卜辞，蜀从目从挥，不从挦，且旬乃西周国名，《说文》:“郇，周文王子所封国，在晋地”，西周姬姓侯国似不当入殷墟卜辞。
古代“华山之阳”确乎存在早期的蜀。董作宾说:“蜀的地望…约在今之陕西或四川”(35)。日本岛邦男标蜀于黄河河西西南，会陕西东南部商县、洛南一带(36)。顾颉刚《牧誓八国》引证徐中舒早年名著《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盖周之王业实自太王迁岐始，岐在渭水河谷…南接褒斜，可通江、汉、巴、蜀，周人得此而势始盛，因此肇立翦灭殷商之基础”(37)，称“蜀之北境本达汉中”所以说“蜀(与庸、卢、彭、濮)均在汉水流域”(38)。郭沫若释《班簋》:“作四方望，秉挧蜀巢”，是“以四国表示四方”，“蜀即西蜀，在今四川”(39)。上面诸先生所述均可从。但是，商末周初在北起陕南汉中盆地，南到西蜀成都平原这广袤的华阳之地，有众多的、具备建立国家条件的青铜文化，它们与殷、周卜辞中的“蜀”有什么关系呢？需要讨论。我们现将已发现、并被认为与早期蜀文化有关的考古资料，按编年择要分述如下:
(1)成都盆地。广汉三星堆遗址:年三次发掘(40)，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陶器器形主要有:高细柄豆(与郑州上街出土相似)、封口的盉(与二里头遗址早期出土的相似，比晚期的稍瘦高)，小平底罐(后来发展为尖底器)、觚等。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有较多的棒状器柄，端首作鸟头(有冠或无冠，钩喙，与巴蜀式铜戈、剑上鸟纹同)。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资料所知甚少，可知有与新繁水观音遗址出土相同的尖底形陶器，时代也应相当(详细情况，有待正式报告)。
新繁水观音遗址:年发掘(41)，亦可分早晚两期。早期包括遗址第三层(文化层)与早期墓葬5座(M3-7):陶器器形以小平底钵(原报告图七，3)、尖底钵(原图三，10、12)、直颈斜肩罐(原图二，1)、高柄豆(原图三，4)，长锥形款足盉(原图三，14)等为特征，其中以有较多的小平底器与尖底器引人注目。墓葬不出铜器，遗址中有少量带翼的铜镞和小件饰物。晚期只包括墓葬3座(M1、2、8)。陶器以大量的尖底罐(原图七，3)小平底罐(原图七，1)和圜底罐(原图七，4、5)为代表。铜器以长援直内戈(原图六，3、6、7)方銎圆刃钺(原图六，1)，长弧双耳矛(原图八，16)为代表。晚期铜器与城固铜器群乙组相似而年代亦相近，“绝对年代约与商代晚期相当”(42)，两期文化既为延续发展，其早期年代至少相当于商代前期，与广汉三星堆晚期相当，并与其早期相衔接。在成都盆地与广汉三星堆、新繁水观音遗存年代相近或稍晚、文化面貌基本上一脉相承的还有:广汉月亮湾、彭县竹瓦街、成都羊子山、方池街、青羊宫等处(43)。此处可作为一个文化单位，至于它们的编年与顺序，我们将另行讨论，此处不赘。
(2)汉中盆地。城固铜器群:从年起，陆续收集的商周青铜器486件(44)。时代从商代前期到商末周初。可分甲、乙、丙组。甲组的代表器物有空锥足分裆鼎、瓿、尊、罍、簋、曲内戈、矛等，“其中有些是当地仿制的，有些可能是来自中原地区”，其年代可能包括整个商代。乙组代表性器物有:“蜀戈”(挨)即三角形援直内戈、长援直内戈、长胡四穿戈、弧刃直内钺、方銎圆刃钺、直口双耳罐、脸壳、铺首形器等。这一组器物“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或据中原器形改制或自行制造的，其时代下限可到商末周初。据分析:把陕南汉中盆地的出土物与西蜀成都平原的出土物相比，铜容器两地相同者，大体均取形于中原商文化，铜兵器两地相同的如戈、矛、钺，则具有较浓厚的地方色彩。因此，“它们之间，不只是个别文化因素的相似，而是在文化性质上有着很大的一致性”。值得注意的是:“与城固窖藏青铜器共存于遗址之中”的还有与新繁水观音晚期的尖底罐(见原报告图七，3)相似的尖底罐。更加强了上述遗存在文化性质上的一致性。
(3)秦岭地区。在汉、渭分水岭──秦岭的北麓下，宝鸡的茹家庄与竹园沟自1974年起，已发掘墓葬二十五座，车、马坑六座，发现了大量有价值的文化，据研究，初步揭示出商末周初具有明显的甘青地区和巴蜀地区文化特征的重要方国──挩国的文化面貌(45)。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新繁水观音晚期出土的尖底陶罐，在茹家庄、竹园沟的西周墓地中，几乎每一座大小不同的墓葬均有出土，而且特别精致，与青铜礼器同出的，还有用青铜仿制的尖底罐，以及与新繁水观音晚期小平底陶罐(见原报告图七，2)相同的小平底陶罐与铜罐。更令人注目的是:这些“早期蜀文化”特征的尖底器与小平底器又与寺洼──安国类型的马鞍形双耳罐同出。类似情况在秦岭南麓、汉水上游的凤县也发现，“也是西周早期陶鬲与马鞍形双耳罐、尖底罐同出。”因此，研究者认为:“古挩国应是氐族的一支。茹家庄、竹园沟墓地铜器和陶器所表现出的不同于周民族的地方特征，应是氐族文化的一种表现”。这种氐族文化又与西蜀成都平原的“早期蜀文化”又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如宝鸡西周墓出土的兵器都与“蜀式”兵器相同:三角形援直内戈、长援直内戈、长胡戈(两长穿以代四穿)、方銎（qi&ng）弧刃钺、柳叶形剑等等。这些论断都是正确可从的。我们认为:“挩”（tu&#333;、shu&）从鱼，也即从虫，在族徽记号上与氐族有关，更加强了蜀文化与氐文化有密切关系的证据。
(4)岷江上游山区。在蚕丛之国的岷江上游的石棺葬中同样存在着“早期的蜀文化”因素。石棺葬的发掘以茂汶羌族自治县城关的那一批最为重要(46)。原报告把46座墓葬分为三期九组。早期四组断代在“春秋战国之际起到战国末年以前”。其根据:“墓结构简单，随葬品少，陶器较为原始，不出铁器，铜器很少。所出&#8544;式扁平铜剑与甘陕地区西周春秋墓的短剑相似，&#8546;式浅山字格短剑，从春秋中后期开始流行，盛行于战国时代”。但我们认为其中第一组4墓(DM13-16)及第二组DM12的年代似可提前。这五墓陶器比较原始，其中&#8544;式直口双耳罐(原图一0，1)与城固五郎出土的直口双耳铜罐近似(47);尖底钵(原图一一，18)与新繁水观音早期出土近似(原图三，12)(48)；不出山字格剑。所出柳叶形短剑，锋尖圆，相对较短宽，(原图一二，4)与宝鸡茹家庄、竹园沟出土的相似，尤其与竹园沟(M4&#)更近似。其年代似可早到西周。至于中、晚期石棺葬中出土的陶罐(VII-XI式)、圜底陶罐、陶豆(III、IV式)、陶釜(I、II式)铜鍪、铜釜、漆器等都与西蜀成都平原附近出土相同，已见原报告。说明石棺葬中的“早期蜀文化”因素，也不是个别的，而是文化面貌上的一致性。
综上所述，在成都盆地、汉中盆地、秦岭地区及岷江上游，从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夏代开始，尤其到商末周初，存在着不止一处，各有特点，而又有共同“蜀文化”因素的遗存。这种现象如何给予历史学的解释呢？
　　我们认为蜀非一族，蜀的疆域也不是如《华阳国志·蜀志》所说的“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两奄峨挪”。蒙文通师曾说过：古代蜀国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都各为一族，互有征战兴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