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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06-05-06 11:32
我―朱蕾―江苏苏州吴江平望人也&
平望镇位于苏、浙、皖、沪三省一市的中心，东距上海95公里，西距湖州55公里，南距杭州125公里，北距苏州35公里。318（沪藏）国道、227（十苏王）省道在镇区汇合贯通，京杭大运河、太浦河在镇郊交叉流过，有效地连结长江三角洲中最富裕的苏、锡、常地区和杭、嘉、湖地区，既是整个华东地区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也是“苏杭天堂走廊”上的一颗明珠。全镇总面积82.95平方公里，总人口5.55万。镇内公用基础设施完备，拥有装机容量2.1万门程控电话和移动电话基站、日供电能力2.4万千瓦的热电厂、日供水量4万吨的自来水厂、各类金融机构7家，等等。
近年来，平望镇牢牢抓住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机遇，充分发挥本地优势，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推进经济发展。2002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10.39亿元。其中，作为全镇经济主要支柱的工业经济，以年平均45.6%的速度持续增长，并已形成以纺织、轻工、体育用品、地毯为主导，以建材、机械、玻璃钢为辅助的完整的行业体系。目前，共拥有镇村工业企业180家，年创产值26亿元，产品畅销全国，部分产品远销美国、日本、欧洲、港澳等国家和地区，先后有20多种产品荣获高新技术博览会国家级金奖、省级银奖等各类奖项。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在全镇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提高，仅新建的平望商贸城，年成交额可望突破5亿元。与此同时，全镇农业生产保持稳产高产，年年取得可喜效益，有效地巩固了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地位。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平望镇经济的对外开放度日益提高，全镇共有中外合资、外商独资企业34家，外贸出口年供货额2000万美元，加快了与国际经济接轨的速度。
平望历史悠久，记载始于西汉（公元前6-公元前3年）， 明朝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正式建镇，至今已有628年。相传古时此地自南正北有塘路鼎分于葭苇之间，湖光水色，一望皆平，因此得名“平望”。如今的平望，区位条件得天独厚，交通网络四通八达，资源优势丰富盈实，经济基础雄厚扎实，决策人开明务实，招商政策优惠宽松。天时、地利、人和一应俱全，发展前景极为广阔。平望镇人民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正以满腔的热诚，欢迎国内外各界朋友前来投资办厂、开展贸易，互惠互利、共同繁荣。
呵呵 摘自_中国招商门户
（元）赵时远
莺去湖存事渺茫，梵宫占断水云乡。
四围烟树画图阔，六月桥亭风露凉。
远近征帆归别浦，高低鱼网挂斜阳。
翠微深处一声笛，惊起眠沙白鹭行。
在平望这块丰腴的土地上，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莺豆湖穿平望而过，碧波荡漾了几千年，哺育的一代又一代平望人，是平望的母亲湖。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有先人在这里繁衍生息，并留下了良渚文化和马家浜文化遗址，灿烂的文化造就了富裕的平望，从这里先后走出了周用、朱天麟、殷兆镛、潘柽章等历史名人，也走出了倪征、唐长儒、黄文熙等现代名家。在中国古文明创造者之一烂溪族的后裔中，还走出过鲁迅这样的一代伟人。
“烂溪征帆”、“平波夜月”、“桑磐渔舍”、“殊胜钟声”等自古而来的平望八景，闻名遐迩，引来无数文人墨客驻足观赏，颜真卿、张籍、范成大、汤显祖等名士留恋忘返，清朝康熙、乾隆二帝巡游至此，诗情大发，挥毫泼墨，对平望颇多溢美之词。
由此可见，平望之美之秀之富有，古来有之。
&&& 江南小镇，水乡风情，美丽的平望以她纯正的江南风情迎来越来越多关注的目光。注重环境保护，以商贸促旅游，发展平望旅游业，旅游产业正成为平望镇经济发展中的重头戏。以小九华寺、平波台、新世纪文化广场、新世纪大酒店、莺湖公园联结为一体的商贸旅游区已经形成。
座落在莺歌湖畔的平望镇新世纪文化广场是以滨水景观与现代文化为骨架的主题广场，突出了文化休闲功能，成为平望镇一个重要的文化载体，一举跻身第一批“全国特色文化广场行列”，受到了文化部高度赞扬，并被誉为“中国乡镇第一文化广场”。
重建的小九华寺，屹立在莺豆湖北岸，气势恢宏，香火兴旺。这里是太虚大师出家的地方，以凝集着深厚的佛教思想与佛教文化而成为当地的佛教圣地。大雄宝殿、地藏殿、水上观音、牌楼照壁等也成为不可多得的景观。
雕檐画壁，回廊幽径，莺湖公园如一颗美人痣点缀在平望镇里，“雨中观荷”为公园一绝，“莺斗峰”奇巧无比，名人诗篇荡气回肠。
在莺豆湖上有一块小岛名叫平波台，台上按四星标准建造的新世纪大酒店，设计别具风格，装饰华丽典雅，服务周到细致。入住新世纪，坐伴莺歌湖，品味富有水乡特色的美味佳肴、湖光山色，别有一番情趣。
新世纪文化广场
&& 新世纪文化广场是由上海同济大学建筑设计院整体设计的，总投资2000万元。2002年正式动工，经过一年多的紧张施工，于03年9月份全部完工并开放使用。
&& 整个广场突出文化休闲这个主题，占地面积43亩。广场中心是建筑面积2810平方米的主体大楼，可承办各类文化活动，其中有488个座位的电脑影院。主广场电脑音乐声控喷泉直径38米，阶梯看台高2米，可举行文化、科普、宣教等各类大型活动。广场周围有占地500平方米的儿童游乐场、英派斯室外健身器材、两片标准篮球场、1000平方米的圆型健身广场、临岸卧水35米的亲水平台、错落有致的绿化小景相配套。再加上两盏16米的高杆灯、六盏通体透明的七彩柱灯和形态各异的灯光点缀，使整个广场更显城市活力。为拓宽整个广场的视野，增加活动内容，我们拆除了莺湖公园围墙，使莺湖公园内绿外透，并与老干部活动中心、文广中心一起融合为广场整体。是广大市民娱乐、文化交流、体育锻炼的重要场所。
漫谈小九华寺
&&&&小九华寺坐落在风景秀丽的莺湖湖畔，四周环水，只有一座伟岸挺拔的安德桥相连。过去在小九华寺对面还有一座美丽的暮虹桥做伴。红墙碧波、晨鼓暮钟、橹声梵音不绝于耳，不失为一块佛教宝地。
小九华寺面对莺湖，莺湖是杭嘉一带的名湖，它与嘉兴南湖、杭州西湖齐名。曾引来不少文人雅士吟诗作画，如白居易、李白、杨万里、陆龟蒙都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小红吹箫工唱歌”，就是在这一带留下的名句。《水浒传》、《醒世恒言》等名著都有此湖的记述。如今小九华寺已破土重建，大雄宝殿现已开放。
小九华寺又名九华禅院，原名东岳庙。清朝道光年间《平望志》上记载：明万历年四十年（1616）建，是为了纪念地藏菩萨。当时规模宏大，设有大士殿、药师殿、刘工祠及山门、客房、斋堂、厨房，一应俱全，飞檐翘角，殿宇重重，顶膜礼拜的人蜂拥于此，是当时江南的一座名刹。
&&&&小九华寺相传是纪念地藏菩萨诞辰而建的。相传，农历七月三十是地藏王生日，乡镇上的民众都虔诚地在自己的房前屋后、街道路口、院子天井中烧香顶膜礼拜。俗话说“七月三十日插地上香。”这天小九华寺更是香火鼎盛，周边地区烧香的人更是络绎不绝，据老人们说，七月三十日烧香的船把平望镇上的河埠都停满了。那天镇上的生意也特红火，不少商店的老板早有准备就等这一天。七月三十日插地上香的习俗也一直流传至今。记得我小时候，在七月三十日这天晚上和小伙伴们一起把地上未烧尽的地上香插在老茄子上，用一根棉纱线系住，在空中挥舞，流光异彩，煞是好看。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地藏王据传是韩国人，名叫金乔觉，是韩国的一位王子。他一生信仰佛教，也是佛门中一个很孝顺的弟子，修行专注，誓要成佛，一生功德无量。修行至99岁圆寂，肉身不坏，如今供在大九华山。地藏王经常出去授经讲课，修行路上都修了小九华寺，其中安徽、浙江都建有小九华寺，平望小九华寺便是其中一处。
金乔觉圆寂后，被封为地藏菩萨。他的佛门精神不仅仅是劝人为善，好有好报，更重要的是不断完善自我，追求完美无缺。这种精神境界也是我们后人值得提倡的。
&&&&望波桥位于江南名寺平望小九华寺西侧，为七孔混凝土结构拱形桥，横跨平望镇黄漾墩与莺湖名胜平波台之间，始建于1999年10月，2000年5月建成。
望波桥名源于历代名人颜鲁公、吴琼仙诗词之佳意。前者“望”字辑录“登楼试长望，望极与天平”唐代书法家颜鲁公登平望桥所作名诗之句；后者“波”字撷取清代吴琼仙“湖光十里碧粼粼，蟹舍渔庄自在身，细雨斜风归亦好，平波台上问仙人”之莺湖名诗。用“望波”两字取名于桥能很好的体现平望镇的历史风貌和深刻的文化底蕴。亦使千年古镇平望与莺湖名胜平波台交融一体，相互辉映。
每当夏日春秋，斜阳夕照，暮色降临，登上望波桥极目远眺，平波台尽收眼底，那种“积水明于镜，中流峙此台，云从湖岸落，浪涌寺门回，柳外千帆去，沙边一鸟来，昔日题咏处，古壁满莓苔”（录清代钮应斗诗）的意境，真有平波台上问仙人之感。
&&&&揽胜桥建于2000年5月，横卧黄漾墩与莺湖公园之间，为七孔混凝土结构拱形桥。由于该桥处于塘与莺湖入口交汇点，独到的位置和独特的视角，登桥远望，东西南北，莺湖胜景尽收眼帘，属莺湖观景之最佳视点。
登桥南望，莺湖浩浩荡荡，横无际涯，其景有诗为证：“水阔天空飞落晖，征帆片片逐风归，一弯疏树烟初瞑，两岸人家伴掩扉。”放眼东首，元真仙迹让人勾画唐代张志和颜真卿游莺湖时那种浮席戏水，独坐啸饮的诗意画景；侧身北望，殊胜晓钟，晨钟暮鼓，钟声远扬，真谓与闻鸡起舞异曲同工，舟师闻钟而解缆，游子闻钟而起行。桥西连接莺湖八景塘柳影，每当春和日丽，桃红柳绿，堤岸柳树成荫。亦有古人诗为佐：“日出烟销春画迟，柳条无力万丝垂，韶光新染鹅黄色，偏爱东风款款吹。”
据考，平望之景，宋代有四景，至明清时，镇志记有八景，此乃平望之历史文化遗产，为发掘计，近年来重建了九华寺，还拟在莺湖之畔恢复宋明清八景，以昭后人，到时登揽胜桥又将成为莺湖的一个新景点。
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原来我们镇历史人文味很浓嘛 呵呵！
发表于：06-05-13 15:19
我是朱荣俊，来自东台下面我从出名的东东开始介绍一下东台：
　　西溪，为始建于西汉中叶的一个古镇，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流传着董永与七仙女的传奇故事。
　　西溪镇西北角有一小村庄，叫“董家舍”。传说，东汉初年董永就出生在这个村子里。早在南宋时的《方舆胜览》中就有记载：“海陵西溪镇，汉孝子董永故居。”清嘉庆《东台县志》详载：“汉董永，西溪镇人，父亡，贫无以葬，从入贷钱一万，以身作佣……”。所以说“董家舍”与董永有关是有一定依据的。
　　西溪镇北有一水塘，叫“凤凰池”，昔日池水碧波荡漾，清澈见底。传说王母娘娘的七个女儿常来此沐浴。凤凰池后建有“天女庙”(久废)。西溪西南面有一村庄叫“鹤落土仑”，传说七仙女深为董永的勤劳和孝心所感动，一日在众姐姐的帮助下，乘鹤下凡来到人间，七仙女乘鹤下凡之处，得名“鹤土仑”，即今台南镇社东村，东庄叫“鹤东”，西庄叫“鹤西”。七仙女下凡后，在西溪南面的“十八里河口”与董永相遇，后在“十八里河口”附近的老槐树下，二人拜天地成了亲。天长日久，十八里河口旁边的村庄也成了“河口”村(今属台南镇)。
　　西溪西广福寺后院内有一口古井，叫“缫丝井”，大旱之年不涸，传说是七仙女当年为帮助董永赎身而替曹长者家织300匹云锦时汲水缫丝的一口井。
　　“缫丝井”，昔有“董井寒泉”之誉，今为东台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传说，董永和七仙女一月还清了曹长者的债务后，夫妇来到西溪南面的“董家垛”，安居于“寒窑”，从此过上了男耕女织的新生活，此地也由此得名“新生”，现为广山镇新生村。
　　数月后，王母娘娘得知七仙女下凡之事，大为震怒，遂派天兵天将捉拿七仙女，董永追赶至西溪“南仓河口”，夫妇二人抱头痛哭，生离死别。七仙女被天兵天将抓上半空，她扔下脚上穿的一双绣花鞋给董永留作纪念，一只落河东，一只落河西，落鞋处分别得名“东鞋庄”和“西鞋庄”，两庄又合称“双鞋庄”(新中国成立后，因“鞋”与“解”音近，故得名“双解庄”，现为广山镇双超村)。
　　董永死后，后人有感于董永的孝心，为其建“董孝贤祠”，又称“董永庙”。
　　我市地处江淮冲积平原中部，东濒黄海，西抱绿水沃野，南与海安接壤，北和大丰毗邻，为通、泰、盐三市交汇处，总面积2308平方公里。位于我市溱东镇西北的开庄遗址，2001年2月16日被盐城市人民政府正式命名为盐城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开庄遗址，四面环水，面积27000平方米。1995年12月9日，当地村民挖河时偶然发现部分石器和陶片。经报请省文化厅同意后，盐城市和东台市组织文物专家进行抢救性发掘。挖掘中，不仅发现新石器时代人类生活的水井、柱洞和灰沟等遗迹，而且出土了石斧、玉凿、骨镞和数百件陶器，完整器物有陶鼎、豆、罐、盘等40余件。据考4000－5000前，当地已有人类聚集生活。开庄遗址所处时期于已发掘的海安青墩遗址与阜宁陆庄遗址所处时期之间，填补了江淮地区东部新石器时代文化系列中的重要缺环。这一遗址的发掘，对研究我市新石器时代的社会形态、经济结构和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标尺，并将我市人类历史沿革向前推进了2000余年。
　　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西溪就有先民生存。汉高帝五年（公元前２０２年），刘邦平楚，次年封刘贾为荆王，东台为荆国东阳郡广陵县地。汉高帝十二年，刘邦封刘濞为吴王，建都广陵（今扬州市），东台属吴国，因其地高阜且傍海故得名“海陵”。西汉元狩六年（公元前１１７年）建海陵县，领海安、西溪两镇，西溪之名也始见于此。
　　西溪曾是历史上盐税的主要征集地，北宋时期的三位名相吕夷简、晏殊和范仲淹早期都曾在泰州的西溪做过盐税官员。
　　相传，范仲淹初到泰州的西溪上任之际，有人曾劝他不要在这个小地方做税官，范公不以为然，笑而答道：
　　谁道西溪小，西溪出大才。
　　参知两丞相，曾向此间来。
　　西溪景区内现有海春轩塔、凤凰泉、度假村及北宋丞相范仲庵的读书堂。《天仙配》中董永的家乡传说也在这里，现仍保存着董永墓、董永祠、老槐树、土地庙、辞郎河、送子头等遗迹。
　　如今，作为东台地方文明的发祥地，西溪旅游景区开发工程近期将全面启动。
　　西溪旅游区即将启动的线路工程为“三区一园”，即“梨木街”仿古商业文化街头游憩区、“泰山寺”宗教文化旅游区、“盐文化”三贤祠旅游区和“天上人间”主题公园。东台市将同时着力进行西溪人文资源的挖掘和保护，搜集整理历史遗迹、传说、诗词、佛教、古物等，呈现西溪旅游新景象。
　　东台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北宋晏殊、吕夷简、范仲淹三宰相，曾在这里担任过盐官。
　　北宋时期，东台为泰州一属地，盐业生产已相当发达，年产居淮南之首，而当时的西溪则是东台的核心之地，海滨重镇。开宝七年(974年)泰州在西溪设盐仓监管东台境内(老政区)各盐场。于是，晏殊于11世纪初首先与东台结缘。晏殊(991―1055年)，字同叔，北宋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景德初年，他以“神童”的才名得到举荐，并应召殿试，援笔立成，考中进士。任西溪盐仓盐官后，他在西溪建立晏溪书院，开创书院讲习教育，慕名前来听他讲学者甚众，为此他深得贫苦百姓，尤其是盐民后生的崇敬。晏殊一生好贤，范仲淹、孔道辅、欧阳修等皆出其门下。宋仁宗时，他官至集贤殿学士、同平章事(宰相)。
　　晏殊在东台刚刚点燃教育星火，便因任满而离去了。正当乡民们深为晏殊的离任而惋惜时，另一位杰出的人物及时填补了乡民们心灵的失落。这就是吕夷简。吕夷简(978―1043年)，字坦夫，北宋寿州(今安徽寿县)人，继晏殊出任西溪盐官。当时，西溪人酷爱种植天下名花牡丹，吕夷简见此，也植牡丹一株，并护以朱栏，令人不忍攀折，每春花开数百朵，海滨称为盛事。仁宗亲政后，他连任同平章事十余年，是北宋年间杰出的政治家。
　　后到西溪的是范仲淹。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北宋吴县(今苏州)人。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监西溪盐仓。后官至参加政事(宰相)，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幼年贫寒生活中对民间疾苦的体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抱负，决定了他要为国家和百姓做一番事业。所以，三相中范仲淹在东台的建树最著，与东台结缘也最深，率领民众，修筑了“华夏第一堤”──范公堤。
　　西溪三杰中的晏殊（991―1055），字同叔，北宋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景德初年，他刚十四岁，就以“神童”的才名应召殿试考中进士。在西溪任上，当地许多人都慕名听他讲学，后人建有晏溪书院以志纪念。西溪又称晏溪，可见东台人对他的景仰之笃。仁宗庆历中，晏殊官至集贤殿学士，同中书门平章事（宰相），兼枢密使。为官清廉，秉直从政。他曾上书皇帝，主张严格选任州郡长官，量才录用地方知县，清除庸劣不称职者，这份万言书声震一时。晏殊又是一位著名文学家，擅长词令（长短句），尤擅小令。风格婉丽，历有“北宋令词之专精者，首推晏殊”的评价（见《词曲史》）脍炙人口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名句，就出自他在西溪的名作《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吕夷简（978-1043），字坦夫，北宋寿州人（今安徽寿县）。吕夷简和当时西溪百姓一样爱种牡丹花，手杆一株上品，娇艳无比。后人建一座思贤亭，以表怀念。当年他赏花怀作七绝一首吟咏牡丹：异香浓艳压群苑，何时栽培近海涯？开向东风应有恨，凭谁移入五候家？这首词吐露了他的怀才不遇之怨。后升迁两度任宰相，为民办事，颇有建树，这位封建政治家写有二十卷文集。虽受历史局限，这位盐官毕竟成了北宋的一位名相。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北宋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范仲淹的千古名言，也是他一生忧国忧民、曲折经历的真实写照。
　　范仲淹(公元989?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出生在一个贫苦农家，两岁丧父。他从小有志，发愤读书。十多岁时，便辞别母亲，到长山醴泉寺跟长老读书习字。由于家境贫寒，他每天只煮一锅稀粥，再切几根咸菜充饥。被后人称为“断齑(音击，ji，指咸菜)划粥”。后来，又到应天府求学。“未尝解衣就枕”，苦读了许多年，获得了真才实学，练就了坚强的性格。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范仲淹二十六岁中进士，开始做官。文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武官至枢密副使（注：枢密副使：官署名。宋以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关，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军马等政令，出纳机密命令。其长官为枢密使，或为枢密院事；副长官为枢密副事，或为同知枢密院事。）。他的文治武功虽然突出体现在变改朝政、捍御边隅方面，但他在兴修水利，治理水旱灾害方面也作出了不朽的业绩。在苏北，他主持修建了被后世称为“范公堤”的海堰；在苏南，他又主持疏浚了太湖地区的港浦，并对太湖的治理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江苏，濒临黄海，海岸线长二千多里，境内地势低洼，常遭海潮浸灌，致使土壤斥卤，田地荒芜。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早在东晋咸和年间(公元326?34年)，就“修沪渎垒，以防海沙，百姓赖之。”沪渎垒在今上海市宝山县境。垒，就是海塘，这是江苏海塘的最早记载。南北朝时期北齐天保年间(公元550?59年)，又在海州(治今连云港市)“于州东带海而起长堰，外遏咸潮，内引淡水”。隋朝在东海(连云港市东南)、海州一带也修了不少海堤，用以保护濒海城镇。唐代中叶以后，在楚州(治今淮安)、扬州设置屯田，大规模地开发江淮地区。为适应屯田需要，大历年间(公元766?79年)，还“于楚州置常丰堰”，又名捍海堰。该堰北起今阜宁沟墩，南低今东台，长142里，对“遮护农田，屏蔽盐灶，其功甚大”。但是，历经唐末、五代和宋初，年久失修，逐渐颓圮，失去了捍海防潮的作用。
　　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范仲淹出任泰州西溪(今东台县西)盐官。他目睹“风潮泛滥，淹没田产，毁坏亭灶”的情景，心如火焚，提出了修建捍海堰的建议，得到转运副使（注：转运副使：官名。宋初设随军转运使、水陆计度转运使，供办军需。后来渐成各路长官，监察各州官吏，并以官吏违法、民生疾苦情况上报朝廷。副长官为转运副使。）张纶的支持。但当时正值北宋王朝在对辽和西夏战争屡遭失败。困难迭起之际，因而范仲淹的建议遭到一些官吏的反对。他们说，堰虽可挡潮，也会造成内涝。张纶争辩说，海潮之患十分占九，而内涝之患十分占一，“获多亡少，岂不可耶!”张纶将范仲淹的建议上奏朝廷，在奏疏中还附了一束灾区饥民吃的野草，并推荐范仲淹担任兴化令，总负责这一工程。仁宗皇帝终于准奏。
　　二年秋，范仲淹征集通、泰、楚、海四州民夫四万多人，破土动工。不久，“风雪大至，潮汹惊人，夫役散走，旋泞而死者百余人”，工程遇到了挫折。事故发生后，“道路蜚语，谓死者数千”，于是反对者又起：“堰不可成”。朝廷遣中使追究责任，并暂停施工。后又派淮南转运使胡全仪实地查勘，决定是否继续兴工。胡全仪认为修堰之事“必成之”，也竭力支持范仲淹的意见。四年，范仲淹因母丧回籍。行前他仍惦记着海堰工程，特留书张纶，言恢复海堰之利，坚定张纶之志。
　　接着，张纶在胡全仪的支持下，上表朝廷，自请兼知泰州，力排万难，以总其役。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秋再次兴工，第二年春竣工。这条海堰的修成，使盐城、兴化、海陵(今泰州)等县的田土皆能耕种，三千户流移者陆续回到家乡，生产得到了恢复，朝廷的盐利收入也明显增加。人们赞颂范仲淹的功德，将该堤称为“范公堤”。由于倡议兴修捍海堰的是范仲淹，竭力奏请批准的是胡全仪，亲临其役直到完工的是张纶，后人在东台等地建立了三贤祠，又称范公祠，以示纪念。
　　北宋至和年间(公元年)，海门知县沈起新筑捍海“堤百里”，引水灌溉，称沈公堤，与范公堤相接。后世又屡次修固及延伸，逐渐形成了北起阜宁，经盐城、东台、海安、如东、南通，直抵启东吕四的捍海长堤，号称八百里，人们总称“范公堤”。明清时期，堤外已涨出大片陆地，但是此堤仍“有束内水不致伤盐，隔外潮不致伤稼的功用”。北宋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六月，范仲淹任苏州知州，开始了治理太湖的实践。太湖平原中部地势低洼，四周高起，湖荡密布，河港错列，田庐常遭淹没之灾。这个地区排泄洪水，原有娄江、东江和吴淞江三条干道，山水通畅。“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后来由于潮汐进退，将泥沙带入，到唐朝和五代时，东、娄两江已先后湮塞，太湖泄水仅存“湖东一派”，“谓之(吴)淞江”。北宋中期以后，通江入海浦港大都淤浅严重，泄水不畅。范仲淹到任后，时值太湖大水，“沦稼穑，坏室庐”。他昔日曾数次经历过太湖水灾。“观民患，不忍自安”。初上任，就亲自实地考察，仔细推敲，根据“水之为物，蓄而停之，何为而不害；决而流之，何为而不利”的道理，提出了以疏导为主的治水主张，“今疏导者，不惟使东南入于(吴)淞江，又使东北入于扬子江与海”。“范仲淹以官粮募饥民修水利”，“部役开决积水”。他主持疏“浚白茆、福山、黄泗、许浦、奚浦、三丈浦，及茜溪、下张、七丫”等港浦，并建造了一系列闸门，“节宣由人”。旱时引江水灌田，涝时排泄洪水，又能“御其来潮，沙不能塞”。其中福山浦系“江潮上下，惟此港为直截，与白茆、许浦并为要害港”。“范仲淹于福山置闸，依山麓为固，人名曰范公闸”。后世称颂范仲淹疏浚不忘置闸，乃“实心为民，行而宜之，必至尽善然后己，此先忧后乐之实功”。
　　范仲淹在给宰相吕夷简上疏中，曾谈到了当时的疏河情况：“昨开五河，泄去积水。今岁和平，秋望七八，积而未去者，犹有二三，未能播殖(植)。复请增理数道以分其流，使不停壅，纵遇大水，其去必速，而未来岁之患矣。”秋八月，“兴作未成”，令调范仲淹到明州(今浙江宁波)任职。转运使紧急上疏，说范仲淹“治水有绪，愿留以毕其役”。九月，诏复范仲淹留任苏州，继续疏浚东北诸港浦，排泄积潦，促使农业连年丰收。
　　范仲淹在同一奏疏中，还逐一批驳了一些人对苏州地区水利问题的种种非议：(一)针对“江水已高，不纳此流”，积水不能排泄入江入海的议论，他指出，江海为“百谷王”，是众多河谷的所汇之所。天下江河都有“善下之”的特性。既然江河下流不息，积水就能够排泄入江入海。已开浚的河道就是明证。(二)针对“日有潮至，水安得下”的议论，他指出，海潮来时排泄不利是事实。但涨潮时间短，退潮时间长，泄多壅少，江河之水必能归流入海。(三)针对“沙因潮至，数年复塞”，潮汐会很快淤塞河道的议论，他强调指出，“新导之河必设诸闸”。闸要启闭以时，“常时局之，御其来潮，沙不能塞”，挡潮拒沙；“旱时亦局之，注水溉田”，蓄水抗旱；“潦岁则启之，疏积水之患”，排泄洪涝。他要求“每春理其闸外”，清除泥沙，比不设闸“工减数倍”。(四)针对开浚工程会“重劳民力”、“大费军食”的议论，他指出，东南地区主要种植水稻，大水一至，秋无收成。而治水后，庄稼有收，百姓不致因饥饿而死亡。“民勤而生”，虽劳无怨，政府勿需蠲(音渭，juan)放，赋粮也有保证。他还提出了以工代赈兴修水利的办法：荒歉之年，以工代赈，每日给五升粮，召民修水利。他所疏浚的港浦就是采取的这种办法。范仲淹最后明确指出，经常疏浚河道、维修工程是刺史、县令的重要职责，太湖四周的苏州、常州、湖州和秀州(治今浙江嘉兴)是国家的仓庚，凡浙漕官吏及这几郡的守令，都要选择负责能干的人担任，才能使朝廷不失东南之利。
　　范仲淹在其以后的十多年里，宦海浮沉，驰骋疆场，出将入相，但他治理太湖之心却未曾去怀。他认真研究了江南圩田古制，总结古今治理太湖的经验，结合自己景佑年间的治水实践，提出了“修围、浚河、置闸，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的治水主张。北宋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官拜参知政事。他的《答手诏条陈十事》，是“庆历新政”中建议改革弊政的著名奏章。在“厚农桑”中，他条陈了江南、浙西水利：“江南旧有圩田”，规模较大，“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构成圩区水网。“外有闸门”，可控制蓄泄，“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故能“旱涝不及，为农美利”。并提到他知苏州时，曾“询访高年”，知道五代吴越钱氏时，“有营田军”“七八千人，专为田事，导河筑堤，以减水患”。还有一定的管理养护制度，故水患很少。他尖锐指出，早年“慢于农政，不复修举”，致使“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隳(音恢，hui)废”。他建议：“每岁秋，要敕下转运司，令辖下州军吏民各言农桑利害，或合开河渠，或筑堤堰陂塘之类”，于每年二月间兴役，半月罢工，并将其水利功绩上报。
　　范仲淹总结古今治理圩区的经验，提出的“修围、浚河、置闸并重”的主张，较之他在景佑年间“疏浚、置闸”的治水实践又前进了一大步。它体现了治水与治田相结合，解决了蓄水与泄水，挡潮与排涝的矛盾，不失为治理太湖的一种好方法。
　　范仲淹三者并重的治圩主张，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北宋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赵霖主持治理太湖，就持此说：“一曰开治港浦，二曰置闸启闭，三曰筑圩裹田，三者缺一不可”。元朝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任仁发治理太湖，更为推崇：“范文正公宋之名臣，尽心于水利，尝谓修围、浚河、置闸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其后历代圩区的水利建设，大都采用范仲淹的方法。
　　传世名篇----岳阳楼记
　　【题解】见《范文正公集》，作于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作者罢相后知邓州（河南邓县）时。岳阳楼是湖南著名古迹，唐玄宗开元四年（716）中书令张说任岳阳刺史时，常与才士登临赋咏，从此出名。腾宗谅（字子京）与范仲淹为同年进士，仁宗时二人又曾同守边郡。后腾宗谅于庆历四年（1044）贬谪岳州（古属巴陵郡），重修岳阳楼，并函请范仲淹作记。
　　【原文】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西汉时期，东台先民“煮海生盐”，开始撰写“盐文化”的灿烂历史。东台如今尚现存“安、灶、撇”等地名皆与煮盐历史有关。先后在此任盐官的北宋三名相晏殊、吕夷简、范仲淹艰苦创业，千载流芳。其中范仲淹重修的捍海堰──范公堤，工程浩大、名标青史。沿堤而建的富安、安丰、梁垛、东台等集镇，如今已发展成为重要的历史文化名镇。
　　因为有了盐及其丰厚的盐文化底蕴，乾隆年间，东台由一个普通小镇升格为一县治所。“天下财富之巨，首推两淮，两淮之富，又数扬州，扬州之根，又在东台”，足见盐文化孕育下的东台曾经在历史上有过极其辉煌的一页，时有“小扬州”之称。
盐民诗人吴嘉纪
　　在中国文学史上，明末清初曾出现一位著名的盐民诗人，他就是号称布衣诗人的吴嘉纪。
　　吴嘉纪，安丰场(今东台市安丰镇)人，字宾贤，号野人，生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他出身清贫，年轻时烧过盐，家无余粮，虽丰年常断炊，但不以为苦。喜读书做诗，好学不倦，曾应府试，但因亲见明王朝覆灭，清兵南下，居民惨遭屠杀，遂绝意仕途，隐居家乡，以布衣终身。由于长期生活在贫民中间，亲身体验了官吏、盐商对灶民的剥削和频仍的水灾、军输对灶民的侵害，对此，他终日把卷苦吟，从而写出了大量反映社会黑暗，民不聊生的诗篇。他的诗以其真实而深刻的内容和高度概括的手法，反映了当时劳苦大众苦不堪言的生活困境和自己的思想感情。如，他在描写盐民生活的《绝句》诗中写道：
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
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
　　吴嘉纪的夫人王睿，是个甘守贫困、志趣高洁的女词人。她是明代著名的“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后裔。王睿自幼聪明好学，继承了王艮质朴的唯物论和平民思想，勤于作词。与吴嘉纪结为夫妇后，志趣相投，吴嘉纪将自己诗集题名为《陋轩诗》，王睿也将自己词集题名为《陋轩词》，一诗一词，珠联璧合，均为时人所推崇。
　　清.吴嘉纪《煎盐绝句》鉴赏
　　白头灶户低草房①，六月煎盐烈火傍。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
[简注]①灶户：旧时称熬盐为业的人家为灶户。每户熬得的盐须向官府缴纳，折合充赋税。低草房：灶户居处。[赏析]这是一首描写盐民苦难生活的诗。诗人家住东淘，地处海滨，因家境贫苦，青少年时曾在盐场劳动，以后同下层人民也有着密切联系，因此，这首反映盐民疾苦的诗尤为真实动人。前两句诗直接描述了灶户生活的艰辛。农历六月，是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大地在火辣辣的太阳的曝晒下，本已闷热得令人窒息，但灶户们此时却不得不守在低矮简陋的破草房里，忍受着熊熊烈火的炙烤，在熬盐的锅灶旁加柴、添水、搅拌、取盐……劳累不息，大汗淋漓。这种非人的生活条件连年轻力壮者都难以忍受，更何况这位盐民还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翁哩！末句诗中，诗人又透过一层去写，更加典型地概括了灶户劳动生活的苦难辛酸。盛夏之时，常人都到阴凉处避暑，而这位年迈的盐民却被困在炙人的灶火旁，备受熬煎，好不容易在繁忙中偷得一点空闲走出草房站在烈日下喘口气，对于他来说，居然算是“乘凉”了！可见赤日炎炎下，竟然比草房内盐灶前的高温还要凉快得多！这就更加衬托出灶户们处境的极端困苦悲惨，令人感到怵目惊心。实质上，不正是罪恶的封建制度，剥夺了灶户们的劳动果实和生活福利吗？这首诗语言朴实无华，由于其内容的惊人的真实性，加之诗人巧妙地运用了进层和反衬的手法，故而显得格外沉痛感人。
人杰地灵出高僧
　　古往今来，东台的高僧闻名全国，他们游学八方，足遍四海，或卓锡于千古名刹，或修持于深幽老寺，桃李天下，信众万千，成了东台这方土地一道奇异的人文风景。
　　当代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民间外交家”、“慈善家”真禅(1916年7月27日―1995年12月1日)法师，于安丰童贞入道，就学于南沈灶东刘小学、东台三昧寺启慧佛学院，并遍参名刹，追随高德大僧弘承佛法，佛学造诣颇深，诗书亦佳。他曾先后任富安大圣律寺首领执事，苏州狮林寺住持，镇江竹林寺住持兼佛学院院长，上海玉佛寺、上海静安寺、河南天封大相国寺方丈，上海佛学院院长，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等。他先后出访20多个国家和地区，接待多国政府首脑和佛教团体，为增进我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一生乐善好施，将数百万元用于慈善事业，为民称颂。他首倡“文明敬香”，在世界佛教史上留下灿烂篇章。
　　最早给予真禅法师以重大影响的同胞哥哥心岩(1907年11月18日―1971年7月)法师，先于真禅由东台三元宫出家，曾卓锡富安大圣寺，创立佛学研究社。在抗日战争时期，积极组织僧抗会，以伸民族大义。此后任苏州东禅寺住持，新中国成立后任苏州市佛教协会筹备会主任，为组织苏州地区僧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曾于1962年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并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的应慈(1873年3月3日―1965年8月31日)法师，出生于安丰盐商之家。他一生以办学讲经、弘扬华严为己任，多次在全国各地创办华严学院、清凉学院，数十次在各大寺院巡回讲经，刊刻出版经书数百卷，对培植大批弘传华严的僧才，整理中国佛教古籍作出了巨大贡献。
　　上海玉佛寺第九任方丈苇舫(1908年一1969年12月)法师，从东台福慧寺剃度出家。在抗战时期，曾主持武昌佛学院，负责编辑出版中国佛教界有影响的《海潮音》杂志，倡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号召广大爱国僧人、佛教信徒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出访东南亚各国宣传抗日，争取外援，对抗日战争作出了积极贡献。抗战胜利后，又积极恢复武昌佛学院和世界佛学院图书馆。他还曾任庐山大林寺、上海玉佛寺住持，上海市抗美援朝佛教支会主任委员，并参加了《辞海》的编辑工作。
　　台湾善导寺已故导师大醒(1900年一1952年12月13日)法师，早年毕业于东台师范，与我国一代新闻大师戈公振交往密切。他曾任厦门南普陀寺监院，主持闽南佛学院，创办现代僧伽月刊(后改为现代佛教)，为我国佛教有健全舆论之始。他主编《海潮音》，鼓吹人间佛教。住持淮阴觉律寺，创办觉律佛学院，觉律月刊。抗战期间，曾主持七县僧众救护训练。抗战胜利后，出任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秘书长。先后住持奉化雪窦寺、任台湾善导寺导师，发起主办台湾佛教讲习会。他与台湾一些政要人物交情很深，蒋经国曾礼请他为毛太夫人冥诞诵经。
　　原上海沉香阁(慈云寺)住持苇乘(1903年4月3日―1960年8月5日)法师和他的师兄弟苇宗(1906年一1943年秋)，是一对东台仕宦之家出身的同胞兄弟，先后在东台同一个福慧庵出家。苇乘法师曾任常熟虞山兴福寺住持、法界学院院长、上海沉香阁(慈云寺)住持、静安古寺都监，对诗词、古文、书法均有所长。苇宗法师对唯识、因明造诣颇深，先后于常熟法界学院、镇江竹林寺佛学院、厦门闽南佛学院等多所佛学院任教、桃李名山古刹。
　　新中国建立后的首任北京市佛教协会会长瑞祥(1912年11月一1992年6月)法师，由东台三昧寺出家，曾追随近代著名高僧太虚大师革新佛教、培养僧才，先后执教于法源寺佛学院及湖州白雀寺佛学院，应邀任北京广惠寺方丈、南京灵谷寺监院，奉调担任扬州大明寺住持，进行大规模的寺庙建设，为促进中日友谊作出了很大贡献。
　　现任江苏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无锡市佛教协会会长、无锡新建祥符寺第二代住持无相法师(1938年12月)，从安丰万寺庵出家，是中国佛学院首届毕业生。他曾先后在无锡锡山龙光寺当家，担任无锡市佛教协会副秘书长等职。改革开放后，他先后参与了无锡广福寺、开元寺和祥符寺的恢复修建和灵山大佛的建造工作。他在弘扬佛教文化、扩大对外开放、捐资助学、慈善社会事业等方面都作出了很有影响的成就。在现代年轻一代僧人中，有不少也崭露头角，成为有影响的人物。如祖籍安丰的现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上海玉佛寺方丈觉醒法师；富安出生的现任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江苏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扬州大明寺方丈能修法师；六灶出生的现任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江苏省佛教协会副会长、镇江市佛教协会会长、焦山定慧寺、金山江天禅寺方丈心澄法师等，他们不仅继承和发扬了老一辈僧人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而且更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和管理的理念。
　　泰山寺位于东台市西郊晏溪河南，通圣桥下，殿宇巍峨，气势恢宏，与唐海春轩塔遥相对应，形成唐宋风格的古建筑群，是盐阜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千年古刹，每年都吸引众多善男信女前来朝拜和观光。
　　泰山寺始建于宋嘉定年间，占地面积3.9万平方米，殿房99间半。寺院建筑宏伟，建有天王殿、东岳殿、地藏殿、碧霞宫四座正殿，碧霞宫中供奉着水神一泰山神女"碧霞元君"像。两厢为十殿阎王、关岳、华佗、神农、鲁班诸庙，故有一寺五庙之说。
　　千百年来，泰山寺历尽沧桑。如今，整修的大雄宝殿、重建的天王殿、碧霞宫再现了昔日的古朴风姿。50多尊金装佛像和大型玉佛庄严肃穆。四大名山堂、集贤馆、悟雨堂、和聊避风雨室等厅、堂、馆、室古色古香，配套成龙。放生池、五爪河为泰山寺增添了自然景色。每日晨钟暮鼓，经声佛号，显示出“西溪塔影寒山月，东海钟声古寺风”的古刹风光。
　　 （一）王艮的家世与生平
　　王艮，本名银，号心斋。艮名及汝止字，均为其师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其结庐会稽山阳明洞侧，故以“阳明”为号）给他改的，取《易．艮卦》“{道止于至善”之意。明南直隶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市安丰镇）人。生于成化十九年六月十六日，即1483年7月20日。卒于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八日，即1541年1月2日。享年五十八岁。
　　王艮的先世，原居苏州。朱元璋为对国初群雄中与他争斗最激烈、也是争斗到最后的张士诚的报复，把苏州大批居民迁来淮南海滨劳动。王艮的先祖也在迁徙之列，落户地点为泰州安丰场，以烧盐为生，成为世代相传的“灶户”（当时海滨居民分为“灶户”和“民户”）。在封建的法制下，灶户的社会地位低下，类似囚徒。据明《会典》载：“正德'十五年令各府州县囚徒，情罪深重者，不论远近，俱发本省盐场缺人锅下，依照年份煎盐，抵办逃亡灶丁课额”，因而他们受着赋税和劳役的双重剥削。落户海滨的王氏，始祖名~王伯寿，伯寿生国祥、国瑞、国祯。国祥、国祯分别被编入北盛、南盛团（灶）籍。（“团”和“灶”，均为淮南海滨烧盐的群体，至今那里仍有以南团、西团、新团和头灶、二k灶、三灶为地名的）。老大国祥、老三国祯均为灶户；老二国瑞分居姜堰为民户（灶户改为民户，须经政府特殊批准）。国祥生仲仁，仲仁生文贵，文贵生公美，公美生纪芳（排行老三）。纪芳是王王工
的字（王工，读洪，玉器），亦号守庵，其第二子即一代鸿儒王艮。王艮的先世中，有担任“百夫长”的（选老军担任，督理煎盐，催办课税）。有亦盐`亦商的，多为专业烧盐的苦力――灶丁。王艮从小就是一个灶丁（或称“亭子”）。分居姜堰的一支，衍生至王栋（，字隆吉，号一庵），是王艮的族弟，曾主持过泰州
“安定（宋．胡瑗，号安定，泰州人）书院”（今省泰中院内、经武桥西侧），是泰州学派的核心人物之一。
　　王艮，生活在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的上半叶。当时，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衰落的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商品经济不断发展，手工业者（包括“灶丁”在内）和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衰败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更加腐败，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更加残酷，阶级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置身于这个黑暗社会生活底层的王艮，为谋生存、求发展，不K得不顽强地争斗和迂
前进。他，终于使一个海滨的穷灶丁，锻就为“名垂史册”、受人仰慕的学者。
　　王艮的一生，大致上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即：烧盐、贩盐发家时期（从孩提至26岁）；发愤刻苦自学、悟道讲学时期（27岁至37岁）；从学王（守仁）门、周流各地时期（38至46岁）；独立讲学，自成一家时期（这一时期，为王艮活动的鼎盛时期，47岁至58岁）。
　　综观王艮的人生轨迹，他的生活特点是：
　　一．王艮在家境贫困的情况下（11岁起就因家贫辍学），忍饥挨饿，踏实地劳动，操持家务和在盐场烧盐，从小就是一个胸怀大志、自立有为的强者。
　　二．王艮在生活道路的探索中，曾从事过学医和行医活动，想通过医道来谋求生活之路和医治社会，虽有所成就，但他终究没有把它作为终身职业。他及时调整、改变了自己的谋生轨迹，掌握了生活的主动，把事业的座标无悔无二地定在“做学问”的事业上。
　　三．王艮从19岁起随父王守庵从水路、陆路三次（19岁、23岁、25岁）或更多次地贩盐到山东出售，由于他善经营、懂管理、会理财，“措置得宜”，“自是家道日裕”，成为海滨地区颇有财气的富户，这就为他日后脱离劳动、专心致志地从事学习和传道打下了经济基础。
　　四．王艮本为一个粗识字的灶丁，在19岁以后开始读《大学》、《论语》、《孝经》。在文化基础极差、居所又偏处在海滨辟地、且无名师指点的困难条件下，发愤刻苦自学，“默坐体道”、“闭关静思”。这样的苦心孤诣，踽踽独行的刻苦学习精神，是奇突而又感人的。毫不夸张地说，王艮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自学成才”者。
　　五．王艮不仅刻苦自学，而且虚心尊师求教。开始时他置书怀中，以途人为师，“逢人质义”。但他并不故步自封，满足于一己之得和“道听途说”。他在38岁时听到塾师黄文刚（江西吉安人）说他的学术观点，绝类江西巡抚王守仁。好学心切、求知若渴的王艮，立即冲破家庭的重重阻力，不远千里，趋舟江西，执弟子礼拜见王守仁。在从学王门期间，既“反复推难、曲尽端委”，又“不拘泥传注”、“因循师说”，而是坚持独立思考，有疑即问、即辩。他不仅在从学期间尊师好学，“侍（候）朝夕”，而且在王守仁去世后，还“迎丧桐庐，约同志经理其家”，“往会稽会葬”，并照料其后人。这样的矢志不渝、尊师重道的品德，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六．王艮在讲学传道时，别出心裁、想象异乎常人地采用一些“法门”：如或按《礼f经》制着深衣、戴五常冠、执笏板、乘蒲轮车,“行则规园方矩,坐则焚香默识”；或在门前张贴“招生广告”，谓，“此道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不以老幼贵贱贤愚，有志愿学者，传之”。这种使“乡人始而骇”的方法，却收到了“渐而信，久而浸与俱化”的效果。
　　七．王艮不仅在家乡开门授徒，而且“周流天下”。他除“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沿途聚讲，直抵京师（北京）”外，还先后在南京、广德、孝丰、会稽、泰州等地讲学和在其乡间（安丰场）构筑“东淘精舍”授徒。传授的对象：“上至师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下逮士庶樵陶农吏，几无辈无之”，但主要对象为下层社会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灶丁、佣工、农夫、商贩、渔民以及僧道徒众等）。其中不少人在学术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八．王艮一生以布衣传道，终身不仕，采取了与专制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始终保持了与劳动人民的血肉联系和一致性。嘉靖八年（1529年，王艮47岁）和十六年（1537年，S\\JQ6`
王艮55岁）两位朝廷高官分别推荐王艮入朝做官，都被王艮婉言谢绝。“郡守召”亦“辞`以疾”。王艮对当时的统治者表白说：“使仆父子安乐于治下，仍与二三子讲明此学，所谓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他不仅终身不仕，而且还教五个儿子（长子王衣，次子王襞，三子王衤是
，四子王衤甫
，五子王衤容
）“皆令志学，不事举子业”。所有这些，都标志着王艮与下层人民保持一致，背弃正统文化教养的“异端”本色。
　　（二）泰州学派的主要观点
　　所谓学派，即在一门学问或学术中，由于见地独创或师承不同，形成专门的学问、学术或思想体系的群体或派别。历史上学派的形成和出现，它不同于现代的社会团体的建立，要先有名称、纲领或宗旨和一定数量的成员并经过登记、批准手续等。而是由于学问、学术和思想认识方面的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多为后人给它命名的。如以时代命名的有清代的乾嘉学派；以人命名的有宋代的紫阳（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别号紫阳）学派l；以创始人出生地命名的有明代的姚江（王守仁，因其家乡余姚境内有姚江，故余姚别称s
“姚江”）学派。学派中，有的还有分支――称什么门、什么宗的。如姚江学派中，有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北方王门、粤闽王门；清末周太谷（周彀，字太谷，亦字星垣，安徽石埭人，清道光年间在扬州讲学）创立的太谷学派，后分为北宗（主持人张积中，字石琴，仪征人）、南宗（主持人李光火斤
，字晴峰，仪征人）。南宗传人黄葆年（，字锡朋，泰州姜堰镇人）创建“归群草堂”，世人称为“黄门”。o
中国文化史专家柳贻征（，字翼谋，镇江市人）称泰州黄门为“新泰州学派”，以别于明代王艮创建的“泰州学派”。
　　王艮创立的学派，因地而名，称“泰州学派”。地以人闻，“派”以地名，这是人杰地灵、人地底蕴深厚的体现。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一生勤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的学识博大渊深、包涵很广，在哲学、伦理、社会政治以及教育、文化等方面，都有丰富详实的论述，构成了泰州学派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特色。兹将王艮与泰州学派的主要思想观点，散述如下：
　　一．王艮的“百姓日用是道“，“百姓日用之学”，是王艮思想的闪光点和泰州学派思想的主旨和重要的进步命题，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百姓日用”一词，在古代儒家虽然提出过，但被“大儒们”说成百姓是不知道“用”的。《易．系辞》云：“一阴一阳之谓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这就是说：道，只有天生的君子、圣人甚至“神”，才可以认识它、掌握它、运用它，凡夫俗子――百姓，是绝不可能知道“道”的。王艮一反经典的传统和说教，匠心独具地认为：“百姓日用即道”，“愚夫愚妇”都“能知能行”。他具体地形容“僮仆之往来，视听持行，泛应动作，不假安排”就是“道”，此乃“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他还把“百姓”和
“圣人”放在等同的地位，说：“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这样，“百姓日用”就成了检验是“道”还\\是“异端”的标准。他还这样说：“满街都是圣人”，“人人君子”，“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庶人非下，侯王非高”。王艮的这些观点，充分体现了小生产者、小市民阶层的要求和愿望，维护了劳苦大众的利益。他的人民性的观点，是具有反封建统治的进步意义的。
　　二．王艮的“格物说”，构成他讲学传道的思想基础，具有鲜明的反抗封建压迫的积极意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之说，始见于《礼记．大学》。前人说“格物”就是“穷理”，也有人说“格物”就是“格心”。他们分别说，“通过格物的方法，达到穷理的目的”；“格物者，格其心也。正其心者，正其物之心也”。王艮对于“格物”，却与上述不同，他有自己的独特的见解。他创立了自己的“格物说”，因泰州地处淮南，故明末清初硕儒黄宗羲（，字太冲，号梨洲，浙江余姚人，著《明儒学案》62卷&，一生著作多达60余种）称王艮的格物说为“淮南格物”。王艮对“格物”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格物致知四字本旨，二千年来未有定论”。他认为“格，如格式之格，即后挈矩之谓”。“挈矩”，意为度量。他说：“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挈矩，则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这就是说：“身是本，天下国家是末”，“格物”必先“正已”，“本治而末治，正已而物正”。王艮的这番话，明白地指出“正人必先正已”。
“正已”就是“正身”。正身应人人平等，包括统治阶级在内，概莫能外。这样的观点，与那些封建统治者只要平民百姓“正心”，而他们却可以为所欲为的观点有天渊之别。王}艮的这种尊重人、重视人的价值观的思想观点，正是平民哲学、布衣学者恰好的表现，是维护劳动人民利益的“绝唱”。
　　三．王艮的“明哲保身”说，是他与封建统治者消极、不合作的体现，起到了反抗封建统治政治压迫的积极作用。王艮主张尊身、安身、保身、爱身。他说：要“以身为本”，“修身立本”，“立本安身”，“明哲保身”，“身尊则道尊”。王艮的这些观点，是他的“淮南格物”论的延伸，都是“以身为本”思想的体现。黄宗羲以为王艮的“安身”说，不免开了“临难苟免”之嫌。王艮果然是一位“贪生求安”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么？在封建专制极端残酷暴虐的明代中后期，王艮目睹明王朝对上层官吏动辄杀头、剥皮、廷杖、充军种种可怖景象（对下层官吏和平民百姓那就更加残暴了）。他提出的明哲保身以及出、处、进、退、隐、见等策略，形似消极，实质是以退自保、以退求进的一种手法，是非常明智的，是一种反映社会悲剧矛盾（既有变革因素而其因素又不成熟），有志改革者寻求政治解脱或出路的呐喊和辩解。
　　四．王艮对于社会政治类型作出“三种景象”的区分，即羲皇景象、三代景象、五伯（霸）景象。他十分憧憬、向往“羲皇”、“三代”圣世，深恶痛绝“五伯”社会。锋芒所指，不言自明，矛头直指当时的专制社会。他在《王道论》里这样描绘当时的社会：“今天下田制不定，而游民众多，制用无节而风俗奢靡。所谓一人耕之，十人从而食之。一人蚕之，百人从而衣之。欲民无饥寒，不可得也。饥寒切身，而欲民之不为非，不可得也”。他明确地主张：重德轻刑，施行仁政；予民教养，让民参政；均分土地，使民乐业。他说：“为人君者体天地好生之心，布先王仁民之政”。“盖刑以弼教，不得已而后用之”。“刑因恶而用，恶因无教养而生，苟养之有道，教之有方，则衣食足而礼义兴，民自无恶矣，刑将安施乎”？为济困扶贫，共同求富，王艮还在垂暮之年（逝世前两年），亲自起草《均分草荡议》并带头践议，将多余的草荡无偿划分给贫民。这样的具有反封建独占的平均主义、小私有观点和行动，在“田连阡陌”、“一人口插几张匙”的封建地主眼里，把它视为“异教旁门”、大逆不道，而广大劳苦大众则是衷心地拥护和爱戴他的。
　　五．王艮的“以孝弟为本”的“孝悌观”，既继承了中国相传数千年优良传统，又突破了“五经传注”的伦理传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王艮自称学的是“总经”（“五经”乃中国传统的经典，“总经”却人所未闻）。这就是说，他学的东西为人所未学，他有一套自己的主见。他说：“盖闻天地之道，先以化生，后以形生。化生者，天地，即父|母也；形生者，父母，即天地也。是故仁人孝子，事亲如事天，事天如事亲，其义一也”。又说：“事亲从兄，本有其则，孝悌其心，其理自识”。在这里，王艮把事亲和从兄提=到了很高的高度。他认为大家对父母孝、对兄长悌，犯上作乱的人就没有了，社会就安定.了。但王艮主张的“孝”和“悌”，不是绝对盲从，而是坚持独立思考，有所选择。他说：“父兄所为，不可不识；父兄所命，不可不择”。这就是说：对的，当然要尊敬从命；不对的，怎么办呢？他说：“所为未是，不可姑息”；“所命未善，反复思绎”。这些都说明王艮不仅能真心诚意地事奉他的父兄，但绝不是“愚孝”、“盲从”，而且能做到抵制和纠正他们的一些错误的东西。因此说，王艮的“孝悌观”和传统的“孝”和“悌”是有原则区别的。
　　六．在教育思想方面。王艮的“有教无类”的教育学风以及“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的学习和教学态度，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三）泰州学派与王（守仁）学的异同
　　王艮较王守仁小11岁，师事王守仁断续达九年之久。人们不禁要问：王艮既然师事王（守仁）门如此时久情笃，那么他的学术观点是否属于王门呢？数百年来，学界有认为是，有认为非的，也有说成似是而非或亦是亦非的，甚至还有人说王艮“所创的这个学派，是一个假王阳明学派”，议者纷纭，莫衷一是。
　　窃以为王艮从学王门，他的思想渊源有相当的成份来源自王守仁。王守仁是“心学”的集大成者。此前，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三纲五常”视为人们最高道德标准。宋代理学家“二程”及朱熹，把儒家的思想更加具体化、完善化，他们提倡“存天理，灭人欲”，仍然把“三纲五常”视作“天理”。这样“天理”就成了衡量社-会道德和事物是非的唯一标准。王守仁打破传统，冲出教条，大胆而勇敢地提出了“心学”，认为“心即理”，“心外无理”，这是对程朱理学的挑战、否定和反叛，是思想认识的一大进步和飞跃。但是，王守仁的“心学”，却把个人的“心”，和心的“良知”看成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一切事物都在我的“心”（意识）中。按照王守仁的“心学”，人的道德观念是天生的，有了私欲只要通过“内心反省”，就可以“致良知”了。因此说`，王学的基本内涵，仍然属于唯心论的先验论。王艮继承了王守仁的“心学”，认为王学是“倡明绝学”，王守仁的“致良知”说，“简易直接，予所不及”。因而，可以说王艮的思想受王守仁的思想影响是比较深的。
　　但是，王艮在师从王守仁以前，他的“格物说”就已相当成熟，自立了门户。因而在H拜见王守仁之前，王艮就说：“王公论良知，某谈格物”。相见后，又“相与究竟疑义”，“反复论难，曲尽端委”，坚持独立思考，不“因循师说”，“往往驾师说之上”。在王守仁门下期间，从分歧以至不满，王艮终于进行了一次北（京）行的传道活动。这次活.动，遭到王门同学的非难，遭到老师王守仁的严厉责备。在严师的压力下，王艮虽说：“知过”、“改过”。他“改过”了没有？没有。他用意更为深沉，手法更为隐蔽。他仍坚持原来的主张，继续传其“百姓日用”等方面之“道”。一直到他逝世前三年（55岁）还有人“时有不谅先生（指王艮）者，谓先生自立门户”。简而言之，王艮的学说，有异于其王守仁的，主要是：
　　一．王守仁主张“心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王艮却突破了王学的思想框框，认为“身为天地万物之本”。“心”和“身”，虽为一字之异，却反映了以精神性为主体还是以物质性为主体的差别。
　　二．王守仁主张“吾心”是“天理”，是衡量是非的标准。“心”，必须“止于至善”，就是正人之“心”，去除“物欲”，就是去恶从善。这还没有摆脱“存天理、灭人欲^”的窠臼。而王艮却主张“身是本，天下国家是末”，“格物”必先“正已”，“本治而末治，正已而物正”。这两种不同的正“心”观，也就是“格物”观，一种反映了统治者以“正人”为能事的本质；另一种，则是代表平民、布衣利益，主张人人平等，包括统治阶级在内，必须首先端正自己的行为。王艮的思想显然属于后者。
　　三．王守仁主张“致良知”，“唯圣人能致良知，愚夫、愚妇不能致，
愚所由分也”。王艮却主张：“愚夫、愚妇与之能行便是道”。上述二者，一位把圣人安置到神坛上，视百姓如群氓；一位却把圣人从神坛的位置上拉了下来，放到同百姓等同的地位。王艮思想的阶级属性是何等的鲜明！
　　毋庸讳言，王艮虽自立门户，创立泰州学派，但在从学王守仁之后，利用了王学的某些范畴，加以改造、发挥，相得益彰，这也是无可否认的。如王艮把他的格物说与王守仁的良知说结合起来，提出了“复初说”，说：“知不善之动者，良知也，知不善之动而复之，乃所谓‘致良知’，以复其初也”，就是一例。因而，可以说王艮之学，既和王学有一定联系，又和王学有着本质的区别。
　　（四）泰州学派的发展和传承
　　泰州学派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社会基础和诸种条件，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历史的必然。清末民初袁承业说：“心斋先生毅然崛于草莽鱼盐之中，以道统自任，一时天下之士，率翕然从之，风动宇内，绵绵数百年不绝。”泰州学派的形成、发展过程，可大体归纳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王艮开门授徒，逐渐形成泰州学派，是为开创时期；
　　第二阶段，经过王艮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王栋、王襞、何心隐等的阐述、继承和传播、发展，是为泰州学派的兴盛时期；
　　第三阶段，再经过四传、五传，以李贽为代表的思想、文艺领域、以徐光启为代表的科学领域，对泰州学派思想的发扬光大，掀起了一股股声势浩大的早期启蒙思潮，是为泰州学派的顶峰时期。
　　泰州学派对晚明社会在思想、文艺、科学、文化等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辉煌的、为世人所称道的和永难磨灭的。据记载，泰州学派从王艮开门授徒至明末，五传，其弟子有姓名可查者达487人。其中载入《明史》者20余人；编入《明儒学案》者30余人。
现将泰州学派的主要传人表列如下：
钧　何心隐　汤显祖　徐光启　徐
栋　罗汝芳　焦
f　袁宏道　王
　　泰州学派五传、三个时期的著名代表人物的主要事迹是：
　　1．王栋与王襞。王栋（1503――1581），字隆吉，号一庵，泰州姜堰镇人。王艮的族弟。曾师事王艮，得家学之传。先后任县训导、教谕、州学正。开门授徒，主持过泰州安定书院。王襞（1515――1587），字宗顺，号东崖。王艮的次子。九岁起，随父至会稽，游学于王守仁门下。守仁命襞师事王畿等，先后留越中近二十年，结交多巨儒硕士。王守仁死后，王艮回到家乡开门授徒，王襞成为其父的得力助手。王艮逝世后，他继承父业开门授徒，并先后在各地（包括泰州崇儒祠）讲学，“海内响应者，恍若心斋在焉”。襞还忠实地遵循父亲的嘱咐，不事举子业，终身不仕。王栋、王襞是王艮的左右手，他们在继承、发展王艮的思想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王艮、王栋、王襞，人们称为“淮南王氏三贤”或“淮南三王”。
　　2．徐樾（？――1551）字子直，号波石。江西贵溪人。进士。先后任礼部侍郎、云南布政使。嘉靖七年、十年、十八年徐樾三次在王艮门下受业。王艮谓其内人曰：“彼五子（指王艮的五个儿子）乃尔所生，是儿（指徐）乃我所生”（盖指传道之得人）。王艮在j考察徐樾前后达十一年以后，乃于逝世前授徐以“大成之学”（经过改造了的、平民能够接受的孔孟之道）。王艮的次子王襞称：徐为其父“高第弟子，于父之学，得之最深“。据说，徐受业王艮门下后，曾有过辞官的意愿。后来，徐任云南布政使时，中土司诈降计，战死于沅江城下。
　　3．颜钧（1504――1596），字子和，号山农。江西吉安府永新县人。从学徐樾三年，后又经徐介绍卒业于王艮门下。因而，颜亦得“泰州之真传”，颜本人也以“泰州正传”自居。颜在家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萃和会”，集自家、本族、同乡老壮男女近七百人，“讲耕读孝悌之学”，“士农工商皆日出作业，晚皆聚宿会堂”。在泰州学成之后，立即到江西南昌，招徕一千多名参加科场考试的学子，向他们宣讲“大成之道”。颜钧的种种言行，当道者惊恐万状。南京左都御使耿定向诱骗颜至太平府讲学将颜逮捕，“笞臀五十，不哀折，亦不转侧”，几被打死。颜被关在南京狱中，因无法定罪，难以重处，只得诬以“盗卖官船”罪，坐牢三年。颜出狱时年六十六，到九十三高龄病故，历时近三十年，坚持传道讲学，受尽人间颠沛流离之苦。此前，颜曾专程从江西至安丰场，为其师王艮守墓三年。当他听到老师徐樾战死的消息后，又孤身前往云南，辗转数年，终于寻得徐的碎骸，归而衤付
葬于安丰场徐师王艮的墓侧。
　　4．罗汝芳（1515――1588），字维德，号近溪，江西南城人。在南昌听颜钧讲学时拜颜为师，为颜的得意门生。罗中进士后，不参加殿试和入朝做官，周游四方多年。以后，罗任过知县、刑部主事、知府、参政等，因在北京广济寺讲学，触怒张居正，被勒令解官\\归里。罗对其师颜钧非常崇敬，颜被捕入狱，罗朝夕侍奉，且“揭词”鸣冤，变卖家产和募捐为颜“补赃”，终于营救颜出狱。
　　5．何心隐（1517――1579），原名梁汝元，字柱乾，号夫山。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人。拜颜钧为师。郡试中第一名。他本可以沿着这条坦道进入康庄的仕途；但他接受了泰州学(派的思想，“与闻心斋立本之旨”，拜颜钧为师，从此走上了“反封建斗士”的人生旅途，成为封建专制下的“叛逆”和“掀翻天地”的大无畏者。他学习其师颜钧在家乡办“萃和会”的举措，也在自己的家乡办起了“聚和堂”（聚，通“萃”；堂和会，义相近），进行理想社会的实验。何在聚和堂里，献出家财，“捐千金，购义田，储公廪”，并且“身理一族之政，冠、婚、丧、祭、赋、役，一切通其有无”。族内子弟宿于祠、聚于祠、食于祠，过集体生活，享受平等待遇。“学成之后，冠婚衣食，皆在祠内酌处”。鳏寡孤独失所者，皆有所养。何心隐理想社会的实验，不仅打乱了封建等级秩序，而长期下去必然危及统治者地位的稳固。因此，县官以妨碍公务、诬蔑朝廷命官罪将何逮捕入狱，判绞罪，后改为充军。不久，被友人程学颜营救出狱。以后，程学颜入京供职，何亦随程进京。在京师何结识了颜钧的另一个弟子罗汝芳和耿定向等重要人物，并通过耿的关系与张居正（时任国子监司业）会见于显灵宫。何、居二人见面，观点、情绪尖锐对立。事后何预感地说：张这个人“异日必当国，当国必杀我”。在北京，何还策划计杀奸相严嵩，不成，改名易姓（将梁汝元改为何心隐）南避，飘泊讲学近二十年。这时，万历帝起用张居正"为相，张为挽救明王朝的危亡，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他对人民也实行了严厉的统治，如毁天下书院，禁聚徒讲学；下令“得盗即斩”；推行税役合并为“一条鞭法”等。对于张的这些措施，何心隐大加反对，声言要入都“持正义，逐江陵（张居正，江陵人）去位，一新时局”。张、何的冲突达到白热化。何被统治者称为“妖人”、“逆犯”、“盗犯”、“奸犯”，张示意四处缉拿何。万历七年（1579年），何62岁。他在祁门学生胡时和家中被逮捕，解到武昌狱中。见巡抚，何“坐不肯跪”，“择健卒笞之百余，干笑而已”。何宁死不屈，终被杖毙狱中，肆尸都市。在何被捕期间，泰州学派许多重要人物对其进行奔波营救：有的为他辩冤，有的变卖家产营救，有的愿舍身替死，特别是何的学生胡时和从祁门一路陪同押解到武昌，死后为之收殓尸骨，并遵遗言将何与其好友、以前的救命恩人程学颜合葬。
　　6．焦f（1540――1620），字弱侯，号澹园，南京人。高中进士第一。师事王襞、罗汝芳，“尤笃信卓吾（李贽）之学”，是明代晚期的著名学者，以博学多才称著于世。参加主持会试时，曾慧眼擢选大科学家徐光启于“落榜生”中。享年八十。
　　7．李贽（1527――1602），号卓吾，又自称温陵居士……，福建泉州府晋江县人。本姓林，因三世祖被统治者杀害，族人改姓李。李贽在考中举人后就不再赴考。在南京，李拜来此讲学的王襞为师。李在五十三岁时就弃云南姚安知府（四品）官职归隐。他为官清正廉明，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在他为官期间病饿而死。李贽发展了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直截了当地提出“穿衣吃饭是人伦物理”和“人即道”、“人必自私”的命题。泰州学派的思想，发展到李贽，进入了更全面、更成熟、更系统、也更激进的阶段，亦即顶峰阶段。李贽一生反对封建道学，他提出了一系列与传统观点相背离的思想和主张，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个颇带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汉）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他针对尊孔派的“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说教，讽刺地说：“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孔子而后足也”，他说：《论语》、《孟子》等书，是孔孟的“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前遗后”的东西。他把官吏比作老虎、娼妓，说：“昔日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者吞人畜，小不遗鱼虾”。“满朝奸臣，不如一娼”。他说：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李贽一生的著作，数量十分巨大，达几十种之多。其代表作有《藏书》68卷；《续藏书》27卷；《焚书》6卷；《续焚书》5卷。对于李贽的言论和著作，统治者恨之入骨，骂他为“狂诞悖戾”、“剌谬不经”、“左道惑众”、“不知尊孔子家法”，是“人妖”、“妖怪之物”、“异端之尤”、“猖狂无忌惮的小人”；不仅如此，他们还对李极尽了迫害之能事：以“大坏风化”之名，驱逐他出境（麻城），拆毁他寓居多年的芝佛院。好心的人劝李避走，李毫无怯意。说：“若要我求庇于人，虽死不为也……盖人总有一死，无两个死也”。“欲以法治我则可，欲以此吓我他去则不可……若我去告饶，则不成李卓老矣……故我可杀不可去，我头可断而身不可辱”。争斗到最后，最高统治者――万历帝亲自批示：“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万历三十年（1602年）李贽七十六岁。他带着不支的身体，跋涉数千里、冒着大风雪投奔家居北通州的、生死与共的挚友马经纶家（马字诚所，官御使，因触怒万历帝，被贬斥为民，回北通州家居）。李这时心力交瘁，本想在好友处平静地了却此生（他在去世前一月，写下了《李卓吾先生遗言》），但是他终于在这年的三月间被捕了。大金吾审讯时，衰弱不堪的李贽，由“侍者掖而入，卧于阶上”。金吾问：“若何以妄著书？”李答：“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表现得一点也不屈服。由于不堪侮辱，李贽在狱中趁给他理发之机，夺剃刀自刎，次日，这位向旧营垒冲锋陷阵的勇士才气绝。马经纶依李遗言，把他安葬在北通州北门外，墓前立了一块一丈多高的石碑，并遵嘱请焦漪园书写墓碑。李贽生前死后，统治者还先后下令将他的著作“尽行烧毁，不得存留”；结果是“卓吾死而书愈重”，他的思想和著作，像一颗划破黑压压长空的光灿明星。
　　8．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海若，江西临川人。进士。任过知县。师事泰州学派重要人物罗汝芳。他的作品十分丰富，除创作西戈剧《牡丹亭》这一千古名篇外，还留下200多首诗和几百篇文章。
　　9．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六休，湖北公安人。二十四岁中进士。先后任过知县、教授、助教、礼部主事、吏部郎官等。他和兄袁宗道、弟袁中道都是晚明的著名文学家，世称“公安三袁”或“公安派”。在公安三袁中，以袁宏道的成就最高。袁宏道是泰州学派重要人物焦
的学生，又自称是李贽的弟子。公安三袁以反对嘉靖年间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的复古主义（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称著于世。
　　10．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人。万历年间徐光启参加顺天会试，罗汝芳的学生焦
任副主考。焦在落卷中得徐光启卷，阅而奇之，拍案叹曰：“此名世大儒无疑也”。毅然将名落孙山的徐光启拔至第一名。七年后，徐又高中进士，选庶吉士（进士中之优者）。历任翰林院检讨、詹事兼河南监察御使、礼部主侍郎（督领修历事）、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等职。徐在我国首先提出学习“西学”、“会通中西”以求富国强兵的主张。他是开向西方学习风气之先的第一人。他的著述和翻译作品很多，主要有《农政全书》60卷，并与意大利人利玛窦合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等。同徐光启一起学习、研究西洋科学的还有李之藻、王徵、李天经等。徐光启提出的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主张，较清代思想家、文学家魏沅（遵林则徐嘱，编《海国图志》,）提出的“师夷之长以制夷”的思想，早两百多年。
　　（五）王艮的著作及其墓祠
　　1．王艮的著作：
　　王艮讲学传道，一般都是当面口传心授，不假文字和笔舌谆谆。他为什么采用这样的传道方式呢？可能出自下列因素：一、王艮是灶丁出身，在青少年时读书甚少，以后虽自学有成，但他却不喜著述，严格说来，写作恐非其“强项”，尚不能到“倚马万言可待”的熟娴地步；二、王艮自许为他学的是二千年来未有的“绝学”，这，劳动大众视之“若久旱之望云霓”，而统治者却视之为“左道”，城府颇深的王艮，恐“言易招非”、“以文取祸”，留下“不妥”的文字易“授人以柄”，因而，他留下的文字就相对地较少了；三、王艮讲学传道的方式，有别于正宗儒家的传统方法，而是将儒、释、道的思辨方法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儒家的“心性”（如“于无字处读书”），道家的“感应”，特别是)佛教禅宗提倡的“顿悟法”，则为王艮所长期修习和身体力行。
　　现在我们见到的王艮著作，除其后裔及门人辑录整理的王艮语录外，尚有王艮本人撰写的《鳅鳝歌》、《复初说》、《明哲保身论》、《乐学歌》、《天理良知说》、《孝悌箴》以及《安定书院讲学别言》、《格物要旨》、《勉仁方》、《与南都诸友》、《大成学歌》、《均分草荡议》、《王道论》、《答徐子直书》等名篇。有些著作，王艮的门人誉之为“百世不易”之作，但从其篇幅来看，多为数百字的短文，最长的文章也止一二千字。上述语录和著述，经王艮的子孙及其门人陆续整理增订，曾有不少刊印本行世。据记载，在明代就有五种刻本，清代和民国又有几个刻本。现在明刻本多已散失，存世的有一些清代和民国年间的刻本。
　　泰州图书馆创建于民国十一年（1922），已有90年的历史，藏书近30万册，其中古笈5万册。它们历来重视本籍人士著作和地方文献的收藏。该馆现藏王艮的著作基本上包罗现存的这方面的著作。现录出：
　　⑴《三贤全集》。明崇祯时刻，清重修印本。含王心斋文集6卷，疏传合编2卷，一庵先生遗集3卷，东崖先生遗集2卷。
　　⑵《王心斋先生全集》。民国铅印本，东台袁承业编订，5卷。附一庵、东崖遗集及四先生残稿。
　　⑶《王文贞公集》（门人焦f等曾私谥王艮为“文贞”）。清嘉庆21年王世丰重刻，2卷。
　　泰州图书馆还藏有泰州学派传人罗近溪（汝芳）、韩乐吾（陶匠韩贞）等人的著作。
　　此外，泰州、盐城两地，近年来均加强了对王艮与泰州学派的研究力度，先后开展了研究泰州学派的系列活动，写出了数量可观的文章，辑印成书的有：泰州《泰州学派学术讨论会纪念论文集》（1986年）；盐城林子秋、马伯定、胡维定合著的《王艮与泰州学派》（1999年）等。这些论文和著述，对研究王艮与泰州学派者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2．王艮的墓祠：
　　⑴王氏墓碑。王氏家族墓地座落于安丰镇的下灶村。当年墓共八座，东西排列。中为王艮之父王守庵墓，右为王艮墓，余为王艮兄弟墓。墓后有弧形小土山，长约30米，高20余米，名“贤人山”。墓前有两块石碑：一为王艮家族墓碑，刻王艮兄弟七人及其父王守庵姓名；一为王艮次子王东崖（王襞）墓碑，刻“明理学贞儒崇祀乡贤八世祖王公东崖之墓”。上述王氏墓葬，在“文革”的浩劫期间，均遭平毁，荡然无存；仅遗的两块墓碑也被生产队挖去做了水沟上的踏脚板。拨乱反正后，石碑为安丰镇文化馆收藏。现在，安丰镇人民怀着对乡贤崇敬的心情，正在本镇公园内辟“心斋园”，重建王艮、王东崖父子墓於其园内。
　　⑵安丰王氏宗祠。王艮在安丰场月塘河有园一所、讲堂三间。门人林东城、御使洪垣（觉山）助银为王艮增益讲堂三间，东西掖房各五间，构成“东淘精舍”，命名讲堂为“勉仁堂”，供先生讲学和来访学生居住之用。王艮逝世后，改建为“王氏宗祠”。明末清初，东台布衣学者、诗人吴嘉纪（吴的祖父吴凤仪是王艮的学生）曾写有《谒勉仁堂》诗。这些建筑，随着岁月的流逝，已逐渐烟没无存。现在，安丰镇人民正着手重建“东淘精舍”，以资作为对王艮的永久纪念。
　　此外，安丰镇文化馆内，遂竖立了一尊王艮全身塑像。
　　⑶泰州崇儒祠。位于泰州五一路西段，古光孝寺西侧。始建于明万历四年（1576年），祀王艮。以后多次修葺、扩建，数百年来，一直为讲学之所。解放后改作民居。1986年恢复崇儒祠，进行了大修：第一进是重建的，其余三进均系原房修复。现在主要建筑四进：第一进为大门，上嵌“崇儒祠”石额，门外两旁立石鼓，砌八字墙；第二进为“立本堂”；第三进为“乐学堂”，东墙廊壁上嵌万历七年（1579年）《心斋先生祠堂记》石碑，西墙廊壁嵌重修出土的明李春芳所撰残碑；第四进为“贤人堂”，奉新塑王艮半身胸像及新刻大理石质王艮《乐学歌》等。泰州学派纪念馆设于此十多年。
　　⑷姜堰王氏宗祠。位于姜堰镇东后街。始建于明万历九年（1581年），以后重修过。祀泰州学派重要人物、王艮族北王栋。祠堂轴线建筑为三进：第一进为门厅；第二进为大厅；第三进为大殿。“大殿”的西侧遂有一进配殿与大殿并列，为“三贤祠”，祀王阳明、王艮、王襞。祠堂内曾刻有王栋像，泰州学派重要传人罗近溪（汝芳）曾有
像诗，像早已烟没无存，祠亦改作民居。在最近的旧城改造中，姜堰市政府领导批示对王氏宗祠这所明代建筑予以保护，正着手修复为研究泰州学派和纪念王栋的活动场所。
　　（六）历史对王艮及泰州学派的评说
　　领一代思想领袖风骚、占中国哲学史一席之地的王艮及其所创的泰州学派，自形成至今，人们对它的评说仁智互见，褒贬不一。撮其要者：
　　《明史．儒林传．王艮》中说：“王氏（指王守仁）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气势。（王）艮以布衣抗其间，声名反出诸弟子上”。
　　王艮的再传弟子李贽（李为王艮的仲子王襞的门生）在《续藏书．王心斋公艮传》说：王艮“晚作格物要旨、勉仁诸篇，或百世不可易也”。又在《为黄安二上人大孝文》中说：“盖心斋（王艮）真英雄也，故其徒亦英雄也……一代高似一代”。
　　硕儒黄宗羲在其巨著《明儒学案》中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指王艮）、龙溪（指王畿）而风行天下……泰州以后，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黄宗羲对王艮虽作了若干肯定，但出于与泰州学派观点上的差异，以及对王（守仁）学的“修正”（王主“心”，黄主“气”，但黄又认为“心即气”，因而有人谓黄为王学的“修正派”），他不仅不无偏见地在撰著《泰州学案》时，并非疏忽地只字不提几乎与他同时代、轰动全国朝野的“异端”人物李贽（李1602年弃世，黄1610年出生），更谈不上提及泰州学派晚期（李贽的弟子、再弟子）进步、革新人物汤显祖、袁宏道、徐光启等，而且攻击谩骂泰州学派传人为“小人之无忌惮”者。
　　史学家翦伯赞（）在《中国史纲要》中说：“以王艮……等为代表的王学左派，不仅对程朱理学更加反对，而且对君主专制政体和封建理教也给予尖锐的抨击……他的学说……甚至被统治者目为‘异端之尤’。”
　　史学家白寿彝（？-2000）在《中国通史》中说：王艮“创建的泰州学派，是我国学术史上第一个具有早期启蒙色彩的学派”。“他所创建的富有平民色彩的理论，虽不能摧垮专制的封建统治，亦无力冲决封建伦理纲常的藩篱，但是他的闪烁着启蒙色彩的理论，他以‘万世师’自命的‘狂者’风格和鼓动家、传道者的热忱，以及从事平民教育、传道讲学而终身不入仕途的‘气骨’，却深得下层百姓的拥护，而且成为泰州学派的思想传统”。
　　史学、思想、教育家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中说：王艮“这种学说在下层社会广泛传播，其学说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利益是非常明显的。”又在《中国思想史纲》中说：“泰州学派是中国封建制社会后期的第一启蒙学派。”
　　史学、哲学家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史》中说：“以王艮为首的泰州学派……沿着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向更彻底的方向发展……它的社会作用是消极的”。他“使王守仁一派学说在下层人民中得到传播，为统治阶级在劳动人民中起了麻痹的教育作用”。“王艮出身于劳动人民，他……明确地站到大地主阶级立场上去了”。“王艮这样的阶级调和论……只能是瓦解人民的革命斗志，方便大官僚地主阶级”。“王艮的学说，……不触动封建主义一根毫毛，……没有任何进步意义”。“王艮他们这伙人，……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是明朝中叶的一个‘武训’”。“泰州学派……他们的哲学思想，本质上是反动的”。
　　哲学家杨荣国（）在《简明中国哲学史》中说：“王艮思想有接近劳动人民的一面，他反映出广大农民和小生产者的若干愿望和利益，但是有严重的弱点，就是对统治阶级仍然存在幻想，宣扬阶级调和论的观点。……因此，不管他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是起到麻痹劳动人民革命斗志的作用”。
　　哲学家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史纲》中说：“王艮的门人所谓泰州学派，尤勇于任事，依其良知，敢作敢为。此派流弊则是狂放空疏。一切都不研究，只凭意见。这些王学左派又多好禅学，结果流为狂禅。但是，张岱年近年在《王艮与泰州学派．序》中说：“泰州学派是明代后期的一个独特学派。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出身平民，是一个平民思想家”。
　　哲学家汪奠基在《中国逻辑思想史》中说：“李贽和王艮都是所谓‘王学’的左派。他们站在农民阶级的立场反对盲目‘愿学孔子而不问是非’的虚伪传统，认为‘百姓日用即道’，真理就在现实生活的认识中”。
　　哲学家肖
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中认为：泰州学派“闪烁着主体功能性的思想光辉”。
　　哲学家黄宣民在《王艮与泰州学派．序》中说：“泰州学派是明代中叶崛起于民间的一个儒学派别。”有人称之为王学左派，也有人称之为民间儒学派，我们称之为平民儒学派。它的创始人王艮，“由一个识字不多的灶丁，终于成为著名的泰州学派的开山祖，这不单在当时儒林中独树一帜，即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在近现代其它的许多历史、哲学著述中，还有很多有关王艮和泰州学派的评述就不赘絮了。总的看来，对泰州学派的肯定是多数、是主流、是占主导地位的；但也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绝大多也是中肯的。种种评说，孰正孰偏，后学者无能也无可能有此篇幅一一加以“再评说”。我想，有一点似应提出的：即个别贬抑之词的提出，是适逢“史无前例”的年代，在空前的政治压力下，对沾了一点“儒”字边的历史人物（包括王艮在内），
不得不违心地挞伐一番，以示自己坚定地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这还是有可能的。
　　历史已经迈进思想无比活跃、科学文化无比昌盛的二十一世纪，对于王艮与泰州学派，应从实际出发，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公正、公平、公允地给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
　　王艮出身贫苦劳动人民，他终身布衣不仕，始终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本色，他是与下层劳动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他的学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利益，具有反封建专制、反封建道德传统、反正宗圣教的战斗精神和人民性；在王艮的学说中，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不完全成熟的社会平等、个人自由、个性解放等思想主张。王艮是我国“早期启蒙思潮的先驱者”；泰州学派“是中国封建制社会后期的第一个启蒙学派”。王艮与泰州学派的这种思想特征，对于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都具有深刻的思想影响。鸦片战争以后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改良运动，也不无受到泰州学派思想的影响。
　　当然，由于时代、阶级以及认识等方面的局限性，王艮与泰州学派也存在一些弱点和缺陷，如对封建专制认识和斗争的不彻底性、对传统圣学的妥协、对社会活动和斗争方式方法上的“怪异”等，但是，“瑕不掩瑜”，王艮与泰州学派的光彩是永照人间的。
　　东台发绣，一首古老而年青的歌。
　　“发绣一枝花，天下谁不夸，巧手拈秀发，银针飞彩霞……”词曲家这样吟唱发绣。
　　在古老而绚丽的中国刺绣史上，发绣有着神奇而独特的地位。史料考证，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发绣是，现存于英国伦敦博物馆所藏的《东方塑像》，相传为南宋皇帝赵构之妃刘安所绣；早期发现的发绣还有，日本正仓院所藏《弥勒佛》像，出自明代韩希孟之手：《唐宋元明名画大观》影印本中的《滕王阁图》和《黄鹤楼图》系明代夏明远的两件发绣；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明代嘉靖年间《倚琴亻宁月图》，以及成都文殊院藏有清代道光五年陕西总督杨延春之女的《水月观音》等，均为传世珍品，被后人誉为“细若纹睫，侔于鬼工”的神来之作。
　　唐代佛教鼎盛时期，虔诚信女开始用自己的纤发，在丝绢上绣成如来佛、观音菩萨像，朝夕顶礼膜拜，这便是发绣的源头。到元末明初，发绣突破了宗教题材，表现内容不再囿于人物肖像，艺术手法推陈出新，画绣结合，催生出一件件传世佳作。而到晚清年间，这一艺术奇葩竟衰落近乎湮灭，人们只能从博物馆的珍藏中依稀窥见她往昔的风姿。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沉睡已久的的发绣绝艺在江苏东台奇迹般地复苏，几世绝响的古老艺术重新焕发了青春。
　　东台成为发绣艺术新的发祥地绝非偶然。发绣在东台地区的记载，最早见诸于清康熙年间（年）孔尚任的《西团游记》，文中载：东台附近的西团镇（古属东台场）晾网寺里藏有发绣观音佛像，被推为发绣珍品。追根溯源，元末明初，农民领袖张士诚兵败苏州，不少身怀绝技的苏州手工艺人流落里下河地区，带来了精湛的江南工艺美术。历史有着惊人的重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驱使大批苏南居民下放农村，许多艺人、画师、绣女来到东台……于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东台着力挖掘艺术宝库，抢救文化遗产，新一代发绣应运而生。吴雷是苏州籍工艺师，他通过曾在东台落脚的苏州刺绣研究所创始人高伯瑜先生，请来了他的弟子、现代著名刺绣大师顾文霞女士作技术指导，在众多画师、绣女的共同努力下，用数月之久，东台的第一幅发绣品《秋风纨扇图》终于诞生了。以此为起点，发绣这个古老而神秘的艺术绽放异彩，东台也伴随着发绣艺术而名扬海内外。
　　“中国发绣作为一种东方艺术商品，走向了市场，面对的同样是激烈的竞争。”东台发绣艺人道出这番肺腑之言。
　　而今，发绣这一古老的东方艺术，在东台又开辟了新纪元。他们改墨绣为彩绣，融画绣一体，变双钩为晕色，开发出双面发绣和双面异色绣。
　　我们没有欣赏到发绣珍品《清明上河图》原件的神韵，因为它早就在香港一家拍卖行拍出，但从保存的资料中仍可一睹它的风采。发绣女工以发为笔，摹写了张择端的画意，著名书画家谢稚柳的题词“发绣清明上河图”和武中奇的书联“丹青染尽清明胜，素手神传风俗情”为之增色。这幅发绣装裱后，全长9.98米，为当时世界之最，名品、绝艺的孤本，成为海内收藏界追逐的目标。不久前，一幅全长13.2米的《姑苏繁华图》长卷发绣又改写了这一记录。这幅被列为中国画十大名品之一的长卷，以浓墨重彩写尽康乾盛世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