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方既白——长篇小说连载（一）
来源：企业文化部　作者：　发布时间： 　字体：【
编者按：2010年11月14日，湖北省长篇小说重点扶持计划选题招标经过申报、初评、终评、答辩等程序，从200多个申报者中遴选出20位作家进行重点扶持长篇小说的创作。公司顾问、一级作家余启新名列其中。此次招标要求以本土、原创为前提，以长篇小说方式表现湖北的历史与现实，着力塑造人物性格、揭示人物命运。整个计划完成周期为3年。余启新的选题为《东方既白》，以武汉长江大桥建设为主线。武汉长江大桥是新中国建国初期最为宏伟、最为自豪的建设成就之一，是东方一颗耀眼的明珠，其先进的技术、优良的质量、优美的造型直到现在仍为世界所称赞，使其成为湖北、武汉的名片。这部小说将艺术地再现这一伟大工程的艰难建设过程及建设者的精神世界，使那些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为世人所知。小说正在创作中，本刊将首先连载以飨读者。
第一章& 东方欲晓
第一节爆竹声中，专列南下
“主席，一切都准备停当，可以发车了吧？”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走到毛泽东跟前低声地问道。
毛泽东没有回答，也许是没有听到。他的注意力被车窗外的什么吸引住了。杨尚昆见他弓着个腰，脑袋几乎贴在车窗上，由于车内外温差大，车窗上雾蒙蒙的，所以他不停地用衣袖在上面擦。
他在看什么呢？杨尚昆觉得奇怪，就轻轻走到邻近的车窗边，也朝外张望起来……
列车停在离月台一百多米的一条支线上，两旁没有了车站建筑的阻挡，视野十分开阔，从车厢内可以望见护城河那边繁华的前门大街。当初建这个火车站，恐怕就是因为这儿地处正阳门外，是从城南进入北京的门户，交通也很便利，北为使馆区，南是前门商业区，无论是外国公民进出东交民巷办事还是外地生意人来北京做生意在这下车后都很方便。因此，这一正阳门车站成为北京的主要车站，京绥、京汉、京奉铁路都在此汇集。“正阳门车站”，这是正规的名称，老百姓可不这么叫。老百姓习惯叫它“前门火车站”。前门是正阳门的俗称，但老百姓心目中的“前门”不仅是指那座耸立于紫禁城正前方的规模宏丽、形制高大的门楼，而是指正阳门前的珠宝市、大栅栏等区域。经过近百年的发展，这一带集中了绸布店、药店、鞋店、餐馆等数百家店铺和戏院。许多著名的就发源于此，像、瑞蚨祥绸布店、药铺、六必居酱菜园等，都是享誉全城乃至全国的百年老店，提供人们的衣食之需、解除人们的疾病之苦。还有那庆乐、三庆、华乐等戏园，多少梨园的名角大腕在这儿登台献艺，赢来人们雷鸣般的掌声、带给人们如醉如痴的感受。今天是正月初二。这是开国后的第四个春节。今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要冷，但是今年的节日气氛却比往年要浓。
看着看着，杨尚昆也被吸引住了。街面上的人流熙熙攘攘，噼噼啪啪的爆竹声接连不断，硝烟味连车厢内都闻得到，雪地上铺满了碎屑，就像一片一片红梅的花瓣。
“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杨尚昆脑中突然生出唐代诗僧齐己的这句诗，脱口而出。
“这可不是‘一枝开’，而是‘万树落’呢。”旁边的毛泽东听到了他的吟诵，笑着回应道。
“我这是瞎诌啥子嘛！”杨尚昆不好意思地自责着。
“好嘛——白雪，红梅。‘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毛泽东直起腰，兴致勃勃地发挥着。
“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杨尚昆寻思着，不知是古人的经典之句还是毛泽东的即兴之作。这就是毛泽东：他的头脑就如同停在军港里升火待发的一艘战舰，一有通知，即出发驶往任何思想的海域。他的心胸就如同旷野的危楼，朝四方洞开，迎八面来风。你的思维很难跟上他的思维，他的思维像展翅的鲲鹏，翱翔于天地之间、九州八极。想到自己的职责，杨尚昆又问了句：“主席，可以发车了吧？”
“莫忙，莫忙。我还想下车去，到那大栅栏去转转呢！”
这话让刚刚走过来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听到了。他连连直叫：“不行！不行！”
“我就知道，有你罗长子在跟前，我就寸步难行啰！好，那你们告诉我，那些人在干什么？”毛泽东用手指着窗外问旁边的各位。
大伙儿一起凑到车窗前，真看到了一个奇怪的景象：那前门一带虽然人多，可店铺都是关着门的，做生意的全是小商小贩，因而依然热闹非凡，只见一拨又一拨的人来到一家一家的店铺前，弯腰往门缝里塞一些花花绿绿的纸片，有的塞不进去就放在门前的台阶上。
“这好办，”杨尚昆说，“把小孙叫来一问不就得了，他家是老北京，一定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
小孙是警卫员，听说主席找他，急急忙忙从另一节车厢跑了过来。
“主席，您找我？”
“还真是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嘛！”毛泽东听到这一口京片子，笑了。
“小孙，”杨尚昆指指车窗外，“你看看，那些人在干啥子嘛？”
小孙只一瞅就笑了起来，随之源源不绝地讲开了：“咱北京人过年，从腊月就开始了，名堂可多啦：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麦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写对子，二十八贴窗花，二十九蒸馒首……”
“行了，行了，”杨尚昆见他越扯越长，急忙打断了他，“你就说说那是在干啥子？”
毛泽东却非常宽容，含笑着说：“让他讲嘛！你讲，你讲。”
这么一来，小孙反倒不好意思了，赶紧回答首长们的问题：“那是在飞年片儿。”见首长们茫然不解的样子，他又急忙解释：“这年片儿就是拜年卡，上印着商家老板、掌柜的名字，精致的还印有各种图案。北京习俗，商家从初一到初五歇业，各有来往的商家，在大年初二互相拜年，拜年的方式就是让学徒去送拜年卡，叫做‘大年初二飞年片儿’。商家不都关了门吗，就往门缝里塞，后来的塞不进去了，就放在门前，风一吹，漫天飞舞。记得小时候，我和胡同里的小伙伴就在这一天去捡年片儿玩……”也许是觉察到自己又扯远了，小孙伸伸舌头，住了口。
毛泽东却听得很有兴味，夸奖道：“嗯，有收获，有收获，小孙哪，你这嘴壳子蛮利索呢，快赶上候宝林了。你让我们长了见识啊。入乡随俗，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看来，明年的大年初二，我们也要‘飞年片儿’呢！”
这“飞年片儿”他是打的京腔，惹得大伙儿都笑了起来。
见主席今天兴致这么高，大伙儿也受到了感染，纷纷谈起了自己家乡的过年习俗。小孙道：“奇怪呀，解放后这几年，好像没见‘飞年片儿’了，怎么今年又时兴了？”
“问得好啊，小孙不仅嘴壳子利索，脑瓜子转得也快嘛。”他这句话让毛泽东“逮”着了，“这里面有形势、有政治呢！”
显然，这句话体现了他的某种令众人追赶不及的思路，让大伙儿都不太理解。看见大伙儿这神态，毛泽东笑着挥了挥手，“走，下去转转！”
罗瑞卿急了，连声说：“不行！不行！”
“看你急的那个样子！”毛泽东说，“不走远，就在车旁遛遛，这总行吧？”
罗瑞卿无法，只得与杨尚昆一起紧紧跟随着他走下车厢。
“哎呀，这爆竹声比那梅兰芳、马连良的京戏还好听啦，这硝烟味比中南海的花香还好闻啦！”到了车下，毛泽东感慨不已，见随行的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及其他的警卫员也赶了过来，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又是前呼后拥！”
他慢慢踱到火车头旁，见两个工人正在用棉纱细心地擦拭着，擦拭后，那动轮红肜肜的、连杆黑黝黝的、汽缸亮闪闪的，煞是好看。
“当兵的常擦枪，驾驶的常擦车，干一行爱一行啊！”毛泽东一边饶有兴趣地看着工人擦拭，一边同武竞天聊了起来，“这火车是不是我们国家制造的呀？”
“我国现在还不能独立制造。我国现在有四千多台机车，分别产自9个国家，型号多达200多种。这是JF-6型蒸汽机车，是日本30年代制造的。”武竞天回答。
毛泽东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转过身对跟随的人说：“现在我们能造成什么呀？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列火车、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制造！这就是我们工业的现状。我们要争气呢！外国人能造出来，我们为什么不能造出来？老祖宗造不出来的东西，国民党、蒋介石造不出来的东西，我们要把它造出来！我们的人民勤劳、聪明，什么造不出来呀？”他的态度变得和缓了，指着驾驶室外印的铁路路徽问武竞天：“听说，这个铁路路徽就是代表人民嘛？”
“是的。整个图案代表机车正面，上半部代表人民，下半部钢轨的横断面代表铁道，整个图案的含义是：人民铁道。”
“好，有意思。这是谁设计的呀？”
“我们向全国征集图案，收到应征的图案有3200多件，从中评出的第一名就是这幅图案，是一位叫陈玉昶的同志设计的。他是交通部的一名普通职工。”
“我们的人民勤劳、聪明。”他又重复了这句话，“设计出这么好一个图案，有没有奖励呀？”
“有的，当时奖给他小米800斤。”
“800斤，800斤……”他在心里估算着，可能算来算去也难以确定其具体价值，就问杨尚昆，“给我定的工资标准是多少呀？”
“月工资分1006分，折合小米804斤。”杨尚昆回答。
“800斤，不到一个月的工资，”毛泽东笑着说，“太少啰，太少啰。”大伙儿都笑了起来。
这时，爆竹声越来越响，互相之间说话都听不清楚。毛泽东只得又回到车厢，但他的情绪却依然高涨。“几年都没有飞年片儿，今年又开始飞了，这说明什么呀？”他好像是在问大家，但不等回答，就自己作了解答，“生活安定了，日子好过了，人们有盼头了。安定富足的日子是不需要任何粉饰的！”
杨尚昆此时才明了毛泽东先头所说的“形势、政治”的含义。进入1953年，杨尚昆明显地感到毛泽东的心情舒畅多了。抗美援朝的战局已经趋向稳定，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整体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国家将一步一步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向强大的工业国迈进。杨尚昆记得毛泽东在送审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上加了这么一段话：“工业化是我国人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是我国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欺侮、不再过穷困生活的基本保证。因此，这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看来，加快国家的工业化步伐，着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毛泽东当前考虑得最多的问题。
“走啰，到武汉过年去！”毛泽东高兴地挥了一下手。各人都回到自己的车厢去，好让毛泽东好好休息。其实，所谓休息，对毛泽东来说就是看书。毛泽东之所以外出不喜欢坐飞机而喜欢坐火车，就是因为在火车内有相对宽敞的、自由的空间，能够允许他依照自己的习惯去生活、去工作、去思索。在他休息的车厢内，放置着沙发、大木床和许多的书籍，或踱步或坐下或躺着，他随时随地都可以取到书读起来。读书是他的第一爱好！
“罗长子啊，”毛泽东把罗瑞卿叫住，“这沿途不会又安排部队站岗吧？这天不晓得有几冷呢，年轻的伢们辛苦啊！”
罗瑞卿知道主席又想起了几年前出访苏联时的情景。那时新中国成立仅两个月，特务活动十分猖獗，为保证安全，从北京到满洲里，沿途都安排了部队守卫。时值冬天，东北正是滴水成冰的时节，在外守卫的战士都穿着皮大衣。可是，不知在哪一个小站，毛泽东下车透透气，因车上比较暖和，不需穿大衣，下车时让带队的军官看见了，立刻一站一站往下传：“我们的毛主席没有穿大衣！”于是，以后的各个站点，专列将到时，战士们全都将皮大衣脱了下来。后来，毛泽东又到一站下来透气，问战士：“天寒地冻的，不穿大衣不冷吗？”战士们回答：“不冷！首长不怕冷，我们也不怕冷！”毛泽东为此大为恼火，狠狠地训了罗瑞卿一顿。其实，罗瑞卿也感到委屈，这事怎么能怨我呢？再说，自己在这个岗位上，有天大的责任，不过在那以后，他更加注意实施保卫的方法。此时他回答主席：“主席放心吧，沿线预先都没有通知，您需要找人了解情况时，停车前临时通知上车来谈。”
“这样好，不扰民。这一路，不要找多，一个县长，一个地委书记，一个省委书记就够了，这样，巡抚、道台、县令都有了。顺利的话，后天就可以到武汉，去登黄鹤楼！”
罗瑞卿笑着说：“车只能到汉口，能否登黄鹤楼，老天爷说了算，起风过不了江，就只能‘明日请早’啰！”
“唔，老天爷说了算，天堑嘛！不过，要不了多久啦，我们要跨过去！”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窗口飞过树木、田野、村庄……毛泽东陷入了沉思中。
罗瑞卿看了下表：正好9时。他悄悄地退了出去。
第二节& 和平年代，依旧军令如山
毛泽东的专列从支线驶入干线，连汽笛都没有鸣，轻盈地掠过站台，向南方飞驰而去……
爆竹依旧在炸响，前门一带依旧熙来攘往，车站内依旧一片繁忙，甚至连大多数的车站员工也不知晓这列外观十分平常、毫不起眼的火车里坐着什么人、将往何处去。虽然毛泽东这次的乘专列南行在其后的岁月中被累次忆及、在相关的文件中被郑重提到、在未来出版的书籍中被细致描述，但那是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们的工作。对于北京城普通的老百姓，他们关注得更多的是一家老小的衣食住行；对于列车上的普通旅客，他们关注得更多的是上车前遗留下的那些琐碎的事务、是下车后将会遇到的那些未知的问题。当然，也有例外。譬如3天后，也是这个车站，也是这个时间，也是前往武汉的列车上，就有这么样一位旅客……
他大概50岁左右，中等个子，很瘦，脸色黑红黑红的，穿一件半旧的对襟中式棉袄。倘若不是站在软卧车厢里，倘若不是他那深邃的好似能洞察你的内心的目光，倘若不是他那饱满、锃亮、如同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似的前额，你真会以为他是一个终年在田间劳作的农民或是长期在四方游走的货郎。
此刻，他似在观望站台上的情景，又似在深思着什么，脸上还泛着淡淡的带点嘲弄的笑意。这是一副哲人、智者的神态。确实，他正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车站像什么？
他想到了作家们的说法。作家们总是喜欢比喻的，他们常说“车站好像城市的门户”。照这一说法，首都北京的车站，就好像中国的门户了。但这是怎样的一个门户呵：它成天敞开着，呼啸着，喧腾着；送迎着一列又一列的火车，吞吐着一拨又一拨的人群，卸载着一车又一车的货物；绽开着一朵又一朵重逢的笑靥，挥洒着一阵又一阵分别的泪雨，演绎着一个又一个陌路的传奇。它其实更像是一座立在通衢大道之上、大庭广众之中的舞台，昼夜不停地上演着或平平淡淡、或轰轰烈烈、或缠绵悱恻、或刚健激昂的活剧。舞台？“不错，就像舞台！”他脱口而出。
“您在发什么感慨呢？”与他同在一个包厢的曾大力刚好出来。
他正要回答，突然响起一阵清脆澄澈的悦耳的“叮、叮、叮”的声音，便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块银光闪闪的打簧表，揿开表盖，时针正指在“Ⅸ”上。
“怎么搞的，这车？”他眉头皱了起来。
“林总，咋啦？”曾大力问。
“叫我老林。”他把表伸过去给曾大力看，“9点了，还不发车！”
“您的表快了吧？”
“在我手里20多年了，可以精确到秒。”他有点生气地回答。
正说着，月台上提醒即将开车的铜钟当、当、当地敲响了，通向候车室的门也关上了。
“比较准时，但还是晚了30多秒。”他那皱着的眉舒展开来，将表放入口袋，双手扶住了走廊上的栏杆，防止列车的猛然起动。
可是，时间一秒一秒、一分一分地过去了，大概又过了两三分钟，列车完全没有启动的迹象。他有点烦躁了，指着车厢内贴的“安全正点”的标语让曾大力看，露出了不屑的神情。
“只要能正点到达就行了。”曾大力说。
“连发车都不能准时，谈何正点到达！”他忿忿地反驳着。
曾大力有点不解，何以发车晚了点会引起他如此大的情绪，虽然与他刚刚认识，但同在铁道部呆的这几天里，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头脑冷静、温文尔雅的人。与他第一次见面是在铁道部长滕代远的办公室里。滕部长是老首长、老熟人了，当年刚参军到延安中央警卫团当战士时，滕代远是中央军委参谋长，经常见面，抗战胜利后，滕代远到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他又被抽调前往担任保卫，更是日夜在一起。但是今天走进滕部长那间墙上挂满地图、四壁摆满书架的办公室，他还是有点紧张。滕部长一见到他就呵呵呵地笑着说：“好你个大力，就在北京总参谋部工作，也不来看我！”
“首长忙，干的都是大事，我哪敢打扰呀！”
“嘿，嘴也会说了！”滕代远深情地打量着他，像是在看他有无什么变化，又像是在追寻过去岁月的痕迹，“这身子骨也越来越壮实了！”
“能不壮实么，解放后日子越过越好，再加上部队的饭养人。”
这时候有个人插话了：“部队里天天吃山珍海味、鸡鸭鱼肉呀？”
是什么人呀，敢在滕部长的办公室里这么随便！曾大力张望了一下，才发现有个小老头正在书架前翻书，因不知他是何方神圣，所以回答变得小心翼翼了：“大锅饭，大锅菜，吃起来香。”
“大力这意见我赞成。过去行军打仗，吃什么什么香；如今生活水平高了，又是菜又是汤，又是米饭又是包子，可是嚼起来觉得没味道。”滕代远上前拉住曾大力的手紧紧握着，同时向他介绍那位小老头，“大力呀，这位是林总，林秋澜，铁道部的副总工程师，国内外有名的桥梁专家！”
“滕部长过奖了。”林秋澜赶紧走过来，向曾大力伸出了手，“叫我老林。我们这就算认识了。”
“哈哈，岂止是认识了，说不定以后就在一个锅子里搅马勺子呢！”滕代远笑着说。
曾大力听了大惑不解，老首长点名让自己来，肯定不是为了叙旧，是有什么任务要布置，但无论如何与这位“国内外有名的桥梁专家”扯不上关系呀！
“首长，”他庄重地举手行了个礼，“有新的任务了？”
“岂止是新的任务，工作可能也要变、单位可能也要换啦！”
“请首长下命令吧！”曾大力又行了个礼。
“不忙，你先休息几天，就住在铁道部招待所里。”滕代远把他的肩膀拍了拍，又回头招呼林秋澜，“北京城里的古迹多，还有哪些没有去过的，你们这几天可以去逛逛。不过，到哪里，事先一定要告知我的秘书小曹。风筝放出去，线头可得扯着。”
听滕部长这么一说，曾大力就明白，这属于“随时待命”，便要求：“要我干什么，您就下命令吧！北京城我不用逛了，红墙黄瓦大屋顶，差不多的样。”
“急了？我也急，可是，”滕代远伸出食指朝上指了指，“我也在等待命令。”
昨天晚上，小曹来到招待所，通知他们两人：“明天乘火车赶往武汉，有个紧急重要的任务。具体什么任务，到武汉后接车的同志会告诉你们。”今早，小曹送他们到车站，又特意将曾大力拉到一边交代道：“滕部长让我嘱咐你：林总身体不大好，沿途一定要照顾好他。他可是国家的宝贝！”
想到这里，曾大力着急了，再看林秋澜，见他太阳穴上的青筋鼓得老高，突突直跳，便劝道：“您进去休息一会吧。我想，列车不会耽搁很久的。”
“但愿如此，但愿如此，可不要影响我们完成任务啊！”
原来他是担心完成任务会受到影响。曾大力的心中受到了触动。他不知道等待着他的会是什么工作，但肯定会同身边这位专家在一起工作，这也肯定会是一种以前没有干过的崭新的工作，也肯定需要新的思维、新的知识、新的作风。他感到了一种压力、一种迷茫。林总不愿进去，他只得陪着。
突然，一辆军用吉普驶进了月台，从车上下来两个战士，一个提着、扛着好几件行李，一个赶紧跑到车头右边，拉开车门，扶下来一位30多岁的男子。那男子可能腿有点不方便，拄着一根木棍。三人急急上了他们乘坐的这节软卧车厢。两位战士敬礼后随即告辞。
列车启动了。
“看来列车是在恭候大驾啊！”林秋澜语带嘲讽地说。
曾大力说：“车开了就好，总算只晚了几分钟。”
“几分钟？”林秋澜不依不饶地说，“几分钟可以决定一场战役的成败！你是当兵的，应该比我清楚。”
曾大力只是笑了笑，车开了，林总不再生气了，他松了一大口气。
列车加速后开始平稳运行。阳光照进来，有点晃眼。列车员过来，将窗帘一一拉上。曾大力低声问她：“刚上车的那一位是谁呀？是位首长吧？”
列车员犹豫不决，可能是在考虑回不回答这个问题，按规定是不应该透露乘客身份的，但她脸上含着笑意，眼睛里有一种奇异的光彩，分明有一种“泄密”的冲动。曾大力是什么人啦，察言观色的本领高着呢，见此情景，便露出一副渴盼的神色。列车员骄傲地说：“志愿军，刚从朝鲜回来的，还带着伤……”
她的声音不大，可是曾大力，还有旁边的林秋澜，却觉得像洪钟般震响。曾大力认为自己最大的遗憾就是多次申请赴朝参战都因“工作重要离不开”而未获批准，其实不就是个机关保卫处的处长吗，谁不能接手干啦？所以只要是一碰到志愿军战士，都要投去钦羡的目光。林秋澜呢，本不是一个爱好文学的人，可听到广播电台播送的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之后，竟专门寻来了刊登这篇文章的1951年4月11日的《人民日报》，将文章剪下来夹在自己的笔记本里。“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整篇文章他几乎可以背下来了。他为刚才的议论感到不安，好像做了一件错事一样。两人现在都以一种崭新的目光注视着那位“迟到的乘客”。
在车厢的顶头，列车长正在向他道歉：“首长，对不起，我们接到通知太晚了，连一个铺位都腾不出来了，您只得在我这间办公间里休息了，但是行李却没位置搁了，如果里面没有什么重要的物件，我想法放到别的车厢去。”
“就是普通行李，哪有什么重要物件，不过你不用管，我来想办法。倒是我应该向你们、向车上的乘客道歉啊！可是，我也没办法呀！军令如山。接到命令，我一刻也不敢耽搁，但这朝鲜的国土上，公路坑坑洼洼，铁道支离破碎，我时坐火车、时坐汽车、时步行，拼命赶，还是迟到了。”
“首长辛苦了！”列车长十分感动，说着就提起行李准备放到别的车厢去，让“迟到的乘客”夺了下来。“你是一车之长，去忙去吧！行李我自有办法。”
他将行李挪到车厢头，这里是过道，也是小小的杂物间，放置着茶桶、垃圾箱，空间也十分有限。他两手交叉抱在胸前盯着这有限的空间出神，大概是在考虑怎么放置他的那些大宗行李。
曾大力见状，起身准备过去帮忙，却被林秋澜拉住了，“别忙，先看看他有什么办法。”
他居然将行李全放妥了，而且还不影响通行及杂物间的功能。
他先将两件棉被、毛毯似的行李摞在杂物柜上，然后插入用作手杖的木棍，木棍上再压上一个可能装满书的纸箱，伸出的木棍再挂上几件小一点的行李。
“首长，有办法，真有办法！”列车员赞不绝口，“只是，这木棍吃得住劲么？”
“没问题！这是我房东阿爸妮专门为我做的，为此砍掉了一棵种下两年的苹果树呢。哎……”
“大力，”林秋澜见曾大力老盯着人家看，就喊了一声，并低声地问，“你看，他是干什么的？”
“干什么的？志愿军呗！”曾大力不假思索就答。
“穿着志愿军的棉军服、朝鲜人民军的马裤，这还要你猜！我是要你猜在志愿军里具体是干什么的。”
“带兵打仗的。”
“你就那么肯定？”
&“你别看他戴着副眼镜，可是个子高高的、身板直挺的，脸上有一股英武之气，错不了。”
“我看哪，他跟我是同行。”
“搞桥梁的？”
“那倒不一定，但肯定是搞建筑的。”
“这……”曾大力笑了起来。
“笑什么？”林秋澜追着问。
曾大力却不回答，只是在那里笑。
“你要是不相信，”林秋澜较真了，“可以去问他。”
“这，多唐突啊！”曾大力说。
“是啊，别人还以为我们脑子有问题呢！”林秋澜也笑了起来，“陌路而已。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
曾大力听林总叽里咕噜说着，也不懂是什么意思，但他对林总何以得出“同行”的推测感到好奇，忍不住问道：“您怎么知道是你的同行？”
“行李，你看他堆摞行李，多么巧妙，绝对是懂得结构力学的！”
曾大力不停摇头，不是否定林总的判断，而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好了，大力，不费这个神了。下了车，就各奔东西了。”
&“我大常说，同船过渡，五百年一修。同在一个车厢，也算有缘呢。”
林秋澜已掏出本书，坐在窗前看起来，不知他听到这句话没有。
怕什么还真来什么。列车经过湖北武胜关附近时，撞上了一头经过道口时吓呆了的水牛。列车自然是没有责任的，可是得拍照、取证，加上牛是农家的宝贝、是农家最主要的财产之一，所以牛的主人一家全在铁道上嚎啕大哭，要求赔偿。等到处理完，列车重新开动，个把小时过去了，到达汉口大智门车站时，已近中午了。林秋澜一直坐在车窗前长吁短叹，当看到车站那高耸的绿顶塔堡时，便呼唤曾大力：“大力，将行李拎出来，准备下车！”
站台上停着一辆黑色的伏尔加轿车和一辆吉普车，几位穿着铁路制服的人正在车前焦急地张望着，见林秋澜与曾大力下了车，其中一位干部模样的人赶紧上前迎接，“我叫余平。请问，是张司令吗？”
“我叫林秋澜，他叫曾大力。”
“呵，林总，曾处长，可把你们接到了。”他上前与两人握手。这冷的天，北风呼呼地刮着，他的手却是汗津津的。这肯定是急出来的汗。林秋澜心想。&&
“哎呀，张司令呢？他不是赶上你们这辆车了吗？”见只有他们两人，余平急得额头上都沁出了汗。
“张司令？”林秋澜、曾大力都大惑不解，但曾大力很快就醒悟过来了，他朝林秋澜做了个手拄拐棍的姿势，脸上十分得意。
“张斌前来报到！”这时车门边传来了洪亮的声音。
“呵，张司令！”余平欣喜地跑到车前，将拄杖的他扶下来，即刻，语气严肃起来，“我是铁道部的余平，奉武竞天副部长之命前来迎接你们并向你们传达命令。”
三人神色顿时变得庄重，静听余平的传达。
“对不起，我得先看看你们三位的证件。”余平把手伸了出来。
验看过三人交出的证件后，余平用急迫而兴奋的语气说：“时间很紧，不能耽搁。行李由吉普车送到招待所，你们随我乘轿车赶往江边，然后过武昌，陪同毛主席登蛇山踏勘未来的武汉长江大桥桥址。”
三人在火车上时，对自己去武汉的任务都猜想了很多，但都没有想到会是陪同毛主席踏勘。张杰头脑有点蒙，百思不得其解，原以为十万火急地将受伤未愈的他从朝鲜招回，肯定与战争的发展有关，怎么会是陪同主席踏勘呢？曾大力却没有想这一踏勘与自己有何关系，只是想有好久没有见到毛主席了，不知毛主席还认不认得出他。三人中最清醒的是林秋澜。他明白，他与多位专家联名向党中央上报的《筹建武汉长江大桥建议书》有了结果了，自己一生最大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轿车很快就驶到了江汉关码头。也许是刚才车行城内、人在车中，还感觉不到，下了车到了江边，才发现北风强劲，江涛汹涌，江面上已看不到航船，码头上停泊的渡轮时而上下起伏、时而撞击趸船，舷上挂着的防撞的轮胎被挤压得发出沉闷的咯吱声，激起的浪花飞溅在待渡的人们身上，引发一阵又一阵的惊呼。轮渡的入口处挂着一块写着“风大停航”四字的木牌。余平跑进轮渡码头的办公室，大声地问：“谁是负责的？”
“有什么事吗？”一个穿着整齐的航运服的同志站了起来。
“我们有特别紧急的任务，能不能开一班？”
办公室中有个同志冷冷地迸出一句：“嘿，铁路上的警察成了太平洋的警察。陆上的管到水上来了！”
跟在余平后面的曾大力听见这话十分生气：“你这位同志是怎么说话呢？”
余平听到这话自然也生气，但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便将口气变得更加谦恭：“同志，我们是确实有非常紧急的任务，必须马上过江去。请您给帮帮忙吧！”
那位负责的同志倒很耐心，脸上始终含着笑。他指指余平大盖帽上的帽徽，又指指自己的，笑着说：“你头上顶着个车头，我头上顶着个铁锚；你是管火车的，我是管轮船的。开车、行船最重要的是什么——安全。我能随便开航吗？”
“这风不是很大呀！”林秋澜这时插话了，“我曾在武汉呆过一段时间，好像比这风大的时候，轮渡都开航过。”
“这位同志说得对。”负责同志向他投过来一瞥赞赏的目光，“以往这大的风开航过。可今天你看码头上——”
众人从窗户看去，待渡的人由趸船直排上栈桥、阶梯、路面，挤挤拥拥，密密麻麻。
“全都是早上由武昌过汉口来逛商店、游公园的，现在是中午，都急着赶回家。只要一开栅门，人群蜂拥而上，船船爆满，风浪这大，玄啦！”
张斌走到余平跟前，将他拉到一边说：“时间不等人。得想别的办法！”
余平借用电话，拨了一个数字。
电话通了。余平汇报了现在的情况。对方嗓门很大、很生气，站在旁边的人都听得出来。可能对方作出了一个决定，余平回答：“是，是，就这么办！”
众人上了轿车，开往上游的王家巷码头。这个码头自然也停航了。余平让其他人等在码头边，自己跑向江边的一栋挂有防汛指挥部标牌的4层楼房。一会儿，楼顶上有人挥舞起了一面红旗。立刻，泊在上游江心的一簇船舶中，也有人挥舞起了红旗。接着，两边的人互相打起了旗语。
“这些船可能正在江中搞勘探。”林秋澜一边看着打簧表，一边向旁边的张斌和曾大力解释着。
“您懂得这旗语么？”张斌问。
“江中的，我目力不济，看不大清白。岸上此刻打的是——”他抬头望了一下楼顶，“‘军令如山，立即执行！’”
不一会，一人荡着双桨、划着一艘木船，艰难地朝岸边过来。风好像更大了，浪好像更高了……
林秋澜低吟了一句。
曾大力不知他说的是什么。
张斌却听得清清楚楚。他吟诵的是：“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第三节& 日月之行，如出其中
毛泽东作出的决定，别人一般很难改变。就说这上蛇山、登黄鹤楼吧：湖北、武汉的父母官们早就知道他有重登黄鹤楼的愿望，加上拟建的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址线还得请他踏勘、提出意见，所以已经作了安排，是在正月初八左右，因为这时春节基本过完，街道、蛇山的游人渐少，便于安全保卫。可是，专列正月初三一抵汉口，他就对前来迎接的湖北省政府主席李先念、武汉市市长王任重等人说：“阔别武汉26年啦！‘种桃道士归何处? 前度刘郎今又来。’走，登黄鹤楼，尝臭豆腐。”这，自然是不行的，已是晚上8点，夜幕低垂，即使能够调船过江，蛇山上黢黑一片，如何登临？第二天，是省、市及有关单位、部门的汇报。他笑着说：“下来不听汇报，你们不一肚子意见啦！行，今天一天由你们摆布。明天，我们上黄鹤楼！”第二天一早，大家陪同毛泽东乘船过江。李先念让船在江上慢慢游荡，明显是在拖延时间，后来风浪越来越大，这才靠了武昌码头。换乘汽车后，车子又在武昌的街道上转悠，说是让他游览市容。这么转来转去，毛泽东就看出名堂来了：“好你个李木匠，这是摆迷魂阵啦！下车，上山！”同车的李先念、王任重都劝道：“今天是正月初五，还在春节期间，蛇山上游人太多，山上路窄又不好走，很不安全，还是改天再去吧！”毛泽东生气了：“说去说来，就是有风险，就是个不安全。哪里没有一点风险？坐在家里，房子还能塌呢！不安全，有什么不安全的呀？我穿着这一大身衣服，谁能认出来呀？再说，你们这么多大活人围着我、护着我，怕什么？上山！”
此时是下午2点钟。虽然有风，但却是冬日里难得的晴好天气，又逢春节期间，所以蛇山这城内最大的景点，游人果真不少。毛泽东一行人由平湖门码头一上岸，就被裹挟在上山的人流中。好在毛泽东穿着一件灰色的棉大衣、戴着一顶蓝布帽、系着一条方格子围巾，装束普通而随俗，又被陪同者暗暗护卫着，一路上并未为人所察觉。只不过因上山的路太窄上山的人太多，走走停停，速度很慢。毛泽东倒很喜欢这种节奏，因为可以让他时不时歇下来望一望四周那似曾相识的景色。细心的杨尚昆注意到，他的眼睛有点湿润。毛泽东身边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很重感情也很容易动感情的人。杨尚昆想，他准是想起了26年前在武汉居住的岁月。
杨尚昆猜对了。
此时，毛泽东脑际萦回的全是那时的情景……
“武昌都府堤41号”，20多年过去了，这20多年血雨腥风、戎马倥偬，可是，这个地名，这个门牌，却记得那么清楚，还有那青砖灰瓦的平房、一个小小的天井、一张老式的木床、一张陈旧的方桌、一张条桌、两口书箱，可能都会在脑中永难磨灭了吧！1927年，我同妻子开慧及儿子岸英、岸青、岸龙在这儿度过了半年虽然忙碌但相对安定的时光。虽然1920年即与开慧结婚，但两人都在从事革命工作，或有任务，或遭通缉，分离多于团聚。记得1923年我还填了首《贺新郎》赠与她：“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这首词儿女情长、凄楚动人，满含着夫妻离别之苦，但却是当时的真情实景。在武昌的那段时光是多么值得怀念啊：从农民运动讲习所办公回来，一家人围着方桌吃饭，如果时间还早，就出外散步，都府堤离江不远，沿江步行一会儿即是汉阳门，再拾级而上就可到黄鹤楼。在那以后，我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后来又拉起队伍上了井岗山；开慧在长沙坚持地下斗争，于1930年被捕惨遭杀害；孩子们也流离失所，长期失散……哎，怪不得苏东坡的悼亡词写得那么感人：“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主席，到了黄鹤楼下了。”杨尚昆见毛泽东一副沉思的神态，便提醒他，“现在楼上人太多，我们等会儿再上去。”
“其实，这座楼不是黄鹤楼。”王任重在旁边说，“真正的黄鹤楼在光绪十年一次大火中被烧毁了。”
“呵，还有这个说法。”罗瑞卿觉得奇怪，“记得1926年底我在武汉军校读书时就登过此楼，大家不都把它叫黄鹤楼吗？”
“那是老百姓的叫法。这座楼其实名叫‘奥略楼’，是清朝末年湖北地方的官绅为颂赞在此任职达18年之久的张之洞的功德而修建的。”王任重解释着。
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老百姓叫得对。什么‘奥略楼’啊‘黄鹤楼’啊，名称而已，不都是这黄鹄山上的一座楼吗？再说，以纪念张之洞之楼代替那‘天下江山第一楼’之黄鹤楼，它也够格呢。孙中山先生曾感叹道：‘以南皮造成楚才，颠覆满祚，可谓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大革命家？”对这一称谓，王任重未敢苟同。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雄杰俊彦啊！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嘛。”毛泽东含蓄地表达了他的观点。
“武副部长，”杨尚昆见毛泽东的目光转向了山下的长江，想起了踏勘桥址的任务，“你们铁道部安排的协助踏勘的同志呢？”
“快到了，快到了。”武竞天正急得要命，不停地朝上山的路上张望，“今天上午就从北京赶到了汉口，无奈江面风大、轮渡停航，只得坐勘测的木船过来。快到了，快到了。”
“嗯，不错。”毛泽东对武竞天说，“这个桥址选得好！”
“主席指的是龟山、蛇山线吧？”武竞天问。
“有多少种方案？”
“为了供比较，备选的桥址线共有8条。”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毛泽东忆起了他当年在此处写下的《菩萨蛮》词，“就这条好，天造地设！老天爷早就给我们搭好了戏台呢！”
武竞天没想到这么一件大事，主席举重若轻，三下五去二，一下子就解决了，原来一颗心悬着，担心张斌他们赶不上误事，现在也稍稍放心了。
罗瑞卿见此时登楼的人好像少了些，就对毛泽东说：“登楼吧？”
“不登了！”毛泽东挥了挥手。
“不登了？”罗瑞卿听了一惊，以为有什么事惹得他不愉快，但看他脸上浮现着笑容，“怎么啦？”
“南北朝时，有个人叫王徽之，”见大家都感到诧异，毛泽东便讲起了一个典故，“就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在一个下雪的夜晚，突然想起了正在剡县的朋友戴逵，马上坐上小船去会他。船走了一夜到了剡县戴家的门前，他却不进去，又原路返回。别人问他什么原因，他回答：‘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王任重很快领会了毛泽东的意思，笑着说：“主席今天兴致很高啊！”
毛泽东此时似乎闻到了什么味道，耸动了一下鼻了，抬头四看，笑了起来，问周围的人：“闻到什么了吗？”
警卫员小孙首先叫了起来：“啥玩意儿，这么臭！”
“嘿，这就是武汉有名的油炸臭豆腐干，长沙也有卖的，闻起来臭，吃起来可香了！”毛泽东一边说着一边寻着“臭味”走了过去。
卖臭豆腐干的是位60多岁的老头，戴着顶“狗钻洞”式的绒线帽，穿着件大襟棉袄，棉袄上系着块粗布围腰。他的摊位就是一副担子，一头是碗筷、辣椒酱、半成品，一头是架在小火炉上的炸干子的油锅。毛泽东走上前同老头打招呼：“老人家，生意不错啊！”
“听您哪的口音，是湖南来的吧？稀客呀！”老头答应着。
“是呀，20多年没来啦！”毛泽东同他聊了起来，“生活还过得去吧？”
“托共产党、毛主席的福啊，两个儿子、一个姑娘都有事做了，儿子在工厂上班，姑娘在商店站柜台。”
“你做这小生意可以贴补一点家用吧？”
“解放前挑这副挑子，是要靠它养家糊口；现在，哪指望它来发财呀，只当出来透透气，松散松散筋骨。再说，武汉人爱这一口，过年过节的，还缺不了它呢！”
毛泽东正聊得上劲，他身边的人听得也很有意趣，谁都没有注意担子旁站着的一个小姑娘神情有点异常。她盯着毛泽东，觉得很是面熟，丰满的面庞，和蔼的笑容，特别是下巴上那颗痦子……这不是与教室里黑板上方挂着的毛主席像一模一样吗？
“毛主席！”小姑娘用手指着毛泽东高兴地叫了起来，“你是毛主席！”
小姑娘的叫喊惊动了周围的游客，他们一看，也高呼起来：“毛主席，是毛主席！”霎时，像一阵狂风刮过海面，掀起了滔天巨浪。蛇山顶上沸腾了。人群朝这边涌来。
看这架势，毛泽东怕将老人的担子掀翻，急忙朝山下走，陪同来的同志及警卫人员赶紧跟过来将毛泽东围在中间，然而已经下不去了。游客像澎湃的潮水一浪接一浪地席卷过来，已经有人被挤倒了。
形势变得非常危急！身经百战的罗瑞卿此时也显得十分紧张，警卫员们拼命地喊叫着：“不要挤！不要挤！”
张斌等人就是在这个时候赶到了蛇山脚下。
听到上面传来的如山呼海啸的“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曾大力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在中央警卫团担任警卫时，他曾多次遇见过毛主席为激动的群众所“围困”的情况，但规模哪有这么宏大、场面哪有这么惊人？他对守候在山下的省委警卫连的战士们说：“快，跟我上！”在奔往山上的途中，他又作了具体部署：“到了首长跟前，我站在高处喊话，你们立即将围在首长身边的群众劝开，然后手挽手站在路两旁，开出一条路，使首长安全下山。”
到了山上，曾大力寻着一块巨石，爬了上去，然后高喊道：“同志们，毛主席来看望大家。大家不要挤，一挤，不仅看不到毛主席，还会被挤倒、受伤，也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我们要保卫毛主席！”
“保卫毛主席！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群众高呼口号，停止了拥挤。
毛泽东走上旁边的一个小土坡，取下帽子挥舞着，用那浓厚的湘音高喊道：“人民万岁！”
山上顿时安静下来，只听见风的呼啸。猛然，歌声响起，先是几人在唱，接着几十人、几百人……
你是灯塔，
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
你是舵手，
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
你就是核心，
你就是方向。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
人类一定解放！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
人类一定解放……
毛泽东的神色变得肃穆，正在挥舞的手停住了，想到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30万人齐聚天安门广场，广场上就曾回荡着这首《你是灯塔》的歌曲。毛泽东是很喜欢这首歌的。后来，他听说这首歌被禁唱了，原因是参加大典的苏联文化代表团中有人怀疑这首歌抄袭了一首苏联的名为《光荣的牺牲》的悼歌。他很不以为然：写这首歌的是两个年轻的八路军战士，到哪里去听那首悼歌。看来，“苏联老大哥”是不满意那句“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的歌词呢。此时此地，这首歌给予他的感受特别深刻。大海，人民群众就是大海。难怪当年魏武帝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发出了“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慨叹。大海真是浩瀚无边、包容万物呀！
在曾大力的指挥下，一条下山的路空了出来。毛泽东一边下山一边伸出手同两旁的群众握手。歌声像波涛，此起彼伏。好不容易，一行人走到了山下。
“哎呀，真是下不来的黄鹤楼哟！”毛泽东叹了口气，接着叮嘱李先念和王任重，“安排人去看看，有没有受伤的群众，如果有，赶快送到医院去诊治。”
毛泽东坐上汽车到了位于东湖之滨的省委招待所——东湖客舍。这是一组庭院似的别墅，虽是寒冬，草地还没有返青，鲜花大多没有开放，但屋宇俨然，远山如黛，湖水清洌，几株红梅正在绽放，是一处幽静且充满生机的地方。毛泽东很是满意，当即表示：“这儿不错，以后来汉，也住在这里。”李先念说：“欢迎主席常来常往。”毛泽东道：“客常扰，主必烦。我可不想惹人嫌啰!”这句话把大家全逗笑了。
在会客室里，武竞天向毛泽东介绍刚进来的张斌等3人。
“这是张斌，是我们滕代远部长的爱将啊，准备出任武汉长江大桥建设指挥部的指挥长。指挥部的书记由王任重同志兼任。”
张斌将拐棍扔掉，抬头、挺胸、直腰，向毛泽东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朝鲜的战火还没有完全熄灭，就把你这位挂了彩的志愿军铁道兵司令招了来。你这位建起‘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的将军，这回要建起‘隔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了。”
“保证完成任务！”张斌又敬了个礼。他此时的心情既激动又紧张。激动是因为见到了毛主席，而且毛主席对自己还十分熟悉；紧张是因为直到这时，他才明了自己将要承担的责任，感到太突然了，过去都是抢修被炸坏的桥梁，现在是要去建设一座跨越天堑的崭新的大桥，自己的肩膀能否挑起这副担子呢？
站在张斌身后的林秋澜一听说这位张司令就是指挥建起“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的铁道兵司令员，愣住了。有关志愿军铁道兵事迹的报道他不知看过多少篇，也不知激动过多少次，却不想自己就在那位传奇式的英雄的身边而且将要与其共事。当武竞天介绍到他时，他才收回了思绪。
“这就是林秋澜同志，我们的桥梁专家，在世界上都是很有名气的。他将任指挥部的总工程师。”
正在沙发上坐着的毛泽东站了起来，走到林秋澜跟前，紧紧握住了他的手，眼睛紧紧盯着他看。林秋澜有点不知所措，不停地说：“毛主席好，毛主席好……”
“你们看，”毛泽东收回目光，笑问在场各位，“我们中国人的脑袋比外国人差吗？”
“外国人能干的事，我们也能干。”武竞天代替大家回答。
毛泽东对大家说：“修起这座武汉长江大桥，与打赢抗美援朝战争一样，意义大得很呢！让全世界看看：中国共产党人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毛泽东的这种“大舸中流下，青山两岸移”的气魄使林秋澜感到振奋。因为在解放前的几十年里，他同不同的政府、政党都打过交道，见过了太多的腐败、萎靡、推卸、自卑。当然，他也有隐隐的不安，科学毕竟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它与政治有关联，然而它却不是政治。
轮到介绍曾大力了。
“这是曾大力，准备在指挥部担任保卫处长。”
谁知武竞天刚介绍完，曾大力就傻呵呵地笑了起来。
毛泽东说：“这哪是‘曾大力’呀，这是‘力大增’嘛！几年不见，本事大长啊！”
“主席还记得我呀？”曾大力调皮地问。
“我倒是记得你，你恐怕不记得我了啰。”毛泽东显见十分高兴，也同曾大力开起玩笑来，“‘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沟的炭。’《三国》中不有凤仪亭吕布戏貂蝉么，这吕布就是绥德人，貂蝉就是米脂人。大力啊，你这个绥德汉娶到貂蝉没有啊？”
“报告主席，媳妇娶了，可惜不是米脂婆姨，是个北京婆姨。”
“嘿，说你胖，你就喘上了。”罗瑞卿接过了话头，他自然是认识曾大力的，今天大力的客串，帮了他的大忙，也就动了将其调至公安部的念头，“我看哪，你还是留在北京吧，调到我那里去，不然，武汉这个大火炉要把你那个北京婆姨热死。”
“这……”曾大力感到为难，不好回答。
毛泽东却在那里踱着步，喃喃自语：“张斌，这名字好啊：张——弓长张，‘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斌——文武斌，‘紫宸拱手进大殿，文臣武将坐两厢’，文臣武将都要有嘛！”
罗瑞卿马上明白了主席的意思，便对曾大力说：“算了，我不干拆台的事。你在这儿好好干吧！”
毛泽东可能怕他们还没有理解自己的意思，便对他们三人直接表白：“这么大的工程，举世瞩目啊，朋友关心，敌人也关心啦！”
三人的神色都变得凝重起来。张斌和林秋澜赶忙点头，表示领会了主席的意思。曾大力则轻声说：“请主席放心，我一定干好我的工作！”
第四节& 小巷，一枝忧愁的丁香
还没进六月呢，武汉就热起来了，那种春和景明、气候宜人的时节，武汉人根本就没有感受到，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在武汉生活，只需要准备一件棉衣、一件汗衫即可。就拿现在来说吧，过了小满，进入了“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日子，雨确实在下，可是气温却一点也不低，连长袖衬衣都穿不住，特别是在干活的时候。可是，陈耕读还穿着件笔挺的西装呢！
陈耕读是一个“非常爱惜羽毛”的人，就是说很爱面子。这个“面子”既指名声，也指外形。所以平时，他很注重打扮，这个打扮虽然不像女人那样涂脂抹粉、描眉画唇，可是，也总要把脸洗得干干净净的、头梳得顺顺当当的，还要抹上一点头油。穿的衣服自然是要光鲜挺括。其实，他本是苏州郊区一个拥有几十亩地的土财主的儿子。这从他爹给他取的名字就可以看出：耕田可以种桑麻，植五谷，以安身立命，养家糊口；读书可以明礼义，知诗书，进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过去中国农村殷实之家的最高理想。所以农村大户人家住宅的匾额，见得最多的就是“耕读传家”。可是，他考进上海交通大学后，在那洋场香风里被熏染了几年，竟沾染上了上海小开的习气，特别是在著衣上，也有了上海人的习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在上海生活，穿时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如果一身旧衣服，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的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所以，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陈耕读就是这样，那一套西服是他最得意、最看重的行头。1950年，他毕业后被分配到铁道部工程总局。在北京那北方的城市、红色的首都，他的这一作派自然让同志们看不惯。党团组织也找他谈过话。他却认为这是个人的生活习惯，不应该受到干涉，遂我行我素，依然故我。
前年，家乡搞土改，他爹自然是斗争对象。几十亩地，在东北、华北，真不算什么，那儿的大地主，占有的田地鸦飞不过、眼望无边，可是在江南、特别是苏杭这“天堂”之地，几十亩就算不少了。然而他爹不仅土地被分而且命也丢了。因为他除了雇佣长工搞剥削外，还“霸占”人家的妻子。这个“人家的妻子”就是村上雇农陈迷糊原来的老婆。陈迷糊身高体壮，干活也肯出力，但就是手艺太差。要知道干农活也是一门手艺，耕、耖、耙、插、割，样样都有技巧。这陈迷糊呢，干什么什么不行：耕田时牛都不听他的使唤，要么无论怎么叱呵都不挪步，要么还没有下指令就拖着个犁铧乱跑；插秧时秧刚一插下去就打了水漂，不一会就让人“关了鸡笼”。假若就是手脚笨一点倒也不算什么，偏偏他还好赌，且赌艺也极差，祖传的一块薄田早卖了，只得去扛长活，后来家中的家具、农具也都卖光了，剩下一间破茅寮根本没人要，唯一值钱的就是老婆了。老婆唤阿芙，长得像无锡的泥人阿福，脸儿白白胖胖的，一对奶子硕大饱满，走起路来在衣衫里一颤一颤的，恰似一对活蹦乱跳的兔子。陈耕读的爹就迷恋这一对奶子。于是，陈迷糊得到了一笔钱。阿芙就成了陈耕读的二妈。这些自然是立了契约、按了手印的。可是到了土改的时候，陈迷糊成了村上贫雇农协会的主任，是工作队的依靠对象、是村上的当家人。在周围14个村子联合召开的斗争地主大会上，陈迷糊上台控诉，说到妻子被霸占，声泪俱下，激起了会场上穷苦人的义愤，而且与会的多是外村人，也不明其中缘由，好几个人竟操起锄头、扁担跳上台去，一顿乱打，将陈耕读的爹活活打死在台上。事后，这种做法虽然受到了上级的批评，但以“民愤极大，情有可原”了之，而且给死者一个恶霸地主的“恶谥”。
得到这一消息，陈耕读偷着哭了好几次，末了还得用热毛巾敷敷眼睛，以免露出痕迹。从那以后，他的精神明显萎靡，再也无心每天梳头抹油，不过爱面子、讲整洁的习惯是改不过来了。上个礼拜，他被调到武汉长江大桥建设指挥部来工作，这两天正在这座古老的晴川阁里清理垃圾、打扫卫生，准备作临时指挥部用。
晴川阁最早为明嘉靖年间知府范之箴在修葺时所增建，取《黄鹤楼》中的“晴川历历汉阳树”句意命名。其历史虽然没有黄鹤楼、那样悠久，但由于所居处的独特的地理环境、独具一格的优美造型以及诸多文人名士的赞咏，赢得了重要的历史地位。更由于它坐落在北岸、东麓的上，北临，东濒长江，与武昌蛇山黄鹄矶上的相望，江南，楼阁对峙，互为衬托，蔚为壮观。这矶危石壁立，有“禹功矶”三个篆体字勒于石上。相传大禹治水，疏江导汉，驯服洪水，使长江汉水在此交汇，朝宗于海。后人感念其功，将此矶命名为“禹功矶”。禹功矶原为龟山之首，明末崇祯皇帝担心有人与他争夺天下，便在全国各地到处断“龙脉”，便在汉阳龟山东麓辟一条洗马长街，使龟山之首与龟山之身分离，还在武昌蛇山拦腰筑路，以成“龟断颈”“蛇断腰”之形。这样禹功矶就孤立突兀于大江之中，更显得雄奇，成为极目远眺的胜地。后人又依阁建立了禹王庙及其他纪念建筑。
岁月沧桑，年久失修，晴川阁及其周围建筑渐渐衰朽，油漆剥落，柱梁歪斜，垃圾如山。这可要了陈耕读的命！既怕那身西装搞脏了，又怕脱下西装，里面的白衬衣遭殃，还怕汗流多了在衣领上染上黄色的汗渍洗不下来，所以借故跑到阁下的街边躲懒去了。
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小街行人稀稀落落的。陈耕读此时才感到一点凉意，点上一支烟，眼神迷离地望着街面。突然，他的眼睛一亮，眼前的景物霎时清晰明亮起来，一首诗非常、非常自然地从心底吟诵了出来：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丁香一样的颜色，
丁香一样的芬芳，
丁香一样的忧愁，
在雨中哀怨，
哀怨又仿徨；
是的，这是戴望舒的《雨巷》，但这更是眼前的实景！
也是一位姑娘，也撑着一把油纸伞，也具有丁香一样花繁色丽却又淡雅素净的容貌气质，也是在这雨的哀曲里像梦一般飘过……
陈耕读痴痴地注视着这位姑娘。这姑娘似乎有所觉察，从他身边走过又回眸，让陈耕读读到了她眼中隐含着的忧愁。陈耕读觉得自己的心一下子被掏空了，目光紧紧地追随着她走了很远很远，直到她成为一个朦胧的影子，直到什么也看不见了，只有淅淅沥沥的雨，下在小街的石板上，下在他躁动的充满希望的心里……
这位姑娘还真叫丁香！像刚才那位男子那样的目光，她太熟悉了，每天在上、下班的路上，不知要收回多少，自然不会引起她的任何注意。但刚才的那位男子，倒是有点特别，不是因为他的倜傥，也不是因为他穿着少有人穿的西装，而是他的目光里除了司空见惯的惊异外，还有一种难以排遣的忧愁。这种忧愁的目光，她太熟悉了，每天清晨自己在镜子里见到的，不也是这种目光么？忧愁，忧愁，这是眼前身旁捕捉不到却又躲避不开的迷雾，这是丽日蓝天下突然飘来的一片阴云，这是漫漫长夜里不期而至的幽灵。她在武昌的一家私人诊所当医生，今天是周末，天又下雨，诊所里病人很少，所长让她早点回家。其实，早回，晚回，不回，对她都无所谓，回到家里也是一个人，坐守闺房，独对孤灯，诊所里也不是没有歇息的地方，在那里过夜，还可同值班的医生、护士闲聊，易于打发难捱的夜晚，再说，回一趟家还得乘轮渡，由武昌的平湖门码头到汉阳的晴川阁码头，上船、下船，挺累人的，遇到像今天这样不好的天气，就更麻烦了。但是，她必须得回来，她在等待着一个神秘的符号。她惧怕这个符号出现，因为这个符号的出现意味着她平静的生活的结束、凶险的生活的开始；然而她又企盼这个符号出现，因为揪心的等待更加难受，就像被判了死刑的犯人等待临刑一般。
今天虽然动身早，可是下雨天黑得也早，下午5点不到，天就昏暗了，路灯是准时开亮的，不管你是天晴还是天雨，此刻整条洗马长街已没有几个行人，进入小巷，天更黑了，好在巷内不少人家已将灯拉亮了。借着那遭雨丝浸湿的摇曳的灯光，丁香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家中走去。
丁香的家在巷内一座大宅院里。这大宅院原属于一个开纺织厂的大资本家。虽是资本家，可是宅院却全然仿古，好像是几百年前的建筑。整座宅院很大、很深，有照壁、有石狮、有门楼、有山墙、有大堂、有后厅、有陪弄、有主楼、有厢房、有庭院、有亭阁、有花园，白墙黑瓦，飞檐凌空，青砖墁地，画栋雕梁。武汉解放时，这个资本家携全家逃到香港去了，宅院成了公产，分给了数十户居民。居民们将这宅院五马分尸，零切碎割，拆的拆，盖的盖，搭的搭，架的架，各行其是，各显千秋，几十户人家的吃喝拉撒睡全在这座宅院里，将座原来幽美、恬静、清雅、高贵的宅院整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宋代欧阳修《蝶恋花》词中“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之句本是对此宅院的极好的描述，如今倒也是“庭院深深深几许”，只是这种“深”远不是当初那种幽深之“深”，而是密如蛛网蜂巢、乱似藤萝蔓草的繁复迷宫似的“深”。
丁香实在不明白4年前的1949年11月，“老板”为什么给她安排下这么一个住处，就像实在不明白“老板”究竟是何许“人”一样。这“老板”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一个小组，也许是一个团体，也许就是“党国”！她不能探究，不能打听。这在她4年前从云南那座秘密军营里受训毕业时就被郑重告之并作为铁的纪律之一写在那份签名的誓词上。这份誓词比卖身契还要严苛、还要冷酷、还要无情。如果违背不仅危及自己的生命，还将祸害全家。她是1949年7月从华西协和大学医疗系毕业的。这是一所由英国、美国和加拿大5教会于1910年在成都华西坝上创建的私立大学，去年更名为四川医学院，可见其医学专业十分有名。丁香进了军营才知道她是作为特工被挑选出来受训的。受训时间只有3个月，毕业时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已经诞生，云南岌岌可危。她被派到了武汉，按照重新为她安排的履历去生活，等待属于她的那个符号的出现。一晃，4年过去了……
走进宅院，她一边回应左邻右舍的招呼，一边注意脚下那些劈柴、煤球、火炉、木箱、杂物，艰难地穿行。她住的房间是原来宅院内的佣工住房，位于后院，要穿过前面的厅堂才能抵达，房间是平房，自然比不上前面东家的住房，但却是砖砌的，十分坚固，而且没有正房那些装饰性的构件，更加实用，最令丁香满意的是由于处在后院，相对来说要僻静一些。否则要是住在正房，众多人家成年累月在一堆挤挤拥拥、吵吵嚷嚷，她会更加受不了。
哎，又到家了！她从拎包里掏出钥匙，借着隔壁刘嫂家透出的微光，准备去捅那把老式的铜锁。她的血液仿佛一下子凝固了！她看见铜锁上分明有用粉笔画的什么符号。她将锁拿到屋里，打开台灯，仔仔细细看那把铜锁，没错，两边都画着同样的符号，显然是怕只画一面会被她漏看。那符号说是符号，也可以说不是符号，笔迹十分笨拙、十分幼稚，就像孩子随手涂画，但丁香却肯定那就是代表自己、也是召唤自己的符号——“ce”。“ce”是“丁香”的英文clove的首尾字母。离开受训班的时候，教官郑重地告诉她，这个符号出现时，即是有指令给你。她先在门缝旁、窗棂内这些可能塞进东西的地方搜寻了一番，什么也没有发现，便拿着个手电出屋来，在门边、墙脚、门上、墙上寻找着纸条或是字迹，没有。刘嫂闻声出来，见她的手电乱晃，便问：“怎么啦，丁香，丢了东西？”
“没有，没有。” 她赶紧答，接着问了一句，“今天有不有人来找过我呀？”
“没有啊！”刘嫂立马回答，突然想起了什么，“呵，你不问我还忘了，你订的杂志送来了。”
“呵，是邮递员老伍送来的吧？”
“不是老伍，比老伍年轻，以前好像没见过。”
丁香心里一动，见刘嫂回屋去拿来了她订的《中华医学杂志》，赶紧接过来急急进到屋里。杂志是没有包裹的，里面自然不会夹着什么。丁香便坐下翻阅起来。《中华医学杂志》是周刊。这是今年的第八期。丁香一翻就知道，这一期上个礼拜老伍就送来了。她更加小心地一页一页翻动着，见有一页有折痕，便用棉签蘸了碘酒在页眉、页脚涂了起来，很快，页眉上便显出了字迹，是一句英语：clove go to church。丁香自然是认得的，它的意思是：上教堂去做礼拜。
丁香一晚上都没有睡好，一合眼，就仿佛回到了受训的军营里：射击，搏斗，发报，化妆，还有就是前往荒郊执行枪杀被判死刑的“共匪”的任务……她在被刺耳的枪声和喷溅的鲜血所充溢的梦境里一直折腾到天亮。
陈耕读这晚也是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天下竟然还有这样美丽动人的女子！从上海读书时到现在，自己也谈了不少女朋友，但那都当不得真，用上海人的话说，是“白相白相”，玩耍而已。那些女孩子或是乡里乡气，土得掉渣；或是扭捏作态，令人作呕。可是她呢？自然、纯真却又高雅、冷艳。虽只若近若远地瞧了那么一眼，他的头脑中却油然而生无数情节。这些情节，有的是对她过去经历的猜想，有的是对她俩未来生活的设想。他觉得笼罩在他头上的阴霾密布的天幕裂开了一道口子，露出了光亮。
天刚亮，他就起床了，过去，可从来没有这么起过这早的床，何况今天还是礼拜天呢。他认认真真地梳洗了一番，又找出那瓶快要干的头油，抠点出来用水调匀，抹在发上，还对着镜子说了句颇有幽默感的话：“久违了，我的神气的头发！”他从晴川阁中下来，到街边的早点铺子里寻了个可以望见街面的位子坐下来，要了一大碗豆浆、4根油条、2块糍粑，慢慢吃了起来，眼睛，自然是紧盯着那街上的行人。好在昨天下了一天雨，今早还比较凉爽。
过来了，她真的过来了！陈耕读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以为只是一种错觉。但这分明是昨天的她，而且比昨天更加清晰、更加亮丽。一头黑黝黝的短发，看似自由、随意地披散着，但又略略有一点向内弯曲，烫发而不留痕迹，就显出了她的品味。今天，她换了一身浅灰色的列宁装，就是那种西服领、双排各有3粒纽扣、一边一个暗斜口袋、腰中系一根布带的服装。称之“列宁装”，显然是从苏联学来的款式。但它在新中国流行，除了表明当时的中国女性在精神上的革命追求之外，还因为它或多或少带有一些装饰性元素，也就是说，它具有美感。陈耕读是最瞧不上那些中山装、干部服、劳动服、军服之类的服装的，认为它们穿在人身上不是美化了人而是丑化了人，唯独对这列宁装表示赞美，特别欣赏那根附加的腰带，认为它的紧束功能将女性身体的线条完美地凸现出来了。可是她周围的那些女性，却把这么好的式样的服装穿糟塌了，皱皱巴巴，松松垮垮，肥肥大大，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唯有她，穿出了列宁装的风韵。
陈耕读就这么一边想着一边站起来，没吃完的油条、糍粑也不拿了，鬼使神差地尾随着她而去……
第五节& 克里姆林宫的红星
张斌有早起的习惯。之前的30多年岁月，他大多是在战乱中度过的，搞学生运动、做地下工作、带兵打日本鬼子、领队抢修被炸毁的东北铁路、跨过鸭绿江援朝抗美，一直是在危机四伏、硝烟弥漫的环境中，住无定处，卧不安席，睡觉都要睁着一只眼睛，稍有动静，腾地一下就从床上一跃而起，不管熬夜到多晚，第二天天刚亮必定起床。回国这段日子，照说是在和平安宁的环境里，而且筹备这么大的一项工程，事务纷繁，千头万绪，每天不到转钟不会上床休息，应该说可以睡得安稳一点、起床稍晚一点，不行，更加难以睡个囫囵觉。搬到晴川阁这临时指挥部来的第一天，入夜，万籁俱寂，可是刚一躺下，就被惊醒了，手习惯地朝枕头下去摸枪，猛然清醒这是在祖国的江城，枪也上交了，便起来搜寻那惊醒他的声响是什么、源自何处。四周阒然无声。静下心来细听，才明白那是来自龟山林莽的风声和来自江边岩矶的涛声。“莫非我也患病了？”张斌苦笑了。他记得在一本苏联小说中看过，有些经历过战争的人，进入和平年代后，仍不适应安宁的环境，吃不香，睡不好，被称做战争后遗症患者。
今天虽然是礼拜天，可是在他的日历上，是没有休息日的，唯有这清晨的散步是一天中难得的、宝贵的休息时间。他沿着石阶下来往江滩走去，却发现一身戎装的曾大力正在向几个身穿警服的公安人员布置着什么。
“大力一大早就忙起来了？”张斌扬手打了个招呼。他对曾大力和林秋澜这两位助手十分满意，真像毛主席所说的是他的“文臣武将”啊！林秋澜忙着从全国各地物色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曾大力则忙着各个工点、办公处所的保卫工作和调进人员甄别工作。两人的作风都是泼辣而细致。
“呵，指挥长，起得早啊！”曾大力敬了个军礼。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君啦！忙什么呢？”张斌笑道。
“晚上想了一下：这晴川阁虽然独处石岩上，从街面方向很难进入，但从江边很容易攀爬上来，而且江滩宽阔，得注意防范啊！”曾大力回答着。
张斌放眼望去，大江西来，波涛滚滚，但彼岸还在薄雾之中，混沌一片，茫茫无边，想到设计方案一旦确定，工程上马，两岸三镇将成为不夜之城，基地、工点、仓库、厂房、学校、医院、办公楼……星罗棋布，何等壮观，工程是伟大的，困难是巨大的，有多少事务啊等待我们去做啊，真是千头万绪，千头万绪，单是这保卫与破坏，就是一盘满含杀机、波诡云谲的棋局。
“大力，你肩上的担子重啊！”他发出的是由衷的感慨。
张斌同大力还没有聊上两句，就听见秘书华明在上面喊：“指挥长，林总来电话说他马上过来。”林秋澜带着一帮勘测设计人员在离这儿不远的一座三层楼房里办公，吃、住也在那里。
张斌赶紧回自己的办公室去，走了几步又回头喊曾大力，“这么早就急着过来，恐怕有要事。你也来吧！”
曾大力站在禹王庙的大殿前迎接林秋澜，见他从街对面过来，又轻快地拾级而上，便高喊：“老林，看这神态，有喜事嘛！”林秋澜仰头看着威风凛凛的曾大力，学着陕西口音回应道：“嘛喜事呵，正常的工作呗。看你这模样，真像金刚、韦驮。”
&“因为你老林是真佛嘛！”曾大力的脑子转得也很快。他将林秋澜让到前面走，自己跟着倒也真像个护卫。
爬上阁楼到了张斌办公室门口，见张斌也在那里迎候，林秋澜笑了：“嘿，今天礼遇蛮高呢，老夫受宠若惊啊！”
曾大力却来了句：“老林，你1945年底曾经在这晴川阁住过？”
此话一出，张斌与林秋澜全愣住了。张斌心想，难怪开始商讨临时指挥部驻地时，林总就提出汉阳江边有座古建筑可借用，原来他解放前曾经在这儿住过，可他怎么没提这事呢？林秋澜就想得比较复杂点，怎么，开始调查我在解放前的行踪了？这事自己在肃反运动时早向组织交待过了，难道还要向你曾大力汇报？因此，脸色非常难看。曾大力见状，知道他们误会了，在心里连骂自己粗心，急忙说出自己的猜测：
“从阁楼下到指挥长这间办公室，要上27级楼梯，中间还有两个拐角，拐角处又低又黑，没来过的人或是来得不多的人，常在这儿碰头。我们都挨过碰。可是，那天刚来时，我见老林就没有碰到过头，不是十分熟悉的人，是做不到的。”
“嗯！”张斌对这点表示认可，接着又提出疑问，“你凭什么断定林总是1945年底来过此处呢？”
“呵，作这个推断也不难。这是我刚才发现的——”曾大力卖了个关子，“我发现老林刚才从街面上岩矶时脚下绊了一下。”
“怎么啦？”林秋澜觉得奇怪，这与断定自己几年前的行踪有什么关系呢？
曾大力见他们都瞪眼望着自己，像说书场上的听众急盼“下回分解一样”，只得“分解”下去：“老林是抗战前从美国回国，一回来就协助茅以升先生修建钱塘江大桥，桥修好后抗战爆发，抗战期间一直在湘、桂、黔、滇一带修建桥梁，所以，要来武汉，只可能是抗战胜利后。”
林秋澜点了下头，表示认可。张斌却逼着问：“可你推定的是1945年底。”
“要得知这个时间呀，”曾大力接着释疑，“其实很简单：国民党的武汉市政府抗战后鼓吹复兴大武汉，搞了一些“面子工程”，整修晴川阁就是其中一项。这所谓的整修连楼内油漆都没有刷一下，就是将登楼的石阶稍稍修补了一下，将楼阁下的路面稍稍平整了一下。这一来，第一级台阶就比原来的也就是其他的台阶高出了一些。初来乍到者都会看实地情况出脚迈腿，所以走到这儿倒没什么障碍，反而是习惯了走原来台阶的人在这第一级要磕碰一下。我今天看见老林上来时脚就被绊了一下。这叫犯经验主义错误。这个“整修”的时间是1946年1月份。所以……”
“明白了！”张斌和林秋澜不约而同打断了曾大力的解释。林秋澜为自己刚才的态度感到内疚，赞了句：“行啊，大力，快成福尔摩斯、霍桑了！”
“职业病，遇事就琢磨上了。”曾大力倒有点不好意思了，“看我在这里瞎唠叨，耽误你们的大事了。我再到周围去转一转。”
“去犯你的职业病去吧！”张斌笑道。
“哎，大力，别忙着走，可能还有你的事呢。”林秋澜唤住了他。
“林总，有好事吧？”张斌见林秋澜虽然刚才情绪有那么一下起伏，但脸上一直泛着喜气。
“是好事，也是急事。”林秋澜从口袋里掏出了份电报递给张斌。
“嗯，好事！急事！”张斌看完电报，喜形于色，略为思忖便作了决断，“去的人员，林总，你定；人员的政审，大力，你负责。玉堂春三堂会审，我们这个初步设计方案不知是几堂会审、也不知还要过多少堂呢！要快，今晚动身，明天赶到北京，先得到部里的认可，再才好征求苏联朋友的意见。啊，要去莫斯科了，红场，克里姆林宫……”
曾大力这才明白是要组团去北京、苏联审定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方案。
“人员，我倒是有个初步想法，但……”林秋澜有点犹疑，望了望他们两人。
“说吧，说吧，林总，不要有什么顾虑，从工作出发、从需要出发嘛！”张斌鼓励他。
“带队的肯定是指挥长，党委和保卫处要否去人？”林秋澜首先问了个问题。
“我们去干嘛，是去讨论方案，又不是去抓坏人！那些勾勾圈圈的数字、洋文，看都看不懂！”曾大力赶紧声明。
“大力是明白人。”张斌笑了笑，回答林秋澜，“只去与设计有关的人。”
这个问题一解决，林秋澜似乎轻松多了，一口气说出了7个人的名字。
张斌把询问的目光投向了曾大力，这7个人全在指挥部机关，曾大力肯定都熟悉。
“这7个人中，除邓敬慈、陈耕读要考虑一下外，其他没什么问题。”曾大力答得很爽快。
“邓敬慈他……”林秋澜有点急了。
“林总不用说了。”张斌打断了他的话，“邓敬慈可以去！我作主了。不就是有个兄长在台湾当将军吗？放弃在美国的那么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到我们这儿来，图的什么？”
曾大力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指挥长的意见。
“不过，这个陈耕读——”张斌的眼睛眯了起来。这是他思考问题时常有的神情。
“他的父亲是恶霸地主，被镇压了。”曾大力说。
“倒不是出身问题，这个同志平时好像有点公子哥儿的味道……”张斌有点拿不准，便以商量的口气对林秋澜说，“还有比他更合适的么？”
“总得有个秘书呀！这陈耕读毕业于上海交大土木系结构专业，熟悉桥梁业务，英文、俄文都不错，在北京时曾与苏联专家在一起工作过。”林秋澜解释选择陈耕读的原因。
“行了，就是他吧！”张斌拍了板。
然而，直到下午，到处都找不到陈耕读的人，问技术处的同事，也都不知他的去向，估计是到汉口逛街去了。华明的俄语虽然不似陈耕读那么精通，但一般的翻译工作还是胜任的，便顶替了他的角色，。当晚，张斌一行就乘火车赶往北京去了。
张斌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们抵达莫斯科的时候，已是一月之后了。在北京铁道部，桥梁设计方案又经过了反复的讨论和修改。
到达莫斯科后，苏联交通部还没有完全筹备好鉴定会，张斌他们有二三天的时间参观莫斯科。
站在莫斯科的红场上，张斌有一种眩晕感和梦幻感，直到看见克里姆林宫斯巴斯克钟楼、博罗维茨克钟楼、尼科尔斯克钟楼、特罗伊茨克钟楼楼顶上那一颗颗红色的五角星在阳光下熠熠闪亮，身边有不同肤色、讲着不同语言的人在走动，他才有了真实感。
“莫斯科，我日夜向往的莫斯科！”张斌听到了自己的喊声，不，自己并没有开口，这喊声来自心灵！
他记起1947年严冬，他在东北带队抢修松花江桥。晚上，通红的篝火伴着毕毕剥剥的树枝的炸裂声在摇曳，映照着人们疲惫的脸庞。他就着火光读一本解放社出版的《列宁选集》，纸张粗糙，墨迹也不甚清晰，看起来有点费劲，但一读却似醍醐灌顶。有篇《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列宁于1918年3月11日苏维埃政府迁到莫斯科那天写的。他现在还记得里面一些段落：“俄罗斯一定会成为这样的国家，只要它能抛掉一切颓丧情绪和空谈，只要它能咬紧牙关，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兢兢业业干起来，只要它能认识到唯有走我们已经走上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才能得救。沿着这条道路迈进，决不因失败而气馁，要一砖一瓦地去奠定社会主义社会的稳固基础，努力不懈地工作，树立纪律与自我纪律，到处注意加强组织性……这就是达到建立军事实力和社会主义实力的道路。”在以后的工作中，这段话常随同莫斯科那座英雄而美丽的城市一道出现在他脑中。
他也记起了1951年的朝鲜战场，由于我军空军和防空力量的落后，铁路、公路、桥梁被美军飞机炸得七零八落。志愿军的运输遇到严重困难。他的铁道兵团日夜抢修，然而抢修的速度赶不上轰炸的速度。当时他灵机一动，卫国战争时，莫斯科也面临德军的轰炸，可是在德军飞行员的视野里，克里姆林宫突然从莫斯科消失了，无法找到目标完成轰炸任务。当时，克里姆林宫是苏联政府机关所在地，是德国法西斯轰炸莫斯科时最主要的目标。特别是斯大林的办公地点1号大楼、大克里姆林宫、这3个目标。但是，在执行轰炸任务时，哪怕是在晴朗无云的日子，连王牌飞行员也无法找到上述目标。原来，根据斯大林的授意，对克里姆林宫进行了精心伪装。克里姆林宫内塔楼上的红星和教堂上的十字架都被蒙上护套，塔楼整体和教堂圆顶都被漆成黑色，套上麻袋。参照克里姆林宫城墙尺寸，造出各种伪装模型，仿造了红场和马涅日广场的部分轮廓。宫内的房屋都伪装得非常像剧院，塔伊尼茨花园部分建筑也被蒙上布顶。在宫内及附近广场上，也布设了各种各样的模拟物，以迷惑敌人，直到战后才恢复原貌。他命令兵团广泛采用伪装法，或是对现有的桥梁加以遮盖、隐蔽，或是另外布置一些模拟的桥梁，还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那几天的参观游览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由于斯大林刚刚去世，整座城市、整个国家还弥漫着一种悲伤的情绪，但社会平稳安定、人民自信从容。从北京出发时，老首长滕代远部长曾专门约他谈了几次话，就像嘱咐没出过门的孩子一样，反复交待：“文件请苏方鉴定是为了慎重。长江大桥是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桥梁工程，要慎之又慎，绝不能出差错。你们这次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听取意见一定要虚心。”
也许是想到滕部长的叮嘱，所以鉴定会开始那天，他不断提醒自己，要注意举止，因而有点紧张，特别是走进那金碧辉煌的会议大厅、在那巨大的枝形吊灯照耀之下、面对由来自苏联各个部门的25位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他显得拘谨。鉴定委员会主席、苏联交通部副部长、桥梁工程总局局长古拉梁夫首先发言。这发言却让他心中隐隐不快。倒不是对方不热情、不周到，恰恰相反，太热情周到了，像是对一个上门作客的邻家的孩子，处处露出长辈的呵护、训导。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脸色也变得有些难看。但是，林秋澜和邓敬慈接着发言介绍设计方案了。在展开的图纸前，他们侃侃而谈，表现出明晰的设计思路和渊博的桥梁知识。当苏联的翻译对他们的讲述感到疑惑或是翻译不准确时，他们用流畅的英语加以解释、纠正。因为，这些专家大多是懂英文的。张斌发现，这些专家们的神态明显有了改变，原来漫不经心的都聚精会神了。
“这就是知识的力量！”张斌又充满了自信，情绪平静下来，神情也逐渐松弛。他开始打量起坐在对面的这些专家来：坐在前排的七八位估计都是桥梁界的权威，一个个白发皤然、正襟危坐、神态庄重；坐在第二排的中年人居多，显得也活跃些、随意些。在打量中，张斌感觉到有一束灼热的目光一直在盯着自己，迎着那目光看去，他差点要喊叫出来：“天啦，是你！”他压抑着激动的心情，仅含笑地点了下头。
到了会议休息的时候！张斌急忙站起来，朝他走去，看见他也迫不及待地迎着自己走过来。
“张，我的老弟！”
“亚宾，我的老哥！”
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好久都不愿分开。中苏两国的与会者全都惊奇而羡慕地看着这一场景。秘书华明常听张斌讲述他与一位苏联桥梁工程师的故事，想来这亚宾就是那位桥梁工程师了，便将这一故事讲给林秋澜等人听，不少好奇的苏联专家也围了上来，华明还得用俄语再讲一遍。
鉴定会第二天继续举行，依然由中方介绍自己的设计方案。第三天休会，苏联专家们说是要“消化”一下。这天刚吃过早餐，亚宾就来到了张斌他们下榻的旅馆。
“张，走，逛‘王府井’去！”亚宾看见张斌，老远就扬手召唤着。
“逛王府井？”张斌大惑不解。
“就是阿尔巴特街呀，那就是我们莫斯科的‘王府井’，那儿有好多好多的店铺，有好多好多的商品，用你们中国话说，琳——琅——”
“琳琅满目。”
“对，对。”亚宾又拿手指指眼睛，做出个晕眩的样子，“眼——花——”
“眼花瞭乱。”张斌笑了。亚宾还是那样，中国话说得不流畅，却特喜欢用成语、掉书袋。
张斌非常高兴亚宾能邀请他去阿尔巴特街。到莫斯科，他就有这个愿望，但是，客随主便，主人不提出来，他是不好主动要求的。不过，到阿尔巴特街，他倒不是想去逛街、购物，而是朝圣。街上53号是诗人普希金的故居。诗人1799年出生于此，度过了去皇村中学读书前的12个春秋。结束了在南方的流放后，再次回到这里。并在1831年，与“俄国第一美人”娜塔丽娅·冈察洛娃结婚，居住在这里。这里成了他的新房。这是诗人短暂一生中最灿烂美好的时光，也是诗人苦难生涯中唯一的幸福之所。普希金，那是在他心中永远闪亮的一盏明灯。虽然参加革命后，已鲜有功夫再去读那些感人的诗行，但在大学读书时与恋人一起捧读的情景，却铭刻在了他的记忆中。此刻，踏在这方石砌就的街道上，他情不自禁地吟咏起普希金诗来，或许是学习土木工程的缘故吧，他尤其喜欢这首歌颂圣彼得堡的诗歌：
我爱你，彼得兴建的城，
我爱你严肃整齐的面容，
涅瓦河的水流多么庄严，
大理石铺在它的两岸；
我爱你铁栏杆的花纹，
你沉思的没有月光的夜晚,
那透明而又闪耀的幽暗。
“你呀，”亚宾一边摇头，一边说道，“你不像个军人，倒像个诗人；你不该去扛枪，应该去握笔。”
“这话怎么这么耳熟啊？”张斌笑了起来。
亚宾也笑了。他记起来，6年前两人在中国东北战场第一次见面，自己也说过这样的话。他伸出胳膊，揽住了张斌。
张斌在中国，应该算一个高个子了，可是与亚宾一比，要矮小半头，被亚宾一揽，就被揽在了他的臂弯里。张斌有点不习惯，可没有挣脱，这种感觉使他觉得温暖。当年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火中，亚宾率领一支铁路抢修队伍，乘坐一辆铁甲列车，帮助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抢修铁路。抢修中困难最大的就是修复桥梁。这些桥梁多数是被日军破坏的，也有一些是被国民党军飞机炸坏的，破坏较为严重，有的桥钢梁被炸坠落江中。他在大学时虽然学的是土木工程，但还未毕业就参加革命，对桥梁修复毕竟缺少经验。当他得知亚宾就是位桥梁工程师，而且此前在匈牙利、南斯拉夫抢修过桥梁，其欣喜不亚于跋涉沙漠的人遇到了甘泉。晚上，他时常前往铁甲列车向他请教，总能得到满意的答复。问题解决后，亚宾送他回营地。雪地上映着月光，照得大地像白昼一般，皮靴踏在雪层上嘎嘎作响，亚宾就像现在这样把他揽在臂弯里。他吟咏着普希金的诗句：“我的声音你听来既亲切，又郁悒，在昏黑的深夜打破了四周的幽寂。床边的蜡烛照亮了淒清的长夜，我的诗句像溪水般淙淙地流泻。”亚宾就笑他是诗人不是军人。然而不可否认，张斌喜欢普希金的诗，使他俩的心贴得更近了。
张斌记得，在陶赖昭松花江大桥修复通车的庆功宴后，喝得微醺的亚宾也是这样揽着他的肩膀，用少有的严肃的口气说：“想过没有，张？建桥，建大桥，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你的祖国，有这多的大江、大河，够你建的！”
“建大桥？没想。这么多被破坏的桥梁等着我去修复呢，我就想着怎么修好桥，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要想，”亚宾那宽大的手掌在他的肩上使了使劲，“要想啊！一座大桥，建起来得多长时间啊！要早点想啊！”
张斌想到这里，脚步停住了。
“亚宾，咱们回去吧！”
“怎么，还没逛就走？”亚宾大惑不解。
“你瞧，”张斌指了指周围，“剧院，饭馆，首饰店，古玩店，人山人海，小商小贩，同中国有什么两样？”
“那，普希金的新房，不去看了？”亚宾问。
“让它留存在自己的想象里，也许更美，更神圣！”
“不对，”亚宾紧盯着他问，“你的心里，有事？”
“不瞒老哥，我这肩上的担子重，心里急啊！要不，我们回旅馆去，你帮我们好好琢磨琢磨这个方案。你6年前就催我想建桥的事，以后，我在朝鲜这几年，听说你又到我们国家去过几次，到过黄河、长江。你呀，心里一定有数！”
“张，我看哪，没人愿意跟你搭档！”亚宾一本正经地说。
“为什么？”张斌问。
“为什么？”亚宾哈哈大笑起来，“因为累呀！”
张斌也笑了，笑过后神秘地说：“我诚恳地邀请你到中国来，帮我们一把！我们努力要求，你也主动申请，怎么样，老哥？”
亚宾没有立即回答。
张斌看见他的眼睛里有簇火苗在闪烁摇曳。
“你别说，老弟，”亚宾认真而严肃地说，“对你们提出的方案，我还真有些不同的想法呢！”
“好啊，提出来呀！”
“不，不，”亚宾诡秘地笑了笑，“时候未到，等到鉴定会完了再说吧。那毕竟只是个人的一些想法。”
张斌没有想到，这个方案鉴定会竟会拖延两月之久。但这个拖延对他来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利用会议的间歇，他带领手下的一帮人去桥梁工地、桥梁制造厂、桥梁机械厂、桥梁设计院、大学土木系桥梁专业参观。这些参观比读多少本书、听多少次讲演都要管用，虽然，参观中，他明显感到主人的保密意识，逢到重要的工程、重要的环节、重要的设备、重要的技术都不让他们参观、不允许他们接触，也不回答他们的任何提问。张斌心里当然郁闷，但想过后也就释然，谁愿意将自己的家底全摊开来让外人看呢？即使是这样，他已经觉得收获颇丰了。
他记不清有多少次了，在抗日战争百团大战的前沿战壕中、在解放战争四保临江的风雪征途中、在抗美援朝五次战役的简易掩体中，想望苏联是一种最美好的享受。在他的想象中，苏联像天堂一样美好，那儿的人民的生活比传说中的神仙还要幸福。如今实地一看，自然为当时的幼稚感到好笑。但是，当一个原来在自己心目中无比神圣、无比完美的国家真实地袒露在自己面前的时候，他不仅没有失望，反而觉得充满了希望。苏联也是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起来的，它有许多的成就，也有许多的不足，它有许多的经验，也有许多的教训，它还在成长中、发展中。我的祖国刚刚挣脱了枷锁、刚刚掀开压在头上的大山，它也会成长的、发展的，而且会赶上甚至超过苏联。有了这个信念，他在参观中更加注重的是自身与人家的差距：公民的素质、城市的管理、环境的美化、宿舍的建造、工地的布置、施工的组织、食堂的供应、学校的开办、文娱的开展……
这次出国，也让他对身边的这些同事有了更深的了解。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面，不同经历、不同秉性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比如说在参观一些大型联合企业时，邓敬慈的表情是冷静思索，间或眼神中流露出一些疑问甚至不易觉察的、稍显即逝的轻蔑；而缪福春的表情则是欣喜若狂、如醉如痴，就像是参观自己的收藏一样的兴奋、自豪、得意。这也很正常：邓敬慈是留美的，缪福春是留苏的，各有所宗，只不过，邓敬慈心中的情感得尽量加以压制和掩饰，而缪福春却可以自由地、尽情地敞开来。缪福春留学时的导师柯达诺夫此次也参加了评审，看得出来，柯达诺夫是一位资深桥梁专家，在苏联、在同行中有很高的威望。这让缪福春尤其自豪。
人啊，人！任何奇迹都是人创造出来的，也因为人它才值得赞美！但是，人，又是那么复杂！真正懂得人，才能驾驭人，或许说“驾驭”太冷漠、太阴险，不说“驾驭”说什么呢？“调动”？“调动积极性”？其本质有什么区别呢？作为指挥一场战役的一名将军、一名统帅，就是在驾驭那群战车、烈马、猛士、谋臣……
让所有的力量汇为一股狂飙，朝着一个目标横扫过去……
&&& 每念及此，他就睡不安稳，恨不得一步就跨回祖国去，深夜爬起来望着窗外，昏暗的路灯光映照下的莫斯科河水不停地流淌着，要考虑的问题太多了，要办的事情太多了，就像在眼前淌着的这条河，不，就像祖国的那条大江！啊，在祖国，此时已是东方欲晓，繁忙的、充满希望的新的一天开始了……
第二章& 大战在即
第一节& 白云生处有人家
在苏联，张斌日日盼着回国；在国内，李云天时时搬着手指头计算着他的归期。李云天还是在张斌他们离汉赴京时在汉口车站与他们匆匆见了个面。那会儿，他出差刚从云南抵汉。张斌刚刚向他交待了一下工作，汽笛就拉响了。林秋澜一直插不上话，急得直跺脚，登车时才回过头问了句：“李书记，怎么样啊，那事？”
“说来话长，”车站上太吵了，李云天只得扯着嗓子喊，“等你回来再详细讲。”
“没办成？”上了车，林秋澜又把头探出来追问了句。
“看您急的！”见林秋澜那副沮丧的模样，明白这事在他心目中确实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眼见火车已经启动了，忙跟着火车小跑着，边跑边喊道，“放心吧，林总，成了！”
林总着急的“那事”其实是件小事——调一个工人来。这事本用不着任党委副书记的李云天亲自去办，而且，党委书记是王任重兼任，他是指挥部的实际上的党委负责人。他是主动揽上这件事的。其原因是他见林总对此事很上心，多次说，这么大一个工程，需要的人成千上万，这事不归我管，我也管不了，但有两个人，我要求非调来不可，一个是北京铁道部的工程师邓敬慈，一个是云南龙陵的工人刘崇义。邓敬慈的调动倒挺顺利，张斌给滕部长打了个电话，滕部长爽快地答应了，几天后，邓敬慈就来到了武汉。可是，刘崇义调动的事却遇到了麻烦，去了几封商调函，都没有回信。人事问题是由李云天负责的，所以，他专门就刘崇义的事情找林总聊了一次。
“林总，这刘崇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啦？”
“能人。”
“具体一点说——”
“再难的事，到他的手上都变容易了；再容易的事，到他的手上都当难事做。”
林秋澜的这个回答仍旧抽象得很，一点都不具体，但这种回答十分经典，虽然简洁，却令李云天看到了一个人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再难的事，到他的手上都变容易了”，是说他的本领，有“才”；而“再容易的事，到他的手上都当难事做”，是说他的工作态度，有“德”。李云天对这个未曾谋面的工人也有点神往了。
李云天揽上这事的第二个原因是顺便。两个多月前，他还是贵州军区黔西军分区的政委，正带着部队清剿藏于深山的一股漏网的土匪。这股土匪凶残而狡猾，隐藏了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声息，派出了好多侦察员，费了好长时间才找到了他们的巢穴。谁知仗打得很不顺利，部队还没有攻上去，已损失了好几位战士。正在他部署新的进攻时，一名通讯员骑马沿着逶迤的山路疾驰而来。通讯员送来的是省军区的命令：“命令李云天同志即刻前来贵州，接受新的任务，不得延误。”手握这纸命令，他犹豫了一会，想把这股土匪解决以后再动身，但这命令的口气，严厉而急迫，以往很少遇到，看来耽搁不得；再说，这是一股悍匪，看眼下这阵势，接下来的这个仗还不知要打多久，真想像古人那样，灭此而朝食，温酒斩华雄。他长叹一声，将部队交由参谋长指挥，扯过通讯员手上的缰绳，扬鞭催马而去。谁知到了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