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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平台 -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专题”课堂发言总结报告（06硕）
京派小说作家"人性"观念烛照下的城与乡
--京派小说研究综述
首先说一下选题的意义。京派作家群以异常敏感的城乡差别意识在三四十年的作家中呈现出鲜明特色。沈从文、废名、萧乾等知识分子作为"乡下人进城"的一个特殊群体，一方面获得了都市人的身份，另一方面又以"乡下人"自居，而林徽因、凌叔华虽身为都市人，精神上却皈依于乡村。他们在各自的城市书写与乡村书写中透露出这个作家群体对城乡差异的特殊体验，并做出自己的文化选择。而这种体验又是以"人性"作为一个基本出发点。在如今中国城市化加剧，城乡矛盾突出的背景下，把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视野中的城与乡放到今天来重新探讨仍然是有现实意义的。
此外，京派是否能作为一个小说流派，至今也还是有争议存在，而他的具体人员名单，也仍然有模糊之处，但是京派小说作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沈从文、废名、林徽因、凌叔华、汪增祺、萧乾、芦焚等，这是已经公认的。此外，李健吾、卞之琳、李广田、何其芳等人也有少量的小说创作，但成就不高。今天我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京派小说创作的核心阵容，所以不把京派的具体界定纳入研究范畴。
一、京派小说整体研究概况
（一）、80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期的京派小说研究
这个时期的京派小说处于起步阶段。京派研究打破抗战以后因意识形态等因素造成的长达40余年的冷寂局面，在上世纪80年代浮出水面并形成热潮。推动原因是多方面的，与80年代中期京派领军人物沈从文的研究热潮，重写文学史、社团流派文学史研究、地域文化研究、现代性研究、创作界的文体试验等多种热潮不断推动有很大关系。
京派小说研究领域初期的重要学者有下列几位非常值得关注：
京派小说研究在新时期的发轫者是吴福辉 ，他在1982发表的《中国现代讽刺小说的初步成熟--试论"左联"青年作家和京派作家的讽刺艺术》一文，是新时期以来，把京派作为一个流派进行研究的第一篇文章。有破冰之功，对京派的活动时间与作家队伍有初步探讨，将老舍纳入京派的范畴。将"讽刺"作为京派的主要特征，体现出学者的个人研究志趣，但是对京派本身区别于文学史上其他作家流派的流派特性还未进入深度探究。1987年，吴福辉发表了《京派海派小说比较研究》 一文，最早把京派放在地域文化的角度与海派进行比较。在1990年他编选了新时期以来第一本《京派小说选》
。这个选本的特点在于选入刘祖春、前羽、林蒲、邢楚均等经常在《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但现在已经鲜为人知的作者的小说"以更好地体现这个流派的全貌和已经达到的文学的全面水准"。长达25页的前言对京派的历史轮廓与作家成员进行了详尽的勾勒。把京派作家共同的文化特征、主题、题材、文体特征等进行了全局性的归纳概括。这个前言为京派小说建构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研究体系，奠定了至今20多年来京派小说作为流派小说的研究基调和良好起点。
1989年，严家炎《论京派小说的风貌和特征》 一文中，对京派小说的主题、文体、语言、风格、思想、艺术来源作了较为全面地分析。此外，杨义等人，从地域文化研究入手，长期关注京派与海派的比较研究。近年有《京派与海派图志本》 问世，这本书在他80年代后期的专著《京派与海派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扩充、完善而成，图文并茂。体现了一种气势滂沱的"大文学观"，此外李俊国《三十年代"京派"文学思想辨析》、蒋京宁《树荫下的语言--京派作家研究之一》 ，李俊国,. 《"京派""海派"文学比较研究论纲》，李德《论京派抒情小说的民族特征》等，对京派小说进行了主题思想、文化心态、民族特色等多方面的最初探索。
（二）、九十年代初期至今
90年代以来，作为一个整体的京派小说研究呈现出繁荣状态，单篇论文与专著大量出现，研究的视角与方法不断更新，研究的广度上和深度上不断拓展。单是有影响力的博士论文或专著就有许道明《京派文学的世界》（199412），查振科《对话时代的叙事话语》、（200510）刘进才《京派小说诗学研究》、文学武《京派小说研究》、高恒文《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等。
刘进才注重京派文体特征的研究，从文本结构、叙事方式等各个方面关注京派作品，并以《京派诗学研究论纲》概括出整套文学史"诗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把小说文本细读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学术特色非常明显。查振科《对话时代的叙事话语》，以对话的姿态突入京派文学研究。许道明《京派文学的世界》为京派小说单列一章，对京派各位小说作家的创作特色进行了论述。高恒文等人在史料研究上有所建树。
此外，有为数众多的单篇论文从京派小说的思想主题、艺术特征、审美趣味、京海派比较研究、京派小说的乡土与都市题材小说对照研究。这些不再细说了。
概括来讲，新时期以来的京派研究呈现出几个较大的趋势，一是研究方法不断更新，从传统的印象式批评、政治历史角度研究、到地域文化研究、叙事学、神话学、心理学研究，从早期的将内部文本研究与外部文化研究相分离，逐渐走向文本细读与文化研究相结合。二是在比较研究上，从京派小说与"新感觉派"小说的比较研究逐渐扩展到与"为人生"的文学、左翼文学、鲁迅小说的比较研究上，但是京派作家群内部的差异性研究不够，例如京派小说家的个性比较、京派内部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视角的差异性没有引起充分注意，京派都市题材小说与乡土题材小说的对比研究还没有深入，再进行外部的比较研究时，往往是用某几位作家、某几篇小说的特点与其他小说流派进行比较，以偏概全，影响了比较的准确性。
下面主要介绍一下京派都市与乡村题材小说比较研究与人性思想研究。
二、京派小说中的城乡书写比较研究
沈从文说："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个乡下人，永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伦理的愉快，道德的愉快。"（沈从文《篱下集》题记）芦焚也说："我是从乡下来的人，说来可怜，除却一点泥土气息，带到身上的真亦可谓空空如也。（芦焚《黄花苔》序）"这种倾向对京派出身类似的其他作家有很大影响。
吴福辉较早从文化背景上关注到"京派一群，令人难以置信地将高层知识者与'乡下人'合为一体"这种文化身份上的双重性。他认为，"在京派乡村中国世界的描写体系里面，存在着乡村与城市两种文化的基本对峙，包括两种生活形态、两种文化环境、两种韧性地对立性的描写。"
1993年第1期《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张鸿声《与乡村对照中的都市--论京派都市题材小说》 是考察京派都市题材小说创作的一篇重要论文。作者从京派作家的文化品格入手，运用新心理分析学派创始人阿德勒的理论,独到地剖析了京派作家从乡村进入都市的文化心理体验。他结合作品分析，指出乡土小说和城市小说分别从正反面完成了京派作家的人性探求。并指出都市上层与下层、成人与儿童之间的精神差异，是城乡差异的一种延续。同时他认为京派小说对于都市文明的批判还没有上升到现代理性的高度。京派小说反映的都市,只是一个与乡村对立的抽象意义上的存在,缺乏完整的形态,其抽取的都市共性,使人看不到近代中国不同都市转型期特有的文化特质。或许，这是京派都市题材小说的特异性所在，也是最终不能成为都市文学的原因"，
《河北学刊》1995年6月刘淑玲《乡村梦影里的城市批判--京派作家城市小说论》
进一步指出，京派小说中的城市不是以"题材"而是以"意象"的形式呈现，具有抽象性。他们无意于具体的城市生活特色，只关注这种生活中的人性变异，进而展示其生存困境。"因此，京派作家的城市小说是笼罩在乡村梦影里的,明显呈现着两极形态:乡村的美丽、静穆与城市的堕落、混沌，缺少动态的历史审视。持类似观点的还有2005年张园的《论京派小说都市叙事的" 他者化"》 ，李玫《论30年代都市小说中的"异化"主题》。
刘进才《游走于都市与乡村之间--论京派小说的还乡叙事》 。揭示了京派作家徘徊于都市与乡村的文化心态。
总体来说，绝大多数研究者一个共识就是在文化取向上，京派作家是选择乡村而拒绝城市的。他们的城市题材小说只能在城乡文化的比较系统之中,作为乡土小说的对比性补充,附丽于其整个乡土文学形态之中。而刘进才等研究者认为京派小说家有一种游移、徘徊于城乡之间的心态。
三、京派小说人性思想研究
沈从文把自己的创作比喻为构筑一座希腊小庙，而这小庙里供奉的是人性。人性探求是京派小说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这在研究者中基本上可以达到共识。但是对于京派小说中人性的内涵，研究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读。
严家炎先生指出,"京派小说对人性异化现象的揭露,出发点是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这是一种地道的现代思想,而不是倒退回中世纪的思想。"
文学武《论京派小说的人性思想》 ，首先在理论依据上认为，京派作家的人性思想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执著而坚定的人性探求撑起了京派小说的全部审美情感，而这种人性探求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个对立的世界：乡村风情与都市文明；两种对立的审美态度：人性美与人性恶。和严家严先生不同的是，他认为这种人性理想中包含着文化保守主义和复古、守旧心态，这体现出京派小说家人性理想的偏颇与不足,
周泉根《礼失而求诸野-- - 论"京派"文学创作的人性寻租》认为京派作家面对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让渡迁移、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点滴侵蚀及西风东渐所引发的"人性之常"与 "现实之变"的矛盾，乡土社会中寻找寄托美好人性的小屋，并形成了在乡土社会背景下对民族文化深层结构中的人性之常、人性之美进行寻租模式的挽歌式创作。乡土社会既孕育了"京派"作家们自己生命中农耕文化情致，又承载了农耕文化所有美好的人性因素，既原型意义地构成作家的深层心理背景，又为其作品提供了土壤意义的意象体系和文化内涵。较之于革命派、人生派的乡土文学的作家的批判性，"京派"也因此染上浓重的理想色彩和挽歌情调，凸现该文化群落、文学流派的派性性征。
查振科的专著《对话时代的叙事话语--论京派文学》 ，有两章专门阐释京派小说的风格。他结合神话学和叙事学的方法对京派小说进行分类阐释，在划分京派小说悲剧人物体系时，把"人性弱点悲剧"、"人性的历史悲剧性"作为重要的两类。此外，他采用黑格尔《美学》关于神性呈现于艺术中的三个层次为理论依据，把京派小说中体现出的人性美提升到神性的高度，并指出：人的神性是不能被改变的，改变的只是神性的存在方式，京派小说的局限性在于将一种神性存在形式的历史性终结误以为某种神性的终结。（147）这种采用叙事学与神话学进行文本研究的方法值得借鉴，观点也非常有启发性，而且有进一步阐发的广阔空间。
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以往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京派乡土小说表现的是人性的优美健全，而近年来出现一些对京派小说的人性观进行反思的研究，颇为引人注目，例如焦兰周发表于《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6 年3 月的《沉重的肉身与轻盈的灵魂---试论"京派"小说家的价值取向及对精神家园的追寻》 ，他把《边城》作为爱情与亲情相互纠结的一个叙事文本进行叙事学分析，他认为在《边城》中,翠翠成了彰显或评价天宝与罗送二人"兄弟"美德的符码与标尺，"通过对"兄友弟恭"这一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规范和观念体系的推崇和歌颂,沈从文抵制和否定了以尊重"人"为核心的现代文明。"而"翠翠"则笼罩在传统文化的巨大的历史阴影。承载了"牺牲"和 "奉献"的伦理道德的重任。"自己"渐渐被忽略、遗忘、否定,逐步融化掉，心甘情愿的消失在传统文化的巨大黑洞之中。然而沈从文回避了这一切，并没有对"长幼有序、父慈子孝"的这一家长权威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进行控诉和揭露。船总以"家长"的名义"牺牲"和 "戕杀"了二老和翠翠，是不幸悲剧的另一个制造者和刽子手。同样,沈从文对家长制的传统文化的的弊端和反动视而不见。
作者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京派"小说家通过爱情与亲情相互纠结的叙事原则否定和拒绝了"爱情",强调和突出了"亲情"。实质是对现代文明的有意对抗和背离及对传统文化的皈依和回归。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相当的反人性和反人道主义，也就是说，京派小说是从传统伦理道德层面对性别主体与人的价值形成了另一重遮蔽。作者仅从《边城》这一篇文章的的分析中做出结论而不及其余，把"反人性与反人道主义"的大帽子扣在所有京派小说作家身上，立论的依据本身不充足，且言辞过激，有谩骂的嫌疑，有近年来文学批评中出现的带有文革恶习的"酷评"风潮的影子。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得到重要的启发：第一点，作者有自觉的解构意识，他的另辟蹊径让我们从中看出，从文本出发，重新对京派小说进行细读，会发现其中仍然有着多重解读的可能性。第二点，以往对京派小说的研究，往往认为京派乡土小说的文体是精致而完美的，但实际上对其进行细读，会发现有很多的裂缝。从这些的裂缝之处，我们可以窥见到作家更深层次的文化心理，认识到一些长期被遮蔽的东西。
此外，还有刘永泰《人性的贫困和简陋---重读沈从文》 一文，也是从反面立论，指出沈从文作品表现出的不是人性的优美健全,而是人性的贫困和简陋。刘永泰认为,沈从文 "简单地将社会发展和人性发展对立起来,将'人性的丧失净尽'归因于日益复杂的社会"。但是,实际的情况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个体人性的扭曲变形,但人的社会性是人实现自己使其成为现实的人和有个性的个人的根据和必然形式,社会无论如何都是个体人性生成、发展、完善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湘西自然经济状态下的人性的诸多要素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现代文明中人性的某些要素片面扩张造成了个体人性的扭曲变形,但作为类的人的人性却因此而发展丰富起来,对象化为更合理的社会结构,为个体人性的完善准备了更好的条件"。研究者独具只眼地看到了沈从文对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的认识方面的欠缺。
概括起来，京派小说人性思想研究中呈现出如下一些特点：一是对京派小说中人性内涵的研究仍然不够深入，往往从人物的表面特征出发，缺乏对文本的细致研究，其次是往往以京派个别作家的个别作品的特色作为京派小说的整体流派特色。京派本身是比较松散的，而它的所谓流派本质特征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后人在研究的基础上追加上去的，必须要以谨慎的态度来对待，但是，正因为其松散，给我们留下了更大的探索空间
四、研究概述与论文提纲
综上所述，现有的研究对京派小说所体现的人性内涵的考察一方面是多角度的：有传统伦理道德层面、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关系层面等多个层面，在价值评判上也有很大的不同，另一方面，无论京派作家本身还是研究者们来对于都市与乡村两类作品中人性的褒和贬都过于态度鲜明。在论及人性思想时，把都市题材与乡土题材完全对立起来，或者只是以乡土小说为主，把都市小说作为一个补充，我认为，这有可能遮蔽了京派作家在这两种题材的小说中对人性进行思索的一贯性。
下面我大致地介绍一下论文的结构安排以及一些设想。
（一）乡村里的人性。
沈从文用希腊小庙供奉的人性实质上是建立在对"人性善"的预设上面。是作者们心目中的"神性"。但实际上，人性有非常复杂的方面，尽管京派作家们都有意对作品中的人性进行美化、净化，但正是这种"有意为之"，会在一些细小的地方破坏了生活的原生态，在逻辑上出现矛盾，叙事上出现裂缝。因此，这座希腊小庙并不是像作家们自己所标榜的那么"坚固"而他所供奉的"人性"也会呈现出神人同体的尴尬。而且，既然在某种先入为主的理念的引导下进行创作，就如同左翼作家会形成"革命加恋爱"的模式，京派作家也往往会在叙事结构上形成一些比较固定的模式，只不过这些模式没有那么简单直露而已，如果采用叙事学，对其进行深层的文本解读，从这些模式中，我们不难窥见作家心中隐藏的一些深层的思想文化因素。
（二）城市里的人性。
京派小说都市里的人性是不是可以简单的归结为"知识对人性的蒙蔽"，或者说精神的失血，人性的苍白、堕落？我想问题绝对没有这么简单。
第一，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在某种环境下美好的人性可以很好的保存，而换到另一种环境中它就绝对没有保存的可能性。。我们说人性本身是复杂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城市这个空间狭小，竞争激烈的畸形空间里，很可能只是人性保存的方式不同而已
第二，从京派小说文本当中，本身呈现出了都市人性书写的复杂性。比如沈从文前期作品《八骏图》、《绅士的太太》与后期的《如蕤》、《都市一妇人》相比，里面对都市人的态度与情感已经有了非常微妙的变化，你可以说，这里体现出一种对都市人性从单纯憎恶到热心改造的过程，也可以说，这里体现出作者对都市人的理解慢慢从片面走向了全面。又比如凌叔华的《酒后》与《花之寺》等小说，从女性视角突入人性，在两部作品中所呈现的都市人性也并不是整齐划一的。而这些可能性，必须要对作品进行细致地分析，把文本细读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进行探讨。
（三）城与乡的互相张望
京派作家对城市与乡村的感情并不是那样可以非常简单的用"赞美"与"憎恶"这样一对非常简单的反义词来概括。实际上，京派小说中有不少的细节透露出城市与乡村的互相张望。而且这种张望往往是一种非常好奇的、善意的眼光。例如，沈从文《萧萧》中，不仅能隐约读出作者对宗法制笼罩下乡村人性的一种怀疑性的审视，而且从村民们对"女学生过身"的谈论，萧萧对女学生生活的向往中，还可以读出城市想象之于乡村的一种"启蒙"意义来。《三三》中，城里白脸少爷的到来打破了三三母女生活的平静，二人开始想象城里人的内心在想些什么，城里的房子是怎样的，少奶奶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并且还会不由想到自己也成为城市的一员会怎样。萧乾《篱下集》中的环哥直接就用一双儿童的眼睛观察出城里人与乡下人的生活习惯与人性有多么不同。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那一段段意识流，直接是经受城市生活熏陶的知识者文雅玄奥的精神漫游，是知识话语，而这种知识话语常常被乡民们的方言俚语所打断，带回现实，两种语言混杂在一起，纠缠不清，呈现出一种非常斑驳而离奇的情感状态。而林徽因笔下的绝代佳人钟绿虽然置身于大都市的校园里，作者对乡村生活的美好想象确由钟绿像村姑一样在井边取水的情景中呈现出来。
从这些互相张往里面，我们看出京派小说作家们看似坚定的城乡立场里饱含着不少模糊暧昧的因素，从中我们对于城市中人性寄寓之处的探寻，乡村里人性的种种有待发展之处能得到很多启发，但更重要的是，借用这些宝贵的现代文学资源，我们能够从"人性"这样一个侧面看到六七十年前，刚刚崛起的中国现代都市与古朴乡村的相互对峙与相互吸引在一群知识分子心中留下了怎样的剪影。这对于中国的城乡问题研究而言，不仅具有文学史价值，而且具有相当的文化价值和思想史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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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泰.人性的贫困和简陋---重读沈从文[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2).21、下列人物中，出自《青春之歌》的有（ ABCD
D、余永泽 22、《青春之歌》出版以后，为作者杨沫和作品辩护的著名评论家有（
D、郭开 23、郭小川创作的叙事诗有（ ABCD ）。
A、《白雪的赞歌》
B、《深深的山谷》
C、《严厉的爱》
D、《一个和八个》 24、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中偏重于“宏大抒情”的诗作有（ ACD
A、《放声歌唱》
B、《致青年公民》
C、《雷锋之歌》
D、《十年颂歌》 25、以下诗作中，属于贺敬之创作的有（ ABCD
）。 A、《回延安》
B、《桂林山水歌》
C、《雷锋之歌》
D、《西去列车的窗口》 26、以下诗集中，作者是李瑛的是（ B
）。 A、《江南曲》
B、《红柳集》
C、《去远方》
D、《骑马挂抢走天下》 27、下列散文作家中，以“诗美”见长的是（ A
D、秦牧 28、以下散文作品中，作者是秦牧的有（ AB ）。
A、《古战场春晓》
B、《社稷坛抒情》
C、《海市》
D、《长江三日》 29、三幕话剧《茶馆》描写的三个时代是（ ABD
A、戊戌变法
B、军阀混战
C、抗日战争
D、抗战胜利后到解放前夕 30、下列剧本中，作者是老舍的有(ABCD）。
A、《女店员》
B、《方珍珠》
C、《龙须沟》
D、《西望长安》 31、下列人物中，出自话剧《关汉卿》的有（
D、朱帘秀 32、田汉在建国后创作的剧本有（
A、《获虎之夜》
B、《丽人行》
C、《关汉卿》
D、《谢瑶环》 33、新时期文学的开端之作是（
A、《伤痕》
B、《班主任》
C、《在小河边上》
D、《雪落黄河静无声》 34、下列小说中，作者是刘心武的有（ ABCD
A、《如意》
B、《我爱每一片绿叶》
C、《班主任》
D、《醒来吧，弟弟》 35、下列人物中，出自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的有（ AD
D、宋宝琦 36、下列人物中，出自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的有（
AB ）。 A、倪吾诚
D、魏天贵 37、下列小说中，作者是张贤亮的有（
ABC ）。 A、《河的子孙》
B、《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C、《习惯死亡》
D、《蝴蝶》 38、下列小说中，作者是张炜的有（ AB
A、《秋天的思索》
B、《秋天的愤怒》
C、《春之声》
D、《开拓者》
39、下列人物中，出自《平凡的世界》的有（ BD
40、下列作品中，作者是贾平凹的有（ ABCD
A、《商州三录》
B、《爱的踪迹》
C、《浮躁》
D、《高老庄》 41、王安忆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有（
A、《长恨歌》
B、《纪实与虚构》
C、《小鲍庄》
D、《荒山之恋》 42、具有道家文化色彩的寻根小说名作是（
A、《爸爸爸》
B、《棋王》
C、《小鲍庄》
D、《最后一个渔佬儿》 43、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上，擅写“京味小说”的作家有（ AB
D、周作人 44、白音宝力格是小说《
》中的人物。
A、《黑骏马》
B、《北方的河》
C、《神鞭》
D、《金牧场》 45、下列小说作品中，作者是汪曾祺的有（
A、《受戒》
B、《大淖记事》
C、《九座宫殿》
D、《三寸金莲》 46、莫言的小说代表作有（ ABC
A、《透明的红萝卜》
B、《红高粱》
C、《檀香刑》
D、《金牧场》 47、（
）的小说在新时期以善于制造“叙述圈套”而著称。
D、苏童 48、新时期先锋小说写作具有（ ABCD
）等特征。
A、虚无主义
B、形式主义
C、神秘主义
D、非理性主义 49、下列小说中，作者是格非的有（ ABC
）。 A、《迷舟》
B、《褐色鸟群》
C、《青黄》
D、《虚构》 50、余华的小说《
》中的人物大部分都用数字符号来代替。(B)
A、《一九八六年》
B、《世事如烟》
C、《现实一种》
D、《河边的错误》 51、下列小说人物中，出自《活着》的有（ BCD
D、凤霞 52、新写实小说是作为对（ AD
）两种小说潮流的艺术反拨而出现的。
A、寻根小说
B、伤痕小说
C、反思小说
D、先锋小说
53、刘震云以小林作为主人公的小说有（ AD ）。
A、《单位》
B、《官人》
C、《官场》
D、《一地鸡毛》
54、新写实小说家群体中，（
A）受精神分析学的影响较深。
D、池莉 55、著名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是根据苏童的小说《 A
》改编拍摄的。
A、《妻妾成群》
B、《红粉》
C、《妇女乐园》
D、《温故一九四二》 56、下列作家中，以塑造女性人物著称的是（ C
D、莫言 57、下列新时期小说家中，以“故乡系列”闻名的是（ B
58、多米是长篇小说《
》的主人公。
A、《私人生活》
B、《一个人的战争》
C、《守望空心岁月》
D、《妇女闲聊录》
59、下列小说中，作者是陈染的有（
A、《与往事干杯》
B、《破开》
C、《纸片儿》
D、《子弹穿透苹果》
60、新时期之初，为朦胧诗辩护的“三个崛起”论的提出者是（ ACD
61、朦胧诗人群体中，诗作具有“史诗”倾向的诗人有（
D、梁小斌 62、下列诗作中，作者是顾城的有（ABCD
A、《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B、《远和近》
C、《生命幻想曲》
D、《一代人》 63、诗集《太阳城札记》的作者是（ C
D、梁小斌 64、诗集《黑眼睛》的作者是（ B
D、杨炼 65、下列诗人中，以“知识分子写作”自居的有（ AB
D、于坚 66、新时期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的诗人有（
D、唐亚平 67、韩东早期诗歌代表作有（ AB
A、《有关大雁塔》
B、《你见过大海》
C、《在哈尔盖仰望星空》
D、《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68、九十年代最早倡导“大散文”并发表宣言的作家是（ D
D、贾平凹 69、新时期之初，在散文领域取得较大成就的老作家有（
D、汪曾祺 70、下列散文中，出自余秋雨手笔的有（ ABD
A、《抱愧山西》
B、《家住龙华》
C、《游牧长城》
D、《白发苏州》 71、新时期最早投身实验话剧探索，并具有明确的理论自觉的话剧作家是（ C
D、李龙云 72、高行健的话剧中，具有复调特征的是（
A、《绝对信号》
B、《野人》
C、《车站》
D、《等待戈多》
三、名词解释 1、双百方针
: 毛泽东于1956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经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专题报告中作了详细深入的阐发。双百方针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研工作领域里的表现”，文艺工作者在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前提下，在创作方法、文艺题材和艺术风格等方面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双百方针的提出为我国文艺界解放思想、繁荣创作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并迅速得到了全国文艺理论和创作界的热烈响应。 2、“中间人物”: 邵荃麟在60年代初提出来的一种文学创作主张。他指出，强调写先进人物和英雄人物是应该的，因为他们反映了时代精神，但整个创作现状来看，反映中间状态的人物比较少。两头小，中间大，好的，坏的人物都比较少，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文艺教育的主要对象之一是中间人物，所以应该注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 3、陕西作家群: 陕西作家群以柳青、王汶石、杜鹏程为代表，其中，柳青和杜鹏程以长篇小说名世，而王汶石以短篇小说创作见长。柳青的《创业史》和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分别代表十七年时期现实农村题材和革命战争题材长篇小说所达到的较高的成就。相对于赵树理所代表的山西作家群来讲，柳青等更坚定地实行表现新英雄人物的决心，更重视先进人物的创造，更富于浪漫的理想色彩，具有更大的概括时代精神和历史本质的雄心。 4、“三红一创”：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和柳青的《创业史》，被时人称为“三红一创”，它们是“红色经典”的代表作。前三种是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后一种为农业合作化题材的长篇小说。 5、新辞赋体：这种诗体是郭小川在六十年代，重新回到“政治抒情诗”创作后，经过对“楼梯式”诗体的艺术改造所创造的一种新的政治抒情诗体，这种诗体将“楼梯式”的成梯形排列的诗行“还原”为散文式的长句，外形上追求“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即各节的行数相等，行的字数相等），尤其注重节和节之间、行和行之间排比和对称，使得诗体在外形上显得规范整饬，类似于20年代的新格律诗。但是他的内在散文的长句却自由灵动，活泼多变。他广泛地吸收了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辞赋体的艺术营养，是对中国古代辞赋体所作的一种创造性的艺术转化。这是郭小川在十年代对“政治抒情诗”艺术作出的一个新的贡献。他的这种“新辞赋体”的代表作品是《甘蔗林――青纱帐》、《厦门风姿》、《乡村大道》等，虽然规模体制不如“楼梯式”那样宏大，却更有文采，更有形象性和音乐的流动美感。 6、新情歌模式: 闻捷在诗集《天山牧歌》中创造的一种抒情模式，把集体的劳动和个人的爱情结合起来进行歌颂，歌颂了少数民族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歌颂了无产阶级的人情美和人性美，也歌颂了祖国的壮美河山。因强烈的边疆风情而广受欢迎。《苹果树下》、《葡萄成熟了》、《舞会结束以后》、《追求》、《爱情》等都是其中的名篇。 7、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的第一股文学潮流。它得名于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为伤痕文学的开端之作。这股文学思潮是在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的政治背景下出现的。文革结束后，一大批揭露批判文革和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与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的文学作品大量涌现，它们纷纷揭露“文革”极左路线给民众所带来的心灵创伤。如宗璞的《我是谁？》，张贤亮的《邢老汉和狗的故事》，陈国凯的《我该怎么办？》，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郑义的《枫》，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莫应丰的《将军吟》，古华的《芙蓉镇》，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伤痕文学”在思想上开启了人道主义的回归浪潮，在艺术上以强烈的现实精神和批判色彩促进了现实主义的回归，但由于主观控诉色彩过于强烈，导致了作品思想比较平面化和艺术表现方式的单一化。 8、反思文学: “反思文学”是指七八十年代之交开始出现的对建国三十多年来社会发展中的迂回曲折、明进暗退的远因前缘进行冷静思索、重新审视的创作潮流。它兴起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伤痕文学”方兴未艾之际，主要以“反思小说”著称，当时早期的主要小说代表作品有：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刘真的《黑旗》、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等。之后许多作家都“加入”到这一创作潮流之中，比如张贤亮、王蒙、张洁、铁凝、张一弓、李国文、高晓声等。这些作品所表现的生活内容从“文革”前追溯至50年代或者更远，其触及的主要内容范围也更为广泛。反思文学无论在思想还是艺术上都是对“伤痕文学”的一种深化和发展。随着新时期改革开放方针的确立和实行，改革文学的兴起，反思文学作为一股创作潮流逐渐减弱，但是反思作为一种思考品质却依旧留存在了作家们的创作之中。 9、“陈奂生系列”:指的是高晓声在八十年代以来创作的以陈奂生为主人公形象的一系列小说，包括《“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战术》、《陈奂生出国》等，以此反映了农民陈奂生的人生历程。陈奂生的身上带有明显的阿Q气，陈奂生所生活的时代虽然已经改变，但新的时代下的国民性却并非完美，陈奂生们还没有“从因袭的重负中解脱出来”,他们的性格里残留的封建主义君权思想、忠恕观念等陈腐的东西是他们身上所蕴含的悲剧性根源。陈奂生们的悲剧在于：“他们生活在做主人的时代，却不是做主人的材料。” 10、寻根文学:是80年代初期开始萌生，并且在八十年代中期正式形成的一股强大的小说创作潮流，这是继“伤痕”、“反思”、“改革”文学之后的又一股文学创作潮流，寻根文学的兴起和壮大与文学理论家的推动和作家的创作密切相关，“文学寻根”的理论口号和寻根文学的实践创作互相推动。1984年底的“杭州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寻根文学”的口号。会后，韩少功的《文学的根》，郑万隆的《我的根》，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等文相继发表。与前相比，寻根小说创作将艺术视野从政治生活转向了对文化的关注，特别是表现出对于传统的眷顾，作家们也倾向于把现实的社会变革同我们民族的历史、民族的命运、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文化传统联系起来，力求对当代生活作出更复杂、更深刻的观照和表达。主要代表作家作品有阿城的《棋王》，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等。寻根小说创作扩大了文学表现题材领域，尤其是文化视角的拓展更丰富了文学表现的维度，对于现代派艺术手法的借鉴和运用更加圆熟，从而也扩展了当代文学的艺术视野。但是对于“根”的静止的、非历史的理解，这导致一些作家一味地沉迷于古、俗、粗、野之中，表现出贵远贱近、向虚背实的倾向。 11、“异乡异闻系列”:作者是郑万隆。郑万隆注重探讨特殊地域中某种民间文化性格形成的特殊性，因此他的寻根小说十分注重描写具有特殊性格的人物和孕育这些人物的特殊的生存环境。在他的“异乡异闻”系列（以《老棒子酒馆》为代表）中，人物生存和活动的世界是一个汉族淘金者和鄂伦春族猎人杂居的“异乡”。在这个边远、荒野的山村，人们为着生存和实现他们的全部做人的欲望，需要付出异乎寻常人的力量和代价，在这个过程中，同时也养成了他们异乎寻常人的性格，造就了他们异乎寻常人的思想观念、情感方式和行为方式。通过这些“异人”、“异事”，作者向人们展示了这个特殊生存环境中人们“在创造物质的同时怎样创造了他们自己”，从人与环境的关系中，深入揭示了人的本质力量和某种特殊地域的特殊文化性格形成的全部奥秘。 12、“元小说”：“元小说”（meta-fiction），又被译为“超小说”或“后设小说”。指的就是有意暴露叙述行为或者虚构性的小说。英国小说家兼批评家戴维.洛奇简洁地概括为：“元小说是有关小说的小说，是关注小说的虚构身份及其创作过程的小说。”元小说的是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的时兴而流行的。元小说在中国先锋小说作家的创作中被大量运用，马原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3、“故乡”系列：刘震云的“故乡系列”指的是他的三部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中篇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头人》等。其中《故乡天下黄花》是一部乡村政治斗争史：孙家、李家两大户为争夺村长的交椅，代代相争，机关算尽，付出了许多生命代价。《故乡相处流传》是一部具有强烈荒诞意味的野史，揭示了统治者和百姓的捉弄、利用与被捉弄、被利用的历史真相。《故乡天下黄花》的写实风格与《故乡相处流传》的荒诞风格相去甚远，却都旨在批判家族政治和愚民政策，因而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温故一九四二》以1942年河南大灾为背景，写灾荒的惊心动魄，人吃人，官员却相互扯皮，延误救灾。作品带有强烈的纪实色彩。长达二百万字的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则通过写梦、写历史，渲染人性的疯狂、历史的荒诞，进一步强化了批判和无奈的主题。刘震云的“故乡系列”通过迥然不同于正史的叙事方式，揭开了历史的另一副面孔，敞开了被以往历史遮蔽的暗角。 14、私人化写作：又称“个人化写作”，就其广义而言，指的是那种疏离了统一的思想规范和艺术规范，以个人的自由选择和自主创作为特征的一种写作方式。这种写作方式是对长期以来遵从一种统一规范的“集体化写作”或“群体化写作”方式的反动。就其狭义而言，是特指90年代兴起的以表现女性的身体隐私和生活隐私为特征的女性创作，是对这一创作现象的命名。这一命名源于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以及其他女作家类似的作品的讨论 15、朦胧诗：是文革结束之后，大约在1980年前后出现的一股诗歌创作潮流，其前身是文革时候的“地下诗歌”，并且在精神性上直接呼应着小说领域内呼唤人性、人道主义的伤痕文学创作。1979年《诗刊》发表的北岛的《回答》可以看作是朦胧诗兴起的标志。除了北岛之外，朦胧诗的代表作家主要还有：舒婷、顾城、江河、杨炼、梁小斌等。朦胧诗的作者是十年动乱中成长起来的一批青年，无论在诗歌内涵还是在艺术观念和艺术手法上，他们的创作都具有相当的超越性。在精神内涵上，以现代意识思考人的本质，寻求人的自我价值，追求心灵的自由；在艺术上追求朦胧之美，以简洁的暗示代替过去的直接显现，手法上也吸取了西方现代派的艺术特点。朦胧诗出现之后，其影响迅速扩展，同时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论。80年代中期，朦胧诗群体也开始分化组合，朦胧诗作为一个诗歌创作潮流被更新的更具有探索和革新渴望的诗歌创作潮流――后新诗潮――所代替。 16、“第三代”诗人：自称站在民间立场、倡导平民意识的“第三代诗人”，是由若干个民间诗歌社团汇合而成的诗人群体，其中集结了“他们”、“非非”、“莽汉”、“海上”等诗社的代表性诗人韩东、于坚、伊沙、杨黎、周佑伦、李亚伟、王寅、孟浪等。这批诗人以激进的方式宣布与朦胧诗决裂，摒弃朦胧诗的英雄主义、人道主义、理想主义等精神，主张反英雄、反崇高、反优美，甚至反“诗”，即颠覆传统的诗歌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因此他们执意在第三代诗人和后朦胧诗人之间划出一道清晰的鸿沟：第三代诗人把由日常语言证实的个人生命的经验、体验、写作中的天才和原创力放在第一位，而在“后朦胧”那里，则是“首先是知识分子，其次才是诗人。”这种区分明确地表现出第三代诗人“反文化”的姿态。他们割断抒情言志的诗歌传统，主张用语言直接直陈事物或描摹感官印象，而回避情感和价值判断。这也就是第三代诗人鼓吹的所谓“诗到语言为止”和坚持诗歌的“民间立场”。其诗风相当芜杂，较为一致的方面是直白的陈述和口语化的表达，这恰好与后朦胧诗的深邃、隐奥形成鲜明的对照。 17、“民间写作”: “民间写作”是和 “知识分子写作”相对立的一种诗歌写作立场。民间写作的代表人物于坚、韩东等人坚决的排斥“知识分子写作”的精英立场和追求超越性价值的姿态，他们不仅主张诗歌写作应该摆脱政治压力、体制束缚，而且主张摆脱一切意识形态干预、思想文化霸权和伦理禁忌。于坚是民间写作的理论代表，他鄙夷“知识分子写作”，认为“那是对诗歌精神的彻底背叛”。在诗歌精神内容方面，他们摒弃英雄主义、人道主义、理想主义等精神，主张书写日常经验，反崇高、反浪漫、反间接经验，比如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于坚的《对一只乌鸦的命名》等；而在诗歌艺术上，更注重突出诗歌语言的口语化等艺术特征，比如于坚的《尚义街六号》等。其实，韩东、于坚等人提出的“民间写作”并非一个严格的理论概念，提倡者之间也存在着侧重点的差异，而“民间”本身也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 18、文化散文：“文化散文”肇端于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化寻根文学思潮，在九十年代蔚为大观。一般来说，“文化散文”（“大散文”、“学者散文”）是指那种在创作中注重作品的文化含量，往往取材于具有一定历史文化内涵的自然事物和人文景观，或者通过一些景物人事探究一种历史文化精神的散文。“文化散文”多以对历史文化的反思和对人类生命本体意义的求索为主要内容，以文化氛围的宏大和思想的恣肆为特征，创作上往往呈现出博大、深邃、沉雄、阳刚的气概。主要代表散文作家有余秋雨、贾平凹、王英琦、周涛、马丽华、张中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