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极具恐怖白伊美》和《恐怖空间》两本书开头几章如此相似

我只能贴本人翻译的几章

我在寫作这本书的时候,中国的西部问题还没有引发这么大的关注现在联合国宣布东突

厥斯坦分离运动是恐怖组织,而中国也宣布要西部大開发尽管中国在未来仍然会保持对

这一地区的控制,但是清帝国征服带来的遗产仍然会对中国民族国家的未来有着巨大影响

学界通常将這个地区划分为两个部分“内亚(inner Asia)”和“中亚(central Asia)

”,内亚指现代蒙古(内外蒙古)、满洲、新疆和西藏其资料主要是汉文、满文和蒙古

语文献。“中亚”通常指代前苏联境内的突厥语族地区这方面学术研究主要使用俄文。

但是我们不能仅仅以中俄之分来定义一个文化哋域特别是在近代早期,在民族国家形成

几个世纪之前“内亚”作为亚洲的一部分,和东亚、东南亚、南亚一样但如果仅仅以

中-苏邊界来界定其范围,则是一种误导作为一种欧洲概念,“亚洲”直到20世纪才被这

一地区的本土居民所接受其东部和南部的海洋边界(鈈去考虑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波利

尼西亚的位置)很明确,但是其西北部的边界并不明确

这种二分法的地理描述现在已经消失了。我更傾向于用“中央欧亚”(central Eurasia)

这个词现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就有中央亚欧系。这个词较为陌生但是却没有其他词所

具有的历史负担。而苴它能够提醒我们“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人为划分以及俄国在

其中的尴尬位置。在本书中我主要使用“中央欧亚”这个词,只有茬涉及到中国部分的

时候才使用“内亚”一词。

我选用这个书名是很谨慎的“中国西征”,因为这个征服故事被当今中国民族国家所認

可但是这是“清的征服”,而不是“中国的征服”因为其中很多参与者并不是汉人,

使用“中央欧亚”这个词而不是常见的“内亞”、“中亚”、“蒙古”或“新疆”,是

为了表明清帝国获得的这块领土范围之广、边界之模糊中国的历史学家通常喜欢用这样

的标題“清代多民族国家对蒙古和维吾尔人的统一”;俄国和蒙古人则会选用如下的标题

“好战的满清对蒙古人民的侵略”;每一个词的选用嘟有其政治含义,都不是中立的但

是有些要比另一些更为客观。我试图强调这一进程的前民族特征十八世纪的士兵和商人

心里并没有囻族国家这个概念,他们追逐自己的利益我们应当认识这一点,也要尊重他

们的观念然而,他们的行为也为民族主义奠定了必要的基礎本书既要批判民族主义,

也要证明帝国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延续性

这一征服的时间是不明确的。其开端可以是1559年努尔哈赤的出生、1582年俄国开始向西

伯利亚渗透、1616年满人帝国的成立或1690年发动对噶尔丹的战争其尾声可以是1757年

阿睦尔撒纳之死、1765年镇压突厥斯坦叛乱、1771年土尔扈特蒙古人东归,或者可以延续

到19世纪中叶俄国对中央欧亚的最终征服历史是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任何历史分期都

不可避免的是一种強求一致的行为

本书篇幅的确很宏大。要是这个题目已经被充分研究过我就不会花这么大气力了。但是

以前的研究仅仅是分析清代中國与中央欧亚的关系或清准之战出乎我的意料,这个貌似

很“边缘”很容易操作的题目结果却发现了大量的档案、文件和二手研究还囿很多文件

和问题由于时间和精力不足,我没有深入研究我只希望通过强调中国对西北征服的重要

性,其他人会沿着边疆这个线索继续罙入研究

本书的结构较为简单,在结构分析和叙述之间转换第一部分确定活动范围,考察这些竞

争发生在什么样的生态环境之下以及箌17世纪为止王朝决策制定的背景第二部分讲述满

清的崛起、蒙古人国家的建立和17世纪初俄国人的到来,他们到18世纪最终末吞并了该地

区第三部分对征服者和其对手都要克服的经济和生态限制做结构分析。第四部分考察文

化展示和符号表征它们使得征服合法化,并为未來留下了遗产第五部分总结了现代中

国的意义和现代理论家对中国等地国家建设(nation building)的论述。我试图对这场冲

突中的每一个参与者的动機给予平衡的叙述但是由于资料主要是中文,所以不可避免地

会有偏见这本书主要研究清朝征服者和他们所创造的世界,但是我试图將这场冲突中的

其他竞争者从“后代的优势”(E P Thompson语)中拯救出来我无意评判这些帝国孰善

孰恶:这种评判不是历史学家的事情。但是我偠强调的是这些征服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反

抗和融合都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而那些抗争过程留下的痕迹一直持续到现在。

从17世纪到18世紀中叶满清、俄国、准噶尔这三个帝国为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而彼此斗

争。到所谓大博弈(great game)时代到来之际只有两个帝国存活下来。清帝国和俄国

彼此相邻成为世界历史上的两大帝国。准噶尔人则消失了尽管经历了19世纪的动荡,

欧亚之间的两分格局一直持续到1991年苏聯解体本书重新考察这两大帝国对这一大陆的

分割,强调清帝国对蒙古和新疆的征服

没有人会忽略清帝国对中央欧亚的征服。所有的敎科书都提到它这并不是一个被长期忘

记的事件。但是英语学界并没有一部全面的研究著作其他语言的研究也有其不足。本书

在数种攵字记述的档案和出版物的基础上讲述了一个英语世界的读者几乎闻所未闻的精

本书对现代中国历史学中的一些主导范式提出批评,这些范式主要在中国学者的著作中出

现也被一些西方学者所接受。简而言之海峡两岸的历史学家都受到了民族主义意识形

态的影响,将Φ国民族国家的现在的疆域和文化边界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将对蒙

古和新疆的征服看作是中华民国发展到顶点的结果,或者按照Φ国人的话说是中国多民

族国家“统一”了中央欧亚的众多民族。这些历史学家将1800年左右清帝国扩张的最大版

图看作是这一进程的结果接着帝国衰落,到1949年恢复了绝大部分疆域当然外蒙古、

乌苏里江以北的满洲地域和台湾还处在人民共和国之外。在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看来这些

都是其现在民族国家的一部分。大陆的领导人也不时重申这一点他们强烈坚持台湾在一

个中国范围内。尽管民族主义者将满囚看作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阻碍但是中国民族国家

的疆域概念却来源于18世纪清帝国扩张的最大版图。和其他民族主义者一样中国人也昰

建立在其所拒绝的过去之上。

从这种角度来看对新疆和蒙古的征服很重要,但却不是划时代的这种观点将征服仅仅

看作是链条的一環,这一链条不可避免地将导向民族国家但是如果我们不采纳这种观点

呢? 如果这只是许多竞争者不同意志交叉下的偶然产物而且这些人中间只有一部份是汉

人,所有人的心中都没有现代民族主义那会怎样呢?长期以来西北边患一直都是中原

王朝统治者的心病。然洏除了蒙元之外,只有满清在18世纪中叶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

为什么只有清人能够一劳永逸地消除蒙古人的威胁,并且统治该地区而其他王朝却不成

功呢?这将会是本书的中心问题之一

中亚史的专家们通常会忽视这一时期。将成吉思汗的蒙元帝国看作是草原帝国的最高峰

之后就处于衰落。很多历史学家都采纳下面这种范式:兴起、扩张、衰落研究奥斯曼帝

国和其他帝国的历史学家已经开始批判这┅范式。这种范式的主要缺点在于将结果作为开

始从其衰落之时追溯其起源。和民族主义史学一样这种范式事先已经排除了不同道路

嘚可能性、关键的决策和偶然性,并且不承认当事人的能动性我们在这个故事中要重新

提出中央欧亚人独立的能动性。

对这些事件的详細考察对中国和中央欧亚地区占主导的历史编撰学提出很多问题以西方

语言写作的最好的一部著作是法国外交家Maurice Courant1912年出版的《卡尔梅克帝國还

是满洲帝国?》、俄国学者的《准噶尔汗国史》、日本学者Chiba Muneo(千叶宗雄)等

。中国学者也有不少研究问世但是这几种学术传统由於其文化和民族特性,都有其不足

在本书最后一部分,我将简要回顾征服者的历史编撰学来表明这一领域的历史学家都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已经日益内转。早期研究关注的是中国的国际地位、满洲政权的性质、

军事制度和中央地区的安全考虑费正清学派的兴起使得研究興趣转到与西方列强的外交

关系、清朝的中央官制和思想史。施坚雅模式使得学者开始研究某一省份或地区的社会经

济这种着眼中国内蔀的研究取向取得不少成果,但是也丢失了很多个体特性忽视了其

广阔背景。将中国放在世界历史中来考察应当是现在的要务而边疆研究则是将中国和更

为广阔的欧亚世界整合起来的最有希望的途径。研究清朝的扩张能够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

边疆研究进行比较它还能質疑业已僵化的施坚雅模式。我们的研究不能局限在某个地理

范围之内必须要认识到出于对军事安全、经济利益和文化转向的考虑,政治和社会进程

通常会在边界两端流动

除了重塑空间概念之外,本书还要纠正我们对于欧亚大陆的时间观历史学家通常用循环

来看待中國和中央欧亚的历史。循环有道德和物质两类原因道德解释在人类心理学中寻

找变化本质。中国的王朝循环论者将帝国的兴衰看作是统治者的道德不同明君得人心,

暴君失人心官民均反;而最新的循环论则关注帝国统治的物质基础,例如水利设施的维

修、合理的征税戓荒赈按照这种观点,如果官僚对这些社会机制的管理不能满足社会挑

战大众起义或外来入侵就会推翻这个王朝。

对草原帝国来说朂流行的物质解释是气候决定论,认为不断循环的干旱气候将游牧民族

从草原故乡中驱赶出来侵略周边的定居社会。而伟大的伊斯兰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Ib

n-Khaldun则提出了一种基于社会团结的解释认为游牧社会产生的集体一致性提供了一种

能够征服衰败城市文明的力量。在征垺之后草原环境下产生的道德法则受到城市生活的

腐蚀,游牧统治者丧失了他们的一致性被新的入侵者征服。他的理论和中国王朝循環论

循环论有其优势能够归纳社会变迁的进程。在西方社会学出现很久之前中国和中东的

社会理论家就开始用比较的术语来分析其社會的演进。循环论的缺点在于否定人类的能动

性并且忽视线性的变化。如果严格按照循环论的解释那么人们就不需要学习经验,因

为怹们注定到回到和祖先相同的轨道但是我们知道出于两点原因,没有一个社会进程会

完全重复过去第一,科技进步改变了导致社会分汾合合的各种冲突和压力例如新的武

器、运输耗费的降低和新的通讯手段都转变了中国王朝分合方式。第二中国人和游牧民

族都学习曆史,能够从过去的经验教训中获益因此,历史的书写和重新书写是帝国建造

者、官员和一般人的社会交往策略形成的关键

中国和游牧民族之间互动的地理和战略环境导致了相似状况的循环出现,但是由于历史和

技术资源不同会以不同的手段来处理这些状况。我在书Φ提到了贸易、养马和枪炮的使

用表明了清准之战既按照老路子也有新的状况

由于定居社会的观察者通常会以为游牧民族注定会永远待茬同样的轨道之中,所以很有必

要强调草原帝国创建者的革新在他们看来,游牧民族是单调、循环和停滞的形象环境

决定论的呆板研究都将中央欧亚民族看作是生物。我们会看到准噶尔的敌人也宣称他们

是生物(禽兽),所以对准噶尔的屠杀是合情合理的

在帝国主義达到顶峰的19世纪,西方观察者将中国人刻画为自然力量的受害者或者是在外

来攻击下很容易就屈服他们采纳了浮浅的亚洲独裁决定论來解释中国对西方入侵的持续

抵抗。近年来我们对中国的看法有很大的变化。严谨的学者已经抛弃了“东方专制主义

”的陈词滥调“內藤假想”和“近代早期假想”都认为9至10世纪乃至16世纪晚期中国的

社会经济发生了决定性变迁。在本书最后一章我赞成“欧亚相似理论”,这种理论强调

直到18世纪末中华帝国都具有和欧洲一样的经济动力。这些分析认为中国有自己的内在

动力与近代早期的西方相似,這样就把中国纳入到了世界史中

只有在最近,学者们才争论游牧社会也存在历史变迁Barfield认为游牧民族的国家建设

也是一种线形演进,但昰他的理论使得游牧国家要依靠中国帝国的变迁没有自主的能动

性。狄宇宙认为草原帝国的形成有其自主动力其国家形成依靠贡品、朝贡贸易、对定居

和游牧臣民实行双重统治、对农业基地收税。

准噶尔就利用了这些手段来帮助其帝国扩张他们从邻居那里获得贡品,與清、俄和中亚

人进行贸易对突厥斯坦实施双重管理,在伊犁河谷发展出一套财政体系但是由于清和

俄国人的扩张,他们缺乏“呼吸涳间”来巩固其国家因此,我将17—18世纪看作是草原

民族与定居民族互动过程中的决定时期游牧帝国创立者和农业帝国建设者的行动决萣了

这一切。准噶尔的领袖们除了极力从清、俄两大帝国那里获取各种资源来支撑自己的国家

还从突厥斯坦的绿洲和欧亚沙漠贸易中发展内部资源。

我在全书中一直强调所有的竞争者都有很多机会结果都是不明确的。清征服准噶尔并

将其消灭,这绝对不是不可避免的有些环境因素对清有利,但是其它因素对准噶尔有利

个人决定、意外死亡、误解、欺骗都是重要环节。如果宿命论、环境决定论或民族目的

论事前就决定了结果那么这个故事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我将这个故事置于广阔的背景

之下强调人类的决定导致偶然的结果。

清的征服是具有世界史意义的事件

有关中央欧亚的重要性有两种互相矛盾的范式。很多理论家认为这一地区还没有做好现

代化的准备茬他们看来,这一地区与世界潮流隔绝其政治、文化的碎化和自然资源的

贫瘠导致其缺乏快速发展的条件。经济发展、政治和社会整合、通讯的全球化进程不可避

免地会将落后、传统的社会带入到痛苦的转型之中落后的社会对先进的社会没有提供任

何东西。按照这种线性的历史观他们最终会跟在先进者的后面。

另一种观点我们可以称之为“世界历史”观这种观点不认同以民族单位来划分社会,也

否認民族单位可以在彼此隔绝的状况下发展通常大的文明单位超越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界

线,所有的这些区域都有长期的接触按照这种观點,中央欧亚不是一个僻远、孤立的地

域而是欧亚大陆的交叉点,对周围的定居社会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从俄国的欧亚学派

到Machinder和拉铁摩尔的地缘政治,再到当今的世界史学家和世界体系理论家他们都将

中央欧亚看作是欧亚世界体系中的关键地域。

在近代早期中央欧亞的确是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每一个主要宗教都在这里传播过中

国、中东、俄国、印度和欧洲之间的商道也横贯这一地域。甚至在17—18卋纪丝绸之路衰

落之后中国和俄国之间的茶叶和皮毛贸易仍然很重要。绿洲城市的特点是宗教复杂、语

言多元、世界大同主义更重要嘚是,落后并不是该地区的本质特点那是“现代”的中

国和俄国的征服带来的结果。批评现代化范式的学者也认为是帝国的征服导致了卋界上其

它地方的落后清和俄国的征服极大影响了中央欧亚民族在19—20世纪的发展潜质。

清代的征服在三个方面上具有世界史意义第一,对帝国的统治者和臣民来说这些胜利

从根本上转变了他们世界的范围。通过巨大的领土扩张这些征服为殖民定居、贸易、行

政管理囷文学想象提供了新的空间。第二清政府的扩张是17—18世纪全球进程中的一部

分。这一时期几乎在世界各地,新兴的中央集权化、统一嘚军事国家都通过对外军事征

服来扩大领土定居者、传教士和商人紧跟其后。西欧的历史学家通常将这一时期看作是

国家形成在“17世纪”危机之后出现的18世纪稳定化,其他历史学家也发现在全球各地

都存在类似的进程将中国的帝国扩张看作是全球进程的一部分,能够幫助我们以更广阔

的视野来认识中国而不是仅仅将其帝国历程中的一切都看作是独特现象。第三中国的

扩张是欧亚历史上的一个转折點。在蒙古帝国衰亡之后由中央欧亚的征服者建立起的大

帝国控制了人口稠密的中心地带,并利用这些地区的资源来装备军队从其中惢地带向欧

亚大陆的中央扩张。当他们的边界相遇的时候他们就缔结条约来确定其在草原、沙漠和

绿洲上的边界,使得边疆的流动民族沒有避难场所

在世界历史上这一地区边疆的确定要比1893年Turner所谓的北美边疆确定更为重要。它永

久地将游牧民族从历史舞台中驱逐了出来後者从1000年之后就一直是定居农业社会最大

的对手。许多内亚学家认为在由于枪炮的传播或商路的转移16世纪游牧武士就完全衰落

了。然而最后一个游牧民族的国家,准噶尔使用了枪炮来对抗满清军队商路贸易仍然

是当时竞争者获取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真正具有世界史意义上的转型发生在1680年到17

60年在其中,清帝国统治者是主要力量

第一部分:中央欧亚国家的形成

第一章:环境、国家建设(nation building)和民族认哃

这项研究采纳了三种理论观点:边疆环境、国家建设、通过历史表征来构建民族和族群认

同。很多历史学家认识到环境在人类事务中的影响关注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然而西方

在研究亚洲历史的时候故意采纳了环境决定论这反映了19世纪欧洲的种族优越论。孟德

斯鸠用亞洲地形平坦、欧洲地形多样来解释亚洲专制主义和欧洲的自由魏特夫在《东方

专制主义》中采纳了相同的观点,将中国皇帝的专制、蘇联共产主义和国家对水利设施的

控制联系起来两种观点都支持了要保护西方自由不受东方的威胁。负责的环境史学家在

考察人与自然環境的时候应当不带政治偏见。

美国地理学家Ellsworth Huntington明确地将中央欧亚的环境变迁和文明的演进联系起来

他发现土耳其、中国、欧洲和新大陸都存在”“气候变迁与历史之间的相似点”。他认

为在中亚常见的干旱反复地从将游牧民族从大陆中央驱逐出来,导致了蛮族对罗马嘚入

侵以及伊斯兰教的兴起

汤因比也采用了Huntington的发现来支持他的观点,认为游牧民族生活在停滞的社会之中

受到气候条件的制约。只有氣候变迁才能使他们从季节循环中摆脱出来即干旱迫使他

不管怎样,Huntington的观点至少正确指出了干旱是中央欧亚的重要特征拉铁摩尔早期

莋品采纳了Huntington和魏特夫的观点,但是后来他更强调社会对自然的影响他发现气

候决定论过于残酷,忽视了“社会群体的动力”近来的研究将欧洲和美洲的发展置于更

为广阔的全球背景之中,以此来挣脱帝国主义者的痕迹

这些作品已经集中研究了欧洲人对北美边疆和19世纪媄国人对美国西部的影响。然而我们

必须要将美国西进运动看作是18—19世纪世界范围内农业社会边疆扩张的一部分俄国和

中国在16—17世纪从鈈同的方向在欧亚大陆上扩张。事实上北美的自然环境和欧亚大陆

北部很相似。当然中国人没有抵达太平洋海岸,也没有发现黄金(盡管俄国人想在新疆

南部寻找黄金)但是他们和美国人一样,往西部寻找土地在对毛皮的追寻中,俄国人

抵达太平洋并来到阿拉斯加。在这三个例子中森林、沙漠、草原的环境和农业定居联

系起来,塑造了他们的历史自然力量超越了人的控制。

环境史学家已经细致研究过新边疆中的定居问题欧洲殖民者对北美的环境造成了巨大影

响,对太平洋群岛的生态产生毁灭性打击

研究美国边疆的学生不鈳避免地会参考特纳的理论,他认为移民定居导致了美国民族性格

形成对他的批评主要是其盎格鲁中心主义,他将在英国人西进之前其怹民族、美洲土著

、西班牙语系人和华人排除在这段历史之外其他族群构成了一部不同的西部地区史,独

立于东部资本主义力量之外囿着特殊的认同。然而大多数学者没有从比较的角度来研

究北美边疆。在欧亚边疆中国人和俄国人通常将自己的定居计划看作是文明對野蛮的开

化,忽视或压制了当地人独立发展的历史两个国家的民族历史都与他们对欧亚内陆的扩

张联系在一起。尽管与美国土著不同蒙古人和其他中央欧亚人有自己的民族国家,但是

他们仍然发现自己历史很大部分是按照扩张帝国对其领土渗透来书写的尽管中俄两國并

没有出现像特纳这样的人来归纳其民族特征,但是他们经历也证明了与北美进程具有可比

国家建设理论主要是来解释16世纪之后欧洲国镓的兴起有些理论家明确地将清这样的“

帝国”从其分析中排除,将其纳入到与“国家”不同的范畴然而我在这里要强调准噶尔

蒙古、俄国和中国这样相互竞争的农业帝国与欧洲的国家有相似之处。这三者在地缘政治

的驱使下动员他们的资源来与另一方进行战争、贸噫和外交。为了取胜每一个国家都

极力通过榨取臣民和邻国的资源增强其“国家性”(stateness),即“正式的自主权、与

非政府组织不同、中央集权和内部整合”这些努力导致了社会和制度的改革,发展出一

套官僚制度汲取欧亚大陆的农业和商业生产西欧并没有这种发展。

蘇联的崩溃和民族主义在东欧等地的复兴促进了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理论的发展这些新

理论认为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是被建构的而不是自然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存在

两种互相矛盾的说法:其民族深深植根在土地、语言和文化之中而它又是一个新的创造

物,拒絕承认过去留下的停滞的遗产当代对民族主义的研究高度揭示了这种矛盾,强调

包括中国在内所有的民族都是被人为建构的语言和主觀认同要比“客观”重要的多。意

识形态特别利用对历史的解释来建构新的民族认同历史成为了一种武器,为了民族建构

者和公民目的很容易变成神话。过去的真实事件要通过记忆来构建但是欧洲并不是唯

一一个民族主义构建场所,“地缘体建设”(geobody building)并不是在19世纪財开始

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要认识到神话既有其虚假性也有作用。在领土征服的战争结束之后

争夺历史意义的战争就开始了。征服欧亚茬这三个国家民族概念中有着重要作用但是其

解释显著不同。因此我们的故事以自然开始接下来是各个竞争者,最后以历史学家结尾

最后我们还是要来研究神话是怎么被建构的,这个神话的基本情节在清帝国时期就出现

了构成20世纪民族主义历史。结论部分再次强调這个故事对中国和世界史范式的意义

中央欧亚边界的不确定性

首先,中央欧亚究竟是指那些地方没有定论。Black认为中亚五国、伊朗、阿富汗、西藏

、新疆和外蒙古属于“内亚”但是不包括满洲和内蒙。Fletcher将其分为两个部分:“

具有沙漠生存环境特征的中亚”包括阿富汗、中亚四国(不包括哈萨克斯坦)和新疆天

山以南,“草原环境”的中亚从欧洲到满洲大概北纬50度左右的地区,大概包括南俄草

原、哈薩克斯坦、准噶尔、青海的一部分和戈壁南北的蒙古地区他忽略了西藏。

本书主要强调中、俄两大帝国在17—18世纪征服的重要性因此满洲、蒙古和西藏不能忽

略,伊朗和阿富汗跟这个故事就比较远了我将这次征服并没有看作是“中国人”对“新

疆”的征服,而是一个中央欧亚的国家利用了从中国的官僚体系和经济中获取的大量资源

将中央欧亚和中国本土纳入到其统治之下。

下面作者分别介绍了该地区嘚气候、河流、绿洲、高山、森林和草原等方面情况认为中

央欧亚的地形多样,对其政治、经济有着重要影响(可以参见拉铁摩尔的《中国的内陆

边疆》相关章节,这里从略)

着重介绍了马匹的蓄养对军事的影响和其他四种家畜(绵羊、山羊、骆驼和牛)的经济作

用嘫而介绍了从甘肃到西北的重要交通路线和商路贸易。(这里不复赘言)

布罗代尔说:“边界是首要面对的问题对任何事物都要先划清邊界,再作定义、分析和

中国本土和游牧草原之间的边疆地区是一个边疆互动的地区是一个“中间区域”,不同

的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最适合草原的生活方式是游牧,不断地流动汉人军人在

这里要比在内地吃到更多的肉,要习惯乘坐牲口旅行他们要离开堡垒,住在帐篷之中

商人们在边疆地区也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拉铁摩尔1926—27年穿越蒙古的时候发现90

%的商人是汉人,他们已经切断了与内地故乡的联系也不再遵循内地的风俗了。

边疆地区是一个临界空间来自不同族群、操不同语言的人们为了共同的经济目的,文化

认同不斷融合、变化大多数汉人都认为这里的环境恶劣。满人和蒙古人不这么想汉人

抛弃定居文明而采纳流动的生活方式,往往会让已有的強权震惊18世纪清帝国的故事就

是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这种模糊、有危险的边疆经历,他们的做法是 将边疆整合到范围明确

的版图之中划萣边界将不同文化地区区隔开来。

北美和欧洲有着相似的经历边界两边的居民较之国家中央地区更具相似点。边疆居民的

效忠并不明确他们憎恨中央统治者的经济、政治优势。特纳将边疆看作是一片空地任

由盎格鲁-萨克逊人渗透。新的美国边疆史学家强调西部特殊的哋域特性当地居民在盎格

鲁美国人入侵面前保持着其特性,形成了一种混杂的新认同对东部政治中心有着模糊的

效忠。在中国和新大陸建立在东部城市基础上的强大帝国将地广人稀、干旱的西部地区

下面作者又介绍了长城,认为长城只是在清中期之后才成为了与军事無关的文化标志

清帝国征服之后的稳定并不长远。19世纪中期—20世纪初俄国对伊犁河谷和满洲的领土

扩张,英国对西藏的渗透两者与清签订了殖民条约,划分了势力范围

“第二次三十年战争”(1914—1945)打破了这些条约。当战争结束后中央欧亚在冷战

时期仍然分为两块。尽管中国的那部分边界并没有变动但是西藏和新疆的反叛严重动摇

现代化范式将中央欧亚看作是一块隔绝孤立的地域,自然和文化障礙将其和现代世界的主

要潮流隔绝开来而经典的近代早期观点认为这里是欧亚大陆的交叉点,通过商业、征服

、宗教和文化交流将周圍的定居社会联系了起来。周围的定居社会将中央欧亚看作是一

个偏远、好战的危险之地;而中亚人又与欧亚大陆其他人有着联系:旅行鍺、朝圣者、不

同宗教的传教士、征服者、商人和探险家同样的矛盾也存在于中央欧亚的生态上:我们

可以将其看作是一个完全孤立的哋区,也可以看作是与该大陆其他地区交流最广的地区

天花对中央欧亚的影响可以表明该地矛盾的生态地位。西方学界已经研究了欧洲囚带来的

疾病和动植物对太平洋群岛的生态造成了巨大打击虽然没有大洋,中央欧亚在很多方面

和太平洋群岛相似沙漠、高山阻隔了佷多生物,严寒和酷暑也阻隔了温带生物直到18

世纪,中央欧亚人仍然没有感染上欧洲和亚洲的疾病天花造成蒙古人人口下降是在和汉

囚居民接触之后,这和北美、大洋洲土著人口锐减很相似

蒙古人在15世纪中期才知道会从汉人那里感染天花。明朝严格限制与蒙古的贸易只在蒙

汉混杂的地方进行较为零星的马市交易。这也间接保护了蒙古人

满洲人在建立清帝国之前,也很少感染到天花但他们知道其危险。没有得过天花的满人

和蒙人不能到北京觐见受封他们对待天花的主要手段就是隔离。尽管天花只是偶然爆发

但是每一次都造成巨大打击。

中国人发明牛痘极大地降低了这种危险康熙帝得以即位部分原因是他已经患过天花。16

87年他要求皇族都要定期种痘其后继者偠求所有的满族儿童都要种痘。满人吸取了汉人

医学来保护自己只有得过天花的满人才能被派到蒙古草原。靠近满人和汉人的蒙古人通

瑺得到免疫但是当19世纪中国人渗透加深的时候,较远地区的蒙古人就大量得病死亡

疾病也对清准之战起到了决定影响。最早与满人作戰的林丹汗就死于天花1745年当准噶

尔汗噶尔丹策零死后,准噶尔爆发了天花瘟疫大概30%的人死亡。1750年代当乾隆发动

对准噶尔最后一次远征的时候。另一场瘟疫爆发最后一位反抗满人统治的蒙古汗阿睦尔

撒纳也死于天花,使得清完全征服了新疆魏源估计,准噶尔人有40%死於天花比死于战

场和逃到俄国人的人数要多。

蒙古人极力避免与汉人接触噶尔丹策零1740年与清议和的时候就没有经过哈密和肃州;

蒙古囚在天花面前的脆弱足以说明他们和人口密集地区的隔绝。与此同时和满人、汉人

的接触也使得他们认识到这种危险。满人由于与汉人廣泛接触学会了防治天花。他们反

过来给那些归降的蒙古人种痘免疫没有归降的蒙古人就得面临这种可怕的疾病。

另一种生态冲击是Φ、俄定居者对草地的影响农民以牺牲游牧民族和草原动物的代价来

开垦草原,获得了人口增长和农业繁荣但是到了20世纪由于没有灌溉设施,这些在干旱

地区的农田就变成了沙漠

农业的传播要求外界的巨大投入。在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中只有国家提供水源、种子、

動物和工具供应才能维系。这与美国西部也极为相似

16世纪晚期,俄国人和满人这两支森林民族开始建立强大的国家并进行扩张直至两鍺平

分北部草原。欧洲西部和满洲以南的土地要比莫斯科和满洲更适宜耕种但是他们的组织

和政治结构弥补了这个不足。两个国家都得鉯扩张亲属网络将贵族联合起来;农奴和奴

仆制度将农业和军事挂钩。两个帝国都要比内陆游牧民族更为强大但都处于其西部和南

部農业文明的边缘地带。两者都从农业地区获得巨大资源来统治草原和农业地区两者都

利用军事贵族制有效地集中了农业边缘地带的资源。两者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即组织北

部森林和农业地带来统治欧亚大陆。

第15章 欧洲和亚洲的国家建设

清朝的征服改变了中华帝国、俄罗斯帝国和中亚诸民族的历史我已经分析了清准之间的

冲突,将其看成是一场彼此竞争的国家建设进程双方动员经济、军事资源,建构荇政组

织发展征服和统治的意识形态。清并不是一个业已完备的国家面临的也不是一群无组

织的“匪徒”。在17世纪满洲人为了军事征服建立起一套国家机器。直到18世纪中期

领土扩张仍然是王朝统治者的主要使命。与此同时那些反抗满洲统治的蒙古人也在中亚

创造┅套日益“类国家(statelike)”的机器,从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发展成稳定的政权

架构满洲人和准噶尔人都建立首都,推动农业定居鼓励商業,并发展起官僚机构作为

长期军事征服的一部分战争塑造了国家,而国家则为战争提供军需一旦满洲人征服了

中国本土,他们拥有嘚经济资源要比准噶尔人多得多还继承了一套运输网络,将至为关

键的人力、谷物和金钱的密集交换体系连接了起来准噶尔人则要在┅个未整合的广大空

间中收集更多支离破碎的资源,这就使得他们的国家建设工程更加艰难、短暂

然而准噶尔人有两个优势可以长期对忼清:机动性和距离。高昂的运输费用使得满洲人难

以逾越长城除非他们有蒙古盟友。雍正朝很大的精力都在用经济诱惑、外交联盟和軍事

雍正的国内改革提高了官僚效率为以后的征服作了准备。军机处和密折制度使得乾隆能

够迅速对西北的经济和军事需求做出回应咁肃行政系统的建立,为以后征服新疆铺平了

道路稳定的后勤系统为清的征服奠定了基础。

准噶尔则试图竭力获取各种资源来保卫自己嘚国家他们从伊犁河谷和突厥斯坦绿洲,从

西伯利亚的部落那里索取朝贡中亚的贸易对他们的国家也至关重要。布哈拉商人将准噶

尔囷俄国领土以及南部的大城市联系了起来西藏和青海不仅提供了牧场和谷物,还提供

了藏传佛教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其他的资源则散布茬很广阔的地域之中 。要将这一切整合

在一起对其统治者而言是非常大的负担,何况周边还有两个庞大的定居帝国在虎视眈眈

幸运的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双方都有强有力的领导者康熙、雍正、乾隆的功绩已经

被广泛认可了。虽然会有冒犯大汉民族主义者的危险我仍然要强调准噶尔领袖们(噶尔

丹、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等)的功绩,使得他们事迹能为人所知

这种叙述就要求我们审视清帝国茬各个边疆的征服,并将清的活动与欧亚其他国家作比较

这种政治生态学包括四个方面:与游牧国家的边疆关系、军事策略、后勤和与鄰近帝国

“边疆”有两个相反的意义:它指代的是一个多元文化互动的区域,或者是两个国家的边

界前者主要是在美国使用,后者则在歐洲使用汉文的边疆则包含了这两个意思。清的

目的就是通过军事控制、商业整合和外交谈判消除那些模糊的边疆区域,代之以明确嘚

边疆关系Lattimore认为游牧帝国“像影子一样跟随着”中原王朝。Thomas Barfield进

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由于生态原因,草原生活更青睐分散牧人赶着牲ロ季节性地在各

个草原之间迁徙。如果没有足够的牧场游牧领袖就难以对其他部落实施统治,因为他们

会迁走所以大的游牧帝国需要兩个条件:个人魅力和物质基础。这些帝国从草原外获得

的资源主要来自中国。

所以游牧帝国随着中原王朝的兴衰而兴衰游牧帝国很尐有想要征服中国的,他们大多是

为了个人目的来掳掠中国的边境中国人虽然有的时候能通过大规模的军事战争获得胜利

,但往往很短暫“朝贡体系”则是一种稳定的手段,中国人用大量的丝绸、陶瓷、珠宝

和金钱来换劣马作为回报,游牧民族则保证停止侵犯

所谓“满洲双重性”,例如契丹辽和女真金都是半游牧的领袖统治着中国的一部分,也

统治着草原的一部分他们建立起二元统治,一套官僚体系和军队统治中??硪惶淄持?归顺他们的游牧民族

Barfield将清也纳入到了这种模式。清起源于满洲也的确建立了二元官僚制度,特别是

茬军事领域中所谓八旗和绿营。不同于辽金清的统治范围已经远远超越华北,而且到

18世纪中叶在草原已经没有什么敌对者了。清突破了这种草原——边疆互动模式

边疆的商业关系也与过去不尽相同,准噶尔就利用朝贡来为国家建设提供资源他们每次

到北京动辄2000人。一旦清意识到准噶尔的威胁就严格限制其朝贡规模。一方面和过

去一样,朝贡使团为准噶尔牟利另一方面,清朝则可以不买他们嘚账因为这些游牧民

族的军事实力不强。清能够长期对草原的对手施加军事压力

还有一点,是准噶尔还可以从中亚商人和俄国那里获嘚资源

军事策略。游牧民族对抗中国军队的策略就像毛泽东一样: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中国军

队需要从农业据点获得补给而游牧民族则不同,他们经常在中国军队进攻的时候很快撤

走等到中国人行军深入,不得不班师补给的时候他们就实施埋伏,进行反击这样,

中国军队遭受了很多次失败汉武帝为了获得汗血宝马,派兵远征大宛虽然取得胜利,

可是只有五分之一的部队活着回来部队减员嘚原因主要是补给不足。

要消灭游牧敌人清朝将领就得堵住他们逃跑的路线。在与噶尔丹作战的时候他们就派

出三路大军,乘其主力茬正面作战的时候从背后包抄。这一次胜利了

后勤 大规模的后勤准备才能满足这种军事动员。康熙帝的三次亲征都是由于补给不足而返

回直到18世纪中叶,在建立了一系列军事仓储和补给线之后清才突破了这个限制。

西北地区的农民和牧民都很贫穷战争物资需求给怹们带来了巨大负担,发生了多次农民

起义直到18世纪中叶的经济商品化成为一个整体的时候,清朝官员才能在西北市场获得

大量物资並送往新疆。就算甘肃的米价涨了三倍由于完备的仓储体系(这是清中期另

一项关键的创举),避免了遭受灾荒农民起来造反

外交。囷俄国的边界谈判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明确了边境,封闭了草原越过边界

的牧民会被引渡给清。这样准噶尔人就没有无限的空间鈳以逃跑了俄国的出现,使得清

朝和草原的关系与前朝相比有了根本的改变

总的来说,清朝在征服过程中将这四点整合了以来,这種模式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一个在

北京建立的王朝能够在18世纪消灭其游牧民族对手建立起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帝国。而这

一切都不是天定的充满着很多偶然和不确定性。

接下来我要对两种史学传统提出批评:主要来自西欧经验的政治理论和游牧国家形成理

论。前者首先关紸1500年以来欧洲的经验其次是世界其他地区;后者主要关注的是前现

代时期的中东和中亚。清准冲突两者都有涉及。

第一种传统中最常見的取向可能就是认为在19世纪欧洲的冲击没有到来之前绝大多数亚

洲国家都没有国家建设。亚洲的国家建设和民族形成一样都是一种衍生的现象,是对西

方冲击的反应这些理论家将中国、印度和奥斯曼看作是“农业帝国”,和欧洲的“国家

”不同但是他们对帝国和國家两者区别的解释似乎没有说服力。

规模上的差异的确可以来支持这种区别从领土和人口上看,中国都要比欧洲国家大得多

但是这種差别是结果上的差别,清朝的形成和它们有很多相似点

另一个受到民族主义史学影响的取向认为与东欧和非西方地区不同,西欧国家所整合的人

口更为同质化但是近来的研究表明,英国和法国民族的同质性是被建构的而不是天生

的。多元的宗教、经济和社会传统在現代民族国家中存活了下来这种多元性表明,欧洲

的国家建设和民族形成和帝国有很多相似性和我们过去的看法相反,欧洲国家有更哆不

同而帝国则有很多同质性。

Hobsbawm和Landes研究认为:欧洲要比亚洲更加多样H认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起源于19世

纪的欧洲,是一种同质化的工程通过共同的语言和历史传统将人们整合到政治共同体中

。欧洲内部冲突来源于其多元当不同语言、宗教和文化的人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仩,就会

产生难以解决的紧张但相反的是,“中国、日本、朝鲜是很少见的历史国家其人口在

民族上几乎或全部是同质的。”在他看來亚洲国家在接受民族主义的时候较为容易,因

为他们已经比欧洲更为同质化但实际上我们发现亚洲国家内部的差别也很大,从前现玳

向现代国家转变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西北边疆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因此亚洲

的帝国和王国与欧洲相比并没有本质区别。

Wallerstein也將帝国和“世界体系”绝然区分开来他认为在18世纪,欧洲的世界体系将

之前没有联系的四个“外围”地域:俄国、奥斯曼帝国、印度和覀非纳入到其轨道之中

19世纪欧洲对中国的冲击也是如此。

他们都认为欧洲的碎化是其统治世界动力的来源这种动力只有欧洲有,其他哋方要么在

世界体系之外要么是所谓的“古代帝国”。

还有一些世界体系论者如Frank等认为欧亚大陆长期就存在全球化的经济,而不是独┅无

这种争论主要集中在国家单位如何与大的体系互动W认为,唯一的重要冲击来自对外贸易

只有当其进出口贸易转变了生产关系和国镓结构之后,一个国家才是世界体系的一部分

18世纪之前,欧亚大陆东部处于欧洲世界体系之外因为它的贸易主要是“奢侈品”,

并没囿导致农业生产模式的转变另一派认为在欧洲之前,朝贡贸易和其他文化、政治互

动就将主要文明联系在一起对其内部结构也产生了影响。帝国的兴衰依靠商品的流动来

提高其对抗内外敌人的能力如果军事和国家权力不是直接来自贸易而是有其独立的动力

,如果主要國家之间的互动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军事结构那么W的对欧亚大陆东部的论述

我也认为直到18世纪中期,清帝国和欧洲国家体系并没有较大嘚区别只要清帝面临着强

大的对手,他们就得采取各种手段来支持长期的远征远征动员的结果远远超出了军事之

外:它改变了财政体系、商业网络、通讯技术和当地农业社会。向中亚输出大量的军事物

资长期以来对西北和华北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也通过大运河输送粮食,间接对南方产生了

影响这些和西方国家为了自身安全而汲取物资一样,因此清帝国不是一个孤立、停滞的

东方帝国而是一个为了军倳扩张而进行组织动员的国家架构。

在18世纪之后这种动力就发生变化了。在帝国控制之内已经没有独立的敌对武装每一

个有隐患的地方都已经入版图。当然这也不尽然例如哈萨克人就是独立的部落,但是他

们被看作是忠诚的纳贡者和敌对的准噶尔人不同。清帝国的曆史学家开始努力来固定版

图那种自大的形象正是在18世纪末才形成的。帝国也是在这之后才与欧洲发生了大分流

总的来说这些模式强調欧洲国家体系的独特性,主要是多元性、竞争或特殊中心—边缘

结构过于简单地将西欧和欧亚大陆的东部地区截然对立。他们忽视了歐亚大陆东部到17

50年还存在着相似性因此不能正确评价横贯整个大陆的商业交流和军事力量之间的互动

C Tilly有关990—1990年间欧洲国家体系的形成模式,能够有助于我们理解欧亚国家建设

他主要强调在国际战争的环境下,资本的积累和强制力量的集中这两个动力他区别了

现代欧洲囻族国家发展的三种道路。第一种资本密集型,有威尼斯、荷兰等城市国家

其统治者和资本家合流来建立军事力量,因此没有建设永玖的国家机构来进行战争第二

种,强力密集型其统治者从统治的人口和那些被征服者那里攫取战争手段,在这一过程

中建立巨大的榨取机构勃兰登堡——普鲁士和莫斯科—俄国。第三种以英国和法国为代

表是资本——强力模式,兼有上述两种特点资本持有者和强仂的持有者在相对平衡中

他的理论很像施坚雅对中华帝国内部行政和商业资源分配的研究。欧洲的国家形成和中国

的帝国形成可以被看作昰“以贸易和制造业为基础的从下至上的地方等级制度建设”和

“自上而下的政治控制”之间的互动。

但是他忽略了边疆他将俄国完铨看作是一个强力国家,在一片广袤的土地上扩张但是

缺乏资本的集中。按照这种观点沙皇俄国不能给其跟随者带来财富,只能分配汢地这

种观点忽略了俄国国家建设中的商业财富。蒙古统治时期俄国王子经常去向金帐汗国朝

贡,这就给了他们很多机会和富饶的拜占庭帝国发生联系在17世纪,俄国商人获得很多

特权沙皇要依靠他们来获取必要的商品。莫斯科将西伯利亚自然资源的开采权授予一些

著名的商业家族军事和官僚强权仍然占统治地位,但是商业因素的协助在帝国的边缘地

这些思考表明中国如何能符合Tilly的理论一方面,怹将中国置于“体系之外”将其看

作为一个帝国,与欧洲的民族国家相区分但是他也认为战争在中国帝国建设中的重要作

用,帝国也偠依靠商业资源

那么中国属于哪种模式呢?作者认为中国和俄国一样并不是完全的强力密集型,军事和

商业都有因此Tilly的三种模式应該修正为两种,一种是意大利的城市国家和荷兰属于

资本密集型,第二种是资本—强力混合模式欧亚的其他国家都属于这种类型。

随著边疆的扩张强力和商业的代表在共同利益下联合了起来。但是征服的结果导致了

其他社会冲突。接下来作者以湖南和甘肃的赈灾為例,来说明地方上存在着的危机。

Tilly的模型有助于我们思考在清帝国扩张过程中军事和商业力量之间的关系

王国斌也发现欧洲近代早期的经济结构和清代中国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是他认为帝国政权

的囤粮来源于儒家道德传统接下来他又提及孟子的藏富于民,汉代的盐鐵会议但是他

认为这样来解释过于简单。清代的特殊在于其甘肃囤粮很大程度上是与战争需要联系在一

起的清帝国动用全国的资源来實施这项政策,粮食从平民那里流向战场有的时候会有

变化,例如雍正就特意减少兵营来为农民保存粮食他还走了极端,使得对蒙作戰的军队

遭受饥饿这种粮食在军事和民用上的和谐和冲突,使得清的政策与欧洲国家很是相似

农业文明的学者试图对欧亚大陆上游牧渧国的兴衰进行解释。这些理论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种是根据导致游牧民族入侵的内在或外在因素来划分。狄宇宙认为这种套路将他们分為

“贫困的游牧民族”和“贪婪的游牧民族”

外因主义者强调外在力量的冲击。由于草原的资源过于短缺游牧民族的统治者要通过对

外侵略或贸易手段才能获得必要的资源来建设国家。另一些理论家关注游牧民族本身的动

力:心理、经济或生态(1)干旱理论,入侵是甴于气候变化导致草地减少的必然结果(

2)汉人官方的观念游牧民族非人类。诸如此类第一章以后介绍。

第二类划分:结构性和历史性结构性分析认为游牧民族是自然和心理的囚犯,是停滞不

变的与定居民族的“进步”相反。这种模式不考虑技术变化、商业联系和囚口变迁:所

有的游牧民族都在走同样的道路历史性的观点认为不同时间的特点不同。例如武器技术

的变化导致了匈奴、突厥和蒙古人戰争的不同例如马鞍和就大大增强了游牧民族的军事

攻击性。枪炮也改变了草原战争的特征

狄宇宙的模式:草原上暴力冲突引发的危機产生了军事化,某位领袖获得战争胜利然后

成为可汗,接着建立起一个上层是其亲族的中央集权化的政府机构这就需要不断获得收

叺来维持。然后他只能通过入侵定居社会来获得资源游牧帝国获得资源的手段有四种,

每一种都标志着国家形成的不同阶段:(1)纳贡匈奴时期(2)贸易合作,回鹘、土藩

等与唐朝(3)对游牧和定居民族实施二元统治辽金西夏、早期蒙古(4)固定收税,开

始与元朝擴展到帖木儿帝国、奥斯曼帝国、满清。我们用这个模式来看准噶尔

对16世纪后游牧帝国的衰落,有两种主要解释:技术和经济决定论佷多人强调枪炮打败

了骑兵;Toynbee 和Mc Neil认为商道的转移导致资源短缺(附,司徒琳:关于蒙古衰落的

最普遍的解释是:由于极易导致矛盾的草原遊牧部落首领选择和继承做法所造成的时常的

政治不稳定;最有利的长途贯穿东西、横跨大陆的贸易由中亚路线向海上路线的渐移,

随の使得蒙古统治阶级对相临农业经济的愈发依赖;邻近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如莫斯科公国

、奥斯曼土耳其、莫卧儿印度、沙法维波斯和中国)茬发展和巩固枪炮军事技术上的优势;

以及僧侣宗教尤其是西藏佛教,对蒙古人影响的增长并导致他们习武价值传统的衰落)

这些论述忽略了国家权力认为政治优势来源于技术和商业变迁。但是作者认为技术和

商业变迁的确深深影响了双方,但是双方都可以利用这些資源准噶尔人也制造大炮,依

靠贸易来支持国家而清帝国也将大炮拖到战场,组织商人来支持战争在战争在中,枪

炮的优势并不明顯清的大多数大炮都没有派上用场,而鸟铳在对抗骑兵的时候几乎没

有准确性。其实在欧洲16世纪早期枪炮给步兵带来的优势也被高估了。

与技术和决定论解释不同作者对清准对抗的解释主要是历史性和外在主义观点。游牧民

族和定居民族互动的本质随着时间的变动这些变动也影响了双方的结构。准噶尔的领导

人为了获得关键的技术、商业和财政资源来建设国家和清、俄两大帝国既竞争又合作。

怹们运用四种手段来获取资源:从清和其他蒙古人那里获得朝贡和清俄贸易,管理突厥

斯坦的农耕地带并对其征税。满洲人也也是如此只是获得的资源更多。准噶尔之所以

会失败是因为满人和俄国人掌控最关键的资源,使得准噶尔无法建构一个永久的国家

准噶尔偠比清更主要依靠商业,因为他们的农业资源很稀缺他们夺取绿洲以控制关键商

道,对那里的农业生产征税他们差使工匠商人来为国镓服务,用朝贡来获得资源呼吁

俄国增加贸易,作为回报他们允许俄国人来开采金矿。

清朝官员意识到准噶尔的行为试图切断这些供给。严格限制朝贡规模禁止输出枪炮、

武器和白银外流。用广阔的市场来吸引俄国使其不再支持准噶尔,并且切断准藏往来

准噶爾还要遭受内部的分裂,尤其是在首领继承的时候纷争不断。俄、清也是如此但

是在雍正之后,皇位继承制度就稳定了其外部的不穩定因素:他们缺乏黄金家族的支持

,因为清帝国已经控制了黄金家族的象征符号而他们又不能依靠藏传佛教的权威,因为

清已经控制叻哲布尊丹巴和班禅

在世界中重新思考清帝国

现在回到清朝历史中来。近年清史研究存在着两种解释潮流我们称之为“欧亚相似性命

題”和“阿尔泰学派”。前者关注明清时代中国和欧洲在社会经济上的相似性,后者强

调清帝国政府者与中亚的联系两者都对皇家机構进行解释,但是并没有直接联系作者

则试图通过扩张和边疆问题将两者联系起来:清帝国的安全目的,表现在后勤和战略文化

最近对Φ华帝国晚期的研究表明在1800年左右,中国和西欧在人口结构、技术、经济生

产能力、商业发展、财产所有权和生态压力等各个层面都没囿实质性的差别在人口数据

在家庭结构上,中国的很多社会实践和西欧很相似P的研究就是一例,中国和欧洲在180

0年之前在生活、农业苼产和生态压力上都有可比性。

清史学家也发现在生产组织上两者在前工业时代也没有显著差别王国斌。我们知道19

时期晚期,欧洲工業主义存在三个因素:市场经济、商业资本主义机构和以能源革命为主

的技术变革中国拥有前两个因素,缺乏后一个

中国和欧洲的文囮差异并没有导致显著的经济差异。例如在考察人们对商业活动、识字

率、城市化和宗教教义的态度上,我们发现两个社会的相关态度嘟在变化简而言之,Ma

rx、Weber等人对中西方资本主义差异的解释是错误的最根本的错误在于他们主要关注内

部因素,夸大了差异更好的解釋应当要接受两者的相似性这一事实,从外部干涉和全球

近来的研究表明工业革命并不是近代早期的欧洲特有的现象,它是在18世纪晚期佷多偶

然因素综合在一起的意外产物因此我们现在对中、日、印等国的研究也要从全球的视野

既然并没有什么欧洲魔力,那么最重要的洇素是什么呢P认为全球生态偶然性是关键因素

,包括:英格兰北部的煤炭靠近水力运输英国拥有新大陆的土地和印度殖民地的棉花和

市场,这些都是英国社会系统之外的因素中华帝国也有煤,但是主要在西北远离长江

下游的纺织工业和运河,中国也有殖民地但是這些新的领土位于欧亚大陆中部,没有大

量的耕地和稠密的人口帝国也试图发展这些新领土,但是并没有像英国对北美那样提

供稀缺資源和商业产品。不同于那些建立在原工业化、人口结构和商业文化上的研究在

这里,资源的规模和交通费用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影响哽为巨大。

简言之工业增长并不是西北欧存在的特殊技术几个世纪积发展的产物,通往经济现代性

的道路很多英格兰只是其中一种。當然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都需要大量的能源供给和稀有

物质但是他们可以从很多资源中获得这些。将煤炭运输到沿海地区其高昂的运输費用

和不同的采矿技术,导致18世纪末期的中国不会发展起以煤和蒸汽为基础的工业与游牧

民族模式一样,我们要从历史性(限定在相对較短的时间内强调偶然性)和外在主义(

关注从外部获得资源)上比较这个问题。

然而不能忽视国家力量在组织自然和经济资源中的作鼡例如日本本身没有多少资源,但

是很快就获得台湾和韩国来获得煤、矿、粮食和生存空间国家的行动在影响经济和技术

发展上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不能通过国家行为来弥补其煤炭供应上的不足工业化的

生态命题主要依靠的是环境决定論,因为它认为某种关键因素的缺乏将会长期导致社会的

因为人们都会极力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先进的技术知识很快在欧亚大陆传播开來。耶稣

会士和满清的皇帝到18世纪皇帝们就能拖着大炮与蒙古人打仗了。亚洲人很快就学会了

中国也有长距离运输大量物资的能力例洳云南的铜和各地的粮仓,通过各种手段能够

将战略物资运送到前线。

下面和俄国比较俄国又是一个利用国家力量实现技术和经济发展的例子。

另外清政府的官员还广修道路和水利设施18世纪,国家的运输能力比其他任何时期都要

强大粮仓制度、大运河、边疆的定居政策,新的通讯系统(中央到地方、密折制度)将

接下来又以陈宏谋和Lan Dingyuan为例说明清代对经济的控制能力。罗认为陈是经世派

的代表人物他在帝国很多地方任职,关注农业丰产降低灾害损失,但是并不认为国家

就要操控一切他认为要由市场引导商人来运输货物。Lan在台灣这样一个殖民环境下鼓

励汉族移民台湾来增加农业生产。到了18世纪在官方鼓励和商业刺激下,台湾的确成为

了一个主要的粮食输出哋

欧洲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都认为中国不能在回应欧洲工业冲击时面临种种困难是由于满人

统治导致社会停滞。但是作者的观点认为當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很多是早期商业网络的复

兴,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至少在10世纪就产生了同时,当代中国为了获得能源和自然资

源嶊行“三峡大坝”、“西部大开发”这些工程。当代中国的国家领导和市场导向使得

我们感觉到这些与19世纪前的清帝国很是相似欧亚的楿似性既包括国家行为,也包括经

阿尔泰学派强调清帝国的中亚起源四位著名学者都认为清帝国是由满洲贵族统治的,而

满洲贵族时刻意识到自己与汉人臣民的不同并刻意维护这些差异。(所谓满学四书乔

治城大学 米华健 新清史 承德)满洲人并没有被“高等”的汉文囮同化,而是同过八旗制

度和皇家仪式来保持他们的独特性与此同时和汉人官员合作来保持权威和足够的税收。

就算在大城市的满人采納了汉语和官僚习性他们仍然将自己看作是不同的。尽管在满洲

人什么时候怎样来建构认同这些问题上会有分歧,但是这些学者都认為一直到清亡满

人都保持着与汉人的差异。

满洲贵族特别关注帝国的边缘地带在所谓的满洲殖民主义命题下,一些学者已经研究了

清玳对蒙古、新疆和西藏的统治他们建议将清帝国和其他殖民帝国作比较。和奥斯曼、

俄国和莫卧儿帝国这些农业帝国一样中国也面临著控制、扩张、合法性和财政收入等问

题。与民族主义叙述不同中国并不仅仅是一个西方帝国主义的受害者,而中国的文化传

统和官僚淛度也不是独一无二的所谓中国的特殊性就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样,只是市

场经济的一个变种并不是另外一种经济形式。(问题:莋者一方面强调满洲的独特性

一方面又将CHINA CHINESE和中国、汉人混淆起来)

阿尔泰模式和EST一样,都将清帝国纳入到欧亚大陆中进行比较但是主偠从统治精英的角

度来研究,而非社会经济结构EST将明、清看作是一个时期,而阿尔泰模式则将它们分开

;前者主要强调核心地带的经济發展而后者研究的是边疆。如果前者忽略了国家导向的

经济变迁那么后者则将满洲贵族孤立在占人口大多数的汉人世界之外。但是我們可以将

两者联系起来研究两个问题:1、后勤,即军队如何从主要人口中获得资源;2、清代的

战略文化我已经详细论述了后勤,在这裏我简要介绍战略文化

Johnston认为中华帝国存在两种战略文化。所谓战略文化是一种战略偏向,即有关冲突

、敌人本质的一种范式性的假设并被决策者所共享。一种是儒家的强调防御性战争,

倾向于和谈来解决冲突另一种是Parabellum,如果要和平就得为战争作准备认为冲突

不鈳避免,要提前做好军事准备他发现中国的军事文化受后者影响更大。其不足在于

他主要研究的是明代,不够历史性我们将两者看莋是帝国话语的主次主题,互相影响

明朝对蒙古的看法正是如此,尤其到了明末明人将草原部落看作是禽兽,不受被人类道

德控制洏对西南边疆的民族,明代则相对宽松认为可以教化。

由于清代统治者的中亚背景这两个主题稍微有所不同。他们将蒙古人看作是人類可以

教化,但不是用儒家传统康熙也多次强调他的主张和达赖喇嘛是一样,在不同的宗教传

统中寻求和谐而与此同时,他从未宣咘放弃武力

事实上,清的意识形态要比明代更为暴力如果某些人背叛了皇帝,那么就是禽兽不如

只能灭绝。他注意到“剿灭”这个詞反复出现Parabellum到了极端就是灭绝主义,将敌

人全部灭亡就能彻底消除危险。而儒家的极端就是同化通过和平手段来消除民族的认

同。茬大多数时间内清代都是在这两极中变动。

我所提到的国家形成和系统分析忽略了统治者的象征性主张唯物主义者认为这些都是虚

假嘚东西。但是另一些学者认为仪式对皇权巩固、维系满洲认同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这些就不详细阐述。)

简而言之边疆视角通过攵化、商业和暴力,关注边境划界和国家建设为了征服而形成

的边疆文化,影响了清帝国的国内政治经济、统治制度、合法性仪式等咜不仅能解释清

的兴起,还能解释清的灭亡

第16章 满清兴衰中的边疆扩张

行文至此,我已经强调了扩张性战争在清帝国形成中的作用从┅开始,满洲统治者就为

了作战而将其社会组织起来1616年满洲人作为满洲国家形成中的一部分被创造了出来,

为的是通过武力将东北统一起来在征服中国本土的过程中,随着领土扩张和商业整合

不断地军事战争导致了制度变迁。直到18世纪中期清帝国一直保持着扩张和淛度变迁。

在边界固定下来、扩张停止之后一些活力似乎已经消失。其结果并不是立刻就显现出来

但是到了19世纪早期,清帝国面临着噺的内部挑战盛世不复了。

我强调军事在清帝国形成中的作用为了是弥补有些只关注商业或文化的研究。这两个方

面对清的统一确有影响但是如果没有强力整合,两者都不会有作用

随着边疆征服的终结,在18世纪中期左右帝国官僚制度发生了关键的转变。边疆挑战嘚

终结使得官僚制度丧失了很多活力其自身改革的动力衰落了,对滥用职权的控制也放松

了因此,在19世纪西北边疆的终结和中国社會秩序矛盾重重,这两者联系到了一起

清帝国的很多工程都是为了保证贫穷地区的安全,来避免严重的饥荒导致叛乱并保证军

队能够從当地市场获得物资。西北是国家干预的一个重要场所因为帝国在对西蒙古的战

争中,军队要经过这一地区并且要从这里获得补给。覀北尽管很贫穷却激发了新的经

济政策。陈宏谋在任陕西巡抚的时候为了军事需要就设计农业生产革新和动员组织的方

到18世纪中期,渧国的扩张结束了边疆战争的结束意味着革新的动力和控制的手段都衰

落了。现在没有必要从当地贫瘠的农业生产中征收资源了但是,当地官员的腐败也不会

对整个帝国的安全有影响了仓储制度到18世纪末期达到顶峰,但与此相伴的是腐败、贪

污等问题到了19世纪,这些都影响了仓储制度的效率导致了农民起义。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欧洲在16—17世纪建立起来的国家体系促进了国家建设、军事动员和

商业增长,成为帝国扩张的动力在这里,清帝国也是类似的

在这时期,清帝国进行了很多改革:军机处的建立能够保证军事机密和决策效率;耶稣

会士利用西方的技术绘制了帝国地图;官商的结合促进了西北边疆的商业渗透,在某种程

度上与西欧的特许公司相似;对农业投入大量资金促进生产。而这些最初都是出于军事

现在的研究表明英国和法国的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来自战争需要。

因此在近代早期中国和欧洲在政治经济和生态上都有相似性。准噶尔的灭亡从根本上改

变了中国国家建设的政治经济而欧洲却仍然投入资金进行戰争。欧洲的统治者通过16—

20世纪的国内战争来实现中央集权、同质化但是中国的统治者在1760年就完成了这些工

乾隆皇帝因此可以夸耀自己嘚功绩:他解决了2000多年一直存在的草原威胁。他对M的骄傲

态度是由于其最近的成就但是他的话并不完全真实,在18世纪中期之前中国缺乏两种

关键的资源:马匹和白银。现在打败蒙古人之后,马匹不成问题但是帝国仍然需要白

银。当时中国吸引了世界大部分白银因此皇帝的确很自大,从而帝国丧失了对外部冲击

的反应能力但是这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固有的,就像工业革命一样是新生的事物。

茬19世纪清帝国衰落过程中四个与边疆有关的因素扮演了重要作用:1。地缘政治中的偶

然时间 2在南部边疆错误地套用了西北政策 3。帝国與地方关系的平衡 4商业化对社

会同一的冲击。这些偶然因素联系在一起就导致了帝国的衰落

第一个,偶然的时间:在1780年代清帝国取得覀北的胜利和图尔扈特部回归之后英国很

偶然的就在这个时候来到了华南扩展鸦片贸易。清帝国并没有将英国看作是一个严重的威

胁與此同时国内社会危机重重,特别是边疆地区地力衰竭导致动乱清政府也无暇顾及

导致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缓慢的第二个原因是其西北的經验。

通常认为广东通商体系与西北的俄国贸易完全不一样是彼此隔绝的,但是作者认为两者

有很多关系特别是来很多在西北任职的官员调到华南之后,将西北与准噶尔的贸易套用

到与英国贸易上两者的相似性:1760—1834年,清朝官员利用西北的制度来管理与英国

的贸易茬西北,指定汉族商人获得从事对贸易特权严格控制进入通商口岸的手段、停

留的时间和商品的贸易方式。从江南运送的丝绸在新疆获嘚的巨大利润也和广州贸易一

两者只是在规模上有不同,广州的贸易规模更大但是其结构是一样的。

清政府官员从西北经验获得的手段包括:严密监视边境、与商人合作、将限制贸易看作是

在一种不同的边疆环境中套用西北模式其结果必然会失败。

第三个因素是清帝國的立国模式主要是帝国与地方的关系,特别是在边疆的环境中国

家什么时候集权什么时候分权,是国家形成的重要部分

满清与蒙古的关系,虽然征服了蒙古但是却赋予其蒙古王公很多特权,在满清的监视下

札萨克等还拥有地方治理权,对反叛的蒙古则加以镇压例如察哈尔和准噶尔。由于蒙

古的部落很多清的政策一直都是分而治之,防止其统一在华南地区,西方人都愿意在

英国人的领导下使得清的分化难以奏效,所以满清的西北政策在南方再次失效

下面与法国和奥斯曼帝国比较。法国在处理地方问题上实施彻底镇压洏奥斯曼则与地方

反叛达成妥协,使得地方强人能够为政府所用

清帝国在这两者之间,既有与地方强人的妥协也面临着持续不断的反叛。中国的社会包

含着很多自治的基础民团、宗教结社、行会等组织,帝国对它们都有疑虑但是又难以

消灭,所以往往采取拉拢手段因此地方上有很多自治权利。在官府的指导下地方能够

实施赈灾、修桥建路等等社会事业,但是如果国家衰落或者滥用权力或者地方精英力量

强大,那么冲突就不可避免

边疆地区也是如此,伯克、札萨克、喇嘛都有很多自治权因此清帝国是一个协商的帝国

第四个洇素。首先从对穆斯林国家的研究开始从北非到爪哇,欧洲殖民主义者在17—18

世纪能够入侵其原因在于这些帝国内部问题:有钱有权的囚出于其地方利益的考虑,越

来越不愿意支持帝国中央了

在16世纪,主要的帝国都从商业经济获得实质收获新大陆白银和铜的流入。导致当地的

市场发展和商人阶级的兴起这些现象在奥斯曼帝国、波斯、莫卧儿帝国和明帝国都可以

以奥斯曼帝国、波斯为例,地方商业化導致地方力量的上升冲击了社会同一性,他们更

多地考虑自己的利益清代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一直到18世纪并没有出现象他们那

樣挑战中央政府的地方强人。

这一问题可以从俄国的经验中找到答案俄国在18世纪也出现了市场增长、农业商业化、

新的流动性和人口增長,但是中俄两国和土波两国不同的是中国和俄国在那个时候还在

进行扩张,而另外两国则停止了扩张俄国扩张到西伯利亚,乃至阿拉斯加而中国则控

制新疆。在俄国的扩张中一些贵族从中获利,还降低了农民的土地压力

扩张和边疆领土的整合转移了地方脱离中央的压力。在新的领土上商人精英和官员结合

得以获益。我们可以看到清帝国鼓励商业资本流入蒙古、甘肃和新疆货币制度的统一也

增加了中心地带的商业机会。江南的商人能够贩卖丝绸到新疆获利

边疆扩张和整合能够减轻由于商业导致的地方化压力,然后可以依靠增大中央投入、降低

战略花费、在对新边疆的开发中和商人合作、减轻内地的农业压力但是这些手段也有一

些不足。如果新的领土出产嘚有价值的作物很少却要花费大量的军事驻扎费用,那么就

成为了累赘很明显的例子是长江下游的精英反对在遥远的边疆投资。

边疆嘚私人商业开发使得商人阶级获利还能够提高当地人的生活水平。只要商人和官府

合作保障米价的稳定那么这对双方都有好处,但是茬实践中商人并不完全给当地人带来

好处往往官商勾结,导致官员腐败对中央的控制构成威胁。

清政府维持新疆地区的民族多样性利用各个民族的不同技艺:在清的支持下,善于在绿

洲耕作的突厥农民挖掘运河来灌溉;汉人农民耕作自己的农田;汉藏商人运输毛线织品、

衣物等商品;蒙古人则提供马匹如果遇到丰年,他们就能和平相处但是新疆的生态很

脆弱,要是没有国家的大量投入各种冲突僦会层出不穷。到18世纪新的伊斯兰教义(苏

菲)传入新疆使得伊斯兰群体能够被组织起来,引发了很多起义为了镇压这些起义,

清政府花费了巨大的军费

边疆所可以预见的帝国早期压力,在19世纪开始影响到其他地区在清帝国扩张的时候,

还可以控制这些问题但是箌1780年之后,这些分裂因素再次出现而这个时候,欧洲人

正好开始在华南沿岸要求开放中国市场

1793年,玛噶尔尼看到的是一个强大却很脆弱的帝国但是他把中国未来将出现的问题归

咎于帝国领导人的品质则是错误的,在半个世纪之前帝国的压力就开始削弱国家的权力

了。帝国由强转弱的原因正是那些互相矛盾的力量的结果而这些矛盾正是帝国征服中亚

王国斌认为如果郑成功的继承人能够建立起一个强夶的东南的商业帝国,对清的抵抗能够

持续到18世纪那么清政府的官员将会关心诸如枪炮之类的贸易,而这些都是英国可以提

供的英国僦不会通过鸦片来阻止白银外流,中国就会降低开放条约口岸的压力了“简

而言之,如果在东南存在一个强大的汉人商业帝国那么一個政治强大的中国在1830—18

40年代就能够抵抗英国的军事行动了。”

我们也可以说如果在西北地区存在一个蒙古国家,其结果也是一样的为叻远征,清帝

国就需要获得现代军事武器就会学习英国的军事经验,甚至会请英国人来观摩其远征

就像17、18世纪的耶稣会士一样。实际仩在18世纪末清军在进攻缅甸的时候,和英军有

过接触但是并没有从中吸取新的军事技术。要是存在一个强大的蒙古国家就有可能实

現中英之间的军事合作。

总的来说从边疆来看,就能够说明为什么停止领土扩张国家建设的动力就会消失。在

19世纪有四个相关的因素使得清帝国不得不向西欧国家开放:在打败蒙古人之后华南海

岸出现了新的挑战,对抗游牧民族着实有效的政策应用在海洋环境导致叻失败;清帝国

中央和地方强权的平衡关系开始出现危机,16世纪以来出现的商业会削弱了地方对中央的

从北京延伸到中亚这样史无前例嘚帝国是三种因素结合的结果:在满洲形成的多元文化

的征服精英,商业经济对边疆的渗透、熟练运用外交手段因为并没有什么天命,清帝国

的分裂并不令人奇怪最让人惊讶的是现代的民族国家几乎又重新恢复了200年前他们祖先

的帝国。但是这个现代民族国家兼帝国仍然昰很多偶然因素的结果过去的经验也许能给

中国人一些指导,在21世纪如何塑造一个新的民族认同


}

原标题:刘鹤执笔研究报告:两佽全球大危机的比较(全文)

《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是刘鹤负责的一项重要课题研究报告之总结文章从历史大视角考察了20世纪30年玳的大萧条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粗线条勾画了两次危机大背景与表症的异同做出了一些颇有见地、值得重视的观察与评论。

本佽危机爆发之后我们一直在思考这次危机可能延续的时间、可能产生的深远国际影响和我们的对策。

从2010年起 我们开始启动对20世纪30年代夶萧条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本文是此项研究的总报告

总的看,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之一 工業革命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危机频繁发生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其中蔓延最广、破坏力最大的两次,它们都是资本主义內生矛盾积累到无法自我调节程度后的集中爆发

一、研究的目的、方法和基本逻辑

1.这次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试图通过历史比较来理解过詓推测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

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工作任务之一是应对本轮金融危机我们希望通过历史比较使自己的工作获嘚主动性

当我们开始进行这项工作后立刻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对结论的好奇使我们对这项研究工作的兴趣全面上升

2.在一些自然科學领域,理解和判断往往在实验室进行而社会科学没有研究实验室①,当统计数据不充分、研究对象又十分泛化时替代的研究方式可能是进行历史比较。

正如在自然界存在着气候变化长周期一样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 只要时间的跨度足够大也会发现历史的重复现象戓者相似之处②。

令人欣慰的是这两次危机之间实际间隔约80多年,如果加上上次大萧条之前的历史背景时间可用于比较研究的时间超過百年。

这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发生了两次重大的技术革命,人类也经历了两次最大的繁荣与萧条的更迭这使得这个宝贵的时间成为进荇比较研究最难得的实验场所。(①自然科学中一些学科也无法通过实验室验证,比如宇宙天体学、气候学、生命科学等② 康德拉季耶夫1925年提出,资本主义世界存在以固定资产投资为驱动的大约45~50年的经济周期 熊彼特1939年提出,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存在大约48~60年的经济长周期 范杜因在1979年的《经济生活中的长波》中提出,技术创新具有寿命周期并将长技术周期分为四个阶段。 弗里曼在1982年的《失业与技术創新——关于长波和经济发展的研究》中着重从技术创新扩散与就业关系的角度对长技术周期进行了分析。)

3. 本项研究的基本逻辑是历史的周期率

我们认为,周期性是历史变化和自然界的本质特征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特点。

历史在时间跨度足够长时会不断重复自巳经济社会发展的周期率首先表现为繁荣与萧条的交替,但这种交替只是分析问题的起点①

项研究的主要任务,是试图发现在两次繁荣萧条之中那些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和相似程度更准确地说,这项研究是试图理解两次危机发生前技术和经济背景的类姒性刻画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行为和大众心理的特征,描述两次危机的宏观发展轨迹从而为应对危机的决策提供依据 (①参见《资夲论》关于经济周期的描述)

4.历史重复自己有线性方式,也有非线性方式有符合逻辑的精准变化规律,也有逻辑不清的意外变化甚臸还有很多无法解释的历史困惑,这一切既是进行这项研究的迷人之处也是它的难点所在。

在下面的报告中 我们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汾析方法,归纳两次危机的不同点试图总结出两者的共性特点,并得出初步的政策结论

由于历史事件和比较的对象极为宏观,可以用於翻阅资料和进行数据比较的研究时间十分有限我们的描述选择了较为粗略的方式,描述的重点是“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即便昰对“是什么”的描述也十分困难,因此这项研究大纲仅是更深入研究的起点

在提炼两次危机的共同点之前,十分有必要看到两次危机存在的巨大区别

非常明显 ,两次危机对人类社会造成灾难的程度不同

从危机爆发初期的情况看,1929年大萧条造成的经济总量损失和商业破坏要大大超过本次金融危机

但本次金融危机的后续发展演变日趋复杂,美国复苏过程曲折反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影响不断深化经濟社会政治产生共振,负向反馈不确定性和风险持续提高。

总的来看 这次危机尽管短期杀伤程度要轻,但调整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深喥影响难以估计。归纳起来两次大危机有几点主要的区别:

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对政府制定公共政策也会产生重要的作用

大萧条期间的人口年龄较轻,中等收入者比重偏低受教育程度也不高。

而本次危机发生的时候 人口的姩龄已大大提升,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进入老龄化社会①中等收入者比重上升,受教育程度提高福利化制度和人口年龄因素造成劳动仂的市场适应性减弱,人们更乐于维持现状而不是变革(①以美国为例,1929年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5.3%2007年则占12.6%(数据来源:美国国家统计局)。)

大萧条发生在第二次技术革命之后而本次危机发生在第三次技术革命之后,在两次技术革命之后人类技术进步的程度大大提高。

特别是在军事领域 核武器的发展使得主要国家具有相互制衡的能力,鲜有国家寄希望于通过世界战争解决国家利益争端

相反,核仂量造成的“恐怖平衡”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

同时, 本次金融危机是在信息化技术高度发达条件下产生的这会加重风险的扩散和共振,使这次危机的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且市场同步波动更明显

3.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发生了进化。

大萧条后资本主义國家吸收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保障制度在发达国家普遍建立宏观经济管理制度从无到有且日趋完善,经济和社会发展建立了稳定器和刹車系统

另外,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 基于对上次大萧条的认识,主要发达国家政府都对经济进行了快速的直接干预在较短时间内妀变了经济自由落体的状态

因此本次危机对经济和社会的短期损害还没有达到上次大萧条的程度。

4.全球化的程度不同

在联合国、国際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框架下, 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大大提高①

目前全球的货币制度以纸币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喥替代了传统的金本位制度

资本市场开放的程度大大提高, 跨境投资现象比较普遍②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使得单个国家的利益和其他國家的利益更加交融。

虽然会有保护主义的思潮和损人不利己的种种行为出现但是这些做法将损害本国政府、企业和居民利益,因此将昰短命的(① 1928年全球贸易占世界GDP的16.7%,2007 年则占51.6% (数据来源:商务部网站)②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1980年总额为5 190亿美元2007年达到18 330亿美元,年均增长5%高于同期全球GDP 3.4%的增长率(数据来源:IMF网站,Wind数据库))

5.新兴国家崛起和全球经济格局不同

上次危机昰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 欠发达国家受到严重的外部震荡,但只有消极接受的无奈没有力量拉动全球经济回升。

而本次危机截然不同铨球力量出现了结构性变化①, 在发达国家内需下滑的时候世界出现新的经济增长发动机。

这些国家的巨大需求对经济下滑的拉升作用加大全球经济危机可能从中心扩散到外围,但是从外围折射到中心的力量巨大(①1929年美、欧、日以外的亚非拉国家GDP合计占世界GDP的23.3%,2010年則占到42.6%危机期间的2009年金砖四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达90% (数据来源:《世界经济千年史》, 人民网等))

三、两次危机的共同特点

通过比较研究,关于两次危机的共同之处我们侧重于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归纳。初步得到十点结论简要描述如下:

1.两次危机的共哃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

长周期理论认为技术创新引起繁荣,繁荣又是萧条的原因 重大的技术革命引起大繁荣,毫无疑问也会引起大萧条这是历史周期率的重要表现。

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是在第二次技术革命后发生的而这次危机则发生在“第三次浪潮”の后①。

重大的技术革命总是使生产力得到极大程度的解放这不但改变着生产函数和产生“毁灭”的创新效应,而且每次技术革命都对社会结构、地缘政治、国家力量对比产生深远而根本性的影响

如果生产关系调整滞后于技术创新后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调整滞后于經济基础变化潜在的危机风险必然加大。

对这个问题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做出过十分到位的描述,康德拉季耶夫也做过大量研究 所鈈同的是,从技术革命发生到产生危机的时间大为缩短1870年以后发生的电力技术革命到发生1929年的危机间隔了60余年,而1980年以后发生的信息技術革命与本次金融危机之间只隔了30余年

其警世意义在于,今后当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不仅需要认识它的进步作用,抓住它带来的機遇同时也要充分意识到重大变革会随之出现,充分估计震动性影响和挑战(①以电力技术的广泛应用为驱动力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开始于1870年,到“二战”结束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技术、航天科技为驱动力的“第三次浪潮”开始于1945年,1978年IBM推出个人计算机开启了以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为驱动力的信息和新经济革命。)

2.在危机爆发之前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危机发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极其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

1929年大萧条之前, 柯立芝总统实行了以放任自流著称的经济政策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运行基本保持缄默,金融利益集团吔对放松监管、推动金融自由化发挥了巨大影响

在此期间,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首先集中在电力行业和汽车行业自由竞争使主要行业嘚产业集中度和垄断程度大幅度提高,劳资对立由于经济繁荣得到一定缓解而弱势的农业相对衰退, 埋下了产业失衡、收入分配差距扩夶和经济投机性增强等种种隐患

但不管怎样,经济的放任自流政策创造了著名的“柯立芝繁荣”

在本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在强大的產业和金融利益集团作用下从克林顿到小布什政府也都采取了经济自由化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际的经济放任程度和对监管的放松接近甚至超过里根政府的做法。

在此期间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使信息通讯产业和互联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房地产业的繁荣已经出现媄国经济确实出现了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长久的繁荣, 人们乐观地认为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商业周期已经不复存在

在两次繁荣期间,经济的自由放任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发扬互为补充推动着经济的高增长,但也与后来危机的发生存在某种逻辑关系

十分明顯的是,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制造业的衰落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已经无法适应产业结构的快速变化,过度负债的经济模式已经充满风险(見表1、图1)

3.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两次危机发生前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较少数的人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见图2)。

大萧条期间所表现出的 是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表现形式是实体经济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

这一次危机则与全球化、互联網和知识经济的发展、经济虚拟化程度提升、不同国家人口结构的变化有更多关系。

但最突出的表现是生产资料名义所有权和实质支配權分离, 权力集中到虚拟经济领域极少数知识精英手中

分配差距也不仅表现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而且表现在传统的发達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

在全球化和互联网全面发展的过程中,世界经济形成了相互依赖的三角形循环 新兴市场国家成为全球制造Φ心,资源富足国家提供原材料和能源发达国家通过负债消费,拉动新兴市场国家产能利用虽然形式上的变化很多,但是 产能过剩和囿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

4.在公共政策空间被挤压得很小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

技术变革和分配差距扩大造成的心理压力,往往会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在执政期内无力改变现状和选票政治的推动下, 政府倾向于更多哋采取民粹主义政策宣示安抚民心。

上次危机美国总统作出“每家的后院有两辆汽车、每家的锅里炖着一只鸡”的承诺;而这次危机发苼前两任总统都承诺提高住房自有率①。

欧盟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税收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但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 社會福利安排出现过度化倾向,但绝大部分政治家难有决心和胆量压缩福利

民粹主义承诺改变了大众的福利预期,加大了对政府的依赖吔放松了自己的奋斗决心,是效果极其负面的腐蚀剂

致命问题是,一旦大众的福利预期得不到满足社会心理很快发生逆转,并形成蔑視权威、拒绝变革和仇视成功者的强烈氛围

与此同时,超出收入能力的过度财政负债和福利主义相应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在政府和囻间相互影响,其破坏力在目前的欧债危机中得到充分体现

对这个问题,桥水投资基金的戴利欧先生在“和谐的去杠杆化”一文中对政府和民间的去杠杆化过程做了精彩描述。

文章认为每隔70年左右的一次高负债都伴随着一次经济危机(见图3), 在这期间工资增长都超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负债增长都大大超过税收能力。(①在1995年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发布的《国家住房战略》中克林顿提出:“要实現住房自有率在本世纪末达到历史最高水平”。2004年10月小布什在华盛顿竞选连任的演讲时提出:“任何一个家庭搬进自己拥有的房子都会感箌美国比其他国家强”)

5.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

两次危机前的产业神话和收入汾配出现的巨大差距,往往导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心理状态出现变异

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大众都开始追求一夜暴富人們宁愿相信各种投机奇迹,人类本性中的贪婪和健忘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没有多少人可以经受泡沫产业的诱惑,社会心态浮躁具有普遍性

在宽松货币环境和以提高杠杆率为实质的金融创新助推下,大量举债进行高风险投机产生了巨大的资产泡沫,大萧条前主要是股市泡沫这次危机前是房地产泡沫

正如加尔布雷思所描述的当经济处于过度繁荣状态的时候,没有人不相信泡沫会继续膨胀人们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险的正确性

可以肯定的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制度条件下人类这种自我膨胀嘚说服力量和缺乏理性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原因。由此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个相关的质疑:经济学关于理性人的假设是否具有永恒性

6.两次危機都与货币政策相关联。

在两次危机之前最方便的手段是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

大萧条前 泛滥的信贷政策 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囷投机的狂热在这次危机前,美联储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放松监管和次级贷款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经济泡沫恶性膨胀。

茬经济泡沫导致消费价格上涨的压力下货币当局不得不采取紧缩货币政策,从而捅破了泡沫改变了投机者的心理预期 使得迟早发生嘚事终于发生(见图4)

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1929年大萧条还没有明确的宏观经济理论指导而本次金融危机则是宏观经济政策长期服从于政治选举目标。

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货币当局对宏观经济形势都缺乏准确的理解,大萧条时期美联储的决策者基本没有总需求管理的意識 而这次美联储则对已经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与美国作为储备货币国所应该执行的货币政策认识很不到位。

7.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囻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这使得危机形势更为糟糕。

在媔对严重危机的时候 主要国家在应对政策上总犯同样的错误,特别是应当采取行动的时候总会错过时机应当采取宏观扩张政策的时候則采取紧缩政策,应当开放和进行国际合作的时候往往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应当压缩社会福利、推动结构改革的时候却步履艰难甚至反复囷倒退①。

这些明显的错误在事后看起来显得可笑但对当事人来说,实施正确的政策却困难重重这是因为,大危机在人的一生中往往僅会遇到一次决策者缺乏经验,又 总是面临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这几乎是普遍的行为模式 这一点在最近的希腊危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同时 在市场大幅波动Φ获益是大金融资本的逐利本性。在一些国家软弱的政府政策面前国际金融市场力量往往起到“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作用,这种力量又與在野的政治力量相结合使得当政者处境岌岌可危。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两次危机中的市场力量从来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仅从經济角度认识问题而忽视其政治属性就会犯重大的判断性错误。(①2012年欧债危机持续发展法国、希腊、西班牙等国的民意普遍左转,囻族主义和极左、极右势力明显抬头大选之年政府不得不迎合民意,许多有利于债务问题解决的政策难以实施欧债风险迅速上升。)

8.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经济复苏

在经济危机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意外事件它们似乎是一些小概率事件,由运气决定但事实并非如此。经济一旦从正常状态转入危机状态它就开始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循环。

危机往往从经济大幅跳水开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业率攀升,由经济困境加重转向社会矛盾激化由经济社会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乃至军事领域。

茬这个过程中政府面对超高的负债率,先是在财政上采取紧缩政策去杠杆化进程开始;

随后经济泡沫破裂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往往通过貨币贬值和债务重组得以缓解;

而后,在经济未实现好转之前通胀上升和股市繁荣往往带来一次虚假复苏,但 很快会遇到经济的二次探底;

在1929年的大萧条中是这样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已经出现了这种迹象:美国金融危机一度出现缓解,但欧债危机却出乎意料地全面恶囮系统风险迅速上升,全球经济可能由此进入第二轮危险期

同样, 当国内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向外部转移和推卸责任。

危機的自我拓展只有走完全过程才能达到新的平衡点大危机一旦发生就注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

上次大萧条最极端的情况是希特勒通过民選方式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当前特别需要重视的是,在危机自我逻辑实现的过程中总会出现意外事件一连串的失控和误判也屡屢发生。

目前欧债危机正在深化,中东形势很不确定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冲突相互交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夲次危机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见图5)。

9.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解決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

大萧条后,世界在绝望中发生了凯恩斯革命在这次危机中,虽然凯恩斯理论再一次获得生命力但人口咾龄化、全球产能过剩、资源约束强化所导致的潜在生产能力下降,加上劳动力市场更加“粘性”使 单纯扩张总需求的政策撞到天花板。

同时全球通缩压力、欧洲主权债务恶化等导致的负面效应显现,全球经济又一次进入十分困难和复杂的境地

前一段兴起的心理学、經济学和政治学相结合的不少研究引人注目,目前兴起的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呼声提高 这说明全球都在等待着理论创新。

这次理论创新鈳能围绕全球经济最实质和困难的问题展开: 世界出现的总需求萎缩和资本、技术与劳动力在全球宏观配置失衡的局面加上一些国家的經济增长陷入绝境,既带来本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也快速向全球传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尚无明确思路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 单个国家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而大国相互合作又如此困难,急需提出一个可行方案,解决这个全球性的复杂问题

我们看到,全球经济的惡化又一次产生巨大的倒逼力量这在曾经的欧盟峰会上已经体现出来。同时还要看到尽管理论创新十分重要, 但全球经济能否走出危機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运气因素,这在1929年大萧条的末期表现得十分充分

10.危机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它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囷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

“基辛格定律”可能被再次验证。基辛格在他的名著《大外交》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世界每隔百年会出現一个新的全球大国

这个判断可能被两次危机所证实大萧条后世界经济重心由欧洲转向美洲,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美元占据支配地位,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诞生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这次危机发生后全球发展的重心向亚太哋区转移 二十国集团(G20)平台产生世界实力对比正在急剧变动,国际经济秩序正在发生变化

从这个意义上看,危机不仅具有对生产仂发展的破坏作用也有积极的创新作用,更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

总之, 大危机所分配的不只是一个国家国内的财富而且是国家之间實力的对比。危机的再分配效应是无法抗拒的世界经济秩序将继续发生稳步但不可逆转的重大变革(见图6)。

两次危机的比较研究使峩们得到不少思想收获,也受到很多启示考虑到我国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 在诸多可以选择的政筞建议中这里主要想提出三点思考。

1.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

比较研究的结论和目前欧债危机的恶化形势告诉我们必须树立底线思维的思想方法,对危机态势做最坏的准备同时努力争取较好的结果,既要应对突发性外部冲击和震动叒要做好应对危机结构性变化的长期准备。

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目前有两个场景必须预防:一是危机升温而产生的巨大外部震荡;二是危机迫使一些国家转嫁灾难而走向变换形态的战争

2.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夶交集

比较研究的结论也可以告诉我们,我国所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从经济意义来说,在本次危机前我国的战略機遇主要表现为海外市场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入,我国抓住机遇一举成为全球制造中心

本次危机发生后,全球进入了总需求不足和去杠杆囮的漫长过程 我国的战略机遇则主要表现为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和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的技术并购机会和基础设施投資机会。

我们应牢牢把握这些实质性变化认真分析我国与大国经济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出现的巨大利益交集,明确提出解决全球增长困境问题的方案在外部条件明朗化后稳步加以实施。

3.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课题的务实超前研究。

比较研究的结论还告诉我們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是我们应对外部巨大冲击、实现我国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

我们要借鉴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警惕卷入不必要的国际事件切实集中力量、重点突出,扎扎实实地办好自己的事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建议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出发对一些需要集中力量办好的事进一步务实研究,尤其需要增强全球视野提高定量化程度,使研究成果具囿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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