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五百题解(51-60)
51、晚清文学改良运动是怎样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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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晚清文学改良运动，主要指戊戌变法时代的文学运动，时间大约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头十年。其代表性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黄遵宪等。它是近代思想启蒙运动在文学上的直接反映，文学则成为了他们进行思想启蒙的主要工具和实现方式。晚清文学改良运动注重了诗文的改革（诗界革命、文界革命），提倡文体革新和白话，把小说的地位提高了一个较高的地位上（小说界革命），以及输入话剧等新的艺术样式（戏剧改良）。人们一般把以上诸方面的“革命”和“改良”通称为晚清文学改良运动。
近代以来，居于正统地位的是桐城古文、选学骈文和宋诗派的诗，至于小说和戏曲则处于边缘地位。居于正统地位的诗文和作者，“章摹句效，终身役于古人”（梁启超语），他们一味地固守传统的诗文理论，脱离现实生活，拒绝一切新思想、新事物、新语言和新的表现方法，从而成为中国文学与文化思想发展的严重桎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晚清文学改良运动才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黄遵宪首倡“诗界革命”，提出了“吾手写吾口”的口号，在反对拟古主义中强调诗歌创作中的个性化口语化，这得到了夏曾佑、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积极赞和，并蔚成风气。他们特别肯定了“诗界革命”最重要的是“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从而一举扭转了诗界拟古和无病呻吟之弊端，做到了“适用于今、通行于俗”，“明白晓畅，务期达意”。
梁启超等人发动的“文界革命”亦声势浩大，他们提出了“崇白话、废文言”的口号，力倡言文合一。在“文界革命”的影响下，晚清众多的白话报，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梁启超式的“新文体”，其“多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在晚清文学改良运动中，影响较大的是梁启超提出的“小说界革命”。它提出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口号，把小说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提高到无以复加的高度，一面猛烈地攻击旧小说的“诲淫诲盗”，一面大声疾呼把小说和社会改良结合起来，并由此出发探讨了小说的美学特征，这就冲破了传统的鄙视小说以及小说家的传统观念，把“小说界革命”纳入到了“新民”与“新中国”的总目的中，使之成为文化改良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晚清文学改良运动中，“戏剧改良”也搞得颇有声势。为了改良晚清戏剧界的不良倾向，一批先觉者不仅致力于新戏曲剧本的创作，而且还通过对中国的旧剧和外国近代戏剧的比较，指出了戏剧改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中，春柳社和春阳社等社团对推动“戏剧改良”功莫大焉。
在晚清文学改良运动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期刊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期刊在这里犹如一个“公共领域”，使晚清文学改良运动获得了自我实现的空间，搭就了一个联结这一运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的桥梁。单就小说期刊来说，影响较大的就有《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小说月报》等。（李宗刚）
52、如何评价晚清文学改良运动。
晚清文学改良运动是一场带有改良色彩的资产阶级启蒙文学运动，它既是中国封建文学总解体的开始，又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文学革命的预演和先导，为新文学运动的勃兴作了一定的准备，在多方面孕育了五四文学革命。
晚清文学改良运动是中国文学从古典文学到现代文学之间的一个过渡，也是近代思想启蒙运动在文学上的直接反映。晚清文学改良运动在注重了诗文的改革（诗界革命），提倡文体革新和白话，把小说的地位提高到一个较高的地位上（小说界革命），以及输入话剧等新的艺术样式（戏剧改良）。总之，他们以具有鲜明近代色彩的文学观为指导，以从文学观念到创作风格，从文学体裁到文学语言等方面，酿成了与中国古典文学主潮渐去渐远的另一文学大潮，从而为五四文学的萌生作了必要的准备。
晚清文学改良运动从根本上来说，是从属于晚清改良运动的，这说明文学改良并不是根源于文学自身的要求，而是服从和服务于社会改良的，实际上，这是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晚清社会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领导下，从救亡图存的和开启民智的目的出发，积极宣传改良思想，正是从适应社会改良的需要出发，他们对文学提出了改良的要求，从而掀起了晚清文学改良运动。
晚清文学改良运动在严格的意义上还没有构成一次真正的文学革命。它的很多口号和理论主张，既有现代性的精华，又有封建性的糟粕。这主要根源于他们希冀在传统文化和文学的既有格局中，通过对西方文化和文学的嫁接，完成一次中国文学的“改良”，而不是一次彻底的“革命”。
尽管晚清文学改良运动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历史局限，但其历史功绩是无法抹杀的。它不仅在思想内容方面，而且在文学形式方面，都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崛起作了必要的准备。他们从救亡图存的终极目的出发，在文学上提出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口号，并身体力行，从而酿成了晚清文学改良运动。其所提出的文学主张，和五四文学革命所提出的文学主张有着直接的承继关系，这就使五四文学革命提出的一些文学主张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预演，为五四文学革命最终酿成更加广泛的社会性的文学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发动者和参与者，莫不深受晚清文学改良运动的深刻影响。如胡适就说过“二十年来的读书人差不多没有不受他（指梁启超——引者注）的文章的影响”。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晚清文学改良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崛起作了必要的准备，也就是说，没有晚清文学改良，就没有五四文学革命，就没有中国现代文学。（李宗刚）
53、简评晚清的白话运动。
晚清白话运动的倡导者们，“抱着改革文学的志愿”，“在散文方面的成绩只是把古文变浅近了，把应用的范围也更推广了”；“在韵文方面，他们也曾有‘诗界革命’的志愿”。黄遵宪则提出了“我手写吾口”的“诗界革命”口号；梁启超在提倡浅易畅达的“新文体”时，强调指出了“俗语文体之流行，实文学进步之最大关键”；裘廷梁则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在这一白话文主张的指导下，在文化相对开放的部分地区演变成为一次颇有声势的白话运动。
在晚清的白话运动中，一大批白话报纸、白话书籍、白话小说相继诞生。其中著名的白话报纸就有无锡白话报、杭州白话报、苏州白话报、宁波白话报、国民白话报、上海新中国白话报、安徽白话报、长沙演说通俗报、江西新白话报等；白话小说也大量涌现，据阿英的估计，白话小说约在1500种以上。这些白话报和白话小说，从“开通民智”的启蒙需要出发，使用白话，一时蔚然成为时代的风气。
晚清的白话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中的白话文主张和实践具有内在的联系。这不仅体现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的白话文主张是在晚清的白话运动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发展，而且还体现在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些倡导者，诸如胡适、陈独秀等人都深受晚清的白话运动的影响，并进行过白话文写作，为他们发动五四文学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晚清的白话运动，也存在着一些局限，这主要体现在他们虽然从事白话运动，但并没有明确地提出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正宗地位的口号和措施，更没有将白话作为文学的唯一利器。这就使其白话运动带有某些权宜之计，因为“小百姓”“无知无识，故降格作点通俗的文章给他们看”。这就使其白话运动，还仅仅局限于一定范围内，没有酿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运动。晚清的白话运动，只是对既有的价值体系的修补，而不是彻底颠覆，只有当五四文学革命在以科学与民主为鹄的时，白话文作为新的话语体系才获得了确立的历史机缘。（李宗刚）
54、怎样认识清末民初通俗文学运动的文学史意义？
清末民初通俗文学运动主要是清末民初大都会兴建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文学潮流。其“在形式上继承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传统为模式的文人创作或经文人加工再创造的作品：在功能上侧重于趣味性、娱乐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但也顾及‘寓教于乐’的惩恶劝善效应；基于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以广大市民层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种被他们视为精神消费品的，也必然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其代表性人物有徐枕亚、周瘦鹃、包天笑等。
首先，清末民初通俗文学运动在根本上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和文学现代化追求的产物。1906年，当时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上海出版的报刊达到66家之多，此时全国出版的报刊总数达到239种。这些依赖通商口岸、现代都市和印刷出版工业及大众传媒体制而出现的都市文学刊物，一方面因适应了都市市民大众的“消闲”、“娱乐”要求从而建立起市场和读者群，一方面又为那些由于种种原因而脱离了传统的“学优而仕”的人生事业格式的知识分子，从传统文人向现代职业作家的转变提供了物质条件。众多的报刊杂志以及相应的印刷出版体制的产生与形成，本身就是社会现代化的产物，它们又共同构成了文化、文学的生产消费体制、公众传媒体制和“文化公共空间”。清末民初通俗文学运动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大背景下孕育和诞生的。
其次，清末民初通俗文学运动是对中国古典的通俗文学的继承和改良。在清末民初通俗文学运动中，通俗文学作家的大多数，“在对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志怪、传奇、话本、讲史、神魔、人情、讽刺、侠邪、侠义、谴责等小说门类和品种，加以新的探索，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反映以大都会生活为主轴的，又以消遣为主要功能而杂以劝惩目的的文学作品”。但是，很多的学者在对这一通俗文学运动的指责中，忽视了其“改良”的重要特质。
再次，清末民初通俗文学运动，注重了对文学趣味性的价值追求，这对扭转晚清政治小说中过分地充斥着政治说教、甚至异化为政治说教的工具，具有不可取代的文学史意义。从梁启超开始提出政治小说为肇始，小说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政治负荷，这就使小说越来越背离了自身的审美特点，清末民初的通俗文学运动，则极大地扭转了这一文学发展态势，使文学向着自身回归。
最后，清末民初通俗文学运动，注重了文学对客观现实的“存真性”的价值追求。通俗文学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超越了党派的立场，以超脱的文化姿态，追求小说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性反映，建构起了一个较为真实和完整的晚清社会的文学图景。“在描写这些新异事物时，并不想去为它们‘定性’，他们只想不偏不倚地去细致描摹，因此他们的作品往往‘存真性’特强”。
总的来看，通俗文学运动随着五四文学新范式的确立反而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并在嗣后出现了像张恨水这样的一代通俗文学大家。这说明清末民初的通俗文学运动在文学史上具有不可取代的意义。（李宗刚）
55、如何理解晚清文学改良运动与五四文学运动的关系？
晚清文学改良运动是一场带有改良色彩的启蒙运动，它是中国封建文学总解体的开始，又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文学革命的预演和先导，它为五四文学运动的发生作了多方面的准备。
晚清文学改良运动作为五四文学运动的预演，主要体现在五四文学运动的文学主张等方面，已经在晚清文学改良运动那里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展示：在指导思想上，主要是从西方那里借鉴过来的科学与民主的思想以及达尔文进化论为主的进化史观；在文学思潮上，主要是由得利于西方文学理论的译介而诱发的新文学观念，从文学的本源到文学的功能，再到文学的批评，都强化了文学对自我本体的回归和对现实人生的改造功能；在语言上，更是主张言文合一的白话文。所有这些方面，都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无法分割的联系。
晚清文学改良运动对五四文学运动的孕育，还体现在它对五四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们的积极影响。五四文学的先驱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晚清思想启蒙和文学改良的积极影响和深刻启迪。这正如胡适论及到梁启超对他们这一代的深刻影响时所说的那样：“二十年来的读书人差不多没有不受他的文章的影响”；[]郭沫若也有过类似的论述：“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当然，晚清文学改良运动毕竟还是无法和五四文学运动等同起来。如晚清文学改良运动在提倡白话的同时并不反对文言，他们往往把俗与雅和白话与文言等同起来，认为通俗者如书报可以用白话，而文学则还是用文言。到了五四文学运动期间，则不仅在文学理论上提出了“提出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理论诉求，而且在文学实践上也径直地使用白话文。
总之，晚清文学改良运动和五四文学运动是中国文学史发生转型时无法分割的两个环节，正是借着晚清文学改良运动这一不可或缺的历史一环，五四文学运动这一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运动才得以最终能够兴起和确立起来。（李宗刚）
56、五四文学革命是怎样崛起的?
首先，五四文学革命的崛起和晚清以来的社会现实危机有着直接的关联。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在西方的侵略下，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一些文化先驱者开始了探求救亡图存的艰辛历程。他们在一次次的失败中，逐渐地意识到，要救亡图存，实现国富民强，就离不开人的思想的改造。为此，陈独秀在《新青年》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提出新文化的六种精神，如“自主的”、“世界的”、“实利的”、“科学的”精神等，就是新青年所应该具备的；不久，他又痛切指出：“亡国灭种之根在于卑劣无耻退葸苟安易圆滑之国民性。”这样一来，人的觉醒，人的解放，人的改造，便被提升到关乎民族命运的高度上来了。正是在这样的大的背景下，五四文学革命便是“从新要发见‘人’，去‘辟人荒’”。
其次，在晚清文学改良运动的影响下，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者获取了充足的文学营养，这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在晚清文学改良运动中，像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像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诗文，都给成长中的五四文学革命的主将们以深刻影响，像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无不如此。陈独秀在其《文学革命论》中，就针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崛起，这样分析道：辛亥革命所以失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一次影响深远的文化思想领域的革命，致使“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因此，要改革中国社会便不能不改革文化思想、改革旧文学。显然，这样的意识离不开对晚清文化先驱的思想和实践的深刻体认。
再次，五四文学革命的崛起离不开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的制度保障。五四文学革命的崛起和辛亥革命之间固然有一定的时间差，但是，五四文学革命本来就和辛亥革命在文化观念上的基本诉求一致的。中华民国的建立，确立了民主和科学等现代话语的合法性。在袁世凯和张勋的复辟过程中，尊孔复古的逆流，使进步的知识分子痛感以现代性思想扫荡封建观念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正如陈独秀所说的那样：“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合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
最后，五四文学革命的崛起也是世界现代文化和文学深刻影响的必然结果。对西方文化和文学的翻译绍介，不仅从思想上给五四文学革命以直接的支持，而且还从文学形式上给五四文学革命以强力的支撑。特别是五四文学革命中一些先驱者，不但深受前辈学人译介过来的西方文化的影响，而且还切身感受到了异域文化的魅力，像高举五四文学革命义旗的胡适便是站在大洋彼岸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当然，五四文学革命的崛起，尽管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了和中国古典文学决绝的文化姿态，但实际上，从新文学先驱鲁迅、胡适、周作人等人的文学革命诉求和现代文化人格建构中，都可以找寻到传统的影子。（李宗刚）
57、五四文学革命与《新青年》的关系。
五四文学革命的主要媒体和阵地是《新青年》，《新青年》的编辑群体、作者群体和读者群体主要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领军人物和回应主体，离开了五四文学革命的这些中坚人物，《新青年》也就难以承载起思想启蒙的使命，从而成为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主要载体和阵地。
《新青年》（第一卷原名为《青年杂志》），1915年9月创刊于上海。1917年初由上海移往北京；1920年9月，从第八卷第一期开始又移到上海。《新青年》的主编是陈独秀，移到北京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实现了一些变革，其主要的编辑人员基本上包括了五四文学革命的主要人物。在《新青年》刊物的编辑和作者队伍中，能够代表着五四文学理论和创作实绩的人物相继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如李大钊、吴虞、鲁迅、周作人、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钱玄同等。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一批现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逐渐地走上了历史舞台的前台，如罗家伦、傅斯年等，进一步推动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发展。
《新青年》一开始就高举反对封建文化的大纛。它以自由平等学说、“个性解放”思想、社会进化观点和现代科学学说为其主要的理论武器，反对封建文化中的旧思想旧道德和封建迷信。这种思想，随着五四文学革命的深入，变得愈加清晰起来，如在1919年初《新青年》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明确地宣示，为了科学与民主，就必须反对孔教、礼法、贞节以及其他的旧伦理、旧政治、旧宗教、旧文学与旧艺术，而且深信只有科学与民主“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新青年》在用新文化进行思想启蒙的同时，在文学上倡导以反对文言、提出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文学革命运动，其代表性的文论是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针对中国旧文学的八种弊端，具体阐释了他的“八事”，明确地提出了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新文学的工具，成为五四文学诞生的正式宣言；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即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嗣后，在《新青年》上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五四文学革命的理论性文章和反映五四文学革命创作实绩的新文学文本。
《新青年》不仅在理论上积极倡导文学革命，而且在创作实践上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不仅刊发了胡适等人早期白话新诗，而且还发表了大量新散文——“随感录”；特别是从1918年5月起，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作品相继发表，不仅“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而且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础，开辟了中国文学创作的一个新时代。
总的来看，五四文学革命和《新青年》有着紧密的联系；不过，1920年后随着五四文学革命的主将们在政治主张或文化理念上的不同，“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新青年》也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李宗刚）
58、为什么说五四文学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翼？
首先，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本身就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五四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更是特别密切，这主要体现在支撑五四文学运动的思想基础和新文化运动的指导思想上是一致的。五四文学运动尽管在文学上的诉求是多方面的，诸如语言革命、文体变革等，但就其核心诉求来说，则是思想革命。正是这思想革命，使其和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获得同构性。实际上，新文化运动中思想革命的发展是和文学革命的发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认为，封建思想“寄寓在古文中间，几千年来，根深蒂固，没有经过廓清，所以这荒谬的思想与晦涩的古文，几乎已融合为一，不能分离。”“如今废去古文，将这表现荒谬思想的专用器具撤去，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为了废除作为封建思想载体的文字，他们提出了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主张。并由此为切入点，开始了对旧文学旨在全面清理的文学革命。
其次，五四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也基本上是重合的，也就是说，他们身兼着五四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双重历史使命。这恰如恩格斯面对西方文艺复兴时期那些杰出的文化巨人时所说的那样“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就是这样一些在多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的文化巨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他们从事五四文学运动的重要动因，来自于他们对文化启蒙的价值追求。他们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纛，在对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予以彻底的解构中，建构着具有现代特质的新文化。
总的来看，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使人们从封建教条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促成了人的个性解放。五四文学革命既是这一思想解放的具体成果之一，它自身又是思想解放的一种表现。它以空前的规模和决绝的姿态，对封建观念进行了彻底的清理，对促成中国社会和人们观念的变革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而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翼。（李宗刚）
59、如何理解五四新文学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五四新文学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次伟大的变革，它不仅标志着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了自己的终点，而且还标志着一种具有现代意识、现代内容和崭新形式的新文学被创造出来。
首先，五四新文学运动从思想上动摇了封建文学得以存活的意识形态。在中国文学史上，尽管也出现过像晚清兴起的文学改良运动，但是这样的“文学变革”大都局限于文体等形式方面，并没有从思想到形式产生质的蜕变。而五四新文学革命则不同，它从思想到内容，再从内容到形式，都产生了质的革命。它所高扬的民主与科学的大纛，与封建意识形态直接对立，从根本上动摇了古典文学的思想基础，从而表现出了和中国古典文学决绝的文化姿态。
其次，五四新文学运动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坚实基础，揭开了中国文学史新的一页。它以“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写实主义文学”“为人生的文学”等现代文学观念，直接解构了“代圣贤立言”的古典文学。实现了文学思想内容、语言和文体诸方面的根本性变革。它对个性解放的张扬、婚姻自主的追求、男女平等的向往，使它区别于中国文学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它在语言上摒弃了文言文的正宗地位，把白话当作了新文学的唯一利器，真正完成了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正宗地位的历史使命；它在文体上打破了旧文体的桎梏，实现了多种文体的大解放，从而确立了现代中国文学的新的文体形式。
再次，五四新文学运动结束了古典文人独霸文坛的局面，开启了现代知识分子掌控文学发展方向的新格局。在中国文学史中，古典文学是和文人联系在一起的，是带有“贵族气”的文学，平民处于“不在场”的状况中。而五四新文学运动则把文学和平民紧密地结合了起来，甚至在其宣言中直接地宣称为“平民文学”。与此相对应，文学的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甚至连那些无意于成为文学家的“新青年”，也成了五四新文学的创作主体。而那些曾处于文学中心地带的封建文人、甚至包括具有改良思想的一大批晚清作家，则被挤出了文学的中心地带，从而被边缘化了。
总的来看，五四新文学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怎样估计都不过分的，尽管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还存在着由于其决绝的文化姿态而带来的某些偏激或偏颇局限。（李宗刚）
60、五四文学精神是什么？
五四文学作为现代的文学，其文学精神和传统文学精神具有本质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重新估定一切”的叛逆精神。在五四文学的倡导者那里，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重估的态度，把一切信条、一切人生观、道德观，都采取了“评判的态度”，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追问。这就使五四文学在中国传统文学的废墟上，在对西方文化实行“拿来主义”的基础上，通过对传统价值观念进行整体性的反思，重构了新的价值系统，实现了文学价值观念体系的更新。尽管这样的更新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偏激，但从总体上来说，离开了这样的叛逆精神，五四文学的确立将是难以想象的。
其次是“人的文学”的个性精神。个性解放的实质是人
的解放，使人从自然和社会的各种限制其自由健康发展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获得人的应有的权利和价值。“人”的发现和建立在“人”的发现基础之上的“人的文学”，使五四文学找寻到了其新精神和新内容，实现了和中国封建的“非人的文学”的决裂，完成了对“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的启蒙主义的皈依。正是在这一理念的驱动下，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社会下层的人们才进入了文学的表现视野，“人的文学”又推动了现代中国人性解放的历程。
再次是忧国忧民的悲剧精神。五四文学的这种悲剧精神，主要表现在悲剧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的悲剧意识，使作家从“瞒和骗”的喜剧观念中解放出来，还社会和人生以真实的本来形态，传达了他们对人类生存的悲剧性体验；特别是作为一代觉醒者孤独心态的体验，显示了他们执着于“改造国民性”的坚定信念。
最后是“拿来主义”的开放精神。五四文学的先驱者们，以开放和平等的开阔胸襟，认定在中国文化之外，还有人类其他可资借鉴和学习的文化。这就从根本上破除了中国文化中心论或优越论，“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外来的新思潮“尽量吸收”，在兼收并蓄中找寻到为我所用的精神资源，开启了“以外国文学为师”和建构中国气派的新文学的崭新历程，使外国文化或文学成为一代先驱对中国封建文化或文学决绝的重要资源。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人们把五四文学当作中西文化融会后孕育出来的“宁馨儿”。
总之，五四新文学运动尽管还可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一些问题，但五四文学精神已经将成为现代中国文学最为宝贵的精神资源。（李宗刚）
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文学》，《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一》第56页，上海：上海书店1994年版。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集》第三集，第21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集》第三集，第22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楚卿：《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第8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范伯群：《民初都市通俗小说丛书·总序》，刊于丛书第1册《武侠鼻祖—向恺然》书前。《民初都市通俗小说丛书》(共十册)，台湾业强出版社，1993年版。
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册，第7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册，第7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集》第三集，第22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郭沫若：《沫若文集》（第6卷），第11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陈独秀：《抵抗力》，《新青年》第1卷第3期，1915年11月。
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6卷第1期，1919年1月。
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2卷第3号，1916年11月。
阿英：《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第57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周作人：《思想革命》，《每周评论》第11期，日。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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