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夏天，雷蒙德·卡佛即将高中毕业。在华盛顿州尤宁加普的一家卖薯馃的快餐店遇见正在那里打工的玛丽安。年仅14岁的玛丽安身材窈窕，风姿绰约，她和雷几乎是一见钟情。和玛丽安相遇，是雷一生最大的幸事。他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在这家不起眼的快餐店，他遇到了守护他长达20年的幸运女神。　　热恋期间，两人共同阅读了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还有契诃夫的《带小狗的女人》。饱读经典名著，使他们的恋爱时光不仅浪漫而且充实。文学，正是维系他们爱情的坚韧纽带。　　春天来临，玛丽安怀孕了。雷听到消息后随即向玛丽安求婚。自此，雷踏上艰辛曲折的文学之路。夫妻纠葛和家庭挣扎不仅为雷的写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也成为其作品深刻而永恒的主题。成名后，雷在一次接受访问时说：　　“作为小说的‘素材’，现在打动我的大部分东西是在20岁以后出现在我面前的。我确实不记得身为人父之前与我生活有关的许多事情。在我年满20岁以及结婚生子之前，我真是没有觉得我的生活中发生过什么。然后，事情开始发生了。”　　婚后，文学一如既往是他们贫困生活的支撑，艰辛岁月的信念，苦涩日子的喜悦。　　第一个孩子出生两周后，玛丽安发现自己又怀孕了。但为了让雷能安心写作，为了让这个家不至于断炊，她放弃了休息，走出家门，找了一份包装水果的工作。工作了两星期，她用到手的第一笔薪水给雷买了一件礼物：一台崭新的打字机。　　为实现作家梦，雷报考了一所四年制的文学院，幸被录取。他打算在这里系统地学习文学知识，从而尽快提高写作水平。　　玛丽安也渴望去大学读书，但她若不工作，这个家就撑不下去了，雷也只能辍学谋生，于是她不得不推迟自己的读书计划。　　日，雷开学一个月后，玛丽安生下他们的儿子万斯。儿子刚满月，女儿刚满11个月，玛丽安就不得不出去找工作了。一家四口，全仗她的薪水。一个阴沉潮湿的雨天，玛丽安沿街徘徊了整整一天，才找到一份女招待的工作。老板是因为同情而不是需要才雇佣她的。　　只有20岁的玛丽安，已结婚三年，育有一儿一女，并一直做着卑微而繁忙的工作，以自己微薄的薪水供养丈夫和孩子。支撑她柔弱躯体的是唯一的梦想：让丈夫早日成为一名作家。　　处境艰难，但雷的创作梦想始终如一。在追求文学的道路上他从未有过犹疑和退缩。他说：“我们认为我们什么都能做到，虽然那时我们穷困，不过，我们觉得，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只要我们做正确的事情，理想的结果就会出现。”　　倘若没有玛丽安的支持，雷纵有雄心万丈，也是有心创作，无力生存啊。有了玛丽安，雷追求文学时才会显得那么豪情满怀，义无反顾。　　1960年夏天，雷和玛丽安搬到另一个城镇，加州北部的尤里卡。搬家有两个原因，一是这里的薪酬高；二、雷可在位于这里的洪堡州立学院完成他学士学位学业。　　玛丽安对雷充满信心，她心甘情愿为雷为这个家付出一切。不出所料，雷历经坎坷终获成功，但她没有预料到，雷的成功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好处，因为在雷即将登上成功之巅后，他和她已不再是夫妇了。　　获得学士学位后，雷接受了一位老师的建议，去爱荷华攻读艺术硕士学位。　　爱荷华为雷提供了1000美元的奖学金，这点钱当然不足以维持一家开支。其余的钱只能靠玛丽安来挣了。　　玛丽安也想上学，但两人一学期的学费就把奖学金用完了。两个孩子又因水土不服染上流感，玛丽安只得退学，一来省钱，二为照顾孩子。她重操就业做起了女招待。　　玛丽安牺牲学业，挣钱养家，并尽可能为雷提供埋头写作所需要的舒适和宁静。雷把自己的智慧乃至生命奉献给了写作；玛丽安则把自己的智慧乃至青春奉献了雷。　　工作之余，玛丽安还到处宣传雷的作品，她希望所有人都能像她那样欣赏雷的才华和作品。她的行为似乎表明，让丈夫成为作家不仅是她的梦想，也是她的职责。　　日，雷29岁生日后四天，雷获悉他的短篇小说《请你安静些，好吗？》入选《1967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喜讯之后却是噩耗。6月17日，雷的父亲去世了。因为悲伤过度，雷开始借酒疗伤：“仿佛是在寻找一种方式与父亲谈心，发现藏在酒瓶里的秘密。”　　不久，雷在科学研究协会大学教材部找到一份编辑工作。为了新工作，他必须离开萨克拉门托。雷给玛丽安下了最后通牒：“要婚姻还是要工作。”　　玛丽安知道，辞职，离开自己喜欢的工作，将会陷入“严重的困境”，但为了支持雷的写作，她决定挥一挥衣袖，作别萨克拉门托的云彩，放弃待遇优渥的工作，随丈夫走天涯。　　在新的城市，雷结识了作家迪克·科尔伯特和他年轻貌美的妻子西尔维娅。雷和西尔维娅相互吸引，很快成为情人。　　雷的酗酒和婚外恋，家庭沉重的经济压力，让玛丽安不堪重负，难以支撑。一次，在与雷发生口角后，她突然倒地，昏厥了15分钟。经过医院的抢救才转危为安。当雷心有余悸地和朋友约翰逊谈起这件事时，后者为玛丽安找出“病根”：　　“根据我的经验，如果一个女人不能被她在意的男人所接受而且屡试无效，就会对其躯体造成伤害。她只是病倒了。而且我认为，这与你陷入精神沮丧有关——酗酒使情况更严重。”　　在一位朋友的生日宴会上，雷和塞西利相遇，她是蒙大拿大学各种刊物的主管。　　雷身上的一种纯真深深吸引了塞西利，为了让对方接受自己的感情，雷“别有用心”地向塞西利表明，自己和玛丽安的婚姻已濒临解体。于是，塞西利取代西尔维娅成为雷的新宠，两人迅速“建立起一种真心关爱的关系”。在写给塞西利的言词滚烫的情书中，雷说两人在一起的时光极其美妙，并说对方已完全流进自己的血液中。　　雷向玛丽安承认，他和塞西利好上了。他为自己的越轨寻找到一个美丽的借口：自己的生活需要改变，和赛西利相爱是一次新的写作机遇。　　雷是一个靠女人的爱而活着的男人。多年来，玛丽安的爱犹如阳光雨露一直哺育着滋润着他。天长日久，玛丽安给丈夫的爱蜕变为保姆式的关爱而非情人式的恋爱。雷认为，塞西利给他带来创作不可或缺的激情之爱。当雷为自己的“儿女情长”做如此辩解时，玛丽安在反驳他时就有些“英雄气短”了。　　想在塞西利身上寻找创作激情，生活上又摆脱不了对玛丽安的依赖，雷如同困兽，焦躁不安，无所适从。他和玛丽安的言语冲突演变为肢体打斗，受伤的只能是女人。　　有时，他赌咒发誓说不会离开玛丽安，但一转身又给塞西利写肉麻的情书。玛丽安和塞西利都看出，尽管技艺拙劣，雷还是在力不从心地玩着一个古老的花招：脚踩两只船。　　雷在有了新欢之后为何还缠着玛丽安不放？雷的一位学生戴安娜·史密斯一眼看出玄机：“有那么一批没本事的男人，这些男人认为我们的职责就是养活有朝一日他们将会变成的那种伟大的艺术家。玛丽安具有他们所希望的素质。我们大都做着没有前途的工作，但她是个榜样，因为她能保有一份职业，另外在晚上做女招待。一个周末，马克斯和我在库比蒂诺的那个九洞高尔夫球场打了一局球——雷也在打！当我们打高尔夫球时，玛丽安正在那个小俱乐部的酒吧里接待顾客。”　　借口备课、写作，雷在外面租了一间公寓，其实是借机和塞西利幽会。　　玛丽安在雷的公寓发现他偷欢的证据，但她仍天真地相信，自己的婚姻不会因此解体：　　“雷会告别他的偷欢——最近的一次偷欢——重新开始与我的生活。对我来说，根本不可能将他一笔勾销。”玛丽安甚至自欺欺人地安慰自己：“雷仅仅是在给他的个人生活一个教训和一次欺骗。他能做的也就这么多。我认为这或许意味着，想要好，先得糟。”　　玛丽安的自我安慰苍白无力。两个孩子一眼看出妈妈的痛：“父亲的不忠撕碎了母亲的心。”　　1976年，雷有望出版第一部小说集《请你安静些，好吗？》，在书的扉页印有雷的献词：谨以本书献给玛丽安。　　雷对玛丽安的爱是真挚而深沉的，但他离开玛丽安的打算也不会改变。在一篇随笔中，他认为自己的家庭必将“土崩瓦解”：　　“随着时光的来而复去，妻子和我奉为神明的所有东西、所有精神生活的价值土崩瓦解。这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在任何别的家庭发生过的事情。……它具有腐蚀作用，而且我们无法阻止它。不知怎么的，我们一不留神，孩子们已经坐在车夫的位置上。现在听起来好像疯了似的，他们握着缰绳和马鞭。”　　话说得很堂皇，每一个想抛弃糟糠妻的男人都会口若悬河大谈一番他必须重新开始的理由。移情别恋还缺少理由吗？　　不久，小说集《狂怒的季节》出版后，印在书上的献词是：再次献给玛丽安；同时献给柯特·约翰逊；献给马克斯·克劳福德，迪克·戴，比尔·基特里奇，查克·全德和戴安娜·塞西利。排在首位的是妻子，压轴的却是情人。在第一本书中，玛丽安独享了雷的献词；在第二本书中，妻子却不得不与情人平分秋色。荣耀中掺入了苦涩；喜悦中夹杂着忧伤。　　写作上的成功似乎给了雷足够的勇气，他的婚外寻情越来越满不在乎有恃无恐了。　　1977年，雷一家四口过了最后一个团圆的圣诞节。此后，这个家庭彻底解体。　　雷和玛丽安分开后，玛丽安曾抱一线希望写信给雷，苦劝对方回心转意，但痴心的她未等到雷的片言只语。随后四年，尽管雷和玛丽安没有履行离婚手续，但雷已公开与女作家特丝·加拉格尔同居了。　　多年来，玛丽安一直充当雷的保护人，并以此确认自我的价值；雷则一直视写作为头等大事，他做选择的唯一依据便是对其写作是否有利。当他意识到，相比玛丽安，加拉格尔更能让其在文学领域出人头地（其实是错觉）时，他便毫不犹豫地离开玛丽安，理直气壮地和加拉格尔住在一起。玛丽安当然伤心失望，但她似乎并未谴责雷的喜新厌旧，甚至连一丝抱怨都没有，因为，让雷扬名，让雷出人头地也是她多年的夙愿。因为守护雷，玛丽安已经丢失了自我，只有雷头也不回决绝离开后，她才不得不面对残损而萎缩的自我。　　雷和玛丽安的婚姻已名存实亡，离婚势所必然。律师建议玛丽安在华盛顿州提出离婚诉讼，根据该州法律，她可以获得雷一半的财产。但玛丽安担心雷失去财产后会陷入沮丧和绝望，无心写作，就婉拒了律师的建议。她劝说雷起诉她，这样雷就可以保全他的财产了并可以安心写作了。　　即便在分居几年后，即便在离婚的前夕，玛丽安仍然习惯站在雷的角度考虑问题，是否有利于雷的写作依旧是她做决定的重要依据。　　雷在电话中向玛丽安承诺，离婚后，每月支付前妻400美金，直到后者自愿放弃。如果玛丽安接受这一承诺，意味着她将放弃雷在他俩婚姻解体之前出版的三本短篇小说集、两本诗集的版税，以及这些小说集的电影改编版权。　　亲戚们出于对玛丽安的关心，提醒她通过法律程序为自己获得更多的赡养费和必要的财产，而雷则希望玛丽安能尽快接受自己的口头承诺。　　最终，玛丽安还是同意了雷的口头承诺，她做出决定的理由听起来非常天真单纯，她说：“当雷开始创造未来时，我是他坚强的后盾；我相信，若我将来陷入困境，他不会袖手旁观。”　　在雷离开自己，与加拉格尔同居的这几年，玛丽安把自己设想为一个文学灰姑娘，为了让雷成为文坛王子而忙碌不停漂泊不定。现在，当她放弃该得的赡养费，相信雷的口头承诺时，她真的成了童话中的仙女，不食人间烟火，无视江湖险恶。她居然会相信一个变了心的丈夫的口头承诺，她应该知道，在人情纸薄的现代社会，再动人的承诺，也会飘逝在时间的风中。　　仅仅过了两年，雷就不想兑现他的承诺了。在给昂格尔的一封信中，他表示不再对玛丽安负有经济上的责任。雷还为自己的耍赖行为找了一个根本站不住脚的理由：“玛丽安和我不再拥有共同的梦想，我们珍视的不是相同的东西，或者说对它们没有给予同样的关注，甚至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上都无法达成共识。”　　雷写这封背信弃义寡情薄恩的信也可能是出自加拉格尔的挑衅。在接受《名人》杂志专访时，雷对加拉格尔大加赞美，极尽媚态：　　“我与加拉格尔相伴多年，我无法想象与某个不是作家而且也不了解作家需要的人生活在一起。加拉格尔知道什么是你最好的，以及什么时候你还没有把能力发挥出来。”　　不过，我相信，只有在聚光灯下，雷才会如此言不由衷强作镇定，而在晚上，夜深人静时，歉疚、悔恨和负罪感会毫不留情将他折磨得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毕竟，那些历历在目的往事，不是几句空口白话就能将其消融的。　　身患重病后，雷·卡佛对玛丽安的怀念却强烈起来。他一直给她写信，还给她寄去一本新版小说集《我打电话的地方》，上面的献词伤心欲绝感人肺腑：　　“献给玛丽安，我最老的朋友，我敢作敢为的青年伴侣，我同样敢作敢为的中年伴侣，我那么长时间的妻子和贤内助，我的孩子的母亲，本书是对爱情的一种纪念，因为有些东西值得铭记。无论如何，这始终关乎爱情，没有人知道，他们不知道，绝对没人知道。你的雷。1988年5月。”　　尽管雷·卡佛对玛丽安心怀愧疚，因为他留下了“所有成功”，而玛丽安则依然“站在雨中”，尽管他对玛丽安的付出和牺牲满心感激，但他并未给玛丽安更多的经济援助。他对玛丽安最大的回报恐怕就是把对前妻的一腔感情融入笔下的人物中，留下了一系列的艺术精品。　　临终前，雷留下的遗嘱是：玛丽安和两个孩子每人各得五千美金；母亲有一千五百美金。他最重要的遗产，小说集和诗集的版权、小说改编权都归了特丝·加拉格尔。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旧爱玛丽安栽下“雷蒙德·卡佛”这棵树，乘凉、收获果实的却是新欢特丝·加拉格尔。　　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曾渴望见到玛丽安。他对加拉格尔说，他遇见14岁的玛丽安时，她像天使一样。他向加拉格尔恳求道：“记住她曾经像个天使，因此，能请你这样对待她吗？”　　确实，在雷艰辛的创作生涯中，玛丽安一直扮演着天使的角色，以羸弱的双肩扛起家庭的重负，为雷争取到宝贵的创作空间。但从雷对她的态度和回报来看，她更像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下女。　　事实上，自从16岁那年嫁给雷后，玛丽安就像一根纤弱的蜡烛，静静地，不停地燃烧，没有这微弱的光芒所照亮的空间，雷是写不出那一篇篇他后来赖以成名的作品的。　　对于母亲，雷留下的一千五百美金简直杯水车薪聊胜于无。后来，为了糊口，雷的母亲以78岁高龄还不得不在一所小学打工。雷的弟弟詹姆斯抱怨道：“这太不像话了，雷没有考虑过如何安排母亲的晚年。”　　福楼拜的母亲对创作上精益求精的儿子说：“你的心早已枯死在对文字狂热的执著里”。雷的母亲说不出这样一针见血的话，但两位母亲内心的悲凉想必如出一辙。　　费尼摩尔是亨利·詹姆斯的女友，她自杀后留下的遗书写道：“我不愿意活下去，是因为詹姆斯不能爱我”。在整理女友的遗稿时，詹姆斯在其笔记本里读到一条写作计划，一部待写小说的主题：想象一个男人生来就少了一颗心，他善良，正直，彬彬有礼，但就是没有那颗心。詹姆斯陷入沉思：“她所说的那人是我吗？”　　根据女友留下的提纲，詹姆斯完成了女友的未竟之作，以此弥补内心的歉疚。　　其实，说詹姆斯“生来就少了一颗心”有些言重了，他不过腼腆、内向，倾心写作而忽略了女友含蓄的爱。把费尼摩尔这句话用在雷·卡佛身上倒颇为贴切，雷享受并利用了玛丽安给他的纯洁而无私的爱，而他不仅在功成名就之后，于感情上背叛了妻子，经济方面也未能给予必要的回报。　　詹姆斯用一篇小说《林中野兽》在女友的坟上立了一块纪念的碑，以弥补自己对女友的忽视；而卡佛虽临终前大赞玛丽安是人间天使却无任何实质上的行为来弥补自己的歉疚。费尼摩尔因为得不到男友的爱而结束了自己如花生命；玛丽安则为了丈夫的文学梦，干脆将自己的生命汁液一点点灌入雷·卡佛笔下的文字中。两位女子对情人的痴恋惊人相似。　　雷·卡佛对文学的虔诚和狂热令人钦佩，他取得的文学成就也让我们景仰，但想到卡佛的文学丰碑，是搀和着玛丽安的的汗水和泪水，青春和梦想浇筑而成，我们也不能不为玛丽安感到惋惜和不公。——雷功成名就后，她却销声匿迹；雷春风得意时，她正忍辱负重。　　雷矢志追求文学，终把文字磨成了珍珠，终把生活锤炼成艺术，终于大红大紫；玛丽安一心“经营”丈夫，到底把丈夫琢成了大器，到底把男人塑造成精品。可他却一头扎进新欢的怀中。玛丽安的热望尽付东流，愿望终成泡影。看来，作为现代女性，必须有自己的人生抱负，不能把丈夫的理想当作自己的理想，这也许是玛丽安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教训。　　雷历经挫折，终梦想成真，命运待他不薄了；玛丽安全力以赴，却两手空空，老天对她太不公。　　詹姆斯的《林中野兽》起源于费尼摩尔的纵身一跃，而作家雷·卡佛的横空出世，更是以玛丽安牺牲自己的青春、梦想、激情为代价，按理，两位女性理应分享两位大作家的荣耀。而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随着两位作家的声誉日隆，这两位幕后巾帼，渐渐被人彻底遗忘。历史的残酷，女性悲哀，在此显露无遗。　　也许作为一个文学天才，雷·卡佛千方百计寻觅一切机会释放自己的文学潜能，他最终的梦想成真掩盖了他对家人的冷漠对妻子的背叛；而作为妻子，玛丽安天生富有牺牲精神，只要丈夫能成功，她愿意付出一切，成为祭品也在所不惜。从这个角度来看，两人殊途同归，可谓求仁得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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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来，一次发太多，网友看不及就跳过了。　　网络阅读，不管怎么说都带着快餐性质，置换角色借用下：好饭不怕晚:）
　　R. Carver?
a mediocre writer...but his life is an illustration of how arts and literature are seductive,
and the destructive power of artisitic creation. 　　“But I can hardly sit still. I keep fidgeting, crossing one leg and then the other. I feel like I could throw off sparks, or break a window--maybe rearrange all the furniture.” 　　― Raymond Carver, Where I'm Calling From: New and Selected Stories　　“Honey, no offense, but sometimes I think I could shoot you and watch you kick.” 　　― Raymond Carver, Where I'm Calling From: New and Selected Stories
　　楼主写得好。　　我记得我熟悉的卡佛诗文译者舒丹丹，在译卡佛诗结束后，也写文说过同样的话，为玛丽安万分抱屈。　　我也觉得玛丽安，值得尊敬、爱护与相守。　　但卡佛仍然离开了她。她所有的付出、忍耐，让我们叹息。　　而我，一直在读卡佛的诗，仍心生喜爱。　　卡佛这个没良心的。
　　好看。
　　俩人的离婚，　　共患难易、同富贵难。　　@kkfehn，为什么呢？呵呵
　　作者：湖北青蛙 时间： 09:11:03　　我也觉得玛丽安，值得尊敬、爱护与相守。　　但卡佛仍然离开了她。她所有的付出、忍耐，让我们叹息。　　而我，一直在读卡佛的诗，仍心生喜爱。　　卡佛这个没良心的。　　--------------------　　哈哈哈
　　作者：清扬婉兮阿湄 时间： 17:53:16　　慢慢来，一次发太多，网友看不及就跳过了。　　网络阅读，不管怎么说都带着快餐性质，置换角色借用下：好饭不怕晚:）　　----------------------　　这个建议好。
　　俩人的离婚，　　再次印证：共患难易、同富贵难。　　老外也如此。　　@kkfehn，为什么呢？呵呵
　　@投入7th 8楼
14:48:30　　俩人的离婚，　　再次印证：共患难易、同富贵难。　　老外也如此。　　为什么呢？呵呵　　-----------------------------　　内容太长，没看……　　至于你问的，　　大概是患难时需要依靠，而富贵时不需要吧~
　　作者：kkfehn 时间： 16:26:17　　至于你问的，　　大概是患难时需要依靠，而富贵时不需要吧~　　-------------------------------　　哈，　　还是和小哥聊天舒服啊。　　不扯什么应不应该。哈哈哈　　@kkfehn
　　作者：kkfehn 时间： 16:26:17　　大概是患难时需要依靠，而富贵时不需要吧~　　-----------------------　　既然看到这一层，　　那就肯定能知道：　　人活着，不是为了需要啊。　　或者说，　　人活着，是为了自己的目的，　　而不是为了自己的不得不啊。　　所谓，　　任风吹，而心幡不动，继而从心所欲；　　如此，　　还来心烦呢？　　信解行证，　　小哥真是4门全通的吗？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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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遵守言论规则，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回复(Ctrl+Enter)好的文学可以抵抗时间――格非和他的作品_中国作家网
好的文学可以抵抗时间――格非和他的作品
来源：光明日报 杜羽
《相遇》 格 非 著 译林出版社
《博尔赫斯的面孔》 格 非 著 译林出版社
　　2014年，格非50岁。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很少重读自己作品的格非，借着小说集《相遇》、随笔集《博尔赫斯的面孔》的出版，有机会以一个读者的身份，回望过往的写作生涯。
　　写作压力来自同行
　　《相遇》收入了《迷舟》《青黄》《褐色鸟群》《相遇》《蒙娜丽莎的微笑》等12篇小说，这是格非写作历程的缩影。“重读《迷舟》《相遇》的时候，我突然回到了那个年代。经过这么多年，叫我再去写《迷舟》《相遇》这样的作品，不可能了。那种清新，不可能再有。”谈起20多年前的成名作，格非有些感慨。
　　在作家冯唐看来，虽然历经20多年的世事变迁，但格非难得地保持了一贯的高水准。“格非的作品是我理解的‘好的文学’。也就是说，从文字上，他没有故意把一粒米爆成一个米花儿，没有非常刻意地用无数形容词，而是用文字本身的质感来激发读者那部分只有文字才最容易激发的对世界的体验。”冯唐说，上世纪90年代初读格非的作品时，感觉有点西化的味道，但现在回头去看，并不觉得他的文字别扭、过时，这说明好的文学具有抵抗时间的能力。
　　作家阿乙把《迷舟》称为先锋小说唯一的代表作。为了梳理《迷舟》的线索，阿乙特意画了一个纵横交错的表格，“《迷舟》像一个圆形的、互为因果、不停运行的宇宙。我从来没有想到一篇小说可以设计得这么深，而且几乎设计到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
　　长久以来，格非一直把自己定位为业余作家，如果无法维持高水准，他会选择中断写作，这使得他有可能“在一个比较节制的状况下来处理写作和生命的关系”。
　　“加拿大钢琴家古尔德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说法，他说舒伯特31岁去世，死得正好。他如果再活下去，一定会变得浮浅、堕落。那么我想35岁去世的莫扎特可能也是如此。”格非也常常这样提醒自己，在适当的时候停下来。事实上，在写作《人面桃花》之前，格非有过近10年的停顿，“那时候我想可以告别文学了，可以不写了，我觉得在大学里教教书、读读书就很好。后来之所以想写，是因为有愿望，要重新来写。”
　　格非坦言，他写作的压力，不是来自读者、批评界或者文学奖项的评选，而是来自于作家同行。他说：“当一个同行认为你可能写不出这样的作品时，我马上会觉得有一个巨大的任务，得让我特别看重的这些同道看到，我没有掉得太快，而是能维持一个水准。”
　　学者格非的文学观
　　在母校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十几年，在清华大学任教又是十几年，教师是格非的“主业”，这也是格非可以坚持业余写作的重要原因。在散文集《博尔赫斯的面孔》中，《列夫?托尔斯泰与〈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与福楼拜》《〈城堡〉的叙事分析》等文章，显示了学者格非的视角，无怪乎出版方冠之以“文学公开课”的名号。
　　阿乙在读《包法利夫人》时，找来了《〈包法利夫人〉与福楼拜》做参考。他发现，这篇文章好像一位老师，能带着他去阅读，和自己盲目读书有很大区别。“包法利夫人怎么就自杀了？格非的解读是有创见的。虽然给她放债的人比较可恶，但是她没有必死的理由。这是一个沉湎于幻想的女人，当社会‘突然翻脸’，社会的真相一下涌到面前，她承受不了，所以自杀。而且格非还把包法利夫人的自杀跟安娜?卡列尼娜的自杀作了比较，得出的结论很有说服力。”阿乙说，这体现了格非的学养。
　　媒体人吴永熹对《博尔赫斯的面孔》中两篇谈论卡夫卡的文章印象深刻，“格非强调了卡夫卡作品中的喜剧色彩和作家的幽默，这是长期为人们忽视的。在大多数读者的印象中，卡夫卡的小说世界是一个无限黑暗、充满痛苦的地下世界，他们没有注意到，卡夫卡对于荒诞的描写其实充满了喜剧色彩，而在他的小说中，反抗往往来源于充满喜剧色彩的‘孩子气’。”
　　对西方文学的熟稔，让格非对中国文学也有了自己独到的观察，“在18、19世纪的欧洲，小说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出现，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慢慢式微，我们把这段时间称为‘黄金时代’。对于中国，黄金时代的发生差不多是从现代文学开始的，像梁启超、鲁迅这批人，一直到新时期，还是处于黄金时代之中。到上世纪90年代，这个时代才在中国彻底终结。也就是说，文学不再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东西了。而在黄金时代，文学承担了特殊的功能，社会对文学的期望，文学扮演的角色完全不同。今天，我们回到了一个相对正常的时代：有人在写作，在从事不同文体的写作，文学虽然重要，但也没那么重要，可是对某些人来说，还是很重要。”
　　对于未来，格非很乐观：“我今年刚好50岁，要面对新的任务。接下来想写的东西、促使我写作的愿望，是全新的。我可能会为它激动，会来小心地处理它，也会享受写作带给我的这种特别好的感觉。”
　　(格非，原名刘勇，1964年生，江苏丹徒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上世纪80年代先锋派作家代表人物。著有《迷舟》《相遇》等中短篇小说40余篇，《人面桃花》《春尽江南》等长篇小说6部，以及《塞壬的歌声》《博尔赫斯的面孔》等散文集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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