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立武勋：曾国藩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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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立武勋：曾国藩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日 16:58曾国藩研究网&太平军自广西北上后，如兕虎出柙，一路高歌猛进，势如破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转战千里，雄踞南京，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强力政权。就当时形势来看，太平天国推翻清王朝获取全国政权的日子似乎是屈指可数、行将不远了。[1]然而，经过十多年的殊死较量，太平军最终被一支崛起于湖湘的&民兵&&&湘军扑灭了。湘军和太平军都以农民为主体，而且相对说来后者号称百万，人多势众，也更勇猛善战、意志坚定，可为什么最终是前者取得了胜利呢？对此，学界多有论述，但主要侧重于检讨太平天国方面的失误与不足以及抨击清政府的&借师助剿&和外国侵略者的无理干涉等，而很少从湘军入手，探求其究竟是如何战胜太平军的[2]。其实湘军功成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这里且不说湘军内部刻意营造的宗法血亲关系，也不说湘军统将的凶狠干练和拥兵自用[3]，更不说湘军水师的优势和威力，仅就湘军领导阶层[4]的认识和作为来作番考察，以从一个侧面探讨湘军功成的内在因素。一、以卫道相砥砺湘军领导层均出身于耕读之家，自幼饱读诗书，深受湖湘学风的熏染，尊奉程朱理学、主张学以致用。他们刚好又生逢衰世，面对时病弊政和社会危机，不禁产生忧患意识，有强烈的经世用世愿望。曾国藩&既入词垣，遂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5]胡林翼少有&经世志&[6]，在陶澍等的指导下，他以民生为念，博览群书，对山川要塞、兵政纪要探讨尤力。左宗棠&少负奇气，有大志，欲因时建非常之功&，他&究心舆地、兵法，讨论国闻&，&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精通时务&。[7]他们三人不仅互相交往，讨论时务，而且以类相求，在他们身边集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尤其曾国藩因仕途顺利，青云直上，更成为湖南士人争相结识的对象，影响很大。于是在当时的湖南就形成了一个以曾国藩为中心的经世士人群体，被后人称为理学经世派。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认为一切学问&论其原皆圣道所存&，所以他们向故纸堆中讨药方，通过&详览前史，求经世之学&，[8]这无形中更强化了他们的卫道意识，使他们益发有忠君报国的意识和卫教护统的自觉。曾国藩痛恨&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就欲以自己&精忠耿耿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9]胡林翼则对幕僚说:&吾辈作官，如仆之看家，若视主人之家如秦、越之处，则不忠莫大焉。&[10]正因为如此，当洪秀全等在金田揭竿起义时，他们心怀忧愤，高度关注，切盼清军能尽快镇压粤贼。与中国历史上其他以宗教迷信发起的农民起义不同，太平天国信奉的是经过洪秀全改造的洋教&&拜上帝教。拜上帝教的基本教义为上帝是唯一真神，人人应拜上帝；反对一切偶像，不拜邪神；除了阎罗妖，天下一家，尽是兄弟姐妹等。这个教义因其违背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而遭到了当时儒生的普遍质疑和反对，有汉阳马生公然与&讲道理&的太平军头目激辩，结果当场丧命。壬子十二月贼陷武昌。初十日于猎马场设高台，贼目登其上曰讲道理，鸣锣于市，命阖城人往听。内有汉阳生员马生者挤出人丛，挨至台下，云有要言关白。贼目令其前，问有何说，马生云:&尔才所说之言，一派伤天害理，犬吠之声，何道理之有？试问自有人即有五伦，尔贼头于群丑皆称兄弟，是无君臣；父子亦称兄弟，姑媳亦称姊妹，是无父子；男女分馆不准见面，是无夫妇；朋友兄弟离散，是无朋友兄弟，可谓五伦俱绝。即依尔所述亦只有兄弟一伦，况舍亲兄弟不认而别呼他人为兄弟乎？如此悖谬，是真无用之狂贼也。&于是骂不绝口。贼目大怒，传令将马生五马分尸，四肢各驾一马，辫发系一马，用鞭箠之，讵五马四蹄攒跃，皆不肯前，而马生肆詈如故，贼不得已用刀分裂其尸。[11]除了宗教信仰外，太平天国因其文化政策极其专制，也同样引起儒生的愤恨。太平军&所陷之处，凡学宫正殿两庑木主亦俱毁弃殆尽，任意作践，或堆军火，或为马厩，江宁学宫则改为宰夫衙，以璧水圜桥之地为椎牛屠狗之场&[12]。把供奉孔子的读书育人之所改为马厩和屠宰场，表明了太平军对孔子的蔑视和厌恶，如果说这是他们一以贯之的反对偶像的做法，尚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他们恨屋及乌，把诸子百家书籍视作&妖书&而采取焚书的政策，就不可理喻了。太平天国宣布&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13]。于是，一场文化劫难开始了，太平军&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14]，对书籍大加破坏和糟蹋。太平天国的主要活动区域是三江两湖地区，这里人文荟萃，文化发达，因而知识分子对太平天国的上述野蛮文化专制措施十分痛恨，有个士人就愤然记述道:&至可恨则莫过残毁书籍，贼教目我书为妖书，近日沿江各郡邑藏书之家如汉阳叶云素先生，扬州阮文达公，秦敦夫、程穆堂两先生各第，皆牙签万轴，多人间未见书，不啻琅嬛福地，而逆贼一至，非付之一炬，即用以薰蚊烧茶，甚至遗矢后用字纸擦之。&[15]面对及此，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领导层的拒斥反应自然更加强烈了。但与一般儒生只知道口诛笔伐不同的是，他们敏锐地看到了太平天国异质文化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和危害:首先，搞乱了纲常伦理，太平军从上到下皆以兄弟相称，&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其次，用夷变夏，剥夺士子阅读诗书的权利，&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再次，不敬神祗，大肆破坏，所到之处，焚毁学宫，砸烂孔子塑像、牌位，&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总之，太平天国&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制造了文化浩劫，&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比历史上任何穷凶极恶的乱臣贼子还要可怕，所以曾国藩率先高举卫道旗帜，号召广大士人为维护道统、名教而战，&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丑，而且为上下神祗雪被辱之憾&。[16]在他的登高一呼之下，他身边的理学经世派群体自然呼应汇聚，走出书斋，&赫然奋怒以卫吾道&。湘军由此奠定了由书生为基础的领导班底。&原湘军创立之始，由二三儒生被服论道，以忠诚为天下倡。生徒子弟，日观月摩，渐而化之。于是耕氓市井，皆知重廉耻，急王事，以畏难苟活为羞，克敌战死为荣，是岂有所劫而为之耶？贤人君子倡率于上，风气之所趋，不责而自赴也。&[17]可见，正是在湘军领导层的宣传、鼓动下，激发了其&生徒子弟&以及&耕氓市井&的卫道意识，使他们&重廉耻，急王事&，&人怀忠愤，如报私仇，千磨百折，有进不休&[18]。湘军为夷夏大防而战，为拯救名教之变而战，为自己固有的文化信仰而战，师出有名，底气十足，无怪乎他们能够同仇敌忾，勇往直前，历经磨难而不退缩，这是他们最终战胜太平军的主要因素之一。二、&为百战艰难之行&面对太平军的凌厉攻势和高歌猛进，清廷上自咸丰帝、下至统兵官员，都一筹莫展、束手无策。因为他们把所有的招数都用尽了，依然毫无效果。咸丰帝情急之下，还做出了无奈之举，即下罪己诏、祈求祖宗保佑，甚至派人挖了&伪天王&洪秀全等人的祖坟，希望藉此感动上苍，指出一条明路。但都于事无补，局势非但不见好转，反而一天比一天恶化。其实，问题就出在清王朝纲纪废弛、吏治腐败上，这导致政风颓废、政局败坏，诸臣见利忘义、因循苟且，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敷衍塞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然而这些当政者并不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也缺乏通盘筹划的能力，所以他们根本不可能实现自救，摆脱身处的困境。但湘军领导层却正如杨国强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他们不是当权派，但比当权派更深刻地了解和熟悉社会；他们不是官僚，但比官僚更忠于自己的信仰；他们处在封建政权的底层，但因此而更直接地承受着农民战争的压力&[19]。所以他们敌视太平军，有强烈的参与镇压的愿望。其中，江忠源是最先与闻其事的一个，早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初，他就奉调入乌兰泰幕参谋军事，其所练楚勇也随之入桂，围攻太平军。而曾国藩从一开始就关注广西的太平天国起义，要江忠源将&粤中兵事&日日记出，&间中缕晰示我&。[20]在给座师吴文鎔的信中，他说:&粤匪猖獗，神人共愤。国藩虽愚昧闲散，亦未尝须臾忘灭贼之事。&[21]正因为此，当清军一溃千里、兵败如山倒的时候，这些有&灭贼&愿想的儒生便挺身而出，慨然以扑灭太平军为己任。曾国藩凭其器识和声望被推向前台，成为湘军领导层的核心人物。他认为太平军是虎狼之师，作战勇猛，训练有素，又万众一心，不是轻易可以制服的，欲战而胜之，必先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而后可以言战。可是反观清军，&极可伤恨者在&败不相救&四字。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侈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22]这样的军队即使孔子再生、诸葛复出，恐怕也不能改变其营伍习气，率领他们消灭太平军。所以，当下的要务是重起炉灶，另立新军。在给咸丰帝的奏疏中，他就直言:&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23]那么他所要练的兵究竟有多大规模、想达到什么程度呢？在奏疏中，曾国藩并未言及，但在给友人的信中，则透露说:&鄙意欲练勇万人，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24]也就是说须练兵万人，令成一心，胜相庆，败相救，誓同生死，这样才有望镇压太平军。后来的事实证明，练兵万人是远远不够的，最终用于镇压太平军的湘军达到了40多万，这恐怕连曾国藩也料想不到。曾国藩深知镇压太平军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因而他一再强调编练湘军必须未雨绸缪，做好充分细致的准备，&预为东征不归之计&[25]。具体说来，就是应该在求将才、勤操练、精器械三个方面下功夫。对于将才，曾国藩的要求很高，必须是智深勇沉之士、文经武纬之才，因此他&概求吾党血性男子，有忠义之气而兼娴韬钤之秘者，与之共谋&[26]。而勤操练、精器械均非仓促可就的，必须假以时日，切实讲求，所以曾国藩是&昼夜磨练，讲求操兵、造械之法&[27]。在给湖南巡抚骆秉章的信中，他说:&练卒宜十分精强，器械宜十分精致，乃可卧薪尝胆，艰难百战。不然，则不教之卒，窳败之器，何省不可骤办，而必出自湖南，万里长征多费饷项哉。&[28]可见，他对自己编练的湘军要求很严，期许也很大，颇有&亡秦必楚&的气魄。然而，在太平军北伐、西征所发动的一波又一波的猛烈攻势下，清廷朝野上下一日三惊，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可没有耐心等待湘军练好以后才出师，迫切要求曾国藩率军出征，以解燃眉之急。但曾国藩不为所动，断然拒绝，显示了他过人的胆识和远见。他说编练湘军事关东征大局，&不得顾友朋之私谊，即君父谕旨所指示，亦有时而不敢尽泥也&[29]。果然，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当时安徽是太平天国西征军重点进攻的对象，而他的得力干将江忠源恰好新任安徽巡抚，手头缺兵少将，情况万分危急，便向他求救，但曾国藩并未完全遂他所愿，仅派其弟江忠浚带勇1000名赴援，湘军主力则仍按兵不动。在回复江忠源的信中，曾国藩是这么解释的:添勇六千之说，昨因令弟达川带勇一千进省，即令其先将此勇赶紧赴皖，以备阁下爪牙之需。其余五千须俟船炮办齐，水陆并进，乃可有济。&&国藩思此次由楚省召勇东下，一以为四省合防之计，一以助阁下澄清之用，必须选百练之卒，备精坚之械。舟师则船炮并富，陆路则将卒并愤，作三年不归之想，为百战艰难之行，岂可儿戏成军，仓卒一出！人尽乌合，器名苦窳，船不满二百，炮不满五百，如大海簸豆，黑子著面，纵能迅达皖省，究竟于事何补？是以鄙人愚见，总须备战舰二百号，又辅以民船载货者七八百，大小炮千余位，水勇四千，陆勇六千，夹江而下，明年成行，与麾下相遇于九江小孤之间，方始略成气候，否则名为大兴义旅，实等矮人观场，不值方家一哂耳。明知阁下盼望此勇甚切，然速而无益，不如迟而有备。[30]信中，曾国藩阐明了他编练湘军的目的和所赋予的使命，坦陈其对湘军&简练慎出&的原因，充分展示了他的深谋远虑和非凡识见。如果说拒绝江忠源还不能令人信服的话，那么曾国藩对咸丰帝的两次抗旨不遵，则雄辩地表明了他顾全湘军大局的坚定立场和决心。第一次是日，因太平军逼近武昌，而武昌兵力薄弱，咸丰帝令曾国藩派兵救援。紧接着他又于11月3日和5日两次旨命曾国藩亲自带兵前往增援，但由于湘军刚开赴衡州，阵容不整，训练也欠系统，所以曾国藩消极待命，迟迟不肯出兵。后干脆以太平军撤退、武昌围解而不再从命。第二次是日，咸丰帝以&六百里加紧谕令&的形式[31]，催促曾国藩迅速带兵救援安徽，结果曾国藩&以船炮未齐，不能草率成行覆奏&[32]，气得咸丰帝大骂他不知好歹，自以为是，并发狠地说:既然你想自担重任，朕成全你，不过&言即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曾国藩见真把咸丰帝惹急了，也不敢怠慢，赶忙奏明不能出兵的原因，请求咸丰帝谅解。由此可见，大敌当前，面对来自内外的巨大压力，曾国藩依然能够不受干扰，保持难得的冷静和清醒，充分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和艰巨性，非常理性和认真地&为艰难百战之行&，这就为湘军的最终功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三、束伍练技，讲求兵制曾国藩认为清军之所以一败再败，毫无抵抗能力，问题主要出在其军事制度上:首先，兵权分散，指挥不灵；其次，薪饷过低，训练废弛；再次，官气太重，应战能力不足；复次，调遣方法不当，导致军心涣散，败不相救。正是出于这些认识，曾国藩十分注重湘军的军事制度建设。他效仿明朝戚继光编练戚家军的&束伍练技&成法，为湘军量身定制了一套军事制度。这套制度几经修订，才最后定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1、招募遣撤制度。清军实行的是世兵制，父子相承，世代为业，因而军中老少皆有，难以保证军队的质量。湘军则有严格的募勇裁勇制度。曾国藩规定招募湘军勇丁不得杂入一弁一卒，必须专程去偏僻地区挑选健壮、朴实的山民，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衙门气的一概不要。所招勇丁还须取具保结，并将其姓名、籍贯、手指印及亲属情况等登记造册，以便查验。如果勇丁征战日久，而力穷气惫，尽显疲态，就必须遣撤旧勇，另行招募，使壁垒一新。清代为了防止将领拥兵自重，采取兵将平时分离，战时临时凑合的统驭方针，这就造成将不知兵、兵不用命的弊病。有鉴于此，曾国藩奉行将必亲选，兵必自招的原则。其办法是:帅欲立军，拣统领一人，檄募若干营。统领自拣营官，营官拣哨官，以次而下，帅不为制。故一营之中，指臂相联。弁勇视营、哨，营、哨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其父兄焉。或帅欲更易统领，则并其全军撤之，而令新统领自拣营官如前制；或即其地募其人，分别汰留，遂成新军，不相沿袭也。[33]也就是说在军队内部，层层统属，下级对上级负责，最终整支军队为大帅个人拥有。如果欲更换哪一级将领或哪一级将领离营，就必须将其军队解散，而令新将领另起炉灶，重新招募，以确保全军的私属性。曾国藩自己也是按照这样的办法来组建湘军的，并且他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用书生典兵。湘军将领里，出身书生的占多数，他们与曾国藩志同道合，以所谓的忠义血性相激励。曾国藩还制定了挑选将领的四条标准:&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34]，要求各级将领据此挑选下级军官。2、组织体制。组织体制是军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兵种构成、营制饷章和领导机构等方面。湘军有陆军、水师和马队三个兵种。其中陆军的营制饷章最著名，影响也最大。它包括一营之制、营官亲兵之制、一哨之制、长夫之制、薪水口粮之制、小口粮及恤赏之制、外省招勇仿照楚军薪粮之制、帐棚之制、统领之制几部分。据此可知湘军以营为战斗单位，每营505人，设营官1人，辖前、后、左、右4哨；每哨哨官、哨长各1名，共护勇5名、伙勇1名；每哨8队，分别为刀矛4队，小枪、抬枪各2队；每队什长1名、伙勇1名，其抬枪队正勇12名，刀矛、小枪队正勇10名；营官自带亲兵6队，每队什长、伙勇各1名，亲兵10名。此外再配备长夫180人负责辎重运输等任务。应该说这个编制比清军合理。清军虽也以营为单位，但营制混乱，人数从200至1000余名不等，没能形成统一固定的编制，不适于野战。而湘军恰恰相反，编制齐整，冷热兵器配备合理，攻防体系层次分明，非常适合野战。而配备长夫（其作用类似于现代的工兵和辎重兵）又是个创举，可减轻勇丁的负担，保证他们的休息，有利于作战。同清军相比，湘军的薪饷很丰厚。陆军营官每月50两，另加办公银150两，而哨官每月9两，哨长6两，什长4.8两，亲兵护勇4.5两，正勇4.2两，伙勇3.3两，长夫3两。可是，清军中的绿营兵平时每月薪饷只有1两，出征作战时也仅1.5两，比湘军的长夫还少，分别只及湘军正勇的四分之一和三分之一。所以湘军的厚饷养兵，可使勇丁赡养家室，安心从军了。湘军的领导机构就是营务处。营务处担负施号令、执军法的任务，不是湘军的首创。但曾国藩又赋予它新的功能，即还用它来培养人才。曾国藩认为&这人可以培养的，就把他放到营务处去，使他学习军务，做将来出任将帅的预备&[35]。李鸿章就曾奉曾国藩之命办理营务处，后来创建了淮军，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3、训练制度。曾国藩认为&不练之兵断不可用&[36]，因此他对湘军的训练非常重视，切实讲求。他把训练分为训和练两部分，强调&练者其名，训者其实&，训比练更重要。他所谓的&训&包括训家规和训营规两方面，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做思想教育和军纪教育工作。对于前者，他通过亲自训话等各种形式，在湘军中营造一个和谐的大家庭气氛，要求官兵之间要像父兄、子弟一般亲如一家，上下齐心。对此，近代著名军事家蔡锷非常赞赏，他认为&军人以军营为第二家庭&，曾国藩&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37]至于后者，曾国藩则有具体的制度规定。他所制订的营规包括招募之规、日夜常课之规、扎营之规、行路之规、禁扰民之规、禁洋烟等事之规、稽查之规七部分。这些营规从军规军纪到招勇、扎营、行军和日常的训练等都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不仅切合实际，抓住要点，而且易知易行，便于掌握，所以湘军成为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曾国藩的&练&也包括两方面，即练技艺和练队伍。前者是指兵勇的个人军事技能，要求能舞刀弄棍、开枪放炮，后者是针对整个队伍而言，通过演练鸳鸯阵、三才阵等阵式，使整支队伍进则同进，站则同站，行动一致，如同一人。为了确保&练&的成效，曾国藩一方面访求武师和猎户，请他们教兵勇武术和射击，另一方面制定了十日一循环的严格的训练计划，要求每逢三、六、九日上午，兵勇练习武艺和阵法，他要亲往观看；每逢一、四、七日上午，主管军官要向兵勇演示阵法，并看他们的抬枪、鸟枪打靶练习；每逢二、八日上午，主管军官要带兵勇到城外跑坡、抢旗、跳坑；每逢五、十日上午，兵勇在军营中演练连环枪法；每天下午，兵勇都要在军营中练习拳、棒、刀、矛、钯、叉，不得间断。显然，湘军每天的训练内容很多，训练量也大。曾国藩之所以要如此强化训练，就是要让湘军兵勇熟练掌握各种技艺和阵法，以提高他们的作战能力。用他的话来说，练的目的&总不外一熟字:技艺极熟，则一人可敌数十人；阵法极熟，则千万人可使如一人&[38]。4、后勤制度。与清军由国家办后勤不同，湘军必须自筹粮饷，自办后勤，因而曾国藩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后勤保障体系。首先，设立了各种各样的后勤机构办理军需。如负责造船制炮的有衡州造船厂、湘潭造船厂、安庆内军械所等，筹措军饷的捐局、筹饷局、厘金局等，总管后勤供应和转运的有粮台。其中，衡州造船厂和湘潭造船厂为湘军水师制造船只；安庆内军械所主要生产枪炮弹药，是中国第一个带有近代化色彩的军用企业；粮台由曾国藩委其幕僚办理，下设文案所、内银钱所、外银钱所、军械所、火器所、侦探所、发审所、采编所八所，是湘军的后勤总机关。其次，就地筹饷，开拓饷源。湘军本来应由清政府提供粮饷，但因国库空虚，无款可拨，曾国藩只好自己就地筹款。刚开始，他在湖南士绅中劝捐助饷。捐输成为湘军的主要饷源。据曾国藩奏称，自己在衡州练兵时每月需饷银近8万两，就&专恃劝捐一途&[39]。可是，随着需饷的增多，捐输者越来越不踊跃，仅靠捐输已难以维系了，曾国藩不得不想方设法扩大饷源，先是增加了饷盐和厘金，通过在所在地课盐、办厘筹措粮饷，之后索性占用公款，将当地本属于中央财政收入的地丁、漕粮、协饷、关税等赋税也移作湘军军费。这一度遭到江西巡抚沈葆桢的抵制，双方为争用江西漕折、关税和厘金闹得不可开交，最后朝廷出面调解，才平息了这场纷争。可见，为了军需问题，曾国藩是锱铢必较，丝毫不让。再次，健全转运机构，确保粮道畅通。湘军在湖南时仅设粮台为后勤总机关，条综众务。出征后，粮台遂有后路粮台和行营粮台之分，前者仍设在湖南，后者则随军出征。随着湘军的东下，战事越来越激烈，粮饷供应线也越来越长，曾国藩所设的粮台也越来越多，除了后路粮台与行营粮台之外，又增设了转运粮台和钱粮支应所，居间呼应传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保证粮道的安全、畅通，曾国藩充分利用湘军水师强于太平军，且又沿长江而下的优势，以水师兼任军需物资运输任务。这样，粮道不易为太平军所切断，可保证粮饷源源不断地供应，有利于湘军的连续持久作战，因而罗尔纲先生认为:&湘军所以能够打败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说来，粮运便利，源源不断，是一个大因素。&[40]由上不难看出，湘军兵制是曾国藩针对清军兵制的缺陷、湘军作为勇营的特性以及与太平军作战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可以说是量体裁衣，度身定制，实用性、针对性很强，而且也比较完备、合乎时宜，所以它能够使湘军在内战中越战越勇，由偏师而成为劲旅。四、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战略是指导战争全局的计划和谋略，而战术是进行战斗的原则和方法，两者相辅相成，息息相关，对战争的成败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针对太平军组织严密、作战勇猛，水陆并举、号称百万，又建都南京、在长江中下游据城自守的特点，湘军领导层作了针锋相对的战略部署，即在战略根本上，要力争中游，夺回长江的控制权，这样才能自上而下，图取天京；在战略实施上，应采取攻势防御办法，稳扎稳打，不急于求成。应该说这个战略部署是比较正确的。1853年，太平军占领武昌后，因一心奔着&小天堂&&&南京而去，所以在沿江东进的过程中，一路弃守武昌、九江、安庆等长江沿岸的战略要地。等到定都南京后，他们发现为了巩固和确保首都天京的安全，必须控制长江中游，于是挥师西征，以期重新夺回安庆、九江、武昌这些战略要地，可是为时已晚，被湘军抢占了先机。湘军尽管刚开始实力不济，在太平军的强攻硬打之下，损兵折将，屡遭重创，太平军中传唱&破了锣（罗泽南），倒了塔（塔齐布），飞了凤（周凤山），杀了马（马继美），徒留（刘于浔）一个人也没用&[41]，形势不可谓不危急，局面不可谓不狼狈。但由于湘军领导层的战略决策得当，又能不因一时得失而有所动摇，因而他们硬是守住了那些战略要地，没让太平军重新夺回去，结果笑到了最后，攻陷了天京。除了战略合宜之外，湘军领导层在战术上也有其突出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战前审察机势。湘军领导层认为战前应该着眼全局，认真研究敌我双方的情况，尤其要把察看地形作为决胜运筹的第一要义，这样才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胡林翼就指出:&兵事不在性急于一时，惟在审察乎全局。全局得势，譬之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而解。&[42]左宗棠以&审机甚微&著称，他说:&窃维用兵一事，在先察险夷地势，审彼己情形，而以平时所知将士长短应之，乃能稍有把握。&&平时用兵，亲临前敌，于地势、贼情、军情审之又审，尽心力图之，可免贻误。&[43]就是说用兵作战应事先对地势、敌我双方情况等摸透弄清，才能打有把握之战。而曾国藩认为战前不仅主将应该事先察看好地形，就是下面的基层军官也应该让他们做做这个功课，&须令哨长、队长轮流前往该处看明地势，小径小溪，一丘一洼，细细看明，各令详述&&，或令绘图呈上，万一有出队迎战之时，则各哨队皆已了然于心&[44]。湘军统将中，塔齐布、罗泽南、王錱、刘典等也都以善看地形有名于时。其中，王錱的做法尤为特别:每在临战前一夜，召集各营官，与之畅论贼情、地势。然后取出十余张地图，每人分给一张，令大家各抒所见，最后由他总结定计，将议定内容写在纸上，让大家人手各执一份。次日战罢，有与此议不符者，虽有功亦必加罚。[45]对此曾国藩非常欣赏和推重，说王錱有名将之风。正因为湘军诸将帅都善于审察情理和机势，又特别擅长于看地形，其克敌制胜的几率才不断提高，逐渐地立于不败之地。（二）战时争取主动。《孙子兵法》云:&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46]就是说善于打战的人能够调动敌人，将战争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湘军领导层深谙此道，用主客关系来阐明和实践这一基本的战争原则。曾国藩说&善用兵者，最喜为主，不喜作客&，自己用兵也&深以主客二字为重&。[47]所谓的&主客&，举例来说，就是&扑营则以营盘为主，扑者为客；野战则以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战地者为客；临阵则以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48]。那么主客关系如何在战场上体现&致人而不致于人&的原则呢？曾国藩也做了具体的阐释:&凡扑人之墙、扑人之濠，扑者客也，应者主也。我若越濠而应之，则是反主为客，所谓致于人者也。我不越濠，则我常为主，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也。&[49]总之，在战场上应以主待客，以逸待劳，不主动出击，不主动应战，这样才能争取主动，伺机制敌。胡林翼也以此教导手下的将领说:&总须预先安排，以待贼之求战，&&盖贼来求战，而官军以静制动，以逸待劳，以整御散，必胜之道也。&[50]而左宗棠则反其道行之，却收到了异曲同工的效果。他不是坐等打呆战，而是主动出击，分兵数路，将敌人外围次要的力量肃清，以削弱、孤立其主力，逼迫其主动出战，然后他反客为主，消灭敌军。可见，湘军领导层各人的战法不同，甚至完全相反，但他们战时争取主动的认识是一致的，因而他们能带领湘军获取胜利。（三）以歼敌为上。针对太平军兵力占优又能攻善守的特点，湘军领导层达成一个共识，即不攻坚，不浪战，以消灭敌方有生力量为目标。左宗棠还未率军参与镇压太平军时，就认真研究了清军和太平军双方的战术特点，认为&官军长于野战，短于攻城；贼长于守城，短于野战。贼避短而用长，我弃长而就短&[51]，所以屡战屡败，要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就必须多筑碉堡，以守为战，不攻坚城。后他领兵作战，也一再告诫属下&攻坚非善策&，&宜谋野战，不宜攻城&[52]。他还反对一味浪战以求胜的做法，提醒将士&击寇以殄灭为期，勿贪克省城近功，惮迂阻而忘大局&[53]，就是说应着眼于歼灭敌人，而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以免耽误大局。为此，他特地奏请朝廷论功行赏要&以杀贼多寡为劳绩高下&[54]，而不要以攻城略地为准绳。胡林翼强调&军事之要，必有所忍，乃能有所济；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55]，所以&用兵之道，全军为上策，得土地次之；杀贼为上策，破援贼为大功，得城池次之&[56]，也力主打仗不应注重城地得失，要在保全自己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消灭敌人。而与此相反，太平军就缺乏打歼灭战的思想，在其放弃武昌沿江东下的过程中，并没有乘机荡平两岸的清军；定都南京之后，也没有率先摧毁盘踞在附近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使敌人缓过气来，重新构成威胁，不得不用更大的力量去消灭他们。这么一来，就高下立判、优劣分明了，湘军是越打对手越弱，而太平军是越打对手越强，因而其失败就不可避免了。（四）围城打援。尽管湘军领导层都不主张攻打坚城，但太平军毕竟不是飘忽不定，流动作战，而是据有坚城，严防死守。战争打到后来，湘军就不得不面临攻城的问题，尤其是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城池。正如胡林翼所说&名城不围，则贼不来救，亦必不能得战&[57]，因而必须围城攻坚。那么如何围城攻坚呢？湘军领导层的办法是围城之后，先打援军，再打守敌。湘军的围城很有特点，即在城外挖筑两层濠墙，安营在其中，其前濠墙用来围困城内守军，后濠墙用来阻挡救援来敌。然后在此深沟高垒以求自固的基础上，着重打援。一般来说，打援的兵力要多出围城军一两倍。胡林翼就强调说&假如以万人围城，&&必须留二万余人或三万人作战兵、援兵及雕剿之兵&备战，[58]只要歼灭了&援贼&，&城贼&也就插翅难逃。年的安庆之战就是湘军用围城打援战术而获胜的经典战役。是役，曾国藩、胡林翼以曾国荃一部围城，李续宜、多隆阿、鲍超等军打援。在历时1年的战斗中，曾国荃挖筑了三层濠墙，内困安庆守军，外阻太平军援军，而李续宜、多隆阿、鲍超等也在外围积极打援，虽然战斗惨烈，险象环生，但都化险为夷，击退了太平军强大的援军，确保了安庆战役的胜利。后来的天京也是被湘军用此法攻陷的。可见，围城打援将湘军领导层上述战与守、主与客的战术很好地结合起来，不仅能以守为战、以战为守，始终掌握战争主动权，而且还能既歼敌，又攻坚，一举两得，因而这是一种相当高明的战术，是湘军领导层不断总结实战经验的结晶。湘军领导层的战术是多种多样的，除上述以外，还有水陆配合、齐头并进以及集中兵力应敌、重士气轻成败等，加上他们用兵不拘成法，善于审时度势、扬长避短，不断改进作战方法，因而他们能够在战场上逐步确立优势，最终取得胜利。五、善于求才与育人湘军领导层不仅重视人才、爱惜人才，而且善于识拔和任用各种人才。曾国藩将人才视为关系国家兴衰强弱的首要问题，说:&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59]胡林翼也说:&大抵为政之本，在于得人&，&得人者昌，失人者亡&。[60]可是，清王朝自乾隆中后期以后，由于贪庸当道，政以贿成，导致&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61]，陷入人才危机之中。因而，湘军领导层在视事伊始，就不得不以求才和育才为急务。曾国藩每到一地，即广为寻访，延揽人才。在长沙办团练时，他作《招某绅耆书》，&孳孳勤求，冀得乡邦贤士，不我遐弃，肯辱惠顾&[62]。在衡州练兵时，他致函黄冕，请他来帮忙造船；又分别函邀李元度、黄淳熙入其幕府谋划机宜，并请他们举荐同乡友好，前来效力。[63]在安徽作战期间，他指示幕僚李瀚章说:&仆已缄托各处荐人如有来者，祈阁下优加礼貌，先给薪水，徐察其才之大小而位置之。&[64]曾国藩不仅自己求才不遗余力，而且也乐意为别人推荐人才。如1853年，他向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推荐安徽士绅、官员10多人，其中包括后来鼎鼎有名的李鸿章，&李少泉编修，大有用之才，阁下若有征伐之事，可携之同往&[65]。此外，他还给刘蓉、骆秉章等推荐过人才。胡林翼认为人才随时都会出现，并不缺乏，关键是居人上者不知求人。因此，他很注意搜罗人才，只要属下有一技之长、一行之善，他都不吝表扬，积极推荐。如果有志士能人，即使隐居不仕，他也千里招致，务尽其用。平时在接见下属或亲朋好友时，他&必问所见人才，所学何方，已效安在，且令指实事一一证之，兼注考语&[66]，记录在册，以便日后延揽。他还函请汉阳知府刘齐衔留意人才，&苟有一节之可取，一行之足称者，乞手函示我&[67]；授意幕僚严树森&编列条目，征求事实，饬司、道、府各举所知，其有奇才异能必须度外汲引者，别作一格，均以公牍举荐&[68]。而尤值一提的是，胡林翼还在湖北省城武昌设立储才馆（后改名宝善堂），用来安置招揽而来的人才，并通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根据他们能力的大小，给予相应的职务。可见，胡林翼对人才的搜求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那么，怎么样的才算是人才呢？湘军领导层的答案是出奇的一致，即德才兼备，以德为主。曾国藩说:&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69]也就是说，如果德才不可兼得，他宁要有德无才的人，也不要有才无德的人。同样，胡林翼也如此，他说:&大抵圣贤不可必得，必以志气节操为主。&&有气节，则本根已植，长短高下，均无不宜也。&[70]意思是说像圣贤那样德才兼备的人才不一定能得到，但只要德行好，能力高低就无所谓了。而左宗棠也说:&人不可无才，然心术究是制事根本。心术不正，而才具觉优，则所谓才者亦只长恶济奸、自便其私而已，于实事何益？&[71]简言之，用人应该看重才干，但更应看重的则是心术，即道德操守。湘军领导层之所以会如此重视人才的道德水准，是因为当时士风败坏，人欲横流，从上到下都孜孜求利，惟利是图，&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72]，所以他们才突出道德的重要性，惟德是举。然而，在当时&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的情况下，不仅急需人才，还急需人才发挥作用，所以湘军领导层在大量招引人才的同时，也着力加以培养。其中，曾国藩最为精心，成效也最明显。他将天下事概括为军事、吏事、饷事、文事四类，要求每人至少必须学习并掌握一类:&习军事则讲究战攻、防守、地势、贼情等件。习吏事则讲究抚字、催科、听讼、劝农等件。习饷事则讲究丁漕、厘捐、开源、节流等件。习文事则讲究奏疏、条教、公牍、书函等件。&[73]至于学习的方法，曾国藩认为不外&学&和&问&两字，&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问于当局则知其甘苦，问于旁观则知其效验&[74]。总之，只有勤学多问，才能无形中提高自己的水平。曾国藩培养人才可谓不厌其烦，费尽心思，犹如塾师严格管教自己的学生一般。对自己身边的幕僚，他不仅亲出题目，进行每月两次的定期考试，而且经常借助茶余饭后的闲暇，谈古论今，倾心教诲。李鸿章后来回忆自己在曾幕中的生活时，津津乐道的总是曾国藩诲人不倦的情形。他满怀深情地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把，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这真被他摆布苦了。[75]吾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虽寻常赠遗之物，使幕府皆得见之，且询其意。是时，或言辞，或言受，或言辞少而受多，或言辞多而受少，或取乎此，或取于彼。众人言毕，老翁皆无所取而独抒己见，果胜于众。然后，心悦诚服，受化于无形焉。[76]对不在身边的幕僚，他主要采取通信、批示的形式，结合实际工作进行教导，既有指点劝诫，又有鞭策鼓励。这在其《批牍》与《书札》中随处可见，不胜枚举。而在给一些亲信幕僚的信中，曾国藩更是循循善诱，关怀备至。李榕在外带兵期间，他悉心训迪，不遗余力:&今既受统领重任，务祈绌己之聪明，贬己之智术，&&处处出于至诚，则人皆感悦，而告之以善矣&；&凡与诸将语，理不宜深，令不宜烦，愈易愈简愈妙也&；&凡临敌观气色，有二可虑:骄气则有浮淫之色；惰气则有晻滞之色，望体察而补救之&；等等。[77]李瀚章在江西负责报销局时，曾国藩也问寒问暖，体贴入微:&报销开局，总以迅办为妙，早一日有一日之益，速一日省一日之费。局用不可太啬，饮食须丰洁。从前办数年苦粮台，此际宜办数月甘报销。&[78]不难看出曾国藩对其幕僚的培养和勖勉是全方位的，因而，他不仅赢得其幕僚的敬重和爱戴，纷纷尊之为师，而且也吸引了大量士人的投效，归之者如流水。就此而言，曾国藩帐下强将如林、幕中济济多士也就不足为奇了。除曾国藩外，胡林翼、左宗棠等也非常注重培养和调教人才，所以在他们的身边也集中了一大批良佐虎将，为镇压太平军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可见，湘军之所以能够成一时之功，扑灭太平军，与其领导层的善于网罗人才和作育人才也分不开。湘军是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地方武装，刚开始并不被人看好，甚至还饱受非议和排挤，要将这么一支处境不佳、处于困顿制中的偏师部勒成一支&能成殄寇之奇功&[79]的劲旅，湘军领导层所必须做的工作还有很多，以上仅是其荦荦大者，但足以看出湘军领导层对湘军&卒平巨憝&[80]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的。难怪现代著名军事学家蒋方震会惊奇地说:&湘军，历史上一奇迹也。书生用民兵以立功勋，自古以来未尝有也。&[81]而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钦佩地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完满乎？&[82][1]面对太平军迅猛的发展势头，当时就有人指出:&依大势看来，粤今乱清，犹昔清之乱明耳。&&当是时也，清之败明，势如摧枯，然清今受困于粤，与明初受困于清者，势之相出（去）不远矣。&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0&11页。[2]本人寡见所及，只有龙盛运先生在所著《湘军史稿》最后分析了湘军成功的原因，很全面，也很精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88&496页），但还有可补充之处。其他一般只在湘军在某战役或某局部战争取得胜利的时候，才会述及湘军获胜的原因，但这些只是具体的、个别的原因，并不能反映全貌。[3]曾国藩后来总结湘军成功的原因时说:&江楚诸省幸获成功者，大抵皆有得力将领，其权素重。&见《曾国藩全集》，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1495页。[4]湘军内部主要有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江忠源四个派系，因江忠源去世得早，所以本文所谓的湘军领导层主要指曾、胡、左三人。其中，曾国藩是核心人物。[5]《曾国藩全集》，第页。[6]《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1927页。[7]《左宗棠全集》第15册，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642；《左宗棠全集》第15册，第658页；《胡林翼集》（二），岳麓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8]《曾国藩全集》，第页。[9]《曾国藩全集》，第页。[10]《胡林翼集》（二），第209页。[1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第312页。[1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第326&327页。[1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313页。[1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第735页。[1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第311页。[16]《曾国藩全集》，第页。[17]王定安:《湘军记》，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2页。[18]转引自萧一山:《曾国藩传》，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4年版，第88页。[19]杨国强:《百年嬗蜕》，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90页。[20]《曾国藩全集》，第5151页。[21]《曾国藩全集》，第5192页。[22]《曾国藩全集》，第5187页。对于当时清军的营伍习气，曾国藩是非常痛恨的，也多次作了深入的揭批，内容大同小异。这里再摘录几条，以供参考。如在《与魁荫亭太守》中，他说清军&习气太盛，安能更铸其面目而荡涤其肠胃？恐岳王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在《与王璞山》中，则说&盖近世之兵，孱怯极矣，而偏善妒功忌能，懦于御贼而勇于扰民&，&以今日营伍之习气，与今日调遣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气&。在《与文任吾》中，说&近时所调之兵，天涯一百，海角五十，卒与卒不习，将与将不和。此营即败，彼营调臂而不顾，侈口而微笑，各营习见。夫危急之际，无人救应，谁肯向前独履危地，出万死之域，以博他人之一微笑？以是相率为巧，近营则避匿不出，临阵则狂奔不止，以期于终身不见贼面而后快&。在《与吴甄甫制军》中，说&痛夫今日之兵，东调五十，西调一百，卒与卒不习，将与将不和，胜则相忌，败不相救，万无成功之一日&。在《与袁筱房曾香海》中，说&近时各营之兵，东调一百，西拨五十，将与将不和，卒与卒不习，胜则相忌，败不相救，即有十万众在我麾下，亦且各怀携贰，离心离德。居今之世，用今之兵，虽诸葛复起，未必能灭此贼也&。在与《湘潭绅士公信》中，说&近日之兵孱劣极矣，当其调遣之时，东抽一百，西拨五十，卒与卒不习，将与将不和。及夫与贼相逼，各怀观望，胜则相忌，败不相救，虽以古来之名将，用今日之尫兵，亦恐无以变其习气。&[23]《曾国藩全集》，第174页。巧的是，就在曾国藩上此练兵折的前三天，左宗棠在为湖南巡抚张亮基代拟的奏折中，也提出了练兵的设想，建议&委明干官绅，选募本省有身家来历、艺高胆大之乡勇一二千名，即由绅士管带，仿前明戚继光束伍之法行之&（《左宗棠全集》第9册，第25页）。由此可见，湘军领导层针对清军的孱弱无能，都不约而同有另立新军、取而代之的想法。这是他们比当时官僚高明的地方，也是湘军得以成军的思想基础。[24]《曾国藩全集》，第5189页。[25]《曾国藩全集》，第5236页。[26]《曾国藩全集》，第5235页。[27]《曾国藩全集》，第5236页。[28]《曾国藩全集》，第5231页。[29]《曾国藩全集》，第5266页。[30]《曾国藩全集》，第页。[31]《曾国藩全集》，第188页。[32]《曾国藩全集》，第5255页。[33]王定安:《湘军记》，第338页。[34]《曾国藩全集》，第5199页。[35]罗尔纲:《湘军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9页。[36]《曾国藩全集》，第5236页。[37]《曾国藩全集》，第7734页。[38]《曾国藩全集》，第6484页。[39]《曾国藩全集》，第199页。[40]罗尔纲:《湘军兵志》，第101页。[41]《太平天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79页。[42]《胡林翼集》（二），第754页。[43]《左宗棠全集》第6册，第198页。[44]《曾国藩全集》第19册，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356页。[45]《曾国藩全集》，第页。[46]郭化若:《孙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页。[47]《曾国藩全集》，第页。[48]《曾国藩全集》，第5319页。[49]《曾国藩全集》第19册，第385页。[50]《胡林翼集》（二），第438页。[51]《左宗棠全集》第10册，第238页。[52]《曾国藩全集》，第5697页。[53]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左宗棠全集》第20册，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第17193页。[54]《左宗棠全集》第1册，第175页。[55]《胡林翼全集》（二），第283页。[56]《胡林翼全集》（二），第585页。[57]《胡林翼全集》（二），第724页。[58]《胡林翼全集》（二），第552页。[59]《曾国藩全集》第21册，第704页。[60]《胡林翼集》（二），第471、202页。[61]《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页。[62]《曾国藩全集》，第5207页。[63]《曾国藩全集》，第、页。[64]《曾国藩全集》，第5560页。[65]《曾国藩全集》，第5229页。[66]徐珂:《清稗类钞》第3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1406页。[67]《胡林翼全集》（二），第226页。[68]《胡林翼全集》（二），第202页。[69]《曾国藩全集》，第6529页。[70]《胡林翼全集》（二），第227页。[71]《左宗棠全集》第14册，第433&434页。[72]《曾国藩全集》，第5163页。[73]《曾国藩全集》，第6485页。[74]《曾国藩全集》，第6485页。[75]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09页。[76]刘体仁:《异辞录》，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卷1，第21页。[77]《曾国藩全集》，第、5441页。[78]《曾国藩全集》，第5381页。[79]《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8页。[80]《清史稿》，第3949页。[81]转引自罗尔纲:《湘军兵志》，第1页。[82]《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作者简介:李志茗，男，福建人。2001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曾执教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供职于上海古籍出版社，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zengguofan/8_.shtml>&文化的底蕴：曾国藩为何能打败洪秀全日 16:59中华网湘军有个&彭打铁&读太平天国洪秀全,读湘军曾国藩,始终在思考:曾得到那么多人民拥戴的洪秀全和他的太平天国,为什么最后让曾国藩让湘军给打败了?为什么太平军越打越少,越打越不能打?而湘军越打越多,越打越能打?诸多因素中什么才是最主要的?翻读湘军,除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堂等人,一个湘军将领引起我的注意,他叫彭玉麟,人称&彭打铁&.何谓&彭打铁&?不徇私情,秉公执法,狠!狠到什么程度?仅举一例.一秀才家有美妻,两江总督李鸿章之弟看中,诱至署中,逾月不归.秀才经县经府逐级上诉无人理睬后疯之,逢人便诉其妻让人强行霸占.一日偶遇&彭打铁&,闻知来龙去脉,彭代写状词后面见李鸿章.寒喧客套之后,彭佯作不懂之态请教李大人:&有人诱奸百姓之妻该如何?&李答: &当杀.&又问:&官吏诱占百姓之妻当如何处置?&李答:&当杀.&再问:&封疆大吏子弟诱占百姓之妻，法律又该如何裁决?&至此,李鸿章始知&彭打铁&来者不善,但仍说: &当斩. &余下细节不必赘述,&彭打铁&逼着李鸿章交出了其弟.李大人的这个弟弟久为母亲宠爱, &彭打铁&一逼,就那么大大方方的将他交出来吗?李闻知劣弟罪行,脸色大变,此事李确实不知.也以此再三向彭求情,彭不允,直到其弟服毒而死,李府一片大哭后方谢罪退出.两江总督之弟犯法，&彭打铁&倘且如此不给面子,他人违纪违法遇上这位湘军的黑脸包公,可想而知.彭后任巡江大臣后,访知文武贪官一律严惩.且来往无常,行踪不定,说不上何时就出现在你的眼前,让你防不胜防.&彭打铁&现像说明了一个问题,即湘军具备一种让&彭打铁&这样的人,存在下去的组织制度和道德文化认同.如果他在李鸿章这找不到相同的政治道德和文化道德认同,找不到对应,他是实现不了他对疯秀才的承诺的,疯秀才是不会和妻子团圆的.由李鸿章继而审视曾国藩,你会发现湘军的领兵之人之政治、文化、道德修养.相比之下,再来看看金陵城里的洪秀全,这个所谓的农民革命领袖,后来在宫里谁都不敢抬头瞅他,&爷像不准常人望.&诸王见他都得事先申报层层过关.最后,凡是洪姓之人统统提官,安插到重要岗位,把个金陵城弄得乌烟瘴气,这种氛围里能出&彭打铁&之类的人吗?所以,&彭打铁&现像不是偶然的,不是一个单一现像,它是当时湘军治军带兵之严的一个缩影.这样一支军队打败太平天国就不难理解了.但湘军有&彭打铁&,大清有湘军有曾国藩为什么没能强大起来呢?后来也洋务运动了却还是不行呢? 究其原因，湘军和&彭打铁&的进步,只是相对于太平天国洪秀全的进步,这种进步带有明显的&人治&色彩.有了&彭打铁&、有了李鸿章、有了曾国藩、湘军所向无敌,这三个人一没了呢?同样,洋务运动有了李鸿章,但一个李鸿章能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变中国吗?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zengguofan/8_.shtml>&曾国藩战胜太平天国：人权的胜利日 17:01中国哲学史新编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对立面，名义上是清朝皇帝，实际上是当时的湘军统帅曾国藩。曾国藩(公元年)，字涤生，湖南湘乡人。在清朝道光年间，他是一个信奉程朱理学的道学家，已官至内阁学士，历兼礼、吏、兵、刑、工五部侍郎。在咸丰年间，因清朝正规军绿营腐败已极，不堪太平军一击，清朝需要新的武装，故令曾国藩丁忧在籍时办理团练，进而建立湘军，对抗太平天国。在同治年间，打败太平天国以后，他着重办理洋务。后人将其著作编为《曾文正公全集》。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在南京以西方的基督教为教义，以神权政治为推动力，以太平军的武装力量为支持，三位一体，力量雄厚。曾国藩以宋明道学为理论，以清朝政权为靠山，以湘军的武装力量为支持，与太平天国的三位一体势均力敌。但他率领湘军追袭太平军，到安庆就追不下去了，他只好在安庆扎下大营，与南京遥遥相峙，一直到太平天国一步一步地因洪杨内讧而分裂，他才乘机攻下南京，灭了太平天国。湘军的骨干人物中，有一部分本是道学家或与道学有密切关系者，如罗泽南、江忠源、李续宾、李续宜等人。其中突出者为罗泽南。可见，湘军不是由武人建立起来的，而是由文人特别是道学家建立起来的。曾国藩本人是一个道学家。罗泽南是专门讲学的道学大师，学者称为罗罗山先生。曾国藩发出了建军的号召，罗泽南率领他的学生前来和他合作，而且他自己和学生李续宾都先后战死了。这不能说都是出于私人的交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出于共同的激愤，这个目标和激愤集中表现在曾国藩的所谓《讨粤匪檄》之中:&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曾文正公文集》卷二)檄文中说太平天国&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这几句话说出了曾国藩、罗泽南等人共同的激愤和目标。&为之所&，就是说要有一个对付的办法，他们组织湘军就是一个办法。照这些话看起来，曾国藩和太平天国的斗争，是中西两种文化、两种宗教的斗争，即有西方宗教斗争中所谓&圣战&的意义。这是曾国藩和太平天国斗争的历史意义。曾国藩认识到，在这个斗争中所要保护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纲常名教。从这一点说曾国藩是守旧的，他反对中国进步。笼统地说是这个样子，但分析起来看，守旧和进步是相对而言的。纲常名教对于神权政治来说还是进步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人权之上的。这里所说的人权是对于神权而言，并不是资产阶级所说的人权。西方在文艺复兴时代，出现了人道主义，这个人道也是对于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的神道说的，人道主义是作为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西方文艺复兴时代出现的人道主义与西方的神权政治作斗争，为西方的近代化开辟道路，是西方近代化的先锋。同西方相比，中国是落后了，所以要向西方学习。神权政治正是西方的缺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向西方学习的正是这个缺点。如果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就要把中国拉回到西方的中世纪，使中国的近代化推迟了几个世纪。当时，西方帝国主义所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大都提出两个要求:一个是通商，一个是传教。通商是向中国的经济侵略，从经济上剥削中国，使中国人永远贫穷；传教是向中国的文化侵略，使中国人永远愚昧。洪秀全和太平天国以国家政权力量推行基督教，这就起了帝国主义所不能起的作用。在这一点上，洪秀全可能不自觉，但客观上就是如此。曾国藩的成功阻止了中国的后退，他在这一方面抵抗了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这是他的一个大贡献。&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zengguofan/8_.shtml>※※※※※※ 孔德之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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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史学家评曾国藩
日 17:32书摘
在曾国藩死后的一百多年间，有的人颂扬他是“千古完人”，“万代楷模”，象泰山和北斗一样“万世流芳”。也有人说他是独夫、民贼、汉奸、刽子手，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毫无可取。其实，这二者都未免褒贬失当，毁誉偏颇。
在历史上，进步人物有进步人物的成长过程，反动人物也不是一生下来就坏。基于这种看法，我想简单地叙述一下曾国藩的一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是怎样由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子弟，走向与人民为敌的道路的。
一、志在科举成名
清朝初年，曾国藩的远祖从湖南南部的衡阳迁徙到湘乡县大界里安家落户。当时，曾家的生活并不富足，直到曾国藩的爷爷曾玉屏这一代，才成了当庄的大户。
曾家虽然富起来了，但还是属于富而不贵的小地主。在他们的家族中，还没有一个读书做官的人，对此，曾玉屏十分着急，决心让子孙出一个读书做官的人好光宗耀祖。这样，他就让儿子曾麟书正式拜师受业。可是，曾麟书读书有年，一次次地参加科举考试，总是考不中。最后只好做个私塾先生，教授乡里。
1811年，曾麟书得了个头生儿子，起名子城，字伯涵，以后又改名国藩，字涤生。
“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几乎成了一切封建地主子弟的座右铭。曾麟书在科举路上竞奔，连个秀才也没捞到，深以为憾。于是，他对曾国藩寄予满腔希望。在曾国藩七岁的时候，曾麟书就亲自教他读书。一直读了八年书，学业大有长进。可是，曾麟书知道古有传统，“易子而教，尽人皆然”。于是，曾麟书便极力设法为曾国藩另请名师。
一天，曾麟书的好朋友，衡阳秀才欧阳沧溟到曾家闲聊，偶尔发现曾国藩的诗文，字体清秀，句子顺理成章，篇篇露大志，心中大喜。他想，曾国藩小小的年纪，就有这样的功底，将来必然大有出息。欧阳沧溟惊喜之下，便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曾国藩为妻，并答应帮助他继续深造。出身于小地主家庭的曾国藩，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连科场都没进，书中自有的“颜如玉”竟来得如此容易。曾麟书见秀才这样器重自己的儿子，也大为高兴。这一年，他带着儿子到省城长沙去参加童生试，准备父子俩“共登青云梯”。可是，考试一揭晓，榜上并没有他们的名字。父子俩大为懊丧，垂头丧气地回到大界里。此后，曾麟书又把儿子先后送进了湘潭涟滨书院和长沙岳麓书院，继续攻读。后来，曾氏父子又几次去参加童生试。曾麟书终于先考中了，补上了一个县学生员。曾国藩见父亲成了秀才，自己更加埋头读书了。1833年，二十三岁的曾国藩考上了县学生，同父亲一样成了秀才。
曾国藩考中了秀才以后，他父亲高兴极了，觉得自己年已半百，挣扎有年，还是儿子年轻有为。于是，他决心让儿子百尺竿头，再进一步。1834年，他就让儿子到长沙参加乡试。曾国藩没料到竟中了第三十六名举人。报喜的锣声惊动了大界里，曾氏满门沉浸在欢乐之中。1835年，二十五岁的曾国藩，第一次来到京师参加会试，结果应试不第。此后，他一直留在京师，一面专心读书，一面又准备参加会试。1838年，二十八岁的曾国藩，第三次应会试，这次他居然考中了贡士。同年四月，道光皇帝在保和殿亲自举行殿试，曾国藩中了进士，并点了翰林，终于跻身于上层封建统治者之群。1847年，他被擢用为内阁学士，1849年，又擢用为礼部右侍郎，到1852年，署吏部左侍郎，已成为清政府中比较重要的官员了。
二、治学有方
1838年，曾国藩考中进士并入了翰林院以后，感到耳目一新。他觉得自己在中进士之前，读的是四书五经，作的是八股时文，见闻窄狭，学问根底不深。从那时起，他决心深入研究经史，留心经世之学。他首先拜唐鉴为师，诚心实意地受教。1841年3月，曾国藩到唐鉴的住处去拜访求教。当他问到“读书之法”和“修身之要”时，唐鉴告诉他说:书应以朱子全书为正宗，读书要专攻一种经书，一经若通，那么其它各种经书就可以触类旁通。如果急于求成，想一下子把全部经书都弄通，那就会连一种经书也弄不通。接着，唐鉴又告诉他，修身之法以检点自己的言行最为重要。并要求他每天从早至晚，一言一行，一饮一食，都要有记录；或有私心不能克服，或者行为失于检点，都要一一记出，然后进行自我反省。曾国藩听后，感到顿开茅塞，豁然开朗。
曾国藩遵照唐鉴的教导，为自己规定了四门必修课程，即义理之学；经济之学；词章之学；考据之学。他要求自己在学习这些课程时，做到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它书；每日读书时写出心得体会，不拘何时，定要静坐四刻，回忆和体验一天所学的知识，每月作诗文若干篇，以检验所学知识的多少和应用程度。他还常常写一些箴言、对联，贴在案头床边，激励自己，以防懈怠疏忽。
曾国藩主张在学习中一定要勤勉。他认为天下事未有不从艰苦中得来的，怕的是稍遇到困难，就不愿勉力前进，结果中途而废。他在谈学习心得体会时说:世界上无论哪一种学问，绝没有不经努力就学成的。如果一看就会，一听就懂，那就称不上学问。既成为一种学问，就必然要经过一段努力，克服若干困难，然后才能得到。他强调在学习中遇到困难时，切莫灰心，中途间断，熬过困难，便可少有进步，再进步再遇到困难，再奋斗再熬过困难，经过若干次的“奋”，若干次的“熬”，然后即可达到亨通精进的境界。
曾国藩在做学问的过程中，反对门户之见。他觉得各家的学问，都必有其长处，应取众忌以门户相标。他主张合上下古今诸子百家为一炉，伪者裁之，缺者补之。这种纳百川于一海的治学方法，无疑是他明智的地方。
曾国藩注意研究各家各类的学问。他有时读经，有时读史。对于《易经》、《诗经》、《史记》、《明史》及屈原、杜甫、韩愈等人的诗文，无不持之以恒地熟读猛攻。他觉得义理、经济、词章、考据之学，四者缺一不可。
曾国藩能综合各家学派之长，抓住义理之学，博采其它各科，由博及专，由专及博，孜孜以求，使他获得了博大精深的学问。如果说进京前，他读四书五经，研究八股时文，是为了科举成名，光祖耀宗；那么进入翰林院之后，他博采各家之长，为的就是所谓“治国”、“平天下”。后来，曾国藩由一个勤奋刻苦、严肃认真的封建学者，变成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跟他的渊博知识，以及用心总结了历代统治阶级的经验，是分不开的。
三、初期的政治主张
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在战争中，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苟且偷安，遭到了失败。于是法、美、俄等国也趁火打劫，乘机入侵，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空前的严重灾难。清朝统治者为了支付浩大的战费开支和巨额的战争赔款，更加肆意搜刮人民。苛重的捐税使劳动人民濒于绝境。因此，各地农民抗粮、抗税、抗捐的斗争，风起云涌，农民起义怒火不断爆起。整个中国，到处都布满了干柴，各地的星星之火，大有燎原之势。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好象热锅上的蚂蚁，焦虑万分。
1850年初，道光皇帝死后，年龄不满二十岁的奕□（咸丰）继承了皇位。投降派官僚穆彰阿及耆英等人，独揽大权，操纵舆论。咸丰皇帝为了笼络民心，巩固自己的地位，号召朝廷大臣，“据实直陈，封章密奏”，并撤了穆彰阿等人的职。这时，曾国藩感到实现“大志”的时机已经到来，便应诏陈言，大胆揭露了朝廷内外的种种腐败现象。他指出:京官的通病是退缩、琐碎；外官的通病是敷衍、糊涂。力主选拔人才。这就比较真实地说出了当时吏治的腐败状况，道出了清朝国势衰败的要害。
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发动了起义后，广西巡抚郑祖琛深怕朝廷怪罪在自己管辖地区出了反上势力，丢了乌纱帽，他出于自身的利害，认为小民造反，成不了大事，自己可以把它压平。于是，他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将大事化小，简单地向朝廷作了奏报。消息传到北京，咸丰皇帝虽然谕令严厉镇压，但也觉得小民造反无防大局。郑祖琛在广西连吃败仗，起义军的声势迅速壮大，咸丰皇帝这才十分震惊，立即召集群臣倡言得失。曾国藩奏道:“今日急务，首在用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咸丰皇帝对此大为赞赏，认为切实可行。接着，曾国藩就上疏推荐了李棠阶、吴廷栋、王庆云、严正基、江忠源五人，供朝廷任用。
起义军的烈火越烧越旺，曾国藩又接连上了《理财汰兵疏》和《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两篇奏议。他在《理财汰兵疏》中说:国用不足，兵伍不精，二者为天下大患。自古以来，开国之初，兵少而国强，其后，兵越多而国势越弱，军饷越多，而国家越穷。他请求朝廷注意选拔将才，有了良将，只要使现有七十一镇中的十余镇足以称为心腹，那就缓急可恃了。曾国藩想通过裁汰军队来节约开支。在这篇疏里，他还举了宋朝庞籍淘汰庆历兵八万人，巩固了边防；明朝戚继光练金华兵三千人荡平了倭寇两个例子，提出了改绿营和编练军队的设想。这是曾国藩想以戚家为榜样，创建地主阶级新式军队的思想萌芽。
曾国藩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对内外官员只知道献媚讨好，阿谈逢迎，欺上压下，进谗诬陷，善于责难倾轧，而不肯陈述己见的腐败之风，作了较为深刻的揭露。他竟然告诫咸丰皇帝不要因小失大，抱怨他不该用“无庸议”三个字堵住群臣的嘴巴，不让说话。他主张对于“用人”、“行政”大权，要让有关的官吏们去讨论。
曾国藩敢于大胆陈言，甚至抱怨皇帝，是当时一般官僚所办不到的。那时，讲真话的人会有杀身灭族之祸。他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呈上后，又觉得自己学道未深，过伤激直，不免有些担心。但是，曾国藩完全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他的言词激切，也是出于对清朝皇帝的忠心，所以并没有激怒咸丰皇帝。咸丰看后，不仅没有发怒，反而破格召见了他，并用好言劝慰解释了一番。曾国藩实在是侥幸得很。
1852年春，曾国藩针对鸦片战争后造成的银贵钱贱，财政与货币流通情况的混乱，人民生活下降的现实，又向皇帝上了《备陈民间疾苦疏》和《平银价疏》，对民间疾苦表示了一定的同情，对吏治腐败和社会不安，也提出了一些补救的办法。
曾国藩早期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出于对封建朝廷的忠心，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主张，当然不可能挽救清王朝衰败的国势。他的一些主张，尽管在客观上对民间疾苦表示了一定的同情，但都掩盖和抵销不了他后来与人民为敌的罪行。
四、与人民为敌
1852年，身任吏部侍郎的曾国藩，突然接到咸丰皇帝的谕令，要他到江西去主持科举考试。当时，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声势越来越大。钦差大臣李星沅率兵前去镇压，兵败身死。接着，咸丰皇帝派赛尚阿带兵继续讨伐，又遭到失败。不少州、县已被起义军攻占，一些地方官员被起义军杀死。告急文书不断飞向京城，北京城内从前宫后院到大街小巷，到处议论纷纷，人心惶惶。曾国藩在接到谕令以后，心灰意懒，忧心忡忡，不去吧，舍不得朝廷放考差这个荣耀差事，去吧，怕一旦有什么不测，掉了脑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最后，终于硬着头皮出发了。
曾国藩刚走到安徽太湖县小池驿，又突然接到母亲病战的丧报。他痛哭流涕，一边上书皇帝请求回家治丧，一边准备行装，半路转回湘乡老家。
回家不久，曾国藩听到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占府夺县，横扫了广西，接着进入湖南、湖北，攻下武汉，杀湖北巡抚常大淳。这时，站在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的曾国藩，颇有国破家亡的预感。
曾国藩有位同乡好友，叫郭嵩焘，此时正值1853年春节在湖南湘阴老家探亲。在家乡，他亲眼看到农民抗租、抗捐、闹风潮；又听到湖南民间秘密反清组织天地会也公开活动起来，并有部分会众结伙投奔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当地的地主、绅士惊慌失措，四处逃窜。怎么办呢？郭嵩焘决定连夜奔湘乡，到大界里去找曾国藩商量办法，准备发动地方乡民，征集壮丁，编练成团，严加训练，用来防“盗匪”，保家园。
其实，曾国藩已在春节前接到谕旨，要他帮助湖南巡抚张亮基“团练乡民，搜查土匪”。曾国藩觉得心头大患是太平军，而不是各地方的小股“土匪盗贼”。所以当郭嵩焘来找他时，他婉转地透露了“团练乡民，搜查土匪”是“舍粤匪（太平军）而求协从，舍豺狼而问狐狸，此近来大不平之事也”；另外，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的身份不够明确，虽然官至侍郎，但是受命帮办湖南团练，处在“不官不绅”的地位，要职无职，要权无权，各地的兵勇，既不受自己调遣，外省的饷项，亦恐不愿供应。所以，他打算以为母守丧为借口，奏请皇上，辞掉帮办团练的职务。
郭嵩焘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曾国藩一向有澄清天下大志，在这动乱的年头，只有曾国藩才能拯救大清，救“民”于水火之中。他建议曾国藩舍孝求忠，实现自己的大志。
曾国藩觉得郭嵩焘的看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大清的天下如此不稳，靠朝廷那几支八旗兵和绿营兵，想剿灭太平军是无济于事的。八旗兵主要由满、蒙兵士组成。清军入关后，近二百年，八旗兵基本无仗可打，又不训练，成了一些披着盔甲的花花公子，毫无战斗力。后来虽然增设了绿营兵，但是，平时，将官只知道抽鸦片，争军饷，偶尔遇到行军打仗，又贪生怕死，跑得比谁都快。曾国藩对清政府军队的腐朽无能，是有深刻了解的。因此，他摇头叹气，感到国家的正规军打不了大仗，仅靠团练剿灭地方“土匪盗贼”，即便能奏效，也是治标不治本。当今要务，是对付太平军，而对付太平军，靠团练是无济于事的。
曾国藩正在犹豫中。郭嵩焘却说，既然清朝原有军队无能，帮办团练万不可辞。应该以团练为基础，创立一支新式军队。这样一来可以施展自己的雄才，二来也捞个忠于朝廷的美名。你何乐而不为呢？
曾国藩经过再三思考，最后，终于坚定了决心，欣然接受了在长沙“帮办团练，搜查土匪”的清廷谕旨。从此，曾国藩死心踏地投入了剿杀农民起义的反动事业，走向了与人民为敌的道路。
五、别树一帜练湘军
曾国藩在湖南帮办团练，正是太平军金田起义后的第二个年头。太平军打到那里，清军便不溃即散。在太平军的影响下，各地秘密反清组织也活跃起来，使得清朝地方封疆大吏惊慌万状。曾国藩出于反动地主阶级的本分和施展自己“雄才大略”的迫切心情，决心充当满洲贵族的走卒，积极镇压人民的反抗。他在组织团练的同时，几天内杀戮具有反清思想和反清行动的人近千名，湖南的反清活动一时处于低潮，人们送他一个绰号叫“曾剃头”。
曾国藩认为八旗绿营的营伍习气和调遣成法，就是岳王（岳飞）复生、孔子再世也不会更铸其面目，改变其恶习。然而，团练仅是地方武装，它虽可辅助八旗绿营抵制革命，但并不能补救八旗绿营腐朽疲弱。团练又不支取清政府的粮饷，终究不是正规军，缓急终不可恃。所以，八旗绿营、团练必须抛弃，改弦更张，别树一帜，改招募团丁为官勇，粮饷取之于公家，束伍练技，以备不时之卫。当时，湘乡县令朱孙诒，为了对付天地会等会党起义，曾由王珍、罗泽南、康景晖各集团丁数百人，亲自调遣，他们镇压了当地的会党起义，号称强悍。1852年底，湖南巡抚张亮基檄调这支团勇约千人来守卫长沙。于是，曾国藩就以这支团勇为基础，分左、中、右三营，制定营制，称为湘勇。这就是湘军的开始。
湘军成立后，于1853年春派往衡山镇压会党起义。嗣后又招募三千余人，于同年夏增援南昌，抵御太平军的进攻。在南昌，湘军虽然被太平军打败，但却表现了湘军凶悍敢战的反革命精神。从此，曾国藩加紧招募湘军。同时他还认为，湖南和长江流域，江河纵横，烟波浩荡。陆军虽粗具规模，但兵还不精，如果没有一支水上劲旅，就很难实现剿灭太平军，澄清中原的大志。所以，在加紧训练陆军的同时，非添置水师不可。于是，曾国藩马上向咸丰皇帝写了奏章，请求皇上批准他在衡州（今湖南衡阳）制造战船，训练水师。
1854年，经过两年的时间，湘军粗具规模。陆军分为大营、小营，湘乡人编入各大营，外地人编入各小营，分属湘军各大营，共五千多人，由塔齐布和罗泽南率领。水师有战船二百四十余艘， 坐船二百三十多只，分为十营，共五千余人，由褚汝航、褚殿元、杨载福、彭玉麟统领。这样，湘军成为一支具有正规军规模的反革命武装。
湘军不仅具有正规的规模，且具有八旗绿营所不曾有的特点。它是以地域、封建关系固结内部；以反动的程朱理学为思想武器；以抢劫掳掠和封赏官爵来鼓舞士气。曾国藩严格规定:湘军中不要八旗绿营入营已久的老兵，不用守备以上的旧将。他想以此种组织手段，彻底杜绝八旗绿营的衰颓习气。在选拔统领方面，他规定了四条标准:第一要有治兵的才能；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于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他说四者缺一，则万万不可带兵。他还认为应选之人必须有忠义血性。如果没有忠义血性，纵然貌似四者，终究也是不可靠的。他凭着个人的阅历，通过同乡、同族、亲友、同学、师生等种种关系，把一些所谓“宿儒”、“生员”等封建知识分子，网罗在自己身边，有的委任统领，有的充当幕僚。这些人没有八旗绿营将领的积弊陋习，是湘军的中坚。曾国藩对他们总是温文尔雅，甜言蜜语，不尚空谈，而他们又死心塌地的忠于曾国藩。这些人都是讲究程朱理学的，彼此之间常以 “名教”、“纲常”互相激励，有着死心塌地的稳定封建统治秩序的共同目标，这又是湘军的反动思想武器。
湘军的募集原则是:统领由曾国藩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这样层层挑选，大抵又都是通过同乡、同族、亲友、同学、师生等一层一层的私人隶属关系，形成了环环相扣的整体。一营之中，指臂相联，全军服从曾国藩一人。这样就彻底改变了八旗绿营那种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打起仗来，各不相顾的混乱局面。
曾国藩平日以“纲常”、“名教”，教育官兵为清朝封建统治者卖命。战时以抢劫掳掠引诱官兵为封建统治者出力。湘军每占一城，借搜捕为名，乘势淫掳焚掠。从烧杀淫掠的过程中，养成了湘军残忍凶悍的作战力。
清朝统治者在八旗绿营腐朽疲弱的情况下，正需要一支新的反革命武装去对付太平军。曾国藩别树一帜编练的湘军逐步正规化，就渐渐成为清朝统治者进攻太平军的主力部队。
六、道途久梗魂梦惊
曾国藩在湖南编练湘军的时候，太平军的力量又有了进一步的壮大。1853年1月，太平军占领了武昌，2月，太平军水陆大军沿江东下，一月之内连克九江、安庆，逼近南京，3月19日攻下南京，把它改为天京，定为太平天国首都。
奠都天京前，太平军所过的地方，往往随得随弃。奠都天京后，才觉得要巩固天京，必须重新占领长江上游的武汉、九江、安庆等军事重镇。1853年5月，太平军出师西征安徽、江西，先后克复了安庆、庐州（今合肥），占领了安徽的广大地区，又攻破了九江，进围南昌，开始和湘军主力接触。
曾国藩虽然想死心塌地的为清朝统治者卖命，但清朝统治集团内满、汉界限是分明的，满洲贵族一向不让汉族官吏势力过大，更不容许汉族官吏拥有重兵。在清政府无力对付太平军的时候，大学士祁□藻、翁心存还说，汉人曾国藩在家乡拉起万余人的队伍，恐非国家之福。咸丰皇帝虽然想利用曾国藩的湘军，但又对湘军怀有极大的猜忌心，深怕湘军势大不能控制。因此，曾国藩的湘军和清军及地方督抚有明显的主客之分。湘军有时即便打了胜仗，清廷也仅以曾国藩调度有方，著交部从优议叙的客套话予以安慰，从不以实权相授。这样，曾国藩的湘军在各方面就遇到许多困难，因而，在与太平军交战中总是败多胜少。
当太平军进围南昌，与湘军接仗时，江忠源飞书向曾国藩告急。曾国藩派郭嵩焘、朱孙诒、罗泽南率五千人援救南昌，太平军的西征军攻南昌三月不下，见势不利，即挥军西上。1854年2月，再次夺取了汉口、汉阳、包围了武昌，又占领了岳州，陆军打到湘潭附近，水师进至靖港，据上游以围长沙。
曾国藩为了解除对长沙的威胁，4月，派塔齐布率陆师，杨再福、彭玉麟率水师争夺湘潭。自己又亲率战船四十艘，陆师八百人和太平军大战于靖港。太平军用土枪、土炮、土火箭，对准湘军水师猛烈轰击。湘军船只沉沦大半，士兵淹死无数。曾国藩羞愤交加，一头扎入水中，想一死了之。幸亏他的手下人章寿麟眼疾手快，急忙把他从水中捞起。
曾国藩回到长沙，左思右想，觉得和太平军打仗，总是凶多吉少，最后终以事不可为，写下了遗书，准备自杀。恰在这时候，曾国藩得知攻湘潭的湘军取胜，太平军被迫退出岳州；也听得太平军于6月再次攻克武昌。他权衡得失，认为得可胜失。因为湘潭是湘军的老巢，得湘潭可使在长沙周围的湘军有喘息的机会。
湘军经过整顿后，于1854年10月，集中全力，又占领了武昌，并进围九江。这时曾国藩得意忘形，狂叫要“肃清江面，直捣金陵。”
1855年一月，天王洪秀全派翼王石达开率太平军，从天京出发，增援九江。在九江，太平军大破湘军主力，烧毁湘军战船四十多艘，并夺得了曾国藩的座船。曾国藩又惊又怕，欲战不胜，欲罢不能，屡遭失败，罪责难逃，越想越感到没有出路，急得再一次投水寻死，又被附近小船捞起，落荒逃回南昌。这一仗湘军损失惨重，被迫撤离九江。太平军乘胜逆江西进，于1855年4月，第三次攻克武昌。
湘军又经过一番整顿，于1855年秋，命令悍将塔齐布率军进攻九江，命令罗泽南率军进犯武昌 林启荣率太平军固守九江，屡败湘军。塔齐布气急败坏，在军中呕血毙命。石达开率太平军坚守武昌。罗泽南在进攻武昌时，被太平军击毙，部众溃散。
湘军在九江、武昌受挫的消息传到南昌，曾国藩为了挽回败局，命令湘军全部陆师扑向武昌。太平军见湘军全力进犯武昌，江西后路空虚，乃转而进军江西。1855年11月，太平军攻入江西，一路势如破竹，江西十三府中的八府五十余州县，先后为太平军攻占。这时，曾国藩是欲攻无力，欲逃不能，援兵无望，困守南昌。他哀叹到:“道途久梗，呼救无从，中宵念此，魂梦屡惊”。
七、沾满鲜血的“功绩”
1856年秋，太平天国军民经过三年浴血奋战，摧毁了威胁天京三载之久的清朝江北、江南两大营，控制了东起镇江，西至武汉一段长江流域的城镇，安徽、江西、湖北东部及江苏西南部的大部分土地，也都在太平天国的控制之下。太平天国的革命烈火，已映红了中国的南半天。可是，就在这大好形势下，由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争权夺利，发生内讧。结果杨秀清被杀，韦昌辉身死，太平军官兵两万多人受株连丧生。此后，洪秀全召石达开回京提理政务，但由于受到洪秀全的疑忌，石达开率十万大军愤而出走，又造成了太平天国“朝中无将，国内无人”，军心散乱的严重危机。
内讧后，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在天京以西，湘军于1856年12月攻陷武汉，1858年5月攻陷九江，威胁安庆。在天京以东，和春、张国梁于1857年又重建江南大营，攻陷句容、镇江，进驻雨花台。德兴阿攻陷浦口，重建江北大营，与江南大营隔江呼应，围困天京。
为了扭转危局，解除天京之围，洪秀全提拔了年青将领陈玉成、李秀成指挥作战。在陈玉成、李秀成的指挥下，1858年9月，大破德兴阿的军队，击溃了江北大营；11月，三河一战，歼灭了湘军李续宾部；1860年5月荡平江南大营，和春、张国梁毙命；乘胜开辟了江浙根据地。
太平军在天京、江浙一带的胜利，仅是战役上的胜利。过去，以曾国藩为头子的湘军，和以满洲贵族为头子的江北、江南大营有矛盾，咸丰原打算让湘军出力，江北、江南大营坐收攻陷天京之功。所以，曾国藩统领湘军七八年，转战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既不是地方督抚，更不是钦差大臣，一直是个兵部侍郎的头衔。江北、江南大营溃散，咸丰计划落空，不得不指靠曾国藩。1860年6月，咸丰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江南水陆各师，均受节制。曾国藩接过反革命的军政大权，接着派左宗棠回湖南招募湘勇，派李鸿章在安徽招募淮勇，以扩大势力。
曾国藩统领的湘军远比江北、江南大营凶悍狡猾。他占据武汉后，便拼命争夺安庆。在战略上，安庆是天京的门户，安庆有失，天京难保。所以，当咸丰命令曾国藩率军去苏杭的时候，曾国藩以安庆一军，关系淮南全局，是攻克金陵的根本为由，拒不从命。曾国藩将其赌注全部下在安庆。1861年9月，终于攻陷了安庆。
曾国藩夺取安庆后，清政府于1861年11月又授权他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员都受他节制。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气焰更凶了。他一方面恬不知耻地宣称:洋人“有德于我”，公开鼓吹“借洋兵助剿”；一方面在安庆设指挥所，并派李鸿章纠合安徽地主武装组成所谓淮军，由英国轮船运到上海，进攻苏、常，派左宗棠率一部分湘军从江西进攻浙江，派曾国荃率湘军主力由长江上游进攻天京。
从曾国藩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时起，湘军便公开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同时曾国藩认为要有效地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必须筹办新式军事工业制造船炮。1861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用手工制造船炮。由于制作不得法，船炮都不能用。于是曾国藩又派容闳到美国购买机器，准备建立近代军用工业。
有了洋人作靠山，有了洋枪洋炮，1862年，曾国藩指挥李鸿章所部淮军，伙同英国、美国侵略者组成的“常胜军”，联合进攻嘉定、青浦、太仓等地。1863年5月，淮军和“常胜军”相继攻陷太仓、□山、吴江，进犯苏州。年底，苏州陷落。这就直接加速了太平天国在江苏战场的瓦解。与此同时，在浙江方面，曾国藩指挥左宗棠所部湘军与法国侵略者组成的“常捷军”，联合攻下绍兴、富阳，进犯杭州。1884年春，杭州陷落。
随着江、浙根据地的沦陷，天京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此时，在曾国荃湘军的围困下，天京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形势日益恶化。1864年6月，湘军重炮猛轰天京。天京外围的工事相继失守，已难以支撑，曾国荃攻城愈急。7月，湘军在太平门处挖地道十多处，填满炸药， 轰塌城墙二十余丈，湘军一涌而入。
湘军攻入天京城后，关闭城门，搜捕烧杀，一时间，尸堆如山，血流成河，惨不忍睹。此后，曾国藩以两江总督的显赫要职，坐镇南京，建立保甲局，推行保甲制度，实行联保联坐。对所谓不安本分的人，或者编入“另册”，或者在户口册上加盖“有过”戳记，进行残酷迫害。对太平军战士，逐一追捕严究，甚至牵连亲友，不稍宽贷。曾国藩两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被清政府封为一等侯爵。
捻军是太平军在北方的一支友军，他们曾多次联合作战，共同抗击清军。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清廷调僧格林沁率军镇压捻军。捻军多次打败僧军，1865年5月，捻军在山东曹州歼灭僧格林沁的马队，杀死僧格林沁。清廷大惊，忙召曾国藩北上，命令他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继续镇压捻军。曾国藩率八万湘淮军，针对捻军流动迂回的游击战术，采取重点设防，层层防堵的办法对付捻军。在捻军活跃的州县修筑圩寨，当捻军来时，便强迫各村百姓将粮食柴草牲畜等运进圩寨，并在圩寨中编制“良民册”和“莠民册”，凡拥护清廷的人入“良民册”，和捻军有关系的人及反抗清廷的人都列入“莠民册”，即“擒拿正法”，实行五家连坐法，一家“犯法”，五家遭殃。后来，曾国藩虽然中途退回两江总督原任，但他镇压捻军，屠杀革命人民的办法，却传给了他的后任李鸿章。
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中，为清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清史稿》比曾氏为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并云“中兴以来，一人而已”。曾国藩用革命人民的鲜血染红了顶子，他将永远为革命人民所唾骂。
八、在骂声中死去
1868年，清政府委派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的第八个年头。当时帝国主义列强正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天主教、耶稣教也随着炮舰，大规模地来到中国沿海。他们戴着学者、医生、慈善家的面具，以办育婴堂、医院、学校为掩饰，霸占田产，庇护贪官，干涉词讼，逞凶肆暴，激起了中国人民切齿痛恨。
1870年，一场大规模的反洋教运动，在天津爆发。法国传教士在天津望海楼收纳无赖，鱼肉百姓。6月21日，愤怒的人群涌到望海楼教堂前，要和侵略者算账。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得知后，带着他的秘书西蒙，怒冲冲地闯进清朝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衙门，威胁崇厚赶快派人驱散中国的老百姓。接着，丰大业又用手枪在大街上威胁天津知县刘杰，并当场打死了刘杰的仆人。丰大业公开枪杀中国人的暴行，进一步激怒了天津人民。千百万群众闻声赶到，举起了愤怒的拳头，打死了丰大业和西蒙。午后，天津城内又响起了聚众的锣声，人们纷纷从大街小巷走出家门，汇成了一股愤怒的人流，直向望海楼奔去。当天熊熊大火烧掉了望海楼。
天津人民火烧望海楼的消息，传遍了全国的城镇乡村，中国人民扬眉吐气。接着，山东的烟台，江苏的南京、镇江，江西的吴城，广东的广州，也奋起响应，驱逐了一些为非作歹的传教士。北京的群众也集合在法国天主教堂的门口游行示威，声讨洋教士，支持天津人民的正义行动。驻北京的外国公使、领事、传教士慌了手脚，强迫清政府加紧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洋教运动。
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壮着胆子接见了各国驻华公使，并派崇厚为钦差大臣，全权处理天津教案。这时，曾国藩忙写信给崇厚，让他放开胆子干，不要怕百姓闹事，并表示愿和崇厚有祸同当。崇厚心领神会，一到天津就代表清政府向法国陪礼道歉，并严厉镇压反洋教的中国百姓，更激起了人民的愤怒。清政府看到崇厚无能，不久又调直隶总督曾国藩去天津处理此案。当时曾国藩正在害眼疾，带病到了天津。曾国藩为了讨洋人的欢心，只要洋人满意，他就赶快去办。洋人要曾国藩处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曾国藩就将张光藻、刘杰奏参革职，交刑部议罪，最后充军黑龙江；洋人要他“惩办凶手”，曾国藩就按洋人议定的抵偿人数，杀死了十六名带头反洋教的群众；洋人要他赔款，重建教堂，曾国藩就满口应承，一一照办。
曾国藩在天津办理教案，屈从洋人，屠杀中国人的消息传开以后，又引起了天津人民的切齿痛恨和全国人民的一片唾骂，就连清政府的某些大臣和曾国藩的亲朋故旧，也认为他屈从洋人，有失国体；有的说曾国藩对天津教案的处理，民心丧尽；湖南同乡把他在湖广会馆夸耀功名的匾额，拆掉烧毁，以示鄙弃。曾国藩见人民怨恨，亲朋反目，官员抨击谴责，感到日子很不好过。从此，便一病不起。清政府见他在直隶已臭不可闻，就把他调回金陵再任两江总督。1874年，曾国藩在举国欲杀的怒骂声中，死于南京。
（资料来源:《山东师大学报》198301 作者:冬青）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zengguofan/8_.shtml※※※※※※ 孔德之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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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的杨英铂：http://alamoyy.blogcn.com/[楼主] &[3楼]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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徊徨在历史困境中的晚清士大夫曾国藩 (转)
日 17:37凤凰网专稿
核心提示:在晚清中国的最后五十多年里，曾国藩和李鸿章曾前后相连地直面内忧外患的交迫而来，与曾国藩之能够以人格超越事功比，李鸿章则是因事功淹没了人格而见弱。但是，他们同时徊徨于两个历史过程之间，处于一种深深的历史困境和个人困境之中。曾、李二人的这种困境，也深刻地反映了19世纪60年代儒学中人的忧患困惑及其艰难曲折的历史分化。
（主持人）梁文道:前几年非常流行曾国藩，到处都有书讲他怎么样做官、怎么样教人做人的时候，那阵子其实我是对曾国藩乃至于他这个热潮非常的有距离感的。怎么讲呢？因为我平常很怕看这种书，就是教人怎么去做人、怎么样去当官、怎么样搞谋略，使得大家对曾国藩有个印象，就是他好像是个谋略大师似的。
当然曾国藩有这一面，但是在历史上大家对曾国藩另一个认识，其实是更正统的，那个认识就是认为他真的是一代名臣，而这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