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二十几年------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七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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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二十几年------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七四年
&& &&&&&我的一生退休后，我夜深人静时，往往要回忆起过去的往事，并想把它记载下来，做为我的自传。但是，五年了我仍没有作为，主要是白天起床又觉得可笑，就罢手了。今天年月日），我心血来潮，动手开始写录了。一&&出世1950年月日（农历四月十二日）。正值夏忙时节，新中国刚刚诞生半年，在中江县城关镇北门口何家藕塘的一个农舍里，我呱呱落地了。由于我是家里的第一个儿子，（前面三个姐姐、仅大姐健在另外两个姐姐在我出世前就夭折了。）就特别喜爱，认为何家后继有人了。父亲何开第给我起了个名字叫何伯果。“伯”就是排行老大，“果”就是何家有儿子了，一家人是喜庆有余。城关镇大北街的外公吴沛云一家也是喜庆有加啊！按理说：我生长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有众多的亲人呵护，童年是应该幸福快乐的。但是，并不。我的爷爷何联双生于年，何家独子，没有多少文化，但是很会敛财。据我的舅舅吴伦武说：清末民初，我爷爷的钱多得都用柜子装中江县北门口桥亭街的半边街（现在的城北中学路口到现在的北斗路口）都是我爷爷名下的。年，正值壮年的爷爷被何家族长何联箕用毒药害死了，留下我的一双小脚的婆婆何吴氏守寡，身边只有十多岁独子伴随（我大姑这时已经嫁人了）。我家大部分财产就被何家族长何联箕侵占了。（何联箕的后人现在一个也没有在中江县，他侵占了我家的财产后，他的子女都出国留学并定居海外。据我知道的有：何开烈定居俄罗斯，他懂六国语言，还有一个在加拿大，曾经是芝加哥市某大医院院长…）爷爷的被害使得我家开始衰败了。婆婆为了拉扯大我的父亲，只好靠剩余的田地，雇人劳作，以维持生计，困难时再卖掉一点点土地，供我父亲读书、生活，并结婚安家。挨到年新中国成立，婆婆名下还有亩田地。这就是我家又一次厄运的祸根。1950年，我的父母亲都在中江县广福区工作，父亲何开第是广福粮站一般干部，母亲吴桂武是会龙小学教师，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干部。婆婆一双小脚顾不了我姐弟，就将我姐弟送外公吴沛云家抚养，北门口农村就只有婆婆一人了。年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婆婆名下还有亩田地，她曾经请过雇工，按当时的土改政策，她一人占亩土地，就定为地主分子了。 婆婆划成地主成分,再根据株连方式，我父母亲、我姐弟这一辈子就没有快乐的日子了。家庭成分“地主”这一历史悲剧，就永远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二&&童年我一岁左右，得了一场大病，家里人大都认为我必死无疑了。外公将我送到大北街一个叫李矮子的医生那里，请他给我医治。并说：你仅管医，反正死马当活马医，不要怕出问题。奇迹居然出现了，经李医生医治后，我又吐虫、又拉虫后，生命也就存活下来了。只是留下了后遗症左眼斜视，后来发展为弱视。在外公照顾下，我一天天长大。但是，那有幼儿园让我地主的孙子可上。一直到六岁多，年月，我姨娘吴淑武将我带到她任教的中江县公园街小学读一年级。开始了小学学习生涯。&&&在这里，我要简单补叙外公一家。&&&外公吴沛云，生于年农历月日，解放前靠小本经营卷烟为生。他名下两男两女：我姨娘吴淑武、母亲吴桂武、大舅舅吴铭武、小舅舅吴伦武。解放前，家里日子再困难，哪怕借债，外公都硬撑起家庭生计，供他的四个儿女读书。解放后，在家养老。靠两个舅舅及姨娘工资供养。年月日瘫痪，年正月初四病逝。外婆刘起慧病逝于年月。姨娘吴淑武生于年月日（农历3月29日），从小就懂事，九岁读小学，读书回家就到外公作坊学作做卷烟，以缓解外公的负担，她成绩很好，但最后只能去读当时免费的师范学校（遂宁师范学校），年月遂宁师范学校毕业后，回中江县女子小学教书（即公园街小学）。帮补外公负担家庭困难，支持弟妹们读完高中。年元月日，中江县人民政府成立了。姨娘是中江县人民政府指定的公园街小学接管人员。根据她的才干，由当时的中江县教育科安排到集凤区中心小学当校长。在集凤任校长一年后，县教育科又派她到三台师资班学习，短训回县后在全县小学教师会议上讲公开课。目的是示范、交流、探讨。会议后让姨娘又回到县城公园街小学任教。直到年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把她发配到城郊北山七大队小学任教。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她又回到公园街小学任教了。直到年，在教育岗位任教年后光荣退休。病逝于年月。她一生没有生有小孩，故视我为己出。她基本上都与我一起生活，是我的养母、老师，以后的岳母。我一生都叫她保保，原因是：我大外公的大女儿吴榆武的儿女，为了好带，就拜我姨娘为保保，以后我们就都跟着表姐、表兄们叫姨娘为保保了，包括以后我的弟弟、表妹、表弟们都延续了这个称呼。母亲吴桂武生于年月日（农历8月25日），结婚过早，年岁就生下我姐姐。年新中国成立，同父亲一起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她被安排到中江县会龙小学任教，后来主要在中江县东山乡七大队、六大队、五大队小学任教。以后又添了二弟何仲康、三弟何叔光、四弟何季高（因公死于年）。由于父亲在年当时错误的路线斗争的影响下，被人为的错误处分，开除公职（直到年平反）。父亲被错误处分后，教过民校，纺过纱，不知道那年（大概是年吧）有人给他说：要整他！他就逃离中江县流浪在外，母亲一人就担负起家庭重担，对三个弟弟的教育抚养，生活相当困难，以造成三弟何叔光患心脏病没有及时发现，故三弟才岁就病逝了。且三个弟弟都只能读到小学毕业，母亲身体每况日下，只好于年秋在中江县东山乡五大队小学提前病退，让我得心脏病的三弟何叔光（病逝于年）顶班教书。母亲病逝于年月。大舅舅吴铭武解放后高中毕业，在南充川北革命大学读书，毕业后在干部学校当干事，组织教学工作 。后来到雅安农学院设备科工作，任设备科科长。年外公瘫痪病后才结婚生子。后来雅安农学院（现在的四川农业大学）在成都龙江路设办事处，他任办事处主任。定居成都。小舅舅吴伦武解放后高中毕业，在中江县教育部门工作，中共党员。年以前任中江县教育副科长，组织全县的教育教学工作。（即现在的教育局长）后因为身体差，患胃病。主动退出领导岗位到中江师范学校任教，后在中江中学任教，中学高级教师，担任德阳市高级中学政治教研组研究员、中江县高级中学政治教研组组长。直到年光荣退休。他基本上在家同外公一起生活，我在外公去世后两年，于年月日上山下乡到农村时，才离开外公家，因此我和他在一起生活的经历较长。关系也比较密切。小学期间，新中国又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大跃进、浮跨风…至使我国人民民生艰难，人人自危感很强。人们没有吃的，物资匮乏，年那两年还饿死了很多人。我们儿童由此营养不良，身体很差。我这个不懂事的儿童还很调皮，不喜欢睡午觉，常常惹班主任老师生气。有一次，班主任周启辉老师叫同学把我拉到她办公桌边睡午眠，她在一边批改学生作业本。年月，学校组织我们四年级的学生到中江县城西距城八、九里地的五块碑拾麦穗，我们同学饿得慌，就躲在地里搓麦穗及胡豆吃生的。后来一个叫刘廷荣的老师借故打了我，我姨娘对这件事很生刘老师的气。年秋季开学，我转学到城关大东街小学念五六年级了。当时，我看见别的同学佩带红领巾很羡慕，也很要求进步想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但是，家庭成分这个鸿沟让我蒙羞多年，一直到小学毕业才有幸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血统论害人啊！（后来，我在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中，抱定要脱胎换骨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关系的决心，颇命锻炼，先后写了八次入团申请，才经受了所谓考验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读五年级时，正是生活紧张时期，学生在学校吃饭。学校组织我们大一点的学生到岩鹰山上去摘榆树叶，弄回学校伙食团，再和点米糠面粉做馍馍给同学们充饥。在学校里挖了个大坑，注入水，在弄点人尿说是养小球藻烧汤喝，算是补充营养。同时大东街小学校内，到处张贴，悬挂在着：戴明科吃油馍馍。打倒戴明科的大字报。……整天忙于批斗学校校长戴明科（纯属黑整），进行人身攻击。学习秩序不很正常。整垮校长戴明科后，带头整人的打手董某某、唐某某都顺杆上爬了。大东街小学先后调来了罗书琴、钟明光任学校校长。我的小学毕业证的校长署名就是钟明光。年我小学毕业，由于家庭成分不好，不能在城关县城中学读书，把我录取到永太区中学了。三 青少年期间1962年月初，刚刚拿到我的小学毕业证，满认为我要念中学了。月日左右，放了暑假的母亲、舅舅 、姨娘又早在县城中江中学参加教育局组织的教师暑期政治学习，整顿思想。（因为当时的教师，基本上都是解放前教书，或者解放前读书解放后教书的，解放前能够教书或者读书的认为都是旧知识分子，都该整顿教育。）中午都不准进城吃午饭，在中江中学吃集体伙食。月日早晨，我外公说头疼，他用一只手支撑着头，早早的煮好早饭。姨娘、小舅舅吃了早饭就匆匆的到中江中学学习去了。外公就上床去躺着。上午九时左右，他叫我帮他起来，说是要去屙尿。这个时候他的左手、左脚已经不能自己支配了，我才岁啊，那里见过这个阵仗，于是吓得不知道所措。我尽了吃奶的力气帮扶外公屙了尿，只好又让他躺在床上。并找人带信到中江中学给姨娘和小舅舅报信。都挨到晚上了，姨娘、小舅舅找来了中江县的名中医周寿维和针灸医生刘华，他们诊断是中风，左半身已经瘫痪了。当时连水都不知道喝，意识也极差。医生说：这个病三天不死就可以活三个月，三个月不死就可以活三年。反正半身不遂了，必须要人身边侍奉。由此，这个重担就只有我来承担了。当时，我的两个舅舅及姨娘都没有结婚。我又是外公把我带大，当然我就义不容辞得担起来这个重担。放弃了中学学习生活。&&&&外公病后，小舅舅每月从他工资中拿元，大舅舅每月从他工资中拿元（因为大舅舅的工作出差时间多 ，花费要大点。），共元由我安排外公的医治和我俩的生活，每天记好账目，由姨娘监管，每月不足部分就是姨娘补给。由于医生的很好治疗及我的精心护理，外公的病慢慢的好多了，手握拐杖在我的搀护下可以下地走动了。后来慢慢地手握拐杖可以自己活动了。但是，身边仍然必须有人。外公好点后，又教我打算盘，请吴珍武舅舅到家里来教我写毛笔字，家里的书让我自行学习，不懂的地方我就问姨娘和大外公家的钰武舅舅。还让我学会打布壳子做布鞋，织毛衣等。当然家里买煤、买菜、煮饭、做菜、洗衣……就不屑说了。小舅舅还教我读古文观止中的“陈情表”一文和左传中的“郑伯克段于鄢”。寓教我做人处事的道理。我阅读了东周列国志等书籍。母亲当时带着三个弟弟在东山乡七大队小学教书，只有半月或者一月来看看外公，同时，外公顾盼我母亲和三个弟弟，总要叫我买肉弄给母亲和弟弟们改善下生活，老人的心啊！1963年我姐姐从雅安医士学校毕业，分配到甘孜州县城县医院开始工作了，为了报答外公对她的关爱及养育之恩，每月也从微薄的工资中寄来元给外公享用。1962年外公瘫痪后，两个舅舅都多岁了，姨娘也岁了，外公的倒下，才促使她们在一年内先后成亲安家，两个舅舅家并相继添了表弟吴波、表妹吴燕，这下外公身边有时要闹热一点了。年姨娘和我后来的岳父罗敏结婚了。岳父是年的老中共党员，解放前是中江县南路工委副书记（现在的县委副书记级别），由于年他任中江县仓山区副区长期间，中江县仓山土匪暴乱，他伙同其他同志一起，成功的制止了暴乱，应该是有功人员。但是，当时县委内部有不同意见，认为我岳父解放前地下斗争时期与土匪有交往，（当时为了对自己地下党工作的掩护，当然离不了与当时的伪政权人员交往。）就把罪名罗织在我岳父身上，向川北行署报申枪毙。当时川北行署的胡耀邦同志问了解情况的王叙五同志后，批示：此人可枪毙可不枪毙，不枪毙为好。由此，命留下了，但是被开除了党籍。（年后年被平反，离休后，年报批副厅级，获抗日战争纪念奖章。）受错误处分后，他先在县文化馆当馆长，年申请到中江中学从事中学教学工作。岳父被错误处分后，为了不影响刚刚出世的女儿罗啸敏（生于年月日农历九月二十八），他和原配妻子杨秋子离婚了，女儿罗啸敏在妙丰老家由婆婆照顾。罗啸敏由于从小没有父母的呵护教育，身体营养严重不足，学习也就不怎么好，年没有升上初中。姨娘和岳父结婚后，姨娘就把她接进城里，让她补习了一年小学知识，年她考入冯店中学，读初中级。我也就第一次见到了罗啸敏，她后来成了我的结发妻子。1964年月，我外公的行动又要好一点了，为了不荒废我的学业，我开始了在照顾外公的同时，进了中江城关民中级班读中学。我每天只在教室里听课，就匆忙回家照顾外公，学校了解我家情况，让我成了特殊学生。当时，我自学能力很强，在初中三学期六次数学考试中，仅第一次考的分，其余的都是、分。珠算学科老师让我去考同学，民中没有开设物理、化学课。一次数学竞赛，我的成绩是全年级三个班的第一名，但是，由于我的家庭成分不好，我只有屈居第二了。（这是我的数学老师后来告诉我的。）我当时学习非常勤奋，早上在家煮早饭，为了解决难题，我用木炭在地上演算，老师给我和另外几个成绩好的同学出的难题，我都能圆满提前完成。所以，一份勤奋，一份收益。这给我后来从事教学工作中，函授学习完数学本科奠定了基础。1966年五 、六月间，刚刚走向正轨的学习生活，被又一场全国性的政治灾难地降临打破了。这场“文化大革命”使受政治愚弄的中国人疯了，工厂不生产，农民不种地，学生不学习，……一天到晚批斗人，甚至把国家主席刘少奇、开国元帅彭德怀、贺龙们批斗至死。中国的经济、科技严重倒退。惨啊！沉痛的教训啊！中国这条在风雨中漂浮的航船，何时到达彼岸啊！没有书念了，又只有在家照顾外公。这场政治灾难也开始波及到我的家庭了。小舅舅被学生推出来批斗了。他只是学校党支部的支部委员，不是领导，但是学生说他是实权派，弄到中江大街上批斗，戴高帽子，后来，又罗织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安在他身上，如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三反分子、……大字报贴到了家门口，我外公好心痛啊！在学校内规定他不准回家，强迫在学校农场劳动，干力不能及的重活。学生还有理无理地弄到某个地点殴打他，方式也独特，地上倒起水，很滑，然后叫我小舅舅站在中间，四周是疯狂的学生、打手，左推右搡让他滑倒在地，然后污蔑他不接受批斗，对抗党中央。接着就是又一轮殴打。更有甚者，学生罗安保用枪把他押到中江中学外的凯江河边，将子弹推上堂，然后说：我代表中江百万人民枪毙你，一颗弹头从我小舅舅头顶飞过。好吓人啊！这就是那个时代造就的学生，教育的失败啊！造反派为了整垮中江县委，拿县委书记王德立开刀。王德立是原中江县南路工委地下党员，南路工委委员，为了整他的黑材料，就把岳父弄去强迫写王德立的黒材料，岳父当然不会乱写，于是，岳父也进了造反派设置的牛棚，常常进行批斗。中江造反派整王德立同志，实质上还有目的：迎合四川省造反派整治省委王叙五同志，迎合江青污蔑四川省解放前地下党员及牺牲的先烈都是叛徒，否认四川地下党的历史功绩。1967年月。外公临近生命的最后时段了，好几天都不吃不喝，也不准我离开他一步，只有为他上街买药才让我离开他，（因为长期侍奉他，每次买回来的中药要我一一认给他看，确认无误后才让我给他熬药，所以，每次我去给他捡药时，都要认真看到捡药师捡每一样药，如果有不认识的药，我会当时问清楚的，由此，我会认很多中药了，外公也放心我去为他捡药。）他一直在盼望他的小儿子回家啊！好在接近大年了，外公病危时，大舅舅一家回来了，姨娘把在外面串连的姨父也通知回来了，我父亲在外面躲批斗也回来了。就是大年初三（月日）白天，还缺我小舅舅没有回家了，家里当时人手还算多。原来月日（农历正月初一）中江县的造反派把中江县的县委、政府及各单位领导等多人（我小舅舅也在里面）押向大街，每人戴个高帽子，提张纸，上面写着牛鬼蛇神某某，走资派某某……等字样，还要一边打锣，一边喊我是牛鬼蛇神某某……，走几步，然后在大街上跪起向人们请罪。好惨啊！当他们路过大北街时，我家不懂事的九娘在外面大声说：“你们看，伦武也在里面。”我外公在家听到心中有多伤心啊！外公就这样病急交加地一日一日的挨，过着那度日如年的最后时刻啊！日（初三）晚上，小舅舅终于回家了。外公终于见到他小儿子回来了，他可以安心地睡了，睡着后他就再也没有醒过来了。日凌晨、点左右，我的两个舅舅及我父亲、姨父们把睡在外公身边的我和睡在外公脚那头的二弟叫醒，喊我立即找出外公的寿枕、寿衣之类东西。我看见外公安祥的熟睡样子，心里只有伤心，一点不怕，因为他是我最亲密的长者啊！当天也有那么合适，我的印象中，外公的四个儿女及媳妇、女婿共八人，终于第一次齐聚在他的身边了。初四，一家人都忙于外公的丧事，二弟和大舅舅到泥金三大队表叔李建安家联系墓地及抬棺人员事宜。我在家协助大人们找需要的东西，（近六年的侍奉外公，同时管理家事，吴家的一切只有我了解。）中午了，说是要给死者的口内放金、银、盐、茶、米、豆，我找齐后去给外公放入，这时，外公的口紧闭，我只好从他缺了的牙齿缝隙中慢慢放入。初五就顺利地把外公安葬了。外公的去世，让我非常伤心，让整个吴家及何家、罗家悲痛。外公走了，我的生活也开始了改变，舅舅们叫我继续在他们家居住，外公留下的遗产中，当时口头上说：分给六间房子中的一间与我，生活必须的床铺家具分一套我使用。并关心帮助我今后的工作生活。我就按照当时大人们的安排，继续在外公家住下来了。当时，家里常住人员有小舅舅、小舅母（黄培英）、表妹吴燕、表弟吴东（年月日），及后来出世的表弟吴毅（年月日）和我。家务当然主要是我了。我仍然住在我原来与外公一起生活的那就间房子。这里，我要再补叙一些内容让我的记忆更加充实。A&&同外公到东山七大队小学大概是年前后的、月左右 ，当时人们生活相当困难，政治运动又没有间断，母亲至少有近一个月没有进城看望外公和我了。外公心里焦急，怕母亲在东山七大队小学出了什么事，回不了城。于是，带着我出东门，沿途问东山七大队小学的路线去找我母亲和三个弟弟，（三个弟弟都和母亲在小学里同生活），外公六十多了，我十来岁，祖孙二人蹒跚而行，都中午了，走了十来里路到了东山七大队了，我们又找人问七大队小学的位置，说是陈家瓦窑还在前面远处的山那边。我们继续过田埂，翻山路，走啊走啊！我脚都打起泡了，外公也很累，又饥又渴。来到一个山坳，坡前突然出现三四个小孩子在，背着背篼，拿着锄头在挖嫩草，我们就大声问：“喂！东山七大队小学在那里？” 他们听见我们的喊叫声都抬头把我们盯到，这一抬头，我的三个弟弟马上跃入我们的眼睑。三个弟弟齐声喊着：“外公！哥哥！”朝我们跑来了，那个高兴劲啊真没有办法形容。他们把我们带到学校内，妈妈正在忙着煮午饭（我估计时间已经是下午点半过来吧）。说学校吧，也就是一间不太大的教室，一间老师寝室兼办公室。学校紧挨着一家农户。母亲和弟弟们就仅住这一间寝室兼办公室，相当拥挤。学校没有钟，当然母亲当时更买不起一只表，所以，学校上下课时间凭老师看太阳光来确定。可见我的母亲的工作、生活多么艰辛啊！三个弟弟还得去挖嫩草喂兔子来改善生活。（当时，我父亲怕挨整早几年就所谓“流窜”在外，不知道行踪，一切就母亲一人承担啊！）外公的眼泪流出来了，我也在见到妈妈的高兴劲过后流出了眼泪，心中一片空白。母亲与当地社员关系很好，他们了解我母亲的情况，虽然人们的生活都很困难，但是，仍然常常有当地社员或者学生家长给母亲送点小菜、红苕、萝卜之类，帮助母亲她们的生活。要感谢这些善良的人们啊！母亲向外公简单说了没有回城的原因，关心外公说：爸爸你放心，女儿什么都不怕，也不会出什么事，这里条件虽然艰苦，但是，我会好好工作，好好地把三个身边的儿子带好的。路这么远，今后就不要来了。我一定会挤时间回来看你的。下午，学生们又开始上课了。外公和我都带着一种相见后喜悦和一种说不出地心情又慢慢地走上回城之路。B&外公指导我种菜&大概是年吧，当时人们生活都还是很困难，还没有走出三年自然灾害的阴影。粮食、蔬菜都还相当少，外公瘫痪后医治得可以杵着拐杖慢慢走动了，他指导我在吴家祠后面一个大空坝里开荒种菜，我种了油菜、莴笋、洋姜、豌豆尖等。挖土、打窝、栽菜苗、淋水，都是我一人干，外公在那里指点，提出要求。我每天下午都要去浇水，在井里提水，好重啊，我只能半桶半桶提水，然后挑到地里去浇水，每天要搞到天黑才完，很累。但是收获颇丰盛。油菜苔吃不完，我记得还托人带给成都大舅舅家吃。没有油炒菜，莴笋和叶子一起用盐腌渍拌起来就吃。还觉得很好吃，且充饥呢。洋姜收获了两担，送人和卖了一部分，余下的外公和姨娘教我用大小两尺见方的菜蓝装起，把它吊在房子的挑方上凉起。半个多月后，洋姜干瘪了，叫我取下来洗干净，然后用盐腌渍成干菜。那才叫好吃哈。C记忆中的下吴家祠中江县大北街的上下吴家祠现在都不存在了，但是，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下吴家祠，记忆中好象就在眼前。以下吴家祠的当街大朝门为中轴线，南边两个铺面向后房延伸多米的房子，是我的三个外公家的住房。北边两个铺面向后房延伸米左右是姚姓家族及余姓家族的住房，再向后房延伸米左右是我母亲两个远房爷爷的住房。（我不知道姚姓家族及余姓家族的住房，是否是吴氏家族在某个时候卖出去的，使得下吴家祠有了这么一点点不属于吴氏家族的房子。）当街大朝门的宽度与每间铺面的宽度差不多，大约米宽左右，进深有七、八米吧。向里走去是一个米长的天井，接着是一个过厅，过厅有七、八米的进深，再向里过厅后面就是一个大坝子，有十来米宽、十二、三米深。这个院坝是大院内一个重要的活动场地。院坝的南边是我外公的后房，我和外公常年就住这里。南方角上是外公家的厨房，厨房天井中一棵数百年的银杏树。这棵树的树围要三、四个大人才抱得到，有二三十米高吧，很是壮观。院坝再向里就是下吴家祠的正堂屋了，大小可容纳来人活动吧，大概是吴家聚会、议事的地方。正堂屋的南边住房是我幺外公家的，一直延伸到后面柴房。在往里面走，正堂屋两边各有一个侧厅，接着又是一个天井，再里面各有一间柴房。柴房离大街距离大约米吧。下吴家祠看来规模还是颇大哈。五个铺面宽度到柴房，大约有亩半的面积吧。柴房后面一个更大的坝子，大约有八分地面积。有米宽，米左右深，是大家的公共活动地方。最初里面长有大片荆竹，几棵橘子树，芙蓉花树和豆浆树等等。四周有围墙与外界隔断。最里边右角有一眼水井，是整个下吴家祠人们生活用水的地方。井边有一个一米八长，六十公分宽，三十五公分深的一个大石头水槽，稍微有点倾斜，大石头水槽的最底处有一个拳头大小的石洞排水。是大家在那里洗衣服、洗铺陈的地方。我常常在那里和姐姐去洗衣服、被子。并搞水耍。荆竹林里有蟋蟀，晚上叫起来很动听。我和几个小朋友常常去捉蟋蟀，然后装在一个笼子里，多上几只后，放在同一个笼子里，让它们打仗，大家一起围观，好闹热啊！有时，几个大小差不多的男男女女小朋友在荆竹林玩藏猫猫游戏，太好耍了。但是，有一天中午，姚婆婆的三孙女玲玲和他三哥董继祥、弟弟董继宽（他家姊妹八个，把他送给涂家，更名涂继成，现在中江县御马床单厂董事长）和我一起在荆竹林里玩藏猫猫游戏，玲玲突然喊头疼，她三哥董继祥赶紧把她背起跑回家，大人们忙着把玲玲往医院里送，还是晚了，医生检查后说：是急性脑膜炎，已经没有办法医治了。玲玲就这样突然离开了人世。大朝门那里，姚婆婆的大外孙董继善、二外孙董继寿、……等大一点的男娃娃们，在那里弹弹子，打独脚战。也是格外闹热，我只敢在那里观战，助威。过厅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我大外公的儿子吴钰武强行侵占后，隔了一间房子他用，仅留出一米多一点点作为公共过道。因为他是造反派，没有谁敢说话。我外公的房子，从大朝门向南第二个铺面房起，一直向后房延伸米左右，共六间大房子。铺面房有个柜台子，柜台上方是用铺板封闭的。把铺板取了，柜台就可以用来做生意了。解放前，外公办了个小型捲烟作坊，一家人就是作坊里的工人，忙时再请一两个工人帮忙。做好的卷烟大都是卖到甘陕一带去了，只有少部分在柜台上卖。听外公说：他没有多少本钱买原料，靠的是他的信誉，买主订货后，先把钱给他，外公才有钱去买原料回来做卷烟。然后再按时交货给买主。外公解放前就是这样艰难的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啊！听姨娘和母亲说，家里没有米煮饭了，外公好几次只好去麻将桌上摸几把，赢到钱才买回米煮饭吃。大外公家的房子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大朝门南边紧挨着哪个铺面，向后房延伸来米那四间大房子，另一部分紧接我外公后房后面，延伸十一、二米深三间大房子，房子后面有一棵大柑子树，每年结的柑子很好吃。大外公我没有看见过，只见到过大外婆。她家子女最多，大孃、二孃、三孃、五孃、八孃、九孃都是她们家的，儿子只有吴玉武，大儿子吴桓武早死了。幺外公家房子靠正堂屋和后面的所有房子，他只有一个女儿，我们叫她六孃。我母亲她们叫她七孃，我姨娘她们叫她四孃。1997年，中江县城市房屋改造，下吴家祠就拆了。它就只是一部分人脑海中的记忆罗。D&1967年月—年月外公离开我走了。我开始独立半独立的生活了。两年时间里，我先到中江县城关镇临工站去登记找临时工，和大北街的其它临时工们一起到城南南渡口挑河沙。当年，中江县修建南渡口的红卫桥，当时掏桥基全靠人工到河底把掏出的河沙挑上河岸，需要大量人力，我就和孟家祠的林多祥父子、吴忠明等去挣一天元的工钱了。后来，小学同学李祥太去找到一只船，邀我去洗人头石（灌注桥墩时，需用人头大小的石头），他从南渡口的远处用船运来人头石，卸载到南渡口桥墩附近河边，然后我们两人就手拿竹茹在冰冷的河水里，一坨一坨地洗人头石，冬天啊！好冷啊。（当时灌注桥墩时的人头石不能有泥土）洗好后找施工员验方，元洗一立方人头石。劳动价值好低啊！不久，我又和六姨爷魏之怀他们一伙到公路边去锤碎石。记得一次在中江县南渡口团结大队的一个山口锤碎石，早饭后用盅盅把中午饭带到工地，一早出门，到天黑才得回家，不然就挣不到几个钱。我在锤碎石那个地方，看见一个多岁的老爷爷，端一盆清水当镜子，手拿一把剃头刀，对着清水慢慢地给他自己修面、剃胡须。农民的贫困生活使我深有感触，自己劳动的艰辛也就不那么怕了。山上的碎石锤好后，我们还要用箩筐担到公路边码好方，请养路段的收方员验收方数才领得到工钱。好苦好累啊。城关临工站还先后安排我，到综合仓库清理库房，城市修街道晚上守夜……等临时工。1968年，我在中江师范学校后面的一个砖瓦窑打工时，更是哪个苦啊！说不出来。那个砖瓦窑一次可以装一万三千左右砖坯，三万多瓦坯，六个人装一窑三天时间，我挑砖坯每次多匹，一百二三十斤一担啊！特别是第二天装窑的上面部分时，要挑到窑上去，窑有六、七米高，重担上坡好累啊。这还不算，只是气力活嘛。到出窑时，我们六个人两天要把全窑砖瓦出完，砖瓦烧好后，虽然闭窑灌了窑汘水降温冷却，但仍然温度很高，又烫又重的砖瓦要全部从热窑内取出来，并且在空坝里码好待运。我每次抱十匹砖出来，然后五匹一顺，一层二十匹，十层一墩的码好。一天下来，只有人的两个眼睛珠儿在转了，人一身黢黑，吐痰、省鼻涕全是黢黑的。我们就在窑边的黄堰沟里去滚个澡，松弛一天的劳累和疲乏。后来有人又帮助我找了个砌墙、打三合土的师傅，开始学习修房造屋的一些活儿。记得在中江县打包厂、棉麻厂打三合土时，当水喷在石灰上时，石灰发涨时散发出浓烈的二氧化碳气味很呛人，我们还得弓着身子用锄头去翻造，让石灰、连沙石…充分拌好。（我们把人当现在的搅拌机用）然后摊平整，在用人工去砍、捶打、磨平整。当时文化大革命正处于武斗高潮，年月日，月日，中江县的两派斗争还只是在口头上相互攻击，最多用手推推搡搡几下。那知道，到了月日凌晨，中江县的武斗升级了，用上了钢钎、棍棒、少量枪支了，当天就在中江县川剧团打死、打伤几个中江东方红派的学生；在中江师范学校打死了师范学校校长王高原；中江县大东街小学打死、打伤无数，中江县的珠市街凯江烟厂、北门口的运输公司、公园街小学……到处在打人、杀人。中午，点钟以前，我和好友汪恒育开始还认为充其量跟月日，月日那么闹吧，还相约到大东街小学去看热闹呢。那知道，在距大东街小学还有来米时，只见中江县继光兵团无产者一派，调动了大批城郊不明真相的农民进城参加武斗，解放军部队的战士上前阻止武斗，劝他们要文斗，不要武斗。周围围观的群众也大声呼口号“要文斗，不要武斗。”，杀红了眼的一派根本不听，仗着人多，几个人围住一个解放军，这样把所有解放军围住无法劝解武斗双方。东方红人少，打不赢了。只得逃跑出中江县，流浪在三台、绵阳、德阳、成都等地。我和汪恒育也赶紧跑回家不敢出门了。中午时分，北门口运输公司的马匹由于武斗的惊吓，且没有人管了，在大街上来回狂奔。那个混乱场面硬是让人心惊肉跳。晚上武斗仍然在延续，胜利者开始搜捕没有出逃的另外一派人员了，抓了很多人，集中关押在公园街小学、及小南街小学里面，要求在押人员“自首”。当天晚上的月亮特别明亮，我九姨爷何开前是东方红一派的，中午武斗失败后躲在一个阴沟里才得于逃生，晚上不敢在他家里住，又躲到和我一起住。晚上点左右，一群人到下吴家祠搜查，抓走了中江县建筑公司的陈光廷。我们吓得不敢出声。这时，我小舅母抱着他的幺儿吴毅（刚刚几个月大），吓得战战兢兢过来跟我们说：她住那个屋子可以看到厨房顶上银杏树边躲着一个人，她吓得很，要与我们换个屋子住。我和九姨爷就同她们换了屋子住，当时，那里敢睡觉啊，只有两眼紧紧地盯住房子上那个人啊。一会儿，只听见有人喊：房子上有人，快追！于是，厨房顶上银杏树边躲着的人，立即开跑，房子上瓦片哗哗直响，人喊马叫的闹得欢，终于慢慢地静下来了。（第二天才知道，厨房屋顶银杏树边躲着的那个人，是中江县房管所的杨某某，当天晚上被捉到已经打死在北门口运输公司那里的河沟里了。）当时，我九姨爷几次都想翻上房子逃跑，但没有敢跑出去，直到天快亮时才悄悄地离开县城，徒步去了绵阳。绵阳的开元场那里，中江县建筑公司有一个建筑工地，逃出的中江县建筑公司工人都在那里上班，同时将他们的家属陆陆续续也转移到绵阳。我借送九姨爷的儿子何志荣的机会，也到绵阳开元场打工一个多月，后来他们公司自己子女越来越多了，我就没有机会再在那里打工了。经同学邀约到德阳一个中江学生结集地吃支左饭。几天后，我到德阳火车站闲逛，碰见小学同学涂年伦，他邀约我到江油去耍，我欣然前往。当天到江油火车站下车，两人徒步走了几十里到武都松花岭中江县民工工地。在那里遇见了我小学时的更多同学及朋友，公园街小学的覃开德、大东街小学的江启宇、吴一武、……等。在那里我又耍了几天，有一天，覃开德、江启宇、邀约我和他们的一个朋友李伦绪四人，从松花岭徒步到窦团山游玩一天。沿途几十里，美景是不胜看的，到了窦团山的下面，远见窦团山顶的铁索桥，李伦绪跃跃欲试的说：我上去后一定要过过铁索桥。当我们很费力的来到窦团山上面时，只见窦团山铁索桥那磅礴的气势，李伦绪不敢再说上铁索桥了。我们四人只有在铁索桥的一头大铁钟旁围坐吃带去的午餐。然后不太文明的丢了几个酒瓶子到铁索桥哪一端，算是了了没有过去成的心意吧。江油耍了几天后，我一人又到了成都，同逃出中江的小舅舅在成都流浪。本来，我大舅舅当时在解放北路豆腐街有一所住房，但是，当时的政治气候条件下，我大舅母不敢收留我小舅舅。（为此事，我小舅舅后来一直对他哥嫂有厌气。）小舅舅、中江中学的教师张金铸和我三人，晚上就在原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一个舞台上的牛肋吧长椅上睡觉，大舅舅骑自行车来给他弟弟送钱来，当时小舅舅恨气高矮不接，弟兄俩很不愉快。这就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人与人斗、家人与家人斗，家人不和谐，社会不和谐，目的在保卫所谓的红色政权。他们没有烟吃，我用针绑在一根长棍上，在街上去捡烟锅巴，捡的多了，小舅舅几个老朋友就汇集到成都骡马市耀华餐厅附近的焦铁华家，一起把烟锅巴拆来裹烟吃，算是美餐了一顿啊！文化大革命给人们的灾难很难一一说清啊。在成都没有多久，中江县东方红一派在流浪期间，又聚集了大量人力、物力。从中江的集凤山区打入了中江县，首先在吉庆区的凤凰山一战，打死继光兵团一派的十几个武斗主力，继光兵团一派就节节败退了。接着，中江玉兴一战、中江广福的太阳山一战，打死继光兵团一派人员不知道多少。继光兵团的人员逃往乐至县，又被乐至县的挡获，由中江县东方红的人员到乐至县押回。沿途一些报私仇的人，利用派性斗争又害死了一些人，我知道一个叫丁学书的就这样冤死的。十七、八岁本来该是学习知识的岁月，但是，我就这样，只有碌碌无为的消磨着时光啊！1968年下半年，毛泽东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的号召一阵风的吹来。说是到哪里去是大有作为的。在加之当时的血统论观点盛行，家庭出生不好的人，（当时还美其名阅“可教育好的子女”）不能在城里安排工作，连小工都不得安排了。当时，我们在街上几个要好的哥们董继祥、姜安义等，都十七八岁，人单纯，血气方刚，且很容易被人愚弄，于是，我们背着家人把自己大北街的城市户口下了，报名去农村落户了。当时，把我母亲、姨娘、舅舅气得没法，但时政如此，没有办法啊！1969年月日，天气晴朗。中江县公园里锣鼓喧天，路边停着几十辆解放牌大货车。九点钟，中江县首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誓师大会开始了。县委书记王德立代表县委、县政府讲话，鼓励我们青年人在农村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农村生根开花，……。知识青年代表上台表了决心，我们就开始爬上解放牌大货车，出发了。汽车慢慢地沿着东门的城墙根绕到南门城墙根，再到小南门外的渡口，对面就是谭家街了。这时，不知道谁开始嘤嘤地啼哭起来，一会儿，像是得了传染病一样，各个汽车上都有啼哭声了。我也有些心酸了，只是在内心啼哭。汽车渡过凯江河后，开始向中江县的集凤山区进发了。到了向家垭口，汽车又分成两路，一路继续向集凤进发；一路改向会棚乡进发。下午一点左右我们到了会棚乡场镇，那里也是人头攒动，来迎接知识青年的贫下中农们来了很多，都希望接几个知识青年到他们的生产队去，（农村知识相当缺乏啊）帮助他们改变农村贫困落后现状。我和董继祥、杨文忠三人遇到会棚建新大队的大队干部韩道和，五队社员韩成信等，我们问：你们那里有多远？他们说：不远，转两个坡就到啦！于是，我们三人就同他们一道去了建新大队八生产队。四、上山下乡当知识青年阶段、年月日到月中旬我和董继祥、杨文忠三人，于年月日农历腊月十七下午，随同建新大队韩道和、韩成信等人，顺着刘家沟（富兴公社四大队、五大队地段）过了好几个弯后，然后翻磨盘山下到沟底就是建新大队的水库，当时，水库还在修建中，我们走水库底过去就是建新大队八生产队了。中途，我们走累了，问了几次还有多远，他们都善意地哄我们说：没有好远了，再过一个弯就到啦。就这样，我们不知道过了多少个弯，终于在脚跁手软时，走完里路，到了建新大队八生产队韩家枣子园。当天晚上，住在韩成信家的蚕房里。第二天，大队干部韩道和考虑到八生产队太穷，我们几个知识青年在哪个队不太合适，就又叫我们翻山到建新大队五生产队去，这也是韩道和家所在生产队，与八生产队同姓韩，也是韩家枣子园的一部分。我们三人分开住，我住在韩道和家侧边一间屋子，紧挨着一个五保户老婆婆，人们叫她欧大娘，再上面一家是韩道福母子俩。我就住在这样一个环境的小院子里。董继祥嘴巴会说，很逗人爱，都想抢他去他们家住，后来去了韩钦德家，韩钦德只带了两个女儿，大女儿已经出嫁，想找个合适的上门女婿，故留下董继祥在他家住。杨文忠我就记不清楚住那家了。反正在一个生产队。这个生产队从沟口到沟底，大约有两里左右，沟底宽不到来米，大部分土地在山上，从沟底到山上大约也是两里路吧。社员居住比较分散，全生产队人口一百人左右，经济来源只有靠卖柴。生产队有个豆腐坊在半山腰上，由社员韩成好专门负责管理经营。&&&&&&开始，我就老老实实地同五生产队的社员一同出工，一起劳动，与他们同工同酬，不怕苦、不怕累。挑粪水上山等。董继祥、杨文忠他俩做不了，就去耍嘴皮子去了，他们当上了知识青年先进分子，我一个人老老实实地在那里脱胎换骨。当然，我的社员关系就比他们好多了。加上我姓何，他们说：韩何无二姓，是一家人，都不能通婚。因此，他们待我就更好了。当时，社员大家都穷，只能给我们送点干腌菜、或者红酱给我们做菜吃。一天晚上，另一个院子的韩道信悄悄地叫我随他去，到他们家后，一家人都欢迎我的来到，韩道信的父母说：你们城里的年轻娃娃到我们这个穷地方来，没有什么好的招待你，我们也不敢显“富”，只有晚上偷偷地叫你来吃点凉粉，他们那两个我不敢叫他们，因为你要老实一些，又是一家人，你不要拿出去说哈。韩道信家两弟兄，父母身体也好，大哥韩道松已经结亲了，一家人劳动力强，因此家庭要稍微殷实一点。一晃日子就过去了。生产队的记工员韩成芳记不得什么原因不干了，生产队队长韩成册叫我担任记工员。我当记工员后，仍然每天同生产队社员一同劳动，只是在要收工前半个小时，开始记工分，如果劳动人员分布较散，我就要跑好几个劳动地方去问清楚社员们的劳动情况，然后正确记录下一天每个人的工分情况。很快就一个月了。月初的早上，我边煮早饭，边累计每个人的工分，社员们早工下山吃了早饭。又开始上工了，我也随同社员们一起上山出工，他们不解地问我，你咋个不在家里给我们算工分。我说：我已经全部算完了。他们不信，说：以前的记工员给我们算工分都要一个星期才算得完，你咋个这么快。（可见农村的文化有多落后，一个队才一百人左右，劳动力也就是五六十个人啊）以后，社员们更喜欢我了，我又同他们主要劳动力一样干活，所以，工分也挣得多。&&&&我同生产队的主要劳动一样干活，有一次生产队到中江县城里买化肥，里路啊！我与其他社员一样，也是一人挑斤，（山高路远啊）拿个打杵子，左右肩都可以挑担子。一天一个来回。生产队要买红苕种，听说是德阳的金锣桥要便宜点，早上天还没有亮，我和十几个社员一起出发，先上山到三里路远近的中德场（即现在的德阳新中镇），然后又走了大约十几里路到了斩龙垭，就开始下山了，走啊，走啊，一直沿着山边走下去就到了金锣桥，整整下山走了里路程。那，回生产队时挑上斤红苕种的艰苦是可想而知罗。艰辛的劳动也锻炼了我的意志，造就了我的人生。当地的社员经济收入差，社员们全靠在自留山上弄柴到德阳去卖。有社员邀约我去德阳，我说：你们有柴卖，我又没有柴，又没有钱、况且没有事，我不去。他们就叫我到生产队的公山去砍柏丫卖，我说我不会上树，于是他们就叫大一点的学生放学后，在生产队的公山上给我把柏丫砍好，叫我用千担挑下山，放在家门口院坝里。晚上，隔壁欧大娘主动帮助我把柏丫挽成把，我再用篾条打成捆，七天后赶场了，我挑上四捆多斤柏丫，同社员们一起，早上四点钟上路，拿个打杵子与他们往德阳走去。四十多里山路，很累。上午八、九点钟，就到了德阳，一挑柏丫卖三元左右，很实惠。用二毛钱买一大碗饭，一盘醋海椒就饱餐一顿了。我先后去卖了六次柴，利用积蓄卖了一件厚厚的绒衣，心里好高兴啊。但是，有一次，我卖柴后，见到杏子就买了吃，那知道啊，就在回生产队的途中，我就开始拉肚子了，沿途拉了几次，回生产队后，又接着拉肚子一个星期左右。隔壁欧大娘知道后，叫我在山上去挖一种叫地榆的草根熬水喝，并告诉我不能喝多了。这个单方很见效，肚子不再泄了。六月吧，记不得那天了。晚上我睡得正香，突然一阵狗叫，接着是人声大喊；失火罗！救火啊！这时，我睁开眼睛往窗外一看，天都红了半边了。我连忙起来冲出屋子朝大火奔去。原来是村子当头的韩成坤家失火了，大火将他夫妻俩从梦中惊醒，连衣裤都顾不得穿就冲出来，她老婆用双手捂着私部，吓得蹲在竹林边哭叫。我见已经有人在没有着火的房子上忙着掀瓦了。（堵截大火继续蔓延）我和另外一个人，冲进紧挨着的韩成好家，见一个米柜里面大约五百来斤大米，我俩也不知道那里来的力气，两人竟然把它抢抬出来了。大火一直到把韩成坤家烧光，韩成好家有一些损失。我们救火人员散了，先到水塘边，各自往身上浇水，说是辟邪吧。第二天，在地里劳动，那个疲劳劲就不说了。在地里很不想动。不知道头天晚上那来的力气把一个米柜两人就抬出来了，平时，就是四个人也未必能抬出来啊。后来才知道，人在危急时刻的爆发力可以是自身力气的数倍，可能是这个缘故吧。生产队的农田不多，还有几亩冬水田，由于山高、坡陡，水源很缺乏，基本上是靠天吃饭。五、六月的大雨时刻，是社员们最紧张、最忙碌的时刻。天要下大雨了，生产队队长韩成册就提前安排人员负责每一块田埂的管理人员，当大暴雨来临了，人们带斗笠、披蓑衣、拿着锄头跑向田间，不顾大暴雨的危险，堵好每一个田埂的决口，让每一块田灌满水，不让雨水流失。如果某个决口有渗漏，社员们还要赤脚到田里用脚把田埂边缘踩一遍，使田埂再无缝隙渗漏了。我也参加了这样的劳动，很紧张的。水稻栽插后，还要进行薅秧，赤脚在田里一脚一脚的在秧苗周围踩一遍，如果有塘母芽水草，还要用手在泥里把它抠出来，说是塘母芽水草要抢吃水稻的肥料。薅秧时节正是天气热，太阳晒人的时候，人在水田里脚都陷入泥中到膝头。上头太阳，下面水，人很难受哈。特别是薅第二轮时，秧苗有那么高了，秧苗叶子还很刺大腿，使人很不舒服。记得五月七日，是什么中央五七指示下发一周年纪念日（就是把大批革命干部、知识分子关押进牛棚的狗屁指示），集凤区要开什么庆祝会，表演节目、放烟火匣等。要求全区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都去参加会议，我们生产队三个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都去了。走了近四十里山路，终于来到集凤区区所在地，已经快中午了。演出快要结束，杨文忠就扒上围墙去看演出，不知道谁在喊，围墙上继光兵团的坏人。于是，一群不明真相的人抓住杨文忠就打，其中在演出的知识青年喊用木刀砍，于是，杨文忠是被打惨了。尔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来到更多了，听说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挨了打，这下想捅了马蜂窝一样，集凤区上闹腾了。知识青年们涌进区公所，要求惩治打人凶手，区委书记怕事情闹大，马上出面了解情况，并立即把杨文忠送区医院医治，安排到区上的所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到食店吃午饭，进行安抚工作，以平息事态发展。并让打人者向大家道劝。我因为与杨文忠是一个生产队的，就在医院照顾杨文忠，第二天才回生产队。当天晚上在集凤区上看了我人生的第一次焰火。杨文忠后来怎么样的情况，我不太清楚了，只是多年后听说他病死了。在建新大队五生产队当农民的日子里，我充分了解了农民生活的艰辛。又特别是集凤区这个山区农民的生活状况，更是艰辛罗。回中江县城关几次，家里亲人们问我生活劳动情况，我只有说好的。当然，他们是不会相信的，因为我外婆的老家就是集凤区石泉公社八大队的，家里亲人们都了解山区农村的情况的。他们动员我迁到城郊来，环境相对好一点。我开始没有同意，况且建新大队五生产队的社员、干部都不同意我离开他们。到下半年，母亲为我联系到她当时教书的，东山公社五大队小学附近的二生产队，当地同意我迁入。建新大队五生产队的社员、干部当知道我有点动摇想迁走时，建新大队的大队干部到公社，对公社干部说：建新大队干部、社员们都希望我留下来，不让我离开建新大队。到了月底左右，恰好有个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检查团到会棚公社检查知识青年的安置工作情况。我那天也恰好到会棚去，遇见了检查团人员，我提出了要求迁到城郊东山公社五大队二生产队落户的愿望。当时会棚公社干部也就不好说什么意见，于是，我月中旬就从会棚公社建新大队五生产队迁到了东山公社五大队二队落户了。年月到2年7月东山公社五大队二生产队坐落在中江县城的东边，距离县城十里左右，五大队的一、二、三三个生产队分布在熊家渡河坝里，按一二三顺次从凯江河上游向下依次分布，二生产队河边有个渡口，所以又叫熊家渡。北面对着牟公铺，是中江城关到回龙去的必经之路。从牟公铺顺沟向北走进去，就是五大队的余下四个生产队，大队小学就在最里边的七队。母亲就在那里教小学，后来我也在那里教了两年民办小学。我所在的二生产队，居住比较集中，生产队长涂孝元及他哥哥两大家人住在上游的一生产队，另有曾文通、吕长楷、吕长伙、熊青福等四家人单独在堰沟另一半居住，其余的三、四十户人家连接成一片，构成了一个大村落。主要是程、熊两大姓及一户吕长潜家。看来这个生产队的程、熊两大家势力最强。生产队的仓库，一个绞面房就摆在这个大村落中部。仓库的西边有一个草房子，一方以仓库跺子为墙，三方都是用大芭茅杆夹起作墙，内有一个用牛拉的磨房，生产队的猪饲料就在这里磨碎的。我刚刚去哪个生产队时，没有地方可以住，就在那里住下来了。磨盘就是我的桌子，里面临时打了口柴灶，支了架床，一住大概半年多吧。后来在吕长潜家附近的明井边修了三间草房子，一间我住，另外两间是生产队的蚕房。房子的墙基，是用在凯江河畔捡回来的人头石，和石灰浆砌成的，砌了离原来地面六七十厘米高。再在墙基上砌一层条石，然后条石上用墙板夹起冲土墙，房顶用麦草一层层夹盖起来，就成了当时这个河坝几个生产队很时髦的房子了。因为，这个河坝以前每年凯江河涨水时，都要被洪水淹没。土墙是怕水淹的，社员经济又穷，修不起砖墙的房子。只能买回木檩，在墙基上立起木檩，搭好房架，并搭个假楼。然后房子四周用生产队自产的大芭茅杆和竹子夹成墙壁，顶上用麦草一层层夹盖起来，房屋就修成了。洪水淹没时，只需要把四周的大芭茅掀了，家里的床柜用绳子拴在木檩上，人在假楼上躲避洪水就行了。待洪水退了，再用大芭茅夹起来，家又恢复了原貌。我的房子之所以敢这么修建，是因为临生产队的凯江河上游河畔，政府出面新修了河堤，在一般情况下，这个河坝避免了被洪水淹没的历史了。所以，我的房子还是很时髦的。在这间房子里，我一直住到离开这个生产队为止。修这个房子时，生产队请了大工（专门修房子的匠人师傅），我和生产队另外两个人当小工。修房子期间我干活很卖力。哪个师傅看起我了，想收我当学徒。但是，我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不可能去。后来，他接着给生产队熊宗云家修瓦房时，（当时生产队部分经济好一点的人家，开始改建房子了。）还叫我去当小工。三间大房子的一万多瓦，我一个人一天就丢上了房顶。在东山公社五大队二队劳动期间，我仍然是一副脱胎换骨的架势，劳动中从来都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挑、抬样样活都抢着干，农村里的活儿，只有犁牛、打耙是老年人才有资格做的农活外，其余的活儿我都干了。甚至到县城里大街上扫渣滓肥，在一家一户的茅房里去买大粪，我都干。我用一根两尺左右的树棒棒，在人家的茅坑里插下去，拿起来看看树棒棒吃水多深，然后估计茅坑内能够舀出多少大粪，再与别人讲价钱，说好价钱后，我再搬起茅坑上解手时脚踩的石板，把大粪一瓢一瓢的舀进我挑的粪桶，然后挑回生产队。你们想想，这个活儿有多脏、多臭、多累。而且一天的劳动才值一角二分钱啊。在东山公社五大队二队不久。生产队原来的记工员曾文通被大队推荐去当赤脚医生，我就又承担了记工员的工作。除了与生产队社员一起同工同酬外，每天还要到田间地头与社员评记工分。到茅房边称小孩们拾的狗粪、牛粪，记载下来作为评记工分的依据。由于我秉公正直，没有人情关系，工作兢兢业业。深受生产队社员好评。劳动之余，我又利用生产队仓房的街沿，在生产队办起了夜课班，在煤油灯、蜡烛下教社员识字，进行扫盲教育。生产队的老老少少晚上来了四五十人呢。我虽然累，但是还是觉得比较充实。由于我的努力锻炼，并且积极的向共青团组织申请，要求共青团组织考验我，先后八次递交入团申请，终于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另外，愉快劳动的同时，一件让我终身难于忘怀的屈辱始终烙记于心。1972年的一天傍晚，我同生产队的贫下中农劳累了一天。已经很疲惫了。&&&这时生产队长（一个农村老党员、老贫农）涂孝元把我喊住说：“你一个知青，在我们生产队不要乱说乱写，要分清楚阶级。你最近给别人写了什么？大队书记找我查问你。”我说：“我没有写过什么啊！？也没有乱说什么啊？！我在你们生产队近两年来，一直老老实实地听你们生产队干部的教导，没有什么、违反什么的。”&&&我带着内心的痛苦和愤懑，拖着沉重的步履，慢慢地回到生产队住房。&&&几天后，我总算在知情人那里弄清楚了来龙去脉。&&&原来，生产队有个富农叫程洪銮，六十多岁了，身患重病，肚子挺大，可能是腹水引起的。他有三个女儿已经早年出嫁，在德阳工作、安家。回家见到独自生活的父亲的现状，准备将她父亲接到德阳去医治。但是，当时富农份子是不能外出啊，而且出门要带上手续，不然就要当流窜犯抓起来。所以，他的女儿就写了个证明请求生产大队盖章（并将富农更改为中农）。大队书记吕长再接到请求证明后，不明原因，认为我所在的生产队只有我这个知情才会写出这个证明，就出现了事情的开头一幕。&&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觉得可笑。&下面，我稍微具体的回忆几个劳动片段。1&&插秧东山公社五大队二队地处河坝，土质很沙，不易保持住水。历来都是以种包谷、红苕、花生、棉花、大麦、小麦、油菜等旱地作物为主。另外种紫云英、萝卜（萝卜做为蔬菜吃，萝卜缨泡在茅坑里沤肥）等用来沤有机肥。在全国学习大寨的热潮中，东山五大队河坝的三个生产队也了开始改土造田的大运动。&首先是由五大队党支部出面，组织河坝的三个生产队的社员、干部，在一生产队的上游修了个提灌站，然后由提灌站出发，在河坝的中间修了一条贯穿三个生产队的宽二米左右的大堰沟，各生产队又分别在各自土地上修了支沟，引来凯江河水浇灌农田。另外，在河边低洼地边安脚踏水车，人工踩脚踏水车车水补充农作物用水。其次，生产队先选低洼地，土质肥厚的土地作为改土造田的对象。结合实际情况，犁田的方式也与山区也不同，山区老农犁田是一遍比一遍深，说这样有利益保持田里的水不易流失，更耐旱；而河坝里的老农犁田是一遍比一遍浅，说这样才有利益水田坐水。第一年用土改成的田是一天小时向田里放水，使田里始终保持有水，这样解决了栽种水稻的水源问题。另外，采用用抓秧肥方式插秧。插秧时，一手拿个小铁撬，一手握秧苗，握着秧苗的手在早拌好的抓秧肥里抓一把肥和在秧苗根部，另一只手用小铁撬在田里撬个窝，秧苗和和着的抓秧肥就往撬的窝里插进去。这样的插秧过程是很独特地。当然，经过改造几年后的农田就不这样栽插了。抓秧肥是生产队利用冬闲时，社员们在田间地头铲的草皮，与在县城扫回来的地渣及买回的人粪尿，和着紫云英，萝卜缨沤制的农家肥。很臭、很脏，但时很有肥效。有时手去抓抓秧肥时，还可能抓着大粪呢。经过这样的改土造田，水稻收成还很可以的。我到这个生产队时，生产队已经有十来亩农田了，改造了几年后的农田水稻亩产还高达千斤以上了，刚刚改造的农田也可以达到七八百斤一亩。生产队的社员们是尝到了甜头了。以前社员们要吃米饭，都是靠卖了自己分到的花生、玉米、棉花的钱再在市场上买回大米，才有米饭吃。现在自己可以生产了，当然高兴。我在这个生产队还是一个插秧高手，因为当地的社员也没有多少插秧经验。踩脚踏水车也是一个累人、有趣、危险的活儿，三个人在水车上踩，必须紧密配合，这样才轻松，愉快。但是，几个年轻人在一起，往往要参与嬉闹，其中某一个人只要开玩笑，踩快一点，另外两个人就有可能掉下水车，或者打伤脚背或者脚杆。所以说：有趣但是危险。我是付出了代价的。打谷子的活儿最重，拱拌桶到田里去，干拌桶就有150多斤，我只拱了一次拌桶，两只手撑开向上抵着拌桶的底的两只角，背抵着拌桶的底（他人协助将拌桶扣在我背上），就从一块田拱到另一块田里去。好重啊。一挑湿谷子也有一百四五十斤，从田里挑回生产队仓房还是很吃力的。当时，人年轻好强，还是硬撑着干。2&挖花生二生产队的土质很沙，很适应种花生，特别是越过五大队一生产队土地靠近东山公社三大队地界，有二生产队的三十来亩沙地。这里离生产队社员的住宅较远，粪肥运输困难，管理、收获都不方便。由此，春季就种花生、秋季就种麦子。并在土边修了个大粪坑，农闲时先利用大粪坑备足肥料，备栽种使用。同时，大粪坑及侧边搭了草房顶，供在那里劳动时休息用。这个河坝地里挖花生也比较独特，社员们先拿着大锄头一锄一窝的挖一大坪，然后用手提着花生藤聚在一堆，抱到土里的桑树下，（待避阳光下摘取）随即用脚在土里薅一遍、将掉落的花生拾起来。最后就坐在桑树下摘取藤上的花生。这与山地挖花生是不同的。一天我一个人可以挖花生多斤。生产队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挖花生时，只准吃，不准装起走。花生挖完后，生产队通知统一时间，生产队社员到花生土里去拾花生，各人拾到各人要。这样的规矩，年轻人都喜欢，老年人牙齿不行，就拿个碓窝到土里把花生冲烂了再吃。安排做其它农活的社员就利用休息到花生土里来吃花生。这个规矩也让部分人钻了空子。在拾花生时，我怎么努力都不及当地的部分社员，他们拾得很多，我自愧不如。后来，从相好的几个年轻社员口中才知道：拾得很多的人，往往都是在挖花生时就做了手脚，在某个地里打了埋伏，不然是拾不到那么多的。这就是顽劣的小农思想没有消除的结果。3&抬条石我在生产队劳动期间，去抬了多次条石。最是印象深刻的是在凯江河对面抬条石和在东山公社六大队抬条石修糖厂。二生产队有一亩左右土地在凯江河对面，与太和公社八大队连结的小半山坡地，那里的山坡地内有一个采石场，生产队的社员修房造屋就在那里采条石。有一次，生产队扩修仓房需要条石，我同社员们一起去抬条石。我们四人一抬，两个抬片，一个牛，并每人一个打杵子。条石一般有到斤，八、九根条石就是一方。由于路远，路又不好走，要过便桥、过河淌水。所以，我们分两段来抬。先是把条石从采石场抬到凯江河的河水边，又返回继续抬条石到河水边。从采石场下山是羊肠小道，路很难走，有时还看不到路，全靠带头人喊号子指挥。例如：羊羊坡，慢慢梭；前踩左，后踩右。……。过到临江电站的堰沟时，带头人喊：便桥，踩板莫踩空。过桥后就有点陡坡。带头人好喊：陡坡。后面人接着喊：健到起。就这样，四个人就这样齐心协力把条石抬到预定地点。接下来，把条石抬过河，浅滩河水深没过膝头。我们四人挽起裤脚，赤脚抬条石淌过河滩，在河滩水深的地方时，河水的冲击力使我们的脚直打颤。河底的卵石钉得脚板发痛。几天下来，肩头被抬片压红肿了。脚底也磨起了厚厚的茧巴。大概是年吧，我国糖类紧缺，连红色的白糖逢年过节也才供应二两。东山公社在五、六大队的河坝里几个生产队，引进了榨糖的三号及六号甘蔗进行种植。并着手在五大队四队（牟公铺）的山坡上修建一个糖厂，这就需要大量的条石，我们生产队也分配了抬条石的任务。我同生产队的社员一道，到六大队的一个采石场抬条石。路要好走一点，但是路远，公路上的碎石钉脚，到糖厂的地方路陡坡高。还是很累人的。我记得，遇到一根寸大小的条石，抬起来好重啊，怕有来斤吧。这就是要想当个好知青的命运。唉！记不完的心酸和劳累，包括送公粮，挑大粪，挑石灰、打农药……等等，太多了，太普便了。就不多叙了。后面准备写的是我的知青阶段教民小和怎样结束知青生活。C&&&1972年月到年月民办教师回城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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