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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04-08-24 00:22
好文！！！！！！！！！！！！！！！！！！！！！！！！！！！！
　 天上飘飘，地上跳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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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04-08-31 15:24
那个寒假剩下的时间里，我们没有再见面，但每天依然打电话聊天。我渐渐发现，小萌需要哄，我哄着他，同他彼此甜言蜜语的时候，他就特别高兴，而我稍微有点心不在焉，他就会立刻大发脾气。每当小萌在电话中用他那种近乎撒娇发嗲的口气跟我说话时，我就有一种极度的不适感，觉得胸口憋闷。有一次，我捧着电话忽然想到：我是在跟一个孩子谈恋爱？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再也无法让它消散，久久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以至于后来彻底影响了这段感情的结局。
两千年是个奇怪的年份，龙年，新千年，闰年，除夕恰是立春。
报到那天是情人节，我安顿下来后就跟小萌出去吃饭和逛街。也许因为已经对他产生了隐隐的不满，我的态度有些懒洋洋的，而他最是个敏感的人，于是因了一个小小的由头，我们争执了几句，心里都不舒服，早早地回到学校。我在宿舍里跟女孩子们混了一会儿，爬到床上写日记，写着写着忽然感到一阵内疚，觉得今天的争吵完全是我的懒散态度引起的，是我的不对。我知道是我的不对，我也知道小萌是全心对我，可，我就是没有办法让自己激情满怀。我扪心自问：难道我已经变心了？不不，我心里从来没有出现过别的男孩子。可是，可是，我的心确实变了……
我迷茫地坐在床上，头脑一片混乱。想了一下，我还是爬下床，给小萌打了个电话，好言好语哄了他几句，总算把他逗开心了。
音音与四哥的舍友雷谈了一场小恋爱，很快就匆匆地结束掉，奔赴了她的新战场。这回是她的一个同乡，长相文质彬彬，名字叫新。我们戏谑道：“马上都要毕业了，还搞什么黄昏恋。”音音却充满信心道：“生命不息，恋爱不止。”
我们四人这时都有了固定的男朋友，在一起玩了几次以后，小金、屿、新、还有小萌，他们四个倒打得火热，成了好朋友。
二月的最后一天，天气格外的好，我的书桌靠窗，午后时分，清冽的早春阳光洒满我的整个桌子，台灯上栓着的阿潘从泰山带回的胡桃核小锁微微摇曳着，一闪一闪地发着亮光。她们全都出去了，剩我一个人在宿舍。我去水房打了热水回来，冲了个饱满的热水袋，抱着它钻进被窝里，自言自语道：“这样的好日子过一天少一天啦。”
屿来南京了，一住就是好几天，小敏高高兴兴地陪着他，幸福如度蜜月，完全忘记了前一阵子跟屿在电话里争吵得夜夜哭泣。据我们分析，屿这次不惜请假来南京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服小敏回家乡工作。我不无惆怅地想：这招也许会管用的，小敏最是个爱情至上的女孩子，只要将她感动了，她愿意为自己爱的人作出任何牺牲。
小敏这几天自然是无影无踪，而音音也很少在宿舍里出现了，跟新谈恋爱谈得昏天黑地。我跟阿潘有一次逮着她问她即将到来的生日准备怎么过，她笑嘻嘻地说：“现在天天跟过生日一样快乐，所以这个生日不打算过了。”我一听，心里有点酸，暗想：你跟新是天天快乐，跟我们却不一样啊，这是我们能为你过的最后一个生日了，你却为何不珍惜？
不过，我并没有将这些话说出来，并且自己很快也就释怀了。这么多年下来，女友之间早已形成默契：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原则问题的情况下，尊重别人的任何决定，毕竟，女人是任性的动物，我们何苦计较彼此的任性？
最后一学期，课很少，大多数人还在为找工作而奔忙，而我已是真正无忧无虑，日子过得闲适极了。天气好的时候，和小萌在宿舍后面的空地上打羽毛球，打得浑身发热，将外套脱了扔在地上，只穿件棒针毛衣，一身轻松，边打边笑闹，玩得很开心。晚上我们到图书馆消磨时间。小萌也喜欢看书，特别钟爱徐志摩，常常捧一本徐的诗集，声情并茂地念给我听，偏偏我听了就忍不住想打哈欠，有时还忍不住想笑，他便怒视我，觉得我亵渎了志摩兄。
一天下来都开开心心的，可往往到了晚上分别的时候，少不了要闹一场别扭。他总是忽然就不开心起来，抱怨我不多多陪他，不与他交流；久而久之我心烦极了，也开始找话来责骂他，说他“莫名其妙”“无理取闹”。
刚踏进宿舍，他的电话跟着就来了，阿潘把话筒递给我，冲我挤眉弄眼，怪声说：“好甜蜜哦，刚分开又打电话！”我无奈地笑笑。在电话里，小萌说没什么事，可又不准我挂电话，我耐着性子陪着笑，生怕一个不小心又触怒他。这样子抱着电话纠缠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挂掉电话的时候，我烦躁得竟快要哭了。
躺到床上，电话又响了，我心里一阵紧张，以为又是小萌。跑去接了，却是妈妈。她兴冲冲地说：“阿妙，我帮你问到小英哥哥的电话啦。”我扑哧笑起来，嗔怪道：“你还真问啦！我不过随便说说的，我可不好意思打。”她不以为然地说：“反正我把号码告诉你，你爱打不打，关我什么事。”我跑过去拿了纸和笔，将小英哥哥的手机号码记下来。
小英哥哥是我童年的朋友，比我大两三岁的样子。他是北京人，小时候他的父母长驻荷兰，无法照顾他，便将他送到D城他姑妈家，而他的姑妈是我爸爸公司的会计。当我们都还是小学生的时候，爸爸公司的宿舍是在护城河边一个大院里，那时候我跟勤勤下午放学回来，端了板凳坐在大院里做功课，做完就跳皮筋，把长长的皮筋牵在板凳脚上，而顽皮的小英哥哥总会在这个时候出现，骑着他的小自行车，很神气地在院子里冲来冲去，故意从我们的皮筋上压过去，扰得我们无法跳下去。我家住一楼，有时晚上爸妈都不在家，我一个人在房间看电视，小英哥哥会突然敲敲窗户，在外面怪叫：“好啊，阿妙你看电视不做功课，我告诉你爸妈！”我气呼呼地跑过去把窗帘拉上，不理会他。我、勤勤和小英哥哥，我们曾一起坐在护城河边看过日食，曾一起在元宵节的晚上出去看花灯，曾一起到市委大院里偷摘过梅花，是我妈妈唆使的，她酷爱梅花，每到梅花盛开的季节，就带我们几个孩子去看花，看着看着就忍不住想要，而小英哥哥这时就表现得象个小男子汉，爬上树摘了好多，藏在衣服里带出来，很讨妈妈喜欢。前面我说过，小时候爸妈常同时出差，便会把我托给邻居家，大部分时候是勤勤家，有时爸爸没找到勤勤家的郭伯伯，却恰好碰见小英哥哥的姑妈，便顺手就将我推给她，这样，放学回来，小英哥哥便会跑来叫我去吃饭，在饭桌上，我很害羞，话也不说，埋着头一边吃一边盯着桌上一只公鸡形状的闹钟看，小英哥哥最后笑起来，把闹钟推到我眼皮底下，嘲笑地说：“让你看个够，让你看个够。”他姑妈立刻骂他：“干吗呢你，不要欺负阿妙！”
所有关于小英哥哥的美好回忆都是在护城河边的那个大院里发生的，后来，我们搬到爸爸公司后面那幢楼房，他姑妈家住我们楼下，不再有大院了，我们也都上了中学，各自为学业而忙碌，而年纪也到了懵懂青涩的青春期，渐渐彼此疏远起来，几乎很少见面，在楼梯上碰见也只匆匆打个招呼。只是，每当在楼下看见他那辆湖蓝色山地自行车，我的心里就生出一种温暖的感觉，仿佛回到了童年。
再后来，听说小英哥哥的爸妈回国了，他开始闹着要回北京，常常到我家来往北京家中打电话（我们家的电话是公费的）。每当这时，我都躲在房间里，有时甚至都不出来打个招呼，仿佛来访的是个陌生人，或者是爸妈的朋友似的。其实，我总是在用心地听他用那好听的北京腔跟他爸妈讲电话，心里暗暗想着：他要走了，他要走了。
他在高考前回到了北京，从此，我们没有再见过面。我上大二那年，听妈妈说有一次他来D城探望他的姑妈，还特地上楼来我们家玩了一会儿，可惜我不在家。
而这次妈妈从他姑妈那里问到他的电话，是因为前阵子我用不无怀念的语气提到了他，提到很多童年的往事，妈妈说：“不如跟他联系联系看，看看他现在怎么样了。”
得到这个电话号码以后，我便陷入了矛盾之中，常常在斟酌到底要不要给他打个电话。想打当然是想的，这些年来我不止一次地渴望得到他的消息，有一点好奇，也有一点怀念美好童年的意味；可我又不敢打，生怕他觉得我很唐突，也许别人并不如我这么怀旧，那未免会怀疑我的用心吧？我把写着电话号码的那张纸夹在一本书里，暂时没去管它。
三月三，又是一年桃花节。三年前，浦园的那个桃花节，我们闹着煮妈妈汤，却因为音音的失误而没有成功，那副欢笑热闹的场面历历宛若昨日，今天却没有人乖乖呆在宿舍里，全都出去约会了。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东风。
我跟小萌在街上逛，打着女儿节的旗号，要他买个洋娃娃送给我，最后真的站在娃娃柜台，我却没有坚持真的要，奇怪，在小萌面前，我找不到撒娇的欲望。后来我们去一家网吧上网，网速挺慢的，小萌勃然大怒，敲打着桌子大声说：“什么破电脑，什么破网！”旁边几个人都回头来看我们。我不快地站起来，轻声说：“算了，走吧。犯得着发这么大火吗？”
路上，他不说话，我也懒得开口，默默走着。忽然看见有人摆摊子卖石膏工艺品，我自顾自地跑过去蹲在那里一个一个拿起来看着玩，他跟过来，也蹲着看，搭讪地跟我说：“喜欢哪个？”我指指一个洁白的小天使，说：“那个！”他便挑了几个姿态不同的石膏小天使，买下来给我。
我高高兴兴地捧回去，却没地方摆放，只得用纸仔细包了，塞在柜子里。
周末，我到环表姐家去玩。她家将近两百平米的房子，宽敞明亮，她的房间有宽大的书橱和衣橱，有对着窗户的写字桌，还有一台电脑，房间被她装饰得温馨可爱，这里放个绒毛小熊，那里插一束鲜花。我嘴上不说，心里却艳羡不已，有点委屈地想：要是我也是本地人多好，我也可以住在家里，而不用窝在那拥挤的宿舍。
回到宿舍，我把石膏小天使拿出来把玩，心中憧憬着能有个自己的家，能够把小天使放出来的家。
这时家里也开始为我考虑毕业后的住所了。姨妈主动提出，可以把她家一处用来收租的小房子收回来给我住，妈妈说照样付租金给她，她却死活不肯。我终于要有个属于自己的家啦，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总是打电话催妈妈：“姨妈什么时候能把房子收回来啊？”妈妈说：“急什么！怎么可能说收回来就收回来的，反正你还有几个月才毕业呢。”
三月八日，音音虽然嘴上说不过生日了，我们还是打着妇女节的旗号，拖着她出去热闹了一晚上。先去“西部牛排城”吃饭，仍是我们的风格，一壁吃着，一壁叽叽呱呱说个不停，一说就要笑得前仰后合，全然不顾周围奇怪的目光。后来说到吃完饭去玩什么，正好这时，四哥打电话给我，问我们宿舍今天晚上有什么庆祝活动没有，于是，同他们宿舍一拍即合，相约去跳舞。
那天晚上，我一点也没有兴奋起来，不管是音乐还是酒精都不起作用，想来想去，也许，安定的感情生活便是兴奋的大敌吧，人只有在感情动荡无托的时候才会大喜大悲。我坐在高脚皮椅上，轻轻转动着椅子取乐，小口小口地喝着啤酒，喝了半天才下去小半瓶，心里很稀奇地想：当初疯的时候是怎么一口气喝下半瓶的，不可思议！
一阵迪斯科音乐之后，放了曲慢舞，我一下子活跃起来，热烈地怂恿四哥请小敏上去跳舞。四哥爽快地站到小敏面前，笑着等她反应，我们都起哄地推着小敏，她羞涩地笑着，盈盈站起来，握住四哥伸过来等待的手。看着他们轻轻相拥的身影在忽明忽暗的光线里旋转、摇摆、消失、又出现，我忽然微酸地想：瞧他们亲热的！接着莞尔一笑，做起美梦来：要是他们在一起也不错呢，我希望我亲爱的人们都永远团聚在一起！
可是，小敏有了屿！我犯愁起来。
一曲终了，他们走回来。小敏坐到我身边，俯身过来，冲我挤挤眼睛，轻声说：“你哥跳舞很温柔哦。”我们一起咯咯笑起来。
学业闲散，我们突发奇想，找了个有趣的事情来做：缝布包。我们结伴到布料城买来各种布料及纽扣拉链等材料，然后按照自己的构思设计，手缝出大大小小的包。一时间，这项娱乐风靡全宿舍，几乎人人参与，没课的下午，大家在宿舍里一字排开，边缝边聊天，简直就象村头一起做女红的几个村姑一般。
这是件饶有趣味的事，每个人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设计出风格迥异的作品来，而缝制的过程是个消磨时间的好办法，最后，作品完成，背着自己手缝的包出门，更是别有一种成就感。
我喜欢使用缎子、牛仔、平绒这几种面料，最擅长将不同面料用在一起，制造出有冲击力的对比效果。我最得意的一个作品是个挎包，一面是黑色平绒，一面是红色织锦缎，长长的肩带用了黑色平绒，只在一小段上裹了红色织锦缎与包面相呼应。包的内部还缝了黑色真丝内衬，而拉链头则用红色织锦缎包住，总之，是极尽了我能做到的精细工夫。完成以后，大家纷纷夸奖这件作品很妙，我得意洋洋地背着出去到处晃，见人便说，这是我自己缝的！
那段时期，我还缝了牛仔布的零钱袋、绿色织锦缎的化妆包等好几种，呕心沥血，痴迷不已。有一天，我们一起去一家叫“样样红”的酒吧玩，我们都把自己做了一半的活计带在身上，到了酒吧坐下来，侍应生给我们桌上点了蜡烛，我们便掏出针线，就着烛光缝起来。在这件事上，我和音音尤其疯狂，阿潘从一开始就毫无愧色地表明她手拙做不来这个，而小敏届于中间，即懒于动手，又看着心痒，后来还是忍不住尝试了一下。
那天，小萌、新、小金都跟我们一起去了。我完全沉浸在缝包的快乐里，央小萌帮我拉着布，以便于我的针脚缝得直。小萌扯着布，一开始还同我说笑几句，后来也许是觉得被我冷落了，有点不开心，所以干脆闭目养神，不再搭理我。我意识到不妙，连忙放下针线去逗他说话。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他硬是不领我的情，脸色冷冰冰的。我见他们都好奇地看着我们，心里一阵恼羞成怒，拂袖而走，他追出来，我们在酒吧外面的大街上大吵了一场。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向他表达清楚：我最气苦的是，他总是不让我知道他为什么不高兴！就算我无心做错事，他也应该告诉我啊，否则我怎么知道？后来，当我们分开很久以后，我忽然想起来，觉得好笑：我和小萌好似性别颠倒了似的，别人都是女孩子的心思难以捉摸，男孩子无心犯错，女孩子不高兴却不说，找着机会使小脾气，徒然增加彼此的烦恼；而我们之间，情况却往往是恰恰相反呢。
自那以后，我开始对缝包失去了兴趣，将针线碎布全收了起来，嚷嚷着要退出“包坛”。这股热潮也就很快消散了，只有音音还乐此不疲，一个人津津有味地继续缝了好一阵，等我们快毕业的时候，她送我们仨一人一个她手缝的包，竟然是用大一军训时穿的绿军装裁剪了做的材料，上面还粗针大麻线地绣了我们的名字，原来她没有肯退隐“包坛”，竟是在偷偷忙这个呢，我们都感动极了，珍惜地将这包收作纪念。
生活又失去了乐趣，我开始心血来潮地要去学钢琴。学校旁边就有一家琴行，常常从它门前走过，每次都很迷恋地张望里面的琴和弹琴的人，心里埋怨妈妈没有在我小时侯逼我学点什么乐器。每当听见我这样的怨言，妈妈都不以为然地说：“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看看现在的小孩子有多么辛苦，被家长逼着学这学那，童年还有什么快乐可言？”我听了只好不做声。
我是个很容易心血来潮的人，而一旦心血来潮，就忍不住一定要去做成这件事。后来有天我就推开了那家琴行神圣的玻璃门，一阵丁冬的琴声立刻扑面而来，迎接了我。从此，我跟着一个姓赵的男孩子学习钢琴，我恭敬地喊他赵老师，虽然他比我还小一岁，是大三的学生。每节课一小时，五十块钱。平时可以去琴行练琴。
赵老师从四岁开始习琴，基本功扎实，技艺精湛。他常常在没课的时候独自在那里练琴，他的琴声是那种雄浑有力的类型，比起小夜曲，他更适合弹交响乐；他粗长的手指飞快而灵活地在黑白分明的键盘上飞舞，指尖所及之处流淌出妙不可言的音符，令我叹为观止，忍不住击掌喝彩。他便回头看我，落落大方地一笑，问：“到上课时间了么？”
他自己常常说，给我上课最轻松，其它时候，他多半是给孩子上课，当然要吃力很多，大人毕竟有大人的悟性。另外，给孩子上课要担很多家长给施加的压力，而我自己对自己负责，没有人来质问他：“阿妙为什么进度这么慢！”再况且，我是从一开始就号称，只是学来玩玩的，不抱任何目的。于是，我们的课总是轻松怡然，边上课边闲聊。下了课，我总会央他为我弹只曲子，他欣然答应，任我挑选曲目，我便由着性子点：《绿袖子》、《水边的阿蒂丽娜》、《梁山伯与祝英台》……
最喜欢的却是《爱情故事》。每当那熟悉的旋律响起来，我都忍不住鼻子发酸。记得第一次听见这曲子，是很小的时候，新嫁进我们家的舅妈的梳妆台上摆了只精巧的音乐盒，趁没人的时候偷偷打开，里面流淌出一支忧伤的曲子，叫年幼的我听得如痴如醉。长大后，才知道，那曲子就是《爱情故事》，而我也连忙将这本意大利小说找来读了，读得泪流满面。再后来，我在杭州西湖边一家专卖八音盒的店里买了一只简单的木质盒子，打开了，是《爱情故事》那从小迷恋的曲调。
我一直想学会弹这曲子，却还没有到那水平。惟有多次央赵老师弹给我听。有一次他笑说：“你很喜欢这曲子呢？”我笑而不语。有些跟童年有关的执着，说与别人听，别人也不一定能领会的。
那时候我倒也是认真的，没事就去琴行，找一间空着的小琴房，一个人躲起来练习。有时候，一弹就是一整个下午，也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兴趣。午后总是安静的，往往偌大的琴行里只有我一个人，在后面的琴房练琴，而那个为老板看店的中年女人，则在前面的展厅里弹，开始我以为她本来就学过，后来才知道，她根本就是来这里做事后，百无聊赖之下，自己学起来的。我很是佩服她。
到了傍晚时分，就开始有家长带着孩子陆续地来了，琴键在儿童们娇嫩的手指下，发出稚气纯真的声音，有时那声音竟会令我突然没来由地想象出自己身为成人的恶俗来，于是，是时候离开了。我收拾起琴谱，离开琴行，走进炊烟四起的城市街道里。
有时候还是会带着书去教室坐坐，似乎开始留恋起往昔为学业而消得人憔悴的日子似的。即使没有功课要做，我也喜欢找个人少的小教室，坐在临窗的座位上，一边看书，一边聆听窗外那些带有早春气息的声音。“春日不是读书天。”教室里上自习的人比往常少，也许是春光诱人，大家都出去玩了吧。小萌明年要参加英语专业八级的考试了，这时也不敢贪玩，况且大三课最多，不能跟我们毕业班的比；我倒是乐得一个人在校园里晃晃悠悠。
有天傍晚，我早早吃过饭就去了教室，那个小教室里空荡荡的，还一个人都没有。我坐下来，开始看书。忽然走进来一个模样奇怪的男生，一进门就自言自语好象在找什么东西似的，看见我，便径直走到我面前，往我身边的空椅子上一坐，手往抽屉里探，嘴里嘀咕着：“我的书包呢？”我以为他真是在找书包，所以虽然对他贸然坐在我旁边有点不满，却也不以为异，只将身子略略离远些，将抽屉全让出来让他找。不料，他找着找着竟将上身靠了过来，接着，手也摸上了我的大腿。我感觉血都涌上脑袋了，砰地站起来，用颤抖的声音怒吼一声：“你，你干什么？”他没说话，却笑嘻嘻地看着我，我第一次从一个人的眼光中读懂了“淫亵”这个词。一阵难以忍受的恶心泛上喉咙，我用手撑着桌子，坚决地站立着，同时用自己能做到的最凶猛的目光瞪着他。
这时教室外走几个人走过，发出嘈杂的人声。他可能是怕我喊人，便匆匆离开教室。我这才张皇地跌坐在座位上，感到自己的心脏扑通扑通跳得很厉害，刚才由于愤怒而忘记了害怕，这时候，手脚都软了，眼泪哗哗流出来。我不敢逗留，怕他又回来，连忙收拾了书包，冲出教室回宿舍。
晚上她们回来，我惊魂未定地把这事告诉她们，引起群情激怒，大家开始七嘴八舌地抨击这种变态男人。据说，学校里这种事还真不少，尤其是那栋老教学楼，常常有变态狂出没，据说还有人碰见过更恐怖的，暴露狂：那人会忽然对着女生拉开自己的裤子拉链，露出那活儿。天哪！我们听了蹙眉尖叫，恶心得不行。
骂完了，我们开始感伤起来：唉，为什么做女人这么倒霉，好象永远摆脱不了弱势似的。
关于被调戏这回事，我们一致认为，被心仪的人调戏是种幸福，被恶心的人调戏是种侮辱。
这一点，小敏最深有体会，她有个被调戏的经典故事。冬天的一个夜晚，她独自下从教室回来，又冷又饿，去买烤红薯吃。对了，说到烤红薯，先跑个题。冬天夜里上完自习回来，南园总有个干瘦的小老头守着个黑漆漆的炉子在那里卖烤山芋。小萌就过去买一个放在我手里，热乎乎的。时间长了，我已经吃腻了烤山芋，但我们觉得那老头站在寒风里很可怜，就每天都买，拿来焐手。我脱掉绒线手套让小萌拿着，冰冷的手一会儿就跟着手里的烤山芋暖和起来，我扬起下巴对身边人笑笑。
冬天还可以吃板栗，也很暖和很香甜。学校后门出去有家宏祥板栗，被我们认为是南京最好吃的板栗，直到现在要吃板栗我还是不厌其烦地去找宏祥的店。每到周末，宿舍里在谈恋爱的女孩多半会和男朋友出去闲逛，回来的时候经常带一袋宏祥板栗给大家分享爱情的甜蜜。那家宏祥生意很好，总要排队，小萌就兢兢业业地排在长队里，我坐在路边的花圃栏杆上，往手心里呵着气，看着广州路上的车水马龙。我怕冷，一到冬天手总是冰一样的凉，脚也是。小萌把刚出炉的板栗往我手里一放，暖意从手心直传到脚底。小萌令我只捧着，他从纸袋里拿板栗出来剥了放到我嘴里。我嚼了咽了，又望着他的手等着下一个。他笑：“你吃慢点好不好，我剥得跟不上。”我亦笑：“好啦好啦，你自己吃吧。”
回头来说小敏因吃烤红薯被调戏的故事。她站在老头的炉子边，正搓着手等待着她的烤红薯，忽然一个男人走过来，凝视着她的眼睛，用低沉的嗓音对她说：“你知道吗，我一直在等你。”小敏诧异地看他，不认识。他接着说：“明天我就要离开这个城市了，而你，却还在这里，你就象一颗恒星，而我是划过天边的流星……”小敏看着他深情款款仿佛朗诵抒情诗一般，感到极其莫名其妙，拿了烤山芋就走，不理他。他却不依不饶地跟着，说些恒星流星的话，最后他见小敏仍是不理他，就说：“你知道吗，你吃烤山芋的样子好可爱。”小敏立刻头也不回地狂奔回来，冲进宿舍就喊：“我碰见精神病了！”
这事后来被我们念念不忘，时时拿出来取笑小敏，连那句“你就象一颗恒星，而我是划过天边的流星”也成了我们宿舍的专用暗号。
另有一次，我和小敏（又是小敏，她是奇遇女王！）从留学生楼回来，两人手挽手沿着校园大墙外的小巷子走，有个衣着肮脏的男人，骑着辆三轮车从我们身边经过，骑过去几步后，忽然回过头来看我们，脸上露出丑陋而下作的笑容，同时吹出一声长长的口哨。我们俩相顾失色，等那人过去老远，才反应过来，愤愤地发起牢骚：“被这种猥琐男人吹口哨，真是奇耻大辱！”接下来的一路上，我们一直在互相推委抵赖：“他是对你吹口哨！”“不，才不是呢，是对你吹的！”“对你！”……
三月十四日，白色情人节那天，我鼓足最大勇气，给小英哥哥打了个电话。我当然没有在宿舍里打这个电话，我怕她们听见会觉得奇怪，所以，和以前宿舍没有装电话时一样，带着电话磁卡，走进电话亭。从宿舍走到电话亭的路上，我构想了很多很多种电话接通后的情景，我们会谈些什么？他会有什么反应？会惊喜吗？还是会冷漠？会不会连我是谁都不记得了？他的声音是怎样的？
还没有想够，我已经走进电话亭，照着妈妈给我的电话号码拨通了他家的电话，很快就有人接了，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我立刻脱口问道：“是小英哥哥吗？”那边明显地愣了一下，问我是谁，我笑着答：“还记得D城吗？我是你姑妈家楼上的阿妙啊。”
万幸，他没有继续茫然，开始跟我寒暄起来：“啊，阿妙，是你啊！现在怎么样？”我就说了我在南京，在上学，快毕业了，等等这些情况，也大概地问了他的现状，知道他在一家拍卖公司供职。然后他说：“你是要来北京玩吗？我告诉你我的手机号码，你来北京就找我。”
我忙忙地记下他的手机号码，心里却有点不是滋味：他是以为我为了去北京玩的时候有个熟人照顾，才找他的吗？
很快就把该讲的都讲完了，我不好意思再罗嗦，跟他说了再见。挂下电话，百感交集，既有种与童年朋友久别重逢的兴奋，又有种怅然若失：这次电话，很是不关痛痒呢！然而，杳无音讯若干年，能够不彼此相忘到爪哇国，已经很难得，我又想要怎样痛怎样痒呢？
我慢吞吞地走回宿舍，将记着小英哥哥手机号码的纸片随手夹进一本书里。我想，我再也不会有勇气给他打电话了。
毕业后，我先后去了两次北京。原来，这就是北京了！这就是小英哥哥的家乡！我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那个曾经的英俊小少年，空气中似乎到处漂浮着他恶作剧的笑声和一本正经的北京腔。可是我最终没有找过他，那个叫小英的、在北京某拍卖公司供职的陌生人。而我童年的小英哥哥，我想，其实我从来没有遗失过他，他已经在我心里了，一直在那里。
虽然课业不多，我却变得很忙，要去琴行练琴，要去给松岛部长上课，还报名参加了一个英语高级口语班。给我们上课的是个黑人，名字叫LAMIN，黑得要命，偏偏喜欢穿雪白的衣服，每当他从教室外走进来，几乎就看见一件白衣服同一双白眼仁在黑板前移动着，有点骇人，不过他人很好，很可爱，发音带着浓郁的法语口音，起初听着很费解，时间长了，却开始喜欢起他特有的口音来，觉得很亲切。
从图书馆借来的大本大本的好书，没时间看，于是开始利用上专业课的时间，躲在后面一排位置上，读小说。在这点上，我和阿潘是绝对的同盟军。我们俩总是坐在一起，一人拿一本小说放在腿上，身子悠闲地靠在椅背上，眼睛往下看，盯着腿上的书，读得很投入，偶尔被老师点到名字起来念书，连忙互相帮忙，迅速找到正确的课文，有时不得不回头求助音音和小敏，她们是另一种开小差方法，比如聊天或者在胡思乱想，都不似读小说那么投入，所以好歹还知道老师讲到哪里了。这种事也不是任何专业课上都会发生的，通常只常见于一位葛姓男教授的课，此人年逾五十，体态肥硕，声音混沌，讲课毫无新意，十分无趣，现在我竟然完全不记得他任的课程是什么方面的内容了；无趣并不可怕，只要是专业课，我们至少还是会打起精神来应对的，问题是，此人颇为恶俗，开口闭口便是炫耀他的女儿在国外如何如何，他家买的房子如何如何，大好时间听他在那里口沫横飞讲这些我们丝毫不感兴趣的私事，真是叫人难以忍受。久而久之，我们便学会对他视而不见，上课该干吗干吗。他还有个坏习惯，喜欢逼我们买他的书，也不管这书对我们的学习有没有帮助，也不管我们是否愿意买，上课就堂而皇之地带着书过来，径直向我们收钱；据说，每一届被他教过的学生，都有被迫买他的书的经历。他编的小字典，我和阿潘抵死没有肯买，看着别人上讲台去交钱给他，我们俩躲在后面低着头吃吃笑；另有几本语法书，无可奈何之下买了，后来到毕业卖书的时候，我们为了报这被逼迫买书之仇，故意将他的书作搭头，买别的书，送他的书，很是过瘾。
后来我们又发现他另一个可怕的毛病：好色。他特别喜欢找女生搭讪，一边说话一边眯缝着小眼睛盯着你看，看得你起一身鸡皮疙瘩。有时他俯身给女孩子讲题目，讲完就用他那肥厚的手掌摸摸女孩子的头发，或者摩挲她的背。我们几个都曾经中过他的臭手招，觉得很是不舒服，常常在宿舍里义愤填膺地骂他，可又不能不去上课，惟有抢离讲台最远的位子坐，求男生坐前面。他从来不掩饰自己对女生的喜爱之情，可那种喜爱绝非长辈对晚辈的表现，我们能感觉出来的，比如老福田，也对我们女孩子很偏爱，可他是那么叫人舒服，象自己的祖父一样亲切而自然。最后的毕业聚餐上，葛老师终于原形毕露，丑态百出，后面再细述。
四哥说想到广州深圳找工作，我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要跑去那么远的地方。他并没有给我个合理的解释，已经匆匆踏上了南下的火车，一去就是十几天。等他回来，刚好是他的生日了，我跑到店里流连了半天，买了一只银色的名片匣作礼物。那顿生日晚餐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我好好地盘问了一下他找工作的情况，他只说还在等候消息，至于为什么想要去南方，他却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我想，他也许只是想寻找一点改变吧。自从跟小萌在一起，有多久没有同四哥好好谈话了？他过得好吗？有艳遇吗？想找什么样的工作？心情怎样？
我第一次意识到，也许有一天，四哥会离开我，到另一个城市去生活。可是，我已经习惯了他永远在一个离我不远的地方，当我高兴或难过时，能够立刻与我分享，为我分担。
我直截了当地跟他说：“别去南方吧，留下来！”
他笑得有点坏：“为什么要留下来？”
我答：“因为你很恋家啊，去到那么远的地方，就不能常常回家啦。”
他点头：“唔，有理。”
和他吃完饭出来，忽然天开始下大雨。晓呼我，要我立刻到大学生俱乐部去。我在哗哗的大雨里大声跟四哥说再见，然后骑上自行车，奋力地踩着，久违的雨水令我兴奋。
走进大俱的时候，我已经淋成了落汤鸡，发梢滴着水。我已经好久没过问礼仪队的事了，此时看见一屋子陌生的面孔，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好不容易看到晓的熟悉面孔，连忙跑过去，茫然地问她：“喊我来干吗？”
她依旧那般巧笑嫣然，佯嗔地怪我：“队里这几天面向全校招新队员，你难道竟不知道吗？”
我不好意思地摇摇头：“没注意到。那，要我帮忙吗？”
她拖着我坐过去，脆生生地说：“当然要，先帮忙面试，挑选新队员，然后过几天就要帮忙来培训他们。”我想，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便爽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下午，我正好没课，骑着自行车出去晃，路过团委办公室的小楼，留意看了一下，果然看见晓他们几个正坐在一张桌子后面接待来报名的学生，桌子旁靠着张大海报板，花里胡哨地写着礼仪队招收新队员的消息。我骑过去，冲他们打招呼，发现小章也在里面，就是上次时装表演时和我在礼服组搭档的那个姓章的男孩子，他看见我，热情地笑着，喊：“嗨，阿妙，好久没看见你啦，快过来坐坐。”
我把车扔在路边，跑过去跟他们坐在一起，一边帮忙接待报名，一边同他们聊起来。小章问我：“工作怎么样，定下来了吗？”
我懒懒地答：“早定下来了，所以现在闲得很，也很无聊。”
他说：“是什么工作？留南京吗？”
我说：“外贸。对，暂时没打算离开南京。”
他轻轻摇头：“依你的性格和能力，我觉得你应该去更大更远的城市闯一闯，你不适合安逸的生活，留在南京可惜了。”
我失笑：“是吗？哈，我自己都还没看出来呢。”
他很认真地说：“真的，我一直是这样看你的。”
晓插进来嚷嚷：“聊什么呢你们？”
小章笑道：“谈工作的事呢，晓，你工作的事没问题吧？是去深圳跟你男朋友会合吗？”
晓自信满满地点头：“当然，我想应该没问题吧，无论如何，我也要过去的。”
我钦佩地看着她。她的嘴角露着微微笑意，长长的头发和长长的睫毛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烁着美好的光泽。
一个娇俏的声音从我身后响起来：“哎呀晓，别怪我，睡了个午觉，来晚了。”我回头看，是阿娇那张洋娃娃一般甜美的面孔，她身后是她那如影随形的男友阿力。我跟他们打招呼，阿娇笑道：“阿妙，你好久没来玩了呢，就顾着跟你的小男朋友甜蜜蜜呢吧？这回春夏时装秀，你可无论如何也不准缺席哦。”
我茫然：“什么春夏时装秀？”
晓温柔地解释：“我们要搞一台完整的、独立的时装秀，不象过去那样只是一台综艺晚会里一个节目而已。准备放在六月初，现在才开始招收新队员，还要从头开始培训，时间不多了，阿妙，你投入地参与一次吧，这是我们学生时代的最后一场活动啦。”
学生时代的最后一场活动。我忽然被这个说法感动了，有种淡淡的伤感催眠了我，我用力地点点头。他们都微笑地看着我。
我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参与到队里的活动中去，有空就跑过去帮忙培训新队员。看着漂亮的女孩子们一个个头顶书本靠墙站着，嘴里还不肯闲，嘻嘻哈哈说着小话，累了便唉声叹气，一个笑话就个个笑倒在地；我仿佛看到昨天的自己，昨天的晓。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天气一点点温暖起来。过了劳动节，我就要去HH公司实习了。劳动节假期，我在家对妈妈进行了最后一番巧取豪夺，让她给我买了几套上班穿的套装，高跟鞋，还有一块金色的“精工”女表。她看着我打扮起来，欣慰地笑：“开始象个职业女性了呢。”
妈妈笑起来的时候，有了很多明显的皱纹，虽然她的眉目美丽如昔，可是皱纹却是被岁月收买的无情背叛者。我看着她，惊恐地想：她是什么时候开始老去的啊？
我照照镜子：啊，四年前离开家乡时那个青涩、瘦弱、相貌平平的小城姑娘不见了。
我开始青丝如云的时候，妈妈两鬓渐渐染霜；我开始亭亭玉立的时候，妈妈体态臃肿起来；我开始踌躇满志的时候，妈妈已心灰意冷；我穿着明媚华服登上生活舞台的时候，妈妈却要默默退场了。岁月如此无情么？一定要用我的青春换走妈妈的青春么？如果可以选择，我宁愿成为妈妈的同龄密友，两个人一起挥洒青春，一起告别青春，总也好过此刻的心酸难耐。
我不愿在她面前流露，只嘻嘻哈哈地说：“等我赚了大钱，给你买你喜欢的香水、口红、丝巾，想要什么就买什么！”
妈妈笑着骂我：“嘴巴倒是会讨喜的。”
记得我第一天去HH公司上班，是两千年五月十一日，星期一，天气晴朗。我一大早起床，穿上件米色长袖针织衫，灰色及膝裙，米色高跟凉鞋。是的，记忆犹新。
对于未来我将要从事的工作，我一无所知，十分懵懂，看着办公室里的同事们忙碌得不可开交，谈论的全是我闻所未闻的东西。我觉得好象有道无形的门竖在我面前，门里门外是两种境地，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走到门里去。我甚至连传真机复印机都不会用，有热心的同事教会了我，然后我开始乐趣十足地帮他们发传真和复印资料。
HH公司朝九晚五。那天我们宿舍约了一起去“杰克地方”吃晚餐，至于是什么由头，不记得了。下了班，我去同她们会合，只离开她们一天而已，却好象久别重逢一般，谁都有说不完的话，整个餐厅就我们这桌最热闹。她们最关心的话题就是盘问我工作的感觉怎样，因为谁都没有经历过，觉得很新奇。我想了想答：“感觉还不错，挺有意思的，不过，心理上有点累，不似往昔那么无拘无束。”她们领悟地点头。
吃完饭出来，我们在餐厅门口照了张合影，那张照片上，惟有我穿着那身用来应付上班的服装，傻乎乎的。好象就是从那次以后，我们开始进入毕业前的聚餐高潮期，一直持续到七月，时不时地一起出去吃饭喝酒玩乐，连名目都不需要找了，“离别”难道还不够重要吗？
一个星期，似乎很慢，又似乎很快地过去了。星期六，我欢呼着把职业装扔到边上，穿上牛仔裤T恤衫，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里漫无目的地晃来晃去，轻松得不知如何是好。
很多毕业班的同学在宿舍区的路边摆摊卖旧书旧用品，这是每年此时都有的盛况，狂欢节般的热闹里，夹杂着浓浓的伤感气氛。我正准备过去看个究竟，忽然意识到，今年，轮到我们了，是我们该离开的时候了。我呆住了。
似乎一直以为，自己会在这个伊甸园里，过一辈子。忽然，大梦初醒。
我正失魂落魄，听见一个欢快的女声在喊我：“阿妙！”我循声望过去，是英语系的小薇，她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衬得大眼睛更加明净美丽；她面前的地摊上摆着很多英文书和英文歌带。
我把自行车停在路边，走过去跟她寒暄：“小薇，好久没看见你了。你的头发剪得不错，很漂亮。”
她露出她特有的爽快笑容，大咧咧地说：“谢谢夸奖。怎么没见你们出来摆摊卖书啊？很好玩的。”
我笑起来：“还没想到呢，最近忙着实习。你毕业后什么打算？”我问她什么打算，而没有问找工作的事，是因为那个时候豺太郎已经去了新加坡念书，所以我一相情愿地以为，小薇毕业后会过去那边与他会合。
她果断地说：“我回北京工作。”
我愕然，迟疑了一下还是忍不住问出口：“那豺太郎……”
她轻松地笑起来：“你难道还不知道？我们早就分手啦。”
我惊讶地张大嘴巴。转念一想：没什么可奇怪的，分离得那么远那么久，相爱容易相守难啊。我万分理解地冲她笑笑，转移话题道：“我马上就回去拖她们一起出来卖旧书。”
我冲进宿舍，大声嚷嚷：“快去卖旧书哦，别的系都在那里呢。”
大家象是刚刚想到这个有趣的主意似的，叫起来：“哎呀对啊，我有好多书要卖掉呢。”然后纷纷整理起来，把不要的书籍、磁带、甚至日用品都收拾了，用大箱子抬到外面去，几张报纸一铺将卖品摆出来，人往地上一坐，也开始练起摊来。
没有想到生意竟然不错，来来往往的学生都喜欢蹲下来挑挑拣拣一番。卖得最好的是我们大一大二时用的浅显的日语学习资料，现在自学日语的人挺多的；比较深一点的日语资料都被我们本系的师弟师妹买去了，想当年我们也曾到师兄师姐们的摊子上买过他们用的资料呢；大课的书没白留着，全卖掉了，也许很多人不小心将书遗失了，就等这时候买回去应付考试呢吧；葛老师的书被我们连塞带送地脱手，别人不知道，我们兀自在那里偷笑；专业课的课本我没舍得卖，留作纪念；还有字典当然也是不卖的。
那个周末，我们把两天时间都花在练摊上了。我和音音最热中此道，当我们将卖得的大把大把零钱往口袋里塞时，我笑道：“看来咱们没什么大出息，也就最适合这种小本生意小买卖了。”音音点头：“对，没有什么事情比拿到现钞往自己口袋里塞更痛快的事了。”我笑得快岔气：“等会收摊回去数钱的时候，更加要觉得痛快呢。”
音音有一只小小的录音机，在被她带来学校之前就用了N多年了，她带过来说是学习日语用的，可几乎没有听见那机子中传出念日语的声音，倒是常常用它放音乐磁带，每当我们一来情绪，就催音音放音乐，她成了宿舍的DJ。小小的宿舍，因为有了音乐而充满欢娱的气息，大家关起门来，在音乐声里大声说话，大声跟着唱，有时还群魔乱舞，自由得好象拥有自己的王国。
那录音机坏了好几次，每次都被音音拍拍打打就奇迹般地好了，只有一次怎么弄都不行，她无奈，就送去找人修，很快修好拿回来，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告诉我们：“里面有只死蟑螂。”我们先惊恐地大叫一声，然后笑成一团，说：“定是准备在里面做窝，却被音乐震撼死掉的。”
成为蟑螂的水晶棺的录音机，一度遭到了我们的唾弃，可是当音音拿去准备卖掉的时候，我们还是很留恋的，居心不良地祈祷没有人来买这么破的录音机。没有想到，音音的录音机吸引了食堂里几个大师傅，穿着白褂子戴着白帽子就围拢到我们的摊子上，饶有兴趣地研究起来，最后真的以五十块钱成交了。音音兴高采烈地把钱塞进口袋里，我却垂头丧气，愤怒地看着大师傅们把那台曾经带给我们太多快乐的破录音机拿走。
实习的日子乏善可陈。白天，我无师自通地扮作规规矩矩的淑女，凡事察言观色，就象初进荣国府的林黛玉，不敢多说一句，不敢多走一步。我打心眼里羡慕那些举止老练、打扮成熟的办公室女郎，我常常竖着耳朵听她们打电话的声音，或者偷偷看她们忙碌的身影。那份羡慕，让我一下子想起了高三时，老师请考进名牌大学的师兄师姐来作报告，既而又想起刚进大学军训时的那个中秋晚会，我穿着绿军装坐在台下，仰望着舞台上明艳美丽的高年级女生，是的，那些时候，也都是这种心情。我终于知道，我是个很容易羡慕别人的人，我的字典里很少出现“知足常乐”之类的词语，我学不会做一个满足的人；并且我虚荣，当我羡慕的时候，我不愿意说出来，只在心底里默默看着，学着，努力着，直到自己也达到了那个目标，我才装出很轻松很不在意的样子来笑谈往事。不知道，这在我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会有着多大的影响，会是好事还是坏事。
而下班以后，我又恢复了平日的真实面目，跟女友们聊天吃饭，想说就说，想笑就笑。可惜，再也不是过去那种心无旁骛无忧无虑的心态了，常常在一阵大笑之后立刻情绪低落起来，暗暗地想：毕业之后各奔东西，不知还到哪里去找这样亲密的朋友，不知还有没有机会这样放肆地大笑了。
转眼到了五月底，我以要专心写论文为名，结束了实习。周末到了，我准备回家一趟，缓解一下实习的疲劳。我问小萌去不去车站送我，他说那天他有事，可能送不了，我便去约四哥，正好他闲着也是闲着，答应同我一起回D城。走的那天，我跟小萌一起吃午饭，当他得知我要和四哥一起回去后，顿时沉下脸色，接着说话的语气也开始冷嘲热讽起来，我忍了一会儿终于没忍住，没胃口继续吃了，放下筷子，愤怒地说：“你不是说了没空送我嘛，刚好他没事也想回家，不正好一起走吗？就算你送我，他也可以跟我一起回家啊。我不知道有什么不对的？”
那顿午饭不欢而散。我没有理会还在生闷气的小萌，匆匆拉着四哥坐火车回家了。后来他在呼机上给我留言，我才知道，那天他本来已经把他的事给推掉准备送我去车站了。我顿时感到很感动，觉得他对我真好；可是，可是，我还是无法接受他那种动辄晴朗转阴霾的态度，即使他为我做再多，他的坏脾气也能把他做的好事一笔勾销，不是吗？我把头靠在椅背上，烦恼地叹了口气。
四哥象是看出我有心事，便也不来打扰我，自顾东张西望，忽然惊喜地叫一声：“那不是老大吗？”我循声望去，哈，真这么巧，他们五兄弟中的老大竟正从车厢的那头走过来。我们齐声喊他，他停下来，高兴地同我们打招呼，然后也不回他自己座位去了，一屁股在我们身边坐下，告诉我们：“我刚从敦煌回来，作毕业采风去了。”我们俩自然是羡慕不已，盯着他问了一番敦煌的种种，甚至连他衣服褶皱里带回的鸣沙山的沙子也引起我们的无限憧憬。他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低头在书包里一阵乱找，得意地举起个小玻璃瓶来叫我们看，我们凑头过去一瞧，瓶子里居然有只小小的活物，他说，那是敦煌的蜥蜴，我俩啧啧称奇。他又在书包里乱找了一阵，扔给我们一人一个颜色艳丽的牛骨手链。我在和老友的欢聚中，暂时忘记了感情的琐事。
下车的时候，我邀老大和四哥明天来我家吃饭，叫老大把女朋友也带上。呼吸着D城熟悉的小城气息，我的心情一下子欢娱起来。
第二天，爸爸照例是不在家的，妈妈做了一桌子菜，还从爸爸的酒柜里拿了一瓶五粮液来招待我的老同学。吃完饭，我们又是放卡拉OK碟唱歌，又是玩跳舞毯，四个人吵吵嚷嚷，竟弄得家里好象在开个十几个人的派对似的。妈妈收拾完碗筷也来看我们玩，心痒痒的时候也脱了鞋子跑到跳舞毯上跳一场，同我们一起笑得要命。
过了午夜他们才走。我在忽然安静下来的家里呆坐着，迷茫地跟妈妈说：“好烦啊，我不想长大。”
妈妈说：“离开校园，走进社会，工作，结婚，生育，这些现实的东西，你开始要不得不面对了，所以你害怕，抗拒。”
我点头，然后说：“要是大家都不结婚多好，永远在一起玩。”
妈妈笑了，说：“傻话！”
回到学校，开始专心致志写毕业论文。为了写什么题目我大费脑筋，仔细一想，似乎这四年来没有对任何课题有过什么深入的研究，仅仅是学会了这门语言而已，论文谈何而来。我特地买来写论文用的格子稿纸被我扔在桌子上，一晃又过去几天，尚且没有头绪。
有天音音兴致勃勃地跑回来，冲我神秘一笑，伸手递给我一张CD碟，我一看，惊喜地大叫起来。是高晓松的那盘《青春无悔》！大一在浦园的时候，我们四个人全都买了这张盒带，喜欢得不得了，那些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或者繁星漫天的夜晚，我们曾在阳台上一遍一遍地吟唱那些歌儿，歌词全能倒背如流；后来，我不小心搞丢了我那盘，满大街地找也没有找到哪里有卖的，只好垂涎她们的，有时求她们借我听一听。没想到，快毕业的时候，音音替我找到了它，虽然是盘别人的旧CD，在我眼里却特别珍贵。
晚上，我独自在宿舍里看书，一边听那盘《青春无悔》，每一首歌都那么熟悉，往日的气息扑面而来，忽然一阵莫名的心酸，我哭了。这是我第一次为毕业而流泪。
十八岁那年，初谙人事的我们，不懂爱滋味的我们，天真无邪地齐声唱那首《模范情书》，好象“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那副景象至今历历在目；等到真的爱过以后，懂得以后，歌还可以一遍遍重新唱起来，少年心情却永远不会再来。
我是你闲坐窗前的那棵橡树，
我是你初次流泪时手边的书，
我是你春夜注视的那段蜡烛，
我是你秋天穿上的楚楚衣服。
我要你打开你挂在夏日的窗，
我要你牵我的手在午后徜徉，
我要你注视我注视你的目光，
默默地告诉我初恋的忧伤。
这城市已摊开她孤独的地图，
我怎么能找到你等我的地方，
我象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
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成长，　
然后默默地告诉我初恋的忧伤。
我们似乎同时开始感染到留恋的气氛，不再喜欢在外面流连，有时间就爱呆在宿舍里，哪怕仅仅是聊天也能打发一整天或一整个晚上。这样的好日子，过一天少一天。
我们躺在各自的床上，在寂静的黑夜里，海阔天空说个没完。我们谈论本院恶心男生的糗事，我们回忆发生在浦园的小故事，我们打赌将来最先结婚的是谁，我们讨论写论文和找工作的事，我们甚至开始涉及一些敏感的话题。
有一次，我们说起本院某个女生，小敏神秘兮兮的说：“她肯定吃多了避孕药，脸色异常。”我们听了齐声发出惊呼，然后狐疑地问小敏：“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她连忙解释：“是我妈碰见她的时候跟我说的。”后来我们再在路上看见那个女生，都忍不住一再观察她，觉得她好象跟我们是不同世界的人似的。
又有一次，本院另一个女孩子，不知怎的当我知心朋友似的，饶有趣味地跟我说：“阿妙，我告诉你，老男人比我们身边的小男生有意思多了呢，他们成熟又有钱，还最懂得体贴女孩子。下次我带你认识几个朋友吧。”我吓得落荒而逃，从此路上遇见她都要避得远远的。回去说给她们听，她们一个个皱紧眉毛犯恶心。在当时二十岁刚刚出头的我们看来，“老男人”的概念就是脑满肥肠、庸俗无聊，全是浊物，简直是搭我们一座城堡都不愿意要他们的；而今待到我们自己成了老女人的时候，蓦然发现，身边除了老男人还是老男人了，好象也不是那么不堪；倒不是我们变了，我们没变，而今要我们跟个老头子而不是个老男人，搭一座城堡也还是不愿意的。
那个喜欢老男人的女孩子总是一副成熟女人打扮，背着名牌皮包，戴着金银首饰，叫我们看得目瞪口呆。后来临毕业的一次全院大会上，我们正昏昏欲睡，忽然听见年轻的辅导员情绪激动地在上面大吼大叫：“个别女孩子，要自重啊，别以为自己做的那些事别人都不知道，我们都清楚得很呐。不要给我们学校的牌子抹黑啊！”我们这才相信有些猜疑是确有其事的。怨不得我们的辅导员那么激动，“外院是个大染缸”的丑名，他已顶了太久了。
在这个色彩斑斓的大染缸里，我们简直懵懂无知得象小蝌蚪一样。无知可耻，我们不想无知，于是晚上卧谈会渐渐开始有了些敏感话题，是我们既有些忌讳却偏偏不是不感兴趣的。有家公司来女生宿舍派送卫生棉条，我们一个都不敢用，全送给隔壁的体育生，晚上便热烈探讨用棉条是什么感觉，会不会很不舒服。还有关于男人与女人、关于性、关于避孕药、关于堕胎、关于生育，大家七拼八凑，全是道听途说的理论知识，有电影里看到的，有男朋友们告诉的，有自己揣摩出来的，说到最后还是一头雾水。最好笑的是，宿舍里年纪最小的那个女孩子竟然是我们中间的理论专家，谈起什么都言之凿凿，由不得我们不信她，而她是我们中唯一连恋爱都没谈过的，她的知识全从午夜广播里面得来。我们都忍不住哈哈大笑。
我的传统家庭教育使我视“性”为洪水猛兽，和阿蓝在一起的时候，虽然他长期软磨硬泡、威逼利诱，我始终不肯越雷池半步；后来他移情之后，我有个强烈的念头：他的新女友一定是愿意顺应他在这方面的要求的。这个领悟并没有给我带来新鲜的动力，对小萌，我仍坚持，幸而小萌尊重我的原则，虽然他多少有些不以为然。
说起听广播这回事，倒是我们大学时代必不可缺的一个部分，人手一只收音机，央父母买的时候打着收听国外电台锻炼外语的旗号，事实上全是用来收听本地各种娱乐电台。中午吃饭的时候听的是DJ在里面嘻嘻哈哈讲些明星八卦新闻，间或播放些最新的流行歌曲；浦园时代每天中午听的都是同一个男DJ，他总爱以阳光男孩的形象出现，油嘴滑舌的腔调，女人般地爱抒情，极尽肉麻之能事，我们每天中午边听边骂，却边骂还是要边听，因为他选的歌倒还都是不错的。那个时候，他很红，后来搬到本部，我们中午都不太听到他的声音了，渐渐忘了这个人，直到有天下午偶尔听见他在做另一档节目，声音和风格依然故我，我们顿时群情激动，齐齐开骂，在那骂声和笑声中，浦园的生活仿佛忽然回来了。
而夜晚听的多是女DJ，在那头用轻柔的声音读些听众来信，有诉苦的，有向某人表白忠心的，有讲自己经历的，无奇不有，当然也是配着音乐的，倒很有煽情的气氛；到了深夜，那声音更是要变成梦呓般的，很催眠。每每听见那些写信的人表达自己如何如何苦恼和沮丧，我们都是要不以为然的，觉得天大地大生活广阔得很，有什么可烦恼的，因此将他们归为无病呻吟；及至毕业后踏进社会，遇到种种以前想都未曾想过的事情，烦恼越来越多，有时似乎万般痛苦无处倾诉，忽而就明白了当年那些写信人的心境来。生命之苦，需要释放的出口。
那时八点到九点有个叫“夜色温柔”的节目，我们最喜欢听的，内容仍是上述的类型，胜在那女DJ声音温和自然，选的稿子又大多引人入胜，配的歌也往往很不错。有好几次，她念的信稿中有些丧子之痛、恋人永别的凄惨故事，我竟听至潸然泪下，若宿舍里没旁人，便干脆大声抽泣一通；待到小敏上完自习回来，眼睛也是红红的，说是在教室里戴着耳机听节目，忍不住忍声流泪。我们相视一笑，有种心心相印的感觉。
几年后那个DJ忽然销声匿迹，这档节目还在，换了几任主持人，都不讨我们喜欢，也不知是水平真不如原任，还是我们不知不觉中在念着旧，总之后来便不大听这个节目了。
进入六月，天气疯狂地热起来，学校里的女生全换上了五色缤纷的夏装。学生时代的日子已经所剩无几，少得可以看得见底了，我有点张皇无措，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来遮挽我的时间。生活中只剩下三件事：写论文，准备时装秀，参加各种聚餐。
我决定放弃写一篇意义深远的论文的奢望，选一个通俗易懂自己又感兴趣的题目。看了一些参考资料后，我定下来写《从和服看日本人的自然观和美意识》，我的指导老师原先生听我念了题目和大纲后，脸上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说了一句：“你的论文会很有趣。”我觉得这句话深不可测，完全判断不出他的态度是赞许还是不屑。但已经管不了那么多，这时离叫论文的日子只有两个星期了，我不再作他想，一心一意钻研起来。
当时可以担任毕业论文指导老师的人有四个，学生可根据自己写作的方向自由选择指导老师。老福田当然是所有人都想选择的，跟着他写论文肯定有吃有喝又宽松无拘束，不过他的方向是经济，不是所有人都写得来的，比如我就望而却步了，不相信自己能在经济方面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见地。小敏则很勇敢地选择了“关于日本企业”方面的论题，很令我们羡慕地跟了老福田。
另一名外教原先生是指导所有关于文化方面的论题，我和阿潘都选择了他。阿潘写的是“关于南京人对于日本人的看法”，她做了一大套关于对日本人看法的问卷，到处叫人填写，我们每个人当然都被要求填了一份，好供她从中发掘出什么论点来写到文章里去。原先生是个不算严厉也绝对算不上和蔼的人，尤其到了最后写论文的时候，很是一丝不苟，叫我们不敢怠慢，每次到他的外教公寓去汇报论文，几人围坐桌边，气氛颇为严肃，幸而有阿潘做伴，方觉有点趣味。
女教师叶先生治学严谨，被我们公认是有真才实学的老师，教授内容是语言学方面，写关于日语词汇语法方面论题的人跟着她。
再有一个就是葛老师了。我完全不记得他是负责知道哪个方面的论文了，只知道大凡女生都不愿意选择他作指导老师。阿潘她们取消我说：“你就选他吧，反正他又不是没有热心指导过你的论文！”我一听这话便要急得跳起来的。这话说的是有一次葛老师布置的小论文作业，交了稿后，他竟特别点名叫我到他家去修改我的论文。我知道这个消息，连忙去问她们有没有也被点到，她们全是幸灾乐祸的样子，说只有我有这个荣幸。没办法，硬着头皮去了，到他家一看，只他一个人在家，他得意洋洋地告诉我，他家还有处房子，所以他跟他老婆一人住一处，我听了更加忐忑不安，连他倒来的水都没敢喝，后来他又张罗来香蕉，我实在客气不过才勉强吃了一个，回来还自作聪明，说：“水是不敢喝的，好歹香蕉是自己剥皮，不会有问题。”不料她们全比我还聪明，叫起来：“谁说的！你没见报纸上，水果里面也可以注射药剂的啊。”我感到不可思议，阻止她们：“行了行了，人家好歹也是个堂堂教授呢，被你们想成什么样儿了。”她们“嘁”的一声，不以为然。
两千年春夏学生时装秀眼看着一天天逼近了，我也开始越来越多地泡在队里，训练、排演、顺便大家聊天吃饭打发时间。有时说起毕业论文的事，晓有些发急地说：“我还一点头绪都没有呢，整天忙时装秀的事情，哪有心思去考虑论文。”我们劝慰道：“你怕什么，能通过就好了。”她听了立刻释怀：“对啊，我也这么想，能通过就好了。”
那时，已经听说晓去应聘了她男朋友所在的公司的秘书职位，跟她所学的大气专业风马牛不相及，论文之类，纯属应付。
有时我们一帮人在团委小楼门口讨论事情，又说又笑十分热闹，忽然看见小萌下课骑车回来，我心中一动：好象好久没有想起这个人来了。我感到心虚似的愧疚，连忙张了笑脸迎过去，招呼他来，他摇头不过来，表示先回去了，他们都知道他是我男朋友，也热情地喊他来一起聊天，他不好再推辞，慢慢骑到我们面前。晓是一向开玩笑地称他为“阿妙的小男朋友”，背后喊，当面也喊，我听了便拿眼去看小萌，果然，他的脸色略微一变，挤出勉强的笑容。我在心里哀叹：完了完了。
等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不悦地说：“你们整天搞这些活动，浪费时间，别忘了你的毕业论文还没写好呢，还有快要上班了，该做好思想准备。”
我听了很不高兴，辩驳道：“怎么是浪费时间？我觉得很有意义很有乐趣呢。”
他立刻接口道：“是啊是啊，你就喜欢这种抛头露面的事。”
我听了又好气又好笑，瞪他道：“抛头露面？没想到你小小年纪竟大男子主义到这个地步。”
他马上就急了：“谁小小年纪了？谁是你小男朋友？”
我再无话可说，苦笑。
事实上，那个时候，我们之间的感情已经接近了决裂的边缘，一说话就要吵起来。他爱冷嘲热讽，我也变得越来越不象个善类了，脾气也大起来，好象潜意识里不愿意再容忍他，甚至有的时候还故意挑衅似的。有一次又吵起来，正好路过便利店，他倒是想要缓解气氛的意思，跑进去买了一大块德芙巧克力来讨好我，偏我还没消下气，将巧克力接过来往地上一扔，吼道：“这么热的天，谁有胃口吃这个甜腻腻的？”他愣在那里。
啊，天知道，我和小萌之间的种种，这是我最后悔的一件事，直到今天想起来，我还是感到刻骨铭心的痛悔，恨不得时光倒流，我们能重新回到四年前那个初夏，回到校园的那个便利店门口，回到他把巧克力递到我手上的那一刻，我定当微笑地接过来，说声“谢谢”，即使天气很热，即使我不想吃这甜腻腻的东西，即使我们刚刚吵过架。可在当时，我却完全没有意识到，我的举动是怎样地伤害了他，怎样地伤害了我们的感情。
年少时候，我们都不懂得怎么去爱别人，我们都任性、放肆、倔强、自以为是，最终把一份感情挥霍殆尽。其实，感情不是个没底的聚宝盆，感情是最经不起挥霍的，耗一点少一点，到最后，忽然发现，回不到过去了。这时候我们还要委屈地哭泣：我们不想变成这样的，我们明明是爱的啊，谁偷走了我们的感情？
事实上，没有任何人来偷走我们的感情，是我们自己，没有小心看护，无意中丢失了它……
我的论文只花了一个多星期就出炉了，果然象原先生预言的那样，是一篇饶有趣味的文章，不深奥，但是颇有新意，我自己写得轻松，想必看的人也不累。我得了八十几分，不算特别出众的分数，但也说得过去了，我对这个分数很满意，因为如果得了九十分以上，就要参加答辩，而我并不愿意多出这么一件事来烦扰自己；况且，我的论文没有花费自己太多精力，得个中等偏上的分数，也已很衬我的付出了。
论文结束，大功告成，我们的大学生活基本上到此就结束了，剩下的时间就完全属于吃喝玩乐了。
小敏终于选择了家乡的一家日资企业，准备回去同屿长相厮守。其实，我们一早就猜到了这个结局，我们了解，小敏是个感情至上的女孩子，为了爱，她可以牺牲一切。我们不再劝她留南京，她度过了太多两地相思的艰难日子，该和心爱的人团聚了，我们祝福她，只愿她这个选择没有错。
而我哥，终于没有去遥远的南方工作，定了去苏州当公务员。我为此高兴了好几天。
没有功课，大家却好象个个都无事忙，周末下午老福田的网球之约也少有人去赴了。有时我从宿舍后面的网球场走过，看到他，穿着白色网球服，笑眯眯地坐在那里看着打球的学生，即使只有寥寥几个人在打。我的鼻子一酸，觉得我们不知不觉地将老福田遗弃了似的。我忍不住走到球场边，隔着铁丝网冲他打招呼，他高兴地对我挥手，眉开眼笑的，花白的头发在太阳底下亮闪闪的，很温暖的感觉。
我们一致认为，老福田是我们最舍不得的老师。回想起来，与他相处的日子，有太多太多开心的回忆。
记不得去老福田的外教宿舍里蹭过多少顿饭了。好象每个周末老福田的宿舍里都会有小小的聚会，他教的两个年级的学生轮流参加他那快乐的PARTY，每次去四、五个人。大家都对老福田家的PARTY充满期待。他请了个阿姨给他烧饭，她烧的菜味道很好，尤其是她包的饺子，很地道。每次去，都会看到老福田操着滑稽的中文，跟她互相比画着交谈，居然谈得很热闹，好笑极了。有时我们说好了自己过去烧，阿姨就只帮我们把米饭烧好，我们带了材料过去，一人烧一、两个菜。我只记得我烧过一道酸辣汤，里面有肉丁、豆腐、香菇、笋，又酸又辣，老福田连连说好吃。当然别人烧的也得到了他的好评。其实他对我们这些厨师最大的赞美就是吃很多，永远胃口很好的样子。我们还会喝一点红酒，或者啤酒。
吃完饭我们合作着收拾干净，老福田就开始象变戏法似地从冰箱里拿出水果、巧克力、蛋糕、冰激凌。不是其中的一样或两样，而是全部。真的，每次他会为我们准备所有以上这些诱人的食物，令我们后悔莫及，直喊晚饭应该少吃一些的。不过不要紧，我们照样吃得下。印象最深的是他买的蛋糕，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云中”蛋糕店，老福田说那是个德国人开的店，蛋糕味道很正宗。每次他都会从学校走路过去，精心挑选几种不同口味的蛋糕，放在冰箱里，等着看我们惊喜的样子。我们便对着芝士味的、巧克力味的、水果味的等犯起愁来，老福田洞察一切，建议我们可以每种都切开来分享，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吃到所有味道的蛋糕了。我们欢呼，推选他来为我们切，他便真的拿了餐刀，作出很公正的样子，精心地切了给我们吃。
这时候我们会闲聊，或者一起看张碟。《午夜凶铃》就是在他那里看的。看完我们告辞，到了楼下，突发奇想，往老福田的房间打了个电话，想吓他一吓。结果他接了电话，我们拼命忍住笑不发声音，猜他惊恐的样子，忽然他在电话那头发出奇怪的“鬼叫”，倒把我们吓得一起惊呼，他都笑坏了。
跟老福田混得熟了，有时我们就恃宠而骄，春天天气好的下午，我们全班跑出去坐在草地上晒太阳，派了班长在教室里等老福田，告诉他我们决定今天在阳光下上课。他居然很兴奋，眉开眼笑地跟着班长来北大楼前的草坪上找我们，连讲义都扔在地上了，带了我们唱唱跳跳做游戏。记得他教我们围成圈子跳“盂兰盆舞”，他孜孜不倦地唱着日本民间歌谣为我们伴奏，带着我们跳了一遍又一遍，花白的头发在太阳底下一闪一闪发着苍白的光。那时我突然感到，他也许有点想念他的祖国了。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忘记老福田是个日本老头，真的，我们私下里一致认为，他完全不象日本人，他是个很国际的老头。
这个老头，他会从头到尾演唱《对面的老太看过来》。“对面的老太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不要对我不理不睬......”据说是他和班上一个跟他关系很好的男生偷偷合创的，第一次在全班人面前献演的时候，我们先是惊愕，然后狂笑，笑疯了。
当老福田还是个商人的时候，他曾长驻过芝加哥、韩国、香港等地，提起那些地方，他便总爱开玩笑地说，他在这些地方都有女朋友，现在还有。有时他去上海见他相识的日本老师，他也骗我们说，他去上海见他的女朋友。看着这个胖乎乎的老头子完全象个风流快活的小伙子，我们全都衷心地欢笑起来。
老福田的“女朋友”神秘莫测，然而我们的恋情全都被他看在眼里，他总是掌握着我们所有人最新的恋爱进展，有时是我们自己跟他报告的，有时我们不说，他也自有办法知道。他从不多说什么，总是慈爱地看着年轻气盛的我们，好象家里的祖父一样，希冀着我们都有幸福的归宿。记得冬天的一个傍晚，我和小萌一边走一边扯着嗓门吵架吵得天翻地覆，突然看见老福田，穿着绒衣，戴着毛线帽子，在外教楼前的花坛边练气功。我忽然噤声，并且禁止男友再吵，我们安详地从老福田面前走过，冲他打招呼。他眯着眼睛笑，如夕阳那么温暖的笑容。我几乎要落泪。
现在，我们已没有课了，老福田跟大三的学生在一起的时间多一点，每每看见他同他们高高兴兴地从教室里出来，或者带着他们去打网球，我们都会产生一种很强烈的嫉妒感，好象被人抢走了自己祖父的关爱一般。可是，离别总是要来临的，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很多事，没有意识到是最后一次，却的确是最后一次做了。最后一次到老福田那里蹭饭，最后一次坐在教室里，最后一次去图书馆还书，最后一次到大俱跳舞。空气中充满了怀旧的气息，连女生宿舍楼下那个公用电话亭的老太都令我们留恋起来，宿舍还没装电话的时候，我们去她那里打过很多次电话，后来不用出去打电话了，她生意冷清下来，却开发出新业务，帮学生煮方便面。宿舍里是不能自己用电器烧东西的，谁要是哪天没胃口，偏就想吃老太煮的方便面，比用热水瓶里半热不热的水泡出来的好吃多了，你可以自己带面去，也可以直接从她那里买，可以不要太烂也可以叫她煮烂一点，可以加鸡蛋、青菜、火腿肠，鸡蛋可以要整的也可以叫她打散，全凭自己喜好；热气腾腾地一大碗端回宿舍慢慢享用，冬天的时候吃起来尤其舒服，简直美味。
松岛部长那里的打工也停掉了。一次从日本回来，他给我带了条施华洛世奇的黄水晶项链，好漂亮，我一见倾心，况且他也给阿潘带了礼物的，我便没在意，客气一下就收下了，连声道谢，没想到，他要的不仅仅是道谢这么简单。他渐渐对我倾诉独居他乡的孤独来，我开始只当他真的拿我朋友一般谈心，还劝慰了他几句，不料后来，他见我傻乎乎地不接他的招，终于挑明了说，问我愿不愿意同他一起去上海玩几天。说着话，便走过来按住我的肩膀。我顿时脑子嗡地一声，心砰砰乱跳，几秒钟后急中生智，说：“容我回去考虑一下。”说完便哗地站起来，尚且故作镇定地同他打了招呼，说：“下次见面再谈。”并且还给了他一个微笑，生怕把他惹恼了我脱不了身。他中了我的计，高高兴兴放我走，等我下次再来。我走出那个精美的小楼，心里暗暗道：“没有下次了，撒由那拉！”
回去讲给阿潘听，她又惊讶又愤怒，同我一起把松岛臭骂了一顿，然后决定防患于未然，也不去给他上课了。
姨妈终于将她那套小屋的钥匙交到我手上，妈妈特地赶过来，准备帮我把那小屋稍微收拾一下。我和妈妈第一次去看的时候，我感到一阵失望，好破好小的屋子，那栋楼大约有二十多年历史了，一道岌岌可危似的铁门加上一扇木门，木门的上半部分是全透明的玻璃，从外面的走廊走过，屋内景况一览无余。我同妈妈面面相觑。走进去看，一个小小厨房，小小厕所，带阳台的大房间，和一个储物间般狭小的小房间。地是坑坑洼洼的水泥地，墙则面目可疑，看不出本来颜色。
妈妈忽然对我一笑，乐观地说：“交给我吧！”
接下来，妈妈在姨妈家住了两个星期，天天往那个小屋跑，也不知忙些什么。我不大有兴趣跟去看，况且，时装秀的事情已叫我忙得不可开交，无暇顾及其它了。
时装秀已进入倒计时，队里上上下下全紧张起来，训练基本已结束，分成小组进行表演队形排练。这次，我被编到两个品牌里出场，一个是“淑女屋”，另一个是“时尚芭莎”，人员的出场分配依然是晓的安排，我完全没有异议；不过，晓也仅仅做了这么多而已，这一次，阿娇开始明显有了掌门人接班者的趋势，很多事情已无须晓的过问，阿娇总能安排的妥妥当当。
临近演出，传出消息说有可能要我担当主持人，我听了又惊又喜，却有点不敢相信，毕竟，礼仪队里人才济济美女如云，怎么可能又轮到我一次。我竭力对传闻作出麻木的态度，生怕别人看出我内心的期盼和兴奋。很快传闻就得到了证实，团委的负责老师郑重其事地把我喊过去，布置了这个任务给我，末了很严肃地说：“阿妙，一定要把这次节目做好，这是我们的首次尝试，要成功。”我点头。我也想到过，我是不是该谦虚和矜持一下，稍微表达一下“不能胜任”之类的意思，可是我完全没有打算这么做，我为什么要谦虚，我相信自己已经是最合适的人选了，我为什么要矜持，我就是想出这个风头！
队友纷纷向我表示祝贺，尤其是男队员，平时已经熟悉，都故意半开玩笑地来奉承我，小章看见我也乐呵呵地叫我加油，不过这阵子倒很少看见他，他和阿娇一样成了队里的骨干，总要出去跑，拉赞助谈合作什么的，排练的时候也不是跟我一组，各自在不同的地方，很少说得上话。队里另有一个叫鲲的男孩子，平时见面很爱与我多说两句话，言谈举止中颇有种特别大度成熟的风度，因此我也开始在那一众男孩子中特别地注意起他来。
离演出还有一个星期。团委通知，正式定下来我们的时装秀将在同一天表演两场，下午场由我一个人主持，夜晚场由我和江苏电视台的陈怡一起主持。鲲同情地对我说：“阿妙，你会不会累瘫掉，一天两场，又要走秀又要主持，还要跟陈怡较劲。”我笑道：“我哪里能跟她较劲，不过是她的陪衬罢了。”他认真地说：“那可不一定，你不比她差，有信心一点！”
离演出还有五天，我们在校园里摆开桌子公开售票，我们在大树之间悬起写有“外树形象，内塑素质”的标语横幅，学校海报栏也贴满了关于时装秀的色彩绚丽的宣传海报。我们的票印得很精美，粉红色的三折纸，封面上印着抽象的时装美人，里面则印着全体演出人员和提供服装的品牌。那天太阳很烈，我戴着顶草帽，同他们一起坐在那里边聊天边卖票。小萌骑车路过，跟我打招呼，阿娇她们就在旁边怪叫着起哄。鲲低声问我：“那是你的男朋友？”我点头。
离演出还有三天，各个组的负责人都被派出去挑衣服。鲲陪我来到“时尚芭莎”，那家店的衣服都很有特色，件件令我爱不释手，一时间挑花了眼。我先挑中一套鲜红色绸缎中式礼服，上身是紧身小衣服，下面是裙式长裤，准备作为主持人的服装。
忽然鲲从衣架上挑出一件裙子，拎在手上给我看，问：“这件怎么样？应该会很适合你。”那是件暗红色小礼服，以黑色细带系在脖子上，坦肩，后面裸露出一大半的脊背，胸前有精致的黑色绣花，下摆及膝。我进试衣间换了出来，鲲眼睛一亮，吹了声口哨，微笑地说：“美丽极了。你就穿这件主持吧。”我照照镜子，真的是件绝妙的裙子。再次进试衣间换回自己衣服的时候，我偷偷看了一下这条小礼服的价格牌，啊，450块，好贵！我立刻打消了买下它的念头，虽然喜欢得紧。
演出的前一天。下午是彩排，这次演出是在新落成的一栋活动楼里，现代化的表演大厅里为这次时装秀特地搭出了T型台，十分象模象样。彩排开始前，大家在后台的休息室换衣服，唧唧喳喳地聊着天。我一个人在贵宾室里背台词，贵宾室有几张硕大的皮沙发，我挑了其中一张躺上去，舒服极了，我几乎快在上面睡着了，台词的事完全扔在一边不去管它，盯着天花板发呆。忽然门开了，走进来一个人，我以为会是鲲，却是另一个男队员，和我同一级的一个体育生，长得高头大马，平时与我并没有多大的交情。我以为他进来找东西，便没有理会，继续发呆，不料他却关上门，径直走到我面前，坐在沙发扶手上，微笑着看着我。我茫然地问：“怎么了？”
他一字一句地说：“阿妙，你很可爱。如果不是因为要毕业了，我想我会追你的。”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表白弄得手足无措，仔细咂摸了一下，忽然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然后我轻松地对他回以一笑，说：“谢谢你。是的，想想看，我们要毕业了。”
刹那间，我们之间象是得到了某种共鸣似的，一起陷入了沉默，很温馨的沉默。我想，毕业令很多事情变得有点疯狂而离奇。窗外的光线从厚厚的窗帘缝隙里透进来，在天花板上投射出一道阴影，那影子一点一点地游走，仿佛代表着“光阴”。那个男孩子一直默默坐在我旁边，同我一起观察天花板上的阴影。我的脑子有点混乱，一时间想不起来，这是在哪里，这是什么年代，我在这里干吗，我身边的人是谁。我的意识中只剩下一个词语：“毕业”。
晚上我们说要早点收工回去休息，各小组就把队形都走了几遍，组与组之间也合串了一回，便散了。我独自走回宿舍，在路上居然碰见了戴。他堵在我面前，得意地笑着看我，说：“阿妙，我们还真是有缘呢，我正好过来南京出差，这么巧就看见了学校到处贴着时装秀的海报，上面写了你的尊姓大名，主持人小姐！”
我忙不迭地四处环顾，生怕正好被小萌撞见就说不清了。然后才冷淡地应付道：“哦，是吗？”
他仍兴致勃勃，说：“给我一张票吧，明天我来看你的演出。”
我知道即使我不给他票，他也能想别的法子，便不愿与他多费口舌，从书包里抽出一张票递给他，道了再见便走了。来看就来看呗，还能把我吃了怎么的？
路过团委的时候，鲲正好从里面出来，叫住我，递给我一个小盒子，说：“带着这个，润喉糖，明天你的嗓子可不要吃不消。”我心里一暖。
终于到了正式演出的那天，是个好天气。
象以往的演出一样，因演出人员众多，为方便管理，我们所有人从早晨就开始被封闭在休息室里不准出去。从影楼请来的几位化装师开始为演员一个个上妆、做发型，我嫌早早将妆上在脸上不舒服，就赖着准备晚一点化妆，台词还完全没有背，连忙一个人躲起来临时抱佛脚。忽然想起来口袋里的润喉糖，就拿出来扔一颗进嘴里，又甜又凉的薄荷味道从口中直沁入心里。
台词刚刚有点熟悉，鲲来找我，说：“哎呀你居然躲在这里，我找你半天。”
我问：“什么事？”
他神秘地冲我一笑，说：“跟我来。”
我依言跟着他穿过长长的走廊，走进演出大厅。啊！我呆住了。舞台巨大的电子屏幕上正在放动漫《最终幻想》的主题曲，一个帅气的男孩正拥着一个穿白裙子的女孩偏偏起舞。鲲低声对我说：“看那个女主角的裙子。”我仔细一看，没有想到，这个卡通女孩身上的白裙子，与鲲为我挑选的那件暗红色裙子，款式一模一样。我惊讶地瞪大眼睛，鲲微笑地看着我。优美而动人的音乐响彻整个大厅。
下午场的演出就要正式开始了，后台还一片混乱，尚且没化好妆的，发型搞坏掉的，找不到一只高跟鞋的，还没吃完盒饭的。阿娇忙得团团转，气急败坏地站在休息室中间大叫大嚷，提醒大家演出就要开始了；她的脸因为急热而泛着健康的红晕，令她看上去充满了勃勃的生命力，象洋娃娃般可爱。晓则完全不问事了，穿戴整齐，独自娴静地呆在屋子的角落里，照着镜子检查自己的头发和妆容；我从她身后看着她，她扬起纤细的手腕抿头发的身姿，很美。
眼前的一切，好象忽然变成了一场默片，我失去了听觉，而视觉却意外地敏感起来似的，红男绿女，云鬓华服，姹紫嫣红，时而模糊时而清晰，混乱纷杂却引人入胜，每一张面容都那么年轻娇艳，每一个身段都那么婀娜多姿。这是个浑然忘忧的年代，这是个美伦美奂的所在，这是青春的集散地，这是太阳刚刚升起的地方。
忽然，无声的画面外面劈进来一个声嘶力竭的喊叫，是阿娇的声音：“阿妙，阿妙你在哪里，开场了！！”我一惊，回到现实中来，连忙站起来迎过去，口中应着：“来了来了。”
我站在候场处，深深吸口气。我看见对面的候场口，鲲站在那里，对着我微笑。
灯光骤然闪亮，热烈的音乐响起来，我身边的女孩子都欢腾起来，随着节奏在原地蹦蹦跳跳，好象走进了节日的酒吧；在对面候场的男队员们也作着鬼脸跳起舞来。我的情绪立刻被调动起来，一股澎湃的热情涌上我的喉咙，我对身边的女孩子们低声说：“我去啦。”她们又笑又跳地说：“去吧去吧。”当我踏着音乐在追灯下走到T台中间的时候，我的笑容甚至是抑制不住的，我站定，含笑看着满座的观众，忽然很想这样作我的开场白：“朋友们，我们的狂欢节开始啦！”
我的声音在偌大的大厅里回荡，我沐浴在无数道陌生的视线中，那一刻，我站在舞台上，忽然想起了四年前那个浦园的中秋之夜，我曾是舞台下新生群中的一员，暗淡无光，青涩无华，当时那种莫名的寂寞，和蠢蠢欲动的不甘寂寞，统统在四年后的今天涌上心头。原来，不知不觉之间，丑小鸭一直在努力成长，即使她还没有长成白天鹅，她也已经学会了，怎样去做一个自信而美丽的丑小鸭。
那场演出，每个人都很投入，也很快乐，真的，那是一场快乐的演出。我们在前台表演，在后台跳舞。演出结束，我抑制不住自己兴奋的心情，从后台沿着长长走廊跑出来，看见妈妈和环表姐在门外笑盈盈地看着我，赞许地说：“不错不错，你真出乎我们的意料。”
小萌也来看了我的演出，此刻他就站在妈妈和环表姐旁边，但他没有笑，也没有说话，带着忧郁的表情，手里却捧着一大束鲜艳夺目的红玫瑰。我欢呼着接过花，他这才扯出一丝勉强的笑意。
妈妈给我和环表姐拍了张合影，然后说：“你和小萌也拍一张吧。”我们俩都犹豫了一下，然后合作地站在一起。我对着镜头挤出微笑的时候，心里却在苦笑：天知道，我们俩好象已经说好分手了，不是吗？我努力地回忆着，是什么时候的事呢？是在哪一次吵架之后？其实是在无数次吵架之后？
照片洗出来，我看到我和小萌合影的那张，我穿着演出服，化着浓妆，手里捧着红玫瑰，他穿着牛仔裤和浅黄色T恤，简直象一个歌星和她的歌迷在合影，我后悔地想：不该拍这张照片的；我脸上带着夸张的笑，而他却面无表情，巧的是，我们都没有看镜头，恰恰一个看向左，一个看向右，让我想起一个词：“貌合神离”；我们俩的身子都微微向对方倾斜过去，可是事实上在我们中间还是留下了一道窄窄的空隙。那个空隙，仿佛是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戴来看了第二场演出，也带来一大捧鲜花。我没有力气给他太多的好脸色，接过花就扔在一边。我们这次演出卖出门票的收益是全部捐赠给失学儿童的，在开场时我就向大家说明了这个情况，演出结束后，戴又来找我，掏出几百块钱，神色凝重地说：“帮我一起捐给你们帮助的失学儿童吧。”我一点没有觉得感动，麻木地拒绝道：“我们不接受捐款。”
老福田也来看了夜晚场，班上几个同学陪他一起来的。演出结束后我在门厅那里见到他们，大热天的，老福田竟穿得西装革履，好似参加重要的酒会一般，手中还捧着一束缤纷的鲜花，一边说着夸奖和鼓励的话，一边将花送到我手中。我感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这个可爱的老绅士。
一场如梦如幻的狂欢结束了，我们回到现实中来。漂亮衣服还回商店里。T型台拆掉了，海报撕掉了。毕业的等待离校，没毕业的准备考试，朝夕相处的队友暂时作鸟兽散，而对于我和晓这样的毕业生，也许就是永远的散伙了。
几天后，小章喊我去团委看那天演出的照片，我去了，见鲲也在那里，我心头一动，对他笑笑；我发现，这几天我并不是一点都没想到这个人的。那天看完照片，小章、鲲和我，三个人去了学校外面一个小餐馆里吃晚饭，我们喝了点酒，说了很多很多话，关于离别，关于未来，关于梦想。
小章说：“将来，我要建立一个社会，阿妙，如果那个时候你还没有结婚，我便拖你进来我这个社会。”我笑言：“好！”
鲲说：“将来，我要建立一个王国，阿妙，即使那个时候你已经结婚，我也要拖你来我的王国。”我更笑：“好！”
我们三人举杯欢呼。友谊万岁！
从时装秀中走出来，忽然一下子无事可做了，日子简直不知如何打发，迷茫之间去看她们几个，阿潘和音音正忙得不可开交，桌子上摞着厚厚的考试资料，动辄往老福田的外交公寓跑，还时不时得去网吧上网跟她们申请的学校发邮件。有一次我好奇之下翻了翻音音桌上的书，全是什么“市场”啊、“消费者”啊，十分催眠，我看得直打哈欠，然后怪音音装模作样学这些劳什子干什么，她却大无畏地一笑，毅然地捧起这些书读起来，一副“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架势。
小敏呢，回家乡工作的事情已经板上钉钉，每天最热中的事情是抱着电话跟屿煲电话粥，常常在我走进宿舍时，或者从床上探出头来时，总看见她象一尊画像般粘贴在门边挂着电话机的墙上，有时是靠着墙，有时是对着墙，有时仰着脖子，有时低着头，有时蹲在地上，有时拉过张板凳坐着；有时穿着准备出门的裙子，有时穿着睡衣，有时干脆是小内衣；脸上表情或喜、或怒、或嗔、或娇、或羞、或烦、或乏，不一而足。我无所事事时便以欣赏她打电话的情景为乐，后来简直想找来纸和笔给她画素描，若果我能画出来，肯定饶有趣味，画名当叫《女人与电话》系列。
这个时候，她们三个的感情生活都正当稳定，小金在本地工作，繁忙之余对阿潘百依百顺，去日本出差回来带很多礼物给她，有G-SHOCK的手表，还有皮卡丘玩具，她将皮卡丘放在她桌子上，我们一个个都眼红得不行，我们走过来走过去都要敲打它一下，有时把它的尾巴扭曲成奇怪的样子，有时把不要吃的糖塞在它爪子上，阿潘回来看见就要大嚷着骂我们，我们贼笑，都不承认是自己干的。
音音和新也是天天出双入对，跟联体婴儿似的。有一天我从姨妈家出来，在上海路上碰见他们一路走一路嬉闹，到面前才看见我，音音一见我就往新身后躲，我心下怀疑，硬是拖了她出来看，原来她刚拔了眉毛，可能拔得很痛，眉骨和眼皮上红红的一片，很滑稽。我忍不住当街笑得直不起腰来，她对我怒目而视，新在旁边好脾气地打圆场，安慰她说：“过两天就好了，好了你就可以臭美啦。”音音被他哄得意洋洋的，可还是痛得龇牙咧嘴。
跟他们说了再见后继续一个人走路，还没来得及把笑容收住，想着她红红的眼皮，仍忍不住笑，笑着笑着忽然有点失落，其实，我很怀念音音的那两条浓黑的粗眉毛，虽然而今细细弯弯的眉毛令她看上去更有女人味，可是，原来的浓眉才是真正的音音啊。然后我又连忙嘲笑自己，瞎伤怀什么，成长是件值得喜悦的事情才是，况且，我们四个，谁没有开始学着修眉毛呢！我又开始有了信心，大踏步地走在车水马龙的上海路上。不管眉毛怎么变，我们还是真正的我们。
从上海路折进通往学校偏门的那条小路，走过那家小裁缝店，我习惯性的往里面张望了一下，那个小男孩已经有好久没出现了。小裁缝的女人正好走出来，看见我，知道我在找她儿子，跟我说：“小鬼送去他奶奶家那里上幼儿园啦。”原来是这样，我“噢”了一声，有点不好意思地对她笑笑。我犹豫地想：要不要告诉小萌这个消息呢？转而又想到：也许小萌已经在某次路过这里时打听过小男孩的消息了。那么，在这个路边的小裁缝店看来，我和小萌是多么奇怪的关系啊，曾经如胶似漆，携着手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走过多少次，而今却各自从这里匆匆而过，也许有时当我来到裁缝店门口时，他刚刚在这里驻足过，也许有时他拐进这个路口时，我刚刚走出这条小路，甚而也许那女人告诉我小男孩去上学的消息时，她刚刚才把同样的话向小萌讲了一遍。
不，其实也算不上什么奇怪的关系吧，爱情来了又走了，剩下被爱情捉弄过的两个人，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对熟悉的陌生人呢？很多很多吧。他们曾经彼此恩爱共进退，而今依然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呼吸着同样的空气，了解着同样的新闻，可是已经形同陌路，连朋友都不是。当我们谈了越来越多的恋爱，我们就已在这世界上为自己制造出了越来越多的“熟悉的陌生人”。此刻，我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忽然感到脊背发凉：当有朝一日我的世界里充满了我所熟悉的陌生人的时候，而属于我的那一个，却还是个不折不扣的陌生人，我不认识他，不知道他在哪里，甚至不知道，这辈子他会不会真的出现。
我没有立刻把和小萌分手的事情告诉她们，似乎有点难以启齿似的，仔细想想，也许是因为，她们肯定会问我“为什么”，而真实情况却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我不能仅仅搪塞她们一句“不为什么”。
那个年纪里，我们还是充满正义感的，对爱情的结束一定要刨根问底推敲出个所以然来，不管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今时今日却完全不同了，比如阿潘通知我们，她同现任男友分手了，我们的对话会如下进行：
“我跟他分手了。”
“是吗？太好了。”
“为什么？”
“不为什么，我们本来就不喜欢他。”
你看，反过来了，分手的那个不需要回答那么多“为什么”，却问别人“为什么”。
那边厢，妈妈宣布已经把我的小窝收拾好了。一个下午，她带我过去看。打开门的那刹那，我就惊喜地欢呼起来。地上铺了蓝色调的大花塑料地毯，墙刷得雪白，厨房和洗手间全都贴了洁白的瓷砖，小房间里临窗放了书桌，大房间里有小床、衣橱、书橱和沙发，窗户上挂着绿色的花窗帘，沙发套也是绿色花纹的。好一个温馨的小窝！
这就是我独居生涯的第一个住所，属于我一个人的第一个家。这个时候，我还一无所有，妈妈出钱请人来刷墙贴瓷砖，家具是环表姐房间里淘汰掉的一整套，小彩电是家里淘汰的，还有沙发和单门冰箱是姨妈家捐赠的，双缸洗衣机是大舅舅十几年前去日本时带回的，居然还能用，他们家不要了，捐给我。我的小窝简直象个古董陈列馆，即便这样，我已经很满足了，毕竟，我有了一个空间，我可以把一直塞在宿舍柜子里的石膏小天使摆在桌子上，我可以把堆在宿舍床头的一大堆书籍整齐地排在书橱里，我可以把宿舍床下行李箱里的衣服挂在衣橱里，我可以买鲜花回来插在花瓶里，我可以在任何想喝热水的时候就烧开水喝，我也可以自己煮方便面和煎鸡蛋吃。这是个大大的进步，不是吗？
我发现这个地方原来很可爱。阳台外有一棵巨大的梧桐树，盛夏的一树碧绿梧桐叶热情地伸到我的阳台里来，打开门窗，屋子里也被映得绿荫荫的。楼下的院子里有一棵老石榴树，还有一棵老枇杷树，也许不久我就可以吃到免费的石榴和枇杷呢。
我象老鼠搬家一般从宿舍里一点一点把东西搬到我的新居，小敏她们看见我的桌子和书架慢慢空起来，感叹道：“开始有曲终人散的感觉了。”我心里一酸，连忙嚷着掩饰我的伤感：“散什么散，咱们什么时候都不会散的。哪天来我那里玩吧，认认地方，以后随时欢迎叨扰。”
生活仿佛只剩下“告别”这一个主题了。几乎每天都有聚餐，什么圈子都有理由在一起吃一顿，礼仪队的毕业生们要聚，我们宿舍跟我哥宿舍要聚，我们自己班要聚，即使哪天没有任何聚餐，我们宿舍也一定自己去馆子里吃一顿，去的路上就进超市里买几瓶啤酒，女孩子们堂而皇之地抱着酒瓶子在学校里走，碰见别的系的熟人，也是三五成群地往外走，多半手上也是拿着酒的，大家互相会心一笑。毕业是我们放纵的最好理由！
我们夜夜无酒不欢，有时在馆子里喝，有时在宿舍里喝，有时是坐在北大楼前的草坪上喝，边喝边聊着很多尘封的往事，或者便齐声唱起来，唱音音曾经喜爱的阿哲，《爱如潮水》，《有一点动心》，《过火》，我们曾经很不喜欢这个有着女人嗓音的歌手，可是此时此刻，他忽然代表了我们的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