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紧落梅花雨下联_百度知道
一城紧落梅花雨下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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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做这个了.......考试咋搞？上联：一城紧落梅花雨下联：两岸纷飞柳絮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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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银川四月天，有晴空万里，有白云朵朵，有朝晚霞，有繁花，有飞絮，更有沙尘暴，早穿棉袄午穿纱无情风儿使劲刮如果没有恼人的杨柳絮和扬沙，那么银川的四月就完美了，处处是风景，要是说银川市花城也不为过，您说呢？请赐教下联吧我的图书馆
一& 城的距离
&&& 当它来到这里时，另一个它已经在附近存在过八百多年。两地之间的距离不过十来公里，但由于时空的交错，它们之间的关系在长达近千年的时间里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因此，另一个它注定要在历史的风雨中寂寞远行。
&& 它是我居住的城市，一座被人称为千年古邑的上杭。上杭在何方？它位于上海与杭州之间，所以称为上杭。每当遇到人们一头雾水地询问的时候，我们惯用自己的幽默打趣。事实上，上杭与上海、杭州风牛马不相及。上杭位于福建西部，与广东梅州毗邻，是客家人的祖地之一。汀江是客家人的母亲河，那飘逸的身段婀娜地绕过上杭城，使这座客家古城变得温润而多情。一百年前，著名爱国诗人丘逢甲曾流连于上杭的古街小巷之间，吟出“四面青山三面水，一城如画夕阳中”名句，让县城浸染在这幅淡雅的水墨画中诗意盎然。在新建成的仿古步行街，以五百多年前存在过的瓦子街作为步行街的名称，成为小城的新座标。在瓦子街上，有明代正德年间建成的流芳坊、王阳明手书的时雨记碑，明嘉靖年间建成的太忠庙。三座明代的古建筑整齐地排列在崭新的仿古街上，见证着上杭五百年来的成长时光。上杭县建于宋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县址设于现在的位置是南宋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这时上杭置县已有一百七十四年的时间。于是从公元1168年开始，随着世事更迭，县城终于初具规模，到明代时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华景象。客家作为一个民系也在此时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
&&& 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另一个它却比上杭城来得更早，更具典型意义。它的秘密程度连民国版的《上杭县志》都没有弄清，在上杭人的记忆里更是一片空白，一个传说。它就是现在位于上杭城汀江上游不过十公里的临城镇九州村。九州是一块风景迷人的沃土，位于汀江和旧县河的交汇地带，在一片半月形的冲击盆地里，村庄和田野散落在那里，晃如走进世外桃源。2009年春天，我在九州村作田野调查，得知当地有句俗语说“九州不是州，旧县不是县”。然而历史告诉我们，九州就是州，旧县就是县。当时光的烟云遮蔽了历史本来的面目，是与非变得模糊不清。也是这年，我阅读到郭启熹教授的《闽西族群发展史》，才开始真正接触到新罗故城和汀州古城的命题。后来，我查阅到《福建史志》1999年第四期刘可明先生的《对龙岩古代县名的考证》一文提出了较完整、有说服力的看法。他认为：“晋太康三年（282年），析建安郡置晋安郡，领县八，其一为新罗县，县治在今上杭临城镇九州村之西，因县治西有新罗山故名新罗，因县治新罗故名该县新罗县，……开元二十一年，福州长史循忠奏，开福抚二州山洞置汀州，开元二十四年在晋新罗县的基础上正式置州……同年建汀属县长汀（县治在长汀村，今上杭九州）和杂罗（县治在杂罗口，即晋之苦草镇，今之龙岩市区），加上黄连县由建州改隶汀州，共领三县。州治设长汀县治长汀村（或晋新罗县之新罗），长汀村之西为晋新罗县故城新罗。”史书《一统志》也说得明白：“开元未，于新罗故城东置长汀县为汀州治所，即今之上杭之长汀村也。新罗故城在长汀村之西。”当我小心翼翼地吹拂着历史的灰尘，盼望这片土地恢复应有的记忆，直到真正接触到它的时候，还是感到了震惊。作为闽西地区最早的行政区域所在地和客家首府最初所在地，九州的历史可谓厚重而独特。但不过千余年时间，它却变得如此荒凉和孤独。
&&& 没有人知道，甚至当我把这样的消息告诉给别人的时候，除了惊奇，更多是怀疑。连县志都不清楚的事，为什么会让你知晓？专家和史书的说法可靠吗？没有人去论证这件事的真伪，只有怀疑而无其它。2010年，我参加县委党校培训，提交的论文也是以九州问题为例谈论我们对待文化的态度。一座是消失了的古城，一座是正在繁华的县城。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在做着锦上添花的工作，为县城的厚重历史加分，即使不无谬误的观念也乐意为大家接受。人们忘记了县城的历史只有八百多年，却毫不犹豫地称它为千年古邑。千年的是置县时间，而不是城本身。在它距离不过十公里的九州，从它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建立新罗县算起，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然而，九州却注定还将静静地沉寂，静静地让那段最辉煌的历史埋藏在深深的土壤。
&&& 孤独如果已经深入地层，还有什么可以唤醒呢？两座城，命运悬殊，并不是十公里的距离能够说清，并不是一个人的呐喊能够改变。
二& 城的变迁
&&& 一座城迁了又迁，一连迁了四次，整整走了一百七十四年才在距离最初一百多公里处固定下来。这在城市的建立中，也是比较典型的例子。从宋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到宋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上杭县城就在闽西的青山绿水间漂泊，直至在宽阔的汀江畔安顿下来，成为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市。
&&& 有人说，上杭县城的建设浪费了一百七十四年，如果从置县之初就确定如今的位置，那么城市的繁华肯定会超过现在许多，它的历史和文化也将变得更加厚重。其实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象，在城市的建立中，寻找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需要。就如寻寻觅觅等待知心爱人的出现，就如精工细作酿一坛香醇的好酒，温柔的时光躲过了历史的刀光剑影，最终才以城的形式将它的子民归依到它丰满的羽翼下。上杭升场置县的时候，它实现了由单纯管理铁税的机构到一个行政区域的华丽转变。现位于永定县高陂镇的北山，当时叫秇梓堡，是县治所在地。上杭县治在这里仅仅存在了二年，所以县城还来不及建立城墙，只用木栅围城，至今城壕废地尚依稀可辨，留下了“壕沟上”的旧地名。宋至道二年（公元996年）的时候，县治就迁到了鳖沙，即现在的上杭县白砂镇碧砂村。从秇梓堡迁到鳖沙完成了上杭县址的一个重大转变，就是将县域中心由现在永定靠龙岩方向向更广泛的汀江中游的黄金水段靠拢。可是，当初的定址也许太过匆忙，县址迁后才发现因为地处偏僻办公极为不便，于是仅仅在三年之后的宋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又将县治迁到不远处的语口市，即现在的旧县乡全坊村。语口市位于宽阔的旧县河畔，是一个繁华之地。县志称语口市舟楫方便，商贾云集，经济繁荣，市内街道长五十多米、宽三米，两旁有米坊、肉铺、布店、赌场和修补店，并有县署、孔庙等建筑。二十八年后，县治又迁到了不远处的钟寮场。钟寮场作为一个场，其实也是政府为了管理矿冶税收而设置的一个机构。由于采矿冶炼促进了当地的发展，当初的钟寮场比较繁华，特别是经济上比较活跃，所以这次的迁址维持了一百四十一年，钟寮场作为县治也初具规模。立木为城，境内有县署、天五院、东竺寺等建筑，特别是天五院内有石刻518尊罗汉造像，显得规模宏大。一边是立木为城，依场而建，一切还是草创阶段，一边是庙宇高筑，香火袅袅，罗汉横陈。可是，现在来到钟寮场，青山苍苍，阡陌交通，鸡鸣犬吠，哪还有县城的模样，只有一些古建筑基石和地名尚可依稀映出当年的影子。南宋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县治再次迁出，这次迁到了汀江河畔的黄金水段郭坊。从山村来到临江地段，便于舟辑，交通方便了，经济和文化也随之繁荣，郭坊作为上杭建城最理想的地方终于被确定下来。
&&& 有意思的是，上杭县最初的治所高陂镇北山（秇梓堡）现在已成为龙岩市最具活力的热土之一。根据龙岩市规划，以永定县高陂镇为主体的高坎培盆地被列入中心城市副城区规划。2009年6月龙岩经济开发区在高陂建设高新区，距离龙岩城二十公里的高陂镇的中心城市化运作就此展开。北山从当年的古县治重新成为未来龙岩新城区，历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重返城市，或者说续写城市之梦，千年文明书写着传奇的一幕。作为县治存在了一百四十一年的钟寮场，其实也以另一种形式从寂寞中走出。钟寮场所在地是中国最大的金矿——紫金山金铜矿核心区，这里出产的黄金早已走进世界各地，是名符其实的黄金宝地。
&&& 上杭县治在郭坊村稳定下来，很快就开始了建立县署、建筑城墙、规划街道。由于地势平坦，境界开阔，水流充沛，往来方便，是理想的建城之地。宋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知县事陈朝章在建筑县署时，对城区的市、井、街、巷、涂、径的布局进行了通盘规划，经过几任修筑初步形成县城的模样。整个县城以汀江为天然屏障，并呈东西走向的格局。县城主街由石板路铺成，长约三千米。到明成化年间，上杭县城的格局已然形成。此后到清末的400多年间，除民间募建的庙宇、祠堂外，并未新添公用建筑物。一座城市就在高高的城墙，井然有序的街道中成型。
&&& 一座城市的变迁就如一个人的成长，从一张白纸到历炼丰富，从故乡到异乡，走走停停，构成时间长河里斑斓的风景，寻找的屐痕。
三& 城的气息
&&& 城市是依靠人气来提升自己知名度的。大的城市聚集了成千上百万的人口，人气自然旺盛。小的城市以它自身的魅力成为旅游城市，小街小巷也充斥着不同口音的旅行者，人气自然也不弱。但是这种快速的人口聚集，破坏了城市原有的气息，不安和烦燥弥漫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的城市开始失去自我，仿佛一个人站在十字路口，举棋不定地徘徊着。面对千篇一律的结果，我们自然怀疑自己的城市会遭受同样的命运。因此，就如参加一场赛跑，我必须在记忆还未完全消失之前，去寻找一座城的气息。
&&& 在一个地方住上一段时间，你就会记住那里的气息。那是一条狭小悠长的小巷，光滑的石板和厚厚的青砖让你仿佛时光倒流；那是挑着小吃的老人沙哑地吆喝，腾腾的热气伴随着阵阵肉香飘进你的鼻子；那是从某个庭院传来的器乐演奏声，退休的老人定期聚会快乐地演奏客家十番音乐。这些充满生活的气息，实际是一座城市文化气息的折射。城市居民世俗或高雅的言行举止，无一不是当地文化的在人身上的反映，也是市井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在我居住的上杭，有我喜欢的城市气息，那些世俗中的崇高，平凡中的诗意，使我流连期间而倍感真实。
&&& “未有上杭城，先有普陀寺。”隋唐以后，越来越多的中原汉人自南迁进入闽西地区，带来了最为显著的文化特征——那就是佛教的盛行与寺院的建立。佛教的传入对当地的影响是深远的，作为一种信仰，它改变了人们对事物的看法。上杭的原住民属于畲族，奉行着独特的生活习性与文化信仰。汉人进入上杭后，依靠其先进的文化与人数的众多，在这里占据了优势地位，在与畲族长期的融合中形成汉族的一个支系——客家。客家人信佛，于是有人处必有寺庙。县城最早的莫过于东竺寺。东竺寺原称东塔院，始建于原县治钟寮场，后于宋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随治移迁至县城东大街。县衙还未建立而寺庙已搬移，佛教在民众心里的分量可见一斑。而上文提到的普陀寺位于县城东郊的山林，却在更早以前就已经香火鼎盛。随着佛教盛行而带给人们心理和文化的影响也使县城烙上深深地印记，善恶是非与轮回观念在香火袅袅中不断强化与延续。
&&& 随后是孔子的安家落户。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汀江河畔的县城东门学坪建起了规模宏大的孔庙。孔庙也称学宫、儒学、文庙，整座孔庙端庄雄伟，巍然壮观，布局严谨，气势宏大。孔庙作为弘扬儒学和官办学校所在地，成为上杭文脉最旺的地方。儒学的教化作用对民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座正在建立的城市也急需利用儒学来规范民众的心理和行为。后来的史书称上杭为“礼乐诗书，实多济美”，与孔庙的建立、儒学的弘扬不无关系。直至今日，上杭翰墨浓郁，书画盛行，为闽西之冠。上杭孔庙在随后的七百多年里，几经重修，风景依然，在民众心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距离孔庙不过百米的丘氏宗祠，于1905年诞生了福建历史上第一所民立师范——丘逢甲师范传习所。由近代著名爱国诗人丘逢甲倡议设立的师范学校，成为培养新式教师的摇篮。孔庙与师范传习所和谐相处，让我们倍感欣慰，几百年的儒教除了给予人们一套的伦理道德之外，并没有将上杭人的思想僵化，师范传习所成为新文化的传播地。
&&& 一座城市的气息当然来自不同影响的混合与交融。在人们更多地讨论上杭的文化传统时，往往忽略了它的另一面，即崇尚武功的一面。距离孔庙往西一百多米有座丁状元旧居。这里曾经的主人并不是一介文人，而是赫赫有名的武状元丁锦堂。这是最有意思的一幕，在尊孔的年代，这个城市功名最大的不是因读儒学最多的人，而是一个武术最高超的人。据说，丁锦堂二十岁时能在南门码头一次肩挑十二个大盐包，重达二百多公斤，一口气登完四十二级石阶，不用换肩歇脚。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是，这位武状元的出身并不高贵，他除了读取功名之外，还做着肩挑背杠的粗活。每每读到这位家乡武状元的时候，我感到特别亲切，因为他来自市井闹巷，他的故事是一位平凡弟子勇往直前、改变命运的励志片。他以自身的境遇照亮了许多贫寒学子奋发向上的心灵。此外，这也是县城人生活方式的一种写照，一边是谋求功名，一边是为了生活而奔波劳作。上杭在明清两代中凭武艺取得功名的人数居闽西之首，许多文举人也是武举人，称得上是文武双全。这种尚武之风的盛行，使县城少了一些酸腐，多了一份豪侠之气。
&&& 当现代建筑在一大片老房子中间突兀地崛起的时候，城市固有的气息已被破坏。我们再也无法进行一次完整的访古忧思，也无法站立在城墙大声吟诵“一城如画夕阳中”的诗句，只留下“人生易老天难老”之叹。我心中的城市，已顺着唐诗宋词的方向远去，远去得不留一丝痕迹。
四& 城的性格
&&& 二十二岁那年，诗人刘坊从遥远的云南永昌回到了家乡上杭。作为明末官宦之家的后代，他的父亲及全家80余口，均死于清军的屠刀之下。当时幼年刘坊由母带往腾阳，躲过此劫。家仇国恨集于一身，使他成为一名气节凛然、特立独行的“诗侠”。他回到家乡后，将自己居住的地方称为“天潮阁”，著有《天潮阁》诗集。柳亚子先生等人高度评价刘坊的为人和诗篇。杭籍著名教授温祖荫在《哀歌声怆大地寒》中称赞他为“论才气堪称杭邑古代文人之翘首，论气节不愧为堂堂一丈夫，几百年来令人景仰不已。”
&&& 先生心中有郁结，眼看国亡而不能救，家破而不能复，因而忧思怨思，郁郁终古。他将老宅命为天潮阁，还有一层深意，即“天潮”中藏“大明”两字，实际是强烈地向世人宣示不忘故国，不事新朝的忠贞气节。时过境迁，历史早已走过几百春秋，但刘坊的气节仍为人们称道，他的存在早已成为上杭文人的象征。当我们翻开集国恨家仇于一身的《天潮阁集》，阅读那些充满兴亡之感、故国之思、悲愤之情，闪烁着民族气节光芒的诗篇时，我们依然动容、依然崇敬、依然自豪如斯。他犹如一束来自天外的光芒，照亮了混沌的世俗生活；他犹如一株寒风怒放的腊梅，对着冰冷的世界绽放自己的高洁；他犹如落叶之后的枝条，愤怒地对抗沉默的天空。
&&& 而距离刘坊更早一百多年前，也有一位令人尊崇的上杭人，他的气节同样照亮了小城的天空。梁乔，字迁之，号静轩，上杭城关人，明弘治五年(1492年)中举，十五年中进士。正德初，授刑部主事，曾与同职官员共同上疏弹劾太监刘瑾。但几次上奏均无着落，梁乔便单独面奏，因而触怒武宗，武宗下令将其投入锦衣卫监狱。梁高声大喊：如能阻止阉官不法行为，就是死也没什么可惜的，哪里还怕入监禁坐牢？武宗便下令将其枷锁在朝外示众，许多官员十分同情。经保释后，他调为兵部郎中，后任绍兴府知府。任职期间，爱民如子，深得百姓拥戴。后因对官场失去信心，以母年高体弱辞职归里，细心侍奉老母。母死，哀毁成疾，因筑小楼，闭门谢客苦读二十余年，从不干谒公门，淡泊名利，深得人们赞誉。就是这样一位梁乔，没有人为他立牌坊，也没有人为他写大传，却永远活在上杭百姓心中。我们为有这样一位先辈而自豪，为他的凛然正气所感动。翻开厚厚的县志，丘弘、郭资、李鲁、李梦登、邓瀛等一大批所梁乔这样的先贤，像一串串闪烁着光芒的珍珠，照亮了上杭历史的天空。
&&& 正是刘坊、梁乔这样有着可贵的文人风骨、轩昂气度的上杭先贤，影响着后人的人生取向和心灵世界，构成了上杭城市淡泊明志、独立特行、一腔正气的性格特征。在新建瓦子街的中间，保留着始建于明嘉靖年间的太忠庙。留存至今的太忠庙不过是一座五六十平米的平房，进了大门就是一个大厅，简单而古朴。它的建立是为纪念唐代“安史之乱”时期著名的英雄张巡而建的。如今在多地方已不见太忠庙的痕迹，而上杭独独保存完好，这便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走近太忠庙，我们可以看到一幅震撼人心的对联。上联为千载睢阳留碧血，下联为万家玉烛照丹心，横披是天地正气。这幅对联既写出了张巡的英雄壮举，反映了上杭人崇尚英雄、崇尚正义的情感特征。那些流存于人们心中的先贤，以他们的思想、言行影响着城市心灵的走向，他们是城市的脊梁，也是城市灵魂的重要构成。而建筑庙宇以纪念英雄，则是使这种情感大众化，英雄变成了普通百姓的一种榜样，英雄的壮举成为一种指导性的行为规范。从建筑到人，从人到人的心灵，一代又一代人就在潜移默化中找到心灵的归宿，找到人生的坐标，他们是城市的主体，也是城市的基石。城市的性格也由此产生。
&&& 在临江的古城墙边，坚固的城砖泛着青绿，它的坚守已成为城市的一种姿态。它安详地站立在那里，厚重而沉默，任时光喧嚣，任岁月蹉跎。作为城市的一部分，它的性格是自信，它相信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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