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追悼志摩》中，如何看待胡适对徐志摩的评价？ - 知乎2被浏览348分享邀请回答暂时还没有回答，开始写第一个回答1 个回答被折叠（）胡适《追悼志摩》
胡适《追悼志摩》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再别康桥》）
志摩这一回真走了！①可不是悄悄的走。在那淋漓的大雨里，在那迷蒙的大雾里，一个猛烈的大震动，三百匹马力的飞机碰在一座终古不动的山上，我们的朋友额上受了一下致命的撞伤，大概立刻失去了知觉。半空中起了一团天火，像天上陨了一颗大星似的直掉下地去。我们的志摩和他的两个同伴就死在那烈焰里了!
我们初得着他的死信，都不肯相信，都不信志摩这样一个可爱的人会死的这么惨酷。但在那几天的精神大震撼稍稍过去之后，我们忍不住要想，那样的死法也许只有志摩最配。我们不相信志摩会“悄悄的走了”，也不忍想志摩 会死一个“平凡的死”，死在天空之中，大雨淋着，大雾笼罩着，大火焚烧着，那撞不倒的山头在旁边冷眼瞧着，我们新时代的新诗人，就是要自己挑一种死法，也挑不出更合式，更悲壮的了。
志摩走了，我们这个世界里被他带走了不少云彩。他在我们这些朋友之中，真是一片最可爱的云彩，永远是温暖的颜色，永远是美的花样，永远是可爱。他常说：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们也不知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可是狂风过去之后，我们的天空变惨淡了，变寂寞了，我们才感觉我们的天上的一片最可爱的云彩被狂风卷去了，永远不回来了！
这十几天里，常有朋友到家里来谈志摩，谈起来常常有人痛哭，在别处痛哭他的，一定还不睡。志摩所以能使朋友之样哀念他，只是因为他的为人整个的只是一团同情心，只是一团爱。叶公超先生说：“他对于任何人，任何事，从未有过绝对的怨恨，甚至于无意中都没有表示过一些憎嫉的神气。”陈通伯先生说：“尤其朋友里缺不了他。他是我们的连素，他是粘着性的，发酵性的。在这七八年中，国内文艺界里起了不少的风波，吵了不少的架，许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的不能见面。但我没有听见有人怨恨过志摩。谁也不能抵抗志摩的同情心，谁也不能避开他的粘着性。他才是和事老，他有无穷的同情，他总是朋友蹭的‘连索’。他从没有疑心，他从不会妒忌，使这些多疑善妒的人们十分惭愧，又十分羡慕。”
他的一生真是爱的象征。爱是他的宗教，他的上帝。
我攀登了万仞的高冈，
荆棘扎烂了我的衣裳，
我向飘渺的云天外望--
上帝，我望不见你--
我在道旁见一个小孩，
活泼，秀丽，褴褛的衣衫，
他叫声“妈”，眼里亮着爱--
--上帝，他眼里有你--
（《他眼里有你》）
志摩今年在他的《猛虎集自序》里曾说他的心境是“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这句话是他最好的自述。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
社会上对于他的行为，往往有不能谅解的地方，都只因为社会上批评他的人不曾懂得志摩的“单纯信仰”的人生观。他的离婚和他的第二次结婚，是他一生最受社会严厉批评的两件事。现在志摩 的棺已盖了，面社会上的议论还未定。但我们知道这两件事的人，都能明白，至少在志摩的方面，这两件事最可以代表志摩的单纯理想的追求。他万分诚恳的相信那两件事都是他实现他那“美与爱与自由”的人生的正当步骤。这两件事的结果，在别人看来，似乎都不曾能够实现志摩的理想生活。但到了今日，我们还忍用成败来议论他吗？
我忍不住我的历史癖，今天我要引用一点神圣的历史材料，来说明志摩决心离婚时的心理。民国十一年三月，他正式向他的夫人提议离婚，他告诉她，他们不应该继续他们的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结婚生活了，他提议“自由之偿还自由”，他认为这是“彼此重见生命之曙光，不世之荣业”。他说：“故转夜为日，转地狱为天堂，直指顾间事矣。……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这信里完全是青年的志摩的单纯的理想主义，他觉得那没有爱又没有自由的家庭是可以摧毁他们的人格的，所以他下了决心，要把自由偿还自由，要从自由求得他们的真生命，真幸福，真恋爱。
后来他回国了，婚是离了，而家庭和社会都不能谅解他。最奇怪的是他和他已离婚的夫人通信更勤，感情更好。社会上的人更不明白了。志摩是梁任公先生最爱护的学生②，所以民国十二年任公先生曾写一封很长很恳切的信去劝他。在这信里，任公提出两点：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帖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任公又说：“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沈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悒忄宅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呜呼志摩，可无惧耶！可无惧耶！（１２年１月２日信）”
任公一眼看透了志摩的行为是追求一种“梦想的神圣境界”，他料到他必要失望，又怕他少年人受不起几次挫折，就会死，就会堕落。所以他以老师的资格警告他：“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
但这种反理想主义是志摩所不能承认的。他答复任公的信，第一不承认他是把他人的苦痛来换自己的快乐。他说：“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而然哉？第二，他也承认恋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他不能不去追求。他说：“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他又相信他的理想是可以创造培养出来的。他对任公说：“嗟夫吾师！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朗照我深奥之灵府。而庸俗忌之嫉之，辄欲麻木其灵魂，捣碎其理想，杀灭其希望，汙毁其纯洁！我之不流入堕落，流入庸懦，流入卑污，其几亦微矣！”
我今天发表这三封不曾发表过的信，因为这几封信最能表现那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徐志摩。他深信理想的人生必须有爱，必须有自由，必须有美；他深信这种三位一体的人生是可以追求的，至少是可以用纯洁的心血培养出来的。--我们若从这个观点来观察志摩一生，他这十年中的一切行为就全可以了解了。我还可以说，只有从这个观点上才可以了解志摩的行为；我们必须先认清了他的单纯信仰的人生观，方才认得清志摩的为人。
志摩最近几年的生活，他承认是失败。他有一首《生活》的诗，诗暗惨的可怕。
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
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
手扪索着冷壁的粘潮，
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
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
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
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
（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他的失败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的失败。他的追求，使我们惭愧，因为我们的信心太小了，从不敢梦想他的梦想。他的失败，也应该使我们对他表示更深厚的恭敬与同情，因为偌大的世界之中，只有他有这信心，冒了绝大的危险，费了无数的麻烦，牺牲了一切平凡安逸，牺牲家庭的亲谊和人间的名誉，去追求，去试验一个“梦想之神圣境界”而终于免不了惨酷的失败，也不完全是他的人生观的失败。他的失败是因为他的信仰太单纯了，而这个世界太复杂了，他的单纯的信仰禁不起这个现实世界的摧毁；正如易卜生的诗剧Ｂｒａｎｄ里的那个理想主义者，抱着他的理想，在人间处处碰钉子，碰的焦头烂额，失败而死。
然而我们的志摩“在这恐怖的压迫下”，从不叫一声“我投降了”--他从不曾完全绝望，他从不曾绝对怨恨谁。他对我们说：“你们不能更多的责备。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是好的。”（《猛虎集自序》）是的，他不曾低头。他仍旧昂起头来做人；他做事，他总是仍旧那样热心，仍旧那样高兴。几年的挫折，失败，苦痛，似乎使他更成熟了，更可爱了。
他在苦痛之中，仍旧继续他的歌唱。他的诗作风也更成熟了。他所谓“初期的汹涌性”固然是没有了，作品也减少了；但是他的意境变深厚了，笔致变淡远了，技术和风格都更进步了。这是读《猛虎集》的人都能感觉到的。
志摩自己希望今年是他的“一个真的复活的机会”。他说：“抬起头居然又见到天了。眼睛睁开了，心也跟着开始了跳动。”我们一班朋友都替他高兴。他这几年来想用心血浇灌的花树也许是枯萎的了；但他的同情，他的鼓舞，早又在别的园地里种出了无数的可爱的小树，开出了无数可爱的鲜花。他自己的歌唱有一个时代是几乎消沉了；但他的歌声引起了他的园地外无数的歌喉，嘹亮的唱，哀怨的唱，美丽的唱。这都是他的安慰，都使他高兴。
谁也想不到在这个最有希望的复活时代，他竟丢了我们走了！他的《猛虎集》里有一首咏一只黄鹂的诗，现在重读了，好像他在那里描写他自己的死，和我们对他的死的悲哀：
等候他唱，我们静着望，
怕惊了他。
但他一展翅
冲破浓密，化一朵彩雾：
飞来了，不见了，没了！！
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热情。
志摩这样一个可爱的人，真是一片春光，一团火焰，一腔热情。现在难道都完了？
决不--决不--志摩最爱他自己的一首小诗，题目叫做“偶然”，在他的《卞昆冈》剧本里，在那个可爱的孩子阿明临死时，那个瞎子弹着三弦，唱着这首诗：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芒
朋友们，志摩是走了，但他投的影子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他放的光亮也会永远在人间，他不曾白来了一世。我们有了他做朋友，也可以安慰自己说不曾白来了一世。我们忘不了和我们在那交会时互放的光芒！
二十年，十二月，三夜（同时在北平《晨学园》发表）
①本文选自《新月》４卷１期。胡适曾与徐志摩一起创办过《现代评论》周刊、新月书店和《新月》月刊，两人有着浓厚的情谊。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１９日，徐志摩因所乘飞机失事遇难，１２月３日，胡适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下了这篇追悼文章。
②梁任公先生：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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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陆小曼婚恋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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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世中 来源：
徐志摩与陆小曼
日（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订婚，同年10月3日结婚。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徐、陆的婚恋一直受到社会的关注，对他们的结合有各种不同的态度和评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梁启超、胡适之和周作人。
一、三种不同态度：痛斥、支持、理解
1.“不道德之极”：梁启超的痛斥
徐志摩为梁启超所重，故特请任公为证婚人。梁任公认为徐、陆的结合是“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故于婚庆证婚时，对新婚夫妇严厉地训斥了一番。
民国15年（1926年）10月4日，梁启超给女儿梁令娴信中说：
我昨天做了一件极不愿意做之事，去替徐志摩证婚。他的新妇是与志摩恋爱上，他才和原配离婚，实在是不道德之极……我在礼堂演说一篇训词，大大教训一番，新人以及满堂宾客无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闻之婚礼矣。今把训词稿子寄给你们一看。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冲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徐志摩这个人其实聪明，我爱他，不过此次看着他陷于灭顶，还想救他出来，我也有一番苦心。（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梁启超在婚礼上，对徐志摩、陆小曼的训斥，在当时曾轰动了北京城，参加婚礼的来宾听了均感“不好意思”，徐志摩也“面红耳赤”，“忍着惭怍”。磊庵在《谈徐志摩》中这样形容：
志摩各方面安排妥当，即与小曼举行婚礼，并请梁任公为证婚人。梁是志摩的老师，在婚礼进行中，他引经据典的大训大骂，志摩自然听得面红耳赤，就是旁人也觉得不好意思，同时均认为任公在这大庭广众之间发着一套威风未免过火。志摩只好忍着惭怍，亲自趋前，向老师服罪，并觳觫的说：“请老师不要再讲下去了，顾全弟子一点面子吧。”梁听了这话，大概也自觉讲得过于不堪，也就此收煞。
2.“美、爱、自由”的追求：胡适的支持
胡适是徐志摩绝好的朋友，对徐、陆的婚恋，持同情、支持的态度。
徐志摩于1931年因飞机失事遇难以后，胡适写了《追悼志摩》，为徐志摩、陆小曼的婚恋辩解：
社会上对于他的行为，往往有不能谅解的地方，都只因为社会上批评他的人不曾懂得志摩的“单纯的信仰”的人生观。他的离婚和他的第二次结婚，是他一生最受社会严厉批评的两件事。现在志摩的棺已盖了，而社会上的议论还未定。但我们知道这两件事的人，都能明白，至少在志摩的方面，这两件事最可以代表志摩的单纯理想的追求。
胡适在文章中对徐志摩的“单纯的信仰”或“理想的追求”具体化为“三个大字：爱、自由、美”：志摩有单纯的信仰，在他的信仰里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
对胡适的这种“辩解”，梁实秋持异议。梁在《谈徐志摩》里说：
把自己的生命与前途，寄托在对“爱、自由、美”的追求上，而“爱、自由、美”又由一个美艳女子来做象征，无论如何是极不妥当的人生观。
3.小德逾闲无关重要：周作人的理解
周作人对梁启超的痛斥与胡适的辩解均持回避态度，但他认为，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恋，在“小德”上还是有些问题的。周在《志摩纪念》一文中说：
关于志摩的私德，适之有代为辨明的地方，我觉得这并不成为什么问题。为爱惜私人的名义起见，辨明也可以说是朋友的义务，若是从艺术方面看去，这似乎无关重要……但总之小德逾闲与否，于其艺术没有多少关系。
周作人所谓“小德逾闲”，即言徐、陆的婚恋在私德、小德上，是超越了界限，只不过尚非大节上的问题，且与艺术创作也没有多少关系。言下既不主张痛斥，也不主张曲为辩解”。
二、对三种不同态度的论析
1.是“小德逾闲”还是“大德有亏”？
徐志摩在没有正式离婚之前，就狂热追求陆小曼（早些时候，还有林徽音）。在婚姻关系上，应是一种“缺德”的行为。
1922年3月，徐向张幼仪“提议”离婚，但直至10月回国时，徐、张并没有离婚，仍然住在一起。他们的儿子彼得，在他“提议”离婚后的第3个月才出生；约当6月下旬或7月初，而10月徐志摩离开张幼仪和儿子回国时，也还没有离婚。日，徐志摩再到柏林时，彼得已经死了一个星期，他同张幼仪仍然住在一起，并没有离婚。他在《我的彼得》中说：
彼得我爱，我说过我是你的父亲。但我最后见你的时候，你才不满4月。这次我来欧洲，你已经早一个星期回去，我见着你的只是你的遗像，那太可爱，与你的一撮遗灰，那太可惨……你是不认识你父亲的，彼得，虽则我听说他的名字常在你的口边，他的肖像也常受你小口的亲吻，多谢你妈妈与你大大的慈爱与真挚，她们不仅永远把你放在她们心坎的底里，她们也使我知道你，认识你，爱你，也使你的形象，活泼、美慧、可爱，永远镂上了我的心版……
从这叙述中，可以看出徐志摩对张幼仪和死去的孩子是充满感情的。证以3月26日，志摩给小曼信中对张幼仪的称赞，即可知徐、张的感情纽带尚在：
C（指张幼仪）可是一个有志气有胆量的女子，她这两年来进步甚多，独立的步子已经站得稳，思想确有通达……她现在真是“什么都不怕”，将来准备丢几个炸弹，惊惊中国鼠胆的社会，你们看吧！
从徐志摩对张幼仪的评价，对他们母子的感情来看，我们似乎可以说，如果不是陆小曼最终背弃了王赓，投入徐志摩的怀抱，徐志摩未必同张幼仪离婚。
可是，徐志摩一方面仍与张幼仪同居，另一方面却已经在狂追陆小曼了。其3月10日致小曼的信中，竟十分肉麻地向她求爱：
只要你一句话出口，什么事我都干！为你，我抛弃一切只是本分；为你，我还顾得什么性命与名誉……你多美呀，我醉后的龙……使我觉着一种逼迫赞美与崇拜的激震，使我觉着一种美满的和谐——龙，我的至爱。
这种玩弄感情，且不顾刚刚死了儿子的伤痛，如许狂热地追求另一个有夫之妇。“夺人之妻”，不能认为只是“小德”，而是非常“缺德”的行为！
陆小曼的丈夫王赓是一个从美国留学归国的学者和官员。无锡人，比陆小曼大7岁，比徐志摩大1岁。1911年清华毕业保送美国留学，1915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学士。后转入西点军校学习军事，希望能拯救祖国。1918年毕业，回国任职于陆军部，旋又出席“巴黎和会”，任上校武官。他对和会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支持我代表团拒绝在和会决议上签字，以抵制英、美、法等国对我国的不公正待遇，抗议日本侵占我国领土的无理要求。会后又帮助当时的外交部翻译了许多长篇文章，一时被国人誉为“文武全才”的外交官。
王赓因表现优秀，被陆小曼的父母看上了。1922年，王家将小曼嫁给王赓，这年小曼19岁。陆小曼性格爽朗，喜交际，喜跳舞；王赓则将大部分时间用在读书、学问和工作上。
徐志摩与王赓，早在美国时就认识。1924年，徐志摩又同王赓有了往来，成了王家的常客；同时与陆小曼相识，开始频频往来。其间，王赓因被任命为哈尔滨警察局局长，携小曼同至哈市。但陆小曼在京城有许多朋友，尤其是她的跳舞和交际使她名满京城。她不甘心在哈尔滨的寂寞，就回到北京，夫妻两人暂时分处两地，这就为徐志摩提供了狂热追求的一个极好的时机。
徐志摩狂热的追求，王赓和陆小曼父母开始均持反对态度。徐志摩步步“紧逼”，鼓动小曼不要做“一只洁白美丽的稚羊，让那满面横肉的屠夫擎着利刀向着它刀刀见血的蹂躏谋杀”。他把王赓比作“屠夫”，而小曼是一只“稚羊”；鼓动她离开“一个庸懦兼残忍的丈夫”。同时，把小曼的父母比作看着屠夫宰羊的“看客”，是“一对庸俗的父母”。（致小曼信）
经不起徐志摩的挑动，1925年底，陆小曼终于与王赓解除了维持4年的婚姻，离婚时陆小曼年仅23岁。当时徐志摩还在国外，接到小曼解除婚约的信件以后，于日（年初九）给小曼的信中说：“你我的好事，到今天才算磨出了头”；极表自己心中的“欢畅”，其信末落款即写道：“你的欢畅了的摩摩”。
中国俗语说：“杀父夺妻，乃不共戴天之仇。”又说：“朋友之妻不可欺！”徐志摩之硬夺王赓之妻，拆散、破坏朋友的家庭，是为“小德逾闲”，抑“大德有亏”，是十分明白的事。
据说，陆小曼其时已经怀孕，但经不起徐志摩的狂追和诱惑，偷偷跑到德国人开的医院，将自己同王赓的骨肉打掉。由于手术不好，落下终身不能怀孕的结局，是亦可悲耶夫！
2.是爱、自由、美，还是夺人之妻？
胡适与徐志摩是很要好的朋友，对徐的“缺德”行为，每每加以曲意辩解。但令人费解的是，胡适对自己与江冬秀的订婚、结婚，即使心中如何不愿意，却仍严守“旧道德”而不敢离婚，并且不赞同自由恋爱与结婚，甚至认为中国宗法婚姻，绝胜美国伦理的个人主义色彩。胡适认为，中国的婚姻是“名分”所造的，西方的婚姻是男女双方“自造”（self-made）的,而“名分”所造的婚姻，对于家庭生活的长久性更有保证。（日《关于中国婚制的演讲》）
胡适留学美国，政治思想上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可是，处在五四新旧思想交替的特定时期，胡适既有新思想，但在家庭与个人生活中，却坚持东方型的思想道德。胡适曾说：
吾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西方人。
可是对于徐志摩与陆小曼，胡适竟鼓励他们遵从“西方人”处理家庭婚姻的方式，殆不可解。
原来当时胡适正与曹诚英在杭州烟霞洞同居，曹因此而怀孕，胡也正准备同江冬秀离婚，只是由于江冬秀以杀死两个儿子进行威胁，才中止离婚，迫使曹诚英堕胎。胡适心中非常痛苦，这年的旧历七月七，他写了《鹊桥仙》：“双星仍旧隔银河，难道是相风嫌早”：“学他一岁一相逢，那便是天孙奇巧”。胡适婚外恋爱的失败，心中很受刺激，转而支持徐志摩拼命追求陆小曼，希望徐、陆的成功，作为自己婚外情失败的心理补偿。
胡适原是一个讲求良心的人，他在日记中说：
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按：指胡母定下与江冬秀的婚约），使母亲、岳母、冬秀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
然而，对于徐志摩抛弃张幼仪和孩子，他并没有想到徐志摩的“良心”会遭到怎样的“责备”。不仅如此，胡适还成为徐、陆之间的“红娘”。日，徐志摩在给陆小曼的信中就透露了此中消息：
适之说，娘（按：指陆小曼的母亲）疑心我的信激成你的病的，常在那里查问……适之真是“解人”，要不是他，岂不是你我在两地干着急，叫天天不应的多苦！现在有他做你的“红娘”，你也够荣耀，放心烧你的夜香吧！
由于胡适的从中帮助，徐志摩对陆小曼的进逼也加快了步伐。同一封信，徐志摩就有恃无恐地向陆小曼提出“快刀斩乱丝”，加紧向王赓提出离婚。看来在促成陆小曼同王赓离婚，转而与徐志摩结合，胡适是一个重要的推手。难怪，他要向梁启超“说情”，让梁为徐、陆证婚。事后，又多次为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恋辩解。
揭示了胡适的“推手”身份，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对于破坏别人家庭幸福的一桩并不光彩的婚恋，胡适却能以“单纯的信仰”、“单纯理想的追求”，曲为滥情的徐志摩辩解，并给徐罩上一顶“美、爱、自由”的光彩夺目的桂冠。
原来，徐志摩回国之后，便以王赓朋友的身份，追求陆小曼，当时，梁任公已经觉察到了。日，梁给徐志摩写了一封信，告诫他“万不容以他人之痛苦，易自己之快乐”；指出他的婚外恋爱不过是一种“幻象”，一种“梦想的神圣境界”。梁启超在信的结尾极其感慨地说：
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之态度，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沉迷于不可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悒侘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呜呼志摩，可无畏耶？
然而，对梁任公之“堕落至不复可自拔”的谆谆告诫，徐志摩只当作耳边之风。
3.“暗惨”与“幻灭”，自投苦恼的罗网
徐志摩最终走向毁灭，虽说是一种偶然，但与他的滥情、婚姻不道德，破坏别人夫妻关系有着极大的关系。
徐志摩为什么身居上海却一再飞往北京，以至于飞机失事而丧生？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徐志摩虽然与陆小曼生活在上海，但是初恋、初婚的热烈感情很快就消退了，徐志摩又自作“非非之想”，恋起林徽因。
日早8时，徐志摩搭乘中国航空公司“济南号”邮政飞机由南京北上，他要参加当天晚上林徽因在北平协和小礼堂为外国使者举办“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演讲会……徐志摩生命的结束，竟然是为了赶到北京去听林徽因关于古建筑的一场讲演。这种说法应该是有根据的，徐在飞机失事遇难前，曾为林徽因写了一首《你去》的诗，这里选择数言：
你先走，我站在此地望着你，放轻些脚步，别叫灰土扬起，我要认清你远去的身影，我就叫响你的名字，不断地提醒你，有我在这里为消解荒街与神丸的荒凉，目送你归去。
不，我自有主张，你不必为我忧虑……你不必焦心，我有的是胆，凶险的途程不能使我心寒。
等你走远了，我就大步向前，这荒野有的是耶夜露的清鲜；也不愁愁云深裹，但须风动，云海里便波涌星斗的流汞；更何况永远照彻我的心底；有那颗不夜的明珠，我爱你！
这诗，分明是与陆小曼婚后感情疏淡，又一次准备追逐林徽因，寻觅“婚外情”。
第二种：陆小曼染上吸毒，生活极度奢侈，无限度花费，使徐志摩穷于应付。胡适劝他移居北平，收入较高，陆小曼又迟迟不肯答应北上，他只好每周飞往北平，在大学兼课……结果飞机失事而丧生。
梁实秋对徐志摩婚后的境遇，有这样的评述：
志摩临死前几年的生活，确是濒临腐烂的边缘，不是一个敏感的诗人所能忍受的，所以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上海跑到北平。
胡适后来也不得不承认，徐志摩与陆小曼婚后并不幸福，生活过得“暗惨可怕”。他在《追悼志摩》一文中说：“志摩最近的生活，他承认失败，他有一首《生活》的诗，诗的情调，暗惨得可怕”：
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
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
在妖魔的脏腑里挣扎，
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
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
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
很明显，这一条生活的“甬道”，来自徐、陆的婚姻，完全是咎由自取。对于这一点，徐志摩后来已经领悟到梁任公告诫的先见之明。他在《自剖》一文中说得很悲痛：
个人最大的悲剧是设想一个虚无境界来谬骗自己，骗不到底的时候，你就得忍受“幻灭”的莫大痛苦。
蔡元培为徐志摩写了挽联：
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
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生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飞机失事，自是“偶然”，但偶然中有必然：试想，如果不是为了赶赴北平听林徽因的演讲；如果不是因为陆小曼吸毒，生活奢侈，有必要乘坐飞机到北平兼课吗？如果不是缺德滥情，“多所恋爱”，会有这样的结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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