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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尝试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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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代表作《尝试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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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胡适代表作《尝试集》2015年9月22日阅读胡适代表作《尝试集》，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中国现代文学馆编，华夏出版社2011重印，P154-155;悦享见证，感谢坚持读。P154：人力车夫&“车子！车子！”车来如飞。客看车夫，忽然心中酸悲。客问车夫：“你今年几岁？拉车拉了多少时？”车夫答客：“今年十六岁，拉过三年车了，你老别多疑。”客告车夫：“你年级太小，我不坐你车，我坐你车，心中惨凄”车夫告客：“我半日没有生意，又寒又饥。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我年纪小拉车，警察还不管，你老又是谁？”客人点头上车，说：“拉到内务部西！”&P155:老鸦&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人家讨厌我，说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欢喜！&天寒风紧，无枝可栖。我整日里飞去又飞回，整日里又寒又饥。——我不能带着哨儿，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飞；不能叫人家系在竹竿头，赚一把小米！&&&&&（注：老鸦发表于1917年12月11日《新青年》四卷一号，收入《尝试集》。读胡适的文字，不温不热，觉得自然妥贴，又不失自由的精神和独立性；有些文字如娓娓道来的讲述，如《人力车夫》，讲述了现实生活的诸多无奈和悲凉，前些年有人提议国家政府监管农村未成年人进城务工，特别是那些高危作业-----其情形如胡适所言啊。真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了：历史有惊人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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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胡适写作白话诗出版《尝试集》？
胡适的《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白话诗集，出版于一九二〇年三月。
钱玄同在初版《尝试集》序言中说：“适之是中国现代第一个提倡白话文学——新文学——的人。”确是如此。早在一九〇六年，胡适就用白话为上海的《竞业旬报》写过小说和论文。他说自己写白话是从施耐庵、曹雪芹等人作白话小说上得到启发，“私心以为文言决不足为吾国将来文学之利器”，坚信白话也必然能用来写散文。写白话文几年后产生写白话诗的念头，认为用白话写的“新体诗是中国诗自然趋势所必至的”，于是他写白话诗，成为最早写白话新诗几人中的一位。
对于写诗，胡适的看法是，如白居易那样“必使老妪听解”，固然不必，但也不该“必使士大夫读而不能解”。为此，他不仅“主张用朴实无华的白描工夫”，而且很自然地主张在语言上要做到“作诗如作文”，提倡用活文字即白话写诗，反对使用“半死”的文言。一九一〇年他到美国留学，在那里写古体诗便学用西方诗歌作法，并使用外文译音，为后来写白话诗奠定了基础。
他正式写白话诗是约在此十年后。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二日，一位朋友寄给他一首题为《泛湖即事》的诗，其中的“言棹轻楫，以涤繁疴”，“猜谜赌胜，载笑载言”等句，引出他如下的议论：
诗中“言棹轻楫”之“言”字，及“载笑载言”之“载”字，皆系死字。又如“猜谜赌胜，载笑载言”两句，上句为二十世纪之活字，下句为三千年前之死句，殊不相称也。
另一友人看了这个评论，写信反驳他：“俗话白话……骤以入文，似觉新奇而美，实则无永久价值”，原因在于它“鄙俚乃不可言”，“如足下之言，则人间才智，选择，教育，诸事皆无足算，而村农伧父皆足为诗人美术家矣。”。
他七月二十二日，写了一首白话诗，戏答友人驳诘。因为他是有意作白话诗的，所以下笔就写了一千多字。这首诗是他写的第一首白话诗《答梅觐庄——白话诗》。两位朋友一致反对这首诗，一位说“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不能用之于诗”，另一位说“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他当即以陆游、黄庭坚等的诗词为例进行反驳，说：“白话入诗，古人用之者多矣”，今日白话能否入诗，在于人实验，一次失败，可以重作，失败而不再做，不是“科学的精神”。七月二十六日，他在一封信中郑重宣布：
吾志决矣，吾自此以后，不更作古言诗词。
他的白话新诗写作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从一九一六年七月到一九一七年九月，胡适写出《尝试集》第一编中的作品。诗集取名“尝试”，是证明自己尝试写白话新诗获得了成功。接着就筹划出版，想引起人们的注意，求得对自己实验成果的研究和评判，更想向人们献上“实验的精神”，希望有更多的人来进行这种尝试。
诗集出版后多次再版，胡适曾请几个朋友帮助删诗和修改诗句，修改诗句主要是想把诗句改得更像“白话”。改过之后，他觉得多数诗不算是真正的白话诗，因为它们“带着词调”，即用了“词调里的句法”，仅有《老鸦》、《你莫忘记》等十四首诗是白话新诗。他衡量“白话新诗”的标准，主要是看所用语言是否是“白话”，这说明他的创作实践跟他的理论主张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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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白话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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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与第一部新诗集（《女神》）有什么区别啊？_百度知道
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与第一部新诗集（《女神》）有什么区别啊？
我有更好的答案
找了篇相关的论文，你有兴趣就读一下，比较长。“起点”的驳议：新诗史上的《尝试集》与《女神》作者：姜涛内容提要：在新诗史上，胡适的《尝试集》与郭沫若的《女神》，都是新诗成立的奠基之作。但在回溯新诗历史起点的时候，一种微妙的争论，往往在两本诗集之间发生，而新诗的评价及历史建构机制，也就展开于其中。本文检讨了这两本诗集的历史定位过程中，读者的阅读、批评的生产以及文学史叙述的作用，从而对一般线性的新诗史叙述，提出自己的质询。
在一般的文学史叙述中，新诗发生的起点，无疑要从胡适及他的《尝试集》算起。作为新诗的“老祖宗”，是胡适垄断了新诗的发明权，《尝试集》则是第一块开山的界碑，象一块栩栩如生的化石，记录了诗体大解放的历程。这一点毋庸质疑，几乎是最基本的文学史常识。然而，在这种判断之外，另一种说法也屡见不鲜，并隐隐构成了对胡适及《尝试集》的挑战。1922年，在郭沫若的《女神》出版一周年之际，郁达夫就曾以不容质疑地口吻说：“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自《女神》始”，这一点“我想谁也该承认的”。同年，闻一多在他著名的《女神》评论中，也有类似的评价：“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其后钱杏邨、穆木天、焦孚尹、周扬等人，都先后重申过这一观点。由此，在《尝试集》和《女神》之间，一种微妙的纷争就此展开，这意味着，在回溯新诗的历史起点时，后人至少拥有了两种说法，它们在文学史上同时并存，此抑彼扬，形成一种潜在的论辩，甚至一直延续到了当代。
无庸赘言，政治风云的变动、时代语境的转换，胡适、郭沫若二人政治身份的差异，直接制约后人的态度和文学史上的座次。然而，除了外部历史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外，两部诗集地位的升沉，还是连缀着对新诗历史的整体评价。其实，除《尝试集》和《女神》以外，周作人的《小河》、沈尹默的《月夜》、朱自清的《毁灭》等作品，都曾被当作过新诗成立的标志，而与不同的起点设定相关的，是对新诗合法性的不同构想。当晚出的《女神》被设定为真正的起点，某种价值上的优劣对于时间次序的优先权也建立起来，换而言之，新诗不仅是一个历史形态，完成的只是由文言到白话的工具变革，它还包含着特定的美学诉求和历史内涵。在《女神》、《尝试集》升沉的背后，展开的是一种文学史建构机制，是对“新诗是如何成立”的这一问题的解答。因而，梳理这一“起点神话”的建构过程，便成了一项饶有意味的工作。
从时间上看，《尝试集》问世于1920年3月，而《女神》的出版则1921年8月，其间虽然相隔一年有余，但基本上可以说是“同步”发生的，并在读者的视野里，激起同样巨大的反响，共同成为早期新诗“形象”的来源。然而，在诸多共性之外，《尝试集》和《女神》对新诗“形象”的呈现，也迥然不同，而新诗发生期的某种内在张力，恰恰表现于其中。
作为“新诗”的第一个样本，胡适在《尝试集》，通过对序言、编次等环节的设计，呈现了白话新诗从古典格律诗体中，如何一步步脱茧、解放的过程，工具层面的新/旧、白话/文言的冲突，也成为辨识胡适及早期新诗形象的主要尺度。但在工具意义的变革之外，《尝试集》另一个争议之处，还在于对某种既定的“诗”标准的反叛。从早年的提出的“作诗如做文”的方案，到后来对所谓“诗的经验主义”的解说，打破诗文界限的努力，一直贯穿了胡适的新诗言论及实践。无论是以平白、朴素的口语，代替“风花雪月、娥眉、朱颜，银汉、玉容”等所谓“诗之文字”，还是在诗中包容说理、叙事等因素，对一般“诗美”规范的反动，的确为早期新诗带来了清新的活力和历史包容力，并成为新诗人们普遍分享的倾向，以致在后人看来，“非诗化”已成为以《尝试集》为代表的早期新诗的基本特征。应当指出的是，这一“非诗化”取向，不仅有违一般读者的阅读期待，而且与当时正在广泛传播的现代纯文学观念，形成了暗中的抵牾，有关《尝试集》的众多非议，也大半由此产生。一方面，由于“诗体的大解放”而备受尊崇；另一方面，又由于废黜了“诗美”而备受指摘，《尝试集》的文学史形象，可以说颇为尴尬。
与《尝试集》相比，异军突起的《女神》，则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出品，呈现了新诗的另一种“面目”，无形中构成了新诗发生的另一极。虽然《女神》中若激昂扬厉的狂放书写，最为强烈地冲击了传统“诗形”。但还应看到的是，《女神》同时也是一部高度“非散文化”、甚至是“雕琢粉饰”的作品，在音节、用词及结构方面，都是相当考究的。辞藻的华美，大体均齐的格式和韵脚，以及诗歌经验的“非日常性”，都是其显著的特征，并与当时流行的散文化诗风区别开来。苏雪林在30年代就说：白话诗初起，排斥旧辞藻，力主白描，“但诗乃美文之一种”，“官能的刺激，特别视觉、听觉的刺激，更不可少”，郭沫若的诗篇中充满了“心弦”、“洗礼”、“力泉”、“音雨”、“生命的光波”、“永远的爱”等夸张的欧化辞藻，恰好满足了了这种期待。有意味的是，在“阅读期待”的部分满足中，一些敏锐的读者，开始将《尝试集》和《女神》，在“诗”的维度上有意对照起来。
20年代初，还是一名文学青年的诗人冯至，就是狂热的新诗读者中的一员，后来他回忆说：当时“胡适的《尝试集》，康白情《草儿》，俞平伯《冬夜》，我都买来读，自己也没有判断好坏的能力，认为新诗就是这个样子。后来郭沫若的《女神》、《星空》和他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相继出版，才打开我的眼界，渐渐懂得文艺是什么，诗是什么东西。”在冯至这里，“好”与“坏”，“诗”与“非诗”的区分，是显现于《女神》与以《尝试集》为代表的“亚东系列诗集”之间。在另外读者那里，《女神》与《尝试集》之间的这种对峙关系，表露得更为明显，施蛰存曾用一个暑假反复研读《尝试集》，结果是对于胡适的新诗起了反对，而《女神》出版后，在读到第三遍时，就“承认新诗的发展是应当从《女神》出发的。”记录类似感受的材料，还有很多，这里不再一一引述，但不难看出，对《尝试集》的贬损与对《女神》的推崇，是交织在一处的，构成了一种判断的正反两面，它指向的是新诗的历史起点的确认，即：在所谓“诗”的前提下，《女神》是新诗合法的起点，而《尝试集》所代表的，仍是新诗处于历史遮蔽下的某种未完成状态。一种诗歌史意义的区分话语，已经被引申出来。其实，在《女神》出版第二天，郑伯奇就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就发表了书评，开宗明义地指出了这一点：在《女神》之前，新诗集也出过两三部，数量很少，“说句不客气的话，艺术味也不大丰富”。新与旧的基本矛盾，在这里已隐没，代之以“艺术味”的有无。
在读者的阅读中，《女神》与《尝试集》的对峙关系，已表明新诗历史“坐标系”的转换。当然，随着新诗的展开，以及合法性标准的推移，《女神》和《尝试集》都被渐渐推向历史的封存处，但在后人的论说中，两本诗集的投影仍时隐时现，臧否褒贬之声始终不断。作为开山之作，《尝试集》的影响无疑十分深远，在某种意义上规划了新诗的基本道路。有意味的是，这种影响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新诗史上屡屡不绝的抨击与诋毁，很多新诗人在确立自己诗歌起点时，似乎都要向前回溯，以咒骂《尝试集》为开端，这恰恰从反面验证着“起点神话”重要性所在。成仿吾说：“《尝试集》里本来没有一首诗。”朱湘的评价与其类似，认为《尝试集》中“没有一首不是平庸的。”而穆木天则干脆将胡适定为中国的新诗的运动中最大的罪人。这些发言，后来被广泛引用，构成了《尝试集》的基本文学史形象。值得指出的是，它们依据的标准虽各有不同（浪漫诗学的“情感表现”，象征主义的含蓄、暗示，以及对形式格律的强调，都是评价的尺度），但一个共同之处，都是从所谓“诗”的角度废黜《尝试集》的合法性，从而重新构想新诗的方向。
与《尝试集》备受责难的命运相比，《女神》则声誉愈隆，对其作为新诗另一起点的强调，也多有回响。除上文引述的郁达夫、闻一多20年代初的说法外，对《尝试集》毫不留情的朱湘，从郭沫若对“诗”的特殊拓展入手，认为“他的这种贡献不仅限于新诗，就是旧诗与西诗里面也向来没有看见过这种东西的”；虽然，对于《女神》并非一片叫好之声，批评之声也时有传来，与《尝试集》一样，也往往被当作是艺术上已被超越的存在，无法在更新的美学尺度上引起后人的共鸣。但从总体上看，在后人眼中《女神》的价值是凌驾《尝试集》之上的，即使是与胡适交好的陈源，在其《新文学运动以来十部著作》，也列出《女神》、《志摩的诗》作为白话诗的代表，胡适却仅举其“文存”，而《尝试集》却榜上无名。上述种种观感、印象以及判断，在创造社的后期盟友钱杏邨那里，凝结为一个极为夸张的结论：“《女神》是中国诗坛上仅有的一部诗集，也是中国新诗坛上最先的一部诗集”。在这里，不仅《尝试集》“第一”的位置被取代，其他新诗集的地位也随之被一笔勾销。
上述批评言论，出自不同的立场，与发言者所处的文坛位置、所属的文学阵营，也有直接的关联，但它们却影响着后人的历史想象，对文学史图像的形成，起到不可忽视的奠基作用，《尝试集》与《女神》的对峙，也曲折地投射于新诗史线索的勾勒中。作为新诗的第一本出品，《尝试集》的开端地位似乎是不可动摇的，大多文学史叙述，在论及新诗时，都要从《尝试集》起笔，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就称《尝试集》是“我们第一部新诗集”。 直至王瑶，该说法也未改变。这一点似无需多言。相比之下，有关《女神》的历史定位却莫衷一是。
在相关的评论中，《女神》多次被推为新诗合法的起点，然而，价值的判定却无法替代历史的实证逻辑，虽然围绕郭沫若和胡适谁是白话新诗“第一人”的问题，有过不少的讨论，但《女神》晚出的事实，却决定在一般的文学史描述中，上述《女神》作为起点的说法并不多见，常见的描述仍是将《女神》，定位于新诗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具体说来，大致有以下三类：
第一类描述，只是将《女神》当作新诗发生期的一部重要作品，其文学史地位没有被特别地突出，如在30年代谭正璧的《新编中国文学史》中，郭沫若只被当作“无韵诗”作者中的一员，名字与汪静之、康白情、俞平伯同时出现；与此相关的是，在很多论者眼里，与《女神》相对峙的不是胡适的《尝试集》，而是康白情的《草儿》。在此类描述中，《女神》的形象，仍是呈现于新诗发生的整体进程中，并未被鼓吹为另起炉灶式的起点。
第二类描述，虽然强调《女神》的特殊性地位，但它往往是作为新诗史的某种“异端”，而被引入讨论的，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的说法，最具代表性：他沿着新诗发展的时间线索，从胡适到康白情、到湖畔派，再到冰心和白采，一路说下去，到了最后才补充写到：“和小诗运动差不多同时，一支异军突起于日本留学界中，这便是郭沫若氏。”言外之意，“以抒情为本”的《女神》，是新诗主线之外旁逸的一条分支。这种印象也沈从文设计的 “分期表”中体现出来，在沈从文眼中，新诗“尝试期”的代表是《尝试集》、《刘大白的诗》、《扬鞭集》，“创作期”的代表是《草莽集》、《死水》、《志摩的诗》，《女神》则独立于这一序列，因为郭沫若“不受此新诗标准所拘束，另有发展。”无论是“异军的突起”，还是“不受新诗标准所拘束”，在这一类描述中，《女神》的形象是寄托在对一般新诗逻辑的挣脱上的，但值得考虑的是，随着评价标准的变迁，“异端”往往能翻身一变，成为新的“正统”。
与前两类描述相比，最为常见、也最为重要的是第三类描述，即：将《女神》看成是新诗发展某一阶段的代表或开端。这里有从“诗体解放”的角度立论的，《尝试集》到《女神》的过程，就是“诗体大解放”实现的过程，两本“新诗集”首尾衔接成新诗的进化；另一种立论，则从20年代的诗歌形式标准出发，把《女神》被当作新诗“格律诗”阶段的起点：余冠英分新诗为前、后两期，而后期对西洋诗体的模仿，是“《女神》等集启其绪”；这一说法在赵景深、陈子展那里得到了延续，杨振声则更为直接，跨越时间的界限，郭沫若与徐志摩，并列为第二期的代表，特点也是用“西洋诗体”。在这样的分期论述中，《女神》被纳入到新诗的主流线索中，但不同的是，它标志的却是对最初向度的历史性超越和诗歌“形式”规范的复归。
如果说在这种定位中，“另一起点”的文学史地位已被暗示出来，那么最后一种描述，则直接将《女神》颁布为新诗合法成立的标志。蒲风在其著名的《五四到现在的中国诗坛鸟瞰》中，分早期新诗（年）为尝试期和形成期，而郭沫若被推为“形成期”的代表诗人。“尝试”与“形成”，这样的命名似乎在强调两个时期的地位不是均等的，前期只有发生的价值，在后一期，新诗才正式成立。同样，穆木天也不只一次断定：“‘五四’诗歌，由胡适开始，由郭沫若完成：这是我在过去论沫若诗歌时的结论；这个结论，我始终认为不错。”
表面上看，最后一种描述只是重复了许多发言者的个人判断，但有一点十分不同的是，这里显露出一种微妙的文学史构造策略，即将本来几乎是“共时”发生的诗歌向度（《尝试集》与《女神》几乎是同时出版的，先后只差一年），拉伸成“历时性”的分期，蒲风在文中对此就有说明：郭沫若的写作，虽在尝试期已有惊人成就，“不过正因为他有过惊人的成就------所以我把他位置在这里，当作这形成期的代表人之一”。这种策略的特殊性在于，对时间顺序和价值等级的有意混淆，其功能则表现为，对上文提及的价值逻辑与历史逻辑之间矛盾的解决，在历史/价值的张力中，新诗的发生的两个起点，被扭转成“开端”和“成立”的线性接替。在蒲风等人的描述中，“扭转”之力是将《女神》推后为“形成期”的代表，这种“扭转力”有时也会作用于《尝试集》上，将其挤到新诗“史前”的位置，它的价值似乎只局限在诗体的新旧过渡上。有意味的是，谭正璧在他的文学史中，还将胡适的《尝试集》与胡怀琛的《大江集》相提并论，认为都代表了“未脱旧诗词的气息”的时期。当年，胡适等人将“不新不旧”的胡怀琛排斥在正统诗坛外，但在后人那里，《尝试集》和《大江集》却归入了一类，这似乎是一个讽刺。
在这一构造策略的影响下，一种基本的文学史印象也得以形成，即：新诗的发生以及成立，是呈现于《尝试集》与《女神》之间的：一为开端，一为完成，两本几乎同时出版的诗集间，一种“进化”或“回归”的时间差被想象出来。在这种印象基础上，上述基本的文学史线索被普遍接受，并延续到了当代。众所周知，50年代以后，随着对胡适本人的批判，《尝试集》的名字一度被排斥在文学史之外，《女神》却堂皇地成为新诗的合法起点，如80年代初一位论者所说：“《女神》是中国诗坛上最先的一部诗集”的观点，“在一九五四年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以后，就广泛流行开来。”他还举出复旦大学中文系1978年《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下列说法为例：“《尝试集》是一本内容反动无聊，形式上非驴非马的东西。这个集子五花八门，象垃圾堆一样，名堂甚多，但没有一首是真正的诗，更没有一首是新诗！”甚至说“把《尝试集》作为中国第一本新诗集”，“也是完全错误的。”然而，新时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历史品质的复归，无疑又将《尝试集》带回人们的视野，一时间重评《尝试集》的文章也蔚然成风，围绕《尝试集》与《女神》谁是第一本新诗集的问题，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似乎再所难免。具体论争的内容，这里不再引述，但最后达成的结论，不过又回到了过去的线索：《尝试集》由于其客观的历史存在而被认可为开端，而《女神》则由于其在思想、艺术上的多重成就而被奉为新诗成立的“丰碑”。
在《尝试集》和《女神》之间，一种文学史的进化想象被建立起来，而梳理这一过程的目的，主要不在能够满足某种“学科史”的需要，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新诗的合法性辩难，得到了怎样的化解。
如上文所述，在“新诗”的发生过程，诗歌语言、体式的变革之外，对某种“诗美”规范的反叛，对诗歌表意的多种可能性的追求，是另一个相当重要的冲动。虽然，这并不是什么文学史上的新见，但考虑到它是在一个个文化、观念、词汇都处于急遽变化的时代产生的，并与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抱负相关，即：在既有的审美规范之外的新异探索中，把捉特殊的、变化的现代经验。如果从某种世界范围的整体视角出发，这种冲动中包含着鲜明的现代性特征。“现代性”是近年来学界讨论的热点之一，有研究者也将这一框架引入新诗的研究，将新诗的展开概括为“对现代性的追求”，具体澄清其内涵不是本文的工作。简单地说，审美领域内“可以称为现代性的那种东西”，是一种从变化、短暂、偶然的“现时”中“提取它可能包含着的在历史中富于诗意的东西。”上面波德莱尔的这段话规划了19，20世纪以来诸多先锋文艺思潮的发生，正是在这种冲动的潜在驱动下，对一般诗/文界限的逾越，由是成为一批新诗人主动的先锋性尝试。然而，这种尝试一方面，造成了早期新诗在写作上的一种激进的粗率之风（这正是早期新诗屡遭诟病的原因）；另一方面，又和不断扩张中的现代诗歌观念发生剧烈的摩擦。
从某种角度说，新文学的发生包含了两个过程，一是语言工具的解放，一是现代文学观念的扩张，两者之间既互相推动又有所分别，这构成了发生期特殊的复杂性。在“文学”观念的知识扩张中，某种“诗”话语的激增也是一个有意味的现象。翻看1920年代的诗歌论文，会发现大量有关“诗歌”定义、本质和文类边界的论文，康白情的《新诗的我见》、宗白华的《新诗略谈》、俞平伯的《诗的自由与普遍》，发表在《学灯》上的郭沫若与宗白华的论诗通信、叶圣陶《诗的源泉》、王统照的《对于诗坛批评者的我见》、郑振铎的《论散文诗》《何谓诗》等是其中代表。这些文章大都引述温切斯特、韩德、莫尔顿等西方教授的文论，在“文学”定义的基础上建立“诗”的科学规定和知识边界，流风所及，就连许多诗歌论争也往往从争夺“诗”的定义开始。在这种背景中，对早期新诗的不满也愈来愈获得了一种现代的知识表达。譬如，在《评〈尝试集〉》中，胡先骕就以讨论“诗之原理”为发难起点，他认为《尝试集》：“其中虽不无稍有情意之处，然亦平常日用语言之情意，而非诗之情意。夫诗之异于文者，文之意义，重在表现(denote)，诗之意义，重在含蓄（counate）与暗示（suggest），文之职责，多在合于理性，诗之职责，则在能动感情。”
在早期新诗论争中，这段话是颇有代表性的。虽然“旧诗”仍是参照的诗歌典范，但构想一种纯粹的“诗”本体，在捍卫对“诗/非诗”（诗/文）界限的前提下，重新估价新诗的方向，也成为论战中最有效的批判武器。这种策略也延伸到新一代诗人那里，闻一多、梁实秋在《〈冬夜〉〈草儿〉评论》中，就引出了一连串类似的结论：“我们不能承认演说词是诗”，“我们不能承认小说是诗”，“总之：我们不能承认记事文是诗”。成仿吾的《诗之防御战》一文更是以“文学是直诉于我们的感情，而不是刺激我们的理智的创造”，这一现代诗学的“套话”为发端，从五本新诗集中引出几行诗句，不加分析，就抛出判断，而主要的断语就是：“不是诗”。
从现代性的历史冲动出发，早期新诗显示了崭新的历史活力，但需要辨析的是，激进的写作策略不仅要受读者审美期待的衡量，也同时要接受现代“诗”规范的规约。在早期新诗的论争中，不难听到诗人的“越界”冲动与纯文学“排斥性”机制的对话，二者之间的碰撞，一直交织在新诗发生的过程中。这意味着，作为一种新的写作方案，新诗的内涵要从一种张力结构的角度去把握。这似乎是一种特殊的理解方式。但是，在《尝试集》与《女神》之间的文学史线索的构造中，我们不仅看到“共时”的对峙被拉伸、铺展成历时的“进化”，更为重要的是，上述张力结构也在无形中被消解、掩饰了，新诗发生的线索简化成一种逻辑：首先是白话工具的采用，继而是某种“诗”品质的达成，两个阶段完整的衔接，构成一种符合艺术“规律”的目的论叙事。而没有反思，这种目的论叙事，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现代文学观念规约下的产物。
上述历史线索的形成，关涉的不仅是两本诗集的命运，它与早期新诗的整体评价、以及新诗合法性的制度化想象，都是密不可分的。当《尝试集》与《女神》之间的“共时”差异被拉伸成“历时”进化，新诗发生期多种可能性纷呈的复杂局面随之被条理化了，张力结构中的“对话”关系，也变成两个阶段的更迭，如郭沫若自己所言：“前一期的陈、胡、刘、钱、周，主重在向旧文学的进攻；这一期的郭、郁、成、张却都主要在向新文学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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