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稻作农业
稻作农业我国稻作农业的历史非常悠久，然而对栽培水稻起源于何地，学术界先后有华南说、云贵高原说、黄河下游说、长江下游说、长江中游说和多元说等等，迄今尚未定论。华南说是著名农学家教授率先提出来的。丁教授通过对我国浩瀚的古文献进行细究，“因而认定我国稻作可以发轫于距今5000年前的神农时代，扩展于4000 年前的时代”，“我国的栽培稻是起源于”，“为世界稻作最古的国家”。丁先生的观点得到了正教授的支持。他也认为中国栽培稻 “可能是在纬度较南的云南、广东、广西地区”。日本学者安藤广太郎先生和我国的先生也主是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李先生指出：“在我国范围内追溯稻作栽培的起源中心应该在江西、广东和广西三省的旧石器晚期遗址多作努力，其中西江流域是最值得重视的。”云贵高原说云贵高原说以我国教授和日本渡部忠世教授为代表。渡部氏提出亚洲稻起源于“阿萨姆·云南”，柳氏则主张源自云贵高原，然后“沿着西江、长江及其发源于云贵高原的河流顺流而下，分布于其流域或平原地区各处”。生、李昆声认为云南拥有热带、亚热带和温带植物种类多达15000 余种，素有“植物之国”之称，现在稻种资料达3000 多个品种，从海拔40 米直到2600 米都有分布，更因其地理环境、气候特点，成为作物变异的中心，因而稻作起源于云南的可能性最大。日本的鸟越宪三郎更直接了当地主张稻作是起源于滇池一带。游修龄教授根据酶谱变异分析，也倾向西南起源中心说，并认为从此中心“分为西路沿金沙江进入四川长江上游，一直至陕西；中路从粤北、桂北经湘赣至华中，然后至黄河中游；东路沿海则在太湖地区形成独特的内容丰富的中心”。 长江下游说长江下游说为先生率先提出的。然而对此全面论证的要数严文明教授。严氏以历史文献中的野生稻记录，栽培稻的直接祖本，即普遍野生稻的分布，考古发现中的早期稻谷遗存，从考古学角度结合作物学、生态学、历史地理学和文化人类学进行研究后，认为中国史前栽培稻的分布图，“是以长江下游为中心逐级扩大的；大约在公元前5000～前4000年，史前栽培稻已分布于长江下游到杭州湾一带，长江中游也可能有个别分布地点；大约在公元前4000～前3000 年，整个长江中下游平原和江苏北部已有较广泛的分布；大约在公元前3000～前2000 年，湖南、江西中部和浙江的中南部均有分布，有的已达到广东北部，北面则扩展到淮河流域以北；大约在公元前 2000～前1000 年，水稻已进一步传播到福建、台湾、广东，向西到四川、云南，向北已达山东、河南和陕西，大致已接近于现代水稻分布的格局”。先生也认为长江流域，“特别是下游的东南沿海地区是我国栽培稻的一个起源区。
北传/稻作农业
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最有影响的是“华南说”和“长江中下游说”,此二说现今有了考古学支持。在广西、湖南道县、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岩、浙江浦江上山等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均发现有距今10000年以前的近栽培稻或古栽培稻遗存,说明稻作农业已不是偶发现象。现在尚没有证据表明华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稻作农业存在着传播关系,笔者认为很有可能两地是各自独立完成稻作农业栽培的。幅员辽阔的中国,由于地理纬度差别较大导致光照、气温、降水等的南北差异,长期以来形成了“南稻北粟”的传统农业格局。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随着族群的流动和区域文化的交流,作为重要经济支柱的农业作物也开始传播。起源并种植于南方地区的稻作农业按照一定的轨迹,以接力棒的形式向北方传播,不仅丰富了我国北方地区的农业种植种类,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而且也最终促使中国的稻作农业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 稻作农业在江淮以北地区的发现江淮以北地区,在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山东等史前遗址中均发现有稻作农业,再北的辽宁也发现有约略于商代的稻作农业。江苏地区如长江、淮河之间的高邮龙虬庄北辛及大汶口文化遗址,连云港二涧村北辛文化遗址,新浦和连云港之间的朝阳大汶口文化时期遗址,连云港腾花落、赣榆的盐仓和后大堂龙山文化遗址等均发现有稻作农业遗存,腾花落同时发现有水稻田。安徽地区如蒙城尉迟寺大汶口至龙山文化遗址,另在淮河流域五河壕城镇新石器文化遗址和长江以北、淮河以南的肥东、含山、潜山等地也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稻作遗存。山东地区,在兖州王因、蓬莱大仲家、莒县集西头和段家河发现有大汶口文化的稻作遗存;在日照尧王城和两城镇、五莲丹土、滕州庄里西、栖霞杨家圈、胶州赵家庄、临淄桐林、荏平教场铺等均发现有龙山文化时期的稻作遗存;在胶州赵家庄遗址还发现有稻田的植硅体证据。辽宁地区,在大连三期文化,即相当于商代晚期文化遗址中发现有稻作遗存;据闻在大连相当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文家屯遗址发现有该时期的稻作线索,由于该遗址的发掘是60年前的事,而且在24个样本中仅有1个样本发现了水稻的植硅体,故该发现是否能够确认需要有更多的证据支持;辽中地区,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勿欢池镇东发现一处广达百亩的时期的水田,当是稻作农业遗存。河南地区,在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发现有稻作遗存;在郑州大河村、洛阳西高崖、渑池仰韶、三门峡交口和淅川下王岗、内乡小河、社旗潭岗等仰韶文化遗址以及淅川黄楝树屈家岭文化遗址均发现有稻作遗存;在邓州八里岗发现有从仰韶文化至石家河文化稻作农业的植硅石证据;在驻马店杨庄、禹州严寒、汝州李楼、等龙山文化遗址也发现有稻作遗存;同时在新密新砦、洛阳皂角树等二里头文化遗址也发现有稻作农业遗存。山西境内,仅在襄汾陶寺、太原东太堡庄等龙山文化遗址发现有稻作农业遗存。陕西境内,和李家村、华县泉护村、户县丈八寺等老官台文化遗址,扶风案板龙山文化遗址均发现有稻作农业遗存。甘肃境内,仅在庆阳仰韶文化遗址内发现有稻作农业遗存。稻作农业北传的时间和路线已有研究表明,史前时期淮河以北地区不具备野生稻的气候条件,而史前时期北方地区发现的稻类遗存也多为栽培稻,故北方地区发现的史前时期的稻作遗存应是南方稻作农业北传的结果。农业在长江以南地区起源后,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得到了快速发展。长江中游地区以湖南澧县彭头山和为代表的彭头山文化,长江下游的萧山市跨湖桥遗址和余姚河姆渡遗址,稻作农业已经比较发达。在此基础上,随着区域文化间交流的增强,稻作农业开始了它的北向传播。稻作农业的北传,大致沿长江下游和长江中游东、西两条路线北上,而这两条大的路线又各自可分为东、西两条小的路线北上。长江下游的东线,从长江下游地区出发,沿海岸线和近海北上。沿海岸线北上的稻作文化在北辛文化时期,到达苏北的连云港地区。大汶口文化时期,稻作文化沿海岸线从连云港地区继续北上,到达山东日照、莒县及更北的蓬莱一带。经过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酝酿,在晚商时期,稻作农业从胶东半岛经庙岛群岛抵达辽东半岛。传至辽东半岛的稻作农业,一部继续北上,到达阜新一带,一部沿海岸线东进至朝鲜半岛,继而南下至日本列岛。近海北上的稻作文化,北辛文化时期沿高邮湖水系到达高邮一带。大汶口文化时期,继续北行进入洪泽湖水系,逆淮河河谷而上进入淮河支流涡河河谷到达安徽蒙城一带,继而北上经皖北、苏北西部,沿泗河流域北上抵达兖州一带。荏平教场铺龙山文化时期的稻作遗存应是沿该路线继续北上的反映。而临淄桐林龙山文化时期的稻作遗存则更可能是沿海岸线北传至莱州湾后,沿小清河进入临淄一带。时间愈晚,北传线路上的稻作遗存愈丰富,而且沿海岸线的稻作农业较近海北上的稻作农业遗存丰富且发达。长江中游的西线,从长江中游的澧县一带出发,一支顺长江东下,在武汉一带经黄陂、大悟进入罗山通道,继续北上经驻马店到达舞阳一带,舞阳贾湖裴李岗遗址发现有目前河南境内最早的稻作农业遗存。至仰韶文化时期,在河南境内北进郑州后西行,郑州大河村、洛阳西高崖、渑池仰韶、三门峡交口均发现有该时期的稻作遗存。不仅如此,该路线的稻作文化继续西进,陕西境内的华县泉护村、户县丈八寺等老官台文化遗址,乃至甘肃境内的庆阳仰韶文化遗址也发现有稻作农业遗存。至龙山文化时期,陕西境内向西推至扶风一带,案板遗址即其反映。而在山西境内,稻作文化越黄河北上至襄汾乃至太原一带。 从长江中游的澧县一带出发的另一支,沿汉水河谷北上,在仰韶文化时期首先抵达邓州一带后,其一沿汉水支流分别传至内乡和社旗;其二从邓州继续沿汉水河谷西进,在丹江口一带北进至淅川一带;其三从丹江口继续沿汉水河谷西进,抵达陕南的西乡一带,该路线内发现的稻作农业遗存即是最好的注脚。余论以上是对我国稻作农业北传的时间和路线的简单探索。需要说明的是,罗山通道中,舞阳贾湖遗址的稻作农业是裴李岗文化时期的,而其南的驻马店杨庄遗址的稻作农业是远远晚于它的龙山文化时期的。但考古资料显示,罗山通道是链接豫、鄂地区先民的一条重要通道,那么,在舞阳贾湖以南这一通道内应该是存在裴李岗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遗存的,只待今后的考古发掘予以证实。而在山东北部黄河沿岸北延至天津以南的河北东部沿海地带,该区域在龙山文化时期和夏商时期当是古东夷人创造的山东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分布区。这一区域的纬度低于辽东半岛,又处于黄河入海的摆动区,水量充足,应该存在岳石文化及其以前时期的稻作农业遗存,迄今尚无发现很可能与黄河在此区域内多次改道造成的严重破坏有关。
东传/稻作农业
稻作农业的东传是一个比较老的研究课题，它特指稻作向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传播。关于稻作农业东传的途径，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一般认为有三条路线，即南路说(或称为华南说，经台湾、琉球群岛、冲绳群岛至日本九州)、中路说(或称为华中说，由长江下游地区直接东渡至日本九州和朝鲜半岛南部)和北路说(或称为华北说，经由辽东半岛至朝鲜半岛和日本九州)。 关于稻作的起源，过去曾认为是在中国西南至缅甸一带，南路说以此为基础。近年来关于稻作起源的考古发现和研究，逐渐把稻作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确定下来。而南路说中途的琉球群岛、冲绳群岛很晚时期还处在渔捞经济阶段，没有产生稻作农业，所以华南路线可能存在问题，至少不是一条主要的传播路线。 余下的两说各有学者坚持：安志敏力主中路说；严文明等则支持北路说，并根据近年来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关于稻作的新发现，主张由山东半岛经辽东半岛传至朝鲜半岛，再到日本列岛。在稻作东传的北路说中，还有一种直接由山东半岛东传朝鲜半岛中部的观点。日本九州大学宫本一夫鉴于朝鲜半岛北部极少发现稻作遗存，而南部较多的实际情况，进一步论证了稻作由山东半岛直接东传至朝鲜半岛中南部的可能性。 根据前述，最迟到龙山文化时期，海岱地区的南部和东部沿海一带，如苏北连云港地区、山东日照地区和青岛地区以及胶东半岛的部分地区，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稻作农业经济，其中某些地区甚至已经超过粟类作物成为当时农业的主体。掌握着稻作技术的居民因各种原因向外地迁徙的时候，把稻作技术一起带到新的居住地，进而在当地发展起稻作农业。 稻作技术外传的区域首先应该是与胶东半岛隔海相望的辽东半岛南部。两个半岛之间，自距今6000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早期就开始了文化上的联系，胶东半岛的各种技术(如制陶、工具制作、粟类作物的栽培等)源源不断地通过海上交通传播和扩散到辽东半岛地区，这在辽东半岛南部甚至海岛中的遗址都有明确反映。 辽东半岛南部的大连地区，目前发现的早期稻作遗存共有两处：一处是文家屯遗址，其发现已如前述；二是，在该遗址第三期遗存中发现了炭化稻粒，经鉴定为粳稻。大嘴子第三期属于辽东半岛地区双三期文化，其时代晚于岳石文化，大体相当于晚商时期。该遗址出土的炭化粮食的碳十四测定年代，高精度校正值为公元前1157—前923年， F14和92F1、92F4出土木炭测定的碳十四数据，高精度校正值分别为公元前1431—前1264年、公元前1691—前1459年和公元前1373—前1051年。除了一个偏早，其余均在晚商的范围之内。辽东半岛南部发现的这两处稻作遗存，早的太早，晚的又过晚(平均比胶东半岛的龙山文化要晚1000年)，并且数量也甚少。考虑到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时期胶东、辽东两个半岛之间密切的文化联系，所以，我们认为在辽东半岛南部地区发现比大嘴子时代更早的稻作遗存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朝鲜半岛稻作遗存的考古发现，是探讨这一地区稻作农业来源的基础。随着发现的增多，除了主张朝鲜半岛稻作源自中国大陆的传统意见之外，近年来又出现了本地起源的新观点。年，在韩国中南部的忠清北道清原郡小鲁里发现了古生稻和似稻遗存，其中古生稻的时代为距今1万年以前，并且可以区分为粳稻和籼稻两种。由于年代久远，并且缺乏一系列的中间环节，所以此说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在新石器时代，朝鲜半岛发现稻作遗存的遗址已有十余处。分析这些遗址，存在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分布地域主要集中于朝鲜半岛的中部和南部，北部甚少；二是年代相对较晚，绝大多数在距今4500年以内(见上页表一)。 关于稻作农业东传的北路说，近年来已经不再有人坚持由渤海湾西、北侧经辽宁中部传入朝鲜半岛的看法。胶东半岛是稻作东传的通道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支持。鉴于朝鲜半岛的稻作遗存主要发现于中南部地区，并且年代也与胶东半岛出现的时间相当或略晚，所以，稻作农业由胶东半岛直接渡海东传至朝鲜半岛中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发展和成就/稻作农业
新石器时代早期史前稻作农业的起源稻作农业是对栽培稻的耕种。现代植物学、遗传学、农学的研究已经揭示出，栽培稻是由普通野生稻经人工培育驯化以后，改变其遗传性状而来的。普通野生稻是一种多年生的可食用植物，栽培稻则是一种一年生的粮食作物。要把普通野生稻培育驯化成栽培稻，其中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在人类历史的初期，生产力水平还十分原始的情况下，这个过程更要漫长。那么，我们的远古祖先是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时候、如何把野生稻培育驯化成栽培稻的呢?1994年中美联合考古发掘了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两个遗址以及大约同一时期湖南省的考古学家在湖南道县的发掘，都为探索稻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初步线索。仙人洞是一个洞穴遗址，其附近的吊桶环是一个临时营地兼作猎物屠宰场的自然岩棚。在这两地的发掘发现了三个时期的堆积(1)。旧石器时代晚期只见于吊桶环下层(即J～)，未校正数据约在公元前1．8万年以后。中石器时代(或归属旧石器晚期之末)包括吊桶环中层(即F～1层)和仙人洞下层。以上两个时期主要出土打制石器，未见磨制石器，也无陶器。新石器时代早期包括吊桶环上层(即B～E层)和仙人洞上层，碳14测年约公元前1．4万～前9000年(未校正)，最大的变化是新出现少量的磨制石器或局部磨制石器，特别是新出现了较多陶器。其显著的特点是栽培稻、磨制石器和陶器共存。新石器时代中期史前稻作农业的产生公元前7000—前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在长江流域产生了较稳定的稻作农业。稻作农业生产开始逐渐成为当时一个独立的经济部门。这在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除长江中游地区以外，在长江下游的浙江省也发现有这一时期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萧山市跨湖桥遗址和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村遗址均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90年在跨湖桥遗址的首次发掘，就已经认识到这是一处早于河姆渡的新石器时代遗址。2001年的发掘，不仅再一次地肯定了这一点，而且在T041O：9层，即该遗址的最底层，出土了许多稻谷颗粒。同时还发现有稻作农业的生产工具骨耜，说明稻作农业已经诞生。渠南村遗址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1年发掘，发现有夹炭陶、石磨盘、圆石球等，陶器多厚胎，低温烧制，陶胎中可见明显的稻谷，粒形细长。该遗址最早的年代(底层第7层)为距今9700年，最晚的年代(上面第3层)距今8200年(均未校正)，早于跨湖桥，成为浙江省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史前稻作农业文化遗存。上述考古发现表明，这一时期史前稻作农业已经成为长江流域的主要生产部门。先民们有了新的食物来源，史前稻作农业成为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新的物质基础。因而，较稳固的定居聚落在各地普遍出现，史前文化的内容也逐步丰富起来。先民们不仅种植稻谷，食用稻米，还懂得利用稻谷壳或稻草作孱合料米烧制陶器。同时，史前稻作农业还向北传播到属于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系统偏南的地区，如在豫中南淮河上游和陕南的汉水上游，早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也栽种了水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对舞阳贾湖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发现炭化稻米1000多粒，还在土壤中发现水稻硅酸体和红烧土中保存完好的稻壳印痕。经研究确定“贾湖先民种植的稻种是一种尚处于籼、粳分化过程中的，以粳型特征为主的，具有原始形态的栽培稻。”被农学家建议定名为“贾湖古稻。”这一切都表明，史前稻作农业生产已经产生，成为长江流域史前氏族社会发展的新的物质基础。新石器时代晚期史前稻作农业的发展和成熟公元前5000～前3000年左右，史前稻作农业得到全面大发展，长江中下游成为两个发展较快的先进地区。在这两个地区分别出现了一些以发达的史前稻作农业为基础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长江下游地区有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邓，长江中游地区有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公元前3000—前2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末期，史前稻作农业走向成熟，为史前社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可以长江下游地区这一时期前段的良渚文化和长江中游地区这一时期后段的石家河文化为代表。长江下游地区年代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发现较早，但良渚文化的稻作农业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发现的。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发现并先后二次发掘了浙江吴兴(现湖州市)钱山漾遗址。在这里除发现大量的石器、陶器、竹木器、丝绸和草编织物外，还发现稻谷、桃核、菱角及“甜瓜子”、“蚕豆”、“花生”等植物遗存。这是良渚文化史前稻作农业的首次考古发现，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同时，浙江省文管会在杭州水田畈遗址的发掘中，也发现同钱山漾遗址一样丰富的文化遗存，特别是史前稻谷的再次发现，肯定了良渚文化是以稻作农业为主要经济部门的一个新石器时代文化。从而也说明中国稻作农业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史前时代的良渚文化时期就已达到较成熟的水平。以后，良渚文化稻作农业遗存发现得更多。有学者统计在长江中下游共发现出土史前稻作遗存101个地点，长江下游44个，中游有57个；在长江下游的44个地点中，仅良渚文化的地点就至少有20个，占长江下游总数的约50％。良渚文化发现出土史前稻作遗存的地点比中国任何一个新石器时代文化都要多。1992年南京博物院在吴江龙南遗址的发掘，结果显示，良渚文化时期大型禾本科花粉大量增加，表明人们种植水稻的面积扩大。更重要的是，还利用植物蛋白石的分析方法，判明了良渚文化的水田位置、稻谷类型，并进而估计了稻作产量。在良渚层之下发现有适宜生长在半沼泽地的芦苇植物蛋白石，良渚层之上两层分别有古代和近代的水稻植物蛋白石。由此表明，龙南的良渚文化层很可能就是良渚人耕种的水田。经鉴定分析，良渚文化层的土样中含有大量粳稻植物蛋白石，并出土有炭化粳稻。这为考古探寻史前农田遗迹开辟了一条新的科学途径。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也是以稻作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部门。在石家河文化的一些遗址中常发现有炭化的稻米和稻壳，尤其是各遗址发现红烧土中普遍羼合有大量的稻壳和稻草，表明这时的稻作农业生产已普遍成熟起来。除农业生产外，人们还饲养有猪、狗、牛、羊、鸡等家畜，并从事渔猎和采集等辅助经济活动。稻作农业的成熟促进了石家河文化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石家河文化铜的冶炼和铜器的使用就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20世纪80年代在群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在邓家湾、肖家屋脊多次发现大小不同的绿松石铜矿石(孔雀石)块，小如指头，大似鸡蛋。特别是在罗家柏岭遗址还出土了5件残铜片，为研究石家河文化铜的冶炼和使用提供了重要证据，表明作为新的生产力的代表铜器已在长江中游地区率先出现。石家河文化也发现了几百件玉器、多为玉人头像牌饰和坠饰、蝉形饰、龙形饰、凤形饰、璧、管、环等装饰品，表明也出现了专门的制玉手工业。石家河文化时期还有先前时期遗留下来的9座城址，都建筑有高大的夯土城墙和宽大的护城河。城址面积从数万、十几万，到数十万平方米，最大的石家河城址面积达120万平方米，是长江流域已知最大的史前城址。建造这样巨大的城址，需要稻作农业提供足够的粮食和剩余劳动力。共工程量甚至比良渚文化的祭坛还要大。如果没有成熟的稻作农业为基础，城址的建设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一时期水稻的种植范围比前一时期更加扩大，向北扩展到黄河中下游的一些适宜地区，最北已越过北纬37°。在河南龙山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许多遗址中都发现有炭化稻米。甚至在黄河北岸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也发现炭化大米，当然陶寺的稻米可能是贵族阶级食用大米的物证，不一定是当地生产的。但在江苏连云港市发现的龙山文化水稻田，却是这一时期水稻种植北传的一个很好物证。藤花落遗址是一处龙山文化的古城址。1999年连云港市博物馆在此的发掘，首次发现龙山文化的稻田遗迹，包括有水田、水沟等。一号水田遗迹呈不规则形，揭露面积大约67平方米。其中含有大量的水稻硅酸体，数目达每克干土壤中含50000多个。证明城外和北部内外城之间有着保存较好的稻作农业生产区。 正是在史前稻作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粮食、社会财富和剩余产品极具增加，土地成为产生社会财富和粮食的源泉。在贪欲驱动下少数人利用社会权力越来越多的侵占社会财富和土地，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导致私有制更加发展。表现在社会关系上，社会分层突出，阶级已经产生并日益形成尖锐对立。一些富有的首领和显贵一跃成为社会权力地位和财富俱全的统治者，而一些一无所有的穷人则沦为奴隶。高大的城池、铜器、礼器和玉器等等的出现，标志着史前社会的结束、文明时代的到来。这一切重大成就和重大变化都源自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金灿灿稻谷和的稻田。 总结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成就，可以得出以下几点：1、中国的史前稻作农业起源早，发展时间长。在大约万年前，我们的先民已经把野生稻培育驯化成栽培稻。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生产工具不断改良、生产方式不断改进，从最早的刀耕火种农业发展到耜耕农业再发展到犁耕农业，其间大约经历了5000年的发展历程。新石器时代晚期已培育成功了较稳定的籼稻和粳稻两种作物品种，粮食产量大为增加。 2、史前稻作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家庭饲养业、建筑业、纺织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种植水稻和饲养家猪成为中国传统的稻作农业生产。 3、由于史前稻作农业生产的需要，人们学会了观察天象和气候的变化，并逐渐掌握了其中的规律，天文历法应用而生。 4、史前稻作农业的发展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土地的重要性，进而产生了对土地的崇拜，于是有了祭祀大地的祭坛和礼器，礼制被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5、史前稻作农业的发展不仅使粮食有了剩余，而且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这些社会财富又通过不同的渠道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由于土地成为粮食和财富的源泉而产生了对土地的占有，由于占有土地和社会财富的多少不一，形成了不同等级的社会结构层次，由此导致了阶级的出现和国家的产生，长江流域社会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6、长江文明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与稻作农业的发展密不可分的。实际上，长江文明是一种有别于黄河文明的稻作文明。&
文化特征/稻作农业
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文化特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是有区别的。栽培稻起源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在栽培稻起源阶段，与栽培稻发生有关的工具等文化面貌的变化，亦有反映。如玉蟾岩遗址新出现了锄形石器、骨铲，中出现了磨制石器，穿孔蚌器的数量增加、个体较大、穿孔孔径小而圆滑，出现双孔蚌器，或可称为蚌耜等。这些新颖的工具是否就是与稻的栽培和收割有关，目前尚不能确定，但应与栽培稻出现的经济生活有关。 至于与饮食活动有关的陶器，在栽培稻发生之前就已经起源，的起源在距今15000年前；至栽培稻起源阶段，陶器的制做有了改进。如玉蟾岩陶泥（片）中有意识地拌入搀和料；在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发现的陶片，还有绳纹、条纹与素面之分，器型有罐、钵两种，制法除贴片外，还有泥条叠筑法。陶器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因栽培作物的产生而逐步显得重要了。史前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表明彭头山文化原始农业兴起的主要标志还有聚落址的出现。目前已发现彭头山文化时期的聚落址有近20处，以八十垱与的规模较大。八十垱遗址属低岗遗址，由围壕和围墙圈围，平面呈长方形，近南北向，现存部分南北长约110米，东西宽约70~80米，环绕面积近8000平方米。围墙顶宽约3米，围壕在围墙外侧，底宽约3.5米，沟底距墙顶高2米。在已发现多座成排布置的房基及一座海星状高台建筑址。彭头山聚落址亦为低岗遗址，位于八十垱遗址东北25公里，已发现房址、灰坑、墓葬等。房址为平面近方形、面积约30多平方米的地面建筑址和平面呈不规则圆形的小型半地穴式建筑址，保存较差。墓葬18座，为二次葬，每墓都有1至4件陶器随葬。这种具有固定居住条件、规模较大的聚落址，尤其是带有防护屏障的聚落址的出现，无疑是以原始农业兴起为依托的，而这种聚落址的出现也促进了原始农业的发展。 表明彭头山文化原始农业兴起的工具方面的证据还不多，也许是竹、木质工具已腐朽而没有保存下来。在八十垱遗址曾发现木铲与木耒。就已发现的石器而言，打制石器、细小燧石器等是前期文化的延续外，出现了少量磨制石器，如小型石斧等，但还不能确定其为农业生产工具。没有形成专门的石质农业生产工具可能是中国南方地区史前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特征。与贾湖原始稻作农业大致同步兴起的是贾湖聚落址的出现。 贾湖聚落址位于沙河与澧河之间，比河堤低3米左右，面积较大，达55000平方米。在已发掘的2350多平方米内发现房址45座、灰坑370座、陶窑9座、墓葬349座、瓮棺32座、埋狗坑10座，以及数千件陶、石、骨器等。这些都表明当时的聚落规模较大，人口已达到一定的数量。墓葬中出土的5、6、7、8孔笛形骨管乐器、龟甲响器及龟甲上的契刻符号等，反映出当时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伴随着原始农业的兴起而开始发展起来。 贾湖聚落址出土的工具种类较彭头山文化的为多，有石、骨角、牙器等，以石工具为主，磨制石工具开始大量出现。可确定为农业工具的有石铲、石镰、石刀、石磨盘、石磨棒及骨耜等。磨制石农具的出现是原始农业兴起的重要特征。 从聚落址规模及其房址、墓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内涵分析，贾湖聚落址的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似高于彭头山文化的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但此时的原始稻作农业都处于兴起阶段。据对贾湖聚落址出土的农业工具、狩猎工具、捕捞工具的数量比例分析，其比重约占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的四分之一以上，狩猎、捕捞、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史前稻作农业初步发展的主要的文化特征这时期的稻作遗存充分表明，稻作农业在公元前5000~前3000多年间得到了明显的发展。稻作农业的覆盖面达到中国第三级阶地南方地区的主要区域，稻作农业的规模逐渐扩大，品种也在逐渐优化，产量逐渐提高。尤其是有田埂、配有灌溉设施的稻田的发现，表明这时期的稻作种植进入了小田块管理的阶段，人工对稻谷栽培的农事活动十分明显。小田块管理应是原始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阶段的一项重要特征。 稻作农业生产工具在这一阶段有着明显的发展，磨光石器如铲、斧、刀等开始较多的使用。最为突出的是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170多件骨耜，有双齿刃骨耜、斜刃骨耜、平刃骨耜等几种，还有骨平田器等。在出有、角质，慈湖遗址出有木锄与木平田器，在草鞋山遗址、青墩遗址、罗家角遗址都出有骨耜，等等。大量骨耜、木耜，以及石铲的发现，是当时处于耜耕农业阶段的重要证据。 在原始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阶段，手工业和家畜饲养也都有了明显的发展。其中手工业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出现了玉器、漆器、刻纹白陶的制作与蚕丝编织等。如河姆渡文化中的玉玦、玉璜、漆碗、象牙雕刻、织布机工具与腹刻蚕纹的牙雕小盅等，大溪文化中的刻纹白陶盘等。饲养的家畜除猪、狗外，可能还有牛、羊等。 原始稻作的精神文化生活，在此时开始丰富起来。如湖南的大溪文化的祭坛、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马家浜文化的裸体男性塑像、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品等。 这时期的聚落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主要表现在聚落址密度和单个聚落址面积的增加和聚落功能的完善。其中尤以太湖与杭州湾地区及两湖平原地区的发展较快。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是当时最为进步的木构建筑，为中国最早的城濠聚落址。这种文化现象与这两地的稻作种植业发展较快密切相关。史前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主要的文化特征&这时期，在各个区域内反映稻作农业发达程度的农业生产工具，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尤以良渚文化的最为进步。主要是形成了种类较多的成套的农业工具。良渚文化的石质农业工具有犁、斜柄破土器、耜、铲、耘田器、镰、?等，大都制作精细，另有角锄、木平田器等。石犁、斜柄破土器和耘田器的出现，表明当时耕作技术的提高。石犁用于翻土，虽然对其是借助人力翻土还是牲畜拉犁翻土尚不能确定，但据其形制呈三角形，可确认当时出现了原始犁。耘田器可能是中耕的工具，也可能是用于平田的。农业生产工具表明，良渚文化的稻作农业可能是当时最发达的。原始稻作成熟发展的另一项特征，是家畜的饲养有了明显的发展，在一些区域，饲养的家畜已成为当时人们肉食的主要来源。表明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另一方面的重要现象，是原始手工业的。因为只有农业的发展，粮食剩余，才能允许一批人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这时期，原始手工业开始兴盛起来，如制陶、制玉、纺织、髹漆、竹木制做、象牙雕刻和镶嵌等获得空前的发展，尤以玉器的制作最为显著。在太湖及杭州湾地区的良渚文化、巢湖地区的含山凌家滩文化遗存、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中玉器制作品成为时代的特征。而最为重要的是铸造铜器的出现，如湖北京山石家河罗家柏岭遗址石家河文化层中发现了铜器残片和铜绿石与铜渣等。酿酒业也可能在这时期出现，良渚文化中的双鼻壶、带流宽鋬杯、屈家岭文化中的壶形器、薄胎陶杯等，制作精致，可能是酒器，酿酒是粮食剩余现象的。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最突出的表现，还有建立在原始农业基础之上的社会形态的发展。如太湖与杭州湾地区、江汉平原地区的中心聚落群址的出现和原始城址的发展，大型宗教建筑及原始宗教活动遗存、大型祭坛墓地、原始文字的产生，拥有王权与神权人物的诞生等，表明这两个地区的社会走近了文明社会。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迈进，无疑是原始农业成熟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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