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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亲历的文学三十年。此时，回望三十年来文学的发展和变化，用“喜忧参半”或“感慨万端”已不足以表达我们此时心情的全部复杂性。对这三十年文学各种各样的评价和说法不绝于耳。事实上，对一个时段文学的评价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恰当或公允的评价肯定还需要时日。如果换一个角度，我们从文体方面考察，我认为中篇小说是最有可能代表这三十年高端文学成就的文体。它的数量之多、质量的相对稳定，都是其他文体难以比较的。80年代初期以来,中篇小说在大型文学刊物的推动下,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篇小说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它的容量和传达的社会与文学信息,使它具有极大的可读性；当社会转型、消费文化兴起之后，大型文学期刊顽强的文学坚持，使中篇小说生产与流播受到的冲击降低为最小限度。文体自身的优势和载体的相对稳定，以及作者、读者群体的相对稳定，都决定了中篇小说在物欲横流时代获得了绝处逢生的机缘。这也是中篇小说能够不追时尚、不赶风潮，能够以“守成”的文化姿态坚守最后的文学性成为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中篇小说很像是一个当代文学的“活化石”。当然,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不变”,这个“不变”是指对文学信念的坚持和对文学基本价值的理解。在这个前提下，无论中篇小说书写了什么，都不能改变它文学性的基本性质。因此，三十年来，中篇小说成为各种文学文体的中坚力量并塑造了自己纯粹的文学品质。　　　　一、三十年：作为高端艺术的中篇小说　　　　中国作家受制于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小说创作和观念的发展变化同样不能离开这一传统和现实。从1978年代开始，中篇小说表达的还是一种整体化的特征和追求，是试图建构新时期的历史。强调的还是政治关怀和文学的教化功能。 “被侮辱与损害”的形象、被迫害的“九死未悔”的知识分子形象、“改革加恋的故事”、“悲壮英雄”等等，普遍出现在小说创作中。《人到中年》、《天云山传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蝴蝶》、《啊》、《大墙下红玉兰》、《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祸起萧墙》、《张铁匠的罗曼史》、《绿化树》等，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这也是中篇小说在文学创作中对整体表达的人道主义思潮的回应。王蒙、谌容、鲁彦周、张贤亮、蒋子龙、从维熙、张一弓、水运宪等，是那个时代的文学英雄。这一古老的思想潮流，在1978年代却以“先锋”的姿态开启了中篇小说创作的新时代。但这一试探性的、重返起点的有限变化，是与思想解放运动和现实政治目标诉求紧密相关的。或者说，终结的文化大革命和“四人邦”的文化专制主义统治，被认为是兽道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提出是建立在对兽道主义批判的基础上建立了合法性。因此，就其思维方式而言，那一时代小说创作并未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它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依然是小说创作有意无意参照的主要前提。这就是在文学史上被称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时代。这一时代是短暂的，这些作品虽然不免那个时代的鲜明痕迹，但它们在推动文学进入新时代，并以激越、慷慨和理想的方式，建构了新时期文学最初的历史。　　80年代中期，被称为“寻根文学”和“先锋小说”的作品开始出现。这是两种既有关联又不尽相同的小说创作潮流。“寻根文学”显然已经不满足文学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独立地位的建立，作家在反省民族文化不断流失的同时，也油然升起让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悲壮豪情。在他们看来，当代中国文学长久地被西方忽视，这不仅伤害了中国作家的文化自尊心，同时也激起了强烈的“走向世界”的悲壮愿望。拉美“爆炸文学”走向世界的成功经验，尤其是“魔幻现实主义”“化腐朽为神奇”的奇特想象，为中国作家带来了新的灵感和冲动。他们试图借鉴“爆炸文学”的经验，实现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认同的潜在诉求。因此“寻根文学”虽然脱离了与政治的联姻关系，但就其文化目标的追求而言，仍然在国家民族的大叙事框架内。《爸爸爸》、《女女女》、《远村》、《老井》、《棋王》、《小鲍庄》、《商州初录》、《红高粱》等作品，重返传统文化，在穿上传统外衣的同时，也实施了一次对传统文化规模最大的集中批判和检讨。　　几乎与此同时，“先锋文学”迅速崛起。“先锋文学”所关心的似乎是文学自身的问题，比如语言、文体、叙事等等。它强调的是“文体的自觉”，重视的是小说的虚构性和想象力。对先锋小说构成支配力的是“形式的意识形态”，这一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来源于法国的“新小说”、罗布.格里耶的叙述理论以及阿根廷的博尔赫斯的创作及理论。重视小说的叙述形式及故事的处理方式，使小说成为真正的关于“谎言”的艺术。与传统小说比较而言，它不能在现实世界获得“真实”的对应性关系。“话语”作为理解和阐释先锋小说的重要概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得以强调的。在这场小说的“形式革命”中，作家远离了“意义”，在“叙事的圈套”中再也没有传统小说关于因果关系、本质理解的暗示，也没有对社会生活、道德、终极关怀的说教或引导。它未作宣告的“意图”恰恰是对传统“意义”的解构。在先锋小说中，被关注的主题经常是死亡、性和暴力。这一陌生的被述对象和对形式的强调，被认为小说与现实是无关的。然而，如前所述，在中国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都直接或间接地联系着中国的历史或现实。就先锋小说的表达而言，意味着历史远未成为过去。它曲折地表达了一代人用另一种形式对历史的记忆或解读。这也正是“回到文学自身”的策略性秘密。马原、残雪、余华、格非、孙甘露、苏童、叶兆言、北村等作家，在这个时代名重一时。《岗底斯的诱惑》、《苍老的浮云》、《1934年的逃亡》、《褐色鸟群》、《迷舟》、《信使之函》、《河边的错误》、《枣树的故事》、《谐振》等，成了青年作家的中国文学教科书。　　稍晚于先锋小说出现的是“新写实”小说。这一小说现象在理论上接受的启示，与先锋小说有一定的相似性。或者说“零度叙事”也是“新写实”小说基本的叙事策略。在这些小说中，无论场景还是人物，作家仿佛只是客观陈述，并不投入主体的价值和情感判断。但是，这一叙事选择的本身，就表达了作家的文学立场和对生活的一种理解。值得注意的，是“新写实”小说产生的文学背景。现实主义作为中国主流的文学思潮，在80年代仍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在这一文学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小说创作，仍在大学课堂和文学史的叙事中占主导地位。现实的文学环境中，这一思潮仍在延续。不同的是，“新写实”小说在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放弃了“理想”的乌托邦冲动，而是以大量“原生”的生活状态和琐屑的日常生活场景逼近生活本身，小说与生活解除了想象关系。在经典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那里，“新写实”中的“小人物”是位置非常边缘的，在小说本文中他们不被视为主角，他们被认为是落后、狭隘、自私、愚昧的一群而处于被批评和争取的地位。但在“新写实”的作品中，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及其生活场景堂而皇之地成为叙述的主要对象，或者说除卑微、庸常、疲惫琐屑的人物和场景之外，其他均不在场。传统现实主义的神性追求被大量的日常琐事湮灭。这一小说现象的出现，也与文学界部分人对先锋小说的微词有关。“远离读者”的指责在“新写实”小说平民式的叙述中得到了救还。《风景》、《烦恼人生》、《新兵连》、《塔铺》、《官场》、《一地鸡毛》等作品引领了这个文学潮流。　　文学环境的进一步宽松，使异域文学新风不断地吹进了洞开的国门，被压抑的文学想象力有了更加充分表达的可能，多元的文学格局在中国开始形成。就在“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风潮正健的时代，“女性文学”及其概念被批评界提出。这是一个歧义纷呈的文学现象。但逐渐可以达成共识的是，80年代以前的女作家的创作，仅限于风格学的意义。或者说，那时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的创作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她们同样是“社会运动”或“社会问题”的参与者或关注者。不同的是女性作家在语言风格上可能会获得某种识别。但从八、九十年代之交开始，有性别特征的、有“女性意识”的“女性文学”开始出现。这是一种争议最多、也最具有冲击力的文学现象。它所隐含或公开申明的立场是，对女性的历史、现实处境和自身经验作空前的处理和描写，无论从观点、态度、立场和语言方面，不仅显示出与男性作家的区别，重要的是要体现出作为女性作家“独立’的意识和话语方式。应该说，这是一种最具活力、最有胆魄的文学潮流。它所提供的阅读经验，已经超越了现代文学史上女性文学所试图诉求的一切。但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文学”虽然创造了自己的时代，但这一命名或理论划分的明确性，也从一个方面限制或“预设”了这一时代女性作家的创作冲动或可能。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来自异域的文学启蒙，在当代中国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奇观效果：“女性文学”逆向的性别歧视，不仅没有为女性文学在叙事上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反而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窥视女性隐秘心理的窗口，或者说，女性文学在沿袭了男性的性别歧视叙事策略之后，并没有在表达策略上提供更新鲜的经验。这就是女性文学的期待和话语实践之间的矛盾。即便如此，像林白的《子弹穿过苹果》、《回廊之椅》、陈染的《与往事干杯》、《无处告别》等作品仍传诵一时，代表了这个时期女性文学的最高水平。　　进入90年代之后，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呈现出更加多元和复杂的局面。可以命名的诸如“60年代写作”、“70年代写作”、“美女作家写作”等等，都引领了中国当下的写作潮流。在批评界，也有对90年代以来的创作冠之以“无名”的概括或处理。这种概括、命名方式的多样性，从一个方面表达了这个时代文学观念和文学生产的多样性可能性，每一种文学想象都有了存在的合理性。这自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多音齐鸣、众声喧哗的时代，并不表明文学的价值立场的丧失或可有可无。　　在多种文学潮流之外，也存在着难以概括的个性独具的作家作品。他们游离于整体的、可概括的文学现象之外，独处于自己的精神世界。而这些中篇小说作家也是中国当代最有价值和艺术魅力的个体存在。比如铁凝、陈建功、贾平凹、王朔、王小波、范小青、毕飞宇、阿来、赵玫、迟子建、荆歌、熊正良、李洱、赵德发、何玉茹、东西、鬼子、刁斗、张欣、张梅、鲍十等，新世纪之后，吴玄、须一瓜、魏微、叶弥、戴来、朱文颖、徐则臣、晓航、郭文彬、陈希我、映川、鲁敏、乔叶、滕肖兰、吴君等，他们体现出的独特的对文学的理解和表达，也证明了这些作家选择的独特意义和价值。　　　　二、知青文学与中篇小说　　 　　知青一代是当代中国的“中间物”或两面神雅努斯，一方面他们的面孔向着过去，一方面，他们的面孔向着未来。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代人的思想矛盾非常酷似列宁对民粹主义者的评价。事实也的确如此。知青一代是深受50年代理想主义精神哺育的一代人，他们对毛泽东时期的红色革命思想有着极深的集体记忆，他们相同的经历和教育背景使他们的“代际”特征相当明显；另一方面，经过“文革”和十年下乡的经历，他们中的先觉者又率先获得了反省、检讨错误思想路线和理想破碎后重新寻找的强烈意愿和能力。尽管如此，这代人浪漫的理想主义精神仍然根深蒂固印痕鲜明。　　知青一代的文学创作始于“文革”期间，但形成文学潮流并为批评界所关注则是80年代初期的事情。知青文学一开始出现就表现出了与“复出”作家即在50年代被打成“右派”的一代人的差别。“复出”的作家参与了对50年代浪漫理想精神的构建，他们对这一时代曾经有过的忠诚和信念有深刻的怀念和留恋。因此，当他们“复出”之后，那些具有“自叙传”性质的作品，总是将个人经历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就是国家民族的苦难，他们个人的不幸就是国家民族的不幸。于是他们的苦难就被涂上了一种悲壮或崇高的诗意色彩。他们的“复出”就意味着重新获得了社会主体地位和话语权力，他们是以社会主体的身份去言说和构建曾经经历的过去的。知青一代无论从心态还是创作实践，都与“复出”的一代大不相同。他们虽然深受父兄一代理想主义的影响并有强烈的情感诉求，但他们年轻的阅历决定了他们不是时代和社会的主角，特别是被灌输的“理想”在“文革”中幻灭，“接受再教育”的生活孤寂无援，不明和模糊的社会身份决定了他们彷徨的心境和寻找的焦虑。因此，知青文学没有一个统一的方位或价值目标，它们恰如黎明时分的远足者，神情凝重地在没有边际的旷野向四方奔走，这种精神漂泊虽然激情四溢却也归宿难寻。　　需要指出的是，知青文学中所体现出的理想精神，与50年代的“理想精神”已大不相同。过早地进入社会也使他们在思想上早熟，因此他们所表现出的迷茫和不安如同北方早春的旷野一样，景观苍凉料峭，春色若隐若现。也许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成就了他们独具一格的文学特征，使那一时代的青春文学呈现出了独特的“精神自传”的情感取向。我们发现，最能表达这一时代文学特征作品命名，大都选择了“象征”的方式，如《本次列车终点》、《南方的岸》、《黑骏马》、《北极光》、《今夜有暴风雪》等等。这种象征不是西方的象征主义文学，这些作品没有感伤颓废的气息和意象。这种象征的共同选择，恰恰是这代青春对未来、理想、目标等难以确定和模糊不清的想象，试图在这些能够停靠和依托的象征性意象中结束漂泊，结束精神漂泊和游荡，它反映出的是知青一代的又一种理想。　　张抗抗的《北极光》是一部典型的具有知青理想主义色彩的作品。“北极光”这个意象不仅是自然奇观，更重要的是它给人一种超凡脱俗远离尘世的联想。主人公陆岑岑的北极光想象隐喻了她高洁的内心和拒绝与俗世同流合污的精神信念。她的爱情履历并不是寻找爱人的过程，而是寻找精神同道的过程，她与三个男青年的关系就是对“完美”和理想的想象关系。如果说《北极光》是一篇镶嵌在天边的理想主义文学作品的话，那么，张承志的《黑骏马》则是一篇游走于大地的理想主义小说。在一首悠长古老的蒙古族民歌的旋律中，那个忧伤的蒙古族青年踏上了漫漫的寻找长途，他要走遍草原去寻找心爱的妹妹，白音宝力格对爱情的寻找，也即是对归宿和理想的寻找。但骑着黑骏马的白音宝力格对历史和现实的认知视野似乎更为宽阔。民族文化的深层积淀在这个蒙古族青年的视野和经历中被展现出来。于是他获得了检讨和反省自己肤浅和轻率的意识和能力。对人民和土地的倚重，对古老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使主人公终于找到了能够安放自己心灵的归宿。这两部作品都是从爱情的角度切入，但它们又都超越了爱情范畴而深入到了社会、思想和精神的领域。　　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是当年知青文学社会反响较大的一部作品。小说的背景设定于知青返城前夕，在如何面对“去”与“留”的重大选择中，有三十六个知青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留在北大荒。这种悲壮的选择连同牺牲的战友、广袤无垠的土地和风雪交加的自然环境，一起构成了小说肃穆、凝重和崇高的文学气氛。虽然知青在北大荒历尽了生存苦难和命运挫折，但作品却通过自然环境的渲染在展示知青与命运抗争的同时，也转化为审美的快感。这一写作模式与红色经典构建起了历史联系，也是激情岁月理想迸发的高潮。阿城的《棋王》虽然也是知青题材的小说，但它发表时知青文学的大潮已过，它是“寻根文学”潮流中的作品。当知青文学经历了大悲大喜之后，阿城从平常人生的角度重新书写了知青生活场景，并在日常生活中衬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色，无论人生境界还是在修辞炼句上，也多从古代传统小说中汲取营养。从而使这部作品一时洛阳纸贵好评如潮。《棋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皈依，也从一个方面终结了知青文学在社会性和文学性上写作的单一性。从此，知青文学向四方离散，从题材到书写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80年代留下的青春文学，应该是最动人的文学景观之一。他们对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以及价值观、人生观的探讨在今天仍然让人怦然心动；那些浪漫、感伤或多少有些戏剧化的悲壮故事，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既贫瘠又富有的青春时代，它是一代人对生活、对人生以及对社会诚实思考的记录。90年代以后，知青文学逐渐消歇，间或出现的作品也没有产生影响。　　十多年过去之后，2005年底王松突然发表了一系列知青题材的小说，特别是中篇小说。王松的这些小说，超越了知青文学经历的几个潮流：倾诉苦难，附会悲壮、民众崇拜、政治批判等。在王松的小说中，文革或知青下乡只是小说的整体背景，他主要描述的是知青在乡下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是一种具有“原生态”意味的知青生活。当知青在乡下度过了短暂的、虚幻的理想主义想象之后，精神与生存的双重贫困，使知青迅速放弃了脆弱的理想主义，精神上陷入了极度危机之中，与贫下中农的师生关系也迅速形成对峙关系。因此，与乡民在心智上的“较量”，就不止是年轻人的恶作剧，同时也潜隐着一种恶意的报复或无意识的叛逆成分。《双驴记》是人与驴的斗争，黑六和黑七两头驴因为“出身”于地主家庭，与当时的“黑五类”排在一个序列，虽然是驴，却遭到知青马杰残酷的虐待。马杰的鞭技有一副好身手，他专门抽打驴最脆弱的隐秘处，结果一个气宇轩昂的种驴生生被马杰阉割了；当黑六的头颅被马杰割下的时候，恰被黑七看到了整个过程。于是黑七便不断地报复马杰，马杰虽然也不择手段地整治黑七，最后却险些与黑七在烈火中同归于尽；而《葵花引》中知青们对待牲畜的非人性态度的扭曲，《哭麦》中知青人性残酷性的变化过程等，使王松的知青小说在本质上就是知青生活的寓言。　　王松从知青的视角描述了他了解的乡村生活和知青生活，同时也是在检讨和反省那场规模巨大的运动。通过具体细节的选择，王松表达了他对知青下乡的立场。在轰轰烈烈改天换地的表层背后，王松在讲述话语的年代发现了因此引发的旷日持久的巨大危机。这个危机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他们因乡村的愚昧、狭隘和欲望不得而惨遭屈辱甚至失去生命，于是，他们会因麦子的颗粒不收而幸灾乐祸，会因把羊变成了狼而兴奋不已，但也因日后的成功报复而付出了最后的代价。对知青生活的书写，王松开辟了新的道路，他不动声色的惨烈和波澜不惊的残酷，在重返历史语境中显示了王松的笔力在知青题材上巨大洞见。他剥离了过去在知青文学创作中填加的各种意识形态因素，他的中篇小说对知青文学的贡献日后将会更深刻的被体察。　　&&&&&&&&&&&&&&&&&& 　　三、青春文学与中篇小说　　&&& 青春是永远是被谈论的对象。这不仅缘于年轻人引领着社会新的时尚风潮，决定着不同时期的社会心理，同时还意味着他们将无可质疑地占领着未来。但年轻人的这一优越并不意味着青春的幸运。由于在社会结构中的弱势地位，决定了他们必须经过阶段性的“压抑”处境。他们初临社会就宿命式地陷入了巨大的“意识形态”网络之中，他们被教化、整肃、规约，要按照已经制定的“社会契约”进入社会。也就是说，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认同了意识形态，决定了这个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进入社会。就中国当代社会状况而言，这个“认同”的重要性几乎是不证自明的。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青春在“除菌”的过程中成长，当青春已过，人到中年或老年时，他们认同或追忆的恰恰不是被“除”过“菌”的青春，而是那些更符合人性的合理要求，或者是与社会教化无关的青春情感记忆。 &&& 当代中国文学，确实存在着一种青春的“感伤小说”，只不过它还没有经过“约定俗成”的命名而已。这与我们的文化环境有关。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之交，曾有一个名重一时的“伤痕文学”，这一文学类型也写得很“感伤”，但这种“感伤”并不是纯粹个人化或情感化的。它的背后隐含了强烈的政治诉求和国家民族叙事。因此，当与国家民族相关的叙事功能完成之后，这类小说的使命也就完成了。这与我们所说的与个人情感记忆或普遍人性受到压抑、挫折、不自由等有关的“感伤小说”是不同的。在意识形态控制比较严厉的年代，与个人相关的诸多情感大都被认为是“个人主义”的、“小布尔乔亚”的，因此是不健康的，是“带菌”的。于是，意识形态和正统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个人“带菌”思想情感的“除菌”过程。从共和国建立到80年代以前的大多数时间里，青年没有、也不可能有较自由的发展环境和空间。他们必须在“导师”的引领下，在向意识形态不断认同的过程中，成长才被认为是健康的。当代文学“教化”的功能认识和实践，也决定了它负有对青年“引导”的使命，这一认识一旦转换为“审美”要求后，作为文学的意识形态就具有了合法性。在这一环境成长起来的那代人，大概是最为循规蹈矩的一代，他们也习惯于夸耀有过的经验和经历并要求下一代。因此，意识形态的教化在那些时代就具有了道德的意义：凡是与社会、国家、民族等不能建立起联系的情感，都是不道德的；凡是与个人有关的情感，都是可耻的。 &&& 但青春的压抑必然要诉诸于它的反面形式。于是对抗和反叛几乎是无可避免的。在西方也一样，西方主流视野里的判断是，60年代一代被认为是最糟糕的一代，也是保守党列在仇敌名单上的主要对象。在英国执政工党看来，60年代是造成动荡的原因，更是广泛动荡产生的结果。年轻的披头士们虽然不免轻浮，但他们乐观的声音也造就了影响深远的新文化景观。并因此催生了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在美国，旧金山乐队的音乐满足了尖酸刻薄听众的需要，它以散乱、复杂和粗野来对抗传统文化，在放荡不羁中体现着自己的独立性。西方的60年代运动在中国的80年代初期开始流行。“我不相信”的声音成了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反叛声音。而后，金斯堡式的“嚎叫”――从诗歌到摇滚，震撼着祖国大地。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一个时代最有生气、最具创造性的文学艺术几乎都来自年轻人那里。在他们刚刚出现的时候，他们几乎又无一例外地有过遭到追杀或封堵的经历。那些不合传统的想象和形式，总会受到正统的指责或“除菌”式的劝诱和引导。在这些指责中，社会免疫能力的低下和年轻人的“危险性”被成倍地夸大。进入90年代以来，女性文学、60年代或称为“晚生代”的写作群体、70年代写作群体、更年轻的网络写作群体等，几乎都不乏漠视、警惕甚至敌意的对待。 &&& 但是，当这些陌生的面孔逐渐被熟悉之后，当他们文学活动的“危害”预告并未兑现之后，他们开始得到追认。已经成为过去的“青春”于蜂拥而至的“研究”或“命名”来说，起码被延误了三年。那些早期真正有见解的敏锐发现便被湮灭于这些致命庸俗的评论潮水中。被“除”过“菌”的写作一旦得到追认，也就成了新的文学的意识形态。作为新的写作范型的诞生，也就意味着青春和挑战已经成为过去。青春时节就是狂野的时节，青春就要充满挑战的勃勃生机。因此，对属于年轻的文学思想和潮流，应该怀有像詹姆逊在评价西方60年代那样的情怀。他说，“对60年代光辉业绩的追忆、纪念或悲惨兮兮地公开承认那十年的诸多失败和错失了的机遇，都是一种无法避免的错误，我们在这两者之间找不到一条可以穿越而过的中间道路……历史乃是必然，60年代只能那样地发生，其机遇和失败相互交错，不可分割，带着一种特定历史情境的客观规约和种种机遇”。所有的青春写作都与这位大师所评价的60年代相似到了这种程度。 &&& 三十年来，关于青春的中篇小说，从不同的方向汇聚成巨大的潮流。通过这作品我们可以形象地了解或感受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青春的情感要求是怎样被文学表达的。如果说《晚霞消失的时候》、《爬满青藤的木屋》、《黄金时代》的主人公，是受到血统论、阶级论等政治压抑的话，那么《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与往事干杯》等则是受到了旧道德的压抑；而《玉米》则大胆地深入到了青年女性的性意识和传统道德之间的矛盾，撕开了一道雪淋淋的缝隙，让人在身体的裂痛中感受到了人性的苦痛。与当下欲望飞升没有节制的身体狂欢相比，这些作品可能过于沉痛，它甚至让人难以理解或承受。但那确实是不同时代青春生长的环境。它们问世后也曾有过不同的评论甚至是激烈的批判。但假如我们知道今天的社会生活或情感环境会发展到这种程度的话，我们就不会那样激烈或义正词严地去批判它们。　　与青春相关的是成长。成长时期的价值观念和精神面貌，最能体现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和社会环境。成长期是走向社会展开人生的阶段，不同的环境和接触对象决定了这一时期不安、躁动和容易受挫的心理特征。不同的是，西方早期的成长小说如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司各特的《威佛利》、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等，是主人公自己闯荡江湖，在不断的受挫中长大，他们在认识社会与生活的同时，也获得了自我判断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但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冲击下，西方青年的绝望、反抗、嚎叫等精神特征改写了早期成长小说的苦难历程和艰难时世。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中，几乎没有成长小说的历史脉流，这与20世纪中国独特的历史处境相关，拯救国家民族的关怀和叙事使个人成长的想象与书写被悬置。 　　进入当代之后，革命历史和农村生活成为当代文学创作基本的题材和表达资源。同时，与这一文学的思想路线相关的“成长小说”被塑造出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杨沫的《青春之歌》和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与西方成长小说不同的是，这两部作品的主人公――林道静和欧阳海，不是个人进入社会、接触生活获得自我成长的，他们是在各自导师的指引下完成身份转换或成长起来的。这种成长是意识形态塑造的结果，他们能够被认同并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英雄或精神楷模，是因为他们获得了黑格尔意义上的“社会准入证”，换句话说，是因为他们获得了社会政治的承认。这两部作品在当时的影响是今天不能想象的，那个时代的青年几乎奔走相告高调流传。它们对那个时代青春的成长几乎起到了灯塔般的作用。因此那也被认为是“革命文学”取得的最高成就之一。我们可能只能为那种青春的单纯、理想主义和天真所感动，却不能嘲笑他们思想的简单或精神的贫困。在这种思想或精神背景下，林道静和欧阳海的道路被不作宣告地认为是青年成长的道路，其他道路是危险和不正确的道路。但无论生活本身还是青春期对人生道路理解的多种可能，都必然会导致“异数”的出现。50年代中期，王蒙创作了他一举成名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是一部充满了那个时代青春气息的小说，是那个时代“青春写作”的代表作，也可以理解是青春王蒙的精神自传。　　如果说林震是在社会政治的意义上遇到了问题的话，那么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则是在精神归属上遇到了问题。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时期，也是压抑已久的中国青年最为躁动和跃跃欲试的时期。改革开放的时代环境使青年、特别是农村青年有机会通过传媒和其他资讯方式了解了城市生活，城市的灯红酒绿和花枝招展总会轻易地调动农村青年的想象。于是，他们纷纷逃离农村来到城市。城市与农村看似一步之遥却间隔着千年传统，农村的前现代传统虽然封闭，却有巨大的难以超越的道德力量。高加林对农村的逃离和对农村恋人巧珍的抛弃，示喻了他对传统文明的道别和对现代文明的向往。但城市对“他者”的拒绝是高加林从来不曾想象的。路遥虽然很道德化地解释了高加林失败的原因，却从一个方面表达了传统中国青年迈进“现代”的艰难历程。作家对“土地”或家园的理解，也从一个方面延续了现代中国作家的土地情结，或者说，只有农村和土地才是青年或人生的最后归宿。但事实上，农村或土地，是只可想象而难以经验的，作为精神归属，在文化的意义上只因别无选择。90年代以后，无数的高加林涌进了城市，他们会遇到高加林的问题，但不会全部返回农村。“现代性”有问题，但也有它不可阻挡的巨大魅力。 　　在《人生》发表三年之后，刘索拉发表了《你别无选择》。一群自以为是、离群索居的音乐学院的学生开始了对学院体制和教育制度的反叛。这是现代派文学在中国的表达，它有鲜明的西方文学影响的印记。但另一方面，它也是对当代青年在新的时代环境中成长必然做出的极端反映。“反中心”、“反体制”、自我宣泄反抗压抑等，构成了这些青年学生基本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特征。他们为所欲为张扬个性，但又苦闷迷茫不知所终，这种精神矛盾在这个时期的小说中表达的最为充分。这一方面与西方文学观念、价值观念的影响有关，同时更与青年在本土遇到的具体问题有关。这些“反抗”对社会生活来说可能构不成什么影响，但对青年的成长历程来说却意义非凡。只要我们看看当年批评界和读者的反映就会一目了然。 　　进入90年代，中国的成长小说又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对人生路径的选择或困惑开始为对内心体验和经历所置换。西r的《青衣花旦》和叶弥的《成长如蜕》应该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青衣花旦》对情感经历的叙述别具一格。在到处都是欲望的旗帜、到处都是红尘滚滚的场景描述中，西r却对人的内心体验格外关注，他的场景也经常设定于酒吧楼堂，也有欲望的蠢蠢欲动甚至一触即发，但那些饮者或舞者、男性或女性都有所节制或调整在温情的范畴之内，即便是欢场它仍然诗意盎然，于是，奢华和喧嚣并没有构成对人的内心经验的遮蔽；叶弥的《成长如蜕》是这个时代较典型的成长小说。它虽然也是写弱势对象在压抑中的成长，但这种压抑不是林震、高加林或音乐学院那些才子们对人生目标或道路选择的彷徨或迷茫，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在具体可感的寻常日字里的不自由。要改变自己的“弟弟”却无时不遭遇各种精神或现实的挤压，成长的艰难使青春从未华彩诗意不在，个人的历史已几乎无从书写。这可能就是《成长如蜕》震撼人心的力量所在。 　　对青春而言，成长可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一个永无边界的书写对象。每个时代的青春和成长是如此的不同。但也正缘于成长的艰难，青春才有可能成为一段不可磨灭的人生记忆。
　　 四、新世纪：中篇小说中的“底层”与“边缘”　　对新世纪文学诟病最多的,大概就是文学与现实关系的问题。真实的情况是,新世纪初以来以来,中篇小说对中国现实生活或公共事务的介入,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对底层生活的关注、对普通人甚至弱势群体生活的书写,已经构成了新世纪中篇小说的新人民性。 && 北北的书写对象大都来自底层的“小人物”。《王小二同学的爱情》、《有病》、《寻找妻子古菜花》、《转身离去》、《家住厕所》等大抵如此。北北以现代的悲悯、浪漫、幽默和智慧的文字,书写和接续了文学伟大的传统。她提供的文学情怀,以及对文学正义的坚持和重新书写,为文学提供了新的活力。北北的小说始终关注人的心灵苦难,日常生活的贫困仅仅是她小说的一般背景,在贫困的生活背后,她总是试图通过故事来状写人的心灵债务。　　陈应松多年来深居简出往返于神农架山区。他的《松鸦为什么鸣叫》、《望粮山》、《豹子最后的舞蹈》、《马斯岭血案》、《太平狗》等作品,以绝对和极端的方式书写了苦难的凄绝。《豹子最后的舞蹈》中,孤独地行走于山中的豹子,几乎没有藏身之地,笼罩在豹子周围的是一种灭顶的绝望。豹子的苦难可以找到施加的对象,但如同豹子般绝望的人物伯纬,也在最后的舞蹈,但他却如入无物之阵。能把苦难写到这样的绝对和极致,是陈应松小说的独特贡献。 &&& 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以及在文学界引发的争论,是文学创作和批评介入公共事务的典型事件。争论仍在继续,创作亦未终止。曹征路对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关注已久。2004年,他的《那儿》轰动一时。小说主旨不是歌颂国企改革的伟大成就,而是意在检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国有资产的流失、工人生活的艰窘,工人为捍卫工厂的大义凛然和对社会主义企业的热爱与担忧,构成了这部作品的主旋。当然,小说没有固守在“阶级”的观念上一味地为传统工人辩护,而是通过工会主席为拯救工厂上访告状、集资受骗,最后无法向工人交代而用气锤砸碎自己的头颅,表达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在这一文学现象中,青年作家胡学文的《命案高悬》是特别值得重视的。一个乡村姑娘的莫名死亡,在乡间没有任何反响,甚至死者的丈夫也在权力的恐吓和金钱的诱惑下三缄其口。这时,一个类似于乡村浪者的“多余人”出现了。他以自己的方式展开了调查。一个乡间小人物或草莽英雄要处理这样的事情,其结果是可以想象的。于是,命案依然高悬。当然,《命案高悬》并不是一篇正面为民请命的小说。事实上,作品选择的也是一个相当边缘的视角，人间世事似乎混沌而迷蒙,就如同高悬的命案一样。但作品却以睿智、胆识和力量洞穿世事,揭示了生活的部分真相。　　对底层生活的关注,逐渐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文学潮流。这些作品的人物和生存环境是今日中国的另一种写照。他们或者是穷苦的农民、工人,或者是生活在城乡交界处的淘金梦幻者。他们有的对现代生活连起码的想象都没有,有的出于对城市现代生活的追求,在城乡交界处奋力挣扎。这些作品从不同的方面传达了乡土中国或者是前现代剩余的淳朴和真情、苦涩和温馨,或者是在“现代生活”的诱惑中本能地暴露出农民文化的劣根性。但这些作品书写的对象,从一个方面表达了这些作家关注的对象。对于发展极度不平衡的中国来说,物质和文化生活历来存在两种时间:当都市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时候,更广阔的边远地区和农村,其实还处于落后的17世纪。在这些小说中,作家一方面表达了底层阶级对现代性的向往、对现代生活的从众心理;一方面也表达了现代生活为他们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复杂后果。底层生活被作家所关注并进入文学叙事,不仅传达了中国作家本土生活的经验,而且这一经验也必然从一个方面表现了他们的价值观和文学观。这不仅使新世纪的中篇小说接续了现代文学“社会问题小说”的传统,也使文学具有了一种新的人民性。 &&& 边缘经验,是指在潮流之外、或被遗忘或被遮蔽的文学资源。文学是一个想象和虚构的领域。它除了对现实的直接经验做出反映和表达之外,对能够激发创作灵感的任何事物、任何领域都应当怀有兴趣。有些经验虽然是间接的,但一旦被当下的经验所激活,就有可能放射出意想不到的艺术光华。这种情况在百年文学的历史上不胜枚举。 &&& 韩少功的《报告政府》无论对新世纪文坛还是对他个人来说,都是一部重要的作品。多年来,韩少功对传统的小说形式似乎感到绝望,他一直在寻找小说绝处逢生的可能性。而重新正面创作的中篇小说《报告政府》,对文坛来说,它所涉及的领域鲜为人知,一墙之隔划分了两个世界,生与死、善与恶、正与邪等,是我们基本的认知或了解,那是一个神秘和令人难以想象的所在。但韩少功所书写的监狱景观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那里的残酷、丑恶甚至血腥不仅仍在暗中上演,而且也有超级智慧、绝顶聪明在极限的环境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对韩少功个人而言,自“寻根文学”开始,他对文学可能性的探索深怀迷恋,但略有夸张的“先锋”和前卫姿态曲高和寡。《报告政府》大概是他为数不多的从“正面”挑战小说的创作。在这个把握难度极大的小说中,在对分寸、火候和节奏的掌控中,韩少功再次证实了他锋芒锐利的小说才能。 && 青年作家葛水平在新世纪异军突起,她的作品大都是中篇小说。她对底层生活的熟悉,对普通人生存或心灵苦难的体察感同身受。《喊山》、《甩鞭》、《浮生》等作品，生动又残酷地展现了那个被文明“遗弃”的荒芜所在。“天下原本是一片太平”的呼喊,却不能改变一个青年被炸得天女散花般的命运。&&& 除了上述作品外,还有一些作品在传统的创作题材遗漏的角落发现了广阔的空间。马晓丽的《云端》,应该是新世纪最值得谈论的中篇小说之一。说它重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对当代中国战争小说新的发现,一是对女性心理对决的精彩描写。当代中国战争小说长期被称为“军事题材”,在这样一个范畴中,只能通过二元结构建构小说的基本框架。于是,正义与非正义、侵略战争与反侵略战争、英雄与懦夫、敌与我等规定性就成为小说创作先在的约定。因此,当代战争小说也就在这样的同一性中共同书写了一部英雄史诗和传奇。英雄文化与文化英雄是当代“军事文学”最显著的特征。《云端》突破了“军事文学”构筑的这一基本框架。解放战争仅仅是小说的一个背景,小说的焦点是两个女人的心理“战争”。但这里没有胜利者。小说在整体构思上出奇制胜,在最紧要处发现了文学的可能性并充分展开。战争的主角是男人,几乎与女性无关。女性是战争的边缘群体,她们只有同男人联系起来时才间接地与战争发生关系。但在这边缘地带,马晓丽发现了另外值得书写的战争故事,而且同样惊心动魄感人至深。　　魏微的小说温暖而节制,款款道来不露声色。在自然流畅的叙述中打开的似乎是经年陈酒,味道醇美不事张扬,和颜悦色沁人心脾。读魏微的小说,很酷似读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有点怀旧略有感伤,但那里流淌着一种很温婉高贵的文化气息,看似平常却高山雪冠。《家道》和《云端》异曲同工。许多小说都是正面写官场的升降沉浮,都是男人间的权力争斗或男女间的肉体搏斗。但《家道》却写了官场后面家属的命运。这个与官场若即若离的关系群体,在过去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如果官场运气不济,官宦人家便有“家道败落”的慨叹,家道败落就是重回生活的起点。值得注意的是,魏微在家道沉浮过程中对世道人心的展示或描摹,对当事人母亲和叙述人对世事炎凉的深切体悟和叹喟，都令人叹为观止。而映川的《不能掉头》、迟子建的《起舞》、徐则臣的《苍声》、温亚军的《赤脚走过桑那镇》、鲁敏的《逝者的恩泽》等中篇小说，也在不同的方面展示了卓然不群的文学魅力。这些作品共同构成的奇特景观，使文学在惊慌失措的“文化乱世”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这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他们在诚实地寻找文学性的同时,也没有影响他们对现实事务介入的诚恳和热情。&&& 三十年代时间在历史的河流中只是短暂一瞬，对我们而言，因其复杂叙述起来竟格外漫长。无论如何，三十年的中篇小说代表了这个时段文学的高端水平，它所表达的不同阶段的理想、焦虑、矛盾、彷徨、欲望或不确定性，都密切地联系着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心理经验。于是，一个文体就这样和一个时代建立了如影随形的关系。它的全部经验已经成为我们值得珍惜的文学遗产，但它的影响以及在当下的意义还远没有结束。因此，对三十年中篇小说的认识或评说，就如同评价三十年的历史一样，更有价值、更深刻和公允的评价，只能期待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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