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木地板打蜡后怎样做清洁_百度知道
实木地板打蜡后怎样做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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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木地板打蜡后的清洁：1、清洗木地板时，先用拖把将地板表面的灰尘除去，然后依照清洁剂的配比说明和地板的脏污程度，在一桶水中稀释适量，并把拖把浸湿，从房间里面往门口的方向拖地。但要注意，要尽量将拖把拧干，以防止过多的水分渗透到木地板里层，造成发霉、腐烂。如果遇到地板缝或墙角等不易清理的地方，可以用旧牙刷直接蘸地板清洁剂刷洗，也可以将清洁剂倒在抹布上擦拭地面。不过，有些地板清洁剂中的界面活性剂浓度较高，拖完地后，半湿的地面反而更容易沾染灰尘。因此，最好选择优质的地板清洁产品。2、如果想要地板长久保持光泽亮丽，在使用地板清洁剂后，还可以再上一层木质地板蜡。不过一定要等地板完全风干后再上蜡，以免蜡层无法完全附着，而使地板上出现一点一点的白斑。二、实木地板打蜡的方法：1.清除地板表面的垃圾、脏物。使用吸尘器清除地板表面的垃圾和灰尘。用稀释后的中性洗涤剂擦拭地板上的污渍。对难以清除的污渍可用信纳水擦拭。2.充分干燥。地板表面和沟槽部的水分完全干燥为后方可打蜡。根据季节不同、所需时间也发生变化、但大致要花半天以上。3.用胶带纸将墙踢脚线和家具等部位遮盖，目的：防止地板腊污染墙踢脚线和家具。4.摇晃装有地板腊的容器、并充分搅拌均匀。5.按照地板的木纹方向仔细涂抹、不要漏涂或薄厚不均。涂抹量过少会造成浓淡不均、涂抹过多又会导致造膜不良。保持薄厚均匀是打腊的关键。三、实木地板打蜡的注意事项：1.为防止洗涤剂积留在沟槽处、浸泡了洗涤剂的抹布要尽量拧干。地板腊清除剂会导致地板产生痕渍和鼓胀、绝对不可使用。用拧干的抹布擦拭。使用用力拧干的抹布进行擦拭。地板表面、特别是沟槽部分、要仔细擦拭、不要残留洗涤剂。如残留洗涤剂和水分、会导致表面泛白、鼓胀。2.一切要注意经过充分干燥：如没有经过充分干燥、地板腊将不会紧密附着在地板表面、影响美观、产生泛白现象。3.至少要打三遍蜡，每次都要用不带绒毛的布或打蜡器磨擦地板以使蜡油渗入木头。4.要想得到闪亮的后果，每打一遍蜡都要用软布轻擦抛光。5.每打一遍，待干燥后，用十分细的砂纸打磨外表，擦清洁，再打第二遍。四、实木地板的保养技巧：（1）保持地板干燥、清洁，不能用水淋湿拖把拖地或用碱水、肥皂水擦洗，以免破坏油漆的光亮度、损坏漆膜。如遇有灰或脏物可用干拖把或用拧干的湿拖把擦拭。每月（或两个月）打一次蜡（打蜡前将水汽和污迹擦干净）。（2）如果暖气漏水或地面有水渍，必须及时擦干净，不能让太阳爆晒或直接用电炉烘烤，以免干燥过快，地板开裂。（3）长期不住人，切忌用塑料布或报纸盖上，时间一长漆膜就会发黏，失去光泽，同时切忌热水盆、热饭锅等物直接放在地板面上，应用木板或草垫垫着，以免烫坏漆膜。（4）局部地板面不慎沾有污迹应及时清除，若有油迹可用抹布或拖把蘸温水或少量的洗衣粉擦拭，也可用中性肥皂水加少许洗涤灵擦洗。若污迹严重，采用此法无效，可用优质砂纸或钢丝球轻轻擦拭。如果是药物、饮料或颜料的污迹，必须在污迹未渗入木质表面以前加以清除，清除方法采用浸蘸家具蜡的软布擦拭。若仍无效，须用钢丝球蘸家具蜡擦。若地板层的表面被烟头烧损，用浸了家具蜡的软布用力擦拭可恢复光亮。若是墨水沾染，应及时用浸蜡软布擦拭，若无效，可再用钢丝球蘸家具蜡擦拭。（5）铺设后的油漆地板，尽量减少太阳直晒，以免油漆经紫外线照射过多，提前干裂和老化。地板上放置家具应用橡皮或其它软物垫起，以防刻划地板漆。（6）地板在使用过程中，若发现个别地板起翘或脱落，应及时取起地板，铲去旧胶和灰末，涂上新胶，压实；若个别地板漆膜破损或露白，可用400号水砂纸蘸肥皂水打磨，然后擦干净，待干后，进行局部补色，色干后，再刷涂一道漆，干燥24小时后，用400号水砂纸磨光，然后擦蜡进行抛光。
实木地板打蜡后清洁其实很简单，平时保养注意地板面保持洁净无污渍和积水，用不滴水的抹布或拖布擦拭，注意保持室内通风换气。注意地板不要在太阳底下暴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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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木地板在保养时，一定要注意保持地板的干燥、清洁，避免与大量的水接触。不允许用碱水、肥皂水等腐蚀性液体擦洗，以免损坏油漆膜;可以用拧干的纯棉拖把擦拭，如遇污迹用钢丝绒摩擦，不可用湿拖把、汽油、易燃物品和高温液体进行擦拭。2、每隔一段时间打一次蜡，时间间隔视地板漆面光洁度而定,建议最少每年上蜡保养两次。方法是先用半干的抹布擦干净地板并上蜡，地板蜡要均匀地涂抹在地板表面并使其“浸透”，等稍干后用干的软布在地板上来回擦拭，直到平滑透亮为止。3、如果不小心倒水或遗漏水于地面时，必须及时用干的软布擦干净。擦干净后不能直接让太阳暴晒或用电炉烘烤，以免干燥过快，地板干裂。4、铺装完后的地板应尽量减少太阳直晒，以免油漆经紫外线照射过多提前干裂和老化。5、不要把烟头或火柴等火种随手扔在地板上，以免烧焦地板表面;避免锋利、尖锐物品划花以及重的物品长时间重压。6、铺好的地板如长期不居住，切忌用塑料布或报纸盖上。时间一长涂膜则会发粘，失去光泽。同时切忌温度很高的物体直接接触地板。
实木地板打蜡后清洁其实很简单，平时保养注意地板面保持洁净无污渍和积水，用不滴水的抹布或拖布擦拭，注意保持室内通风换气。注意地板不要在太阳底下暴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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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10:17:59
编辑：红红
家里的木地板保养，照专门的打蜡公司可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今天小编要教给大家的就是自己如何给地板打蜡，自己打蜡保养木地板不仅节省打蜡的费用，好的保养也能省去换木地板的钱哦。
现在很多家庭在装修房子时，一般都会选择木地板，和或者是石材地板相比，一是木地板比较暖和，二是木地板给能给人带来一份稳重感，但是在保养方面，木地板却要比瓷砖或者是石材麻烦。木地板的日常保养自己如何给地板打蜡呢，下面小编就交给大家给木地板打蜡的方法。&
自己如何给地板打蜡
1、选择晴好天气打蜡。雨天湿度过高、打蜡会产生白浊现象。室温在5度以下时、地板腊会变硬。 打蜡前、请勿使用含有化学药品的抹布擦拭地板、会导致地板腊附着不良。
2、清除地板表面的垃圾、脏物。 使用吸尘器清除地板表面的垃圾和灰尘。 用稀释后的中性洗涤剂擦拭地板上的污渍。 对难以清除的污渍可用信纳水擦拭。 为防止洗涤剂积留在沟槽处、浸泡了洗涤剂的抹布要尽量拧干。 地板腊清除剂会导致地板产生痕渍和鼓胀、绝对不可使用。
3、用拧干的抹布擦拭。 使用用力拧干的抹布进行擦拭。 地板表面、特别是沟槽部分、要仔细擦拭、不要残留洗涤剂。 如残留洗涤剂和水分、会导致表面泛白、鼓胀。
4、充分干燥 地板表面和沟槽部的水分完全干燥为后方可打蜡。根据季节不同、所需时间也发生变化、但大致要花半天以上。 如没有经过充分干燥、地板腊将不会紧密附着在地板表面、影响美观、产生泛白现象。
5、打蜡方法 摇晃装有地板腊的容器、并充分搅拌均匀。 房间的地板整体打蜡前、要在房间的角落等不醒目之处进行局部试用、确认有无异常。 为防止地板腊污染墙踢脚线和家具、要用胶带纸等对上述部位遮盖。 用干净的抹布充分浸蘸地板腊、以不滴落为宜。 不可将地板腊直接倒在地板上、否则会产生痕渍和圈痕。 按照地板的木纹方向仔细涂抹、不要漏涂或薄厚不均。 涂抹量过少会造成浓淡不均、涂抹过多又会导致造膜不良。 保持薄厚均匀是打腊的关键。 不可用水稀释地板腊。 打蜡工具可使用打蜡专用拖布、操作简便、效果理想。
家庭自行简易打蜡妙招
首先将木地板擦洗干净，等干透以后才能上蜡奥。切记。将买来的蜡放入铁罐内，在火炉上将其烤化，然后把煤油缓慢掺入铁罐内，注意蜡和煤油的比例为122.5：l。边掺入边搅拌，直至成鞋油状。然后再用一块干净的布，注意布必须是干的。蘸上蜡油涂在地面上，涂蜡油时要均匀，不能太厚。涂完2～3平方米后，停2～3分钟，然后用手去摸，若不粘手，立即用另一块清洁的干布在上面擦拭，只需几下，就能出现光泽。木地板抛光打蜡怎么做？木地板抛光打蜡三大注意事项！木地板抛光打蜡怎么做？木地板抛光打蜡三大注意事项！安居家百家号木地板美观、环保、耐磨，所以木地板非常深受消费者青睐。但是木地板价格比较昂贵，需要用心养护，才能保持它的光彩。人们都知道木地板保养起来比较麻烦，不是随便保养就行的。那么，今天为大家分享木地板抛光打蜡怎么做及木地板抛光打蜡注意事项，下面一起来了解吧!木地板抛光打蜡怎么做1、打蜡环境准备木地板打蜡要选择好的天气，避免在湿度较高的雨天和稳定较低的时候打蜡，要是湿度过高容易产生白浊现象，而温度低于5摄氏度地板蜡则容易变硬，不利施工。2、施工工具和地板蜡准备木地板打蜡工具选择很重要，现在不少人家中都备有体积小、重量轻的打蜡机，这样使用时非常方便。要是没有打蜡机，可以使用尘推、软布等简单的工具进行，不要看工具简单，但是打蜡效果不一定差，反而可能更细致。3、整理清洁地面在打蜡前，需要把打蜡区域家具整理好。同时要要将地板区域清洁干净，确保打蜡前不会有灰尘或者其它污渍，防止打蜡光洁度。4、打蜡摇下装有地板腊的容器，然后搅拌均匀，用干净抹布充分浸蘸地板腊。摇晃并充分搅拌均匀地板蜡，在不醒目处先进行局部试用，确认无异常后再整体上蜡。然后用干净抹布或专用的打蜡尘推充分浸蘸木地板腊，按照木地板的木纹方向仔细涂抹，速度不要太快，不要漏涂或薄厚不均，保持薄厚均匀。5、抛光可以打蜡两遍，第一遍打完之后，然后再打一遍蜡。每次打完蜡必须要等上一层蜡干透后，才能上下一层蜡，等完全干透后再用细砂或者软布抛光表面。木地板抛光打蜡注意事项1、晴天打蜡雨天湿度太湿，打蜡会产生白浊现象。所以最好在晴天打蜡。2、清除地板表面脏物用吸尘器清楚地板上的灰尘，对难于清除的污渍可以用信纳水擦拭。防止洗涤剂积留在沟槽处、浸泡了洗涤剂的抹布要尽量拧干。3、充分干燥木地板表面的水分要充分干燥后才能进行打蜡。要是没有充分干燥，地板蜡将不会紧密附着在地板表面、影响美观、产生泛白现象。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安居家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一站式居家生活阅读平台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桃木珠子怎么打蜡…步骤，与方法_百度知道
桃木珠子怎么打蜡…步骤，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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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你说的是哪种打蜡方法，要是你有工具，可以将单颗珠子用吊机固定旋转，用棉布将蜡砖包住，一层薄棉布就行(白蜡，家里常用的白蜡也行)摩擦，摩擦产生热量，蜡就会融化通过棉布均匀的涂抹在珠子上面。2，可以用震筒将很多珠子跟蜡米(没条件可以用白蜡碎屑)放到震筒一起震动，得24小时，要是你单独一串，那只能用液体的自喷蜡(淘宝有卖，表板蜡，地板蜡均可)均匀喷洒，然后用保鲜膜缠住，一个晚上后，用棉布把玩，效果很好，希望可以帮助你！
宝玉石研究所所长
桃木属于软木，没必要打蜡。因为即使打蜡也不会有光泽。
人家打腊的桃木
既然你认为打蜡好，那就试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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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卓木碉会议揭秘】
日，中央在北进途中，发布了《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的出路在哪里？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地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断路。”
　　第二天，中央用简洁的文字和强硬的语气，命令张国焘立即率左路军北进：“(甲)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乙)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导，并已令一、三军团在罗达、俄界集中。”
　　对于在最后关头同意南下的右路军将领，中央抱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宽容心理，即使是在分手之后，也始终采取了有别于张国焘的争取政策。就在中央率军北上的当日，中央政治局专门给徐向前、陈昌浩发出四点指令：
(一)目前战略方针之唯一正确的决定，为向北急进，其多方考虑之理由，已详屡次决定及电文。
(二)八日朱张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该电。
(三)为不失时机的实现自己的战略计划，中央已令一方面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
(四)本指令因张总政委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己之决定，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
　　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则为自己蒙在鼓里和被丢下而愤懑。陈昌浩的情绪表现得最为激烈，他下令召开紧急会议，写信傅钟、李卓然：“赶快回来，中央夜里秘密开走了，去向不明。他们丢下我们‘开小差’，用意何在？飞速来议。”中午时分，陈昌浩主持召开右路军前敌指挥部紧急会议，他的脾气暴躁至极，大骂“中央‘右倾’、‘怕死’！丢下右路军‘逃跑’了！”许许多多难听的话脱口而出。会开到黄昏，他宣布南下，口号是“打回通南巴！”要政治部对部队进行动员。
与陈昌浩负气狂躁相比，徐向前表现得更为矛盾、苦闷和无奈。他没有发言，即使是开会的时候，也是躺在门板上，不住地叹气。在接到中央要求徐、陈立即跟进的电令后，他彻夜难眠，偷偷地哭了一场。
他在回忆录中披露了自己当时的心情：
　　接着，中央又来电报要我们带着部队北上。并说：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八日南下电令。陈昌浩决心南下，骂中央是“右倾机会主义”啦，“逃跑主义”啦。我想，是跟着中央走还是跟着部队南下呢？走嘛，自己只能带上个警卫员，骑着马去追中央。那时，陈昌浩的威信不低于我，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员。他不点头，我一个人是带不动队伍的，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人。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
张国焘更是暴跳如雷，他为党中央和一方面军脱离了控制而恼火。张国焘在与陈伯钧的谈话中，曾不小心透露出他的如意算盘，就是：通过强调军令的严肃性，用总部控制所有武装力量，然后通过自上而下的党内斗争，逐步统一中央的思想。就是出于这种考虑，他以嘎曲河涨水为由，拒绝北上；利用徐向前、陈昌浩不忍分割四方面军的心结进行摊牌，强迫右路军南下；然后利用兵力和人数占多的优势，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坚持南下，同中央分道扬镳，来到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脚木足），开始谋划另立中央。陈伯钧反对四方面军部分干部对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采取谩骂、轻视的态度，于9月12日给张国焘写了一封长报，谈到目前党内纠纷问题。张国焘不予答复。陈伯钧遂于13日到总部面候张国焘，直到深晚才得以见面。回来后，他把谈话内容写在日记上：
　　下午在总部闲话。晚又去总部请求解决我的问题。后王树声等同志向我提出很多问题对我进行斗争，如，此次中政局，一、三军北进问题，五次围剿及突围问题，提拔工农干部问题，目前中央领导的改造问题，当时我均有答复，不过，对重组中央问题，尚须思考，不能随便。最后总政委意见，决暂调我回总部休息，等斗争解决我的态度后，再分配适当工作。
　　从这段文字记载可以看出，张国焘已经开始为“重组中央”制造舆论，并且在高级干部中混淆视听。九天后，陈伯钧被撤去军参谋长的职务，发配到红军大学当教员。
脚木足，地处雪域高原、嘉绒部族区，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脚木足乡，属大金川河流域。脚木足，是脚木足河[也称草登河]与梭磨河交汇地，从脚木足到可尔因，河流称为脚木足河，与杜柯河交汇进入大金川。脚木足有个嘉绒村子叫白赊寨，这里矗立着雄伟的石碉，有一个寺院和许多寨子[就是嘉绒人居住的房子，嘉绒人称寨子]。这地方名叫脚木足，有雄伟的石碉，所以，张国涛把自己在这里主持召开的会议叫卓木碉会议。
9月10日，由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果断采取措施,组织红一军、红三军、军委纵队一部，迅速转移，离开右路军，脱离险境北上。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中共中央与红一方面军共8000多子弟由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的包座向甘肃省迭部县俄界进发。
9月15日，张国焘以总政治部的名义发表《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
9月17日，张国焘发布南下的命令，提出“大举南下，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的口号。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四军、三十军分别由阿坝和包座南下。
　　四军和三十军第二次穿越草地南下，沿途所见，均是第一次过草地牺牲战士的尸体、宿营地、丢弃的物资，甚至还能看到少数迷失方向困在沼泽中的战士。李先念对他们说：“你们能走还是跟部队走吧，在草地里没有出路，会饿死冻死的。”徐向前一路上无语，只对李先念冒了一句话：“我就不明白，红军与红军闹个什么劲！一个北上，一个南下究竟哪个正确，我也搞不清楚！”
9月中下旬，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开始从阿坝南下，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的由陈昌浩节制的右路军主力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南下。17日，张国焘发布南下命令，提出“大举南下，打到成都吃大米”。同时，他严令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第五、九军团及军委纵队一部从阿坝地区南下，回到马塘、松岗、党坝一带。17晚，李先念率红三十军由包座再经草地抵达毛尔盖。18日晚，红四军由阿坝穿过草地回到毛尔盖。18日，张国焘电令王维舟率红三十三军穿过草地，坚决南下。为了挽救张国焘，同时为了顾全大局，朱德和刘伯承说服了红五、九军团一同随红四方面军南下。
9月下旬，红军各部分别到达马塘、松岗、党坝、梭磨一带。
南下红军八万之众，来到大金川上游，结集在今天的马尔康县境内梭磨河流域的四土。
在今天，从马尔康市区沿梭磨河下行四十分钟，再经过蜿蜒崎岖的山路近一个小时，便可到达崇山峻岭间的脚木足乡白莎村。
两个碉楼耸立在村旁，八角碉楼还保存完好，四角碉楼顶部已经坍塌。几百米外的高台上，有一座百年喇嘛庙若布洛寺便建于此。
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卓木碉会议”就是在若布洛寺的大殿里召开的。由于年久失修，曾经的若布洛寺大殿已经坍塌，仅剩下一堵高三米、长六米多的断墙。曾经的大殿旧址上，长满了杂草和灌木。为了布置会场，张国焘曾叫人将大殿里的所有设施都搬了出去。
10月５日，白赊喇嘛寺庙，张国焘主持召开红军高级干部会议，会场上最显眼的要数那幅悬挂在中央台子上方写着“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的大横标。
参加今天会议的有朱德、张国焘、刘伯承、陈昌浩、徐向前、李卓然、罗炳辉、何长工、周纯全、曾传六、傅钟、李特、余天云、刘志坚等军以上干部约四十余人。
我们来看看南下的红军领导人：
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副总参谋长王宏坤；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兼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兼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倪志亮，副参谋长李特，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
第四军长许世友，政治委员王建安，副军长陈再道，参谋长张宗逊，政治部主任洪学智；
第九军长孙玉请，政治委员陈海松，参谋长陈伯均，政治部主任王新亭；
三十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李天佑，政治部主任李天焕；
三十一军长余天云，政治委员詹才芳，参谋长王维舟，副参谋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张成台；
三十二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政治部主任黄火星。
三十三军长罗南辉，政治委员张广才，参谋长李荣，政治部主任李百选。
&这天黄昏后，军以上负责人陆续来到喇嘛寺内，会场台子上方中央悬挂着横幅，写着“反对毛（毛泽东）、周（周恩来）、张（张闻天）、博（博古）向北逃跑”的大横标。
会议由三十八岁的张国焘主持,张国焘的讲话首先把攻击矛头指向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和博古，他说：“毛泽东带着部队向北逃跑了，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分裂红军。因此，我决定，我们要学习和借鉴列宁与第二国际决裂、另立第三国际的历史经验。现在我宣布，中共第二中央在这里成立。”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会上“第五军团和十二军团（这里应为红九军团）的同志们也纷纷指斥毛泽东的行为不当。他们指出第五军团和十二军团同属一方面军，以往遇有重要军事行动，都曾事先获得通知，但这次毛泽东私率一、三军团北上，却并未通知他们，发言人对于这一点一致表示愤概。董振堂郑重表示，过去中央老把他当作投降过来的将领，似乎不把他当自己人。”
会上，红五军团政委曾日三讲了话。朱总司令从容镇定地坐在那里听着发言，时而翻翻放在面前的一本书，时而扭转头去看看坐在他旁边的张国焘。
黄超为首的一群人立即起哄、围攻，拍桌质问朱德：“快说！你们为什么要坚持北上？”“你必须当众表示态度，反对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北山抗日的决议！”他们一再逼迫朱德发表宣言，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拥护张国焘的南下方针。
朱德义正词严地说：“我是完全信得过毛泽东的。人家都叫‘朱毛，朱毛’，我朱德怎么可以反毛泽东呢？遵义会议上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我不能反对遵义会议的决定。”
黄超拍着桌子吼道：“别说了！我们现在要南下，你支不支持？”
朱德回答：“北山抗日的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反对北上。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但你们要南下，我也没办法……”
不等朱德说完，黄超等人就嚷道：“别说了！你简直是个老糊涂！”“你是个老右倾！”
张国焘也有些不耐烦了，他站起来严厉地道：“朱德同志，你必须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
朱德在长达数小时的围攻下，已经精疲力竭，但仍然坚定地道：“毛泽东同志是党中央的领导者，我不能做的！是不行的！我决不能这样做！毛泽东同志我信得过！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联系！”
黄超等人威胁朱德说：“你既然主张北上，那你就离开部队好啦！”
朱德早就打定主意留在部队里，找机会向指战员宣传中央北上主张，争取更多的同志觉悟过来。
朱德明白，如果离开部队，就有可能遭到暗害，于是果断地回答：“我是党中央派来的，我不能离开部队。”“我现在虽然不能随中央北上了，只得跟着你们南下，但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将来你们还得北上。”
由张国焘一手从团长提拔起来的第三十一军军长余天云一听大怒竟然要出手打朱德。徐向前及时站出来阻拦，余天云才没敢动手。
　　张国焘宣读了《关于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议》，宣布成立“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政府”,“共青团中央”,宣布张国焘为“中共中央主席”。
　　为了扩大“第二中央”的声势，张国焘宣布朱德等人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张国焘：“现在我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洛莆（张闻天）、博古的党籍及中央委员，撤销他们的工作，并下令通缉。免职查办杨尚昆、叶剑英。”
　　张国焘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其结论是，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了领导全党的资格”，他要仿效列宁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并宣布“中委”名单及决定：
　　（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消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二）以任弼时、陈铁铮、陈绍禹、项英、陈云、曾洪易、朱阿根、关向应、李立三、夏曦、朱德、张国焘、周纯全、陈昌浩、徐向前、陈毅、李先念、何畏、傅钟、何长工、李维汉、曾传六、王树声、周光坦、黄苏、彭德怀、徐彦刚、吴志明、肖克、王震、李卓然、罗炳辉、吴焕先、高敬亭、曾山、刘英、郑义斋、林彪组成中央委员会。
　　（三）以任弼时、陈绍禹、项英、陈云、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李维汉、曾传六组织中央政治局，以何长工、傅钟为候补委员。
　　（四）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组织中央书记处。
　　（五）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周纯全、倪志亮、王树声、董振堂组织军事委员会，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常务委员。张国焘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任红军总司令，陈昌浩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红军副总司令，周纯全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这份名单，当时由徐以新所在的红四方面军总部石印组具体刻印，见载于《徐以新传》一书。
张国焘炮制的这个“中央委员会”名单，颇费心机。首先，他要建立一个能让共产国际承认的“正统”，所以尽可能把“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排在前面。由于张国焘的闭塞无知，在名单里闹了不少笑话。例如原江苏省委书记朱阿根、原闽浙赣苏区特派员曾洪易在此之前都已被国民党逮捕，当了叛徒。原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因为在洪湖苏区肃反中大量杀人，在1934年5月受到中央严厉批评并被撤职。原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徐彦刚在坚持斗争失败后，于1935年9月已经被敌人杀害。张国焘都不知道，把叛徒和烈士一起选进来了。
刘伯承在1961年的一次谈话中说，张国焘组织临时中央，“我不同意这样搞法”。张国焘说：“你不想当总参谋长了？”刘伯承说：“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张国焘说：“那你马上办交代”。刘伯承交代完了工作，张国焘就撤销了刘伯承的总参谋长职务，调到红军大学当校长，实际上是军事教员。接着，张国焘又要刘伯承制定一个南下作战计划，限两小时完成。两小时整，刘伯承完成了南下作战计划，然后就离开红军总部到红军大学工作去了。
卓克基会议上宣布另立中央，这是一桩严重罪行，但确实没有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列席会议的王维舟判断：“如果当时多数人都以正确的态度同张国焘斗争，就有可能使他的分裂不能得逞。”
原因或许是与会者对当时的中央有不满： 　　
张国焘于是先指定一方面军的一位军的干部发言。这位同志在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徐向前有过回忆。
&　这时与四主面军一起的有原属一方面军的董振堂的红五军团和罗炳辉的红十二军，究竟是哪一个“军的干部”讲得很激动，徐向前没有讲。张国焘则说：“第五军团和第十二军出席这次会议的同志们，也纷纷指斥毛泽东等行为不当。他们指出第五军团和第十二军同属一方面军，以往遇有重要军事行动，都曾事先获得通知；但这次毛泽东等私率一、三军团北上，却并示未通知他们，发言的人对于这一点，一致表示愤慨。”
徐、张都这样说，肯定是有根据的。红五军团对中央是有意见的。延安时期，各根据地分别召开座谈会，主要是围绕路线问题就一些历史问题作出决议。“红五军团的座谈会开得很激烈，因为他们是宁都暴动的队伍，不被‘左’倾路线所信任，肃反时抓了不少人，当反革命错杀了，连总指挥季振同也被杀害，军团长董振堂、参谋长赵博生、前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后政治部主任曾日山等军团领导相继牺牲，部队留下的人很少了。随西路军过黄河时基本打光了。会上，发言的人很激动，当有人拿出董振堂军团长被国民党杀害时头颅照片时，不少人嚎啕大哭。”（莫文骅回忆）另据黄火青回忆，十二军军长罗炳辉及政委何长工是支持张国焘的。何长工几十年后也承认：“出其无奈，被迫只好违反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饮恨随张国焘南下。”在张中焘拟定的名单中，罗炳辉是“中央委员”，何长工是“修补中委”。何长工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亲自派到九军团接替蔡树藩任政委的，为什么也会“随张”，可能不仅仅是外在压力。何长工之所能得到毛泽东的谅解，重要原因之一是毛泽东和黄火青成立了一个秘密收容站，保护了一方面军落伍掉队者。　　
朱德的话虽然心平气和，却是语重心长。他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据一位当时在五军团的目击者回忆说：
　　“张国焘恼羞成怒，便气急败坏地组织围斗朱总司令。我见朱总司令十分镇静地坐在那里，毫不为这些人的气势汹汹所动，等他们叫嚷得差不多了，才慢慢地站起身来。正要据理驳斥，张国焘却拍桌子，大声吼道：‘大家不要吵了，不要闹了！’他这话完全是冲着朱总司令来的，对我们敬爱的总司令，连话都不让讲，实在太专横、霸道！从此，张国焘便对朱总司令进行种种的迫害和摧残。他指使人在夜间把总司令的马匹全部偷走，并且当即宰掉；后来又把总司令的警卫人员调走，甚至连门岗也给撤掉，使总司令的安全得不到保障。朱总司令写信给我，要我从五军团给他挑选两个警卫员。我便让五军团保卫局侦察科的科员范云标同志和保卫队的张副指导员，去给总司令当警卫员。”
张国焘又让刘伯承表态。刘伯承讲了一通革命形势相当困难的话，意思是要团结，不要分裂。还是不肯说一句支持张国焘的话，更不肯向张国焘低头。张国焘见朱、刘二人还不屈服，怀恨在心，当众不便发作。
徐向前回忆说：“另立中央的事让人们都傻了眼。就连南下以来，一路上尽说中央如何如何的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发言表态支持张国焘。会场的气氛既紧张又沉闷。张国焘于是先指定一方面军的一位军干部发言。这位同志在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一些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
会场上明显出现了两派，一派是以朱德为首的“拥毛”派，一派是以张国焘为首的“反毛”派。但由于张国焘在这时掌握着兵权，所以没有人敢直接提出反对另立中央的意见。&
因为这时驻扎在四土地区的红军绝大部分是四方面军，属于张国涛的势力。在张国焘煽动下，会上，对朱总司令一阵起哄、围攻，有的甚至拍桌吼叫：“朱德,你必须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
分裂活动在军队部分干部中引起了不满。编入左路军的原红一方面军干部愤愤不满。
张国焘掂量着朱德在党和红军中的份量，知道没有朱德的支持，他组织成立的“中央”和“军委”的组阁会不顺利。会议期间,张国焘对朱德说：“总司令，你最好能出个面，帮我做一些新的中央的工作。毛泽东他们应该承认我们这个中央是合法的，是全党的唯一领导。”
朱德对着张国焘讲：“我是不赞成搞第二中央的。搞两个中央，就是分裂，这样是不行的。你要搞，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我按照党员的规矩，保留意见，以总司令的名义做革命工作，不能反中央。”
对此，徐向前、陈昌浩猝不及防，均未表态。南下以来一路上多说中央如何如何不好的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表态支持张国焘。
在会议上,徐向前的表现是沉默无语。
张国焘心里清楚徐向前在四方面军的地位和影响,找徐向前交流,徐向前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但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果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
&当时，红一方面军划到右路军的，上面有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人，下面有第五军团、第九军团广大指战员，他们是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的。张国焘这时挑动两个方面军的指战员的不和，想叫下边互相打架。朱德反对，对张国焘说：我们现在处于敌人包围中，是要如何支持下去，自己下边再打架，就不能生存下去。打架总算被制止。
张国焘成立了"第二中央"后，自封为“中央主席”，再次逼迫朱德表态,朱德说：“国焘同志，你听我再次劝说一句，事情不要做得太绝了，留下一点转圜余地，对党对红军对你自己绝对有百利而无一害。我说别的话如果你听不进去，那么，请你记住今天我说的这一句话：‘给自己留下一点转圜余地’”
朱德和刘伯承等在十分艰难的处境下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主义错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朱德、刘伯承等人坚决反对另立“第二中央”，这对张国焘起了很大的制约作用。
刘伯承后来回忆说：“我和朱德总司令在草地的时候，张国焘对我们是卑视、污辱的。我不如总司令，我是暴躁的，时常不给张国焘留一点余地。总司令劝我：这样是要不得的。”
有一天，刘伯承对朱德说：“看来情况越来越严重，他们要逮捕人，不知他有没有这个决心？”
朱德苦笑了一下说：“人家大权在握，有可能啊。我们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没什么了不起的。”
刘伯承突然严肃地问：“你有几支枪？”
“一支小手枪，两支驳壳枪。你呢？”
“五支。”刘伯承回答。
朱总司令沉思了一阵说：“过去在军阀混战时，死是不值得的。现在为党的利益奋斗而死，是可以的。当然，个人是无所谓的，可是任事情这样演变下去，对整个革命不利呀！”
朱德、刘伯承当时处境的艰难和危险由此可见一斑。
刘伯承后来回忆说：“张国焘待我们如同俘虏。我们能脱险出来，是很大的幸运。这一年的生活是很痛苦、很困难的。”“朱总司令在这样的境遇下，坚持了毛主席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表现了坚定的政治原则性。”
1941年9月，朱德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回忆他同张国焘斗争时说：“我在1935年在川西北与张国焘争论时，他说党的委员会的委员要服从书记，就是说，西北中央局委员要服从张国焘。我便说明书记要服从委员会的决议，否则便要取消资格，用党的组织原则来说服同志们。”
张国焘另立中央后，12月5日致电中共中央称：
&（一）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
(二）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
&（三）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
&（四）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的政权组织报来，以便批准。
10月7日，张国焘以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绥、崇、丹、懋战役计划》，南下川康边的战略目标进入实施阶段。
张国焘反对中央，反对北上，在当时左路军中原属一方面军的五军团干部、战士中引起强烈不满。有的同志提出：“单独北上，找毛主席和党中央去。”有的激愤地表示要与张国焘“干”。
朱德从革命的大局出发，耐心地教育大家掌握正确的斗争方针和策略。他说，北上是一条正确的路线。我们将来迟早要走上这条路线的。南下是绝路，无论从敌情、地形、居民、给养等条件来说，都是对我们极为不利的。可是有人说北上是逃跑，只有南下才是革命的。孰是孰非，本来是很清楚的，将来会越来越清楚。他说：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中央北上的路线。同志们要顾全大局，要讲革命，讲团结。只有加强了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全文如下：
　　张国焘同志自同中央决裂后，最近在红四方面军中公开成立了他自己的“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的中央”。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在党内公布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
　　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后，再次逼迫朱德表态。
朱德严厉地驳斥了张国焘反中央的言行。他说：我们红军在全中国、全世界都是很有名的，谁都知道朱、毛，要朱反对毛是不可能的。他强调了党要团结，红军要团结，团结起来打敌人，拒绝支持张国焘的所谓“中央”。张国焘要朱德当这个“中央”所谓“中央委员”，朱德拒绝接受，并表示自己不反中央，在这里只“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
朱德和刘伯承等在十分艰难的处境下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主义错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那么，在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中，对以上这一段野心毕露，另立“中央”，企图篡夺党中央的历史罪行，又是怎样写的呢？他写道：
　　我们在刷金寺停留了两三天，积极查明北进道路。……
　　我们回师刷金寺的当天下午，接到徐向前陈昌浩的急电称：“一、三两军团违抗总司令部暂停前进的命令，私自北进。”接着他们又来了好几个电报，其大要是：毛泽东因徐陈已打开北进通道，左翼又为水所阻，竟自动直接下令一、三两军团，以‘北上先遣队’名义，单独向北挺进。毛等此次行动，完全是秘密的，事先并未通知徐陈等。
　　徐陈来电中还描述毛泽东此次行动的不当，谓先一天晚间，中央各机关和一、三两军团乘夜秘密移动，一、三两军团原担任的对敌警戒任务，未作交代，就撤守了，使四方面军的某些驻地完全暴露，易受敌军攻击，等到徐陈发觉了这件事，一、三两军团的殿后人员才告诉他们这次行动是奉有中央的直接命令的。
　　毛泽东等的这次异动使我们为之大哗。……我和一些负责同志冷静考虑之下，认为这样的分裂行动是不对的。红军各单位分开行动，虽是常有的事，但总该根据计划，顾到全局，而且对内不应守秘；尤其是在党内有歧见的时候，更不应这样做。如果毛泽东等事先将其北进的行动，告诉徐向前陈昌浩，或事先与总司令部商讨，他们决不会受到阻拦，也许还可以得到较妥善的处理。……
　　我们旋又接到徐向前来电，谓毛泽东单独北进的行动已引起北面敌军的注意，如我军跟踪北进，不仅不能衔接上一、三军团，且可能遭受敌军顽强阻拦。徐陈的主力现正与松潘胡宗南部相持，且有约八百名伤兵急待安排，他们如分重兵去控制松潘西北及北面一带通路，则毛儿盖后路难免被敌抄袭。因此他们的部队只有暂时坚守阵地，以毛儿盖为后方，候命行动。
　　第三天我们总司令部才接到毛泽东的来电，大意是因时机不可失，乃率一、三军团先行北上，现已进到岷县南部地区，盼总司令部率各军跟进。这是分裂后我们所接到的第一个电报，但这个电报既未告诉我们他们今后行动的步骤，也未告诉我们北面一带的敌情，因而我们不能据以行动。
　　根据我们当时所知道的情况，认为继续北进的时机已经失去，敌方已有足够的时间派兵扼守甘南一带战略要地，北上几条要道中的一些险要桥梁，可能已为敌人破坏，因而拟定暂行南进的计划。我们电令各军事单位，做些准备工作和迷惑敌军的姿态。总司令部也就率所部向阿坝移动。
　　我们西行三天，通过草地。顺利到达阿坝。……我们在阿坝停留了几天后，沿大金川南下卓克基，准备在卓克基举行一次重要的干部会议，讨论党内问题。徐向前陈昌浩等奉令率部向卓克基一带集结，仍留少数部队在毛儿盖带，牵制松潘之敌，原驻卓克基一带的董振堂、罗炳辉部，则以一部占领懋功以南的要地，为南下开路。……
　　我们旋即在卓克基举行高级干部会议，讨论毛泽东等的分裂行动问题。……这次会议通过了两个重要决议：一是不再承认原有中央，另行成立临时中央。到会者并一致推举我为这个临时中央的书记，俟到了适当时间，再行召集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成立正式中央；电告毛泽东，此后我们虽不再接受原有中央命令，但军事行动仍互相配合。二是由总司令部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指挥全军；各军概依总司令部命令行动；原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升任为总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刘伯承兼办红军学校；徐向前陈昌浩率原四方面军向天全庐山一带地区活动，董振堂罗炳辉率所部巩固懋功和卓克基一带后方，期能建立川康新苏区。
　　这就是中共分裂的主要经过。
　　张国焘的这段所谓回忆，掩盖了当时双方的主要分歧，以及中央为什么要率红一、三军团先行北上的主要原因。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共同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这是包括张国焘在内的与会者一致通过的。后来，中共中央坚持会议决定的北上方针，而张国焘则变卦为坚持南下，这些电文，都在档案中可以看到。后来张国焘给陈昌浩发去密电，坚持南下，并且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党中央，—31日的延安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张国焘的面，指出张国焘给陈昌浩的这个电报，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说，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对于这些重大情节，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绝对不提，这就充分证明了这个《回忆》的虚伪性。至于后来张国焘的成立第二个“中央”，当然这是重大错误，张国焘在《回忆》中把这事的责任完全推诿给了下面，推诿给了“到会者”，也是完全违背历史的，试问如不是张国焘自己意图另立中央（不是如他说的“临时中央”），篡夺党中央的领导权，他的下属焉能大胆这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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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阵倒戈四干将
三十八岁的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中央，由于他的绝对权威，在当时没有受到多数人反对，实际上也没有人敢反对。
据张国焘回忆，会议有三千人参加。会上首先发言的是原属一方面军的红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罗炳辉“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继罗炳辉发言之后，原红五军团政委、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红三十二军政委何长工登台发言，言辞激烈。
康克清回忆录中对朱德跟随张国焘南下一段有很多鲜为人知的内容，其他书中很少见。比如张国焘曾打了董振堂一记耳光，董振堂气愤不已，要带部队单独北上寻找中央，被朱德制止。五军团单独北上确实有一定风险，但如果真的走了，至少不会在甘肃高台全军覆没。朱德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只能说董振堂和五军团命不好。
朱德的警卫员潘开文在《怀念敬爱的朱总司令》中说：就是在噶曲河边扎营的第二天，朱总司令、张国焘、秘书长黄超、第五军团团长董振堂几个人在张国焘的帐篷里讨论军队的进击方向问题，争论得很激烈。董振堂赞同朱总的意见北上，黄超便打了董振堂几个耳光。张国焘没制止，朱总心里气愤之极，却没开腔，带着董振堂回到了自己的帐篷了。
警卫员分析说，朱总如若当场发火，后果可能难料。
8月上旬，党中央在川北松潘县的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红一、四方面军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会后，军委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红三十二军在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8月15日，左路军开始向川北的阿坝前进，罗炳辉率红三十二军负责殿后。但过草地刚走了两天，张国焘就强令部队向南回返，开始搞分裂活动。对于张国焘的作为，罗炳辉和红三十二军广大指战员甚为不满。
被迫跟随张国焘南下，是罗炳辉一生中最难堪的事，两头受气。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围绕北上与南下，张国焘与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展开激烈争论。1935年9月上旬，张国焘悍然率左路军和右路军中四方面军部队南下，另立中央，分裂红军。也是罗炳辉晦气，红九军团列在左路军的序列之中，在完全不知的情况下，南下川康，直到张国焘在卓儿基成立"第二中央"时，罗炳辉才醒过神来，但这时，已经迟了。他的部队（红九军团缩编为三十二军）面临三种前途：&
一是三十二军并入另外一个军，罗炳辉当空头军长；&
二是张国焘调一部分军队过来与三十二军混编，对罗炳辉等人加以监视；&
三是张国焘把不顺从他的干部（包括罗炳辉）调开，另外派人来控制部队。&
事实上，张国焘同时使用了这三种办法，将政委何长工、政治部主任黄火青、供给部部长赵熔、宣传部长王透先后调走，派能够贯彻他意图的人来部队，同时采取合并、混编等方式，打乱全军原来体系。罗炳辉处境非常困难，找同样被逼南下的朱总司令诉苦。朱德告诉他一要坚信中央北上方针是对，二要顾全大局争取四方面军同志一起北上。罗炳辉吃了定心丸，相应采取措施，对于轮调干部明拖暗顶，能不换就不换，能缓调就尽量往后拖，对于已经派进来的政工干部和军事教员则多做思想工作，争取得到他们的理解。
为了保存这支部队，罗炳辉也说过一些违心的话，办过一些错事。&
由于这些违心的话和事，红九军团一些干部包括曾经与罗炳辉患难与共的战友对他有看法，在他牺牲几十年后还因为这段历史而感到惋惜，如黄火青在回忆中说："罗炳辉将军英勇善战，尤其是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运用得很好，是我军优秀的指挥员，在民主革命战争中立下了不杇功勋。但在对待张国焘反党问题上是犯了错误的。"&
对于战友们的误解和批评，罗炳辉既负疚于心，又有苦难言。他后来曾反复作过检讨，表示吸取教训。但是，这件事仍然被时时提起。在他感到无助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站起来说话了。据何长工回忆：&
在延安，毛主席曾给我谈过两个下午的话。……主席反复强调：有关南下的事不怪你，也不怪罗炳辉同志，你们算老几？这是张国焘搞的鬼嘛！不要背包袱。
周副主席也找我谈过话。他指出我们的不是，也充分肯定了九军团的成绩。周副主席说：“跟着张南下，这也不能怪你和罗炳辉同志。张国焘要另立中央，分裂红军，实现他篡党篡军的个人的野心，你们有什么办法？张国焘他是总政委，你们不跟他走是要被杀头的呀！”“七大”时，主席又对我说：“你和罗炳辉同志在张国焘路线上不负责任，应由张国焘本人负责。”这是历史了，我们要回顾历史是为了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看问题不要离开当时的实际情况，与张国焘要斗争，但要顾及全军，要保存九军团的实力。朱总教导我们要团结四方面军的同志，争取回到陕北党中央身边。&
邵式平所在的红五军团划归左路军，到达阿坝，归张国焘指挥。这时，邵式平跟张国焘之间的交情得以继续地加深。张国焘是江西萍乡人，与邵式平同为江西老表，邵式平的到来，张国焘心里高兴，他需要更加地壮大自己的势力，希望邵式平成为自己的人，在今后的内部斗争中发挥作用，变成他政治斗争的一把利剑。对当时邵式平的处境，张国焘心里十分清楚，邵式平与张闻天、博古的不合，受到张闻天的排斥挤压，一心想回赣东北重振旗鼓。张国焘试探邵式平：“如果你们南下，先赤化四川，再调红军收复中央苏区，你看如何?”邵式平自然很是赞成。所以，在后来的“阿坝会议”上邵式平坚决拥护了南下，完全地迎和了张国焘的主张。
9月15日，张国焘在阿坝组织左路红军召开了“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史称“阿坝会议”，并作出《阿坝会议决议》。在阿坝期间，张国焘已然以枪指挥党，决定南下。“阿坝会议”会上，张国焘称中共中央北上的路线为“机会主义”、“右倾逃跑主义”，此时的张国焘心里有数，邵式平一定会支持他。他了解邵式平，一心要返回赣东北，方向跟自己一致，主张南下。于是，点名要邵式平发言，果然，邵式平拥护、支持了张国焘。“军事路线错了，政治路线还不错？南下赤化四川是对的”，指责中央的政治路线，并把矛头集中对准张闻天和博古，把张闻天、博古狠批了一顿，但回避了毛泽东和周恩来。邵式平任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是红五军团的人，在中央苏区担任了一定的职务，在一方面军有一定的威望，又是一苏大、二苏大的执行委员，他的发言在红军中影响比较大。张国焘满心欢喜，对邵式平十分满意，感觉邵式平是可用之人。
卓木雕会议上，张国焘攻击了中央，攻击了毛泽东等，通过了《关于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议》。在这个对张国焘极为重要又极为关键的时刻，邵式平支持了张国焘，拥护了张国焘的主张。邵式平的表态，对张国焘的支持可谓真的太大了。邵式平属于中央红军，对当时在左路军中的属中央红军系列的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张国焘不担心他的部下四方面军的干部对他会有什么阻力，但真正让他心中高兴的是邵式平的支持，因为邵式平是来自中央苏区的干部。就在这次会议上，张国焘当上了中共第二中央委员会主席。
在“阿坝会议”期间，邵式平郑重地向张国焘提出：“条幅上把毛、周名字搭上去是错误的，毛、周不可能北上逃跑，一定是张闻天、博古在搞的名堂。”&
在延安抗大“批张运动”和延安整风中，毛泽东都为邵式平说了公道话。
&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与朱德坚持对张国焘的斗争是分不开的。在甘孜康区的艰难岁月里，朱德得到了邵式平的大力支持。张国焘对南下作战的失败，不找自己的原因，埋怨朱德，并对朱德进行围攻和迫害。此时,邵式平已经认识到红军南下路线是错误的,对张国焘迫害朱德的作法极为反感，为了保护朱德，邵式平向张国焘提出要求，把西北联邦政府及金川省委搬到了朱总司令的驻地。
1936年10月，邵式平北上到了陕北，对自己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检讨，得到中央的嘉许。
据宋侃夫回忆：他们的讲话给我们的影响极大，因为他们是一方面军的干部，长期跟党中央、毛主席在一起，怎么也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呢?特别是何长工劲头很大，大喊口号：“打倒毛泽东!”
　　——多年后，毛泽东在北京见到何长工，说：“草地上那点事我早忘了。”
忘记了吗？但是，实际上，何长工已经不得重用了。
陈士榘后来说到过这件事儿：
&“因为长征中何长工是张国焘的部下，由于受到张国焘的组织压力和当时情况不明了的客观形势，他曾经被张国焘利用过，但是他很快纠正了，并且向毛主席负荆请罪。毛主席告诉他：‘长工啊，问题都清楚了，中央也知道了，你也不必再写什么材料了。今后就是工作。干什么工作，商量一下再定吧！’但是何长工后来就一直不吃香，解放后担任地质部副部长，部长是地质科学家李四光。何长工一点怨言没有，还跟我说过，配合大科学家李四光工作也很好，就是自己是瘸子，到野外勘探不方便。他这个人就是实事求是，不爱整人，不搞‘左’的那一套，听说在地质部保护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因此也会留下一些把柄。文革刚刚开始，何长工就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是最早一批被打倒的老干部，而且是主席点名的。我当时心里就‘格登’一下，我们在井冈山就是好朋友啊，可是我不仅不能救他为他说什么，还要随声附和。直到粉碎四人帮，何长工的冤案才解决。”
李卓然在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会师后，由周恩来派遣，调到四方面军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的本意是想让他在四方面军掺沙子，加强两军团结。可惜他一时失足，犯了一生最大的错误，从而影响了后半生命运。
当时，张国焘与党中央闹分裂，成立第二中央，还要通缉毛周张博。
张在卓木碉召开了一次声讨中央的高干会议，会上，除了四方面军将领大呼小叫痛斥中央外，还有四位中央红军将领临阵倒戈，拥护张国焘，反对毛泽东，成为中央红军的“叛徒”。
这四位将领是“
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
红九军团政委何长工；
原红十军政委、原军委纵队参谋长邵式平；
原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
他们四人都在会上发了言，拥护张国焘南下路线，反对中央北上决定，其中毛泽东老部下何长工态度最激烈，高呼口号“打倒毛泽东”，李卓然也慢声细语说了不少。
会后，张国焘论功行赏，四人都得到提升，何长工升为第二中央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组织部长，李卓然和罗炳辉为中央委员，邵式平当上了省委书记。不久。李卓然又升为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成为张国焘得力大将。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四方面军一部组成西路军西征甘肃新疆，李卓然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委兼总政治部主任，是西路军的三号人物。西路军失败后，徐陈离队去陕北，李卓然被指定为西路军工委书记，成为西路军余部的最高领导人。最后，他和李先念带领西路军残部到达新疆，后来回到延安。
回延安后，李卓然承担了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因而被降级使用，仅担任总政宣传部干教科长。但不久，他就回升为总政宣传部长，这是他在红军时期就担任过的职务。他两次担任总政宣传部长时的上级即总政治部主任都是王稼祥，王李两人关系很好。后来，李卓然离开军队，改行从事党务宣传工作，先后担任过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长、西北局宣传部长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局常委兼宣传部长、东北行委副主席。五十年代初，调到北京任中宣部副部长兼马列学院院长，马列学院就是现在的中央党校，但他没干多久就因病辞去马列学院院长，只挂了一个中宣部副部长的虚职，后来一直以养病为主。直到文革爆发，陶铸接任中宣部长后改组宣传部，他才被免去副部长职务。
从李卓然西路军之后担任的职务来看，毛泽东对这位小同乡还是照顾的，虽然没有重用，也没有降职。周恩来则对这位留法勤工俭学的老同学很欣赏。据李卓然女儿李延风说周总理曾打算让李卓然担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不知李延风所言是否有谱，感觉可能性不大。但解放后第一次定级时周曾提议给李卓然定4级，也就是副总理级，这在军队属于大将级。李卓然高风亮节，主动请辞，最后被定为五级，相当于军队的上将级。文革时，在周总理力保下，李卓然也没怎么受冲击。当年邓、李、傅三人在苏联中大学习时情同手足，关系甚笃，邓登上最高位后，把三人小组中的四川老乡傅钟提拔为中顾委常委，享受副国级待遇，而三人小组的另一位成员李卓然则只是中顾委委员。
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着力讨论了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朱德在会上作了发言，他首先指出，张国焘一贯犯原则错误，“他不相信党，不相信群众。对中央派去的干部不信任。他要个人指挥党。”然后朱德指出了张国焘在肃反问题上的严重错误，张国焘“把革命同志当成反革命，错杀了不少人。”在揭露张国焘的反党活动时，朱德指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对中央极不尊重。从阿坝会议到松岗卓木雕会议，他进行了不少反党反中央的活动。后来他过不了黄河，才转而和红一方面军会合。”
张国焘在中央纵队活动分子会上报告被迫宣布取消“第二中央”
&&&&&&&&&&&&&&&&（一九三六年六月六日）
　　同志们：首先让我们来说两件消息。第一，大概同志们都已知道，前天在甲洼地方，我三十二军罗炳辉同志率领的部队，已经和肖克、王震同志率领下的第六军团的先头部队会合了。（热烈的鼓掌）伟大的会合已成为事实，我们的二军团现在已经到达巴安，二、六军团的全部大队伍大概最多两星期以内便可到达瞻化、甘孜一带了，这是苏维埃运动中很大的胜利。这将开展我们更大的胜利局面，全军指战员在伟大会合的捷报之下，莫不欣慰万状，这是值得我们大大庆贺的。
　　必须要了解会合己成为事实了，这会合之后还有更严重的战斗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要立即动员来着实的从事于实现西北抗日根据地。这意义上来说，会合的成为事实，证明我们是胜利了的。为实现当前的战斗任务，我们要继续用争取会合实现的艰苦奋斗精神，更大的发扬阶级友爱，无尚的巩固为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而斗争到底的决心。给二、六军的兄弟们以最大的政治上鼓动，使我们能和二、六军的弟兄团结得好象一个巨人一样，因此就必须互相学习所得的斗争经验来增加我们的战斗力量。我们还需要大批的物质上的动员，去拥护二、六军，使二、六军的弟兄们得到莫大的精神上的愉快。这就要动员所有指战员及事务人员扯毛线，打衣服、造鞋袜，来发动更热烈的拥护二、六军的热潮，大家切不要轻视这工作的伟大意义，这工作的重要性和火线上打冲锋相等的！
第二个可庆贺的消息，就是我们的党，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也完全地归于统一了。去年十二月时候，我们根据了共产国际的指示，通过了目前民族革命高潮与党的策略路线的决议，同时不论那一方面——陕北或二、六军也好，也通过了同样的决议。在这时期的发展过程中，不管那方面的党，是艰苦的为实现这一决议的精神而斗争，并且已收获了显著的成绩。最近我们和陕北方面的关系也改善了。不但在政治路线上我们已得到了一致，并且在实际行动和军事战略方针上，都能够一致地行动了——这决不止于表现在与二、六军会合实现，并且陕北方面的行动也和我们在一致的战略方针下行动，这是非常可以庆贺的事，这对苏维埃运动是有莫大的意义的。曾记得去年一、四方面军分手的时候，敌人非常高兴，甚至瞎说是共产党的“日暮穹途”了。自然，这类的谣言，现在是丝毫不能起作用了。中国共产党在过去会经过相当的错误，但是党在斗争中一天天的纠正了过去的缺点，使自己学好，使自己健全化，并且懂得如何战胜过去的缺点。中国的党，因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幼稚，斗争环境的复杂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比较少，所以党内引起争论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一件事。共产党的党内争论与国民党完全不同，国民党可以暗杀自己的人，可以用到卑鄙无耻阴谋的手段，但是我们决不会如此。在共产党内有时会发生争论，可是我们可以找到团结的方法去共同的对付敌人。冷笑的敌人让他们去笑吧，最后会笑的才是真正会笑的！（大鼓掌）&
关于党的领导机关的决议，大概大多数同志们已经看过了，这决议大家要好好的去看，不要当做一个简单的通知。在决议中，我们指出了我们不但在政治上完全得到了一致，而且组织上也得到了统一，即是，我们双方都同时取消中央的名义，中央的职权由驻国际的代表团暂行行使。如大家所知一样，国际的代表团中，负总责的有陈绍禹同志，还有别的同志，代表代表团而回国的则有林育英同志等。在陕北方面，现在有八个中央委员七个候补委员，我们这边有七个中央委员，三个候补委员，国际代表团大约有二十多个同志，这样陕北方面设中央的北方局，指挥陕北方面的党和红军中工作。此外当然还有白区的上海局、东北局，我们则成立西北局，统统受国际代表团的指挥。在这样的决定之下，我们同时要反对一切企图曲解这决定的分子。我们这决定为的是团结党，使党能一致的为新策略路线而斗争，这是党原则上组织上的大团结，是有非常大的意义。
　　共产党的行动是站在原则上的，我们斗争的是错误的路线，倘这错误路线不存在时，我们就可以归于一致了，这是共产党员的原则上的态度。
　　当五次战争之后，一、四方面军会合时，我们是应当取得休息整理的机会，并且当时我们必须用大的力量去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建立根据地，可是当时就发生了不顾一切的逃跑的倾向，不要少数民族工作的观念，以及向敌人的堡垒投降，认为无法创造根据地等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动摇。这时候，那些悲观失望的同志，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便是带着一部分队伍跑，在当时那样的严重的情况底下，我们是否能慢慢的等待国际或七次大会来解决呢？那时候，实在不容许我们的犹豫，我们只能自己去解决问题了。当时的争论，是政治上、原则上、战略上的。这是非常正确的争论。当然到现在新的策略路线底下，这争论是成为过去了。以后这争论可以用党七次大会或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形式去解决，我们原则上是反对不正确路线，这是必须坚持的。
自从沙窝子会议时，我们便公开出来说话，指出当时中央部分同志可以有良好的志愿，但是发现了严重的错误，这是由于军事上错误，路线上、政治上的错误，这结果使五次战争受到很大的挫折。当然由现在看来，这不仅是单纯的问题，而是关门主义的错误了。直到去年十二月共产国际的指示到来以后，陕北同志们便同意了这一决定，在得到了国际的指示以后，方才表现了陕北的同志们在行动中有整个的计划。同时一般指战员艰苦卓绝的斗争决心，使陕北方面得到了新的发展和胜利。当然我们也未能过分估计这些发展和胜利。但这是证明着陕北同志们已坚决为执行国际指示而斗争。我们反对错误路线是对的，现在既然陕北同志们已回归到国际路线下，我们就应当一致起来，向敌人奋斗。过去我们的反对逃跑路线，是站在原则上的，现在为着党的一致、甚至采取相当的让步，这也是为着原则上的。我们的思想斗争是为着求得党的一致。往往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机械式的了解，就是犯过错误的同志已经有了转变，还是一成不变的斗争下去，这是不对的。现在陕北同志们已经表示了转变，并忠实执行国际的指示，这样我们就应该一致起来，过去的争论留待将来解决。我们现在不但与二、六军完全一致，并且和陕北的同志们也取得一致了。这个伟大意义必须使每个同志们深刻了解。
　　现在在取得一致之后，我们的军事上依旧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编制来划归军事上的统一。军委主席兼总司令是朱德同志，军委副主席兼总政委张国焘同志，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同志，其次，组织三个方面军，陕北为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彭德怀同志；二、六军为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同志，四、五、九、三十一、三十二军仍为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四方面军总政委仍由昌浩同志兼。一方面军方面，是林彪同志的一军，徐海东同志的十五军。至于陕北方面，他们北上时候用的旗帜是抗日先遣军的名义，也看不出当时他们有成立军委或总政治部的模样，现在，我们对陕北方面的同志们不一定用命令的方式，就是用互相协商的形式也还是可以的。在这样的编制中也许会有些人生出些疑问，即是一方面军旧的编制中一、三军到陕北去了，只留下五军、三十二军在这方面，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对此我们应该如此了解，即是红军原是一体的，原本就没有什么人造的界限。比方说，陕北方面，原也有不少四方面军的编制的部队，如徐海东同志部十五军也就是由鄂豫皖出来的，曾记得往年我们到达汉中附近时，叫他们带队伍来会合，可是他们到达陕西时，我们西征了，于是徐海东同志就和陕北红二十六军会合，就成为一方面军中建制下的队伍了。现在一方面军彭德怀同志率领有四师，徐海东同志有三师，另外的游击队很多，并且也打得非常好，我们对此，就应有布尔塞维克的观点去了解问题，不应有着旧日方面军的界限主义。过去的旧毛病应一律除掉，必须发扬互相帮助，求进步、团结一致的精神，这是非常必要的。
　　这是关于成立方面军的意义，倘若宣布之后，大家没有什么意见，那么我们就按照新的办法施行，这是为的党的统一，军事上一致去求取胜利，以保证将来会合时不致发生其他意见，这是要大家注意的。组织上既然一致，那么摆在面前的任务就是为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而斗争。
上面我们已经说了关于二、六军的会合，党、苏维埃、军事上的统一，与我们必须一致去打当前的敌人，一致为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奋斗。
在陕北方面，现在有八个中央委员七个候补委员，我们这边有七个中央委员，三个候补委员，我们双方都同时取消中央的名义，中央的职权由驻国际的代表团暂行行使。
如大家所知一样，国际的代表团中，负总责的有陈绍禹同志，还有别的同志，代表代表团 而回国的则有林育英同志等。
&在陕北方面，现在有八个中央委员七个候补委员，我们这边有七个中央委员，三个候补委员，国际代表团大约有二十多个同志，这样陕北方面设中央的北方局，指挥陕北方面的党和红军中工作。此外当然还有白区的上海局、东北局，我们则成立西北局，统统受国际代表团的指挥。在这样的决定之下，我们同时要反对一切企图曲解这决定的分子。我们这决定为的是团结党，使党能一致的为新策略路线而斗争，这是党原则上组织上的大团结，是有非常大的意义。
现在在取得一致之后，我们的军事上依旧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编制来划归军事上的统一。军委主席兼总司令是朱德同志，军委副主席兼总政委张国焘同志，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同志，其次，组织三个方面军，陕北为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彭德怀同志；二、六军为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同志，四、五、九、三十一、三十二军仍为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四方面军总政委仍由昌浩同志兼。一方面军方面，是林彪同志的一军，徐海东同志的十五军。
于陕北方面，他们北上时候用的旗帜是抗日先遣军的名义，也看不出当时他们有成立军委或总政治部的模样，现在，我们对陕北方面的同志们不一定用命令的方式，就是用互相协商的形式也还是可以的。在这样的编制中也许会有些人生出些疑问，即是一方面军旧的编制中一、三军到陕北去了，只留下五军、三十二军在这方面，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对此我们应该如此了解，即是红军原是一体的，原本就没有什么人造的界限。比方说，陕北方面，原也有不少四方面军的编制的部队，如徐海东同志部十五军也就是由鄂豫皖出来的，曾记得往年我们到达汉中附近时，叫他们带队伍来会合，可是他们到达陕西时，我们西征了，于是徐海东同志就和陕北红二十六军会合，就成为一方面军中建制下的队伍了。现在一方面军彭德怀同志率领有四师，徐海东同志有三师，另外的游击队很多，并且也打得非常好，我们对此，就应有布尔塞维克的观点去了解问题，不应有着旧日方面军的界限主义。过去的旧毛病应一律除掉，必须发扬互相帮助，求进步、团结一致的精神，这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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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卓木碉
日，张国焘在马尔康脚木足乡白莎村的若布洛寺大殿召开卓木碉会议，公开与中央分裂，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委员会，自命为“主席”。
朱德、刘伯承等红军领导在卓木碉会议上据理力争，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做法提出反对意见。张国焘依仗在红四方面军的影响，在会上通过了《关于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议》，并对朱德、刘伯承等施加压力。
张国焘当时提出来北上路线是错误的，是逃跑路线，而且北上是没得希望的。北上更苦寒，如果南下则更有希望。张国焘在会上的讲话当中，一直说他南下路线是正确的。
对此，党中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应，11月17日，中央电示张国焘不得冒用“中央”名义。日中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另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这种成立第二党中央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中国革命。”
中央红军在延安建立并巩固了根据地之后，南下期间损兵折将的张国焘被共产国际命令取消其“第二中央”，张国焘被迫带领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一同北上，1936年10月在甘肃静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马尔康为何没有“卓木碉”这个地方
马尔康市区沿梭磨河下行40分钟，再经过蜿蜒崎岖的山路近一个小时，便可到达崇山峻岭间的脚木足乡白莎村。
两个碉楼耸立在村旁，八角碉楼还保存完好，四角碉楼顶部已经坍塌。几百米外的高台上，有一座百年喇嘛庙若布洛寺便建于此。
&“卓木碉会议”就是在若布洛寺的大殿里召开的。
马尔康市党史资料调查人员泽尔登在三十多年前曾经找到过健在的老和尚、老喇嘛，“那个时候他们回忆，张国焘是他们最大的官。然后就是朱德、徐向前也在那里。会议正式进行的时间有两至三个小时。开会的核心就是另立中央，在政治上来说是反对党反对红军北上，反对毛主席。”
由于年久失修，曾经的若布洛寺大殿已经坍塌，仅剩下一堵高3米、长6米多的断墙。曾经的大殿旧址上，长满了杂草和灌木。
当年为了布置会场，张国焘曾叫人将大殿里的所有设施都搬了出去。
&“当时斗争很激烈，朱德是坚决反对，坚决反对另立中央，朱德给他给张国焘说一句话，就是朱毛不能分开，如果要我分开的话把我分成两半。”李川虎表示，制定了《绥崇丹懋战役计划》、《天芦名雅邛大战计划》等战役计划，结果百丈关战役以后，整个南下红军损失过半。“这样他们才迫不得已又朝康区方向走，到了甘孜县。在甘孜与红二方面军会师，会师后又重新北上，再次进入四土地区。
虽史称“卓木碉会议”，但在脚木足乡，却没有叫
“卓木碉”的地方。在李川虎看来，最有可能是因读音不准造成的，将脚木足说成“卓木碉”。“卓木碉”最早由当地汉人告诉红军，而他们初学藏语，常有发音不准的情况，由此造成了地名上的流弊。
马尔康市区沿梭磨河下行40分钟，再右拐沿脚木足河上行约半个小时，便来到了崇山峻岭中的脚木足乡白莎村。
　　村旁，两个碉楼耸立在透明的蓝天下，其中八角碉楼还保存完好，另一个四角碉楼顶部已经坍塌。碉楼周围有鸟盘旋，鸟的鸣叫更衬出山寨的宁静。离碉楼约400米远的一块高台地上，有一座百年喇嘛庙——若布洛寺。陪同采访的脚木足乡人大主席严木初告诉记者，“卓木碉会议”就是在若布洛寺的老大殿里召开的。
　　阳光照耀下的若布洛寺庄严、宁静。“‘卓木碉会议’旧址因地处大山深处，很难引起新闻媒体和社会的关注，许多年轻人根本不知道八十一年前在这儿发生的事。”严木初坦言，但作为党内斗争的一次重要见证，“卓木碉会议”是不能被遗忘的。
　　日，张国焘在若布洛寺老大殿，召开了分裂党和红军的“卓木碉会议”。会上张公然揭出叛党旗帜，另立所谓“中央”，自命为“主席”，并向党中央发出电文，叫嚣取消党中央。对此，党中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1月17日，中央电示张国焘不得冒用“中央”名义。日中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另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这种成立第二党中央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中国革命。”
　　毛泽东后来对埃德加·斯诺说过，那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关系到党的命运的“千钧一发”的时刻。“卓木碉会议”
　　是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背离党中央走得最远的一步。
　　由于年久失修，若布洛寺老大殿已经坍塌，仅剩下一堵高3米、长6米多的断墙；老大殿旧址上，长满了杂草和灌木。严木初告诉记者，当年为了布置会场，张国焘曾叫人将大殿里的所有设施都搬了出去。
　　站在断墙旁，能清晰地看见通往北和南的两条道路，张国焘最终选择了退却的南下之路。但历史证明，只有向北，才是通往胜利的道路。
　　事实上，“卓木碉会议”的全称叫“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议正式进行的时间仅两至三个小时，因在卓木碉召开而史称“卓木碉会议”。但记者在脚木足乡采访时，却并没有找到一个叫“卓木碉”的地名。这是为什么呢？
　　“最有可能是因读音不准造成的。”严木初介绍说，“卓木碉”一词最早出自土著汉人之口，他们初学藏语，不免咬字不准、吐词不清，把脚木足说成‘卓木碉’是常有的事，加之红军长征过脚木足时，周围未跑并能通话的多系土著汉人，红军询问地名时，土著汉人就把不规范的习惯称法告诉给了红军，由此造成了地名上的流弊。
　　金秋的脚木足，放眼望去，崭新的藏式民居一栋接一栋，点缀在河谷两岸；河谷里满是金灿灿的青稞、玉米，勤劳淳朴的藏族群众正忙着收获莲白……
　　“如今，脚木足已成为马尔康的粮仓。”严木初高兴地说：“今年又将是一个丰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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