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祥京：“抗战纪念章”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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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祥京：“抗战纪念章”的尴尬
谢祥京：“抗战纪念章”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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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范围内的讨论，可以使研究更接近真实状况，都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学术之外掺杂私货，却似乎构成了抗战史学研究的一大问题。
&　　当今在这个信息纷杂的年代，使用智能手机也有烦恼，诈骗信息铺天盖地，欺诈来电几乎每天都有，尤其是座机来电，八九不离十，不是欺诈就是广告，金融业务还居多，如：老板好，您不想股票再亏了，跟我们做期货吧，人民币如此贬值，做“黄金期货”包你猛赚!好一个“黄金梦”。
　　在北京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之前，我手机的音乐响起，瞄了一眼是本地座机号，很陌生。停顿了几秒钟，还是接了。对方发话：“你姓谢吗?是谢祥京吧!”我确认后，对方接着说：“麻烦你明天来省参事室办公室一趟，领你爸爸的抗战纪念章，中央发的。”
　　我一时懵了。
　　2005年中央不是发过一枚吗?十年又发一次?对方女声甜润，不像欺诈之音，那怕是上当，也心甘情愿。
　　翌晨，我约了同姓不宗的好友谢将红，饮了早茶，吃了点心，大概九点之前就赶到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的办公室。
　　莫道君先早，办公室已挤满了人。他(她)们都是“参事”的家属。
　　办公室工作人员说：大家不要急，先填表，一个个来!
　　其中，也有人是赶来咨询的。
　　因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前期宣传工作做得特别好，参事室的家属们都想问问是否能沾上父辈的荣光，有没有纪念章发?
　　工作人员解释说：对于作古之人，要在1945年之前，授了少将军衔以上的抗战将领，其家属才有份。如此回答，似乎给提问者浇了一头冷水。
　　或许有人想、有人骂：它妈的，“国民党”的官也要当得大一点才好!
　　排、连、营、团长，冲锋陷战在前，领赏却没份了!俗话说，一将功成万骨枯，一点也不假。
　　我对时间如此界定，也感不公，因为好多“抗战老兵”对日作战英勇，立下不朽战功，恰巧在抗战胜利之后才给他们晋级，上校升为少将的也不少，可偏偏就遗漏了这些人。
　　轮到我填表。
　　我一五一十把家父的简历填上：谢乃常，籍贯：湖南郴县，1903年出生，1926年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历经淞沪抗战、太原会战，1942年底任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滇康缅边境特别游击区”第一纵队司令，少将军衔。
　　1948年11月任国防部少将部员，派往湖南军管区司令部任“特派员”。
　　纪念章有全国统一编号，我家领取的为“776”。
　　纪念章质地 ：紫铜胎体镀金,直径50mm，厚3mm，很有份量。
　　纪念章附有说明书：纪念章围绕“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主题设计。
　　抗日战士浮雕——体现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奋起反抗，寓意伟大的抗战精神;延安宝塔山——体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黄河——奔流的“母亲河”寓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抗战胜利的决定因素;橄榄枝——象征和平，表达对抗战英雄、烈士和对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各界人士的崇敬之意;光芒——象征伟大胜利，崇高荣誉，寓意实现中国梦和世界和平的光明前景。
　　延安的宝塔山在哪儿?当然在延安，但延安却属于“陕甘宁边区”，原来也叫“苏维埃共和国”，不解释，大家都懂，它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更名的。原则上，“陕甘宁边区”属于国民政府领导。
　　现在对待台湾，我们希望两岸都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所以讲，当时的“苏维埃”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有特殊意义!
　　对于现当代大陆中国学生来说，近代的历史教育令人啼笑皆非。教科书仍在忽悠学生，红军长征的目的是为了北上抗日。弄不明白的是，1937年以前日本占据着东北，北上抗日红军应该到东北去才对，不知为何却要跑到十万八千里之外的陕北。后来才弄清楚，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四处辗转，最后“毛泽东”从一张废旧报纸上获悉陕北还有刘志丹领导的一支红军在活动，无奈可以去投靠。
　　延水谣，宝塔山，赤橙黄绿青蓝紫,不如黑白分明。
　　我们的父辈，对待共产党人的感情很复杂，甚至很微妙。在共产党人处于“革命”低潮时期，偏偏还有不少人同情共产党，理解共产党，甚至冒着极大的风险掩护地下党，还与被封锁的延安苏区暗通款曲，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的父亲谢乃常，前半生无疑就是这种人，个中原因，源远流长。
　　湖南省参事室，原有老参事、秘书，共计500人左右，岁月不留情，孤零剩一人，此人还是我父亲的老部下——贺新民。老人接近百岁，随时可能西去。参事室还是参事室，人去楼不空，还扩建了新楼，组织机构仍在，聘请了不少新的“参事”。工作人员，后继有人，中轻年男女，打得火热。
　　此次能领到“纪念章”的家属只有几十户，十年之前能有“资格”领到“纪念章”的家属就更少了。这个“资格”或许不是看资历，而是看父辈与“中共”的“友谊”程度。当然，还要看“运气”。“运气”不好的起义将领也有不少人冤枉吃了一颗“花生米”，魂归故里。
　　我父亲的老长官，抗日名将宋希濂、杜聿明等人被俘之后，都成了“战犯”。
　　那一场场本不应该发生的内战，使“战犯”们，在高墙深处，在小兵们的监管下，被劳动改造，被政治学习，似乎成了巴甫洛夫的试验动物……
　　十年之后的“国庆节”(1959年)，第一批知名“战犯”，终获特赦。
　　重获新生的“战犯”们，写写史料，谈谈改造，常有人陪同他们参观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接着，文史专员、政协委员、政协常委等头衔，接踵而至，也算“给出路”的妥善安置。
　　湖南由于是程潜、陈明仁俩位将军“合谋”起义而争取和平解放的省份，相对而言，需要安置的“残查余孽”比其它省份都要多。妥善安置起义人员既是共产党的“统战”政策，亦是中共的承诺，如程潜老先生就当上了湖南省省长。
　　我的父亲谢乃常当时虽在外省，也响应了程潜与陈明仁的“通电起义”，或许还是因为过去与中共地下党有特殊关系，湖南“和平解放”后不久就被湖南省政府“发表”为湖南省政府参事室参事。
　　谢乃常，自1925年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四期政治科毕业后，北伐战争、淞沪抗战、福建兵变、西安事变、忻口战役、昆仑关大捷，中国远征军的前后出征，他都参加了，亦算际会风云的人物。
　　在“西安事变”前后，他在西安甜水井的私宅成为延安共产党人的重要联络据点，曾任毛泽东秘书长的张文彬就常住在他家中……
　　记起日之前，有一天：我刚出差归巢，老婆淡淡地对我说，你爸单位省参事室刚来了好几个人，有男有女，谁是领导也看不出，送了一个什么中央发的纪念章，还给了我妈妈三千元慰问金。我妈年迈体衰，不能下楼，更不能外出消费，金钱对她老人家来说，早已是身外之物。参事室领导们一走，老妈就把这个“红包”立马交给了我老婆。她们婆媳关系很不一般。
　　我毫不掩饰我的父亲谢乃常是浴血拼搏的抗战老兵，男人的缺点他都不缺。
　　他的一生，充满传奇。
　　就“英杰”而言，若引经据典，陈平盗嫂仍是一代名相，真正的完人是不存在的。情感问题，人世间最复杂，清官难断家务事，许多风流韵事还是可以宽容的，尤其对长辈。
　　我鄙视的就是假典型、树典型。试读、试看，能够上小说、上屏幕的正面人物，哪个不是“高大全”? 如果仅仅是为了卖萌，假发、假牙、假乳房，更令人恶心。
　　话说2005年，也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纪念年，在中央举行的纪念大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破天荒的发言，震惊了海峡两岸。
　　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访问大陆，受到胡锦涛主席的盛情款待，两党主席握手那么有力，笑容那么温馨灿烂，连嘴角的弧度,都那么完美到位,充满互爱的眼神,吸引了数亿电视观众。
　　内战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是灾难，理应拒绝歌颂内战。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两岸和平统一，才是中华民族的福祉。
　　胡锦涛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大会上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杨天石当时在台北参加学术活动，亲耳听到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欣喜地说：“胡锦涛主席也充分肯定我们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
　　马英九听了涛哥这些话，受宠若惊，未免太幼稚，甚至有点傻。
　　还原抗战史实，还早着呢。
　　不过，胡锦涛十年前的讲话，的确为还原中国的抗战史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同是中国人，有什么纠结不能解开?
　　对相关历史作出实事求是的研究和阐释，有助于揭示历史真相，剔除其中谬误，消除误解，共同面向未来。
　　徐亮在共识网读者来信中写得好：“不科学、不讲真相的支持起到的作用其实更坏。哪怕是希特勒，也不能通过伪造其言论的方法来攻击他。传播手段具有能动性，可以反作用于传播的目的，手段不道德会导致目的不道德，目的善会被手段恶所代替。因此，违背事实的吹捧等于更严厉的黑。国粉使劲美化蒋介石，罔顾当时人民在当时的苦难。而要损害中共抗日形象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开罗会议海报上的蒋介石替换成毛泽东。可以说，多拍抗日神剧，让手撕鬼子成为全民耻笑对象是最腹黑的。”
　　至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在内地战场，只有三拨人在相互打仗：中国国民革命军、伪军与日军，八路军、新四军无疑属于中国国民革命军。
　　除伪军外，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或其它党派及非党派人士所领导的抗日军队都应统称为——“中国军队”。理所当然，也包括了全国各地的抗日游击队。中国战场上的抗日游击队有多种形式，并不是“传统教育”中标榜的：共产党主导了敌后游击战场。
　　都说中国人聪明，我看傻子还不少。明明八路军、新四军属于中国国民革命军，靠中国纳税人来供养的军队本来就是国家军队，多么好的定义啊，偏偏有人要把自己标榜为“党军”。多难听?
　　“中流砥柱”就是黄河中的一块顽石，古人用来作为一个形容词，有什么好争的?黄河泛滥起来，真砥得住吗?嘴巴撑得太开，就看不到脸了。
　　随着阅兵的身影逐渐淡去，有关抗战史学的讨论却并未烟消云散。这个话题从抗战结束后就开始讨论，争议了七十年，现在看起来也没有争论终结的希望。学术范围内的讨论，可以使研究更接近真实状况，都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学术之外掺杂私货，却似乎构成了抗战史学研究的一大问题。
　　我的父亲无疑是抗战老兵。
　　如果我们的父辈也算“抗战英雄”，“枪林弹雨”的几十年、“腥风血雨”的几十年，父亲常有尴尬。我们家属十年领了两枚中央级别的“抗战胜利纪念章”也怪不好意思的，你说能不尴尬吗?责任编辑：黄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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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祥京: 段子里的情与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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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搞笑的人不一定成大器，但无数位伟人的故事表明：一个人的伟大程度，与他的幽默感成正比。八十年代的《外国笑话集锦》曾是侯宝林大师编写相声段子的参考素材。
会搞笑的人不一定能成大器，但无数位伟人的故事表明：一个人的伟大程度，与他的幽默感成正比。 成人段子也称荤段子。一个精采段子讲完，彼此的潜意识都会释然，哦，是个笑话。当性&话&变成了笑话，它就不再是性,即便有这种幻想，也因喜剧因素把大部分的性欲洗涤干净。 把&性欲&洗涤干净并不代表能成为圣人，这个世界上只有凡人。 即算天上&仙女&，也向往人间。 凡人，都有&七情六欲&。当然，行蛮之人或抑郁者是不懂段子的，更不懂荤段子。 荤段子是指带有一定的色情意味，同时又是民间化的色情与语言智慧的混合物(包括文章、笑话、玩笑)，是段子文化兴起的开路先锋。荤段子涉黄而不深，甚至还没有《红楼梦》中薛蟠的行酒令&女儿乐&那么赤裸裸;在一定场合能起到心理宣泄、放松情绪、活跃气氛等作用。荤段子通俗的叫法是&黄&段子，与之对应的还有灰段子，红段子，黑段子等! 段子，本指的是相声作品中一节或一段艺术内容，该词还是声乐类节目或文学作品的俗称。今天，随着社会的变化，段子的含义也悄然发生了改变，内涵和外延都扩大了。那些反映社会生活的新民谣、小故事或语言片断，都被称作段子。 历史证明，大凡与文化相关的东西要用行政手段去禁止似挥刀断流，无功而返。当然,你可以说秦始皇焚书坑儒都奏效了,不过这种奏效也只是一时的传播范围的缩小，几千年的文明仍旧延续下来;文字狱不是厉害么,明末清初屈大均的书照样有人冒死抄下。段子也是民间文化的一种,它的存在自有其合理性,往深奥里说,段子是反讽式话语。任何社会都有受压抑的人群，这压抑包括了生活压抑、性压抑、思想压抑等等，必定要找到渲泄口，而段子就是渲泄方式之一。 说起中国的&黄文化&，在历史上也是有着悠久而深远的传承。古代靠传抄流传的许多艳情禁毁小说，便是这种文化积淀的一个突出反映，其中集大成者莫过于《金瓶梅》。该书历来存有争议，足见其早已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而存在。 毛泽东曾经说过:&《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 毛泽东还说过:&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三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 性爱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内容，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着重描绘其娱人、美好的一面，如《伏狐》中交欢如杀人的血腥场面不多。性爱类型却多样，其内容复杂，一如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作者让我们看到近三百年前中国人民丰富的情感生活(虽然许多细节出于虚构)，完全出乎一般人的想象，其所达到的深刻程度早已使《聊斋志异》成为经典著作。 毛泽东最欣赏的古典小说还是红楼梦，前后看过五遍，还推荐党的高级干部让大家认真看;毛泽东不但喜欢看古典小说，还喜欢听侯宝林大师讲相声。侯宝林回忆说：&我给毛主席一共说过一百五十多段相声，我在说唱团只说过一百段左右。 一个人只要不是假装正经，段子是雅俗共赏的。 此外还有诸多表现男欢女爱的民歌小调，热辣而缠绵，火遍大江南北。在田间炕头上发展起来的二人转，更是直白而袒露。黄色总是和&低级&趣味相关联，&低级&即是本质，实为动物本能。 人类是理性思维与动物本能的有机结合体。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见&色&不起心与泥塑木雕何异? &趣味&则是它得以盛行的原因，某种程度上很迎合了人类的本能取向，受到欢迎。 有人问马英九对待美女的态度，马回答：&我不可能做到坐怀不乱，但我尽力不给美女坐怀的机会。&当然，这是政治人物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但丝毫不会妨碍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与男欢女爱。 &荤段子&历史也很悠久，《笑林广记》中便有许多荤素搭配的小笑话。现在文化传播渠道更加广泛发达，网络、短信的沟通无极限，使这些段子超越空间，跨越地域，山西、广西的人可能同时收到看到说到，正应了《鹿鼎记》中韦小宝的一句话：犹如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段子的传播途径多为职场，甚至经反复洗练后又不断发扬光大。传播渠道大概集中在饭桌上、洗浴中、握手寒暄间、严肃谈话后、勾肩搭背时。段子己全方位覆盖，甚至包括校园内外，每个时代都有特殊的语言和特定的文化，相声也是如此。 年迈花甲的姜昆也只得承认自己已经跟不上时代。&有一次看大学生的相声表演，我跟傻子似的，大家都在乐，我却听不懂。因为他们把很多现实生活的新元素放在里头，让我们这些人确实觉得自己落伍了。& 段子也在与时俱进。 职场中人为什么热衷于&荤段子&，古人早已作出本质上的解释：&食、色，性也&。和吃饭一样，是人本性的需求。生活逐年提高之后，便达到了一种物质上的倦怠期，需要精神上的一些东西进行填充，如果此时文化不能同步提高的话，便尴尬的停留在&黄文化&的低级阶段，于是第二本性凸显。 一个和谐社会，起码应做到的是：&言者无罪，笑者无过&。他笑，你也笑，是最大的宽容与包容，笑里藏刀就不好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使有些事情只能意会而无法张扬，鱼鲠在喉又不吐不快，当内心喜悦与激情无法释放之时，讲讲&段子&，哪怕是自我调侃，意会亦在其中。 因为压抑,民众可用段子来释放,民间的智慧也用在这段子上。其实，它使和谐社会更和谐，就像遍布城乡的麻将馆一样，虽然不值得提倡，但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对此，我们的父母官，人人都明白。编造段子也是一门学问,必须精通通感、互文、隐喻、明喻等修辞术,还要讲究文采、对仗、押韵,高级段子还得活学巧用历史掌故,深入了解娱乐行情。民间智慧无穷尽，智慧其实是一种境界，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界;广阔的胸怀、渊博的知识、精明的头脑、机智的反应、敏锐的行动、幽默的语言&&智慧无所不不在。 乐此不疲的段子高手,他们编的不是段子,也是一门&绝活&。如果非得禁的话,直接把东北二人转禁掉算了,那充斥着多少黄段子呀。还有赵大叔的弟子小沈阳,直接封杀掉好了,他那花枝招展的碎花裙、妖娆妩媚的兰花指、顾盼生辉的神秘眼神,多么富有性暗示啊。 我们提倡培育学者型人才，但是做学问是清苦而寂寞的，远不如吃吃饭、喝喝酒、唱唱歌、跳跳舞、拍拍马屁来的简单而实用。而人又是讲究体面的动物，只能找到这个&雅俗共赏&的切入点。讲讲&段子&。即算有点黄，也不必&上纲上线&。 中国古代黄色是高贵的颜色，后来变作贬义是受外来影响。十九世纪末英国的低俗小说往往用黄色封皮，后来黄色就有了色情之义。 我们今天经常用&黄色&来指称带有明显色情意味的的东西，对此大家已经约定俗成。 一样事物只要被冠以&黄色&二字，往往就是&扫&和&打&的对象。而在中国古代，黄色却是极其高贵的色彩，是皇家御用的，平民百姓还不准用呢。这中间的变化转换令人苦笑不得。 荤段子虽带有色情意味，但不能算淫秽。 如果什么都要与淫秽挂上钩，中国&汉&字就完蛋了。中国文化中，与&性爱&有关的成语，成千上万;一个&好&字，也可形象为&男欢女爱&。 色彩只能丰富生活，与政治挂钩就荒唐了。 中国大陆的确有&淫秽品法&，但它也是违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由于淫秽品是人类想象力制品，是言论，不是行动，因此淫秽品法与宪法的言论自由条款是相互矛盾的。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谨性和权威性，我们应当或者修改宪法，或者修改淫秽品法。社会学家李银河建议在宪法中保留言论自由的条款，取消淫秽品法是这一建议的逻辑结果。 淫秽品属于低俗文化、低级趣味，我们应当大力提倡高雅文化的消费，与此同时，应当动员社会力量最大限度地抵制淫秽品的消费。但是，我们不可以动用刑法惩罚人们的低级趣味。因为如果要严格执行惩罚人们低级趣味的法律，应当被抓进监狱的人当以亿计。这是很不现实的。 我和李银河博士一样，很欣赏北京外语学院学生演出的话剧&&&阴道之道&。该话剧是女性解放的真意表达。它的台词都是精彩&段子&，比如:&我的阴道我作主&、&我可以骚，你不能扰&，它让&大男子主义&老羞成怒，它让中国的伪道士们无地自容。 有个小段子，叫我们不要随意调侃女人： 一男青年在公交车上看到一美女的衣领开得很低，春光外泄，戏言道：&真是桃花盛开的地方啊&，美女听后，撩起裙子说：&还有生你养你的地方&! &荤段子&也分档次，和身份相对称，正如人可分为大人物和小角色一样，既有阳春白雪亦有下里巴人。赤裸裸直指脐下三寸，多受到一些小角色追捧。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小角色自然接触低层次，曲高和寡，反不如直露表白来的亲切，受众也有个接受力，有个理解力问题，直抒胸臆，效果方能明显;措辞隐晦充满禅机、需细细品味方能会心一笑的，大多受到文人骚客的钟爱。会心者，引而不发，浅尝辄止，表述通透，当是&荤段子&中的极品。这也是层次上的一种差别。小角色也有&附庸风雅&的，大人物也偶有失态大放厥词的，不能一概而论。 在好多年前，某出版社译文编辑室的王大师邀约我与他胞兄合编《外国笑话集锦》。成书之前，出版社领导并不看好，但在全国新华书店一上架就被抢售一光。领导不看好，情由可原。这些&领导&有部分是刚被平反的&右派&，认为当时被划为&右派&的自己并不右，而是不够左。对&外国笑话&心有余悸。 西方笑话本来应叫幽默，其实也是一种段子。 会搞笑的人不一定能成大器，但无数位伟人的故事表明：一个人的伟大程度，与他的幽默感成正比。 林肯、罗斯福、里根、戴高乐&&都很幽默。 阅读文学古典，听听大师相声，看看海内外段子，完全可以消除人们学习&党八股&后的疲倦。皆大欢喜! 咱们八十年代主编的《外国笑话集锦》曾是侯宝林等大师编写相声段子的参考素材之一。 侯宝林与马季等相声大师闻讯要买此书时，仓库早已断货，只能长途电话向出版社领导索要，然而社领导却受宠若惊，因为侯大师曾是咱们毛泽东主席欣赏的文艺界红人，岂敢怠慢?于是把留存的样本书派专人送上北京，还请侯大师为我们的笑话&续集&题名作序。 后来重版，马季先生一个人还买了五本。 这套笑话集子顺利发行了上百万册，可谓畅销书了。 这也叫名人效应。更何况本来就是开心之作! 虽然侯宝林大师早已作古，如果咱们新编的荤段子能顺利&出笼&，真还得感谢大师们的在天之灵!
[责任编辑：冯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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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祥京：中缅划界始末的探讨
战争是极端的暴力，历来都是非常残酷的，是要死人的。古代是这样，现代也是这样。刘源还说，尤其是现代战争比冷兵器时代更加残酷，拼的是综合国力，打的可能是后方、平民。
　引子：1942年秋冬，坚守怒江防线的中国第二期远征军，为了配合中国驻印军反攻缅甸日军，为了填补“滇康缅”边境三角地区的军事真空,经重庆军事委员会批准，建立了“滇康缅边境特别游击区”(俗称茶里游击区)，隶属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指挥。笔者父亲谢晋生奉命出任该区的第一纵队少将司令,兼任“茶里边区军政特派员公署”特派员。　　“茶里地区”包括江心坡、片马等地方(面积约6至7万平方千米)。这大片土地，自古就是我国神圣的领土，但在20世纪初就被英国人强占。当日寇入侵缅甸时,英国人又不战而逃,甚至不让中国军队驻防。抗战末期，日本人被驱走，英国人又卷土重来，企图从中国军队手中夺回他们曾经强占的中国领土。
1.　　“江心坡”，是一个中国的地域名称，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但亦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地方。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江心坡”被称为“中缅未定界”。　　依据1960年的“中缅边界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放弃对“江心坡”的主权。江心坡是指位于云南省高黎贡山以西的恩梅开江与迈立开江之间的一个狭长地带，北起西藏察隅县，南到缅甸尖高山。但通常“江心坡”指代缅甸北部密支那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即“中华民国版中国地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版中国地图”相比西南部多出的地区，大约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10万个今天的“钓鱼岛”面积，不过，现在已属缅甸管辖。　　有些人一谈起领土纷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热血喷头，激昂不己，尤其是一批被称之为“愤青”的年轻人，好似初生牛犊不怕虎。
　刘源上将在2014年的全国两会上(人大与政协)对媒体表示，应让老百姓知道战争是残酷的。就钓鱼岛问题，刘源还风趣地用食指，点点自己的左脸颊说：双方都是为了这个面子。此言一出，引起网友广泛关注。有网上言论误解这是怕打仗，我更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军人负责任的表达。　　刘源首先引用了一连串富有哲理的中国古代战理兵法，“善士不武，乐杀不祥”、“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兵者大凶，战者无不用其极……”　　战争是极端的暴力，历来都是非常残酷的，是要死人的。古代是这样，现代也是这样。刘源还说，尤其是现代战争比冷兵器时代更加残酷，拼的是综合国力，打的可能是后方、平民。　　笔者很赞同刘源将军的说法。
　什么叫躲兵?躲兵就是逃难，老百姓只能往深山跑，尽量远离战场。战争的残酷性，对士兵也一样，一将功成万骨枯!　　中国领土与边界线的划分，历来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其中包括“民族”问题与强权政治。国界线的变化不是一两代人能够说得清楚的，但有一点，人民都不希望边境纠纷引发战争给他们带来任何灾难。　　日，在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就东海和南海局势表示，希望美方客观认识和看待东海和南海发生的一些问题，防止让这些问题干扰和影响到中美两国和两军关系发展大局……　　房峰辉指出，在南海和东海问题上，主要的责任不在中方，一些国家认为中国要维护战略机遇期，就借机占便宜、闹事、挑衅中国，“我们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他进一步说，中国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在维护自己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上是坚定不移的。　　“在这个方面，我们说得到，做得到。老祖宗留下的土地，一寸也不能丢!”房峰辉最后强调。 (记者张蔚然)
谁也不想当卖国汉奸，笔者也不好意思为房总长的“大话”捧场。翻开中国历史，老祖宗留下的土地丢得还少吗?　　中缅领土纠纷的处置，中国领导人的慷慨大方，让缅甸领导人受宠若惊。其中奥妙，国人无奈，仅能扼腕长叹!　　古老的中国，在明初，朱重八即于南疆设缅甸、孟养、木邦、车里、八百、老挝六个军民宣慰使司，又设南甸、干崖、陇川三个宣抚司，所谓“六慰三宣”。　　中国也不是从来没有“霸道”过，缅甸曾经就因恐惧而依附中国成为中国的附属国。因其部族众多，族间矛盾与内战不断，也是一个很麻烦的国度。直到它建立较为强大的东吁王朝政权，缅甸才逐渐脱离中国而自立。　　随着双方实力相互消长，自明至清，属地因之也不断的变化。
　到了1885年，缅甸为英国所吞并，并将其作为印度的一个省，不过，英国还承认继续按缅甸的老规矩向大清进贡。其间双方也曾对边界问题有过交涉，但都没有明确结果。　　至1892年，满清驻英公使薛福成与英方代表终于坐下来，开始第一次探讨划界问题。　　日，双方达成了最终方案：　　1、在中国原有边界基础上扩展5英里，直至北纬25°40′(即尖高山。尖高山纬度为25°30分);　　2、北纬25°40′以北的边界，暂且搁置;　　3、除上述所定地区之外，其它地区全部归英国，但孟连、江洪(车里，即西双版纳)必须归还中国，除此之外，在孟卯城和麻栗坝(又名科干，即今缅甸果敢)之间做一直线，直线以北以东，全部归中国。　　4、中国不得将孟连、江洪让于第三国。最终双方签订了《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约》，而江心坡所在地，正是这次谈判中暂且搁置的地区——其原因是，该地既不属于清朝、也不属于缅甸，而是两不管的瓯脱之地。　　薛福成最初要求的是恩梅开江与迈力开江汇合后的下游，伊洛瓦底江以东的部分——“江心坡”的归属，按明朝的套路完全应属于我大明天下。然而，清政府并没有在实质性的谈判中据理力争。　　英国觉得既然是瓯脱之地，更不愿意在这次会谈中作出任何约束。但这块瓯脱之地却有不少我国的世居民族在生根繁衍。
到了1926年，英国人却独自强占了江心坡。　　国民政府派出人员到达江心坡就此事进行调查，江心坡的代表向国民政府官员陈述了自己遭受英国侵略的经过，并请求中国政府管理江心坡。　　1926年出版的《中华新形势图》，是以中国所主张的小江为界，在小江以北，则以中国实际控制的恩梅开江为界。　　到了1931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外交部派中缅界务调查员尹明德前往江心坡地区调查。尹明德在对野人山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后，向国府提交了报告，并建议中国的国界线应该西至印度边界的巴特开山。　　这条线后来被称作“尹明德线”，又称“巴特开山线”。
　尹明德也是我父亲的好友，滇西抗战伊始，尹明德告诉了我父亲好多实况，并赠送了一本他的专著——《中缅未定界北段勘察记》。这本翔实的，图文并茂的资料，对家父部队顺利开进片马、江心坡帮助很大。　　1942年初，国民政府下令：此后以“巴特开山线”为中国地图的唯一正确画法。看到这里，别以为国民政府代表中华儿女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遗憾的是，蒋介石这个命令只下给了地图公司，对英国政府发出的非正式的照会又因日本入侵缅甸与滇西抗战中断或搁置了。
2.　　西南联大历史学家方国瑜教授在滇西抗战中与我父亲也有不少交往，他们都是1903年出生的老同。家父在回忆录中记述：片马、江心坡是我国西南最大的一片处女地，而且矿产资源也很丰富。在1943年春，大理总部曾邀请昆明西南联大地质学教授张印堂及方国瑜等10余位先生，由总部派秘书王旸陪同到片马、江心坡等地进行勘察。当时我亦陪同张印堂等一行由片马经由拖角、罗孔、浪速，到了江心坡各地，作了历时三个月的踏勘，搜集了许多宝贵材料，并拍摄了很多有价值的照片……　　张印堂，中国近代地理学家，人口学家。曾在经济地理学方面具有突出的成就，为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奠基人。　　张印堂出任西南联大教授时，也开始注意云南边疆的研究，其撰写的与云南相关的学术论文其实也可纳入张印堂边疆地理学研究的范围。　　张印堂在《缅甸独立与中缅未定界问题》一文中认为：“吾人对此重生(缅甸)邻邦，除寄一无限希望外，对中英久悬之滇缅未定界问题，亦愿趁缅甸光复之伊始，于中缅交欢之情感下，得以和谐解决，奠下中缅友好的关系基石，当为中英缅三方所一致之欢迎。”在对北段未定界的历史与社会风俗进行考察之后，他认为“中英之滇缅未定界地，既非缅属，而在历史上又与我国有密切之政治关系，且在种属上又与我滇西边胞山头人同，其全部之主权与传统之完整，不宜分割、隶属于二，值此英国放弃统治缅甸政治之际，此地此民，随缅甸之独立，理应早日归还我国，以免未来中缅之纠纷与施政之困难”。
　　抗战胜利后，东三省收复，但西南这片约相当于整个安徽省面积的土地江心坡，则在1960年与缅甸划界时，照顾性地优待了邻邦。同时划出的还有现今云南丽江县境外的边境重镇——南坎。　　对六十年代后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南坎和江心坡早已是被遗忘的地名。　　在“建国初期中缅边界谈判”一文中，对中缅划界也有一个基本分析：　　江心坡与南坎的历史与香港十分相同，但后者收回，前者却放弃。两相比较，使人感到主权神圣，国土不可弃之类原则十分困惑。争与不争，都是出于顶层的外交设计与现实政治利益的考虑。　　江心坡地区是位于云南高黎贡山之东恩梅开江及迈立开江之间一个狭长地带，长约两千里，阔约五百里，其北起于西藏察隅县，南到缅甸尖高山。
　片马是位于恩梅开江下游，内地与江心坡相通的一个边境重镇。这片土地是清朝云南腾越州所属的大塘、止那等土司控制的地方。1852年至1885年之间，英国发动三次侵缅战争，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英帝国主义遂通过缅甸此跳板染指中国西南边疆，于1913年武力占据片马，断绝江心坡与中国内地之通道，并于1927年吞并江心坡。但民国政府始终未曾承认过，一九二九年中国政府云南交涉署曾向英国驻滇总领事提出过抗议照会。　　照会称：　　“查江心坡一带仍属我国领土，查此滇缅界务尚未勘定，片马交涉尚未解决之际，缅甸政府复派兵经营江心坡一带，并掳去山官十一人，殊失中英亲善之旨。准函前由，相应照会总领事查照，转电缅甸政府，迅将派往江心坡以北各地之私桩一律撤去，静候将来中英两国派出之大员会勘，至纫睦谊”。　　今日台湾发行的地图上，江心坡和以西的孟养土司控制地仍在中国版图中。
　3.　　1948年缅甸脱离英国独立，仍霸占江心坡地区不放，而我们则为了与缅甸交好，向缅方表示愿意放弃部分有“争议的领土”。1957年周恩来与缅甸总理吴努会谈时表示：承认当年由英国所划定但原不被中国承认的中缅国界线，即英人所划的中印麦克马洪线的缅甸段。三年后我国与缅甸签署边界条约，仅收回毫无争议本是属于中国的片马，江心坡则一笔勾销，同时并将江心坡以西与印度阿萨姆省接壤的中国藩属的孟养土司控制的大片土地一并慷慨送给了缅甸。这两片土地相加比台湾还大一倍。纵贯东西部，与迈立开江平行走向的一座莽荒大山脉即是著名的野人山。
　笔者父亲谢晋生的文章回忆，中缅边界的划分很复杂，复杂的原因它不仅是两国之间的事，还涉及周边不少国家都有领土划分问题。　　今日话题·历史版——“建国初期中缅边界谈判”一文指出：建政初期，“新中国”的领导层并不急于解决中缅边界问题，而是希望维持现状，待到适当时机才解决的。相比之下，缅甸则迫切希望解决边界问题。因为1952年中国军队为追击败退到缅甸的国民党军队已经越过“1941年线”，并在当地驻扎下来。缅甸担心中国借狙击国民党军队入侵缅甸。所以，缅军也在南北两段未定边界向前推进，抢占了有争议的地区。开始时，双方都保持沉默。1955年两军在黄果园擦枪走火，黄果园事件让双方明白解决边界问题已迫在眉睫。因此，从1956年初起，中缅开始谈判边界问题。
中方在“1941年线”驻军让缅甸深感压力，因此“1941线”双方驻军的问题成为边界谈判重要问题。日，缅外交部白灵顿大使对中国大使姚仲明大使提出“1941年线”问题的看法：缅甸认为“1941年线”是缅甸自英国继承的边界条约，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接受。并且，在中缅边界谈判进行之前，虽然了解到中国对这条线存在看法，但在对以往条约进行审查之前，希望中国军队不要越过“1941年线”。如果中国方面希望修改该条边界线，缅甸政府愿意以和平友好的原则加以考虑。　　日，姚仲民大使跟白灵顿沟通时，认为中缅双方的政治地位已然不同，中国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而缅甸则摆脱殖民统治，成为新生的民族国家，若继承英国殖民时代的“1941线”是不符合中缅目前的国情。于是他向外交部提出建议，称中国方面暂不撤军，并且指出缅甸继承英国与国民党签下的“1941年线”并不合理，一是不符合两国的国际地位，同时也不符合两国平等友好的交往原则。云南省委领导也赞同姚的观点，认为从“1941年线”以西撤出等于承认了这条线，于谈判不利，并将此观点呈报国务院。　　中缅在“1941年线”问题僵持不下，眼看谈判就陷入僵局。此后，缅甸方面有多次要求中国撤出“1941年线”以西，认为这是双方边界谈判的基础。日，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再度向周恩来提出希望中国撤出。缅甸之所以要求撤军，是因为中国军队如果继续驻扎在这一地区，缅甸会有来自中国的压力。
　日，周恩来召集会议研究对策。会议认为“1941年线”是两国边界谈判最大分歧，也是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关键。　　根据国际法，假如一国政权发生更迭，政治条约等其他性质的条约可以不承认或者进行修改，但是划分边界的相关条约应给予承认。“1941年线”虽然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没有打下界桩，但当时中英政府以换文方式划定边界，按照一般国际惯例英国尊重约文，由此，中国政府没有否认“1941年线”的法理根据。最终，会议原则上接受“1941年线”。　　日——11月8日，中缅双方在北京进行会谈，缅甸建议中方接受缅甸独立时边界的实际情况，中国答复：1、北段边界传统习惯线包括麦克马洪线可以接受;2、1941年线有效;3、废除三角地租约;4、中国收回片马、岗房、古浪三个地方。但是，中国同时也要求三段未定边界应作为一个整体一揽子解决。　　最后双方发表联合公报，到1956年底，中国完成撤军，缅也从片马、岗房、古浪撤军，“但缅甸政府工作人员”可以进入这一地区。　　1956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上述建议。　　在同一个月内，吴努在仰光的记者会上表示：“周恩来建议鉴于日前中缅的友好关系，边界问题不应该依靠历史，而在现实基础上全面解决。”“周恩来己经接受了1914年麦克马洪线和佤邦境内的1941年线。”　　1960年，中缅双方签订了边界条约，解决了中缅边界问题。
　最终，中国承认“1941年线”并撤军，只收回了南段班洪、班老辖区内“1941年线”分割出来以东的一块地区，大约为189平方公里。在中国没有收回的租借给缅甸的勐卯三角地区，面积为220平方公里。尖高山以北的一段未定边界，最后只收回原本属于中国的片马、古浪、岗房等地区，约为153平方公里。总之，中国收回约342平方公里，失去220平方公里，就这一区域，只收回约122平方公里左右。对于此次边界谈判，学界基本都承认，中方做出了很大的让步。(笔者对上述数字存疑问)　　对于此次让步，中国驻缅使馆、云南、军方和中缅边界地区开始时均有意见的。例如，在佤邦未定界地区，当地少数民族上层在得知他们统治的大部分地区划给缅甸的情况下，要求脱离中缅自行独立，“干部、战士在该地区进行了几年的工作，与当地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加之过去一段时期片面宣传‘佤山是中国领土’、‘佤山不可分割’、‘不能以领土换和平’等等，一旦把‘1941年线’以西划给缅甸，大家会感到思想转不过弯来，更不好对群众做工作”。　　当然中央也明白吃了亏。早在1957年3月，周恩来先后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在昆明召集的云南省各界和少数民族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上做了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主要针对一些人认为中央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方针“吃亏太大”的问题，从解决该问题的目的、国际意义方面，进行了说服工作，进一步统一了全国各方面在中缅边界问题上的看法。中央指示云南省委在开展未定界地区的工作时，再不要强调国民党政府签订1941年协定是卖国行为，也不要称1941年协定是卖国协定。否则，不仅不能解释清楚，反而使群众思想更加混乱。对“1941年线两侧的头人和民众要进行说服和劝导。”(《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过程与影响》，范宏伟，南洋问题研究，2010年第3期)
1956年12月，中方举行“中缅边民联欢大会”，缓和两国关系紧张，同时也争取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对边界问题的理解和支持。周恩来在联欢大会上讲话称，为了发展两国边境人民友好合作关系，中国的“边境人民应该比缅甸的边境人民做出更大的努力。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应该采取更多的主动措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我们对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立场一贯信守不渝，并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　　显然，领导要把缅甸问题作为示范效应，力图向世界证明中国奉行和平外交政策的真实性。正如1957年周恩来所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扩张，但人家不信，所以要用实际行动使它们慢慢相信，争取和平共处。在十年内要努力解决同邻国的边界问题，先从缅甸开始，解决后它们就放心了。”　　当然，中共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在冷战时代一大主因是出于反制美国的封锁意图，尽可能保持和平环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正如1957年7月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称：“我们的国家自从开国以来在国际事务中一贯奉行的政策，就是争取世界局势的和缓，争取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同我们的邻国和平共处。这个政策有利于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也符合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我国政府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时所根据的，也正是这个基本的和平外交政策。”
4.　　余勇先生曾写过一篇“片马回归接管记”文章，文章内容虽不一定很准确，但可提供给关注我国边界疆域研究的人士研究参考。全文如下：　　片马，位于我国西南边陲高黎贡山西坡，属云南怒江州泸水县管辖，包括片马、古浪、岗房三村，约154平方公里。1910年，英国一支2000人的军队从缅甸密支那出发，占领了片马。从那时起，片马各族人民和旧中国历届政府进行了各种反抗和努力，但都没能收回片马。　　日，我国与缅甸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定:缅甸政府自日，将片马、古浪、岗房归还中国。　　一时间，片马，这个在地图上都难以找到的边陲小镇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1961年初，为做好片马的接管工作，云南省委、省政府专门从怒江州、泸水县抽调40多名干部，由县委副书记沈锡荣带队，到昆明进行了2个多月的培训。回来后，他们全力以赴准备接管前的各项工作。　　日清晨，一支由解放军、干部、筑路民工、马帮组成的队伍，冒着大雨从片马丫口东边的尧家坪出发，向片马开进。当队伍到达片马丫口时，缅方人员早已在此迎候。被任命为我国政府首席代表的沈锡荣和缅方代表举行交接签字仪式，双方在互赠纪念品后，缅方人员全部撤离出境。　　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分离后，片马终于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经调查，片马地区在我接管前有500多户、2400多人口。但令我方没有想到的是，接管人员走遍了片马所有村寨，看到虽房屋完好无损，却室室皆空，没见到一个人。当时，正是栽种插秧的农历“芒种”节令，但田野上除了开放着鲜艳花朵的大片罂粟之外，几乎没有其它农作物。　　原来，在片马即将回到祖国怀抱的前夕，一些亲英的敌对分子，打着“划界不划人”的旗号，采用威胁、欺骗等手段，强迫边民离开了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全部外迁，留下的只是一座空城。但一些爱国爱乡的边民并没有相信这些人的欺骗和威胁，躲进深山老林，等待时机返回家园。　　接管人员在进驻片马的当天，按照云南省委:“稳定人心，安定秩序，发展生产”的十二个字方针，以片马地区行政管理委员会的名义发布10条公告:保护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发展生产、实行民族平等、实行民族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宗教寺庙、保护正当的宗教活动、免征税、免收公粮等。　　公告贴出后，有些很快就被人揭走。几天后，开始有边民陆续回来。但他们一见到我接管人员就老远地躲开，而我接管人员则将盐巴、茶叶、火柴、布匹等边民急需的生活必需品用马帮运到片马，开办了商店、医院、电影院，免费给回来的边民看病、放映电影。很快，他们害怕的心理开始消除，一些上层头人也出现在街上，他们喜欢看电影，晚上不敢出来，我们的接管人员就白天给他们放映。有一次，一位教师的妻子来看电影，就她一个人，也给她放了一场，使她很感动。一些边民走在街上，开始主动上前与接管人员打招呼问好。当时，规定我军政人员不准随便进住民房，接管人员就将空房里的物品登记造册，妥善保管。摘水果、砍竹子都照价付钱，然后，通知主人来取钱，真正做到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些，边民们都看得一清二楚，各种谣言和中伤不攻自破。　　有一位头人说:老百姓是“哑巴秤”，哪一个政府政策好，他们心里总会衡量的。　　按中缅两国的协议规定，片马人民自由选择国籍的期限是3年。争取一部分边民分批分期地回来定居，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是我方工作人员努力的目标。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一些边民看清和认识了我党和政府的政策，他们怀念故土，思念祖国，开始回来与接管人员商谈回归的有关事宜。　　傈僳族妇女普三才妈是第一个带头回迁的边民。她早年丧偶守寡，扶养着老母亲和一个孤儿，生活一贫如洗。她回迁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帮助她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很快，她家的生活状况就开始好转。以后，她又被选为代表到昆明参观学习，让她大开眼界，更坚定了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她积极向正处在彷徨之中的边民宣传自己所见所闻和党的政策，带动了更多的边民回迁定居。　　工作最难做的是上层头人，他们怕我党的政策有变，担心搞阶级斗争，甚至担心回来后，把他们送到昆明有家不能回，经我方人员苦口婆心、推心置腹地做工作，终于消除了他们的疑虑，也争取到部分上层头人回迁定居。　　到3年期限满，共有120户、500多边民回到祖国，宣告了亲英分子妄图在片马制造“无人区”阴谋的失败。改革开放后，片马修通了公路，百姓盖上新房，生活安康幸福。为此，当初一些因过多忧虑而贻误时机没有回来的边民感到万分遗憾，后悔莫及。
理顺历史脉络，值得国人总结的经验太多，太多。
对使用挽尊卡
挽回他的尊严！
效果：经验+8
云南边界领土问题已经过去，毕竟是被一些认为是近代最完美的政治家办的。还能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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