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尊严·重述朝鲜战争的前世今生 : 第六章 李奇微开始出重拳了 让邓华后悔一辈子的决策_燕昭文_在线阅读_九九藏书网
& 第六章 李奇微开始出重拳了 让邓华后悔一辈子的决策
第一章 统帅大比较：毛泽东PK杜鲁门第二章 军事统帅大比较：彭德怀PK麦克阿瑟第三章 战场初交手，联合国军没摸到门就败了第四章 决战朝鲜：中国要包美国军队的“饺子”第五章 给被打晕菜的联合国军再补一拳第六章 李奇微开始出重拳了让邓华后悔一辈子的决策第七章 百万大军打出一个出乎预料的结果第八章 学会妥协--理性务实的中美领导人第九章 跟志愿军学习如何补“短板”第十章 中美“联手”痛打李承晚附录
第六章 李奇微开始出重拳了让邓华后悔一辈子的决策先打砥平里侧重于打得准，打横城则侧重于打得痛。犹豫再三，彭德怀最后采纳了邓华的意见，志愿军将反击目标东移，定至横城，先消灭战斗力较弱的韩军第5师和第8师。据介绍，邓华将军广闻博记，才华出众。早在红军时期，一次东渡黄河，毛泽东为红一军团诸将领送行，随口吟诗道：“涉远祁连外，来从晋地游。”众将军皆不知所云，面面相觑。这一仗，也使具有反思精神的邓华将军在后来的岁月中后悔不已，他认为还是韩先楚将军的判断正确。因为砥平里虽小、虽然难打，但打的是七寸，打的是要害；而横城歼敌虽多、虽易，但打的是屁股，打的不是要命的位置。第一次邓韩之争，发生在四野部队攻打海南岛时，那次林彪采纳了邓华的稳妥方案。此时，李9９ｌiｂonｅｔ奇微看到志愿军如此被动，正在为自己的计谋成功而高兴呢。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西部防线如此薄弱的情况下，彭德怀还将捉襟见肘的志愿军主力集中到东线，反手打他。当然，他也没有料到志愿军在东线会放着砥平里不打，先打横城。方荣翔，著名京剧大师，曾被国民党第71军收编为该军第88师京剧队。东野大军解放四平后，有一日，突然有三驾马车前来接他去赴宴，宴请者是邓华将军。后来，七纵成立了以方荣翔为主要演员的京剧团。龙书金将军曾说：“邓华将军身材修长，面孔白皙，武官文相也。然治军极严，训人如雷霆震荡，暴雨倾盆，人皆惧之。”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先打横城还是先打砥平里，就成hｔｔp://wwｗo99lib.ｎet为摆在志愿军司令部面前的一个关键问题。不同于西线，联合国军在东线的进攻非常慎重、小心，协调也比较好。邓华，原名邓多华，湖南郴县人。祖辈三代书香，自幼喜好古文，博览群书，尤爱。韩先楚副司令员则建议先打砥平里。他的理由是：“你邓华讲得有一定道理。但从战略位置看，砥平里是威胁西线后方的一根刺，它离西线较近，属于枢纽位置，一旦占领，就能迅速９9lｉboｎｅｔ西向，威胁联合国军的西部战线，使其全线动摇。而打横城，虽然能够取得较大战果，但从对整个战局的影响和作用看，则小得多。”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横城战斗打得很漂亮，将联合国军打得很惨。李奇微等美方将领都认为，横城惨败是上了中方欺骗策略的当。志愿军的这一决策，对第四次战役的结果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以后的战局，乃至双方作战心理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次争执，被称为“第二次邓韩之争”。1月28日，东线美第10军向骊州以东至原州、武陵里一线发起进攻，突击方向在横城、砥平里；韩军第3军、第1军突击方向在县里、襄阳。我第42军第125师及人民军第5军团节节阻击，掩护志愿军主力开进。31日，第125师在九屯车站包九*九*藏*书*网围了美2师第23团团部及一个加强营，经一天激烈战斗，未能全歼该敌即主动撤围，至2月9日，南汉江以东之敌被我阻止在砥平里、分水院、上苍峰里、釜洞里、乌项里、束沙里、广川一线地区。邓华倾向于先打横城。他的观点是：守卫砥平里的美第23团兵力比较集中，战斗力较强，且已构筑了工事，不易被迅速分割歼灭。如果一两个昼夜不能解决战斗，则利川及原州附近的联合国军就会来援，这样，仗就打成了黏糊战。对于既无地面装备优势更无制空权的志愿军来说，情况极为被动。邓华将军略思片刻，对曰：“主席是改用李白《渡荆门送别》诗的前两句，为我们送行呢。”这次，彭德怀该怎样决策呢。邓华和韩先楚两位虎将，都是四野名将。此时，一向以果敢著称的彭德怀九_九_藏_书_网出现了指挥作战几十年来少有的犹豫，志愿军总部的两个主要将领——邓华和韩先楚副司令员意见也出现了不一致，争执起来。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先打横城的好处，就在于横城的联合国军兵力人数虽多，但横城以北的韩军第8师、第5师兵力分散，战斗力不强，利于志愿军快速歼灭。随即背诵全诗：东线反击作战怎么打，是摆在志愿军将领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他还将这一判断，定为自己一生几大军事决策失误之一。此时，横城、砥平里两个地方，突了出来。邓华将军为人耿直，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顶住压力，为自己的老领导彭德怀辩护，结果受到牵连，1960年被贬谪四川。离京前，将军将军装尽染黑色：黑帽、黑衣、黑裤、黑鞋，以示不满。努力加载中...战士的人生
战士的人生｜惠文学同志
一、坎坷的成长环境
二、艰难的谋生之路
三、难忘的西南剿匪
四、光荣的抗美援朝
1. 入朝经过及初战告捷
2．三八线战斗轶事
3．强度饥荒及残酷的白玉山阻击战
4．繁重的工事战和特殊的细菌战
5．上甘岭战斗轶事
五、坚定的回乡务农
六、深情的青海之行
七、真诚的善行之举
八、肺腑的人生真谛
一、坎坷的成长环境
我叫惠文学，是陕西省富平县到贤镇西仁村人，生于1931年11月21日。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是家庭经历了民国十八年（1929年）大旱引发的陕西大饥荒的年代，是一家老老少少都处在度日如年的艰难困苦时期。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家里就是一贫如洗，几乎成了无家可归的贫雇农家庭了，因为我们一家人已经住在当地一所破庙里了。听母亲讲说过，遭年景之前，家里情况还能好一些，当时家里还有大庭房和不少土地，生活还算富裕。家里一共有十一口人，伯父已病故，剩下二祖母、伯母和一个姐姐，我们这边有一个年近七旬的大祖母、父亲、`母亲、一个姐姐和我及两个妹妹。伯父家和我们家在遭遇年景之前还一直生活在一起。二祖母掌管着这个大家庭，她一看这几年的年景不好过，就突发奇想，要求分家。说是大祖母有儿子养活，好度年景，他们一家三口，孤儿寡母的，就凭这个家庭的财产和土地来度过年景。二祖母还特地请来了当时东四团的团总来说话，分家。团总出门的时候总是带着队伍，带着枪，传说在他手里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谁知，一到我们家，他要求我父亲对分家一事表态时，我父亲却说：“我上学时老师给我讲过一篇古文，说是田真兄弟三人析产，堂前有紫荆树一株，议破为三，荆息枯死。真谓诸弟：‘树本同株，闻将分斫，所以憔悴，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胜，兄弟相感，不复分产，树亦复荣。”团总是个明白人，听后一言不发，就生气地走了。二祖母一看家没分成，又生一计，她最后依仗娘家的势力毫不讲理，也不容分说地把我们家的老老少少强行赶出了家门，从此一家老少有家不能归，只能住在老爷庙里了。
听母亲还说，在大伯病重期间，我父亲曾向医生询问伯父的病情时，医生说：“你大哥真的不行了，内脏坏了，你不信去闻闻他那大便（就是用鼻子嗅一嗅）就知道了”。谁料，我父亲他连想都没想一下就竟然真的在伯父的便盆上闻了一下，当时人就难受得受不了了，恶心、呕吐、头晕，像中了毒一样。结果得了一场大病，几乎要命，后来村上一位开药铺的庸医说，抽上一口大烟就不难受了。从此，父亲就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等他好一点的时候，他就去给别人打工，挣来的工钱仅能维持自己用。
一家人住在庙里，吃了上顿没下顿，真是度日如年啊！由于我们姊妹几个还很小，母亲就经人介绍出去给七八里外的忠惠村一家姓孙的人家奶小孩加纺线来养活全家人。
二、艰难的谋生之路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当我七八岁的时候，每天天刚亮的时候，我就提着粪笼上路拾牛粪了，直到我十岁的时候，该上学了，家里没人管，我就跟着村上一个叫惠克勤的小孩到学馆里去了。到学馆后，老师对我很好，他知道我家里的情况，就给我免收了学费。我在学习上也很用功，每天早早就背过了当天所学的课文。勉强上了半年学，由于家里穷得无法生活，吃不饱，穿不暖，加之那年冬天天寒地冻，我就被迫辍学了。继之以每天早上上路拾牛粪的事情了。有一次，正在从西仁到到贤镇的马路上拾牛粪的时候，一个名叫李鄂的长者坐着马车过来了，他停下马车，下车走到我身边一看，就说：“这不是我老同学恒谦的儿子吗，这么冷的天谁让你出来拾粪呢？快回去给家里人说一声，跟伯伯到到贤铺子里学打拳去。”我听了高兴的说：“好！”就带着粪笼跑回家了，把李鄂伯伯让我学打拳的事给家里人一说，长辈们都很同意。次日，祖母就拄着拐杖领着我高高兴兴地到到贤镇上去了，把我托付给了掌柜的李鄂大伯。李鄂大伯是我们村上李家堡人，他为人正直豪爽，讲义气，乐于助人，爱打拳，善结交，是当地有名的拳客。他收我为徒跟他学打拳，让我业余时间帮助铺子干干零活。我终于有一碗饭吃了。所以，我每天很勤苦的练拳，早起晚睡，练拔筋、练桩功、练腿功、练腰功、练手功。业余时间，帮铺子打扫卫生，洗锅，干杂活。一天下来，虽然很累，但我已知足了。
在那个年代，由于自然灾害，加上家庭的变故，能有一碗饭吃，就不错了。为了生计，我在到贤铺子里努力地干着。一个小孩子，有时还干着大人的活。我记得自己十一岁的时候，就能挑起两个大木桶在井上担水了。很多时候，我都在学着大人的样子干活。有一次，洗完锅，我嫌用勺子舀脏水太慢，就站在小板凳上双手提起大锅倒水，结果不慎连人带锅一下子倒在地上了，把锅打碎了，把人弄伤了，大伙计嫌我把锅打烂了，怕掌柜的回来后追究他的洗锅责任，就生气的把我狠狠地打了一顿，我冤枉，我无奈，就哭着回家了。祖母看着我遍体鳞伤的样子，就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她心疼地哭了。第二天，她领着我去见掌柜的李鄂，把情况诉说了一遍。掌柜的听了后，把大伙计叫来，当场美美地揍了一顿，为我出了气，然后让我继续留在铺子里待下去。我在这里边学拳边干活，一干就是三年。而且，在这三年里，我练就了一身强硬的功夫和技艺，当地人都叫我“小拳客”。其中，有一次，在到贤剧院看戏，开戏前，来了一群大大小小的男孩子，他们组织起来大声呐喊着，要打“小拳客”。突然，一个带头的大个子跑到我身边，他猛然将我抱起来扛在肩上，准备摔倒在地，让大家看热闹，不料，我在上面本能地用双手抱住他的头，使劲一扭，他受不了，“啊”了一声，就松手把我放开了，这时，一群闹事的小孩子都吓跑了。从此以后，每次看戏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出去，谁都不怕了。在我学拳期间，师傅李鄂常常带我出去在一些公众场合表演拳术。流曲镇四月八会开后，在剧院里，戏剧开演之前，师傅让我先表演一段，我就在李鄂师傅的拳友李振清拳师在台前摆的场子里打一套拳。我在场中打拳，观众掌声不断，我好开心啊！
在那个黑暗的旧社会里，我们家和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一样，我们是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就是生存问题。当我十四岁的时候，家里便让我到蒲城县兴镇街里正式当上了相公娃（即店铺伙计）。这里的掌柜的对我很严，劳动量虽不很大，但一年到头没有休息日。我勉强在这里坚持着，慢慢地熬着吧。有一天，兴镇街里，大街小巷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处都在响鞭炮。原来，是人们在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了，大家都在兴高采烈地欢呼雀跃，我也跟着人们乐在其中。中国人民经过了长达十四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大事，也是全世界受苦受难人民的大事。但是，1945年，我们的国家还没有解放啊，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黑暗的旧社会还依然存在，我只有继续当相公，才能维持艰难的生活。在兴镇待得时间长了，我就想家了，一直到了大年三十晚上，等到铺子都关门了，我就给铺子里一个帮工打了一声招呼，便带了一把新手电，晚上就插斜路，穿过庄稼地一路小跑，连夜晚跑回了家，见到了家里人真是太高兴了。母亲眼里含着泪水，不知说什么好，也许是高兴，也许是伤心。第二天天不亮我又要走了，大过年的，我真不想离开家啊！我恨那个社会，一个贫寒交加的家庭熬到何时才算到了尽头啊！
我在兴镇街里干了一年相公，最后用全部工钱给家里只能买一个风箱用。我嫌工钱太少了，就回来到盖村，给邵普一家商铺干活。这里的劳动量很大，掌柜的经常让我用水担挑货物赶会，时间长了，我的肩膀上都磨出了血泡和死肉。尽管如此，家里的生活还是没有着落。
后来，我听社会上一些人说，当一个国民兵，每月还给二斗麦，我就报名当了一年多国民兵，给家庭生活减轻了一点负担。然而，祖母在贫病交加中不幸去世的时候，家里几乎还是连锅都揭不开，母亲就走回老家找伯母协商，勉强为祖母薄棺入殓，简办丧事。此情此景，真是令人心痛啊！
转眼到了1948年，我已经十七岁了，应该肩负起家里的重担了。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又不愿意给财主家卖力，我就把自己卖了壮丁，换回了十二石粮食。我想，就是打仗把我打死了，我也不愿意给有钱人干活，因为天下乌鸦一般黑，他们没有人性，没有怜悯之心，更不讲交情。我是深有体会的。是因为我在这一年过大年之前，曾到本村和我祖父、父亲都有着较好交情的一个财主家去借一斗麦子，准备过年，我跪在地上，求他借给我一斗麦子，说来年多给他还一些，他坐在那里，冷若冰霜，慢慢地抽了一口大烟后，冷冷地说：“没有粮食，回去吧！”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子。在回家的路上，我把泪水往肚子里流，我痛恨恶霸财主，我至死也不会求他们了。从此，我就到了国民党部队里了。然而，后来我听母亲说，当时卖我得到的那十二石粮食，在我走了后不久，就被村上的敌伪人员在搜查粮食时，蛮不讲理地强行抢走了。我真不知道家里人后来是怎么生活的呀！
在国民党的部队里，我被分配到胡宗南的警卫营中当勤务兵，当时宿营地在西安三府湾。我因为小时候还上了半年学，认得几个字，所以排长对我还比较器重，很照顾我的，有时候让我带上他的小孩去玩耍，去逛街。排长的妻子有文化，看我给她带孩子，有时她就给我教上几个字。这样的生活不长，我就被下放到连队里，随部队就转移到了咸阳宿营地。在国民党的部队里生活是很艰难的，稍不注意，就要挨揍，真是军阀作风。我们当时大部分人都是被抓壮丁而来的或是被生活所迫而逼迫来的，因此，我们都不明白为谁当兵，为谁而战，都不愿意在这个糊里糊涂的部队里待下去。有一天，听人说富平解放了，好吧，趁着天色黄昏，我们家住富平的三个兵娃子经过商量，在别人不注意的情况下，偷着跑了。我们从咸阳北门出发，一路小跑，沿着火车路向东北方向直奔。不料，快到三原城附近时，突然被对面夜巡的几个大兵挡住了。他们是胡宗南第一军的部队，这下可糟了。他们把我们三个小伙子抓到营地，一看我们身上穿着崭新的军装，就问是哪个部队的，我们都吓呆了，因为是逃兵，就老老实实地交代了，说是胡宗南第五兵团的。当时听说逃兵被抓住后要么枪毙，要么一顿饱打，直打得皮开肉绽，好可怕啊！可巧的是，审问我们的那个军官一看我们三个人都很年轻，就说：“你们是否愿意留下来，我们部队正好缺人？”我们怕挨打，或被遣送到原部队后被枪毙，就只好说：“愿意留下来。”这位长官就把我们分在了三个班。时间不长，我们就随着这个部队经过宝鸡到了四川大邑县附近的山上驻扎下来了。
当时，全国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取得了三大战役的胜利。由于大势所趋，人心向背，国民党内部人心涣散，分化瓦解，我们所在的部队中有一个叫裴昌会的陆军中将任我们的副总司令，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和中共首长商谈好了，直到1949年12月25日，我们在四川大邑县这个地方，没打一枪一弹就起义了，当时，我被编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十二军三十六师一〇六团二营六连。在这里，我们起义部队进行了整训，天天学习，改造思想，开展诉苦会，控诉国民党军中暴行，把士兵不当人等罪恶。慢慢地，我们明确了为谁当兵，为谁而战的问题。思想想通了，方向明确了，打起仗来一个顶仨。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了，我们一〇六团是著名的“红军团”，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曾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我们很自豪，我们要立新功，要为天下的劳苦大众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而打江山、保平安。
三、难忘的西南剿匪
在国民党部队里生活了将近两年，我没有打过一次仗，一到解放军部队里，我就连续打了一年的仗，这就是西南剿匪战。这一年是1950年，在全国解放后，贵州和四川还有一部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残兵败将，他们和当地的一部分土匪勾结起来，还在负隅顽抗，我随部队就在两地参加了整整一年的剿匪战斗。由于我平时训练中吃苦耐劳，悟性较高，所以打靶时成绩突出，成了部队中的神枪手。因此，连长每次外出执行剿匪任务的时候都带着我，我成了连里的狙击手，只要遇到强敌，连长就让我出手，我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到了年终，我被评为团里的模范，上级给我记了“三等功一次”，受到了嘉奖。
在这一年的剿匪中，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在贵州剿匪时发生的事。当时我们营驻扎在一个县城附近，清晨，我们全营指战员正在操练的时候，突然，周围居然来了五千多名土匪，包围了我们，营长一看情况紧急，便立即当机立断命令我们全体官兵迅速进入营房，在楼上，架起各种武器，四面开花，与敌人展开了激战，经过了几个小时的顽强战斗，我们终于打退了敌人的包围，也打碎了敌人包剿我们的美梦。
第二件事是在四川，农历八月的一天，连长一大早就跑来对我说：“今天有一个任务，就是让你带领连里的秧歌队到附近几里以外的集市上去做宣传。”因为我是连队团支部的文艺委员。他又说：“担任秧歌队尖兵班开路任务的是你们九班。”我当时给懵了，我说“我是我们班里的机枪手，我应该去班里参加执行任务呀！”连长说，“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是一样的，你去带秧歌队，机枪手我给你找了一个，替你。另外，还有第一排在秧歌队后边掩护，你就去吧！”“好！”我们吃过早点就出发了。沿山上小路行至五六里的时候，突然一阵枪响，走在秧歌队前边的我们九班的全体战士和班长以及我们三排的排长、营部医生和副连长等十八名指战员都倒下了，原来，是提前埋伏在半路上的一群土匪开的枪。我们就赶快通知在后边担任掩护任务的排长，他听说前面出现了土匪，就立即带领全排战士冲杀了过去，经过了一场激战，消灭了所有埋伏的土匪。我走上前去，一看我们班的战士都光荣的牺牲了。替我扛机枪的那个河南籍大个子战士，也在玉米地里倒在了血泊中，我看他的机关枪下边还有一堆子弹壳，说明他还殊死抵抗了一阵子，但，还是牺牲了。这些可亲可敬的战友，真是令人怀念啊！我痛恨那些可恶的土匪，他们真是该死，死有余辜啊！
第三件事还是在四川，我们部队在业余时间练习踩高跷，时间是1950年春节（正月初一），大家正在兴高采烈地练习时，突然从山地旁边冲出来一群拿着大刀的少数民族模样的土匪，他们端直朝我们官兵杀来，他们自以为是信什么教的，有神灵保佑，刀枪不入，故而横冲直撞地用大刀砍死砍伤我们不少战友。我们没被砍到的在慌忙之中脚腿上还带着高跷，爬行在地上，极力冲向操场上一边放置武器的地方，抓起枪支迅速还击。经过一场恶战，终于打败了这股亡命之徒，并且还活捉了80多人，经审讯，其实大部分是被迷惑的群众。我们将少数剩下的土匪坏分子抓了起来，绳之以法，为我们牺牲的战友报了仇。
1950年从年初到年底，我们经过大大小小百十次拼杀和激战，基本上消灭了贵州、四川境内的土匪和国民党的残余势力，西南地区也从根本上得到了解放。经过一年的血与火的战斗洗礼，我和我的战友们已经成长为听党指挥、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了。
四、光荣的抗美援朝
1、入朝经过及初战告捷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1950年就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为了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和中央军委部署的轮番作战的战略方针，1951年正月，我又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当时，我们部队驻扎在重庆，接到上级命令，要立即开往朝鲜参战。我们十二军在军长王近山、副军长李德生等领导的带领下，由重庆坐轮船到汉口，又从汉口坐上闷罐子火车直到华北，在此，我们整个部队都换上了苏式装备（当时叫“换装”），并且还训练了一段时间。我记得在夜里打靶时，我根据目标、准心、照门和提前量的关系，加之平时积累的射击经验，每次打靶，我几乎都是百发百中，出国前，我再次被评为团里的神枪手。部队训练到了三月份，我们就出发了。部队开往安东，从安东直过鸭绿江，通过鸭绿江时，我们整个部队的全体官兵都高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战斗歌曲，豪迈地跨进了朝鲜国土。由于战斗任务紧急，加之我军的机械化程度无从谈起，所以，我们就用上了自己的“11号汽车”，开足“马力”，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地行军，到四月二十三日，我们就奇迹般地到了“三八线”附近。我至今还记得我们在行军过程中是没有吃饭时间和睡觉时间的，过河的时间顺手舀一碗水就着干粮就算把饭吃了，行军的时候疲劳的偶尔站一下就呼噜呼噜睡着了，后边的战友撞着了就醒来赶紧走。因为时间就是胜利，况且，我们参加的这次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中规模最大的第五次战役，意义重大啊！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惨烈的第四次战役的结束，是在“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带领16个国家的军队对我打到“三八线”以南的志愿军进行疯狂反扑时所实行的“屠夫行动”、“霹雳行动”后，继而又发动了“撕裂者行动”，攻势逐渐向北推进，且平均每天只能向北推进一公里的情况下停战的，即4月21日。
再说4月23日我们到达“三八线”附近时，就和敌军接上了火。由于敌军在汉滩江一带兵力薄弱，我们就趁机偷渡了汉滩江，攻破了“三八线”第一道防线，当时大家都兴奋地说这次破开了一个大西瓜。之后，我们仅用了一个礼拜，就向前推进了一百多公里，打到了竹叶山。后因后勤供给跟不上，就被迫停止了前进，此地离汉城只有60公里了。我记得不幸的是，这次战斗刚一打响，敌人的飞机大炮就把我们团在前沿阵地上的指挥部给炸掉了，我们的非常优秀的好团长宋崇魁同志光荣地牺牲了。我们团长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中共党员，他才31岁，在西南剿匪中是出了名的战将啊。我们大家都很难受，心里不是滋味，大家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在战场上英勇作战、奋力杀敌，为团长和牺牲的战友报仇。
2、三八线战斗轶事
第五次战役的第一阶段就因我们人没吃的、枪没弹而宣告结束了。但这一次我们以智取加狠打，积极地配合了西线作战。第一阶段的大致情况，我就知道这些，但是，我亲身经历的还有另外两件事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第一件事是：我们在打过“三八线”前的一次集结过程中发生的事。我们班上一共十个人，八个战士，班长带了四个人，我当时是副班长，我带了四个人，我们商定好分头出发，不管走什么路线，采取什么方式，必须按时到达预定地点集合。班长带着四个战士选择了从山梁上迅速通过，没料想到，他们正在走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被山下隐蔽的敌人用炮弹轰了一下，当场就都牺牲了。我领的四个战士从山沟里通过，过的时候被敌人做的铁丝网给挡住了，我们就想办法用身上带的工具，给铁丝网上剪开了一个口子，然后，一个一个地钻了过去，有的同志把身上的衣服划破了，有的同志把手指划出血了，简单处理一下，就抓紧时间爬到了半山腰。突然，我们看到一队敌人正在端着枪追击前面跑的两个战士，趁敌人把注意力集中在被追赶的远远的两个战士身上的时候，我在山腰旁边迅速端起机枪，对着那堆敌人扫射了一梭子子弹，就把他们全部打死了，大约有十多个人。这时，我们五个人就一个劲地跑到了集结点，准备投入到一场新的战斗中去。
第二件难忘的事，是发生在“三八线”战场上的事。我们在攻打“三八线”前面的第一道封锁线时，在一座山上，同敌人展开了一场规模较大的激战，打死打伤了数不清的美国侵略者。经过了一天的战斗，到了下午时分，双方都停战了，我和我的几个战友们也已精疲力尽了，大家都住在山下的防空洞里休息，洞外有一人站岗，我在洞里说：“谁跟我到山上去转一转，看有什么战利品没有。”他们都说不敢去，怕有不测。我说：“那好，我一个人去，你们就在这里好好休息吧！”我穿上大衣，上到山上，转了半晌，在横七竖八倒在地上的美国士兵的身上搜出了很多罐头。说实话，当时在死人堆里钻来钻去，在炮火中跑来跑去，对我来说，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上战场之前，就只准备两样东西：一样是把武器擦光擦利，一样是把吃的喝的带好。到了战场上，只能向前冲，不能向后退，这样才能打胜仗，这样才有活路。所以，我才想到了在满山遍野里寻找吃的，凡是盒装的东西我都带走，我把大衣两个衣袖口扎住，把捡来的罐头装得满满的。下山后，我和几个战友美美地饱餐了一顿。因为是肉罐头，大家都高兴地说：“过年了。”这是我们入朝以来，吃得最好的一顿饭啊！其中，还闹出了一个笑话，我用刺刀把一个小盒子打开了，一看里面是蓝色的黏黏的，像浆糊一样的东西，我用舌头舔了一下，嘿呀，是辣的，不是滋味，当时把大家都惹笑了，笑得前仰后合的。有人说，它不是吃的，是一种燃料，是用来热罐头用的。另一个战士说：“他妈的，美国佬的待遇还这么好，就是打败仗。”
这一天，我们打得惨烈，打得痛快，同时也饿得够呛，最后，我们吃的真香！
3、强度饥荒及残酷的白玉山阻击战
当五次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后，我们就后撤到了谷山，部队休整了一段，等到后勤补充了给养，就接着准备打第二阶段的战斗。
5月下旬，五次战役的第二阶段的战斗打响了。我们十二军再次从中央突破，又将东西两线的敌人切成了两片，使东西线上进攻的我志愿军有力地打击了无援的敌人。就在这时，朝鲜人民军打的东线，没攻开，总部就把我们部队又调到了东线去打，我们采用了分割穿插的战略战术和打近战的办法，对南朝鲜军队实施打击。我们志愿军指战员像猛虎下山一般，猛打猛冲，一直打到了南朝鲜，插到敌人的心脏里去了。这是上级给我们下达的任务。然而，此时，又因给养供应跟不上，无法继续维持部队的连续作战，人没吃的、枪没弹，形势逼迫的我们又要后撤。记得我们在撤退时，一点吃的都没有了，就把当地老百姓家里用来扫地的笤帚上的桃黍米（像高粱一样）捋了下来，煮一下，就开始吃了，那东西是又涩又难吃，吃几口嘴巴都张不开了，勉强喝一口水冲下去。有时把人家案头削下的一堆腐烂的洋芋皮，在水里淘一下，就煮着吃了。有的同志不知在哪里找到了老百姓埋藏的一小袋小米，很高兴地做了一顿饭，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发现里边有许多砂子，不敢用牙齿咬，一喝就直接咽下去了，这样还可充饥。生活用品也是极度匮乏，一个班一个月只发一块肥皂，我们只能用来洗脸。
由于供应跟不上，敌人称我们是“礼拜攻势”。后勤部队提供的一次给养仅能供前沿部队打一个礼拜的仗用。这是当时打仗的最大问题呀，比较难以解决，因为送给养的我军汽车只能在夜间行走，且不能开灯暴露目标，加之道路坎坷，一夜之间才能行走两公里左右啊，就这还时不时地被敌军空中轰炸，损失惨重。而我们的部队在供给跟不上时，就只得停止作战。此时，狡猾的敌军就会乘虚而入，飞机大炮围追堵截，将我们置于死地而后快。
根据这种特定情况，总部命令我们十二军迅速撤退，而我们106团的任务是在白玉山阻击敌人，掩护大部队安全撤退。我们连158名指战员是掩护全军安全撤退的最后一批人。我们向上级宣誓：“要用胸膛当城墙，誓与阵地共存亡。”宣誓后，我们就趁着黎明时分，分组出发了，迅速向白玉山上跑去，敌人的坦克、大炮在不停地向山上轰击，当我爬到半山腰时，一颗炮弹就在我身边不远处爆炸了，当时把我震得前后心疼，慌忙之中，我腾出右手，往胸前一摸，没有血，再往后心一摸，也没有血，然后起身，拔腿就跑，一口气跑到山上，立即就加强工事。当我们正在加强工事的过程中，敌人就攻上来了，我们就狠狠地打下去；敌人又攻上来，我们又打下去。就这样，反复多次，打得很激烈，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敌人好像发了疯似的，在不断进攻的同时，还在空中有四架飞机在山上连扫射带轰炸，我们的阵地上真是炮火连天，一片火海，遍地都是牺牲的战友，惨状令人目不忍睹，我们活着的人现在也顾不了自己变成什么样了，更顾不了周围的恶劣环境，心里头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守住阵地；只要看见敌人，就打、打、打，消灭他。我们真像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从早上开始一直打到中午十二点。
就在这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在坚守山头，顽强战斗，连续打败敌军多次进攻反扑、歼敌无数的情况下，我方整个阵地上就打得只剩下我们三个人了，副指导员吴香山同志、我和一个叫刘玉林的战士。我是机枪班班长，那个战士是我的弹药手，我们三个人在阵地上坚守的时候，吴香山同志说：“今天这一仗打得太残酷了，我要立即回部队汇报情况。”临走时，他再三向我叮嘱说：“你们两个人必须坚守阵地，到下午六时整才准离开。”我说：“是，保证完成任务！”他走后，我们俩就抓紧时间做好战斗准备。其实，在这次战前，为了打好仗，我预先已把一桶子机油早早地搅拌到了一箱子子弹上了，以便打起枪来子弹流畅，不卡壳。我们两个在山头上静守着，任凭敌机大炮在阵地上狂轰烂炸，只要山下敌人没上来，我就节省着子弹。反正我们在这里是坚守山头，也是坚守时间，因为我们在这里多坚守一分钟，就能为我们的大部队安全撤退争取一分钟的宝贵时间。我们俩在谨慎地观察着山下敌人的动向。到下午三点时，敌人突然又攻上来了一个加强班，大约有十几个人，好，我正好装上了一盘子弹，待敌人靠近了点，我猛然一个连发，就把他们全部都消灭了。
后来，我们两个在阵地上一直坚守到了下午六时整，天快黑了，在胜利完成了上级交给我们的白玉山阻击战任务后，当我们两个准备撤离的时候，远远地看见又一拨敌人从山下慢慢地向我们这边压上来了，刘玉林说：“班长，时间已经过了，咱们该撤了！”我说：“好，撤吧！”我们两个人就从不知有多高的山上纵身跳了下去，好在我们年轻，下去后没有伤着哪儿。就在我们俩跑着归队的山下路上，还碰到了一位走不动的的富平籍战友马振山同志，我们说带着他赶快跑，山后面的敌人马上就要过来了，他死活不肯，说：“你俩先走吧，我快不行了。”真无奈，我俩就只好痛心地离开了。
我们连夜晚赶紧往回赶，忍饥挨饿地在路上走了好几天，才赶上了大部队，到了部队以后，连副指导员吴香山同志看到我们俩竟然还能活着回来，就情不自禁地笑了，他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干得很好，我给你请二等功。”我说：“不必了，让我先好好休息一下吧。”一睡，就睡得天昏地暗，直到部队为我们开庆功大会之前，记者在采访我们的时候，我由于长期的劳累、饥饿，还是浑身浮肿，没有一丝力气，只觉得昏昏欲睡，记者朋友大声问道：“请谁说一说，你在白玉山打得最痛快的一仗的经历是什么?”我当时傻了，没有发言，因为我不知道我们打阻击战的那个山头就叫做白玉山啊，我们只知道叫几号高地。事后，才知道是白玉山阻击战。这是我在朝鲜战场上打得最惨烈的一仗。后来，在部队庆功大会上，首长热情地表彰了我在五次战役中建立了功勋，给我记了三等功一次。
4、繁重的工事战和特殊的细菌战
不知不觉，时间就跨进了1952年。这一年，按照志愿军总部的部署安排，我们106团从年初开始，在东海岸上打了将近一年的洞子，把东海岸都打通了。西海岸上没有山，我们的友邻部队就搬石头垒山。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防御战的准备阶段。前期虽然没有打仗，但我们当时的生活却是在朝鲜三年中最艰苦的生活。因为修筑工事也是一项战斗任务，必须完成好。我们全副武装带着铁锤、钢纤和武器，从天不亮上山到天黑下山，两头不见太阳。夏天还好过一点，冬天，山上下了雪，鞋子硬得都穿不上去。干了一天活，下山时，我们就把雨布往雪地上一铺，半躺在上面，滑下山去。整整一年，紧紧张张，忙忙碌碌，天天如此，任务繁重，我的身上都生出虱子了。尽管如此，我们这一年在修筑防御工事的同时，还实际上打了近一年的细菌战。因为年初，美国侵略军公然违背国际公约，在夜间美国飞机多批在我军阵地上空低飞盘旋，却没像往常一样俯冲投弹，但第二天早上，却在雪地上发现了大量苍蝇、跳蚤和蜘蛛等昆虫，在山坡上、山沟里到处乱跑着老鼠。听上面领导说，这些昆虫带有病菌、霍乱、伤寒、鼠疫、回归热等病菌病毒，上级要求我们做好充分的防疫准备工作，防止美国的细菌战给我军造成严重危害。这一年，我们在山上一边打洞子，一边打老鼠，偶尔看到敌人阵地上有行动的人员，我们就把他当活靶子打了。总之，这一年中，我们的生活是在紧张忙碌、充实而又充满活力的情况下度过的。
5、上甘岭战斗轶事
将要到年底的时候，也就是1952年11月17日夜里，我们12军34师106团接受了上甘岭战斗任务。具体情况是，在我们12军军长王近山（兼第三兵团司令员）的安排下，由我们军的副军长李德生同志担任上甘岭前线总指挥，在五圣山成立战斗指挥所，负责统一指挥在上甘岭前线作战的12军、15军所属的部队。而我们106团的任务是接替15军93团担任537.7高地北山的防御任务。我们在新任团长武效贤、政委于永贤的精心组织指挥下，从金城前线开赴上甘岭战场。
其实，上甘岭只不过是一千多米高的五圣山前的其中的一个小山头，攻打上甘岭前，美国曾经扬言，世界上没有攻不破的堡垒，二战时，盟军把德国的钢铁堡垒都能攻下来，何况一个小小的上甘岭。但是，令美国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敌我双方竟然在这里打了43天，所死人数多得能垒一个上甘岭，然而，攻归攻，守归守，敌人最终还是没有拿下上甘岭，这，不得不令美国人折服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不可战胜的，是比德国钢铁堡垒还坚强的、富有中国特色的钢铁长城啊!从此后，上甘岭之战的名声大得已成为世界战争史上一个有名的战例了。而为什么会发生上甘岭之战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高大的五圣山才是敌我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据说当时谁要是占领了五圣山高地这个优势，对方自然无条件后撤十公里，否则就要遭到灭顶之灾，因为炮火是无情的。而要占领五圣山，就必须经过上甘岭这个唯一通道。所以，拿下上甘岭和守住上甘岭就成了敌我争夺的要点了。
我在参加上甘岭战役中，除了参加我们106团所参与的大大小小的激烈争夺战以外，至今还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我作为一名志愿军战士或一名志愿军小班长所参与的几个特殊的难忘的经历。
其中的一个是，我们排作为先头部队在上上甘岭之前的一个山头上，打洞子做防御工事的时候，到了晚上，我们就四个人一组住在洞子里，到了半夜，正当我们熟睡的时候，突然，几架敌机在我们阵地上空咆哮着，狂轰烂炸一阵后离开了，住在洞子里边的排长和我起来一看，我们洞子里的人都好着哩，就说：“咱们到山上去看一下，看其他地方安排的战士有没有伤亡？”我俩就分头检查，我还没走多远，排长就问我：“你看山上有啥变化吗？”我说：“山顶上有棵大树倒了。”他猛然想起了在大树下面的防空洞里还住着四个战友，其中有两个班长，两个战士，战士中一个娃很年轻，等我俩过去时，四个战友已经全部遇难，我伸手摸了一下那个年轻的战士，他的身上还是热的。我们难受极了！
第二天，排长让我在后方把这四个牺牲的战友送到上甘岭前方已牺牲的战友集中安葬处。我带了八个战士，用四副担架，抬着四个战友的尸体，在路上，我碰到一个从前线运送弹药回来的战士，就问：“同志，前面的情况咋样？”那人不成脸色，说：“害怕得很，路上到处都是死人。”过了一会儿，我们又碰到一个送弹药回来的人，一问，都是同样的回答。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必须把这四位牺牲的战友的尸体送到目的地。快到目的地的时候，难题就出来了，前面是一个山口子，敌人用机关枪封锁着它，打死了很多人，他们打一梭子子弹间歇一下，打一梭子子弹间歇一下。我是机枪手，能听出来它的节奏，我就给八个战士说：“咱们一个一个地通过，看我打手势你们就往过跑，我吹哨子，你们就停下来。”然后，我让一个战士拉着担架，一个战士拉着牺牲的战友的腿，大家都做好准备。就这样，我先跑了过去，在对面的山沟里用随身带的哨子指挥着八名战士一个一个地跑过来，最后，我一数八个人够了，我们就抬着担架把四个牺牲的战友的尸体护送到了目的地。从早晨出发，到下午回来，我已经饿得不知道是怎么走回来的了，等到晚上醒来时，有人给我吃饼干，我竟然不知道自己怎么已经住在营部里了。排长坐在我身边，说：“好好休息一下吧，你已经出色地完成任务了！”当时，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在心里感觉到踏实多了。
第二件难忘的事，还是发生在上甘岭上。我们排在北山正防守的时候，连部又给我们下达了到上甘岭去完成战前的防御任务，排长当晚就让我带了我们班八个人先上了上甘岭。我们去时身上都带着铁锤、钢纤和炸药。由于这里是敌我双方激烈争夺的战略要点，交战随时都可能会发生，尽管我们在路上都十分小心，但是由于敌人的大炮成天都在不断地向山上轰击，还是没有到阵地上，在半路里，就把我们的四个战友牺牲了，剩下我们四个人到达上甘岭以后，看到山上到处都是敌人的尸体，因为当时正值天寒地冻，敌人的尸体已经冻得僵硬，我们就把敌人的尸体垒起来，先做了一个工事。这里还需要说明一下：大家都知道，上甘岭阵地是我们守的，怎么会有敌人的尸体呢？其实，情况是这个样的：敌人在飞机、大炮的强烈轰炸掩护下，也曾经有过几次占领了上甘岭表面阵地，但是，往往是他们白天占领，我军晚上大反攻，阵地失而复得，以至于坚守巩固，直到整个战役结束，上甘岭还在我军的固守之中。前面的战事经历已经说明，凡是我军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友，活着的人都会把他们的尸体集中安葬在一个地方，剩下的就是没有人管的敌人的尸体了。因此，等到我们用敌人的尸体把工事做好以后，我就在山上选择了一个一边是深沟，一边是齐壁的地方开始打洞子，我们四个人不休息连夜晚在齐壁上开凿洞子，到天亮，就打出了一个一米五深的石洞，我们四个人就藏在洞子里。谁知，第二天白天，敌人的大炮在例行轰炸时，有一颗炸弹就在我们住的石洞旁边爆炸了，当时炸得我本能地猛然坐了起来，浑身不断地打颤，泥水迸进了洞里，我们身上、脸上、所有衣物上都沾满了泥浆，好在我们住的洞子口一边是齐壁深沟，险些造成伤亡。
在整个上甘岭战役中，我们12军是在15军初战胜利的基础上，充分地用坑道或垒起来的工事，在敌军飞机、坦克、大炮的无数次轰炸下坚守住了阵地，为战役的全面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直到11月25日上甘岭战役结束后，我们106团还继续坚守着阵地，在此期间，还经历了最后一次长达两个小时的激战，才使整个上甘岭彻底平寂了下来。等到了晚上，我去阵地上执勤时，还钻爬过一个几十米深的漆黑的洞子，到了执勤点，正在执勤时有一个记者也来了，说是经过部队领导同意，让我在山头上打一梭子子弹，做个拍照。我便痛快地打了一梭子子弹，高兴地让他拍照。说起拍照，我又想起了从四川剿匪到抗美援朝，每到一个地方打仗前，我都要和几个战友到附近街市上去留影，因为一仗打下来，还不知道自己是死是活呢，所以，我们随时都做好了为国牺牲的准备。12月15日，我们团将防务交给了15军23团后，便开赴朝鲜东海岸元山、高原地区规建。
五、坚定的回乡务农
1953年底，我们从朝鲜胜利回国了，部队回来后就驻扎在浙江休整。1954年我们在浙江驻地开始建营房，整整建设了一年。这一年中，我已经开始和家里通信了。
之后不久，父亲便风尘仆仆地，从家乡千里迢迢地来到部队，看望我来了。我们父子高高兴兴地在浙江留了一张至今还保存的珍贵照片。
父亲把家乡的生产、生活情况和一家人的生计现状都告诉了我，看着因劳累而变老了的父亲，想着还裹着小脚、辛辛苦苦、日夜为我操碎心的老母亲，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啊！从1948年离开家乡到1954年，我整整六个年头没有回过家了。在这六年里，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都翻身得解放了，成了国家的主人；我的人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一个相工娃到逼迫从军，又从国民党的旧部队里参加起义到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还响应党的号召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六年时光，弹指一挥间，但对我影响最深的，甚至奠定了我一生人生观、价值观的还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所受到的教育和在抗美援朝的战火中受到的洗礼。我已经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和最珍贵的生命都献给了最伟大的事业——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斗争。这些，还可以说是我为祖国尽了一点忠吧。然而，我还没有为生我养我的父母尽一点孝道呢，我只是在心里想着。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时间很快到了1955年，突然有一天，连指导员一大早就高兴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连部决定让你到山东上军校去，你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当时听了我非常高兴，当场就答应了。谁知，到了下午，指导员又高兴地跑过来对我说：“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上面有政策，像你这样的独生子女还可以回家。”这下可坏了，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了，我在心里只是想着回家的事情了。听说，解放后家里已经分到了房子和土地，现在家里由于缺少劳力，父母已经累得不成样子了，我心里好难受啊！经过再三思考，我还是毅然决然地做出了决定：“我要回家务农，我要养活父母，我要做一个忠孝两全的人！”最后，我还是没有顾及指导员的再三挽留，而是坚定地打起背包，办好手续，带上行装，复员退伍了。
我回到了久别的家乡农村，在这个广阔的天地里，我又开始了人生中的另一个新的征程了。
在农村后来的几十年生涯中，我先后经历了初级社、高级社、大跃进、三反五反运动，一直到人民公社，还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直至今天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我吃过食堂，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参加过大炼钢铁，还吃过大锅饭，最后还参与了农村土地承包制的个体生产。我从年轻时候到中老年，先后在村上乡上担任过团委书记、县农机手、生产队会计、队长、饲养员、建社工作组、兴海县文艺队管理员、到贤镇政协委员等。不论我走到哪里，不论我是当群众还是当干部，以至于我在农村几十年的劳动生产中，我都是以勤劳吃苦在先、享受在后的人生信条支配着我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都能用自己的辛勤的汗水和无私的奉献来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优异的成绩，受到了无数次的奖励。在顺境中，我不骄不躁，在逆境中，我不气不馁，总是以战斗的姿态，顽强克服各种困难，坚实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同时，尊老爱幼、与人为善、正直守法、甘做楷模是我的一贯行为和做人的准则。
六、深情的青海之行
记得1958年的时候，我随一批应招到青海支援建设的大军到了兴海县，一到那里，我就被分配到兴海县文艺队当管理员，我竭尽全力地把那里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大家都很满意，领导也非常喜欢。由于当时在藏区发展生产、加快建设的过程中缺乏干部领导，县委就把我又调到了县农牧科去下乡搞生产，我被分配到了一个叫垃圾海的地方（不知现在叫什么名称）搞春播。这个地方是个生产大队，有40户藏民。据说这个地方是个土匪窝，土匪们居住在离此地70里的山里，一到晚上他们就骑着马回来了（一周回来一次），见汉族干部就杀。我到此地后，遇见了一个藏民小队长，他能说几句汉语，他把我引到自己家里去准备谈工作的事，我一进他家，看到家里环境很差，土炕上还躺着一个中年妇女，有气无力的像是有病，靠墙的桌子上还堆了一大堆整整齐齐的鸡蛋，我便问他：“你家里还养着鸡吗？”他说：“养了几个。”我又说：“你把这些鸡蛋放在这里咋不吃哩？”他说：“看哩，不会吃。”我便笑了，说：“老乡，我给你做，你看着。”我就给他煮了几个，炒了几个，让他和他妻子吃了，他高兴地说：“这鸡蛋还能这么吃，真不错！”我说：“以后我每天给你做。”他说：“那好，你就住在我们家里，我保护你。”几天时间，我发现他妻子精神多了，好像没有病了，他说：“她是饿成这个样子的。”我清楚了。为了在这里抓紧开展工作，我挨家挨户地走访了40家藏民，每到一家，看到的都是一些妇女，我要求她们出去参加生产劳动，她们都不愿去，说有病，饿得没力气。我回来后，就和村上的干部商量，决定立即在村上成立一个灶，把这灶叫做“幸福灶”，专供村上的病号和老年人吃饭。这样一来，村上的所有藏民慢慢地都被感化了，我很快和大家打成了一片。村上的春播也干起来了，白天干的热火朝天，晚上我召集干部开会，总结当天工作，安排明天工作，会后，让干部们饱餐一顿，当然生活不是很好，只是能吃饱罢了，天天这样。有的干部有时白天见了我就问：“老惠，今晚还开会不？”我说：“开！”他们都很开心。对于群众，我没有忘记，给他们好处，总得有个名堂，我便让大家晚上加班干活，放工后让每个人带上自家几口人的饭回去，大家也乐意在晚上加班干活了。因为人人有吃的了。我把这里的每一个群众都当作亲人一样对待，他们也都非常喜欢和我在一起。我把这里的工作搞得轰轰烈烈，十分开心，但也安全，因为听说有的土匪每周夜里偷偷回家一次，看看家里人，问问有关情况，感觉好着哩，就走了，否则，他们会趁机杀人捣乱的。
果不然，当我完成了春播工作后回到县上时，一个礼拜后，听说垃圾海这一带发生叛乱了。
不管怎样，我觉得，一个人不管走到哪里，都应该接地气，多付出，以诚待人，才能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拥护。
说来也巧，十五年后，即1973年秋季，没有料到，我给生产队到青海去买马，到了我曾经住队的垃圾海（我只记得当时的这个名字），在这里住了几天，天天都受到这里的藏族亲人们的热情款待。支援青海，在藏区工作的情景，几十年来，我常常忆起，心里总是乐滋滋的。
七、真诚的善行之举
在我的一生中，由于经历了从拾牛粪到保温暖，从借粮无果到填饱肚子，从逼迫从军到身经百战，从从学一年半到能写会算，工农商学兵，样样都曾干，复杂的经历，艰辛的磨练，让我饱尝了人间的酸甜苦辣，经受住了生活的各种考验，是我的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知足、行善、关爱、豁达、遵法、助人，使我乐在其中。尽管我的能力有限，但我还是尽力而为。这里，仅举两件让我至今还引以为自豪的生活片段，与大家共享：
特写一：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在青海回家的车站上，手里提着我用自己平常积攒的所有粮票换买来的一袋子馒头，准备自己在路上吃用，并给家里人改善一下生活，然而，我在车站上看到的一幕，使我改变了主意。我看到一大片人坐在候车室的地上，他们有的面黄肌瘦，有的衣衫褴褛，有的蓬头垢面，真是令人怜悯啊，其中，一对母女一躺一坐，女儿全身浮肿，母亲一旁抚摸，我不由得上前问了一句：“大嫂，你那女儿得了什么病？”她说：“没有病，是饿成这样的。”我听了以后，连想都没想，就顺手从自己提的包里，掏出了两个馒头，给她了，谁知，她刚拿到手里，还没来得及吃，在我的周围，便围上来了一大圈子要饭的，他们都伸着手要馒头，我说：“行，不要着急，让我先给老人和孩子发”，一袋子馒头瞬间就发完了，人们还围着我不走，真是水泄不通啊，我走不开，只得将布袋子翻了一个底朝天，展示给大家看，说：“各位乡亲们，的确没有了。”这样，大伙儿才慢慢地走开了。我在回家的路上虽然没有吃的了，我就忍着，但我心里高兴。因为我救了大伙儿一次，我觉得自己又做了一件好事。
特写二：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生的事，我从青海第二次回家，在职工灶上早早买了六个糖包子带着，准备在火车上饿了吃，谁知，在火车上，我一路闷睡，糖包子袋子就放在我脚底下。火车在行进中，坐在我后边有一个小伙子看见我睡着了，他过一会把我后背拥一下，过一会把我后背再拥一下。由于工作太疲劳了，我动一动，就又睡着了。火车到站后，大家都准备下车了，我醒后，几个乡党说：“走吧，到食堂吃饭去”，我说：“你们先去吃吧，我带了几个糖包子，一吃就够了。”他们走后，我在脚底下摸来摸去，摸那几个糖包子，怎么也摸不着，弯下腰一看，袋子空了，不远处只有一个滚在地上，包子上沾满了泥土，我捡起来，用手帕擦了半晌，拿在手里，下车后，到了食堂门口，一眼就看见了在火车上坐在我后边的那个拥我的小伙子，他坐在食堂门口地上。我很和气地问：“是你把我的糖包子吃了吗？”那个小伙子吓得赶紧站起来说：“老哥，我已经两天没吃一点东西了，就把你五个糖包子给偷的吃了，对不起！”看着他那样，我反而同情他了，就顺便把手里他偷的剩下的一个糖包子给了他，他感激地谢谢我，我说：“不用谢了，你吃了吧！”那个小伙子便高高兴兴地远去了。
这是我在出远门中经历的一个至今还让我感到好笑的一桩善事。
在村上的几十年生活中，凡是我能做到的好事、善举，我都尽力而为，吃一点亏无所谓，只要能过得去就行。我常想，枪林弹雨中我都能坚持下来，还有什么困难能够吓到我呢？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要学会在逆境中生存，在顺境中感恩。这样，才无愧于人生。我自己不但这样身体力行，还常常教育和影响着我的子女们正道直行，遵规守纪，勤奋吃苦，与人为善，好好做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好人。
八、肺腑的人生真谛
总之，回顾我风雨兼程中伴随着追求真理、平凡生活中夹杂着出彩传奇的一生，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不管道路多么坎坷，不管人生多么沧桑，也不管世态多么炎凉，我都能永远以积极、上进、乐观、豁达的心态面对人生，以不忘初心、感恩报德、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精神支撑人生。我坚信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我更坚持一个经历了九死一生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的永不褪色的本色。这，就是我的人生，一个老战士的人生。（结束）
惠文学生平年表
1931年（诞生） 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到贤镇西仁村
1938年（7 岁） 开始参加家务劳动
1941年（10岁） 开始在学馆读书，仅半年，后随西仁拳师李鄂学打拳三年。
1945年（14岁） 在蒲城县兴镇当相工（店铺伙计）
1946年（15岁） 在盖村邵普一家商铺干活
1947年（16岁） 当了一年国民兵
1948年（17岁） 卖了壮丁，在国民党部队里当兵
1949年（18岁） 12月25日在四川大邑县起义，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19岁） 在西南剿匪一年，参加了一百多次战斗。
1951年（20岁） 农历正月加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从重庆到汉口、到华北、到安东，跨过鸭绿江入朝。
4月23日，参加了五次战役中的第一阶段战斗和“三八线”战斗。5月参加了五次战役中的第二阶段战斗和白玉山阻击战。
1952年（21岁） 在朝鲜东海岸挖工事和打细菌战近一年；11月参加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
1953年（22岁） 年底从朝鲜胜利回国
1954年（23岁） 在浙江建营房一年
1955年（24岁） 复员回家
1956年（25岁） 在西仁村担任团支部书记
1957年（26岁） 在到贤乡庄镇村参加建社工作
1958年（27岁） 到青海省兴海县文艺队当管理员，后到藏区垃圾海开展春播工作。
1960年（29岁） 在富平县西仁拖拉机站当农机手
1963年（32岁） 在西仁五社当会计
1966年（36岁） 在西仁五社当生产队长至1970年，曾多次被评为村上先进生产工作者。
1971年（41岁） 在西仁五社当饲养员到1981年，11年中连续10年被评为村上模范饲养员。
1985年（55岁） 加入到贤政协至2000年
1985年至今在家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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