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东城的南北小街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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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东城的南北小街 （上）
南北小街在明清曾有排水明沟
北京东城的南北小街，北起北二环路小街桥，南至北京火车站路口，贯穿京城南北。街道两侧均为居民住户形成的胡同，属于平民百姓的生活街。为区别西侧的东单大街、东四大街、北新桥大街的宽度和称谓，故称“小街”。按照东边二座城门的方位，南北小街分为四段，称东直门内北小街、东直门内南小街、朝阳门内北小街和朝阳门内南小街。
东城的南北小街形成于元大都时期，已有800多年历史了。从上面元大都复原图上可以看出，南北小街应该北至今日三环路外的北土城（元大都城垣），但在鼓楼东大街以北，则是荒地和坟地。鼓楼东大街以南的南北小街，西侧是现在交道口北三条（原名王大人胡同）至方巾巷南口的南衣袍胡同，南北小街两侧的胡同名称在100个以上。
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发展到北宋时期，已从封闭式的里坊制转变为开放式的街巷制。但北宋汴梁是在唐代汴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城市规划的角度而言，属于新旧合一的城市。随着都城人口的膨胀和商业的繁荣，以往封闭的管理体制给城市生活带来的不便日益彰显，各种“侵街”之举层出不穷。与唐朝都城长安宽阔的街道相比，北宋汴梁的街道狭促了许多。按规定，主要街道大约宽三十米，道路两旁还有排水沟和绿化树木。街道两边林立的店铺，因招徕顾客和商业经营的需求，常常侵占道路、排水沟和绿化带。
历史把机遇留给了元大都的设计和建设者。元大都的选址避开了仍保存唐代街坊形式的金中都，平地起建，全面谋划，成为开放式街巷制城市规划的典范。
就排水系统而言，元大都规划设计与排水设施的铺设与城市的整体规划与建设同步。其城市建设充分利用自然环境，因地制宜，最终成为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元大都城内的河湖水系分为两个系统，一是由高梁河、海子（积水潭）、通惠河构成的漕运系统；一是由金水河、太液池构成的宫苑用水系统。大都城的建设中，不仅充分利用自然河流开渠引水，而且修建了完善的排水系统，明渠与暗沟相结合。依北高南低的地势，大都城的南北主干道两侧，都有排水干渠，沟渠两旁还有东西向的暗沟，引胡同内的雨水排入干渠。在今西四附近的地下，曾发现石条砌筑的明渠，渠宽1米，深1.65米。在通过平则门内大街（今阜成门内大街）时，顶部覆以石条。
在大都城东、西城墙的北段和北城墙西段发现3处向城外泄水的涵洞。涵洞的底部和两壁以石板铺砌，接缝处勾抹白灰，并平打了很多铁锭。涵洞顶部用砖起券呈拱形，中部装置着一排铁栅栏。整个涵洞的做法，与《营造法式》所记“卷辇水窗”的工艺完全一致。
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改扩建而成的明清北京城，放弃城北部分城区，后又展拓南城，加建外郭，最终形成“凸”字形格局。
城市中心也由元代的城北积水潭一带逐渐转向城南。除南移和扩展宫城、皇城外，此时还开挖南海，扩大了原太液池的水面。但总体上看，其坊巷布局、市坊结合的城市格局，基本上继承元代旧制，没有太大的变革。在排水系统上，它保留和疏浚了元大都的排水沟渠。
后继的清王朝仍以北京为京师，城市布局一仍其旧，除个别局部调整，除了在西郊兴建皇家苑囿外，总体上并无多少变化。此时增设了一些新的排水渠道，外城三里河以东从大石桥至广渠门内的明沟，以及崇文门东南横贯东西的花市街明沟。最主要的是内城沿东西城墙内侧各开明沟一条。
作为明清王朝的政治中心，北京城的排水设施当然也不例外地具有区域和等级之别。内城尤其是东部城区，多是官仓和达官贵人的宅邸，胡同内修建有完善的下水道，通往南北小街排水主干渠，明沟到方巾巷北口向东偏斜流向低洼地泡子河，再通过东便门水关连同护城河。
南北小街在明清有排水明沟，不到2米宽的明沟两侧是土路。为了方便两侧胡同居民出行，大多架设木桥。清末南北小街明沟改为暗沟，上铺青石板，形成了土路，这些木桥就消失了。
当年在方巾巷至顶银胡同拐弯处有座石桥，始建于明代。因东边是明清贡院，每逢考期有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进京赶考，平时也有相当数量的学子住在京城备考。学子们出远门的交通工具是骑驴，因此在顶银胡同石桥旁有养驴户，北京话叫“赶驴的”。为学子提供脚力的活驴，用现在的称呼应该叫“驴的（di）”，故这座石桥得名“赶驴桥”，明代就有此地名记载，1965年全市整顿地名时此称谓消失，并入顶银胡同。至于那座赶驴石桥，应该是在清末消失的。最直接的证据是现在顶银胡同向北沟通东总布胡同那段支巷，长约60米，北高南低。当年我骑自行车最爱走这段路，不用蹬车，滑行就到南口了，这段路过去就叫赶驴桥胡同。
南北小街一般居民住户的排水设施则相对较差，甚至没有。明清北京居民使用的都是旱厕，有专门收集旱厕粪便的，叫“掏粪工”，2006年才在东城礼市胡同消失。“掏粪的”把粪车拉出安定门外，粪便卖给粪便经营户，把粪便晒成粪干再卖给郊区农民，给庄稼上肥。
明清北京城对老百姓有卫生教育，禁止往街道土路面上倒生活废水，要清水泼街，这个好传统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前。那个年代，居民的洗脸水、洗菜水量并不多，也没用洗衣粉农药类化学药品。大部分民居院内是黄土地，生活污水泼到院内很快就渗干了，对院内环境基本没有污染，如果院内种有花草，就浇花了，或埋在葡萄架下了。因此，南北小街排水沟里基本没有生活污水来源，全是雨水。
进入民国以后，兵荒马乱了三十多年，北京城“走马灯”似的换了十几个“草头王”，城市市政管理基本失控。往日洁净的北京城，变成“无风三尺土，下雨一街泥”，工厂作坊生产废水和居民生活污水都流进排水沟，北京城内出现了“龙须沟”。最典型的是朝阳门内南北水关的明沟，解放前夕是一条臭不可闻的臭水沟，居住在脏水沟两侧的都是卖苦力的、捡破烂的、拉洋车的、乞丐、暗娼等城市贫民户。南北小街的24路公共汽车
旧日老北京人出现全靠步行。当官的有官轿，领兵的骑骏马，皇亲国戚有私家轿子和马车。北京城出现现代交通工具是1924年的有轨电车，俗称“当当车”。1935年初，北平市政府开办公共汽车，以弥补市区电车运力不足。到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只有5条线路141辆年久失修的公共汽车。南北小街有公共汽车始于1952年，当时叫10路公共汽车，是一条贯穿东西南北城最长的公交线路，东起点站是东直门，西终点站在南菜园。下面是50年代北京市公共交通线路图。
由于这条公共汽车路线太长，1959年建成的北京火车站需要开通到宣武区的公交线路，于是把10路公共车路线分为二段，从北京站经东西长安街到南菜园的线路称10路，北京站通往东直门的线路改称24路。
24路公交线路最有意思的是，不是从北京火车站往北直接进方巾巷朝阳门内南小街，而是往西到崇文门右转经东单到西总布胡同左转，再从西总布胡同东口左转进入南小街。而返城从外交部街站向南直行，走方巾巷北京站前街到北京站。
路公共汽车相遇错车，必须停下一辆。如今这里已经面目全非，马路拓宽了，临街的房屋店铺全部拆光了。
路公共汽车，终点站东移到左家庄，共设14个停靠站，它们是新源里、塔园村、春秀路、东直门、东直门内大街、东直门内小街、海运仓、东四九条、东四六条、朝内小街、演乐胡同、绿米仓、外交部街、北京站口北，到达终点站北京站。
24路是原来的老10路交通线。当年还没有北京火车站，从南小街到东单只能穿过最宽的西总布胡同到东单北大街。那时候的建国门内大街还叫西观音寺胡同，是一条6米宽的土道，无法与西总布胡同相比，因为西总布胡同是柏油路面。
西总布胡同在京城是很有名的胡同，这条胡同很宽，有8米多，是京城最早铺设沥青路面的胡同，西总布胡同能走公共汽车，这在北京的老胡同中并不多见。
西总布胡同铺设沥青路面这要归功于周自其，曾任中华民国代总统的周自其是位传奇人物，当年任民国交通总长时创办的老北京“当当车”有轨电车公司总部就设在西总部胡同。
北京电车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日，是官商合办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于日租用京城警察总监吴炳湘西总布胡同11号（老门牌）房屋及对面马号房屋为办公用房，即为京城最早的电车公司办公地址，后迁到遂安伯胡同。
早在清朝末年，北京就开始有了引进有轨电车的行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曾从德国西门子公司引进有轨电车数辆，修建了从永定门外马家堡至崇文门的线网、轨道。然而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爆发义和团运动，义和团痛恨洋人、洋货，见到凡是沾了“洋”字的东西一律烧毁，于是在义和团运动中，这些还未投入运营的有轨电车的轨道被拆除，车辆被毁。
此后，到民国二年（1913年）五月，北洋政府向法国借款，以期兴建北京有轨电车，又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等原因，而暂告搁浅。直到1921年终于成立北京电车公司，在北京开始发展有轨电车。筹办公司期间，借用城南公园旧具服殿暂时办公。
1922年，电车公司与法国汤姆孙好斯敦公司订购钢轨及附件，接着与法国电气制造公司订购车辆。当时电车公司购入法国制造的有轨电车90辆，其中100型机车60辆，200型拖车30辆。尔后与吴镜潭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租赁西总部胡同11号房屋，作为公司的办公地点。1923年，与益昌公司签订合同，由其铺设轨道，修筑路基。
一切准备就绪，日，电车公司在前门举行了隆重的开车典礼，18日正式通车。当时仅开第一路十辆车，第一路首站设在前门，途经西单牌楼、西四牌楼至西直门，全程14.041华里，设14站。
“铛铛”车基本上都是穿越城市最繁华地区，所以“铛铛”车的开通，还引起一件大事，由于“铛铛”车所过之处要铺设铁轨，架设电线，有轨电车运行线路要经过繁华的东单牌楼和西单牌楼时，由于这两座牌楼年久失修，势将倾毁，与电车工程之间有殊多窒碍，电车公司就以安全为由，1923年要求拆除东、西单牌楼。获得批准后，于1923年7月拆卸东单牌楼，10月拆卸西单牌楼。本打算拆后改建，没想到拆时容易，建时难。最后竟以此处为交通要冲，车马日繁，无重建牌楼之必要而不了了之。重建牌楼的资金，也被电车公司用于购置车辆了。
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管会正式接管电车公司，贾庭三同志担任第一任经理。此后电车公司不断研制新型电车，开辟新路线，有轨电车事业达到一个新阶段。但由于有轨电车存在许多不易克服的缺点，特别是它轨道大部分铺设在市中心繁华街道上，严重影响旧城改造。1958年开始，相继停驶有轨电车，至日，有轨电车在北京运行42年后，离开历史舞台。下图是五十年代初期北京有轨电车司机和售票员的合影照片。
家住西总布胡同11号的吴炳湘（年），安徽合肥人，字镜潭。初入清武卫军前军随营学堂修业，后任随员，东三省转运局提调，再入直隶属淮军营务处。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随袁世凯任山东巡警道总理。民国2年（1913年）任京师警察厅总监，总统府秘密侦探处主任，京师警察厅厅长兼市政公所会办。袁世凯称帝后，被封为一等男爵。袁死后投入皖系。民国9年（1920年）因段祺瑞下野而去职。在京师警察厅这八年是他在政治上最风光的时候，这个职务相当于清朝的九门提督，统领两万多名警察，是北京最有实权的人物，基本架空了市政当局。在其任内，发生了洪宪帝制、张勋复辟、府院相争、五四运动等一系列事件，他都凭着圆滑的手腕安然渡过。1920年7月，段祺瑞被直系军阀击败下野后，他辞去各职。1925年因皖系得势而任安徽省省长.。晋陆军上将衔，后解职从商。他年任中兴公司驻矿协理、副经理，1925年被选为董事，曾参与临城劫车案谈判。西总布胡同老门牌11号，新门牌是15号，现在是西总布胡同小学。
清末民初，周自齐的住家在西总布胡同。在他任交通总长期间，在西总布胡同铺设了北京城第一条胡同沥青路面
周自齐是位中国近代史上了不起的人物。1871年出生，字子廙，山东单城人，出身达官世家。其曾祖父周鸣銮清嘉庆己巳恩科进士，后任广东分巡雷琼兵备道；祖父周毓桂，清道光丙戌科进士，后任广东雷州知府。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他应京兆试，科顺天乡试副榜。历任驻美公使馆参赞、领事，外务部右丞、左丞，山东都督兼民政长、中国银行总裁、财政总长、交通总长、陆军总长。1922年3月，署理国务总理。日，摄行大总统职务，是月11日，黎元洪复职大总统，周退出政界。日病故，年仅52岁。
文革前的北京市公交运输
1935年初，北平市政府决定开办公共汽车，筹资30万元订购了30辆大客车，目的是弥补市区电车运力的不足，同时发展郊区和游览线路。当年8月，第一条公共汽车线路开通（即1路公共汽车），该线路途经朝阳门、东四、东安市场、西四、阜成门。截至当年12月12日，北平共拥有5条公交线路。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的公共汽车全部停驶。同年12月，市区公共汽车恢复运行，并改为环行线路，东起东四，经灯市口、东安市场、王府井、前门、西四、北池子、东华门返回东四。1938年5月，北平公共汽车行业增设了以大道奇为主的高级旅游车，并在车内配备了女导游员。
到1942年末，因物价波动，伪市政府令电车公司收购了残破的公共汽车。从此，公共汽车公司改由电车公司兼管。
年间，北平公共汽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外国车型。最早是日本产的丰田客车，随后又购买了30辆美国道奇车（左图是当时的小道奇车），再后来，北平的公交公司又购进了一批捷克产的“布拉格”卡车，在天津改装成公交车。加上后来的“克罗沙”、“依卡路司”和“斯柯达”，当时北平的公交车大约有5种车型，均为外国制造。
1945年抗战胜利后，电车公司再次由民国政府接管，但到1949年解放前夕，没有新增一辆车，也没有新开一条线路，日常运营仅靠贷款修复部分车辆。在册车数虽有141辆，但能够行驶的只有49辆，北平公交运营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解决首都交通问题，1950年，政务院决定把原设在南京的“首都汽车公司”全部编制迁至北京，并入北京市公共汽车公司。当时迁来的汽车约有88辆，均为T234型大道奇，由于使用已久，经常抛锚。直到1957年，随着“长春一汽”的第一辆国产卡车顺利下线，北京街头的公交车才开始有了“纯中国血统”，但这些客车多是由卡车改装成的（见下图）。
共和国成立之初北京的公共汽车不过百余辆，大部分是日本的丰田、尼桑，美国的“T110”小道奇、“T234”大道奇，虽然是进口车，但都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破旧不堪。
解放初期，我国经济困难，汽油、柴油供应极为紧缺。在那艰苦的岁月里，为保证首都公共交通的正常运行，多数公共汽车被迫安装了木柴炉或木炭炉，用木柴和木炭发生的煤气代替汽油。每年消耗掉大量的优质木材，成本很高、操作复杂、劳动强度大，严重影响了首都公共交通的恢复和发展。
为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北京公共汽车公司修理厂副厂长朱临充分利用华北地区煤炭资源丰富的有利条件，领导职工进行以煤代油试验。在每辆车后安装一个煤气发生炉，煤块从炉口加进去，炉箅子下装有鼓风机，点炉时手摇鼓风机，炉子生起有红煤后，盖紧炉盖，使其在缺氧情况下产生煤气，供发动机使用。车发动后，就由发动机废气鼓风，使煤炉连续不断地产生煤气。当时，驾驶员上班出车之前三件事：领煤、生火、拖车。发动车时需用拖车拖上两三圈后才能发动。日，煤气发生炉研制成功。当时为迎接“五一”劳动节的到来，公共汽车公司便把这种煤气炉命名为“五一式煤气炉”。其推广使用，不仅解决了燃油紧张的困难，还节约了大量木材，降低了运营成本，减轻了职工的劳动强度。使北京市的公共汽车渡过了解放初期汽油紧缺的难关，保证了公共汽车的正常运行，一直到我国经济恢复。随着燃油供应紧缺状况的缓解，公共汽车公司又陆续将煤气车改为汽油车，作为特定环境下的产物，煤气炉较好的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第二年6月，公共汽车公司修理厂在“五一式”煤气炉的基础上，又生产出“控温式”煤气炉和“双筒式”煤气炉，并在丰田及T234大道奇车上推广使用。
1960年，我国的汽油供应又一次遇到严重困难，公共汽车装上了由储气袋、气袋架、混合器等组成的“煤气包”。储气袋容量为11立方米，一般可供汽车行驶30公里。煤气代油陆续在大道奇和解放牌汽车上推广使用，直到我国石油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后，所有烧煤气的公共汽车才于1964年起恢复使用汽油。大庆油田“铁人王进喜”看到这种汽车后，急得蹲在北京马路边上哭了起来，决心“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一定要为中国造大油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汽车工业、石油工业又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公交车的车型、所用燃料都在不停地变化着：国产汽车变多了，使用的燃料也注意环保了。空调车、双燃料汽车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这一点北京人最有感触——因为没有多少人能说清街上到底跑着多少种类型公交车。
新中国建立后，北京的公共交通事业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从北平和平解放到1956年10月是北京公交的恢复发展和艰苦创业阶段。
1949年1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时，北京共有有轨电车103辆，运营线路7条。有公共汽车61辆，运营线路4条，公共电汽车的年客运量为2885万人次。到1956年底，公共电汽车辆，公共汽车线路达到27条，比1949年增长5.8倍；运营线路总长为357公里，比1949年增长近10倍；年客运量达到23540万人次，比1949年增长205倍。
从1956年第一辆无轨电车试制成功到日最后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停驶，北京公共交通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
从1956年至1966年底，公共汽车营业线路由27条发展到的65条，增长2.4倍；运营车数由 辆发展到1125辆，增长1.6倍；客运量达5.1亿人次，增长1.2倍。从1957年阜城门至北池子的第一条无轨电车线路通车到1966年，无轨电车线路发展到15条，线路总长168公里，运营车440辆，年客运量达3.4亿人次。1958年成立北京市长途汽车公司到1959年，长途车发展到114辆，营业线路54条，年客运量969万人次。
民以食为天，自元明清以来，北京城的南北小街地区就是京城粮仓之所，故有“皇家粮仓”之称谓。
中国历史上，无论朝代如何更迭，历代统治者都深谙建仓储粮对政权安危的重要性，粮仓也因为服务对象的差异在地理位置的分布上有所不同，皇家粮仓往往建造在都城内，主要供皇室所用，为他们提供禄米以及做军队饷粮之用。
因此，皇家仓储与都城建设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历代都城的选址都有着大致相似的标准：丰富的物质资源、凭险可守的地理位置以及丰沛的水源。古人论北京的地理位置时说：“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胜，诚帝王万世之都。”
辽朝于太宗会同元年（938年）在此建立陪都南京，但是并没有把这里作为真正的统治中心，到了公元1153年，金海陵王才真正在这里建都，改称中都。此后，元、明、清3个朝代也都相继建都于此，北京成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全国性政治中心。
与北京政治中心地位相伴而来的是庞大的官僚机构和驻守重兵所需要的给养。金朝的统治虽然仅限于淮河、秦岭以北的部分地区，但还是想尽办法把华北平原北部的粮食经水路输送到通州，每年漕粮的数字少则数十万石，多则百余万石。忽必烈统一全国后，其统治范围远远超过金朝，元大都对漕粮的依赖也数倍于中都，因此，大力发展海运和河运。但是海运航程风水险恶，以河通漕危险系数则小许多，元代水利专家郭守敬在经过实地考察后决定将隋唐大运河“截弯取直”，这样一来从江浙一带征集的漕粮不再需要绕道河南就可以直达通州，再由通州转陆路运抵京师。虽然改为陆路运输，但是两地相距也有50里，利用人拉肩扛十分艰苦，遇有雨天，人畜伤亡惨重，于是郭守敬提出了修建京通运河的计划。其实，在大都未建之前，他就曾建议引用玉泉山的水以通漕，但是5年后新建的大都将玉泉水圈入宫苑之用。最终，郭守敬另用昌平白浮泉的水成功实现了他的设想，从此粮船可以一直驶入都城停泊在积水潭码头。1293年的秋天，当忽必烈看见满载漕粮的船只浩浩荡荡驶入积水潭时，兴高采烈地挥笔为通州到大都间的这段运河赐名“通惠河”。
明永乐时，北京已发展成为极为繁华的都市。北运的漕粮常常近400万石，数倍于元代。元朝建立的粮仓已远远不能满足京师储粮的需要，于是，明朝开始在元仓的基础上大规模增建粮仓，并于明正统三年在东城裱褙胡同设立总督仓场公署。明代北京设军卫，专司守卫仓储军粮，只供军需，纳入官仓（即中心仓）统一管理。南新仓为中心仓，管辖8个卫仓，分别是府军卫仓、燕山左卫仓、彭城卫仓、龙骥卫仓、龙虎卫仓、永清卫仓、今吾左卫仓、济州卫仓等，这些卫仓均归属南新仓统一调配。明朝，京师共有包括南新仓在内的7座官仓，它们均集中在东城朝阳门附近。北侧有海运仓、北新仓；中部有南新仓、旧太仓、兴平仓和富新仓；南侧有禄米仓。它们共同担负着京师储粮的重任，在南粮北运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清康熙皇帝曾把三藩、河务、漕运当作三件大事“书而悬之宫柱之上”。清代，通惠河最为兴盛的时期是在康熙时期。据《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和《大清统一志》的记载：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清代著名水利工程师、河道总督靳辅阅视京畿水道，见通州以下北运河河道水势缓慢，建议于河中散漫分流之处建筑小坝拦束河水，待漕船经过时开闸放水，以助漕运。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疏浚通惠河，河道疏浚以后，通惠河水量充足，航运能力大增。当年，康熙皇帝甚至诏许民船往来于通惠河上。康熙皇帝巡视通惠河时赋诗云:“四千樯争溯白苹风，飞挽东南泽国通。已见灵长资水德，也应辛苦念田功。”千古名画《潞河督运图》，也生动地描绘出了清代南北大运河通州段(即通惠河起点)的繁荣景况。次年，为了使漕粮自大通桥(今东便门外)水运至东直门、朝阳门一带京师诸仓，复浚护城河。从此，入东直门、朝阳门一带南新仓、兴平仓、禄米仓、旧太仓等的漕粮，即可用驳船自大通桥向北沿内城东侧护城河直接浮运，大大方便了漕粮的运输。
清朝的皇家粮仓大多是在元、明旧物基础上改造而成。清初的8座粮仓包括禄米仓、南新仓、旧太仓、海运仓等，大多分布在北京城东部接近通惠河西端码头的城边附近，康熙、雍正、乾隆历朝增修了5座粮仓，它们与沿袭明朝的8仓合称京师十三仓。
从十三仓的位置看，它们多分布于朝阳门一带，这是什么原因呢？
说起北京的城门，老北京人首先会说这样一句话：“内九外七皇城四”。它告诉人们的就是在这些重重的城圈上，到底开辟了多少个门。其中的“内九”，指的就是以正阳门为中心，内城的9座城门。朝阳门就是北京内城9门之一，元代至元四年（1267年），由元世祖忽必烈下令修建，不过那时，它还不是今天这个称谓，而是叫作“齐化门”，据说出自《易经》：“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取“齐全化生”之义。到了明朝才改名为“朝阳门”。明清时期，这里有“粮门”之称，在朝阳门瓮城的门洞墙壁内刻有一束谷穗，标志着此门为运送五谷之门。当时朝阳门是漕运粮食的必经之门，经大运河送达北京的南方粮米，在东便门或者通州装车，通过朝阳门进城，储存在城内的各大粮仓中。
明朝空印案
京城的粮仓，历来由地方政府上缴“国税”（即皇粮）来补充，明朝初期，也照例由地方解粮进京，清点称量后入仓。因为江南至此路途遥远，免不了人吃马嚼、遇潮霉变等损耗情况发生，所以为了保证入库前称量时不会出现差额，在征粮的时候就要比预定数量多征一些，这样就为贪官污吏提供了可乘之机，通过多报“火耗”中饱私囊。
按照惯例，地方钱粮之数，县报于府、府报于布政司、布政司报于户部，和数而定。每年各布政司和府、州、县都得派官吏一同到京师，报告地方财政收支账目，会同户部官吏一起审核。由于财政收支、钱粮征纳、军费支付等项目繁多，难免出错。钱谷数字如有分毫不合，整个册子都要被驳回，重新填造，重填的册子必须盖上原衙门的印信。布政司离京师远的有上千里，过去的交通工具也比较落后，来回的时间就要个把月，为了简省来回奔走的麻烦，地方上派到户部的官吏按照习惯都带着事先预备好的盖过印信的空白文册，遇到部驳，随时填用。
为了便于贪污，地方解粮的官员在盖有官府印信的空白凭证上任意填写“火耗”数，“火耗”贪污在明朝愈演愈烈，甚至数量达到了每百斤四成以上，百姓怨声载道。朱元璋知道此事后下令追查，竟然一次处死了近10万名贪污官员，造成轰动全国的“空印案”。
据《天咫偶闻》记载：仓米皆内新出陈，红朽者多。然京师贵人家以紫色米为尚，无肯食白粳者，惟南人居京者始食白米。而百官领俸米，券人手，以贱价售之米肆，而别籴肆米以给用。京仓之花户，巧于弄法。领官米者，水土掺和，必使之不中食，而米肆所私售则上色米也。胡凡得券者，亦不愿自领，米肆遂得与花户辈操其奇赢，共渔厚利。
《春明梦录》中记载，满清时京城粮仓里储存着大量米麦，经年累月，米麦腐朽不堪，颜色变暗发红，这样的米被称为“老米”。即便如此，官方也没舍得把老米扔掉，而是发给六品以下的官员充当俸禄或给驻军充当粮饷。当然，官员们只要家里还能揭开锅的，就不会吃这些东西，他们领了老米，直接折价送到米铺，米铺再批发零售给穷人。老米精华尽失，徒有其表，不要说营养，就是口感也很差。俗语说“老米饭，杀也不成团”，可以想见其品相之难堪。但它有价格优势，对穷苦人来说，有的吃，总比活活饿死好。老米饭养育了一代又一代贫寒子弟，使他们度过荒年，长大成人。他们有的侥幸升官发财，一出门也前呼后拥，俨然君临天下，但小时候对老米饭形成的依赖性却再没抹掉，反倒把老米饭当成不可或缺的美食。晚清时，京城的“广和居”、“东兴楼”、“砂锅居”等饭店都以“老米饭”著名，常常贵客盈门。这些饕餮者中不乏吃老米饭长大的新贵和暴发户。
北京南城有家六合粮店，位于崇文门外大街东侧的榄杆市（现广渠门内大街），是山东人徐彦臣于清光绪年间（年）领东开办的，股东是六个山东粮商故称“六合”。经营米面杂粮，并自设碾房。开始是个只做加工粮食的“六合碓坊”，专为满清八旗人碓碾“老米”。当年清政府时，满清宗人府按月发给八旗人钱粮禄米。这种禄米是从江南通过大运河运到北京，存放在粮仓中。北京朝阳门内的禄米仓就是专存禄米的地方。清政府宗人府在禄米仓存储的禄米都是发陈年老米，存新米。
年年都是新米顶陈米，所以，旗人从禄米仓中领出的禄米颜色都呈深红色，故称“老米”。这种老米必须经过碓碾将稻壳、糙皮去掉才能做饭食用。六合碓坊就是专应加工老米的生意，用扣留加工米顶替加工费。老米经过加工后在店中高价售给汉人。老米比普通大米香，好吃，当时汉人吃不到老米，所以，他们愿意多花钱也买老米吃。故此，六合碓坊做加工老米生意获利厚，买卖发财。六合粮店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发展成为北京有名的大粮店，全店职工40多人，库存粮常在几千斤，曾兴隆一时。后在北平沦陷、日伪统治时期，生意衰败，因无粮可卖，于1940年歇业。
这种“变色生味”的陈米则被人称为“老米”亦有人称“禄米”。之所以又被称为“禄米”，在大清朝时北京城里的旗人是自出生就享受官俸禄米的特殊待遇，即所谓的“铁杆儿庄稼”。其享用的禄米基本就是这些仓储老米，所以有人又称之“禄米”，旗人对这种称谓颇感自豪。
别看这些老米似乎有点“霉味儿”，据说嚼起来特别筋道儿。旗人吃惯了这些仓里储存的俸禄老米，反而觉得比一般的白米好吃，有些旗人家庭里如果老米少，那么他们还专门把这些老米存起来轻易舍不得吃。因为吃惯了老米，总觉得吃着顺口入味儿，因此留存的老米只等做好菜时才吃点儿。到了民国时期，这种官仓老米渐渐地没了，旗人的禄米也“断顿”了。如果旗人家庭留存的老米则成了“稀罕物”，把自己家剩下的老米当作宝贝一样地储存起来，平时舍不得吃，只有到逢年过节或招待贵客时，才吃上一顿“老米饭”。这种所谓的“前朝老米”大概延续到北京解放前，就基本消失了。禄米仓
禄米指用作俸禄的粟米，古代官员俸禄，以米（粮）计算，故称“禄米”。禄米仓为明、清两代储存京官俸米的粮仓，位于禄米仓胡同71、73号，现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禄米仓仓场有200多米长，几乎是禄米仓胡同长度的一半，胡同也因这庞然大物的禄米仓而得名。下图包括1947年北平市地图显示的禄米仓和禄米仓胡同示意图。
清康熙之时有五十七廒。禄米仓之北，明时有旧太仓，再北有海运仓，海运仓之西有新太仓。入清之后，新太仓裁撤，海运仓分为北新仓、海运仓，旧太仓分为南新仓、旧太仓、兴平仓、富新仓。清末，由于国力衰微，政治腐败，贪污盗窃成风，又加漕船质量低劣，破损严重，使漕运粮食数目减少，再加上统治阶层的挥霍无度，使存粮大大减少，廒座也陆续撤消。
到清光绪末年，禄米仓减为43廒。该仓围墙及仓廒均由大城砖砌成。每廒五间，面阔约为23米，进深17米左右，高约7米，房顶为合瓦，顶开气窗，两山为悬山五花山墙，仓内原有明代历任仓场监督题名碑，上刻有海忠介公瑞为仓场监督。海瑞是明代有名的清官，做官时廉洁奉公，嫉恶如仇，锐意改革，敢于打击豪强，因受排挤由应天巡抚改督南京粮储，因而留名于仓场题名碑。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将城内所有粮仓存粮拍卖，粮仓均改作他用。后来漕粮陆续改为火车运，漕政亦废疏，尤其后来进入民国，不再发放旗人禄米，而官员们则由政府发薪水，也就不必大量仓储粮食了。
禄米仓现存廒房西部三座为一座一廒，东部一座为一座二廒。由于历史原因，现在的禄米仓院内地面高于仓内地面超过近1米，每廒座开间五间，面阔23米，进深三间，共深17米左右，建筑高度约7米。仓廒现状屋顶采用合瓦鞍子脊，由于历次的改建和修缮，已经无法判断此做法是否为原状处理。屋顶并无原开气楼，屋顶椽子不出檐，为封护檐做法，屋檐下施菱角檐。其建筑物坚固厚实，又符合科学原理，墙底厚实，具有很强的抗压力，仓库的房顶开气窗可调节空气流通，故库房内的四季温差较小，又可防潮湿，还起到通风的作用。
禄米仓是在元代北太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禄米仓是元、明、清时期南粮北运的产物，是南粮济京的重要代表性建筑，也是中国古代南北方生活资料调剂的见证；同时，它又是南北大运河的终点所在，对研究中国运河史有着重大价值。此外，禄米仓是中国现存古建筑中的一个特殊类型的建筑，它巧妙的布局、结构和形式以及一套完整的运作方式和管理制度，代表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智慧，是研究古代仓储制度和仓房建筑的宝贵的实物资料。如今，禄米仓这一古老的建筑遗产已经成为历史古都、文化北京的城市标签和精神象征之一。
清代俸禄制度
俸禄制度是历代官吏制度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之一。清朝作为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职官的俸禄标准可以说是历代最低的，同时，清代也是历史上贪污腐化、贿赂卖爵的一代封建王朝。
清代俸禄制度按不同身份和职司可分为八大系列，其中宗室系列居于首位，一共是二十一等。清代发俸银与禄米两种，每年春秋两季发给俸银，春季以正月二十为限，秋季以七月二十为限；按月到禄米仓领取俸米。
最高价宗室封爵系列：顺治元年，始定诸王、贝子、贝勒、公俸禄。摄政王3万两，辅政王1.5万两，亲王1万两，郡王5千两，贝勒2500两，贝子1250两，镇国公、辅国公625两；顺治七年又加给禄米。后几经调整，最后确定为（一说禄米均减半）：亲王岁俸银1万两，禄米1万斛；世子岁俸银6千两，禄米6千斛；郡王岁俸银5千两，禄米5千斛；长子岁俸银3千两，禄米3千斛；贝勒岁俸银2500两，禄米2500斛；贝子岁俸银1300两，禄米1300斛；镇国公岁俸银700两，禄米700斛；辅国公岁俸银500两，禄米500斛；一等镇国将军岁俸银410两，禄米410斛；二等镇国将军岁俸银385两，禄米385斛；三等镇国将军岁俸银360两，禄米360斛；一等辅国将军兼一云骑尉岁俸银335两，禄米335斛；一等辅国将军岁俸银310两，禄米310斛；二等辅国将军岁俸银285两，禄米285斛；三等辅国将军岁俸银260两，禄米260斛；一等奉国将军兼一云骑尉岁俸银235两，禄米235斛；一等奉国将军岁俸银210两，禄米210斛；二等奉国将军岁俸银185两，禄米185斛；三等奉国将军岁俸银160两，禄米160斛；奉恩将军兼一云骑尉岁俸银135两，禄米135斛；奉恩将军岁俸银110两，禄米110斛。
第四级文职官俸：顺治元年按明例支给俸禄柴直，十三年裁汉官柴薪银，雍正三年（1725年）定在京汉官照俸银支给俸米。清代文职官俸计分十等：一品岁俸银180两，禄米180斛；二品155两，禄米155斛；三品130两，禄米130斛；四品105两，禄米105斛；五品80两，禄米80斛；六品60两，禄米60斛；七品45两，禄米45斛；八品40两，禄米40斛；正九品33两1.14钱，禄米33斛1.14斗；从九品兼未人流31两5钱，禄米31斛半。从雍正起，由于京官清苦，特支双俸（米除外），称“恩俸”。（一些高级大臣俸米也加倍支给。
第七级八旗京师武职为：一品岁俸银180两，禄米90石；二品155两，禄米77石5斗；三品130两，禄米65石；四品105两，禄米52石5斗；五品80两，禄米40石；六品60两，禄米30石；七品45两，禄米22石5斗；八品40两，禄米20石；正九品33两1.14钱，禄米20石；从九品31两5钱，禄米20石。
养廉银为清代雍正帝所独创。即官吏在额定的官俸外，规定按职务等级每年另给银两，以提高官吏的俸禄待遇，使其养成廉洁的操守，故称“养廉银”。亦称“耗羡归公”。养廉银来自“火耗”、“仓耗”和“鼠耗”等额外附加税，雍正帝把这笔非法加派变成合法化收入，倡导火耗归公，然后再拿出一部分作为养廉银。至于各级官吏的养廉银多少，大体因时因地因财力因官缺而异，它是正俸之外的补贴，却是全部俸禄的主要成分，其数量往往超过正俸的十几倍至几十倍。
按照清代制度，满人不工、不农、不商，整日吃喝玩乐，但凭借祖宗的阴德（身份）可以得到俸禄和俸米，俗称“铁杆高粱”，一领就是268年，都说“八旗子弟”是没落腐朽的“公子哥儿”，皆出于此。
禄米仓“新用”
禄米仓于1911年后成为北洋政府的兵营，后改为陆军被服厂。日，受南京临时政府和孙中山的委派，蔡元培到北京来迎接袁世凯前往南京就任大总统，没想到29日深夜北京城里突然枪声大作，原来驻扎在禄米仓的北洋军步兵一个辎重队与驻扎在朝阳门外的炮队发生了哗变。变兵里应外合，打开了朝阳门，一路烧杀劫掠，京城内外共有4600多家商铺被抢，史称“北京兵变”，又称禄米仓兵变。
冯玉祥所著回忆录《我的生活》中，就有一段描写他在1913年担任“左路备补军”团长时，驻扎在禄米仓内的生活：“这是以前逊清时代屯米的所在，地方很宽阔，一团人住着，尚有余裕。大约屯米的时间太久，耗子多得可怕，满地都拉撒着碎米。这房子的垣墙，下面厚有一丈，上面阔有六尺，进身深有八丈余。因此虽开有小窗户，却不管事，阳光仍是难得照进去，以致室内阴森森，光线幽暗，空气中弥漫着湿雾。”驻扎进去未多久，虽然士兵们的床铺都铺了很厚的干草，但是仍然病倒了五六十名，症候即咳嗽不断。冯玉祥求医后，买了几十斤百合，大锅熬成汤药，才治愈士兵们的病症，估计患此病症是因仓库内空气阴湿所致。
禄米仓自民国以来，就改为军队营房，后来办起被服厂。1937年8月成为日寇的仓库。1946在这里组建北平联勤总司令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装备研究所
新中国成立以后，禄米仓改为联勤总部平津被服总厂，50年代在禄米仓成立军需装备研究所。目前研究所科研人员满打满算不足百人，每年却要承担40多项国家和军队指令性科研课题。在半个世纪的风雨征程中，他们先后获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奖172项，其中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4项、二等奖10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32项。
一件件回收的废旧军服塞进机器填料口，经过消毒、破碎、开棉、纺丝等多道工序，变成再生纤维材料，用其纺制成的服装、箱包、毛毯等产品，性能和普通材料纺制的产品完全一样。
在浙江富润纺织材料有限公司“废旧纺织品再生利用生产基地”看到的神奇一幕。这个生产基地，是总后军需装备研究所与地方企业深度科研合作的结晶。
按照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颁布的《军服管理条例》，07式军服实行发新收旧和退役收旧，全军一年就多达上万吨废旧军服要回收，这很快让各级军需仓库库存告急。总后军需装备研究所应急受命，立项攻关“废旧军服回收利用技术研究”。
课题组成员深入调研发现，如果仅靠军队自身力量来回收废旧军服，科研成本极高，即便突破了技术难关，后期建立生产线需要的资金也将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能不能引入地方企业和科研力量加盟呢？
新思路让他们有大发现。再生资源产业，是当前世界上发展最快的朝阳产业之一。发达国家对纺织品的再生利用非常重视，英国的废旧纺织品回收利用率达到16%。我国是一个纺织大国，每年产生的废弃纺织品据估算达2400多万吨，而回收利用的不到万分之三。尽管许多地方企业已经跃跃欲试想进军该产业，但缺乏相关回收技术和大规模废旧纺织品回收渠道，使他们望而止步。
总后军需装备研究所提出的合作建议，很快得到多家地方企业的热烈回应。一个由该所主导建立的军地联合攻关组迅速成立，不到半年就先后突破了服装自动化分拆、高值化再生利用等5项关键技术。
以此为技术支撑，3条生产线很快建立起来，“国家政策支持、部队负责回收、总后技术支撑、企业开发利用”的军地融合式发展模式初步形成。
对部队来说，以后每年只需拿出少量资金回收旧军服，其他的工作全部由地方企业完成，节省的仓储管理费、回收处理费不可估量。
废旧军服成规模回收利用模式，从技术研发到市场运作构建出一个成功的示范，悄然开启我国废旧纺织品再生利用产业的发展大门。目前，国家相关部门已对此高度重视，将从技术、政策等多方面予以扶持。参与前期开发合作的地方企业，无疑已在这一巨大的新兴市场先拔头筹。
西直门北大街28号院位于西直门北大街中段东侧，东与红联北村相邻，西邻西直门北大街，北与学院南路32号相邻，南与凤林国际大厦相邻，成方形分布，属军事管制单位，辖区面积20万平方米，原来是荒地。50年代中期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五九七三一仓库，80年代总后装备研究所从禄米仓搬到这里。
目前，西直门外北大街28号院内是居民楼与办公楼混杂，现有居民住宅楼6栋，12个楼门，居民总户数402户，总人口1100人，其中常住人口800人，人户分离110户，主要为现役军人，军工企业正式职工，离退休老干部等人员组成，60岁以上老人42人，空巢老人9户13人，残疾人3人，长期居住流动人口48人。
北平联勤总司令部——华北地区兵工厂管理机关
南京国民政府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成立于1946年，是效仿美国国防部的编制组建的，三军联合勤务总部并列隶属于国防部，接受部长、参谋总长，下辖有一般与特业参谋组织，及专品生产各型工厂，与勤务支援服务单位，主管国军装备武器、弹药、军事地图、被服等军品生产、研究发展、三军共同性勤务支援，兼具军事体制与企业管理双重特性。
原国务院参事张知行曾住在禄米仓胡同26号，94岁时无疾而终。过去街坊邻居常看见老人坐红旗小轿车上下班，时常在家门口扫地,不知情邻居以为是国务院扫地看门的老头。
张知行是清代康雍乾三朝大学士张廷玉的后代。原名骏，安徽桐城人，1901年生于北京。17岁投军，后入军校。陆军大学特别班第2期毕业。早年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任职，1923年任陆军检阅使署学兵团1营营长，1926年任第15混成旅45团团长，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军官学校副校长，1930年任反蒋联军第2方面军第1路军直属特务旅旅长，参加中原大战，1936年7月任第32师参谋长，1938年任第1战区河北游击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1941年任冀察战区参谋长，1944年任第6战区副参谋长，1945年6月任第11战区副参谋长兼兵站总监，1946年底任保定绥靖公署参谋长，1947年任联勤总部第8补给区司令，1948年任联勤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同年9月兼任联勤总部重庆指挥所主任。抗战期间接触了八路军，受到共产党的影响，走上追求革命的道路，1949年舍弃国民党联勤副司令的高位，出走香港，为共产党做策反工作。1955年回到北京，出任国务院参事，88岁高龄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张知行的女儿张幼芳在回忆文章说：我的母亲石芳亭是西北军元老之一石敬亭将军的最小妹妹，生于1907年，祖籍山东利津县。那里是黄河入海口处，全是大片荒芜的盐碱地。连年不断的涝灾蝗灾，贫瘠艰苦的生活，打磨了母亲坚强，性格。
晚清时代的旧中国，面临着西方列强入侵，瓜分的危境。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十几岁的大舅立志救国，放弃农村教书生涯投笔从戎参加新军。并由此结识了冯玉祥先生。1920年前后，大舅把父母和他的弟弟妹妹全家接来北京定居。
那时候，冯玉祥先生已经以倡导革命为己任，在他领导的军队以及随军家属中开办识字班学习文化，反对腐败奢侈，反对妇女缠足。母亲到了北京如鱼得水，不仅仅积极参加识字班的活动，还毅然扔掉了束缚中国妇女千余年的臭裹脚布。由于在同辈人中，母亲年龄最小，且生性开朗，深得大舅及其同僚们的喜爱，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石老姑”。
在西北军的爱国主义启蒙教育下，在学习班严格质朴的作风的熏陶中，造就了母亲爱国爱家，勤俭节约的行为准则。大舅长期军旅生活，不能返家。母亲在老家的时候小小年纪就深深种下了对家庭的责任感。记得母亲说过，当年姥爷姥姥抱孙心切，为身在军旅的大舅说下一门亲事。成亲那天，是年幼的母亲抱着大公鸡迎亲，入洞房的。到北京后，母亲虽然刚刚十几岁，尚未出阁，就担负起抚育孩子的责任：一个是我的大姨去世后留下的姨表兄，一个是姥姥为大舅“抢来”的表兄。母亲待我的这两位表兄如己出，为了供姨兄上学，母亲把大舅送给自己的房子卖掉，对待大舅妈抱来的表兄更是无微不至。解放初期，张知行受共产党的派遣，秘密到了香港搞工作，和家庭断了联系。母亲在经济很困难的情况下，还节衣缩食给这位抱来的大表哥全家送吃送穿。
母亲没出阁的时候，一直帮助姥姥操持全家二三十口人的家务，替姥爷参与往来应酬。那时候女孩子到了十六七岁就要出嫁。母亲不畏人言，直到二十二岁，经由爱国将领张自忠将军做媒，才和我父亲张知行结婚。作为一个职业军人的妻子，母亲从此开始了半生飘忽不定的艰苦生活。
母亲结婚的翌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才十几天，父亲从汉中调防。当时正值蒋阎冯大战前夕，母亲既不能随行，又不能孤身一人带着我这个未满月的孩子留在人生地疏的汉中，只能返回北平的娘家。农历正月，天寒地冻，一乘小轿，载着产后的母亲和嗷嗷待哺的我，艰难的行走在崎岖难行的秦岭小道上。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母亲哪儿能有充足的奶水呢？于是每到一处，先到村子里寻求奶孩子的妈妈给我喂奶。然后自己才能稍事休息。及至到了北平，母女二人都已奄奄一息。有的亲友看到这种状况，都说：这孩子还是扔到沟沟里算了。但是天下可怜父母心，母亲用那伟大的母爱，精心呵护我，硬是把我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舅，父亲分头奔赴抗日前线。母亲带着年迈的祖母与我们几个未成年的姐妹兄弟奔向大后方。八年中，辗转苏，皖，鄂，川，豫，陕诸省，行程何止万里！在那样兵荒马乱的年月，一个识字不多的家庭妇女，扶老携幼，四处漂泊，该承受多重的担子，历经多少磨难啊。1938年，武汉形势吃紧，父亲随鹿钟麟先生组建河北抗日游击总司令部去太行山日军敌后打游击，我们由母亲带领乘船逆江上行去重庆。船到宜昌须换上小轮船，但那里候船的人早就人山人海，哪里挨挤上去啊，情急之下，母亲带着我们坐上了一条运送汽油的小火轮。船到重庆，天色已黑。有的人就说，天黑地生的，万一找不到住处怎么办？不如在船上等候天明吧。但母亲毫不犹豫的领着大家就下了小火轮。当我们好不容易的爬上朝天门码头，回首望去只见江边一片火海。原来就是我们刚刚离开的那艘小火轮不慎着火了。大家都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扪额庆幸。
抗战八年，母亲和父亲就是这样过着聚少离多的日子。1942年，河南吃紧。母亲带领我们又从洛阳撤退到西安。当时火车行至潼关的时候乘客须下车步行。因为日寇已经占据着河对岸的风陵渡，时不时的向对岸开炮袭击火车。那时候大家管这个叫做“闯关”。那次，我们坐在排子车上，刚刚离开火车，日寇的炮弹就在身后呼啸而至。至于日本飞机在头顶上投弹扫射，路上缺食断水，更是常事。但无论是与死神擦肩而过，还是全家人命悬一线，母亲都能镇定自若，从不流露出惊慌与畏惧的情绪，这使得合家大小老幼的心灵都得到了呵护与慰籍。也使父亲得以全身心的投入到抗战的伟大事业中去，一直到1945年胜利，光复。
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与全家陆续回到北平，过了几年短暂的较为安宁的生活。光复没多久，父亲的结拜兄弟梁蔼然（中共党员，50年代初期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王倬如（曾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倡议，由鹿钟麟将军牵头，几家的夫人集资开办长城印刷厂，用以掩护中共的地下活动。当时母亲虽然不知道他们的真实用意，但也明白他们不是真正的做生意。投资进去未必能收回本金。但是母亲相信他们，支持他们。倾其当时所有积蓄投资开办这个印刷厂。佚后，北平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梁蔼然被捕。当时父亲去兰州工作，母亲每天迈动一双行动不便的“解放脚”为营救梁蔼然四处打探，营救。不仅给在狱中的梁送衣送被，还尽力照顾他的家人。解放以后，长城印刷厂完成了它的政治使命，并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是母亲及几位夫人的投资，都石沉大海，到现在，连给个说法也没有（注：上个世纪80年代，梁蔼然偕夫人去有关方面，要求收回本金，哪怕是一部分也好。得到的回答是：政府完全认可这一历史事实。但是几经易手，没法再给你们，况且你一个共产党员，就带这个头？？梁听后十分气愤，回家的路上就脑中风。母亲后来听说这事，只是淡淡的一笑。完全没放在心上。）
母亲是生性豁达的人，对钱财看得很淡，很开。记得抗战逃难在西安的时候，父亲在重庆，我们几个孩子最盼望妈妈出去和那几位夫人打牌。母亲赢了，就想：反正钱是白来的，给孩子们买吃的，给孩子们，吃！母亲打牌输了，就想，哼！有钱输给她们，没钱给自己子女买吃的？买！买好东西给孩子们吃！所以，只要母亲一坐车出门打牌，我们几个就知道，妈妈回来又有好吃的啦！
1948年冬天，时任国民党联勤副司令的父亲与中共正式取得组织上的联系，并及时被暗中送往香港，从事党的地下策反工作。母亲和四个未成年的弟弟妹妹，却被国民党特务拘为人质，与大舅全家一道被用手枪逼着登上了飞机，被劫持到了台湾。到台湾后，母亲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只得把我四个年幼的弟妹分散寄居在亲友家中。后经过在香港的父亲的多方努力，母亲和年幼的弟妹才取得了离开台湾的出境证，但却不得不把身边的最后一些贵重细软留下，和我的弟弟妹妹空手到了香港。
那时候香港经济尚未腾飞，人口骤增，生活大不易。母亲一来思乡心切，惦念尚留在大陆的子女，二来为了减轻父亲的经济压力，1950年毅然带着我的弟弟妹妹返回北京。到北京后，没有了生活来源，只得依靠当卖家具，书籍度日，生活极为拮据。但犹为难堪的是父亲在香港的工作性质不容暴露，何况母亲也真的不知道，因而在政治上备受歧视。每当“五一”，“十一”等重大节日，大家都欢天喜地地庆贺节日，母亲却不得不带着才四，五岁的小妹妹到派出所，居委会报到。在旁人的监视下静坐终日。尽管如此，母亲既不恐惧，也不后悔。坚信父亲不会干坏事，自己也更不是坏人。1955年父亲从香港归来，一切大白。母亲也成了街道积极分子。
母亲也是位有骨气的人。从香港回到北京不久，父亲介绍一位从香港回大陆的无处落脚的某“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到自己家居住。时值抗美援朝运动刚刚开始，大批路过北京开赴朝鲜的志愿军战士也借居我们家。那位“马克思史学家”的太太时不时的对一批批路过借住的志愿军战士说：她（我母亲）是反动军官家属！母亲知道后，一怒之下，带着我的弟弟妹妹离开那座大宅院，搬到后面的禄米仓26号。
文革期间，由于周总理的保护，父亲没有受到什么冲击。但当时位高权重的那些人为了迫害彭德怀和吕正操，时不时的派人来骚扰，逼迫我的父亲写一些不实的诬陷材料。父亲以军人的正直守住了自己的情操。但也做了最坏的打算，让母亲给他准备衣物准备“坐牢”。母亲全力支持父亲的做法。信任父亲，鼓励父亲。正是这种相互信任，相濡以沫，二老顶住了压力，坚持实事求是，使得那些想在父亲身上找突破口陷害彭老总，吕正操的那些家伙碰了一鼻子灰。但是可惜的是，父亲大批极为珍贵的历史照片被当时“中央军委”派来的人强行拿走，到现在也没归还。
母亲待人热情，大方。无论是亲戚，朋友，老乡。只要是来借钱借物，投奔求援，母亲无不热情款待。解放初期，两位西北军的下属生活困难，找到母亲。母亲慷慨的拿出自己的缝纫机给他们，教他们以缝纫为生。三年困难时期，一位在甘肃工作的本家，饿得全身浮肿，唯有一息尚存。母亲把他接到自己家里，自己尽可能的省吃俭用，拿出家中一切有些营养的东西，调养这位本家叔叔一直到他完全恢复健康，又买好车票给他，让他回甘肃。“文革”期间，家中更是来客不断。有来京串联的，有躲避批斗或者当地武斗的，有来京闲逛的，甚至于还有的亲戚怕在当地不安全，来北京生孩子的。母亲不顾劳累，不怕麻烦一律热情款待。记得两岸关系刚刚解冻，一位祖母娘家的表兄突然由台来京，看望父亲母亲。见到爸爸妈妈，先深深的鞠了三个躬。说，尽管对大陆还心存疑虑，但不放过这个机会，看望二老。为的是报答四十多年前表叔表婶对他家孤儿寡母的多年抚养。
与对待他人相反，母亲自奉甚俭。家中的几个孩子，甚至于父亲的一些衣服，都是母亲亲自缝制。母亲会烧得一手好菜。每逢来客，或是家人团聚，都是母亲亲自下厨。大家吃好，母亲就极为开心，而自己，却常常是一块凉馒头，一块咸菜就算是一顿饭。母亲的好衣服，好衣料，常常拿出顺手送给别人，自己的随身穿的衣服却补了又补。
母亲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在逃难的的几年中，家中的东西差不多都扔了，唯有我和大弟弟的课本，母亲总是给我们牢牢地捆好让我俩自己背着。每到一地，或是暂住数月，或是居住经年，也无论当地有公立学校，私立学校，甚或是私塾，母亲都要命我和大弟弟去学堂念书。六年的小学课程，我们却足足上了十几个学校。
母亲对我们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刻意培养我们的自我生活能力。凡是自己能动手去做的事，都让我们自己去完成。而且大孩子要学会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学会助人为乐。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教我女红，整理家务。还带着我们去外面辨认，挖过野菜。母亲常常说，学本领，宁可学会了用不着，也不能到要用的时候还不会。
母亲身材瘦小，但十分刚强。在我的记忆里，几乎没见过她生病倒下。其实，母亲生育我们兄弟姐妹好几个，又经过战乱的流离颠沛，母亲哪儿会没有病痛呢？只是为了照顾这个家，为了照顾父亲，总是把病痛忍在心里罢了。在母亲82岁那年，不慎跌跤，导致股骨头骨折。她没听从医生的劝告去住院，打钉子，上夹板。为的是不给子女添麻烦。母亲请了一位老中医在家正骨。当老中医把她那已经扭成90度的大腿生生用力扳正，并挂上三块砖头的时候，没有听到她呻吟一声，只见黄豆般大的汗珠从额头流淌，使我们几个子女都无不潸然泪下。三个月后，母亲又顽强的站立起来了。照旧每日洗衣，做饭。一直到母亲九十一岁临终那年，还不仅仅生活自理，而且给那独身的小儿子做饭，照料他的生活。（上文见张幼芳的女儿朱敏的博客）
朝内南小街里的“大街”
禄米仓胡同在《燕都丛考》中还被称为“大街”，这是因为它的街面确实比较宽阔。或许是当年建造此库房时，为了方便运粮入仓，给那些运输川流不息的骡马大车，特意留出门前的余地吧。
禄米仓胡同，呈东西走向，东起小牌坊胡同，西至朝阳门内南小街，南有二支巷通小雅宝胡同，北与武学胡同、东八宝胡同、禄米仓东巷、禄米仓西巷相通，全长540米，宽10米。禄米仓胡同因有清代每月来领取俸禄——禄米的仓廒，常有马车通行，故该胡同较宽。禄米仓胡同北侧主要是北京市和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禄米仓大院（现军装研究所大院）和智化寺，胡同南侧多大宅门和深宅大院。
以禄米仓为中心，其周围的胡同，根据方向，分别称为禄米仓东巷、禄米仓西巷、禄米仓后巷，以其位于禄米仓北侧。禄米仓西巷有两条东西方向的小巷，南者称禄米仓南巷，北者称禄米仓北巷。北者原称油房胡同，南者称井儿胡同，均于1965年改今名。
禄米仓东巷，位于智化寺的东侧，呈南北走向，北起禄米仓后巷，南至禄米仓胡同，东有二支巷通东八宝胡同，全长172米，宽4米。清光绪年间称东夹道，1965年定今称。
禄米仓西巷，位于智化寺的东侧，呈南北走向，北起禄米仓后巷，南至禄米仓胡同，西与禄米仓南巷相通，全长167米，宽5米。清光绪年间称东夹道，1965年定今称。
禄米仓南巷，呈东西走向，东端多曲折，东起禄米仓西巷，西至朝内南小街，长90米，宽3米。民国时期称井儿胡同，因有一口甜水井而得名。1949年改称南井儿胡同。1965年定今称。
禄米仓北巷，呈东西走向，东端多曲折，东起禄米仓西巷，西至朝内南小街，长67米，宽2米。民国时期称油坊胡同，因有榨油作坊而得名。1949年改称小油坊胡同。1965年定今称。
禄米仓北巷，呈东西走向，东端多曲折，东起禄米仓东巷，西至禄米仓西巷，长271米，宽4米。民国时期称禄米仓后身。1965年定今称。
东八宝胡同，呈南北走向，中间多曲折，北起禄米仓后巷，南至禄米仓胡同，东有支巷通武学胡同，西云禄米仓东巷相通，全长149米，宽4米。
解放后禄米仓胡同北侧从禄米仓西巷往东到禄米仓东巷足足大半条胡同都归属部队，分成三个大院。西头大院有军人站岗，是部队仓库，大门紧闭，戒备森严。现在仓库撤销，院儿里按级别盖起楼房，成了北京军区联勤部干休所。中间的大院是总后勤部被服研究所，负责研究军队被服用品。九十年代被服研究所从部队撤编编制，楼房出租外地驻京机构，成了大杂院。东头大院是个大铁门，常年只开一个小门，里面有招待所也有军队家属住户。现在这个大院被总后勤部军需装备研究所占据。总后被服研究所围墙内有个日军留下的炮楼，枪眼封锁胡同两侧。左图是1947年北平市地图显示的禄米仓陆军被服厂所在位置的照片。
禄米仓居民社区，东临东二环，西至朝内南小街，南临金宝街东段，北到朝内大街，管辖着191个楼房、院落，有常驻居民3109户，总人口6405人。社区有两大特点：其一，是社区内驻街部队较多，总后军需装备研究所、北京军区联勤部第四干休所、空军大雅宝招待所等单位；其二，社区历史名胜古迹多，有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法兴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禄米仓（老仓），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智化寺。
禄米仓胡同今昔展
2001年禄米仓胡同居民们办起了胡同今昔图片展，展览讲述了胡同里鲜为人知的故事。
家住禄米仓胡同64号的孙洪权老人是个老北京，爱好北京史。退休前是教中国革命史的大学教授，近年又受聘于市档案馆研究室。他认为社区文化活动只扭秧歌、跳健美操还不够，办个胡同展，让居民了解社区，才能共建社区。他的建议得到社区党支部、居委会的赞同，展览筹备起来了。孙教授翻出多年积累的家底，又跑图书馆又跑档案馆，又跟着居委会老主任在胡同里调查访问，大热天里79岁的老人忙得中了暑。工夫不负有心人，举办胡同展的活动得到街道办事处的支持和市档案馆的大力协助，一举成功。说起孙教授，他自己也是一位胡同名人。1980年他考证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是王稼祥首先提出的，得到中央认可，被普遍采用，写进党史。现在孙教授通过展览又结识了热爱老北京、关心社区发展的新朋友，他们打算继续搜集材料，扩大展览，让更多的人了解北京，了解咱北京的胡同。
2001年7月到8月这次胡同展，让孙洪权老人没想到的是，这30多块浓缩了禄米仓胡同500多年的历史的展板，不仅引来了络绎不绝的参观者，还引起了海内外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随着活动的深入，一个记录了“国的兴衰”、“家的荣辱”与“人的沉浮”的禄米仓故事也随之浮出了水面。
来到如今仅存两座仓廒的禄米仓仓场旧址，今天的人们恐怕已经无法想象它曾经有过的辉煌。始建于明朝嘉靖四十年的禄米仓，在清康熙年间漕运最为发达时达到了鼎盛。史料记载那时仓廒曾多达57座，几乎占到整个禄米仓胡同的一半。据胡同老居民回忆，从朝阳门通往禄米仓的这条马路，曾经人来车往甚是热闹。那时候车都是铁轱辘车。这条街整个从这都是大方石头，这马路到哪，到通县运河，从运河那运来的粮食，然后用马车给拉到这来。
随着满清末年的国力衰败，禄米仓也成为清政府吏治腐败的一个缩影。从南方运来的漕米搀假现象日益严重，甚至已经无法正常食用，这时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决定调性格刚直的内阁大学士富察桂春为仓场侍郎，负责整顿漕粮的腐败。我们几经周折，在西城区一个僻静的四合院里找到了富察桂春的孙女。已经87岁的富察玉贤老人，她认出了这张照片上的仓场侍郎就是她的祖父。
富察玉贤说，“我们小时侯出去，要一提我祖父，那时侯称桂大人，吃过钱粮的人都知道我祖父。江南米来了，到通州卸米，每次都是我祖父亲自在那儿检查这粮食。据说有一次不收了，一看那里头又是（坏）粮食，不收了，拿回去，我要好粮食。不能这样，这样人们怎么吃啊。后来，从我祖父以后，人们吃上好粮食了，没沙子了，也没什么稻子皮子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祖父名字就在人们中间传开了。”
然而当时整个满清王朝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一次成功的漕运整治无法改变象征封建官僚体制的禄米仓走向衰落的命运。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了北京，禄米仓内所有的粮食都被侵略者拍卖了，粮仓也开始被移作它用，曾经繁华一时的禄米仓加快了走向衰落的步伐。
2001年8月的一个下午，已经搬到海淀区居住的杨传任在得知禄米仓胡同办起胡同展的消息后，从海淀乘车赶到了阔别多年的禄米仓。杨先生介绍说，他的祖上几代都在禄米仓里任仓官。我们这个家里好几代人吧，全在这当仓官。20世纪初，在禄米仓一带，“仓杨家”曾经是家有百口、人丁兴旺的大户。满清王朝的轰然倒塌，让杨传任的爷爷，当时在禄米仓担任管理职务的杨寯声失去了家传几代的饭碗，一辈子以仓为业的杨寯声成了禄米仓几百年历史中的最后一任仓官。老北京油盐店
老北京东城的南北小街两侧的胡同里曾居住着近二十万老北京人。老百姓居家过日子，都离不开油盐店，俗话说“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说的是油盐店与百姓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
老北京的油盐店主要经营油、盐、酱、醋、酱莱和腌莱。有的店还兼营蔬菜、米、面和杂粮。油盐店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散落在京城的街头巷尾。到解放前夕，北京约有大小油盐店一千六百五十家，职工有两万人左右。
最初在北京开设油盐店的是山西人。早在明朝永乐年间，朝廷为充实京畿之地，曾两次从山西移民来京。晋中的祁县、太谷、平遥人，开颜料店的居多，后来大都改为经营票号、钱庄和当铺，晋南的临汾、襄陵人多开油盐店。闻名遐迩的“六必居”酱园，就是嘉靖九年，临汾西杜村赵姓商人开设的。
到了清朝中后期，京东回民在开设油盐店的日渐增多。北京的“天”字号酱园，如西单的“天源”，王府井大街的“天义成”（后叫“天义顺”）等，都是京东人开设的。“天”字号、油盐店，虽属京酱园，但酱莱大部分是用甜面酱制作，甜咸适口，味道鲜美，很受南方人欢迎，故又有“南莱”之称。据说咸丰年间，宫内御膳房所用小菜，都为“天义成”所制作，西太后慈禧最喜欢京酱园的特产桂花糖熟芥。
清末民初，大批山东黄县、掖县一带人，来京做粮食买卖。他们除经营粮食外，也兼营油、盐、酱、醋，并作酱菜应付门市。如解放初期被镇压的“粮老虎”王振亭经营的“永生厚”、“长顺”等字号，就是这样的油盐店。
因而，老北京的油盐店素有山西屋、北京屋、山东屋之分。这些油盐店都有自己的“前店后场”。前店搞经营，专管应酬买主，招揽顾客。有的前店又有油柜、粮柜之分，油柜经营油、盐、酱、醋、酱菜和腌菜，兼营蔬菜；粮柜经营米、面和杂粮。后场搞生产，负责腌菜、酱菜、做酱、做醋和加工定货。有的后场还配有磨面房和磨油房。
前店包括东家、掌柜、记帐、跑粮市的、跑油市的、跑菜市的以及十来个伙计和学徒。前店的学徒除日常营业外，还要伺侯东家和掌柜。一般说来，前店的伙计们穿着整齐，而且都能识几个字儿，因为前店的伙计大多与东家是同乡，所以，他们享受的待遇要比后场工人高些。
后场工人一般都是河北唐、完、定、曲阳和望都县人。后场工人的等级很鲜明，最高的是掌作。掌作由技术高、工龄长的老师傅担任，大多是东家信得过的工人。他们负责技术指导，并管理后场工人，平时干活不多，关键时才亲自动手。二掌作，也叫“二头”。负责给前店上货，掌作不在时，二掌作管事。二掌作以下叫伙计。新来的学徒叫力把，重活、脏活都是力把的事，还得供掌作递茶倒水，等到技术熟练后，才能慢慢往上升。
油盐店的生产带有很浓的封建色彩，在后酱醋房的墙上都贴有这样的对联：“调和酱为首，五味醋当先。”有的酱醋房还供着“酱祖”、“醋姑”的牌位，每逢初一、十五，早晚一炷香，以祈求生产顺利。相传旧历三月二十四日是“酱祖”、“醋姑”的生日。每年到这一天，后场的工人都要放假，看戏聚餐，欢庆纪念。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北京的解放。
老北京除了有“前店后场”的油盐店外，还有一些不知名的，位处偏僻寂静的小胡同，深受民间百姓欢迎的小油盐店。这类油盐店多者十来人，一般三五人，没有后场，是自购经销。
山东黄县为1986年之前名称（现龙口市东城区），现已无“黄县”这一地理名称。它地处胶东半岛西北部，总面积893平方公里，海岸曲线长68.4公里；辖13个镇（区街）、632个村（居），人口63万，隶属于烟台地区，东临烟台，南近青岛，北与大连、天津、秦皇岛隔海相望，是环渤海经济带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可惜的是，不仅是我这代，就是我的父辈也从没有人回去过，也没有人能够告诉我，我的祖籍是黄县的哪个乡、哪个镇？我现在只是每次看到超市里出售的各种品牌的龙口粉丝时，才在心底涌出亲切的自豪感！
我的曾祖父，自幼丧父，随着寡母苦度时光。大约他十岁左右，因为遭受自然灾害，没吃没穿，才在她母亲的带领下逃荒讨饭，流浪到了北京。记得在我童年，每当父亲对我讲述这段历史时，我的脑海里就浮现出一幅悲惨的画面：一个年轻的妇女，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背上有一个小铺盖卷，左手拿着个破饭碗，右手拉着个小孩，风尘仆仆地赤脚奔走在山东到北京的路上，究竟要去哪里？母子脸上都是一派茫然！
父亲告诉我，后来我的曾祖父在北京找到了一个粮店，可以收留他做学徒，他们母子就决定不再走了。我长大以后，十几岁时，读过一本阶级教育的图书，叫做《粮老虎发家》。书里讲的是一个从山东逃荒到北京的孩子，怎么从粮栈的小徒弟，变成了垄断北京粮食收购、销售行业的大资本家，作为剥削阶级、批判的对象，书里对他是无情地揭露和血泪地控诉。我这才知道，在清朝末年，山东黄县到北京的逃荒者中，许多人都走的是“粮老虎”的这条路，这成为当时黄县逃荒者不约而同所选择的人生目标，我的曾祖父也是由此开始了他的商业人生。
当然，可能由于各种原因，我的曾祖父没有“粮老虎”那么快速地发迹，但是应当说走的路是一样的，到他去世时，已经有了两个小小的油盐店——那时的油盐店是代卖粮食的，但是不以粮食为主，所以可见还是与他的粮店伙计出身有关。他晚年，将两个油盐店分给四个儿子：一个归老大、老三，另一个归老二、老四。他没有女儿（所以我也没有表叔和表姑）。在我二爷爷家的正面墙上，悬挂着我曾祖父、曾祖母的大照片，直到文革。
我曾祖父的四个儿子中，其长子（我的大爷爷）的原配妻子，生育了三男三女，男女各有一个早年夭折。后来续娶的大奶奶又生育了三个女儿，没有儿子。我的二爷爷和二奶奶生育了三男三女，其中除了最小的叔叔在新疆乌鲁木齐长期担任领导以外（现还健在），另外五个（均已经去世），我都比较熟悉。我的祖父是行三，我的祖母在我父亲才三天时，因产后发高烧去世，一年后祖父续娶了我的继祖母，生育了三个叔叔一个姑姑。现在，父亲和叔叔都已经仙逝，只有姑母已经87岁了，身体还非常好。我的四爷爷和四奶奶，生育了六个儿女，活下来的是三女二男，但是从我记事起，就没有过来往。
我的祖父在少年时就对商业没有兴趣，他向我的曾祖父提出愿意上学。曾祖父同意了，他一直读到从俄文专学馆毕业，据我的母亲说他比瞿秋白晚一届。现在看来应该算是中专或者大专毕业，可能还算不上大学本科，但是在当时，是文化程度非常高的了。所以我祖父不要油盐店的份额（应该叫股份吧），整个店全部给了大爷爷。大爷爷死后，由他的长子继承，并且供另外几个堂叔伯念了些书（但是都不多）。我的这个大堂伯，青年时去世，结果这个店铺就倒闭、没有了。
听父亲生前讲，当初为了那两个小油盐店，祖父的哥哥和弟弟之间发生了财产争夺，我的二爷爷和四爷爷，在打架时动了菜刀，要砍对方，幸亏那时是大家庭，人口多，被拉开了。在我童年时，二爷爷和我家居住在同一个大杂院，所以四爷爷家的人从来就和我家、二爷爷家不来往。我二爷爷并没有把店铺经营好，他喜欢抽烟和赌钱，结果没有多久，他不给我四爷爷而独占的店铺就卖出去了。四爷爷由于没有了产业，就自己白手起家，创办了一个手工作坊，维持一家人的温饱。
二奶奶的六个孩子，前三个是女的，后三个是男的。由于二爷爷的败家，使他们家的生活非常贫困，堂叔姑们还非常小，就嫁人或者失学了，所以二爷爷的三个儿子在北京解放前，就去做童工，接触到了地下党。尽管他们当时不特别懂事，但是还是参加了贴标语、撒传单、送信件等活动。北京解放后，兄弟三人立即入党、担任了领导。他们的大姐、二姐早早地嫁人（大姐还是给人续弦），三姐16岁时，由我的父亲介绍，在北京电灯公司（即北京供电局）参加了工作。由于我二爷爷家太贫穷了，所以后来，在北京解放前夕，我们居住的大院（是一个民营企业家的私房），需要找人照看房子时，就让二爷爷一家住进来了，直到1958年我家搬到父亲的宿舍时，二爷爷的二儿子，还住在那里。这就是我为什么比较了解二爷爷家？
至于父亲家族的其他人，我就知道得非常少了，即使是我同辈的堂兄弟姐妹，也知道的不多了，究竟我的同辈有多少人，我都不清楚，姓我家姓的（不包括表亲），大概是有五、六十人。（网名：于无声处）
北京是明清两朝的京城，皇亲国戚、文武百官都定居于此。为了解决他们的吃粮问题，北京城内出现了专为皇亲加工储存粮食的粮店。这种粮店名叫老米堆房，采用前店（门店）后坊（磨坊）形式进行经营。每年皇亲领到粮折后交给老米堆房，由其代为到国库提取粮食，经过加工后再供给皇亲食用。开设这样的粮店一般不用资本或用很少资本。由于北京人的习惯不吃隔夜粮，每天领取或购买当日用的面粉，所以老米堆坊就可以持皇亲的粮折，一次性到国库全数提取粮食，作为粮店日常营业周转之用。山东黄县人开设的老米堆房，采用这种办法逐步扩大营业范围，最后发展成为北京城内著名的粮店和面粉厂。
据传明末清初时，黄县人马少卿的祖辈在京城齐化门内（今朝阳门内）创办了永裕粮店，这是黄县人在京城开办的第一家粮店。到了清朝中期，黄县城南王村杜家刘方包在南剪子巷（今鼓楼大街）开设了西天成粮店，之后又有黄县人在京城办起了永泰、天增、永和、万裕厚、大顺号、福兴生、合盛、合增永等粮店。这些粮店开业初期资本都不太多，自东自掌（财东兼掌柜的），店员一般三四十人。经营形式采用前店后坊，用石磨加工各种面粉，品种有白面、玉米面、荞面等。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些粮店发展转型为机磨面粉厂。如万裕厚粮店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投资30万元（现洋），建起五层楼高的厂房数十间，安装进口机磨20台，生产“三角牌”袋装面粉，日产量达到1000袋，成为北京城粮食加工生产龙头企业。
民国初年，黄县政府财政课长赵镒斋出资在北京创办福盛粮店，因财力雄厚和精于管理，很快发展拥有21个门市部，成为民国时期黄县在京城规模、名气最大的粮店。由于黄县人在北京开设的粮店和面粉厂数量多、规模大、实力强，1929年北京成立行业公会时，粮业公会首届会长由福盛粮店财东赵镒斋的长子赵松桥出任，之后第二、三、四届会长皆由赵家后代连任，直至解放后粮业公会会长仍由黄县人担任。
上世纪三十年代前期，北京粮业进入发展的鼎盛时期。“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北京长达八年之久。日伪政权对粮食市场实行军事管制，全市粮店被迫于1938年全部歇业。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黄县人在北京开办的粮店和面粉厂又恢复了繁荣景象。无论是历史悠久的永裕粮店，还是后起新秀万裕厚面粉厂，都是生意兴隆，财源茂盛。黄县人抓住这一机遇，投资兴建了一批面粉厂，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长顺、聚义永面粉厂。长顺面粉厂资本为30万元，并附设永盛福、永盛厚、永盛德三个粮店，实行面粉生产销售一条龙，买卖在同行中最为兴盛。聚义永和联号聚成永面粉厂，新建了三层楼厂房，进口先进的机磨设备，所生产“鲸鱼牌”袋装面粉，日产量高达25万斤。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黄县人开设的粮店和面粉厂同北京同行一起，过渡改制成为国营粮食销售企业。
在计划经济年代的1990年，东城区有60家国营粮店，服务于南北小街地区居民的粮店至少有20家，有的在街面上，南小街粮店、北小街粮店、北新桥粮店，更多的则是深藏在胡同里，如禄米仓粮店、东总布胡同粮店。
北新桥粮店，解放前叫同日升粮行，是专门经营粮食买卖的私营企业。解放后公私合营，成为一家远近闻名的国有粮店，这里的工作人员待人热情，服务周到，曾经是东城区的先进单位。进入九十年代，中国放开了粮食市场，1994年又取消了统购统销多年城市居民使用的“粮票”，从此，北新桥国营粮店同北京市其它国有粮店一样“断了顿儿”。2007年，闲置多年的东城区同日升粮行又开张了，请来已经退休的和平里七区粮店朱光荣来当经理，各种杂粮摆满屋，老街坊们又回来了。
1979年7月在黑龙江某兵团插队10年的朱光荣，终于返回故乡北京。和那个时代所有的返城知青一样，他首先面临的是就业问题。在家赋闲两个月后，当地街道给他介绍了三个工作。朱光荣本想选择在兵团时熟稔的汽车修理，但家人和朋友却劝他到粮店工作。“那时候粮店是一等的好单位，谁家不需要吃饭。”朱光荣最终到粮店工作。他的新单位在东城区和平里四区附近，名字叫作和平里中街粮店，但当地居民更习惯称之为“四区粮店”。
四区粮店是和平里附近最大的粮店之一，负责为3000余户居民供应粮食。粮店的上级单位是东城区安外粮管所，是一家典型的国企粮店。四区粮店是一家面积约100多平方米的平房，店内左侧是一排米面柜台，柜台上摆有秤盘，柜台下装着接粮的漏斗,右侧是花生米等杂粮柜台，靠近后门的位置放有油桶，长长的抽油器插在桶中。射进窗户的阳光光柱内，各类粉尘飘飞其中。
在当时，粮店是仅次于电影院的热闹场所。因为掌控着粮食命脉，粮店成为社区居民的中心。那时，每逢周末或月底，四区粮店门前总要排起长长的队伍。居民家中有小孩的，往往打发孩子前来排队。快排到时，大人拎着面袋赶来。他们总要小心翼翼地观察秤杆的准星，生怕遇到缺斤短两。买到粮后，再小心翼翼地扎紧口袋离去。
那时，人们对粮食的仔细，一方面源自节俭的传统和对饥饿的恐慌，另一方面也因为国家限量供应的政策。在那个粮食市场尚未开放的年代，人们只能用粮票来换购定量的粮食。
朱光荣在四区粮店上班的第一个月，便开始熟悉收放粮票的业务。195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分别公布了《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粮食流通体制从此进入长达31年的统购统销时期，粮票登上历史舞台。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前，城镇居民迁徙户口时，有一个特殊的关系叫做“粮食关系”。粮食关系最终会落实到具体粮店，关系人只能限定在该粮店购粮。对于拥有城镇户口的居民来说，“粮食关系”与城镇户口同等重要。倘若居民想到另外一个城市工作，除须办理户口转移手续外，还必须办理“粮食关系”的转移。没有粮食关系，等同于没法吃饭。
四区粮店拥有近万人的粮食关系。每月21日，四区粮店的上级单位就会把数十万斤粮票发放到粮店内。粮票是成联发的，每次都有厚厚一摞。每张成联粮票的面积与报纸相仿，上面打有孔洞。朱光荣等人的工作便是把粮票裁剪成小张，然后按户装入一个小口袋中。口袋上写有户主的名字。每月24日前，小口袋便会发放到每户手中。
买粮时，居民首先要出示粮食供应证来“验明正身”，粮票回收后，工作人员会把粮票贴在报纸上，攒满一张报纸后，再刷上一种特殊的紫色涂料，防止被人重复使用。在南方一些地区，粮票被人们视为生命票，当时下发各区县的粮票都有专门的运票车运送，还有武警押运，回收的粮票也有专人清点，每半年送到造纸厂销毁一次，负责监督销毁的人要看着所有粮票打成纸浆才能离去。
上世纪80年代初的北京，居民物质生活水平不高。朱光荣说，因为缺乏副食供应，人们的肚中很难存下油水，有的人家里甚至吃了上顿就惦记下顿。一般人家未到月底,家里的粮食就吃空了，“粮票刚好够花，根本攒不下来”。
这种情况下，被俗称为“粮本”的粮食供应证，和户口、结婚证变得同等重要，往往被珍藏家中，束之高阁。没有粮本就无处买粮，某种意义上，这个黄皮黑字的粮本就成为了吃饭的护照。那时，朱光荣觉得在粮店工作光荣且有面子，“大家都不敢得罪粮店的人，社会地位较高”。因为工作努力，1981年，他被任命为四区粮店的经理。
在朱光荣当粮店经理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北京的商品市场处于萧条阶段。每逢秋天，北京的大街小巷内开始堆满大白菜，每一棵白菜都成为居民家中珍贵的储备。
建国初期，因为商品供应不足，票证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随着经济发展，票证的种类有所减少。此后，国家经历了十年动乱，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紧缺，“文革”后，票证的种类又多了起来。80年代初的中国是一个票证疯狂的年代。各地的商品票证通常分为“吃、穿、用”这三大类。食品类除了各种粮油票外，还有猪牛羊肉票、鸡鸭鱼肉票、各类蛋票、糖票、豆制品票及蔬菜票等。服装和用品类的票证更为繁多。从汗衫票、背心票、布鞋票到手帕、肥皂、手纸、洗衣粉、火柴票等，应有尽有。一些贵重物品，如电器、自行车、手表更是一票难求。
票证的种类五花八门，涉及各个领域。什么样的商品就用对应的票证去购买，对号入座，缺一不可。为了管理这些名目繁多的票证，部分地方的商业局还设立票证管理办公室，专人负责票证发放。
在朱光荣的记忆中，80年代初期，想吃一次鱼或者糖果，只能等到春节。那时，食品供应点前总要排起长龙。因为是凭票供应，所以人人有份。对于买到手的冷冻带鱼和过期糖果，也不会有人抱怨，反而会当作宝贝一样珍藏起来，准备用来款待拜年的客人。
在当时的北京，因为旅游业的缘故，在西单商场有时还可以买到“高级点心”和“高级糖”。和平里的老居民告诉记者，所谓“高级”，不过是水果糖和核桃酥之类的，而且一市斤要五元钱；和一般职工每月四五十元的工资相比，价格昂贵，所以才称为“高级”，即使是这样，大家也不得不抢着买。朱光荣一个月的工资是52元，但这52元钱却不能随心所欲地购买商品，更别说买“高级点心”了。
因为市场商品的稀缺，那时的票证制度对保障供应、稳定人心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给人民生活带来严重不便。朱光荣说，当年人们想买短缺商品时，不仅需要攒钱，而且还需要凑够这些必需的票证，“像现在超市里什么东西都能买到，大商场里手表和电器泛滥成灾，以前是不能想象的”。
1985年，国家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有了松动，标志性事件是当年元旦，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规定“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有学者称，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次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1985年，朱光荣发现他的工作内容有了明显变化。首先，他们不用再挨户发放粮票了，取而代之的是东城区粮食局统一制作的粮票代存卡。居民购买粮食时，所用粮票直接从卡里扣除。
此外，在四区粮店内，开始有了议价粮出售。所谓的议价粮，是相比国家统一定价的平价粮而得名。议价粮由当地粮食机构进货并自主定价，价格可按市场需求浮动。
四区粮店内，除了平价粮柜台外，多出了议价粮柜台。议价粮的价格是平价粮粮价的一倍，但购买议价粮不受粮票限制。
此时，北京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因为计划生育的实行以及副食品的增多，居民在餐饮上不再是单纯地吃粮度日，每月粮票或多或少有了结余。即便家中突发状况，粮食不够吃，也可购买议价粮来补缺。
随着居民手头存积的粮票越来越多，粮票渐渐有了新的作用。人们把它当作一种流通货币，开始用粮票交易商品。
在种类繁多的粮票中，1955年由粮食部发行的全国通用粮票，是公认的“硬通货”。
朱光荣说，按照当时的规定，北京的粮票只能在北京使用，如果出差到外地，就必须用到全国粮票，“不然你到地方就买不到粮食，有可能挨饿”。
他说，当时对通用粮票的审批极为严格，如果出差到外地，只能按出差天数发放相应的通用粮票，开具时还需要所在单位的出差证明。因为这种严格的发放制度，通用粮票在地下市场内受到追捧。在当时的北京，一斤全国通用粮票价值0.2元。
1986年开始，一些南方的生意人开始在北京的小巷和胡同内销售铝盆和钢锅等物品。几十斤全国通用粮票就可以换来一个铝盆。随着市场的发展，这种地下交易越来越公开化，在一些大型自由市场内，用粮票换物已成公开的秘密。
除了商贩们青睐粮票，一些农民也选择用粮票交易。80年代末期，农民按照参加集体劳动的“工分”，可以分得“口粮”。当口粮不够吃时，农民选择了进城，用大米换取粗粮；或者用自家的鸡蛋和蔬菜，与城里人换粮票，以解决口粮不足的问题。一度“三斤粮票换一斤鸡蛋”成为自由市场内的潜规则。
对此，国家粮食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曾下发通知严厉打击。朱光荣说，在当时粮食局有专门的检查车辆，查抄倒卖粮票或者以粮票购物的行为。
然而，国家的禁令与手段并未起到应有的效果。随着农民的收成不断提高，更多的农民把目光望向城市。他们希望用手中的粮食换来更好的生活。
1987年，西安话剧院根据社会普遍现象创作的小品《换大米》，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受到普遍欢迎。一夜之间，小品演员郭达走红全国。越来越多红高粱腔调的“换大米”吆喝声，响彻城市上空。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行，粮票作为计划经济的标志性产物变得愈发另类，政府部门开始研究是否应该取消粮票。
1984年，北京市停用牛奶供应证。1987年，北京市停用侨汇券。1991年，北京市停用糖票，并于第二年开始停用肉票（猪、牛、羊)，蛋票、肥皂票、居民购货证。
日起，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精神，取消了粮票和油票，实行粮油商品敞开供应。从此，伴随城镇居民40年历程的粮票、油票等各种票证完成了谢幕演出，转而进入了收藏者的藏册。1994年，全国各地基本取消粮票，票证时代彻底终结，捆绑在商品身上的枷锁终于打开。
当时，朱光荣已经调任至东城区地坛北里粮店就任经理。他说，在粮票取消时，店里的粮票代存卡上总计还有10余万斤粮票尚未领取。几乎一夜之间，陪伴朱光荣10余年的粮票销声匿迹。2000年，朱光荣买断了工龄，选择退休，离开了他工作了21年的国营粮店。此后，东城区粮食局下属的120余家国营粮店陆续关闭。朱光荣退休后，一度赋闲在家。他偶尔会去早市买菜或去超市购物。此时，无论是菜市场还是超市，购买商品时都早已不需要任何票证。
到1997年底，全国粮食企业亏损挂账和挤占挪用资金总计达2140亿元。巨额的粮食亏损和财务挂账，不仅使粮食企业生存维艰，而且银行和财政难以承受，国家也不堪重负。之所以出现上述局面，这是因为迄今国有粮食企业依然政企职能不分，产权界定模糊，存在着严重缺陷，诸如缺乏自主决策、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经营机制，等等。而且国有粮食企业冗员太多。
国营粮店的“国营”二字对消费者意味着价低、物美、安全这些看得见的实惠。但这些都是建立在国营职工长期以来成本观念薄弱的基础之上的。而且从长远看，“干好干坏一个样”的薪酬体系会削弱职工的敬业精神，最终也会影响到国企职工提供的产品的质量。对于职工来说，国营更像是沉重的包袱，它是和低工资相联系的。朱光荣所在的四区粮店，原来隶属于北京市东城区粮食局。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之后，东城区粮食局、物价局、副食公司共同组建了奥士凯集团，属于全民所有制企业。集团现在有1700多名退休职工，企业负担沉重。
日，奥士凯同日升粮行在东城区北新桥附近重新开张，成为东城区第一家“复活”的国营粮店。朱光荣从家中被返聘回同日升粮行，再次在粮店“上岗”。他的身份已经从当年的粮店经理变成杂粮专家。他用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向顾客介绍杂粮的保健知识。在同日升粮行开张之初，店方特意在店门口安置了展柜，将老粮店的标志性代表物“粮票”放置其中。四十年“粮票”年代
位于珠市口西大街的“大和恒”粮栈，始建于1919年，是北京唯一的一家老字号粮食企业。“大和恒”的招牌产品“小米面”、“三条腿玉米面”百年来深受百姓的欢迎，2011年已入选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大和恒粮行”也被评为“全国放心粮油销售示范店”。
2001年出版的《北京粮票史》的作者北京大和恒粮油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白少川，男，1941年生，北京市人。自1962年工作到退休，一直在粮食系统工作，粮店8年，密云县粮食局6年，北京市粮食公司22年。2001年，白少川在总经理的位置上一直干到退休。
成立于1978年的北京市粮食公司，由原粮食局的市镇管理处、储运处和供应处合并而来，专门负责粮票的印刷、发行、收缴、销毁和管理，以及粮食关系的转移。
几乎没有人质疑粮票在1953年至1993年，对中国人生活的关键性影响。就像没有人会说他可以不吃饭但依旧活着。整整40年，粮票浸润在北京人日常化的生活和精神里。方寸大小的一片薄纸，却代表着关系生死的吃饭权利。深刻体会过饥饿感的白少川，对已经转身走入历史的粮票，充满感情。
1953年北京粮店的公私合营，也就是刚开始使用粮票的时候。日，北京对面粉实行计划供应，定量分配，“面粉购买证”正式与北京人见面。
之所以实行这样的制度，是为了配合政务院半个月前刚刚通过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这种由国家垄断粮食收购和销售的粮食政策，在1953年出台，有着复杂的背景。
1949年1月，北京解放。连年战乱，很多市民家中缺粮。全市200多万人，吃粮主要靠外运。2月，国营粮食公司开业，以较低的价格向市民出售粮食。这让1000多家私人粮商看到了赚钱的机会。著名的粮老虎王振廷、田雨川，联合十几家大粮商，套购国家粮食，抢购拒售，趁华北地区受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