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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将卫立煌晚年后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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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卫立煌是国民党的将领，但他与共产党来往密切，这也使得虽然他是蒋介石“五虎上将”中最能打仗的一个，但也是最不能让蒋介石信任的将军。有人会问，那
虎将卫立煌晚年后悔吗是国民党的将领，但他与共产党来往密切，这也使得虽然他是蒋介石“五虎上将”中最能打仗的一个，但也是最不能让蒋介石信任的将军。有人会问，那样善待当时与自己势不两立的共产党员，从而使自己仕途受阻，甚至被蒋介石监视，做这么多，卫立煌晚年后悔吗？也有人想知道他究竟是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卧底，让我们来探究一下。卫立煌照片卫立煌的孙子卫智在接受采访时说，卫立煌并不是卧底，这在他写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中已经有了非常清晰明了的阐述。从卫立煌的文字中看，他晚年并不后悔，虽然被蒋介石怀疑，但他得到了共产党人的厚待，尤其是在上了年纪之后。卫立煌说，他之所以被蒋介石怀疑，是因为他支持联共抗敌，向八路军提供补给，这让蒋介石觉得卫立煌会破坏他“攘外必先安内”的阴谋，所以他会提早警惕蒋介石的一系列活动。从这些就能看出，卫立煌是一个爱国将领，他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才会做出那样的选择，最后抗战胜利，祖国统一，卫立煌晚年后悔吗？应该不会。晚年的生活也可以证明卫立煌晚年不后悔，他被周恩来等人接回大陆，还参加了1955年的国庆大典，具卫智说那段时间卫立煌的精神状态特别好。如果他后悔自己当年与共产党交往过密，怎么可能以这样的心态参加共产党举办的活动。所以，卫立煌并不后悔自己身为国民党将军时做的一切，他是爱国将领，值得受到人们的尊敬。辽沈战役中的卫立煌有什么功劳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迎来了短暂的和平时期，但是重庆谈判破裂后，国共开始了三年的内战。在三大战役中，辽沈战役是最早进行的战役。当时卫立煌正在国外考察，蒋介石本来是担心卫立煌心向共产党的，但是辽沈战役迫在眉睫，只能选用了身经百战的卫立煌。卫立煌图片辽沈战役中的卫立煌，实行坚守不出的战略，他把重兵放在沈阳，虽然东北各地的城市告急，但是卫立煌不派兵去营救。蒋介石对于卫立煌的战略决策十分失望，屡次指示卫立煌出兵解各地之围。卫立煌认为，只有坚守住几个大城市才可以保住东北，如果派兵与解放军作战，那么必然在东北要分散军队，会被解放军各个击破。蒋介石非常不满意卫立煌的策略，他亲自到北平督战。卫立煌派出为代表去听取蒋介石的指示。蒋介石提出只派少量军队驻守沈阳，大部分军队由廖耀湘指挥，南下锦州，与解放军进行决战。卫立煌明白了蒋介石的意思，蒋介石是要解除自己的兵权，这个时候的辽沈战役中的卫立煌已经变相地退出了指挥部。解放军重兵围困锦州的时候，蒋介石命令卫立煌携沈阳的守军前往锦州救援，卫立煌拒不执行命令，认为沈阳的兵力只能自保，如果去救锦州，那么沈阳也会丢失。蒋介石无法，只得派遣葫芦岛的兵力前往锦州救援，但是锦州在没有等到救兵之前已经被解放军攻陷了。锦州失陷后，沈阳与葫芦岛相继失陷，卫立煌携带家眷回到南京。蒋介石将东北失败的责任加到了卫立煌身上，卫立煌被关押到监狱。辽沈战役中的卫立煌没有错，却要为蒋介石做替罪羊。虎将卫立煌子女是谁卫立煌是中华民国的高级将领，在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中，被称为“虎将”，也是真正能担得起这一称号的将领。他指挥了著名的“忻口会战”，直接破坏了日军的作战计划，给了日本侵略者极大的打击。卫立煌作战勇猛，指挥有方，可以说是国民党军队中最能干的将领，跟共产党的关系也很密切。卫立煌照片史料记载，卫立煌结过四次婚，前两次的都是父母包办，而朱韵珩才是真正与他情投意合，对他的事业有较大帮助的女人，他们育有一女——卫道蕴。卫立煌子女较多，还有三个儿子——卫道然、卫道熙、卫道杰，卫立煌子女并不像他那么有名。卫道然是卫立煌最小的儿子，年幼时他就跟着父亲南征北战，经历了大大小小许多战争。1960年，卫立煌去世，在周恩来总理的建议下，卫道然和夫人一起回国。他曾经是英国远东航空学院的优等生，本可以在国外过上优越的生活。但由于当时的种种限制和政策，他未能从事与自己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后来，卫道然去了北京市汽修公司，在那里兢兢业业，做了一辈子。如今，卫立煌的子女有的已经去世，小儿子卫道然也已年过古稀。卫道然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参加了很多相关会议，也提出了很多中肯的建议。现在的他在北京的小四合院里享受着自己的生活，乐天知命，颐养天年，生活得简单而又安逸。卫立煌子女的一生并不像他们的父亲那样跌宕起伏，而是像普通人那样，忙碌而又平凡，这或许也是和平年代里最好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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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新组建的中国远征军（1943年2月～1945年5月,下辖1942年5月初就在扼守怒江东岸的国民革命军11集团军、1943年2月奉命调来的20集团军和重新组建的中国远征军的直属部队国民革命军第8军及其他部队，这支部队约20万人）1943年2月由陈诚将军重新组建“中国远征军（第二次）”，并担任总司令长官；11月由于种种原因辞职，中国远征军（第二次）总司令长官由撤销了军衔，在成都赋闲的卫立煌将军接任。
陈诚——中国远征军（第二次）总司令长官（1943年3月～11月）
陈诚，字辞修，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人，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历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中华民国行政院长，中华民国副总统等职。
陈诚主政台湾期间，在民生、军事、经济各方面皆有政绩，对稳定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台统治作用甚大，台湾民众称呼其为陈诚伯。陈诚是蒋介石的亲信，也是自黄埔军校成立后蒋介石执政的心腹之一，有小委员长之称。中华民国国军内部由陈诚领导的派系亦有土木系之称。
陈诚（日～日）男，浙江省青田县高市乡外村人，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1947.2)，军事统帅。
陈诚出身于书香门第，父应麟，字希文，是位前清秀才；母洪氏，名不详。均是浙江青田县人氏。陈诚从小除了在父亲的督导下识字念书外，还下农田帮助家庭干农活，这使得他对中国的农村问题有深刻的体会和认识。同时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质和毅力，这对他后来与士兵同甘共苦的军事生涯有莫大的帮助。同时也使他成为日后在中国农村实施“二五减租”的第一人。后来在台湾，他更是把中国几千年来“耕者有其田”的美好幻想变成了现实。
陈诚祖父陈锦云、曾祖父陈贵芬、高曾祖父陈生善，均以耕种为业。父亲陈希文，晚清秀才，家有薄田，但不甚富有。“戊戌维新”后，改习新学，毕业于杭州初级师范学校，任教于青田县初级小学，后升任校长。叔父陈一鹏，系前清贡生。母亲洪氏，性甚节俭，勤于家务，生有三男一女，陈诚居长，次子正修，幼子勉修，女佚名。她85岁那年，寿终于台北。
幼年时期幼年时的陈诚，体弱多病，直到八岁才从堂伯父课读。翌年，进了青田县高市小学。课余常和村里一班少年朋友上山砍柴，赶牛吃草，下地劳动，到江边游泳，体质渐强。他性格倔强，非常调皮，跟人斗殴，从来都不服输。经常背后插着四面令旗，三个跟斗便到台前，村里人说他象个戏台上的武生。因调皮出格，常被父亲痛骂，但却天资聪明，读书成绩优良。距高市三华里许，有一名胜古迹石门洞，高峰插云，飞瀑奔泻，风物绮丽。山上有座“刘文成公祠”，据传是明朝开国元勋刘基(刘伯温)读书的地方。陈诚经常去那里游玩，每听到老人讲述刘伯温辅佐明太祖朱元璋打天下，建立大明朝野史逸事时，即为之神往。他则取了个“石叟”的别名，矢志以刘伯温自勉。
1912年，陈诚小学毕业后，他父亲考虑家庭经济拮据，打算留他在家里经营小本生意，佐理家务，让其弟弟正修考中学。但陈诚却力图以求学来改变自己的处境，便自作主张，先在家温习功课一年，然后瞒着父母，以出外做小买卖为名，步行一百多里，来到处州(今丽水)莲城书院投考，被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录取。他父亲只好改变初衷，让他继续念书。在学校里，他爱好体育，单杠、双杠、木马、足球、哑铃操都会两下子，特别喜欢棍棒，每天早晨都要锻炼一番臂力。在一次全校性运动会上，他翻单杠还得了第一名。
1917年，陈诚在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第二期毕业。刚好，青田县敬业高等小学缺少体育教师，其父亲又是该校校长，有的教师知道陈诚体育不错，便建议让他补这个缺。但他父亲严肃拒绝：“那怎么成?我身为一校之主，怎么可以利用职权录用自己的儿子呢?若是这样做，岂非被人抓住谋私利的笑柄吗?”结果没有去成。
正当陈诚为前途无着而苦恼的时候，他父亲的老朋友、同乡杜志远将军当选为国会议员，北上就职，途经杭州。他即上门拜访，请求父执提携。杜看到这个朋友的后辈找不到出路，又念他年轻，便带往北京。陈诚借了一张处州中学的毕业文凭，冒名顶替报考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但因考试成绩差，身材矮小，不能录取。后经杜志远向陆军部军学司司长、主试官魏宗翰疏通，于1919年以备取生名义进了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直皖战争爆发后，军校停办。他南下广州，在新建粤军第一师第三团服务，并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不久，保定军校复课，仍回校继续肄业。
1922年6月，陈诚在保定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绍兴的浙军第二旅第六团三连当见习官。不久，补为少尉排长。他看到干了两年还没有晋升，便觉得在浙军中，没有后台，很难有所作为，决计另找出路。这年，邓演达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到上海罗致军官，在广州大本营组建新军。陈诚从老乡那里得到这一消息后很高兴，因在保定军校学习时，与邓演达有过一段师生之谊。他即向团部请假，没有批准，便不顾军纪的约束，径白跑到上海投奔邓演达。12月，随邓到了广州。当时，邓演达在粤军第一师第三团任团长，陈诚被派为上尉副官，旋任上尉连长，担负孙中山大元帅府的警卫。
1923年4月，桂军司令沈鸿英暗中勾结北洋军阀政府，发动叛乱。5月，陈诚随孙中山出征西江，在肇庆与桂军冯葆初部作战中，胸部中弹，进医院治疗。时任粤军参谋长的蒋介石适来肇庆，乘便赴医院慰问伤员，对陈诚抚慰有加。此为陈诚第一次认识蒋介石。
蒋介石与陈诚
1924年6月，黄埔军校正式建立。陈诚被该校教练部副主任邓演达、学生队副总队长援引，于9月调到学校任上尉特别官佐(即候差军官)，担任教育副官之职。
1925年，学校设炮兵科，因陈诚系保定军校炮科出身，就改任炮兵科教官，兼炮兵队区队长。有一次，他跟邓演达访友归营，见天将黎明，不能再睡，便读起&三民主义&
。校长蒋介石巡视路过，发现他正襟危坐，聚精会神恭读，便停步问道：“你叫什么名字?”陈诚抬头一看，是蒋校长，立即立正回答。随后，蒋介石又接连问：“孙总理倡导的三民主义是什么?”“你记得本校开学时总理对本校师生的训词吗?”陈诚挺着胸脯，都一一背了出来。蒋介石听了连连点头，拍拍陈诚的肩：“好的，好的。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你努力吧!”
1926年元旦，黄埔军校成立炮兵营。陈诚被蒋介石命为第一连连长。2月，参加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15日拂晓，攻击淡水城的战斗打响，蒋介石亲自在炮兵阵地上督战。陈诚指挥炮兵，猛烈轰击，命中目标，摧毁城墙多处，由教导第—、第二团官兵组成的奋勇队随即从缺口发起冲击，攻下淡水城。东征初战告捷，陈诚的炮连受到蒋介石的赞许。
3月12日拂晓，陈炯明的林虎部，乘右翼的东征军久战疲惫，大举反攻，与教导第一团激战于棉湖。当时，教导第一团以千余之兵力，独挡二万多之敌，情况十分险恶。在指挥所督战的蒋介石看到陈炯明部步步逼近，焦急地和苏联顾问鲍罗廷驱车赶到炮兵阵地，气得冲着陈诚吼道：“娘希匹，你的几门山炮都哑了吗?你这个炮兵连长也不想想办法，把炮架起来打打看！”右臂挂了彩的陈诚，一咬牙上了炮台，亲自将炮瞄向陈炯明的城垛指挥所，连开三炮，发发炮弹都在陈的大本营中开花。全连炮兵看到连长打响了，个个抖擞精神，向敌军开炮，阻止敌军的进攻。在指挥所的蒋介石从观察镜里看到敌军被炮火轰散，四处奔逃，高兴地对鲍罗廷说：“这个连长不错，打得准！”再次得到蒋介石的赞赏。
5月底，东征军回师广州。刚刚步入军界的陈诚，获得了“三炮起家"的美称，觉得日后跟着蒋介石有奔头。正当他洋洋得意之际，突然接到家母的电报：“辞修吾儿，你父病逝，迅速回乡治丧。”当时，他很矛盾，既担心回乡治丧会影响自己的前程；又怕不回去，落个不孝子孙的名声。思前顾后，还是请假回了老家。料理父亲丧事后，因伤未痊愈，没有和妻子同房，引起妻子猜疑，认为他作了官，有外遇，看不起土里土气的山里老婆，便愤而用剪刀刺喉自杀，后送医院救治未死。陈诚见家里接连出事，十分灰心，不想回广东，跑到杭州请求省长夏超在警界找一个位置，可是没有被录用，只得再回广州炮兵营。
6月，陈诚奉命参加平定桂军刘震寰部和滇军杨希闵部的叛乱。13日，败退增城的杨希闵部胡思舜旅，突然回师广州，反攻观音山。正率炮连在北校场出操的陈诚，见事态危急，当机立断，命炮兵向滇军轰击，首发击倒胡旅的军旗，敌军惊恐，四散奔逃。黄埔教导团闻警赶去，将胡旅歼灭。
9月，国民党政府为统一广东计，进行第二次东征，彻底消灭陈炯明部。10月14日，在攻克号称天险的惠州城战役中，陈诚眼看先锋队接近城垛时，受敌之侧防火力点阻击，死伤枕藉，便亲率山炮一连，推进到北门外距城楼约四百米处，直接瞄准轰击，将敌侧防机枪火力点悉数摧毁，掩护登城部队攻克惠州，立下了战功，获赏银五百元。这时，他更受到蒋介石的器重，被提升为炮兵第二营营长。次年春，邓演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严重任教练部主任，陈诚被调任炮兵科长。6月，又升任严重的第一补充师筹备处主任兼第三团团长。
陈诚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后，陈诚率第三团随东路军第二纵队进军江西赣州。不久，第一补充师改番号为第二十一师，第三团也改为第六十三团。他仍任该团上校团长。
1927年1月，第二十一师进抵浙江衢州，担任中路作战任务，在龙游、兰溪一带，与孙传芳、孟昭月部展开激战。2月中旬，退据杭州。喘息稍定的孟部，复图反攻。陈诚率第六十三团在桐庐西北浪石埠过江，与敌三师之众背水苦战数日，伤亡巨大。后来，他带领一支特务队，在深夜突袭敌之司令部。敌军不知虚实，自相惊扰，仓皇退走。第二十一师乘势追击，克服新登，继入杭州，浙江乃定。
浙江底定后，北伐军分三路进攻苏皖。第二十一师随东路军取淞沪，陈诚率第六十三团攻占吴江。3月22日，乘夜攻克苏州，复下松江，在常熟东门外河下截击直鲁军毕庶澄轻重部队和军官教导团，俘获甚众。4月7日，第二十一师进驻南京。随即，他因功升任第二十一师少将副师长，仍兼第六十三团团长。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这天，陈诚来到师长严重官邸打听时局，请求方略。严说：“我要解甲归田。你自己拿定主意吧。”他想起自己到黄埔军校以来，受到蒋介石的赏识，觉得蒋“登龙有术”，政变“必有成功之可能”。当受蒋召见时，即表示说：“要与钧座共进退，坚决拥护总司令的英明决策！”
严重不愿随蒋倒行逆施，乃托病请假，保荐陈诚升代第二十一师师长。第二天，他又前往谒严，说：“现在凡是积极肯干的就被视为共产党，这样谁还敢于！”继又含着眼泪说：“师长，你走了，我是没法子干的。”严慰勉他说：“这是一支革命的部队，你要好好地维持下去；我虽然离开，当尽力帮你的忙。”
5月，蒋介石继续“北伐”。陈诚奉命率第二十一师由镇江渡江北上，相继占领清江浦、海州、徐州等地。6月下旬，奉调回师南京。这时，唐生智挥师东下讨蒋。陈诚又率部前往徐州云龙山一线，掩护“北伐”军总退却，受到蒋介石的嘉许。7月，年仅三十岁的陈诚被提升为第二十一师师长。
8月，李宗仁的第七军、何应钦的第一军在龙潭、栖霞一带，与孙传芳的六个师展开激战。第二十一师奉何应钦命令，赶往下蜀迎击孙部。刚好，陈诚胃病发作，只得坐着轿子上前线督战。在龙潭战役后，第二十一师开往苏州整训。这时，有人向何应钦报告，说陈诚坐轿上阵不成体统。副师长孙常钧也拉拢王敬久等黄埔一期同学倒陈。10月，陈诚就被何应钦免去师长职务。他很不服气，认为自己抱病上阵，打了胜仗，不但无功，反而受过，深怪何应钦排斥异己，对人发牢骚说：“蒋介石的下野，也是被何应钦联络白崇禧的桂军逼走的。他们对浙籍军人，是要排挤的。”从此，他与何结下了芥蒂。
这时，严重正在南京任军委会军政厅长。陈诚接受同乡的意见，立即去南京找严重。后经严向何应钦代为解释误会，并由严保荐，就任军政厅副厅长，兼任上海办事处主任，旋任代厅长。但他与何应钦合不来，很少去南京，大部分时间在上海、苏州“养病”
1928年3月，复职不久的蒋介石，任命陈诚为总司令部的中将警卫司令，兼炮兵指挥官。下辖警卫第一团、第二团、第三团，以及宪兵第一、二团；还指挥炮兵第一、二团。其实力比一个军还雄厚。
陈诚从进黄埔军校到参加北伐战争，仅仅四年的时间，就由一个上尉特别官佐升到中将警卫司令。同时，他与黄埔军校同学建立了紧密联系。第二期炮兵大队学生在他的炮兵连见习，第四期炮兵大队学生与他系师生关系。这就为他在黄埔系中形成一个军事集团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年8月，第一集团军整编为六个师。蒋介石见五个师长系黄埔教官，只有第十一师师长曹万顺是北伐初期投诚过来的，便任命陈诚为该师副师长，以便暗中加以控制。但陈诚闻讯后，大为不满，愤而出走上海。蒋特派随从副官把他找回南京，当面“交底”。经过一番面交，陈诚才于9月上旬到浦口就职。他对师长表面上很恭顺，办事认真，以身作则。还采取措施整顿纪律，严禁嫖赌，并与师部官佐共进早餐，以期改变风气。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第十一师受第四军军长张发奎指挥。陈诚与罗卓英负责拟定作战计划，协助师长率部分部队经瑞昌、武宁，越过九官山、通山、威宁，进入武汉。他还亲赴汉口的桥口、武昌的南湖督训部队。4月，出敌不意，进兵贺胜桥，将桂系与湘鄂的联络截断，致武汉顿陷孤立。这时，冯玉祥部虎踞中原。第十一师又奉蒋介石命令，于5月开往鄂北的襄、樊等战略要地驻防。不久，师长曹万顺因处事失当，被调任新编第一师师长，陈诚即升任师长。
陈诚一上任就对第十一师进行整顿。他公开提出选拔使用干部的条件是“不贪财，不怕死”，会带兵，能打仗，没有不良嗜好，忠于蒋介石，服从其命令。他大量罗致黄埔学生，用为中、下级干部，裁汰曹万顺的旧部。随即将曹万顺的部队缩编成四个团，加上自己任警备司令时的两个警卫团，编成两旅六团制。同时，对部队加强整训，提高作战能力。
10月，冯玉祥部东出潼关，进兵洛阳。蒋介石兵分两路迎击。陈诚受第二路总指挥刘峙节制，率领第十一师扼守襄阳、南漳。在襄阳城郊与冯军激战两天，将张维玺部击败。随即，令第三十一旅、第三十二旅分别向草店、均县追击，直到冯军向白河、安康退去。
蒋、冯战争刚一结束，在河南抗击冯军的第五路军总指挥唐生智，于12月1日在郑州通电反蒋。陈诚即派副师长罗卓英赶赴湖南，说服何健部旅长王东原按兵不动，以解除蒋介石驻武汉部队的南顾之忧，调兵北上参加讨唐。同时，迅速率领第十一师从鄂北豫南北上，兼程赶到确山以东之刘店一线，协同刘峙部与唐军作战。一天，唐军骑兵袭击第十一师指挥所，他亲率特务营参加战斗。刚好第六十六团自信阳押运弹药赶到，加上第一师丁德隆团增援，才将唐军骑兵击退。在战斗中，陈诚帧知唐军中有三个师的广西部队军心涣散，便派人前往劝降，使其中一个师投诚。唐军溃败后，第十一师追击到临颍，才折回信阳。
1930年初，第十一师开赴武汉。2月间，陈诚派部队将驻武昌的曹万顺之残部第六十六团包围，实施武力解散，将军官资遣回籍，士兵则拨补第十一师所管辖各团。
4月，又奉蒋介石命令，收编湖北的徐声钰独立第十三旅，将第十一师由原来的两旅六团扩充为三旅九团制的甲种师，实力大为增强。
5月，中原大战爆发。陈诚的第十一师属刘峙的第二军团战斗序列。9日，蒋介石令全线发起攻击后，他率部攻占马牧集，连克宁陵、睢县。继而西进，攻击兰封、杞县之间的杨固集、柿园集。这时，几经进攻兰封、杞县的蒋介石部队，遭到晋军依托坚固工事的抗击，伤亡很大。陈诚便自告奋勇，采用中间突破战术，企图在杨固集打开缺口，再向两翼卷击。但猛攻两天，迄未得手。随后，他又协同蒋鼎文、赵观涛师向左翼推进，却遭到孙良诚、吉鸿昌等部从杞县方面的阻击，连攻数日，也无进展。后又从杞县以南迂回，企图经通许、陈留奇袭开封，也遭到庞炳勋、梁冠英等部的抵抗，在魏寨、陈庄一带展开了争夺战。6月24日，第六十一团阵地被梁冠英部夜袭失守。6月25日，陈诚即令旅长李默庵督第六十一、六十二团反攻，激战终日，伤亡很大未能攻下。李默庵肾囊中弹，对陈诚说：“陈庄失守，应由刘团长负责”。团长刘天铎是刘峙之侄，陈诚置各方面说情不理，经报请蒋介石同意，立即执行枪决。
6月底，蒋介石发现冯军“诱敌深入”的企图，急令刘峙将部队撤回睢县、河堤岭一线。7月土日，陈诚奉蒋介石命令，率第十一师开往津浦线，参加对晋军作战。这时，晋军张荫梧、傅作义两路军，从平津南下，围攻曲阜，企图直抵徐州。他带领全师部队，每天以一百二十华里的速度，赶到兖州，直趋曲阜，与守城部队内外夹击，将晋军的李生达第四军击溃，解了曲阜之围。7月底，总攻开始后，他又率部相继击溃晋军丰玉玺部，进占宫里、楼德镇；击溃李生达军，进占莲花峪、华丰、磁窑，激战傅作义部，攻占界首，白马寺。随即，沿铁路线，经万德、张夏、崮山、党家庄，向济南追击。8月15日，在蒋光鼐、蔡廷锴之第六十一师、第六十师之后进入济南。
克复济南后，津浦线战事告一段落，蒋介石犒赏各军。第十一师领到奖金二万元，陈诚晋升为第十八军军长，仍兼第十一师师长。时年三十四岁，人以“童子军”相称。
8月下旬。蒋、冯、阎在郑州展开决战。郑州是中原之心脏，为兵家必争之地。蒋介石集中主力加紧攻击。陈诚与夏斗寅师，奉蒋之命，编为一个纵队，担任前锋穿插任务。9月6日，总攻开始。他和夏斗寅带领部队，以郑州为目标，运用锥形战术，从西华、鄢陵和临颍、许昌的中间地区向北挺进，大胆实施钻袭。夏师到五女店受阻。陈诚在占领石象镇后，以一部夜袭和尚桥，钻进到董家店，前后纵深七十里。吉鸿昌等部向蒋投诚后，陈诚部继续钻进到洧川附近，将冯军郑州的外围阵地分割得支离破碎。蒋介石即命各部急速攻击前进。
这时，忽然传来郑州密报：“敌将全线撤退”。时新郑仍在敌手，人皆以为不可轻信。而陈诚研判当面敌情，认为非虚，便超越新郑，督师兼程猛进。为了抢先占领郑州，向蒋介石报捷，他事先拟好电报稿，并派附员石心志随肖乾前卫团跟进。10月6日，肖团在二里岗击溃冯军的掩护部队后，便跑步由郑州南门入城。这时，已近黄昏，石心志看到占领郑州已成定局，便飞驰回到师部。陈诚立即填上时间发出告捷电报。当日黄昏，上官云相的第四十六师的便衣队也搜索到郑州东站，但没有进城。
蒋介石收到第十一师先占领郑州的电报大悦，说：“子牧集开战胜之端，曲阜挽垂危之局，郑州结胜利之果。”当即发给奖金二十万元。陈诚为了表示“不称功，不贪财”，给蒋回报说：“职师得以首先占领郑州，上赖钧座指挥有方，下靠官兵用命和友军协助之力，赏金不敢独受，拟分半数给四十六师。”他将所得十万元，发给每个官兵二元，约用去四万元，其余收作公积金。后来创办了“十八军南通残废军人工厂”和“吉安农场”，以收容残废军人和老弱士兵。这样，既拉了上官云相一把，又博得了蒋介石的信任。
这年11月，陈诚以观操武官身份，陪同蒋介石前往日本观看军事演习。还参观了军事学校，访问了侨界，使政治身价大为提高。
1931年初，陈诚将教导第三师改编为第十四师，归第十八军建制，自兼师长，周至柔任副师长，罗卓英任第十一师师长，形成了陈诚军事集团的基础。不久，开赴武汉，分驻鄂南、鄂东和平汉南段。
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一、二次“围剿”失败后，于1931年7月亲任总司令，坐镇南昌指挥第三次“围剿”。陈诚受任追击军第二路指挥官，带领第十八军从湖北开到江西抚州前线。当时，红军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薄弱，乘胜追击”的作战方针，与国民党部队展开“盘旋式"运动战。他指挥第十八军在南城、黎川、广昌、永丰、吉水、宁都、兴国等地，来回奔驰了两个多月，没有找到红军主力的踪迹，搞得精疲力竭，“胖的拖瘦，瘦的拖病，病的拖死”。9月初，撤到吉安。
在这期间，陈诚以种种借口，采取各种手段，收编杂牌部队，进一步扩充实力。9月，他奉命接过被红军打垮了的第五十二师番号，以第十一师独立旅和第十四师攻城旅编成一个师，自兼师长，升任周至柔为第十四师师长。不久，又以两个旅和两个团的兵力，对驻吉安西南地区的第四十三师采取包围态势，威逼其师长郭华宗离开，任刘绍先为师长，归第十八军建制。后来，按照蒋介石的授意，将川军张英的第五十九师包围于永丰，除李弥团逃往抚州外，其余全部缴械。经过两年多时间，第十八军就扩充到五个师，二十九个团。
1932年冬，蒋介石陆续调集三个多个师的兵力，开始部署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
1933年1月，陈诚从南京回到杭州做准备。为了有利于军事的进行，他提出实行所谓“限田制度”，采用向地主赎买土地的方法，实现其“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他认为，自国民党执政以来，对于孙中山先生在民生主义中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迄未实现，而共产党，红军在江西。打土豪，分田地”，深得农民的拥护。因此，他要求江西省政府先作局部实验，但被省主席熊式辉所拒绝。
1月底，陈诚任中路军总指挥，以第五军军长罗卓英指挥的第一纵队、第四军军长吴奇伟指挥的箅二纵队、第八军军长赵观祷指挥的第三纵队，为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突击力量，采取“齐头并进，分进合击”的方针，企图消灭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尔后进击广昌。当时，红一方面军奉命进攻敌人重兵设防的南丰县城，以击破第四次“围剿”。陈诚获悉这一情报后，令南丰守军第八师据城冈守，同时急令其所属各纵队迅速增援，企图合围红军于南丰城下。但红军已采取退却步骤，撤围南丰。陈诚的第二、第三纵队被红军的一部吸引到黎川方向。
2月26日，第一纵队为配合主力寻歼红军于黎川地区，以右翼第二师、第五十九师，取道永丰、乐安，分两路向宜黄南部的黄陂地区并进，将整个右侧翼暴露在红军面前。第二天，其第五十二师行抵黄陂、蛟湖附近时，突然受到红军拦腰攻击，被截成数段。经过两天激战，全被歼灭，师长李明负伤被俘。第五十二师被歼灭的第二天，第五十九师东进至霍源附近与红军接触。师长陈明骥受陈诚指令率部亡命冲击，结果全师大部被歼，师长亦作了红军的俘虏。
3月中旬，陈诚改变部署，将六个师编成两个纵队，分前后两个梯队，由宜黄经东陂、甘竹向广昌进发，寻求红军主力决战。红一方面军以小部兵力在广昌西北担任阻击，吸引敌人；主力隐蔽集结于敌人右侧的洛口、东韶、南团，小布地区待机。3月20日黄昏，陈诚的后续梯队第十一师进至草苔冈、徐庄一线，与前梯队相距近百里。这时，罗卓英率第五十九师残部温良旅也到达东陂以北五里牌，判断红军似在等待其主力的来到，而草苔冈地区又不利，即电令第十一师连夜撤回五里牌，但师长肖乾怕官兵疲劳，不肯撤回。21日拂晓，就被红军一、三、五、七、九军团全力围攻，伤亡过半，剩下不到三千人。至此，第四次“围剿”即被打破。蒋介石不得不承认，“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第四次“围剿”失败后，陈诚遭到同僚各方面的攻讦。何应钦大骂陈诚饭桶，逼蒋介石严处。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电告蒋说：“辞修骄横，目中无人，不听劝阻，惨遭失败，其责非浅，望委座撤销他全职，改编十八军。”顾祝同、杨永泰也趁机向陈诚发难。蒋为避免国民党军内部离心倾向的进一步发展，便给了陈诚降一级、记大过一次的处分。陈诚觉得威信扫地，无颜见人，不得不打电报给蒋介石辞去本兼各职，并撤销中路军总部。不待回电，即从抚州回南昌私寓，闭门不出，任凭同僚对他攻击。陈诚回南昌，好几天不去谒蒋，蒋介石也不便召陈。南昌行营参谋长贺国光见此情况，心里很着急：蒋、陈不见面，将影响前方战局。揣摩蒋意，前方指挥非陈莫属。于是，便去与谭祥商量，请她邀请陈诚外出散步，就便去看望宋美龄。这天晚上，陈诚携同谭祥来到宋美龄公寓，相互寒暄不久，蒋介石即出见，笑着与陈握手，说：“这个，此次围剿失利，责任在我，你就不必多介意了。”陈诚一听很感激，说道：“我没为你争光。”这时，蒋介石向陈诚出示熊式辉的密件。陈诚一看怒火中烧，说：“委座如不需要十八军，请干脆撤销此番号，何必改成三师八团?否则，悉凭钧裁。"蒋却对他说：“予以改编为两军八师”。他听说十八军的实力反比惨败前大长，才转怒为喜，与蒋谈起第五次“围剿”红军计划。蒋介石采纳了他的建议，说：“辞修，这回你要重整旗鼓，整编好十八军，再由你出任总指挥。”
5月，陈诚回到杭州，拟订了两个方案，即：“继续进攻”和“分区清剿”，请蒋介石决定。蒋估计到当时的部队“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进攻之力”，便决定采用“分区”方案，以整顿态势。为了适应军事形势，陈诚将总指挥部移驻崇仁，主力仍摆在中路军方面，调罗卓英回第十八军任副军长。他从适应山地战的特点出发，把该军两旅六团制的师，改编成三团制的师，建议蒋介石恢复第五军建制，并保荐薛岳任该军军长；将吴奇伟所率张发奎的第四军，由两千多人扩充为三团制的两个师。经过整顿，在第四次“围剿”中严重受挫的陈诚军事系统的实力，又得到恢复和扩充。
7月，蒋介石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自兼团长，陈诚任副团长，抽调在江西的国民党部队团长以下军官受训两个星期，以加强思想教育，鼓舞士气，并抽调部分副师长、旅长担任营长。陈诚一上庐山就立即表示，要以“决死的精神”，痛改错误，克服堕落，从颓丧中振奋起来，为蒋介石效力。他负实际责任处理军训团的重要事务，协调顾问、教官和营长的工作，指挥政治和军事训练的正常进行，侍奉经常来团训话的蒋介石和来团观察的其他党政要人，对教官和学员作精神和军训讲话。在这期间，陈诚先后作了三十多次讲演、训话，强调要“服从统帅”，“信仰领袖”。在《军队政训工作之检视》训话中指出：“我们认识领袖，信仰领袖，并不想利用领袖。”他把蒋介石比作“一块宝石”，说：“大家都是爱护宝石的，可是爱护宝石的出发点各人有不同，珠宝商想把它做成装饰品去赚钱，强盗想把它抢去变卖发财，只有正人君子，才能以晶莹坚润的宝石之种种德性为法而涵养其高贵的人格，完成其事业。”要求学员凡听到“蒋总司令”、“蒋委员长”时，要立即肃静立正。在讲演中，还宣传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方针。他说：虽然有许多的同志、朋友来信指责，也只好求近舍远，先打了红军再说。同时，多方罗致文人，特别是国外留学生，以充实政治方面的班底。至9月上旬，办了三期，受训人员达七千五百九十八人。
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兵力，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陈诚奉派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辖第五、第七、第八三个纵队，将第三路军总部和第十八军军部移驻南城。在“围剿”中，他恪守“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的指挥原则。并把新定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修碉筑路，逐步推进”的作战方略，简括成“封锁围进，配合迫进，逐步稳进，乘虚突进”四句话，以便官兵易懂易记。同时，先后在中央苏区周围筑起碉堡二千九百多座，配合乡村所实行的保甲制度，构成对苏区的严密封锁。
正值陈诚部开始向苏区步步逼进时，“福建事件”发生。蒋介石亲赴南城，与陈诚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督师向第十九路军进攻，可是顾虑重重，害怕红军支援第十九路军。过了数日，获悉红军不与十九路军合作，才放下沉重的“包袱”。他对蒋说：“这下子不怕了，十九路军是号称五个军，实则每军不过六个团，总计三十个团，即使能战，其力亦甚有限，故闽变不足虑。我们还耍乘势反攻红军，把他们赶出江西。”
黎川为闽赣两省之交通孔道，握赣之东北与东南、及闽西北之枢纽，东连光泽、邵武，南达建宁，北出金溪、资溪，以窥抚州，是红军控制三年之久的战略要地。为截断闽赣两省红军的联系，陈诚先命薛岳率领五个师占领东坪墟，进攻营前之红三军团。12月，令薛部东进黎川，修筑熊村、湖坊、黄土关、杉关、邵武、光泽、飞鸢、洵口等地碉堡线。
1934年初，又命第十八军修筑硝石到黎川的公路。1月下旬，将总部移驻黎川。随即，赴东山指挥各部相继攻占德胜关、狮子岭、横村、樟村，以及闽赣交界的朝天隘、茶花隘、寨头等武夷山岭线。
3月问，陈诚调集三十三个团，在空军配合下，与红军林彪部的二十七个团展开激战，夺取赣南重镇广昌。接着，又攻占建宁、石城等地。这时，蒋介石决定筹办庐山训练团，陈诚奉调去庐山，担任训练团副团长，前方军事由罗卓英代理。这个训练团从7月初开始，每期四周。除西南、西北等地方军队外，均抽调少校以上军官轮流受训，以军长、总指挥担任营长，师长担任连长，副师长、旅长担任连附、排长。先后办了三期，于9月底结束。
10月6日，陈诚回到广昌总部，立即召集师长商谈当前形势。他在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时说：“困处于赣南狭小地区的红军，似有向南或向西突围模样。希望大家最后努力，以竟全功。”不久，他抵宁都，得知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便保荐薛岳为“追剿”军前敌总指挥，率吴奇伟、周浑元等三个军，及万耀煌的第十三师追击。自任驻赣预备军总指挥。
1935年3月，蒋介石在武昌成立军委会委员长行营陆军整理处，综理陆军整理事宜。陈诚被任命为这个处的处长。他一面派员到附近各省区校阅部队，一面在武汉设立军官团，轮训各部队的军官，并选调高级将校为整理处干部。19日，赴北平军委会拜谒军政部长何应钦，商定华北驻军整理方案，并检阅东北军的商震部、万福麟部，以及第二、第二十五师。4月底，赴贵阳晋谒蒋介石，报告华北、东北军情况，请示整军方针。
在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陈诚根据当时国民党陆军部队的状况，拟定了整理方案。他认为当时的军情极其复杂。以派别言，有所谓中央军、地方军，地方军又有东北军、晋军、旧宜军、国民军、川军、滇军等，“实于国军统一团结有甚大之影响”。再以编制言，每师有三、四团者，有五、六团者，有多至九团者，战斗实力既各有不同，指挥运用亦困难殊多。再言教育，地方军队多系各自为政，很少有中心思想，故教育无重点，训练欠切实，以之内哄则有余，以之御侮则不足。至于经理，则有“实费经理”和“委任经理”两种。委任经理，即包办性质，不敷之数，就地筹措，收支情形也多不公开，流弊百出，纪律荡然。论人事各存门户之见，论作战则多怀保存实力之心。
陈诚基于对陆军这种现状的分析，在方案中专门阐述了整理的意义。指出：“最近调查，除新疆、外蒙、西藏、西康外，计有陆军一百八十个师，又九十四个旅，四十余个独立团，军官约在二十万左右；军费约耗国家财政总支出百分之七十以上。且此数仅指在中央所辖部队可统计者而言，其他直接取之地方人民者，更不知凡几。溯自袁世凯滥政以来，养成割据称雄，私兵自卫，不顾国家民族之痼习。因之虽有此庞大之陆军，而不能扫除革命之障碍。且年来战乱频仍，中央无整军之暇，各人存自满之心。军事学术既日益落后，战争工具尤异常窳劣，方之列强，几隔一世纪。揆诸优胜劣安之铁证，则革命前途，不卜可知。”
在这之前，陈诚就曾拟了《整理军事意见》、《国防陆军整理方案》、《陆军整理意见书之补充》、《整理炮兵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整理原则。如，依国防之目的，由中央确定编制，全国现有之陆军，以不妨绥靖任务，秉至公至诚之办法，分期抽选官兵，编成国防军；选取之各级军官，均混合编成，以消灭派别系统之弊，选取之士兵，分别籍贯，按照管区配置，以为实施征兵制之准备，国防军薪饷后之大部，就选取官兵原属部队之薪饷后拨充之，以减轻政府负担；所选干部，于未编国防军以前应集中训练，以收精神团结，教育统一之效，等等.
整军方案颁布后，陈诚即分别派员到各部队去，督饬军、师长依照所定编制实施整编。同时，成立军官教育团，收容编余军官，训练干部。
1935年秋，蒋介石为统一川军的政治思想，在峨眉山举办训练团，自兼团长，陈诚、刘湘为副团长，由陈诚主持其事。他以各军长任大队长，师长任中队长，旅长任区队长，先后办了三期，每期学员约千人，训练时间为三个星期。主要轮训军队少校以上，文职县长和中学校长以上人员。在训练中，集中灌输“拥护领袖，复兴民族，忠党爱国”和“先安内，后攘外”的思想，以期打破四川军阀的割据观念。
11月，武昌行营撤销，城防整理委员会隶属陆军整理处。陈诚兼任该会主任委员，着手对武汉城防进行整理。他针对当时各种不平等条约关系，敌海军深入长江上游，汉口租界敌之潜伏势力，确定城防方针，即：侧重江防，对敌租界作歼灭之处置。并判断陆军及海军陆战队得以侵入的方面，配置陆防，使之与江防协力，以确保武汉的安全。根据这；方针，以武汉为中心，东起北白浒山，东南经九峰山，南经花山、八分山，西南经金刚山、天官山、大军山及黄陵矶附近的朱山，西经蔡甸附近之马鞍山、大黄山，西北经吴家山、丰荷山，北经横店附近吴家陡山，东北经阳逻附近的半边山、查家山等处，设计一环形要塞，圆周约一百公里，核心半径平均一万五千米。并于本防线前后，选掸于战术上有重要价值之地点，施以同等工事，以便形成阻止堡或支撑堡，增强要塞抵抗能力的弹性。但是，正在实施细部侦察及阵地编成之际，城防委员会改为城防组，城防的策略和部署也随之进行了修订和调整。
1936年2月，红军第一、第五军团于陕北晋、陕交界处，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准备开赴华北前线抗日。阎锡山告急。陈诚奉蒋介石之命，任晋、绥、陕、甘四省边区总指挥，率关麟征、李仙洲等部约十师之众赴晋增援。红军回师陕北后，陈诚又被调回南方。这时，各受编部队均已整编结束，经历一年的陆军整理工作暂告一段落。
这年6月，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以抗日为名，联合反蒋。陈诚受任第一路总司令，急调第十八军经江西入粤。他一面进兵高要；一面亲自入桂拉拢白崇禧。“两广事件”解决后，蒋介石在广州设行营，陈诚任副主任，处理善后事宜。“八?一三事件”发生后，陈诚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指挥淞沪抗战。
陈诚与蒋介石早在“西安事变”之前，陈诚的部下曾向他建议：全国人民希望抗日，以挽救危亡，而委员长不俯顺舆情，偏要“剿共”，不但人心背向，而且军心士气也难维系。陈诚便去洛阳见蒋介石，陈述这一意见。蒋介石为敷衍舆论责难，接纳了他的意见后，先派汤恩伯的第十三军开赴绥远，并准备续派樊崧甫的第四十六军去协助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进剿李守信的伪军，打击日寇的企图，以搪塞各方的抨击。陈诚奉命赴太原与阎锡山接洽兵站补给和晋军出兵问题。当他返陕向蒋汇报时，“西安事变”发生，也被扣留于西安招待所。
1937年春，陈诚任军政部政务次长，兼武汉行营副主任。4月，他邀张发奎、黄琪翔等到温州、台州沿海视察地形。
7月初，蒋介石兼团长，陈诚为教育长，又在庐山办训练团。聘请名流学者、大学校长、教授为讲师，轮训部队的中、上级军官和文职人员的中学校长、国民党各省市党部委员，以及县长、专员等，以统一国民党内对抗战的思想。可是只办了两期，“八?一三事件”发生了。
8月18日，陈诚奉蒋介石电召抵达南京，策定抗战计划与战斗序列。他认为，“作战之具体运用，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持久抵抗时期；第二期，为敌我对峙时期，预定之第三期，为我总反攻时期。在抗战第二时期，国军对倭寇之攻势，仅作有限度之抵抗，尔后主动转进，以消耗敌人战力，保存我军主动，借以空间换时间，扩大战场，分散敌军兵力，以求达成提早阻止敌人前进，及建立长期抗战力量之目的”。当即，蒋介石给他嘱以三项任务：一是赴华北向晋、陕将领说明中央之决心与应抗准备；二是赴上海视察张治中部作战，并协助之；三是速拟定战斗序列。
8月22日晚，日军以大将松井石根为司令官，率第三、十一师团等部，在吴淞、川沙强行登陆。陈诚率第十五集团军进行阻击。他以八十七师之一部及教导总队之一团、上海保安总；团一部向张华浜登陆之敌攻击，令在吴福线之第十一师及在杨行、宝山方面的第九十八师转向狮子林、川沙口方面之敌攻击，用汽车输送在昆山、吴县附近集结的第六十七师向罗店挺进：并急调正向常熟、福山前进之第十四师，向太仓、罗店方面前进，以求会歼登陆之敌。但各部赶到战场时，日军主力已登陆成功。他看到敌军增援不绝，未能将敌压迫在江中而歼灭，已失去战役初期的主动权，便建议转移阵地，逐次抵抗。9月17日，中国军队即退守北站、江湾、庙行、罗店、浏河口一线，转入防守。
9月21日，军委会调整第三战区指挥系统。陈诚率第十五、第十九两集团军组成左翼作战军。第二天，日军为确保其侧背安全，在战车、火炮掩护下，向浏罗公路猛扑。中国守军奋力抵抗，死伤惨重。陈诚即向蒋介石陈述不能再打的原因。他说，如无生力军加入，即应转移阵地，调整部队，继续抗战。10月1日，经蒋同意，左翼作战军继向蕴藻滨南岸、陈行、广福、施相公庙，浏河一线转移。
10月11日，日军为控制大场、南翔，以断闸北、江湾、庙行中央作战军归路，向蕴藻滨发起攻击。这时，中国军队的第五军，及第一七一师、一七三师、一七四师和一七六师，正陆续向上海输送。于是，陈诚对这次作战提出了三个意见：第一是以第五路军由蕴藻滨北岸，同时以两个师由蕴藻滨南岸，各以一部由南岸及罗嘉公路以北取攻势，对敌实行歼灭战。第二是以第五路军据守蕴藻滨南岸，以第十六军和第六十六军之一部，再另抽调几个师，由蕴藻滨北岸突击，将渡过蕴藻滨南岸之敌包围歼灭。第三是暂取守势，待第五路军集中后，再相机出击。经统帅部决定采用第三条。但因情况所迫，乃决定乘敌攻击疲惫之机，突予猛击，以求击破渡过蕴藻滨南岸之敌?10月25日晚，开始总攻。经过三日激战，被迫溃退，撤至苏州河南岸到小南翔一线。
11月5日拂晓，日军第十军在强大炮火配合下，从杭州湾乍浦东北之全公亭、金山卫、漕泾等处登陆。蒋介石电话询问陈诚如何处置，陈诚提出要调整战线。当时，这一线只剩第六十三师的两个营一个连守备，兵力极为单薄。他当即进行应急处置，以第二十六师进占松江，第六十一师占领闵行，令六十七师速渡松江向金山县前进，以警戒黄浦江之左岸。同时，令第七十九师在嘉兴下车，用汽车输送至平湖、新埭镇线上占领阵地，第六十三师由乍浦方面，第六十二师由南桥方面，向登陆之敌夹击。但为时已晚，日军迅速分路直扑松江，对淞沪守军实行迂回包抄。但蒋介石还命陈诚再坚持三天，结果使淞沪守军完全陷于腹背受敌状态。8日晚，第三战区司令部下令撤退。11日，上海沦陷。
12月5日，日华中派遣军分三路迫近南京。在这之前，陈诚被蒋介石召至南京，商讨守南京问题。他问：“是否叫我守?”蒋回答不是。他又说：“如不叫我守，则我不主张守南京。”后经陈诚、何应钦、德国顾问等研究，提出不能坚守的原因后，蒋介石逐决定不守，命陈诚即赴皖南部署。后来，蒋介石幻想“九国公约”签字国出面干涉日本对华侵略，部队刚开始撤退时，又做出“以主力守南京，以一部退皖南”的处置，复令部队返回原阵地坚守，归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指挥。结果造成战斗秩序混乱，敌人乘胜追击。12日，南京失陷（参见南京保卫战）。
1938年2月，陈诚在武昌珞珈山将校研究班，以“沪战的经过与教训”为题，总结了“政略影响战略”、“政治影响军事”、“初期攻势不能成功”、“退却时机与行动失当”等十四个方面的教训。他说，孙子谓：“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然就“沪战经过”观之，则所谓准备也者、计划也者，似仍有须待吾人检讨之处。但他认为，淞沪一隅已支持约三个月之久，使狂妄的日本不敢再以“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眼光来轻视中国。
南京失守后，国民党的军政领导机关大部分迁移武汉。这年春，成立武汉卫戍总司令部，陈诚任总司令。同时，还奉命兼任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部长、湖北省主席、航空委员会委员、中央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书记长、中央训练团教育长等职。国民党内部称他是“蒋介石的替身”、“第二号人物”。
武汉是中国内地水陆交通之枢纽，成为当时抗战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陈诚认为徐州弃守后，武汉即是敌人势在必取的唯一户标。保卫武汉战略要点，应以三镇为核心，使其灵活运用，发挥抗战的最大力量(参见武汉会战)。
还在整理陆军期间，陈诚鉴于当时中日关系日趋恶化，对武汉城防设计曾作了两次调整。其防务要点是：第一，对敌潜在的势力，预作歼灭之处置。第二，对长江上下游侵入武汉之敌舰，则巩固江防，以歼灭之。第三，对将来武汉会战，使中国军队得依武汉要塞为轴，在武汉附近歼灭敌人。因此，对武汉城防附近之要塞筑城，概又分为“江防”、“陆防”之二部。他根据蒋介石“选择要点，构筑必要工事”之手令，先构筑为阵地骨干的永久性工事，其他只准备材料，俟作战部队临时构筑。
这次的城防设计与前期差不多，主要在西、南两方向，伸展到新沟和土地堂、贺胜桥，构筑坚固工事，以形成武汉之前进阵地。在武汉周围之大弧形线上及其以内地区，均以永久性工事为骨干，增筑野战工事及副防御物、交通壕等，构成极大纵深之防御阵地。1月26日，陈诚在武昌本部召集各军师参谋、工兵人员及各有关单位，举行工事构筑会议，并成立武汉城防工程处、河川工程股、筑路工程处等。2月22日，颁布武汉附近防御工事构筑计划，限期完成。
与此同时，陈诚以“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组织，分工合作”为原则，进行人员、物资、自卫及参战动员。其动员工作主要分为五类：一类是兵员之补充，即人员之动员；二类是物资之补充，包括军实饷粮，及一般经济上之动员与生产，三类是民众自卫，即地方之治安与后方之巩固，四类是军事．配合，即运输、侦探及救护队之动员，五类是破坏敌人后方，铲除伪组织与肃清汉奸，即战区民众之动员。并实行“统制物质”、“统制交通”、“加紧军队政训”等措施。
1939年9月，日军以赣北、鄂南两路策应湘北主力军，会攻长沙。陈诚奉命和白崇禧抵湘，协助薛岳指挥作战。出发前，他曾提出长沙“守”与“不守”两条，奉批“不守”。因此，一到达渌口，就将蒋介石的旨意转告给薛岳。薛不以为然，说：“长沙不守，军人之职责何在?”虽一夜之间，九次电话命薛退出长沙，而薛不听。陈诚怕彼此争论过久有碍戎机，在向薛询问部队的情况后，乃一面与白商定，命薛岳反攻；一面将薛之决心及当时情况报告蒋介石。取得了湘北抗战的第一次胜利。
日，蒋介石审定了军政部云南练兵的具体计划，命令有关部队向云南集中。随后陈诚带领大批人员到云南，在楚雄建立了“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将楚雄以西所有军队指挥权从昆明行营的系统分割出去。
日，陈诚视察了已经开到云南的受训部队，发现部队武器不整齐，缺员又多。次日飞抵大理，向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学员训话。陈诚在训话中说：远征军的任务非常重要，这是中印缅战区的联合作战，对于中美两国最有关系。倘若一战成功，就可以开辟由印度到中国的陆路交通供应线。这不只是抵御日军侵略的自卫战争，也有争取同盟国全体胜利的目的。要求学员努力学习，报效国家。
日，陈诚拟定远征军作战计划，预定在中国驻印军和英美盟军同时发动攻势时，远征军就从云南出击，相互呼应。正在此时，日军进攻鄂西，陈诚奉命赶回第六战区。直到6月中旬以后，才返回楚雄。
日，陈诚再次拟定作战计划，预定在美英盟军对缅甸发动攻势的同时，以远征军主力攻击腾冲、龙陵，进出八莫和九谷一线，然后攻击腊戍，12月完成作战准备，实施安纳吉姆战役计划。
日，就在反攻作战即将打响之际，蒋介石突然任命在成都赋闲的原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为远征军代理司令长官，全权指挥远征军作战训练。
施政台湾蒋介石十分看重台湾，这让时任国民政府“台湾省主席”的陈诚感到重任在肩。
1945年10月，国民政府接收台湾时，台湾只有600万人口，到了1949年初，短短3年多的时间里，人口已经暴增了100多万。1949年初，陈诚首先宣布入台管制。陈履安说，当年父亲陈诚宣布入台管制也有防止左翼人士趁机入台的用意。但是也正因为这项管制的政策，限制了部分国民党的官员进入台湾。
1949年初，蒋介石发表“求和”文告之后，国民党军队向台湾的大规模转移就已经开始。陈诚于是立下了部队登台的新规矩。
1949年2月，就任“台湾省主席”的两个月之后，陈诚发布命令，在台湾公布实施“三七五减租”的土地改革。即通过对地主的限制来达到安定社会的目的。如该条例规定了地主收入的上限，亦即耕地租租额不得超过主要作物正产品全年收获总量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约3/8）。此外，它也遏止了由于地主和佃农之间的陋规而产生的种种不平等现象，如租约短暂、地主可任意夺佃、押租金、预收地租、作物歉收时亦需缴交的铁租、副产物租等。
1950年3月，陈诚在蒋介石的安排下成为“行政院长”，他以“行政院长”的身份继续推行土地改革，并且在1952年底正式发表“耕者有其田”政策的主要内容，农民以合理补偿的方式获得地主的田。即通过国家主导的方式，以一种温和的补偿方式，来达到将大量地主的土地分配到佃户手中，进而产生了大量的自耕农。
1950年3月，蒋经国出任“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1960年，蒋经国升为“陆军二级上将”、“国防部”的副部长。
连任风波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陈诚与蒋介石之间出现了难以弥补的隔阂。在陈履安看来，父亲与蒋介石最大的冲突，是出现在蒋介石第二次连任“总统”的时候。
陈履安说，第一次在台湾“总统”大选，没有问题，因为照“宪法”，老“总统”可以连任，但是第二次（连任）就有点问题了。第一次是1954年，第二次是1960年。在1959年，就要提名了，依照“宪法”不能连任，怎么办？老蒋“总统”不说，不谈这个事情，你们看着办。时间越来越迫切了，我父亲就找了些大佬来研商，因为他是“副总统”。想出个办法，修改《临时条款》。
陈履安回忆说，1959年《临时条款》经过修改之后，赋予“戡乱时期”“总统”无限期连任的机会。1960年，蒋介石再度当选“总统”，依旧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但是陈诚却已经心灰意冷。
陈履安说，在1960年7月，我父亲在日记里面就写了，为了一件事情，我父亲很生气。他还在做“行政院长”时就得到消息，说军中传言“行政院”要加薪，决定不加了，有钱不加薪，尤其军人不加薪。
1963年，因为“反攻大陆”的计划，陈诚与蒋介石发生了很大的冲突。陈诚对蒋介石说，一旦“反攻”的号角响起，他仍然要请命出征，但是他不同意贸然地“反攻”。
1964年病重之际，陈诚最后向蒋介石提出辞去“行政院长”的要求，终于得到了批准。
，陈诚因肝癌病逝于台北，享年68岁。
家庭成员.陈诚原配妻子吴舜莲，两人未生有子女。
1932年元旦，陈诚与谭延闿的女儿谭祥结婚，育有四子陈履安、陈履庆、陈履碚、陈履洁，二女陈幸、陈平。
陈诚在大陆情势逆转的关键时刻，整编来台部队、改革币制、稳定金融、推行土地改革、规画地方自治；是蒋中正以外的第二号人物，对台湾社会与经济具有深远的影响。
陈诚对知识界人物颇为礼遇，向与胡适、蒋梦麟、梅贻琦、傅斯年、王世杰友善，并敢于重用不亲近蒋中正或蒋不喜欢的人物。如1930年代，陈诚就曾拉拢反对蒋中正的人物，包括唐生智大将刘兴与冯玉祥麾下的孙连仲；以及广东的张发奎、薛岳、吴奇伟等人。陈诚用人唯才，较不论籍贯、派系，只要善战，有才能，大都争取其加入第18军。而蒋中正亦放任陈诚重用曾反对自己的人，如陈诚礼遇张发奎，并曾言可让张指挥其第18军。
陈诚于日担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颁布了《戒严令》。
当时中华民国云南省立法委员罗蘅，在立法院上有“杀陈诚以谢国人”之提案。
陈诚在黄埔时期起就与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私交甚好，后来虽因意识形态原因分道扬镳，但当周恩来获悉陈诚逝世的消息后，也对其进行了高度的评价：“陈辞修是爱国的人”。
【陈诚将军1943年11月辞去中国远征军总司令长官之谜】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经常把战区指挥官换来换去，人们也习以为常了。但1943年11月由长期在成都赋闲的卫立煌接替陈诚任远征军司令长官一职，却不是一般的高层人士调动，因此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团。
1942年春夏，中国首次入缅作战的10万部队，由于指挥失误，步调不一，损失巨大，溃败的部队大部分转入印度整训。此后，日军侵入滇西，并切断了西南唯一的国际通道滇缅公路。为了收复滇西，打通国际通道，1943年初，蒋介石决定重新组建远征军，并决定在云南楚雄设立远征军司令长官部。2月，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并主政湖北省的陈诚被任命为远征军司令长官。陈诚到任后，精心组织了远征军的整编、训练，并主持制定了远征军反攻滇西、缅甸的作战计划，预定在1943年底完成作战准备，1944年春季实施。日，就在反攻作战即将打响之际，蒋介石突然任命在成都赋闲的原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为远征军代理司令长官，全权指挥远征军作战训练。临阵换将历来为兵家之大忌，蒋介石不可能不知。那么，蒋介石下决心换陈诚的原因是什么呢？
陈诚胃病突发不能正常履行职务？
一种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蒋介石换将的原因是陈诚的胃病突发不能正常履行指挥职责：“就在10月中旬，陈诚胃疾复发，剧痛咯血，曾致昏迷。幸夫人谭祥时住楚雄，当予精心护理，使之勉强度过危机，但已不能正常坚持工作。”（《蒋介石的宠将陈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有的书中写道：“宋美龄果然注意远征军发来的绝密电。一见电报，她就向蒋介石强调陈诚的病情严重，让他回重庆疗养一段时间好，别在昆明把身体拖垮了。蒋介石重视陈诚远远超过何应钦。何应钦在蒋介石心目中的重要性一天天减少，而陈诚却日日上升。这是蒋介石手里对付何应钦的一张‘王牌’。要好好保护这张‘王牌’。蒋介石批准了陈诚的辞呈。”（《长城万里图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陈诚胃病突发可能是事实。但真的是因为胃病不能任事吗？
1943年初，蒋介石拟任陈诚为远征军司令长官。开始时陈诚不愿就任，理由是远征军之行动关系国际信誉极大，其责任远非其他战区可比；各方对此多有怀疑，而一般意见亦难趋一致；本人能力有限，不能胜任。陈诚这里并没有提到自己的身体不能适应远征军司令一职。蒋介石认为远征军司令一职非陈诚莫属，陈诚历来以治军严格而著称，到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后也是如此。他多次赴滇西、滇南考察，还陪同白崇禧到前线视察备战情况。陈诚严格按照实战要求训练部队，很快就取得了成效，还主持制定了远征军反攻滇西、缅甸的作战计划。
在陈诚全力以赴主持远征军训练作战事宜之际，鄂西战事吃紧，关系到重庆的安危，蒋介石命令仍然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的陈诚赶回鄂西指挥作战。日陈诚自昆明飞赴重庆，17日由重庆飞恩施。在鄂西会战中，陈诚灵活机动地指挥战区部队，顶住了日军的猖狂进攻，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保住了重庆的东大门。陈诚本人因指挥鄂西会战有功，荣获国民政府授予的青天白日勋章。这是他1930年以来第六次获此殊荣。
鄂西会战结束后，陈诚又赶回云南楚雄远征军司令部。远征军反攻的时机已经成熟。陈诚决定，在英美盟军对缅甸发动攻势的同时，中国远征军以主力分别攻取腾冲、龙陵，进出八莫、九谷，然后进攻腊戍，与盟军会师曼德勒。预定在12月完成作战准备，1944年春季实施。
这段时间的陈诚是一个生气勃勃、治军严格、指挥有方的高级指挥员。1943年10月，在重庆的蒋介石得知陈诚胃病发作，来电询问情况。陈诚回答是小毛病，对工作不会有任何影响。蒋介石此后又多次电示陈诚关于远征军反攻缅甸应注意的问题。像陈诚这样的高官，其工作主要是以谋略和影响力来展开，一般的身体不适对其行使权力影响不大，更何况正值盛年的陈诚，做梦都想建功立业，在其几十年的军事生涯中从未因身体原因放弃过指挥权，此时此刻怎么会因为胃部的不适就放弃即将到手的功名呢？那么，不是身体的原因，又是什么原因使陈诚辞去远征军司令长官一职的呢？
戴笠对“清君侧”行动的告发？
另一种观点认为，戴笠向蒋介石报告了一个惊天大案：陈诚手下的一批年轻军官准备“清君侧”：“蒋介石虽然宠爱陈诚，并且相信陈诚不会介入这次‘政变’活动，但他作为第六战区及中国远征军的司令长官，不能推卸责任。加之戴笠、何应钦等反对陈诚的军政大员不断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蒋介石不得已于11月份临去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之前，决定解除陈诚的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职务，对外则以陈诚养病为由，主动请辞职务作为借口，蒋另调卫立煌接任，以示对陈诚的惩戒。”（《特工王戴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清君侧”的事件是这样的：
1939年中国抗战的形势非常严峻，国民政府上层人物中的悲观、失败主义情绪十分严重，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亲日派头子公然叛逃投敌。出于对抗战前途的忧虑，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的一群黄埔出身的国军少壮派军人，因对当局强烈不满，组织了“中国青年军人将校团”。这些人认为中国之所以在抗日战事中一败涂地，主要是国民政府上层统治集团中有一批贪官污吏、昏庸腐朽的官僚以及亲日降日的军政大员把蒋介石包围了，使蒋介石的英明主张不能贯彻始终。倘若要使中国得救，必须进行一次效仿发动日本“二二六政变”少壮派军人的军事行动，把蒋介石身边的那些昏庸腐朽的人物清除出去，使真正抗日爱国和廉洁踏实肯干的精英人才进入高层领导。这个组织的头目王凤起、胡翔、梅含章、陈蕴山、曹泽衡、傅岳６人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他们在陆大同学中很快发展了成员二三百人。但是，欲举这样改朝换代的大事，非得有一个有威信的头面人物出来举旗不可，这个理想人物就是陈诚。
第六战区长官部青年军官的“清君侧”计划，很快就被军统人员截获，送到戴笠手上。无疑这是一份重大情报。戴笠经过一番缜密的考虑，决定暂不打草惊蛇，只是由军统组织和特检处加强对第六战区长官部及陆大内这批青年军官的监视，以搜集新的证据。
时任抗战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的陈诚是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他对麾下“中国青年军人将校团”骨干王凤起他们忧国忧民、以天下大事为己任的责任心十分赞赏却又佯作不知，只是要他的亲信、长官部副参谋长刘云翰暗中注意。陈诚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后，从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带了一批参谋人员到楚雄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王凤起旋即升任长官部少将作战科科长，负责策划远征军重要作战机宜。这批青年军人在楚雄继续进行计划并组织实施，拟定了“政变”的组织章程、行动计划，并决定将行动时间定在“西安事变”7周年纪念日-日举行。
但是这批青年军官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云南是军统经营多年的地方，人员集中，势力极大，云南站很快就将青年军官们的“政变”组织章程、行动计划以及行动日期搞到手。戴笠在认为时机成熟时把以上的情况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大吃一惊，他给陈诚下令，立即将远征军司令部内所有参加“政变”密谋活动的青年军官交给军统审讯，戴笠同时下令秘密逮捕第六战区和陆大内所有参与“政变”密谋活动的青年军官。
在王凤起被秘密逮捕的当夜，远征军副总参谋长刘云翰代表陈诚前去看他，这样对他说：“你们青年将校团的事情，陈长官根本不知情，也根本就不知道你们暗中有这样一个组织。”他看了看点头不已的王凤起，开始交底：“陈长官待你不薄，看你是个人才，也是一个汉子，因此，将你要到身边委以重任，快速擢升。为人要讲良心，你要对得起陈长官。”王凤起斩钉截铁地表示：“请参谋长转告陈长官放心，我们的事与陈长官没有丝毫关系，我们自己做的事情会自己担承。”11月初，王凤起由戴笠派来的高级特务张振国押解，乘专机由昆明抵达重庆。当晚8时许，戴笠携副手毛人凤、司法科长毛忠信提审王凤起。谈话持续了5个多小时，戴笠明确地朝陈诚身上引，但王凤起一口咬定自己就是青年将校团的头儿，一切与陈长官无关。
“清君侧”密谋，陈诚是知道内情的。表面来看，正是因为戴笠的告发，陈诚被迫辞去远征军司令长官一职。但蒋介石会以此让陈诚交出远征军指挥权吗？这批“政变”分子的中坚只是一些参谋幕僚人员，并不是带兵的指挥官，并且是想维护领袖的威望，出发点并不错；另一方面仅仅是戴笠的一面之词，陈诚究竟牵扯得有多深，蒋介石心中并无底。而更为重要的是陈诚和戴笠的矛盾由来已久，国民政府高层派系之间的互相争斗的局面，正是蒋介石所希望的。
陈诚是国民党集团中首屈一指的人物，数十年来在蒋介石手下大红大紫，无人能出其右。蒋介石是猜忌戒备之心很重的人，但对陈诚却是例外，陈诚始终被蒋介石摆在各个时期重大事件的中心加以培植，当时舆论都盛传陈诚将成为蒋介石身后最有优势的接班人。
陈诚的走红必然引起其他实力人物的忌恨。从抗战开始到1943年，蒋介石手下基本形成了陈诚、胡宗南、汤恩伯三大军事实力派系。陈诚早年得志，除了对蒋介石绝对忠诚外，对其他实力派人物均采取排斥的态度。他一向看不起胡宗南，认为胡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只不过是靠运气，把军队摆在反共第一线而见重于老头子；认为汤恩伯专门和奸商勾结，以抢运物资为名，设卡走私，军纪废弛，民怨沸腾；对何应钦、白崇禧等也一向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至于戴笠靠盯梢窃听、攻讦诬陷等手段邀功请赏的做法，陈诚更是不屑一顾，他在自己的军队中建立起了特务系统，目的就是防范军统的渗透打入。
戴笠恨得咬牙切齿，认为陈诚是自己向上攀升的最大障碍，与反陈的胡、汤结成联盟。胡宗南是处处以黄埔领袖自居，以蒋介石的嫡系传人自诩，汤恩伯则想利用胡、戴黄埔集团的支持扩张自己的势力，他们都想利用戴笠的特殊地位除掉陈诚。而戴笠也要利用胡、汤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胡、汤、戴3人虽然各有打算，但为了对付共同的政敌陈诚，结成了政治同盟。他们在政治上互相通气，工作上相互援手，生活上打成一片。戴笠占据“内廷”的有利地位，随时注意把国民党政府高层内部的情报向汤、胡通报。为了加强通讯的保密性，戴笠规定军统机要室，他和胡、汤之间的电讯联络必须使用几套密本，什么事情用什么密本，都有严格的规定。胡、汤为了报答戴笠的支持，也极力支持军统的工作，但凡军统在西北、中原地区有什么要求和活动，胡、汤都倾全力解决。
就在1943年秋时，戴笠出席在河南临汝县（今汝州市）风穴寺举行的中美特种训练班的开学典礼，与胡宗南、汤恩伯见了面，具体内容可能就有“清君侧”一事。回到重庆后，戴笠即向蒋介石告发了这一惊天大案。
对于“清君侧”的“政变”活动，蒋介石当然要镇压，但应该不会把陈诚牵扯进去让戴笠过分得势。他对胡、汤、戴集团与陈诚集团的争斗心知肚明，不会轻易让哪一方占据上风。从这点上说，“清君侧”案的破获与陈诚辞去远征军司令一职，只是时间上的巧合，二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美国人对陈诚的厚爱？
陈诚失去远征军司令一职，如果以上两种原因都不能成立，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成了蒋介石和史迪威矛盾的牺牲品-正是陈诚跟美国人的亲密合作，导致了蒋介石让其交出了远征军指挥权。
陈诚跟美国人关系比较接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种接近起初完全是跟美国的军事战略合作的需要，也是蒋介石所安排的。1943年1月，奉蒋介石之命，陈诚与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史迪威就重新编练30个师中国军队的问题进行讨论。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后，蒋介石的威信受到极大的挫伤，迫切需要美国的军事援助，重新编练一支精锐之师。
陈诚跟史迪威的合作是在纯军事的领域展开。二人在重庆会谈后决定，首先调集名中国军人在昆明训练基地分批训练，然后再空运到印度兰伽训练营去，进一步熟悉新武器的性能和使用方法。陈诚主张，将特种兵科的干部更多地运往印度去加强技术训练，而对高级干部则以精神训练为主。陈诚还提醒史迪威注意，把中国军队原来的1个军辖3个师的编制改编成为辖2个师，还要根据滇西的地形加以研究；在个别作战时，还应考虑到中国军队在营以下没有通讯队伍的实际情况。
通过筹备远征军的前期工作，史迪威了解了陈诚，对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陈诚是一位强有力的令人感兴趣的人物。他将编练计划报请蒋介石批准时，还特别强调，应加速集中军队，陈诚应摆脱其他一切职务，集中精力训练远征军。蒋介石很快就批准了史迪威的报告，并任命陈诚为远征军司令长官但仍兼第六战区司令长官。3月12日，史迪威偕陈诚，由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少将司令陈纳德亲自驾机护送，自重庆飞抵昆明。任命陈诚为远征军司令是美国人提出来的，但也是蒋介石所希望的。此后，陈诚和史迪威的合作由制定编练计划进入了实质性的操作阶段。
史迪威来华后不久就和蒋介石冲突不断。由于陈诚是蒋介石的头号亲信，并且受到史迪威的厚爱，作为远征军司令长官，工作起来不仅得心应手，而且缓冲了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史迪威对蒋介石的不满并不代表美国政府，相反，罗斯福认为，只有蒋介石才是美国在远东最可靠的合作伙伴，蒋介石在中国执政符合美国的长远战略利益，美国政府绝无推翻蒋介石的打算。
有的专著认为，陈诚已经成为史迪威对付蒋介石的一个砝码，“宋（指宋子文）怂恿史迪威任命陈诚将军或者薛岳将军领导Ｙ军（指远征军）……在以后几个月，史迪威及其助手弗兰克-多恩上校与宋秘密合作，企图挫败蒋介石及其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军，他们为任命陈诚而进行活动，1943年3月陈诚终于被任命为Ｙ军司令。”（《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从这段叙述来看，陈诚之所以能当上远征军司令，完全是美国人搞的阴谋。不仅如此，史迪威还正在策划由陈诚取代蒋介石的“政变”活动：
1943年1月和2月，史迪威想出了很多应急计划，其中有一些建议发动一场政变。一份致马歇尔的电报草稿建议美国排除所有妨碍战争努力的中国政客和将领，甚至何应钦和蒋介石也在被排除之列。一个“新的强有力的人物”，大概是陈诚，应通过美国的努力被置于当权的地位。（《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
史迪威作为一个来华的军事人员，是否会策划由一个战区指挥官取代蒋介石领袖地位的“政变”活动，尚待进一步考证，但史迪威想方设法扩大陈诚的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许多公开场合，史迪威都表示，陈诚是蒋介石最可靠的接班人，他一度想扩大陈诚的指挥权，向蒋介石提出授权陈诚指挥云南、广西境内的所有中国军队，将云南和广西作为一个战区。但此项计划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广西境内的部队仍由军事委员会指挥。
蒋介石历来对跟美国过分亲密的人怀有戒心，陈诚和史迪威的亲密合作，显然已经超过了蒋介石所能容忍的程度。此时远征军的编练已经基本完成，滇西反攻作战即将打响，陈诚也已经发挥了他应发挥的作用，蒋介石不想让陈诚继续指挥即将打响的滇西反攻战以获取更大的功名，接手陈诚的是跟美国人没有渊源的卫立煌。
尽管还需要寻找资料证明蒋介石对陈诚跟美国人过分亲密合作的不满，但正是美国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抬举陈诚，导致陈诚失去远征军司令一职的可能性最大。
卫立煌——中国远征军代司令长官（1943年11月～1945年5月）
　　卫立煌(日~日)，字俊如，又字辉珊，安徽省合肥县人，中华民国高级将领，国军陆军二级上将军衔，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中的"虎将"。取得了中原大战中击败石友三解除南京之围、鄂豫皖"围剿"、镇压"闽变"分路暨主功、击败冈村宁次收复郑州、缅北滇西反攻战役(含强渡怒江战役)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忻口会战亦破坏了日军的作战计划。建国后曾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二届人大代表，民革第三、四届中央委员会常委等职。日军华北最高司令香月清司称其为"支那虎将
"。史迪威在回忆录中称其为国民党军队中最能干的将领，美国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称其为"常胜将军"。
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4岁，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卫立煌卫立煌（～），字俊如，安徽合肥人。青年时期曾在孙中山先生广州大本营担任警卫，后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师长，第十九军副军长，徐州戒严司令，首都卫戍副司令，第八军军长等职。
抗战初期，日本侵略者依仗其军事上的优势，对华北、华中展开大规模战略进攻。1937年9月，沿平绥铁路推进的日军进入山西北部后，又沿长城向西，以图会攻山西，占领太原。敌军先后攻破雁门关、平型关各口。为挽救山西危局，保卫太原，中国军队决定利用忻口要隘进行正面防御，阻敌南下。忻口战役总指挥由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担任。10月1日，日军与防守崞县的中国守军遭遇，发生战斗，忻口会战揭开序幕。10月5日，日军以占绝对优势的飞机、大炮和坦克掩护，对中国守军发起攻击，崞县、原平先后失守。接着，日军又出动30架飞机轰炸中国军队的中央地区，并以战车、火炮掩护步兵5000余人向南怀化阵地进攻。我阵地工事被毁，部队伤亡惨重。中国守军浴血奋战，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战斗异常激烈。日军为争夺204高地，组织多次冲锋，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在24小时里，阵地竟13次易手，中国守军7得6失。在忻口战役中，八路军各师积极配合，接受卫立煌统一部署，并向日军两翼及侧后展开了积极主动的攻击，有力地配合了忻口中国守军的作战。忻口战役历时一个多月，歼敌2万余人。它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最大、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国共两党军队合作抗日、配合较好的一次战役。
1941年，卫立煌曾因主张国共合作抗战，与八路军建立友好关系而被撤本兼各职。1943年奉命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官，率部打败盘踞于滇西和中缅边界的日军，与中国驻印军一起，打通了滇缅公路。解放战争后期，在担任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时，因没有积极执行蒋介石的“反攻”命令，被蒋撤职软禁于南京。1949年获释，随即出走香港。后拒绝去台湾，于1955年回到北京。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常务委员，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常委。
生平经历.卫立煌1914年入湖南都督汤芗铭部学兵营，毕业后在上海参加“肇和”舰起义反对袁世凯。1915年到广州投粤军，由排长递升至旅长。后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北伐、镇压广州商团叛乱和东征陈炯明的作战，在孙中山先生广州国民政府担任警卫。1925年9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3师第9团团长。北伐战争时，入闽作战，升任第一军第14师师长。1927年10月任国民党军第9军副军长。1928年任南京卫戍副司令，后入陆军大学校将官特别班进修。1930年任第十四军军长。
卫立煌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14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一战区前敌总指挥，率三个兵团在山西忻口（忻口战役）抗击日军第5师团等约5万人的进攻，在会战中，指挥所部奋勇作战，坚持近20日，毙伤敌2万余人，力挫日本侵略军的锐气。1938年2月任第二战区副司令，4月，访问延安，更增强了与八路军合作抗日的信念。1939年1月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5月晋升陆军二级上将，9月兼河南省政府主席。1940年兼冀察战区总司令，与八路军友好相处，相互支援。1941年因主张国共合作抗战，与八路军建立友好关系而被撤本兼各职，调任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主任。1943年11月任中国远征军司令。1944年，指挥所部击败滇西和中缅边境的日军，收复滇西。1945年1月所部与中国驻印军在缅甸孟尤会师，打通滇缅公路，4月任同盟国中国战区中国陆军副总司令。抗战胜利后被美国《名人词典》以及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时代周刊》称为“常胜将军”。
解放战争后期，1948年1月在担任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时，因没有积极执行蒋介石的“反攻”命令，被蒋撤职软禁于南京。1949年获释，随即出走香港。后拒绝去台湾。在1948年新华社公布的43名战犯中名列第27。
1955年3月在香港发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之后卫立煌夫妇经广州回北京。是第一个从海外归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日零时四十分在北京病逝，终年64岁。
卫立煌将军于日，出生在安徽省合肥县东郊卫杨村。卫父正球字序东，清朝卫立煌将军末年任合肥石塘桥乡田赋册书多年。后因职微俸薄，用度不济，乃辞职回家务农。母宋夫人生四男三女。立煌字俊如又名辉珊，在兄弟中排行第三。长兄立炯字朗如，辛亥革命时曾在柏文蔚革命军部下任和县军事学习班主任。
卫立煌10岁时，附读于邻村大户靳子伦的家塾。他颇爱学习，强于记忆。在学习上，决不肯落在富家子弟之后。立煌自幼即具有果敢坚毅的性格。他虽身材短小，但体格壮实，力气过人，村中群童，咸非对手。
1912年初春，卫立煌毅然跑到和县找到他的大哥卫立炯，恳求参加军事训练。立煌身材短小，患有疥疮，入伍年龄又不足，队里无法收他。大哥只好安排他为人代班站岗，借以糊口。
这一年的7月12日，江西李烈钧在湖口宣布独立，首先反袁。17日，安徽独立，柏文蔚任安徽讨袁总司令。卫立煌随大哥卫立炯参加了坚守和县的战斗，失败后回到家乡。
1914年秋，卫立煌只身来到武汉，投亲谋职未成，适逢湖南的军队在武汉招学兵，便报名进了学兵营。在这里他受到一年多极严格的军事训练，系统地学习了军事基本知识，为他日后军事上的建树奠定了基础。1916年，因他的表兄宋世科两年前已去广州，在粤军中工作。他不辞道远，决心南下粤海投奔表兄。8月，宋世科把卫立煌介绍给同乡吴忠信，在吴的身边当随从副官。当时吴任粤军旅长，他和当时粤军参谋长蒋介石是日本士官同期同学，又是换帖兄弟，蒋经常到吴的旅部，都由卫立煌接待。日，孙中山偕章炳麟、廖仲恺、何香凝、朱执信等由上海乘舰到达广州，举起护法旗帜，并成立了军政府。9月1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10日，孙中山宣誓就职。不久，经吴忠信的介绍，卫立煌进入大元帅府任警卫。卫为人诚厚，忠于职守，受到信任。一次，他在侍卫孙中山回府时，因马惊而被摔下，口吐鲜血，身负重伤，孙让他回乡养病，并厚赠川资。卫立煌回到家中，卫老太太遍寻单方，听说几味中草药煮一百只孵鸡蛋吃可断病根，就照方操办。他只吃了七十只，便带着剩下的三十只急忙启程赶赴广州。孙中山看见卫立煌满面红光回来，很是高兴，不日升至警卫团排长。1918年，护法运动失败，中山先生离开广州去上海，大元帅府解散。卫立煌调到许崇智部下当排长。在参加闽西的一次夜战中，部队被冲散，他集合百余人，乘乱袭击敌军司令部成功，被晋升为连长，不久，粤军在与福建地方军阀混战中，处势不利，卫立煌接到撤退的命令。在混战中要脱离敌军是不容易的，他急中生智，乘着战斗的间隙，先命令全连摸黑撤出阵地，在离敌人有一段距离后，才点燃火把，快步行军，一下把追敌甩开了二十余里。到达指定地点后，他立即率部占领有利地形抗击敌人，掩护全军立稳阵脚，得以从容再战。因此，他被上级赏识，提为营长。他时年二十二岁，众人皆称其为“小营长”。他为装老成，特意蓄起一撮小胡须，历时三十载。1921年6月，陈炯明叛变，10月，孙中山电令在闽粤军回粤讨逆。在从江西瑞金到福建的大迂回途中，卫立煌用巧计固守一处阵地，不放一枪，使敌军不摸底细，唯恐中计而离去，顺利完成守备任务，他因此在途中被擢升为团长。
第一次东征胜利后，卫立煌荣幸地参加了孙中山夫妇重登永牢舰与讨陈有功人员合影的盛典。孙中山和宋庆龄同他谈了话，赞许他勇敢善战，还送他十二寸照片一张，并在一张六寸的单人照上亲笔题签“卫立煌同志，孙文赠”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噩耗传来，卫立煌恸哭失声，悲痛不已。　
1925年，卫立煌的部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九团，卫任上校团长，归第一军军长何应钦节制。1925年9月，卫立煌随第三师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10月13日，攻打惠州城，卫率第九团攻打西门。翌日下午四点，当陈明仁连长率部首先登上城墙时，卫见敌军混乱，肖即亲率土卒攻入西门，经过一番混战，终于攻克了号称“南中国第一天险”的惠州城。之后，卫团随师开赴海丰，与兄弟部队击溃陈炯明下属林虎一股，缴枪六千余。
日，广东国民政府发表了《北伐宣言》，10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卫立煌部属东路军。东路军很快占领了闽、浙两省，卫立煌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屡立战功，当部队行至粤闽交界之松口时，遇孙传芳周荫人军约二万人的堵截，他指挥所部与敌激战六昼夜。此役获胜后，连升为十四师副师长、师长，奉令由浙南、浙中向镇江进军，对上海取包围形势，接应由江西北上的北伐军，相机肃清孙传芳在江南的残余部队。
1927年2月，卫立煌部攻占镇江(卫兼任镇江警备司令)，保卫刚成为中华民国首都的南京的外围。8月，孙传芳趁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宁汉分裂，北伐军的兵力有所分散、有所削弱的机会，勾结直鲁军张宗昌等部，沿津浦路南下，强渡长江，占领龙潭车站，妄图切断沪宁线，向南京包围反扑。在此紧要关头，卫立煌奉白崇禧电令，于26日率部进入龙潭，他亲冒炮火，奋战到天明，将车站夺回。又经数日激烈战斗，将逗留在江边的南渡之敌肃清，迫使孙传芳、张宗昌狼狈北遁，使沪宁路畅通，南京转危为安。自此，卫立煌勇敢善战之名，为世人所知。南京国民政府，为表彰卫立煌的功勋，特赠卫一面蓝底黑字、上绣“党国干城”四个大字的锦旗，悬挂于合肥卫杨村卫立煌的家中，当时，何应钦趁机扩编队伍将刘峙、顾祝同提升为军长。卫立煌只弄了个第五军副军长，一气之下，跑到上海休假去了。从此，何、卫不和。
1927年底，卫率部进驻徐州，兼徐州戒严司令，旋又调任南京卫戍副司令。同年12月，卫到上海与朱韵珩女士结婚。朱女士是从事教育工作的，曾留学美国，获过硕士学位，她笃信基督教，为人忠厚。婚后第二天，卫立煌即携带朱夫人，启程赴北京，进入陆军大学第一期特别训练班，带职学习。
十年内战1930年初，朱韵珩生下长女道蕴，充满了做母亲的喜悦。但此时正是阎、冯联合反蒋的中原大战前夕，蒋之精锐相继北上，变化无常的石友三突然在浦口倒戈，南京受到严重威胁。蒋因其嫡系无法调回，遂要宋美龄写信给她在美留学的好友朱韵珩，让卫立煌速返安徽，组织军队保卫南京。朱原打算待卫于陆大毕业后，再陪他到日本学习一段时间，以避免参与当时的军阀混战。但卫以南京有孙中山的陵园应该去保卫为由说服了朱，朱只好抱着婴儿为他送行。蒋介石将他召回南京，任命他为第三纵队指挥官，要他到兵员充足的江淮地区招募新兵。蒋指派孔健常为参谋长，给他人枪300余。后又派中央军校七期毕业生100多人，充任新兵的下级军官。卫在南京组织指挥部，委任曾任合肥县长的叶粹武为秘书，陆大同学蔡炳炎为团长，旧部属陶子贞为机枪连连长。他们携带大批服装，由南京乘船去合肥，设指挥部于段家祠堂，开始招兵工作。两个月间，在合肥招足两个团。3、4月间，卫部开赴寿县，设指挥部于道台衙门，又招了两团人。入秋，率四个团进驻蚌埠，八九月间，接收原四十五师番号，卫任师长、白兆宗任副师长，辖两个旅，该师多是其合肥子弟兵，当时有人形容卫部是“夜晚出门不用问，合肥土话当口令”。卫立煌保荐蔡炳炎为旅长，蔡是合肥人，蒋介石不愿卫立煌有私人势力，故未批准，另委李默庵为一三三旅旅长，李树森为一三五旅旅长。接着，又派葛国梁、陶子贞到合肥、寿县、怀远一带招兵三个团，编为独立旅，由陈步云为旅长。1931年初，四十五师番号改为第十师，奉蒋令由蚌埠调江西南昌，参加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红军很快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卫立煌部败退到吉安困守待命。不久，第十师奉令扩编为第十四军，辖第十师和八十三师，卫晋升为中将军长，郭寄峤为少将参谋长，李默庵升任第十师中将师长，蒋介石调蒋伏生为第八十三师中将师长，十四军移驻杭州。
卫立煌1932年5月，蒋介石纠集三十万兵力分三路向鄂豫皖苏区进行“围剿”。卫立煌为中路第六纵队指挥官，于7月初指挥第十师，”第八十三师，由平汉线南端东进，向河口镇、黄安城迸发，策应由豫南下之主力第一、第二纵队。卫认为这道命令有违兵法，要求先朔攻击河口镇，待机向黄安前进，复电请示照准。8月上旬，卫部向河口镇进发。适逢红军向黄安转移。卫部遂占河口镇。随即他又率部向黄安进击，当日黄昏，被红军包围于黄安之冯寿地区。入夜，他命令各部队加紧收缩于两翼防线，并将指挥部官兵全部投入战斗。同时在战斗最紧张阶段，他亲率武器精良的特务连拼死抵抗，才免于被活捉。国民党军自黄安、新渠、七里坪战役后，各纵队皆怯于再遭失利，而各自寻找理由按兵不前。蒋介石用重赏的办法，明令各纵队：谁先占领豫皖苏维埃的军政中心金家寨，此镇即用占领者的名字命名，并改为县治。但重赏未见“勇夫”。9月上旬，卫立煌奉命策应行进受阻的陈继承部。他亲率一个师翻山越岭，攀藤而行，前锋到达汤家汇附近，遭红军防守部队的英勇抵抗，卫部感到处境危险，即与在南城的友军连成一片，并及时补充给养，占据制高点。不久汤家汇红军主力转移，卫立煌遂率部尾随，乘虚占领了金家寨。当蒋介石接到卫占领金家寨的电报后，大喜过望，亲自前去慰问。蒋除给卫巨额金钱的奖励之外，还将安徽省的六安、霍山、霍邱和河南省的固始、商城五个县的部分地区划出，以金家寨为中心，成立县的建制，称“立煌县”。卫立煌部之蒋伏生的第八十三师进驻金家寨后，到处抓捕，杀害苏区干部，赤卫队员和红军家属。短短三个月内，就杀害了九百多人，引起极大民愤。蒋伏生是黄埔一期生，仗着是“天子门生”，反共狂热，凶狠好杀。后来，卫立煌把蒋调出了他的军事班子。
翌年12月，蒋介石调卫赴江西参加第五次“围剿”，任第一纵队指挥官，他对此项任命极为不满，拂袖返回南京。有朋友问他：“战事正紧，为何突然回来了?”他说：“仗打赢了，全是别人的功劳，输了，全是我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