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小说常见的创作技巧
一篇好的小说，并不在于它对于传统的继承和模仿。而是颠覆与背叛前人的遗留。
　　以1922年为界，小说的这一进步特征越来越明显。因为那一年是现代派全面爆发的里程碑。从此，外国文学界皆对此奉若神明。真正实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景象。人人风格、手法皆自成一家。凡是对前辈的模仿都没有什么出路，他们只能背叛，不断地创新，于是形成了今天小说异彩纷呈的局面。
　　一_生活与想象力　　世人皆云："艺术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此话不假。但问题是，小说到底是要偏向于生活描写，还是"乘物以游心"，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坛的一大问题。须知早在东周时期，庄子就能写出类似于现代派手法的散文，但是从那以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作家。究其原因，不外乎两条：1，儒家牢不可破的思想统治，他们禁锢了中国人千年的自由。2，民间多年形成的爱看故事的陋习，这最是阻碍艺术家的产生。所以至今，国人仍是故事至上，懒得思考小说中的问题。大部分人浑浑噩噩，毫不自觉存在，这不得不说是奴性所致。书商以利益至上，不断投其所好。于是出现了太多"垃圾小说"，如同洋快餐，没有营养而且吃过就忘的作品，仅仅可供消遣。
　　当年巴尔扎克曾立志写一部《人间喜剧》，结果没有写完便撒手人寰。巴尔扎克一代文豪，悲天悯人。却并不为笔者所欣赏。正如莫罗亚为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撰序所言："《人间喜剧》把外部世界作为自己的领地…他也确实描述了整整一个社会。相反，普鲁斯特的一个独到之处是他对材料的选择并不在意。"用巴尔扎克的方法写作的话，那么小说迟早要走入穷途末路。因为在描绘外部世界的能力上，小说远远不如电视、照相机，甚至油画。但是小说作为人类的产物，而不是上帝的，却能够通过观察外部世界来获得对自身的某种认知。因为"世界是被人类精神反映和歪曲的世界".这也就是为什么说"艺术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
　　在现代派的手底下，经常会有一些匪夷所思的场景与情节。但是仔细寻思，这些被抽象出的东西却在生活中有其本来面目。比方说卡夫卡描绘的"城堡"、"审判"的意象，实在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不就是生活在如此一个官僚、蛮横、强者至上、权力意志第一、阴暗面同样很大的世界中么？然而就是这样的意象，才体现出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性的不朽价值。因此，生活是小说的基础，想象力是小说的根本。
　　二_小说的意象　　意象是否突出、高明，是一部小说成败与否的关键。当然"成败"不指销量。以下分析几个具体例子。
　　线索性强的意象：加西亚_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家族第一代因近亲结婚生下一个长着猪尾巴的孩子，家族因此得到创立。家族的最后一代，又因同样原因生下同样一个长着猪尾巴的孩子，家族因此完结。这一线索串起了马贡多的百年兴衰，恍惚会有时间错位的感觉。靠一个意象，作者便生发了整部作品。
　　思想性强的意象：博尔赫斯的"迷宫"（小径分叉的花园）。时间是一座错综复杂的迷宫，是无限连续的，是分散、集中、扩散的网。每一个分叉的路口，选择不同也会导致不同结局。这一意象完全颠覆了传统线性的时间观念，堪称经典。
　　共谋性强的意象组合：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公爵因为瞥了一眼橡树叶，同时听到姑娘们的欢声笑语，重新点燃了生活的希望，改变了命运。这一组合使用频率太高，随处可见，也体现出它的威力所在。
　　其他类型的意象，实在还有很多，笔者就不一一赘言了。
　　三_小说的结构　　这是专业人士评点小说的依据之一。本来对普通读者，结构根本无所谓，只要你别写的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就行。殊不知结构恰恰是小说赖以生存的根本。
　　结构是否特别，在小说评价中并不占有绝对分量。关键是这个结构必须适合这个材料与构思。比如说村上春树《海边的卡夫卡》一书，使用了双明线、一暗线的结构。两个明线人物不同，事件不同，空间不同，但却隐隐约约纠纠缠缠，最后终于汇合，同时从未真正清楚介绍的暗线也真相大白：原来是两个明线的根源。接着就看出两条明线间人物的对应关系。这种悬疑小说式的结构使人激动不已。此结构也与此书成为近年来罕见的经典作品。
　　而米兰_昆德拉的大多数小说，都使用了巴赫式的复调结构，各部分间形成了"13531"式的结构。符合昆德拉哲理性强、人物不固定的写作特点，恰如其分。
　　四_文学与艺术、哲学的大融合　　这又是现代派另一趋势。后现代派的作家们开始从现代先锋艺术家那里汲取灵感。达利、毕加索等大师影响了一代文学家，他们开始借鉴美术的创作手法与关注内容。昆德拉更是醉心于哲学研究，并确立了自己小说浓重的哲学风格。相信后现代派也会在这方面走得更远。
　　五_小说的冲力与张力　　一部高水准的小说，必然可以具有足够的冲力，冲破空间的阻碍、时间的诅咒。囿于空间、时间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庸常之作。正如乔伊斯《尤利西斯》一样，敢于"想到想不到".因为时间、空间等，都是一篇故事的必要因素，而不是真正小说的。综观现代派文学，没有任何一位大师甘于受困于此，而是自由、思想至上，决不做现实的奴隶！
　　张力又是小说精彩的保证。它并不是打动人心的情节，而是和结构有关的、前后呼应或形成落差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小说不再苍白，仅仅是无力的说教，而能够真正靠文学魅力打动人心。典型例子就有昆德拉多次使用的"假实证幻"的手法。让小说的结局提前，结尾在戛然而止的某一刻，《不朽》、《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均使用了这一手法。瞬间使读者感觉到命运的苍白、情节的精彩。
　　六_小说的未来　　笔者斗胆做一回预言者。
　　近年来现代文学界渐有疲软之势。200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耻》十足反映了这一趋势。其水平根本无法与过去任何一位大师相提并论。要知道就连昆德拉，至今也仍未获奖。社会潮流不再有利于小说创作，一切围绕市场指挥棒转。在这种情况下，小说很可能就此式微，或是倒退。这本身或许也是时代需要。从此小说将划分为两大阵营：商业小说与纯文学小说。1922年那样的黄金年代恐怕短时间内难以到来。然而当世界再度堕入苦难中时，物质会受挫，小说也会再度抬头。
　　小说的可能境地，实在难以穷尽。只要你想，没有写不出的。因为"世界是被人类精神反映和歪曲的世界"，因为（借用一句广告语）"我能，无限可能！"
　　小说如何才能"好看"小说要想写得好看，首先有故事。
　　故事是一篇小说高度凝炼之后的内核，是小说的心脏。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故事在一篇小说中的重要性。有的刊物开辟的栏目就叫"好看小说".其前提是好看的小说应有好看的故事。
　　小说家是艺术家。正如音乐家是用优美的乐章思维一样，小说家是用故事来思维，他的人生观、个性由此体现出来。读者想要知道引起自己兴趣的人物命运如何，事件的发展趋势、结局是什么，情节会满足这种要求。故事应该能够表现人物性格的发展，能够和题材相适应，合情合理；情节像不断引导读者兴趣的路标，一步一步带领读者进入自己的艺术殿堂，进入你所要求的那种心境。你不能轻易让读者看出你的意图，要不断设置障碍，甚至误导读者，声东击西，一会儿让读者最不愿的事情发生，一会儿又让读者意料不到的事情出现，千方百计抓住读者的注意力，让他看不出上了小说家的圈套。
　　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好理解，有些意识流小说或心理小说等，情绪化东西四处弥漫，似乎不容易理解。其实，这类小说也是有故事的。它的故事虽然只是一种意向、情绪上的扑朔迷离，但包裹着心理内核是能感受出来的。一切外在的东西就由此繁衔出来。这类作品中故事可能是在一个你不熟悉的或没有料到的平面上，它们可能写的是心理的、情绪的或内在的事物。
　　直觉与思想也很重要。
　　作家的文化底蕴是衡量作品深度、成败、高下的尺度，主题思想的体现往往与文化底蕴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完善。一部小说打动读者的也往往体现在这方面。
　　那么，思想意识又从何而来呢？小说家的思想更多的是来自于他的感觉（直觉）。他可能仅仅意识到人物应该这样而不应该那样，情节这样发展比那样更流畅。为什么如此，则很多人可能并不能自觉地意识到。
　　小说家并不是哲学家。深奥的思想也许并不能产生优秀的小说作品。直觉是认识的出发点，它将人的主观感觉以艺术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仍是艺术的特殊属性。这其实也符合一个规律，如果先有立意（意欲表现什么）的桎梏，围绕这个什么"主题"来硬加上些东西，这是创作上的大忌。其次，作家的创作主题意图与受众阅读后获得的主题感受常常并不相同，甚至南辕北辙。"直觉"意识是弥足珍贵的，它如电光火石般稍纵即逝。把握住这可贵的"一瞬"，则有赖于作家长期的思考。思考是一个过程。一方面是对过去积累的思想意识、精神、道德评判、价值观等等的体验，另一方面是对叙述表层下各种主题碎片予以挖掘、整合。
　　寻找作品的深度，直觉往往是致命一击。
　　小说应该从正在发展、变化、行进中的历史（现在时），而不是从已经发生的历史（过去时），去提炼自己的思想意识。要有超前的洞察力和观察力，敏锐、敏感、极富预见性，善于发现别人所忽略的现象和细节。具有有别于一般人的识活动，能辩别出事物的基本性格特征，当别人只看到部分时，小说家能预见到整体，能抓住其精神实质。除细节外，他能看出决定人的精神状态是什么，周围人没有注意到，而常常连作品中人物自己也意识不到的东西，从而创作出人物独特的性格。那时，也许是人物自己左右、操纵着自己的命运发展。特别是当你把人物尽可能的想透彻，而人物已经在你心中生根、变得有血有肉、呼之欲出的时候，更是如此。因此托尔斯泰说：先不去想情节的发展，在写作之前，先把自己的人物尽可能的认识清楚。
　　作家的观察力不是"摄影"，而是能够引起作家共鸣而又经过作家透明理解的那些观察，才能使作家创作出非常真实、生动、能够表现社会面貌的优秀作品。
　　优秀的小说家总是在追求着叙述语言的个性化，完善着自己的叙述风格。但就整体而言，写作者在写作主体意识上对叙述语言着意进行把握、操纵者，似乎较之以前要少多了。平白直露的作品比比皆是。许多作品仅仅是在叙述一件事，讲述一个故事而已。叙述语言的技巧艺术荡然无存。
　　语言是体裁的一种表达形式，不同的体裁有不同的载体。诗歌的语言特征与小说就截然不同。就小说而言，叙述是其艺术表达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主要特征为，第一，叙述是小说的本体语言，是叙事文学的一种内在活动。语言构成其内在结构形式，能给读者以总体感受。这是其基本特征。第二，叙事语言是一种冷静、客观的描述语言，它介乎于表现性（情感性）和逻辑性（形而上）的语言之间，或者抒情性和议论性的语言之间，带有一定节制特征的语言形态。第三，包容性。这取决于叙事者的叙事态度，在叙述语言常规下所掩盖的"次语言"特征，显露出其潜在的功能指向。"次语言"是被包容的，从属的，被兼容于叙事语言中。比如，散文化小说，可能抒情因素占主导地位。诗化小说，可能短句式占主导地位。现代小说，则可能语言的隐喻特征更明显。
　　语言决定风格。理想的小说叙述语言的特征应该是：传神、韵味、简约。传神将使笔下的人物生动，富有活力，征服读者，使人久久难忘。好的作品留给人的往往是一个难忘的形象。这也体现了"文学即人学"的命题。韵味带给人的是愉悦、美感和享受。这是阅读带来的快乐。简约则是大家境界。一种大化而至的境界。语言的运用如返朴归真般出神入化，也许就是一些常见的"白话文"，但你能强烈感受其不同寻常。
　　作家应该深入生活，固守家园。
　　托尔斯泰说：作家绝对不要写他自己不感兴趣的东西。"不感兴趣"似可理解为不熟悉。这是一个简朴的道理。社会环境决定作家的思想、感情、情绪等等，很难想象脱离生活环境会孕育出优秀作品。深入生活是一种体验。文学创作是一种个体性非常强的精神劳动，它崇尚独特的人生体验。深入生活，这是一个现实而又永恒的话题。
　　"固守家园"则是找到自己所属的一方创作福祉，这应该是自己最熟悉、人生情感割舍不掉的精神寄托之地，它能赋予你情感的追求，能使之和自己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
　　我们读阎连科的耙耧山脉系列小说，无不为他如外科手术般剥离中国农民的筋脉，酣畅淋漓甚至是残酷地探究其生存真相的艺术执著所折服。作家把这块精神家园已经深深地融入了自己的血液之中，直至把中国农民骨子里的精髓写透。
　　山东高密东北乡可以说是莫言梦牵魂绕的一块土地。读莫言的山东高密系列小说，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他是在用自己的生命感受着民族的苦难和困惑，并且把这种情绪幻化到故土的人和物之中，在这种极富乡土气息的文化背景中，体验出时代的矛盾和民族的情绪。
　　而陕西作家叶广芩的家族系列小说，在将历史、文化、世事沧桑与当代社会相交织所生发的怀恋逝去的显赫中，一方面让人体会到深厚的中华文化氤氲其中，另一方面又有对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文化人格予以的缜密剖析。将家族故事置于历史的流变中，赋予小说以高妙。
　　把精神家园变成自己的创作源泉，你会从中不断发现、提取有益的养料。它会取之不绝，不断激发你的创作激情，直至经典横空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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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答案（共1个回答）
明线：作者的游览顺序：路上——洞口——外洞——孔隙——内洞——出洞
暗线：泉水流经的路线（于作者浏览顺序相反）：深黑的石洞——内洞——孔隙——外洞——洞口——山...
这是浙江中部的泥土特点，是红壤。即红土。
有免费车位,但是很少。
原文呢....
锦江之星标准房大都有这种一大床一小床的配置,一般也只是允许入住两人,如果带孩子入住应该也可以。
答: 纹唇手术手术过程是什么？
答: 浅谈佛教“空性”之说的智慧与积极意义
　　——linyi518《佛教批判》小议
　　linyi518《佛教批判》摘录：
　　　　 佛教在在认识论上是虚无的...
答: [89]他说：“学至于佛则无所学”，以为宋伊川诸儒“皆窃吾佛书”
答: 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牺（伏羲）氏之王天下也，抑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
餐饮业厨房产生的油烟，顾名思义，废气中主要污染物为油烟，一般采用静电除油。
液化气属较清洁能源，废气污染程度不高，主要含二氧化碳一氧化碳吧。
柴油属石油类，废气含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碱液喷淋即可去除，氮氧化物主要以一氧化氮为主，要催化氧化成二氧化氮才能被碱吸收，造价成本非常高，一般的柴油发电机尾气难以治理，除非大型发电厂。
煤炭废气含二氧化硫多，一般常用的脱硫工艺即可。
海鸟的种类约350种，其中大洋性海鸟约150种。比较著名的海鸟有信天翁、海燕、海鸥、鹈鹕、鸬鹚、鲣鸟、军舰鸟等。海鸟终日生活在海洋上，饥餐鱼虾，渴饮海水。海鸟食量大，一只海鸥一天要吃6000只磷虾，一只鹈鹕一天能吃(2～2.5)kg鱼。在秘鲁海域，上千万只海鸟每年要消耗?鱼400×104t，它们对渔业有一定的危害，但鸟粪是极好的天然肥料。中国南海著名的金丝燕，用唾液等作成的巢被称为燕窝，是上等的营养补品。
嫌麻烦就把你洗衣机的型号或断皮带，拿到维修点去买1个，自己装上就可以了（要有个小扳手把螺丝放松，装上皮带，拉紧再紧固螺丝）。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指全部国有企业(在工商局的登记注册类型为"110"的企业)和当年产品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含)的非国有工业企业。
考虑是由于天气比较干燥和身体上火导致的，建议不要吃香辣和煎炸的食物，多喝水，多吃点水果，不能吃牛肉和海鱼。可以服用（穿心莲片，维生素b2和b6）。也可以服用一些中药，如清热解毒的。
确实没有偿还能力的，应当与贷款机构进行协商，宽展还款期间或者分期归还； 如果贷款机构起诉到法院胜诉之后，在履行期未履行法院判决，会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法院在受理强制执行时，会依法查询贷款人名下的房产、车辆、证券和存款；贷款人名下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而又拒绝履行法院的生效判决，则有逾期还款等负面信息记录在个人的信用报告中并被限制高消费及出入境，甚至有可能会被司法拘留。
第一步：教育引导
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吮指癖”的原因不尽相同，但于力认为，如果没有什么异常的症状，应该以教育引导为首要方式，并注意经常帮孩子洗手，以防细菌入侵引起胃肠道感染。
第二步：转移注意力
比起严厉指责、打骂，转移注意力是一种明智的做法。比如，多让孩子进行动手游戏，让他双手都不得闲，或者用其他的玩具吸引他，还可以多带孩子出去游玩，让他在五彩缤纷的世界里获得知识，增长见识，逐渐忘记原来的坏习惯。对于小婴儿，还可以做个小布手套，或者用纱布缠住手指，直接防止他吃手。但是，不主张给孩子手指上“涂味”，比如黄连水、辣椒水等，以免影响孩子的胃口，黄连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吃多了还可导致腹泻、呕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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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龙德教育就挺好的，你可以去试试，我们家孩子一直在龙德教育补习的，我觉得还不错。
成人可以学爵士舞。不过对柔软度的拒绝比较大。　　不论跳什么舞，如果要跳得美，身体的柔软度必须要好，否则无法充分发挥出理应的线条美感，爵士舞也不值得注意。在展开暖身的弯曲动作必须注意，不适合在身体肌肉未几乎和暖前用弹振形式来做弯曲，否则更容易弄巧反拙，骨折肌肉。用静态方式弯曲较安全，不过也较必须耐性。柔软度的锻炼动作之幅度更不该超过疼痛的地步，肌肉有向上的感觉即可，动作(角度)保持的时间可由10馀秒至30-40秒平均，时间愈长对肌肉及关节附近的联结的组织之负荷也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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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毛泽东·一九六一年九月九日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李进即江青,这首诗是为她在庐山游玩时拍的一张照片作的. 诗中赞美了遒劲的松树品格。它昂然挺拔于天地之间，尽管乱云翻滚，大有山雨欲来之势，它仍然是那样的泰然自若,昂扬着一种乐观自信的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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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志超
内容摘要：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的世传绝活。本文以3本民族志和1篇田野札记为例，来评析田野调查和文本写作的若干问题。对于理论或假设在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写作的重要性，费孝通先生通过自己的经验予以郑重的强调。既然民族志的社区只是民族志作者头脑中的社区而不是民族志所状的对象社区，后现代主义民族志主张诗性的发挥和意义的创造。在后现代主义这一他山之石的攻击下，现代民族志也在探讨文本内容和形式的多样化，诸如把人类学家在田野的经历和感受纳入民族志中，以形成民族志最大限度的整体观。黄教授的原计划是写社区民族志，在调查的末期，黄教授决定撰写以叶书记的生活史为中心的民族志，他的这一想法得到叶的同意和配合。
关键词：民族志;社区;中国人类学;后宫;文化;田野调查;先生;林村;华侨;方言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郭志超，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　厦门　361005)　　【内容提要】田野调查研究最终汇聚为民族志。从民族志可以返观调查研究方法。本文以四个文本 为例，阐释和评析假设的方法、生活史与社区的叠构法和调查单位的别致运用，以及求 真准则的遵循或迷失与有关调查研究方法的关系。　　【关 键 词】田野调查/方法/民族志&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的世传绝活。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文本写作虽无定式，但却统摄于一 定的理论方法。本文以3本民族志和1篇田野札记为例，来评析田野调查和文本写作的若 干问题。　　一、具有触角的调查和文本：《一个移殖的市镇》　　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应有假设。没有假设，就好像没有触角的蚂蚁，不分西东地 爬行。李亦园先生于20世纪60年代在马来西亚柔佛州蔴坡镇所作的调查及其民族志《一个移殖的市镇》，[1]正是使用假设的范例。　　我国台湾的人类学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进入由台湾土著少数民族研究向汉族研究转向 的阶段，[2]李亦园先生是这一研究转向最早的前驱。1958年至1960年，李先生在哈佛 留学时产生了研究汉族文化的兴趣，1962年夏，他到沙劳越对华侨华人社群调访一个多 月，继而于当年秋在马来西亚找到更合适的调查社区——蔴坡。1963年、1966年他两次共8个月在此地做田野调查。李先生所研究的蔴坡镇是一个重要的橡胶集散 地，位于马来西亚的西南端，当时人口约6万人，其中华侨华人约占4万人，其他的则为 马来人和印度人。这里的华侨华人按他们所说的方言，可以分为7个以上的方言群，俗 称“帮”：闽南帮(又分为漳泉和永春两帮)、潮州帮、福州帮、海南帮，客家帮、广府 帮、兴化帮和雷州帮，其中以漳泉、永春、潮州三帮最多，势力也最大。这些方言群既 相互排斥又相互统合为超方言群的华侨华人社会。　　田野之前的假设在调查中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或者被证实，或者被修改，或者被否证 并进而有新假设的提出。从假设到求证的过程中，开始的假设往往是比较模糊或宽泛的 ，而后在有关理论的启发下和随着调查的深入，模糊或宽泛的假设逐步趋于明确或集中 。我们并不清楚李先生在做田野之前萌生过什么假设，但从《一个移殖的市镇》这本书 的序言里可知，他在调查的初期就一直“盘桓着”这一假设：“中国文化有许多不同的 地方性表现，各地区的人都夸耀自己，认为他们的文化才是代表真正的中国文化，可是 没有人否认，这些不同的地方性文化的总和，也才是真正中国文化”。后来，他从华英 德(Barbara Ward)女士在《意识的类别》(Varieties of the Concious Model)中提出 的中国文化的三种“意识范式”得到启发。这三种“意识范式”是：“直接范式”，即 每一方言群的人心目中对他们自己文化所建构的范式；“理想范式”，即各个方言群的 人心目中对传统中国士大夫阶级所代表的文化所建构的范式；“内在观察范式”，即一 个方言群的人对不同方言群文化所建构的范式。因为有这三种不同范式的存在，所以容 许中国文化的整合统一性和地方歧异性的并存。　　然而，李先生的认识并没有止于此，通过对蔴坡华人的经济结构、社区组织、社 区领袖的结构、社区领袖的变迁、家庭生活和宗教生活深入的调查研究，他用动态观拓 新了中国文化的整合统一性和地方歧异性并存的假设。他指出，在蔴坡的华人社会中，当外来压力很有限时，各方言群之间的冲突争执就显得很厉害；而当外来压力增强时，各方言群之间就收敛自己的文化着重点，与其他方言群相互适应、相互补充。前者的“直接范式”与“内在观察范式”背离，后者的“直接范式”与“内在观察范式”在“理想范式”下整合。他进一步指出：在这种整合中，某一特殊范式有特别表现的机 会，以适应特别的情况，因此范式愈多，适应不同情况的可能性也就愈大。这就是海外 华人在所在国具有很强的适应力，犹如柔韧的“常青藤”的根本原因。　　对于理论或假设在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写作的重要性，费孝通先生通过自己的经验予以 郑重的强调。1936年在江村调查时，他“还是主张调查者不要带任何理论下乡，最好让 自己像一卷照相的底片，由外界事实自动的在上投影”。江村调查完后，他仓促地赴英 留学，那时他发现原有认识的错误，继而在博士论文的写作时“感觉到痛苦”，这时他 深切地意识到：“在实地调查时没有理论作导线，所得到的材料是零散的，没有意义的 ”。回国后他在云南调查禄村，在《禄村农田》的导言中，他特别提到拉德克利夫—布 朗的话：“社会调查只是某一人群社会生活的见闻的搜集；而社会学调查或研究乃是依 据某一部分事实的考察，来证验一套社会学理论或‘试用的假设’的”。[3]　　二、生活史的一叶知秋：《林村的故事》　　如果说人类学有什么绝技的话，那就是一叶知秋，具体地说，就是以微型社区作为大 社会的缩影从而洞察大社会，它甚至可以用个人生活史来达成这种洞察。即使调研个人 的生活史，也必须兼有社区史的全貌观。《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 革》[4]正是透过该村党支部书记叶文德的生活史，相当贴近地触摸着解放后中国农村 的社会变迁史。　　《林村的故事》译自英文版修订本《曲折的道路——一个中共村领导眼中的农村变迁 》这本民族志。传统的人类学以原始民族为调研对象，当代的人类学调研即使不是以民 族为关注对象的社区时，记述的成果仍称为民族志。该书的作者黄树民是美国衣阿华大 学人类学教授，这本书是他于1984年11月至1985年6月在厦门岛中北部的一个行政村(学 名“林村”)做田野调查的成果。1989年由美国西景出版社出版后，在国际人类学界广 受好评，在英文世界里被许多大学指定为必读参考书。发行至第四版后，黄教授将1996 年冬短暂再访林村的材料写成增补的最后两章，出版了修订本。2001年3月，三联书店 出版了中译本，书名作了柔化的处理。　　书的叙事以解放后到20世纪90年代为时序，每一过去时段的叙事都是在现实社区发生 的有关事件后再很自然地进行回溯，而过去的社区历史脉络又活生生地展示在社区的现 实中。历史与现实相互纠结，相互诠释。即使书中在回放历史，但叙事的坐标总是置于 现实的社区时空里。这远不止有结构之美，更重要的是民族志的现实重心始终得以保持 。　　《林村的故事》的叙事主要是村支部书记叶文德的生活史，但叶书记的生活史始终没 有游离所根植的社区，从而在复杂的社区生活图景中获得景深，进而同错综的人际脉络 和事件过程相互映照。　　叶书记的生活被置于社区，而体现在社区基本的政治关系是国家与社区的关系。书中 展示了国家的意志和权力强有力的存在及其与农村社区传统文化的抵牾与和谐。新中国 成立后，在国家看来，农民传统的劳动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是走向一大二公的障 碍，对此，国家在土地改革后，一方面实施以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为组织形式的 整合运动，一方面用破除封建迷信的举措来铲除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传统习俗。20世纪 70年代末以后国家推行的改革开放，一方面承认传统，激活传统，这主要就是生产责任 制的推行，一方面引进外来的资金、技术和观念以推进现代化，在林村的突出体现就是 以台资企业为主引入后的农村都市化进程。国家与农村的关系，前一个时段主要表现为 抵牾，后一个时段主要表现为和谐。国家与农村社区两方面形成相切，作为村党支部书 记的叶文德正是处在这一切点上，他既依附于国家又根植于社区，既要贯彻国家的意志 又要体现社群的民意，其某些矛盾的性格聚焦着国家与农村社区的复杂关系。　　叶书记的生活被置于社区，而体现在社区的基本的文化关系是传统与现实的关系，前 述的国家与社区的关系仍贯穿其中。按照国家和政党的文化观念，叶书记蔑视诸如民间 信仰等传统文化，但随着对乡民文化的理解，他采取了默认乃至宽容的态度。他较早地 反思缺乏温饱的“穷过渡”神话。无论一次次荒谬的政治运动、政治狂热对人性造成多 少伤害，造成多少自私、冷酷无情和消极倦怠，但仍有像叶书记这样的个人，出于对人 的尊重而富有理性，出于正义而抑恶扬善，并且能够反思、反省那些政治运动和某些政 治文化的荒唐和谬误，为着再创生机而不懈努力。　　这本描写个人生活史的民族志，大部分篇幅是作者与叶书记的问答，并有社区描述、 社区事件以及作者的设疑、议论和插叙加以链接。境外有的书评称《林村的故事》为后 现代主义民族志文本，这是个误会，就是追求本书“具有相当的客观性”的作者本人也 觉得莫名其妙。后现代主义的本质特征是“表述危机论”，认为客观事实是不可以表述 于文本，文本中的表述只是主观的感觉，客观事实永远是雾中迷茫的远山。既然民族志 的社区只是民族志作者头脑中的社区而不是民族志所状的对象社区，后现代主义民族志 主张诗性的发挥和意义的创造。然而，人类学求真的科学主义至今仍未被后现代主义所 动摇。在后现代主义这一他山之石的攻击下，现代民族志也在探讨文本内容和形式的多 样化，诸如把人类学家在田野的经历和感受纳入民族志中，以形成民族志最大限度的整 体观。　　林村的这些故事我都相当熟悉。作为厦门大学人类学的培养计划，刚读完硕士的我和 石奕龙等几位同窗，参加了黄树民教授在林村调查的全程。黄教授的原计划是写社区民 族志，在调查的末期，黄教授决定撰写以叶书记的生活史为中心的民族志，他的这一想 法得到叶的同意和配合。于是，在黄教授临别的最后日子，他们长时间地进行访谈录音 ，此时叶书记的讲述更为细致、精确、详细和深刻。这些材料后来分别剪辑或补充入书 中循时渐进的章节里。由于缺乏人类学的学养，直至调查结束，我仍有懵懵懂懂的感觉 。这次见习的顿悟竟然是在该书英文版读后。当时那些看起来平庸无奇的事情，居然在 该书的意义场中变得那么的隽永；那些鸡零狗碎的琐事，在大思路的导向和结构的聚力 中，形成了释放着深刻意义的现象组合；那些国家政治与乡民社会的林林总总，彼此交 织，相互映衬。我终于在《林村的故事》读后，获得了用聚焦于个人的生活史、背衬以 社区史的方法，来达成“一叶知秋”这种个人生活史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的领悟。　　三、别致的民族志：《中国人类学逸史》　　人类学田野的调查单位是社区，而社区实际上就是社群。作为这一概念的延伸，调查 一个分散性的文化群体，也可以是人类学田野的调查单位。《中国人类学逸史》[5]的 作者正是将中国人类学工作者作为他调研的群体。尽管作者并没有声称此书是民族志， 但在我看来，这本书就是别致的中国人类学的民族志。　　作者顾定国(Gregoy E Guldin)先生是美国太平洋路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和人类学 系教授，他经过多年的努力，进入了调研中国人类学变迁的田野工作的适宜角色。从20 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他就倾心于中华文化的逐渐浸润。他曾作为访问学者在中山大学人 类学系任教，后来又在广东进行过几个月的田野调查。他还会讲普通话和粤语。这些使 他在对中国人类学变迁史进行田野调查时便于参与观察，并在对中国的人类学同行的采 访中更易赢得认同。从“老外”到“老顾”这一称谓的变化，正是这种认同的标志。《 逸史》(简称)中大量的采访记录的引述，透露了受访人答述时心理的松弛和谈吐的直露 。采访的口述材料形成的转述和概述也很信实。田野的口访资料较之文献资料具有较强 的个性。书中可以经常读到受访人很有个性的陈述，这显示作者深谙民族志“传真”之 堂奥。凭借大量生动、真实的调访材料，《逸史》的叙述栩栩如生，并激活了基于文献 资料的冷硬叙述。这本关于中国人类学变迁的著作，因倚重于民族志口头资料而称为Saga，即大量不为人所知的轶事，Saga译为“逸史”，非常达雅。　　《逸史》对人类学采用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语言人类学和考古人类学 这四个分支学科的框架来描述。这绝不是作者以其客位的学术背景来框范中国人类学， 而恰恰是如实地反映了对象的事实原貌和一定的主位心态。老一辈的人类学家不少兼通 人类学的四个分支学科或其中的二三个，如：林耀华教授兼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和考 古人类学；费孝通教授赴英攻读社会人类学博士之前，做过体质人类学的调研；林惠祥 、梁钊韬教授都兼通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如果以单一分支学科来描述中国人 类学，那将会顾此失彼。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许多中国人类学者像游 鱼似的，从某一分支学科被“污名化”的河流遁入苟且生存的另一分科的河流，如果人 类学不涵盖四支分科，许多人类学家就会“失踪”于文本。《逸史》描述的中国人类学 四个分支学科及其综合研究，是已验证有效的学术传统。官方设定的学科分类与实际运 作的学科关系，不是因果的宿命，而应该是相互协调的关系。　　梁钊韬教授学术活动编年是《逸史》的主线，作者因对梁先生进行“过多的叙述”而 有担心被误解的顾虑。其实，以民族志文本的角度而观之，恰恰是有梁先生的生活史、 学术史的聚焦，中国人类学变迁过程才是其一以贯之的典型表现。中国太大了，其人类 学史又如此庞杂，以点概面的研究必受质疑。然而，《逸史》把梁先生这一“叶”置于 中山大学人类学这一棵“树”上，再将中大人类学之“树”放在中国人类学之“林”里 ，这种多层次的“景深”既微且宏地展示了中国人类学变迁的全景长卷。处理“叶”与 “树”的叙述关系易，而处理“叶”与“林”的关系则难。为此，作者以叙述梁先生生 平片断的六个“焦点”的引子作为串联全书的佳构。《逸史》的副题为“从马林诺斯基 到莫斯科到毛泽东”，这是对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中国人类学变迁作三段划分的象征点 明，简约的象征使繁杂的学术史朗然。中国的历史进程所开辟的河道塑造了中国人类学 的流相，把中国人类学放置于社会历史的大场景中，并揭示其关系，中国人类学的变迁 由此获得了历史的解释。书以1986年“梁先生七十寿辰”的场面开启，而后倒叙，末以 其“墓志铭”归于沉寂而隽永。人生易老，岁末叶凋，但中国人类学因其延绵的群体而 不绝如流。作者把对中国人类学历史河流的审视目光投向现状和未来。最后部分的“人 类学中国化”和“对中国及全球人类学的一些观察”这两章，既是对中国人类学变迁史 的参悟，也是对中国人类学未来发展的发凡，这一结尾是民族志文本形式中不可或缺的 分析性的总评论。　　四、田野的虚幻：《山海遭遇天后宫》　　林耀华先生在其首次田野即到闽江下游的古田县调查之前，就指出：“科学研究的价 值，在于公正的和客观的叙述……在民族志的领域里，像这样公正的客观的记载材料尤 为重要。”[6]事实是科研的基础，如果“事实”是杜撰的，根据这种虚假的事实得出 的认识，纯属妄说。彭兆荣先生在田野调查后所写的《山海遭遇天后宫》[7]一文，就 是事实虚假、观点错谬的例子。这种田野的虚幻，引起我们对田野所应崇奉的科学精神 和遵循的学术规范的反思是沉重的。　　晚年的林耀华先生将其早期的部分作品辑成《从书斋到田野》，这一书名与田野工作 的前期步骤正好吻合。进入田野之前要有相关的理论准备和知识准备，这就需要阅读有 关的文献。关于妈祖崇拜在闽西的出现，早在南宋时，韩江、汀江的航运业已促使妈祖 崇拜在闽西传播，并在汀州府城出现了崇祀的宫庙。在商人和官员的推动下，明中叶以 后又有明显的发展。然而，彭先生对此浑然不觉，认为“海神妈祖”在闽粤赣山区、特 别是闽西山区“落户”是“让人感到别扭”的现象，他以永定县下洋镇中川村汤子阁天 后宫一例，对“闽粤赣的广大山区地带”，特别是“闽西山区”的“海神落户”，提出 “山区的天后崇拜……并无原生基础，完全由当地华人华侨为引携”这一“原创”观点 。他说：“相传汤子阁的天后宫始建于雍正时期，后因动乱、地震等原因寺庙多次被毁 或迁址，准确年代已无可考。在山区建大后宫的始作者为一位中川籍海外华侨胡贞一先 贤。”　　且不说以永定县下洋镇中川村汤子阁天后宫一例，就对“闽粤赣的广大山区地带”， 特别是“闽西山区”的“海神落户”，提出“山区的天后崇拜……并无原生基础，完全 由当地华人华侨为引携”，从而使“海神在山区落户”这一误识的方法有谬；也且不说 彭文提及的永定烟草的生产和贸易与妈祖崇拜的密切关系，同妈祖在山区传播“完全由 华人华侨为引携”之说的自相矛盾；就是其立论依据——“在山区建天后宫的始作者为 一位中川籍海外华侨胡贞一先贤”，本身就是虚假的“事实”。　　中川为胡氏单姓村。据中川《胡氏家谱》第二、三册载(始修于明万历年，多次续修， 民国13年重修，1924年石印本)，胡贞一，名逢亨，字伯山，贞一乃其号，生于明天启 五年(公元1625年)，卒于清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生当明清鼎革，乡里骚然， 公惟闭户读书，足不履城市，遇有穷而无告者，辄周恤之。……以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 685年)序选岁贡，四十年吏部大选，授漳州府平和县儒学履任。”“雍正九年(公元173 1年)以县府公结绅持公呈上宪批准，既有实绩可据，理合奏请旌表，乃奉旨以居身严正 ，文行可师，崇祀乡贤祠。”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纂修的《汀州府志》有其传略： “胡逢亨，永定贡生，事孝亲。康熙丁巳岁饥，倾凛施粥乡民。黄井生幼聘詹氏，既而 两姓俱贫欲离婚，逢亨捐金周恤，俾克完娶。海澄有鬻其子者，逢亨知为儒家子，赎归 之。悯蛟潭河渡复溺为虞，捐田以给渡工，又修造下洋福广山和宁庵等处桥路，为利甚 傅。”[8]文中所说的“蛟潭”就在汤子阁天后宫坐落的旗山下，它是与汀江汇合为韩 江的金丰溪流到此处形成的一处深潭，这里原有个古渡口即“蛟潭渡”。胡贞一“悯蛟 潭渡急时多复溺，捐田以给渡工，并历年修造渡船等费”，若他有创建或修葺天后宫， 至少《胡氏家谱》不致漏载。实际上，后改建于今址的汤子阁天后宫至晚建于明代，原 建在西觉寺旁边，到了明末清初，才迁建于该寺附近的旗山上。[9]　　彭先生说，“相传汤子阁的天后宫始建于雍正时期”，而创建者为“中川籍海外华侨 胡贞一先贤”。然而，胡贞一在雍正时早已作古，与彭先生所谓的“始建于雍正时期” 的“汤子阁的天后宫”有何相干?而且，不仅胡贞一未到过海外，就是与他同时代或更 早的中川人也从未踏上“过番路”。乾隆年间胡兆学、胡映学兄弟出国到马来西亚沙捞 越，是为中川华侨之始。后来，马来西亚也成为中川侨胞的主要分布地。当然，若发现 可纠正文献说误的材料，可谓贡献。然而，彭先生对上述文献资料却讳莫如深。田野调 查包括文献的搜集，对于明末清初的人物，不借助明摆着的文献，真是匪夷所思。莫非 是汤子阁天后宫系由华侨创建就可以提出“新奇”观点的想法太有诱惑力了，以致抑制 不住杜撰的冲动?莫非是对人类学田野调查除了耳闻目睹外还要搜集文献的基本学理不 了解，以为田野可以与文献分道扬镳，从而产生了寡知无畏的杜撰勇气?在中川村，胡 贞一是胡姓家族引为荣耀的大名人，其事略众所周知，人称“乡贤公”，其故居“乡贤 第”至今尚存，为其后裔所居。立于村口的其继配张氏的石牌坊毁于“文革”。所谓胡 贞一的“海外华侨”说，只能是彭先生的信口开合，假如彭先生说胡贞一是个“海外华 侨”，一定会让中川人目瞠口哆，传为笑料。　　如果再看看彭先生在这篇田野札记里所“升华”的错谬言论，就可以了解其上述杜撰 并非偶然。为了说明受到压迫的“民间资本主义”成为移民海外的驱动力，彭先生杜撰 式的“调研”仍意犹未尽，他说：“综观明清以来东南疆土的民间历史，一个规律很明 显地凸显出来”，即：官方的禁海锁国不仅阻碍了“区域性商业资本主义(彭或用“民 间资本主义”——引者注)的拓展”，而且“阻碍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区域性转型进程” 。彭氏之语，令人惊诧。近代之前的明清时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实质是资本主义关系 前提条件的准备，而彭先生所谓“明清以来”的“民间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 和“国家资本主义”云云，令人目瞪口呆。田野产生的源头活水滋润着人类学园地，而 虚幻的田野影响了人类学的学术尊严和声誉。&　　【参考文献】　　[1]李亦园.一个移殖的市镇[J].(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乙种第一号 ).1970.　　[2]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中国民族学史(下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3]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4]黄树民.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M].素兰，纳日碧力戈译.北 京：三联书店.2002.　　[5](美)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M].胡鸿保，周燕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 00.　　[6]林耀华.从书斋到田野[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7]彭兆荣.山海遭遇天后宫[J].读书，1999.(7).　　[8](清)曾日瑛，李绂，等.汀州府志：卷31孝人[M].乾隆十七年修，同治六年刊本.　　[9]胡以按.中川史志[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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