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能在一线城市稳定,稳定的情绪是一种能力力吗?

小城与大梦 | 一群非一线城市留学生的集体自白
本文转载自: Panopath过来人,ID:Panopath_liu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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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赴美留学生人数
超35万,连续8年位居榜首
占在美留学生总人数的32.5%
其中,一半的中国留学生
来自北上广深等一二线城市
这些年来,目光总是聚集到
那些来自大城市的留学生
他们有着殷实的家庭背景,
良好的社会条件和活动资源
城市发达、繁华,
学校有着较高的国际知名度。
然而,在留学届聚光灯外,
还有成千上万的小城留学党,
那里没有优秀的国际学校和外教老师,没有先进的教育资源和语言培训基础,
甚至周围人都对出国带有一丝丝偏见。
欢迎你来到小城故事,
小城故事里的我们来自不同的地区。
资源的匮乏
我来自山东的一个小城—济宁。这里是华夏文明、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孔子、孟子也皆出生于此。我一直都有高中出国留学的想法,但出国留学的同学在这里并不常见,在中考以后,我们这里的很多学生和家长都会认为,只有成绩不好的同学才会去读国际课程,因此大部分成绩不错的同学都会选择和学校的实验班进行签约。我初中的时候在我们班排到前三名,虽然当时已经跟学校的实验班签约,但是我后来还是选择了国际部。我身边的很多初中同学都会不理解我做的决定:为什么学习这么好的一个同学会选择出国。
我就读于济宁唯一一所开办国际课程的学校,学校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和经济四门A-level课程,每门课程配有一名中教和一名外教老师,但老师水平一般,同学的参与度也不高。我们学校不会提供专职的升学指导老师,但有时会请外面的一些中介机构和招生官来给我们做讲座,帮助我们明确以后的方向。
我们这里也没有标化考试的考点,所以我们一般都会去济南这样的大城市去考标化,同时在留学考试的培训这方面,我们城市几乎可以说是零,因此我们寒暑假都会去大城市去补课,像我现在就在南京学习SAT,我们培训班其它的同学都是本地人,只有我一个人要独自住宾馆。
尽管困难重重,但在国际部,我也获得了很多的机会。因为我在我们班的成绩属于领先位置,所以老师们会把更多活动的机会优先提供给我,让我有机会接触到了更多大城市优秀的学生,能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然后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
想和我一样在三四线城市备考的同学们说,不要一直抱怨自己的成绩有多么不好,自己的城市有多么的不发达,因为你的家乡、你的出生地是你无法决定的,而当下则该脚踏实地地把要做的事情做好,坚定自己的初心,多去认识一些大城市优秀的同学,和他们多交流,不断努力,让自己更加优秀。
莫名的歧视
我是来自祖国的边陲——新疆乌鲁木齐的美高党。我在初一就已经决定了要去美国上高中,但我爸妈还是想让我把中考参加完再出国,于是,到了初三,我成为了我们班唯一一个要出国的同学。虽然我们班的任课老师都很支持我,但有些同学同学们还是会很不理解,他们觉得出国是不爱国的行为。
我们那里教育很落后,大部分家长的思想还是停留在"美国的高中拿A可以拿的毫不费力气"的层面上,再加上这几年乌鲁木齐人才流失的很严重,很多有能力的年轻老师都会选择去大城市发展,就造成我们这里虽然有很多大品牌的教育机构,但是老师的水平一般。所以我们这里很多同学暑假仍然要去大城市更深入地备考标化。
因为之前新疆发生过暴恐事件,很多人会觉得我们这里很不安全,甚至歧视我们。有一次我去美国游学,上完英语课以后,有一个同学跑过来问我说:"同学,你来美国旅游真不容易啊,肯定是骑着毛驴来的北京然后第一次坐飞机吧,你英语说的这么好,我都不敢相信你是新疆来的!" 然后,他投来了犹如看难民一般的目光,那时候我真的很无奈,我生活在在新疆,又不是叙利亚。
我出国上美高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这一年里我回来过三次,每次回来家乡都会有不同的变化,曾经落后的乌鲁木齐已不再是当年伤痕累累的模样。今年暑假回国我惊奇的发现,我们这里竟然有了丝芙兰和两家万达,年底地铁也即将开通,乌鲁木齐正在朝着大都市的方向发展。父母经常会告诉我们,出去上学以后别回新疆,去内地发展。但即使内地条件再好,我也从没有为自己是新疆人而感到自卑,因为新疆是我的家,是我们爷爷那辈人献出青春献出子孙后建造出来的家。
无论你是来自小城还是大都市,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每个个体都有它的闪光点。有时候,我们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即使来自"新西兰"(新疆西藏兰州的简称), 我们也能做的和从大都市来的同学一样好。新疆的瓜果很甜,风景很美,人很热情,欢迎各位丫头子、儿子娃娃来新疆旅游撒!翘楚带你们去大草原上吃羊!
体系的弊端
我在厦门的一所普通高中的“出国班”就读(班型类似于学校的国际部)。高二分班后,我进入这个班级,开始有属于国际生的一套课表:标化课程、AP课、文化交流课。说实话,课程质量并不如意,老师课堂上可能自顾自做事,等于高二高三的课程其实没有实际意义。而选择在高考班的同学也有弊端,学业压力大且很难进行请假备考。
由于家长对于孩子的申请并不了解,所以时常被中介挖了空子。比如推荐他们有利可图的活动或是降低选校的质量。总体而言,小城市因为缺少前人的经验,申请生了解的信息较少,比较吃亏。
在活动方面,我们校内的资源很有限,每年暑假之前学校的国际部会象征性发两三个活动介绍给我们,但很明显都是那种花钱买证明的活动。其次就是学校的社团活动,比如模联和商赛。我就自己在学校建立了一个有关心理健康教育的平台,让大家有一个空间宣泄自己的负面情绪。同时我自己寻找拍摄的机会,并完成了自己的纪录片和短篇作品,而这些机会都是通过自己不断寻找和创新获得的。
值得庆幸的是,我在申请季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有了明确的定位和目标,以及明白了我想真正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信息的滞后
高中三年,我像乘着一只小船在没有灯塔的海上漂泊。没有人告诉我应该如何规划活动。我曾经只听说过给自招加分的数理化比赛。直到高二下期,当我从上海的文书集训营里听说CTB这类比赛的时候,我已经没有时间再去组队、去准备比赛。更何况,我所在的福建某城市几乎没有人参加这些比赛。
没有人告诉我标化的评判标准。我曾经以为托福100赛达1450已经是很不错的成绩,也曾花每小时800元的费用去上托福课,听“权威”老师在课上瞎聊。在标化没有考出来的时候,我还需要分散精力去准备普高的考试,直到高三才能请假。而我们年级750人里,只有10个人要出国。每年高考喜报也只把最后一行留给录取国外院校的学生。
我跟朋友聊起出国留学的时候,他们很难想象异国他乡的生活。国外对于他们来说太陌生了,陌生得令人恐惧。有些朋友的担忧让我有些哭笑不得,仿佛我去的不是美国而是叙利亚。
我曾有过迷茫、曾想过退缩。但是在小城市里遇到的困难让我迅速地成长起来,我甚至觉得这三年来的成长比之前十几年还要多。我的时间轴只是被推迟了一点——滞后的申请规划、姗姗来迟的活动信息。但是我一直在试图把握自己的命运,找培训、尝试着规划活动、主动地争取未来。
不论身处何地,皆是未来可期。
中介的深坑
作为三线的城市的内陆的我或者我们,都会经历上面的种种情况。我是一名来自山西的留学生,我们山西以前作为能源大省,煤最为有名。于是常常会问到,你家是不是挖煤的?煤老板都很有钱...你是不是很能吃醋?你为什么没有那儿的口音?我们省的国际班没有几所,可以说都办的非常的差,和无良中介勾搭,以及找关系花钱就可以上。
除了这些各种,我们也面临着中介深坑。中介很少,基本上一家独大。我们省“某厨师学校国外部”的老师和相关负责人根本没有美国留学经历,背景平平就敢开办各种讲座。连最起码学校难度都不知道,光知道张嘴闭嘴Us news和Qs news排名,没用的数据一堆,大体就是美国好,体现那些学校(哪怕七八十名)排名比国内的大部分学校高。
更可笑的是学校的介绍完全就是百度百科复制粘贴。这些讲座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家长掏钱,规划大概就是考分就行了,然后交钱送礼品= =。让学员参加的活动,活动一看典型很水。最后一个个很优秀的学生送进了所谓的她说的“好学校”。四五十名就是他们机构的大部分最高水平,就那样还挂红榜。SAT1300多、水的研究生项目就被冠以所谓的“学霸"的称号。每一年的申请数据完全不知道,只知道前三十名很难,这一档最贵。不少孩子都蒙在鼓里,最后恍然大悟,为时已晚。
无奈之下,越来越多的朋友选择去一线城市找中介,或者去DIY。在此告诫非一线城市的大家要尽可能不要依赖别人,去独立,去见更广的世界,去认识更多的朋友,信息及时比对,这样才不会被这些无良中介坑蒙拐骗。
Panopath过来人:一个由美本学生创立,由无数申请生和家长共同构建的新型线上留学平台。在这里,我们集申请数据,个性留学服务,留学生社交,留学资源共享为一体。我们希望用过来人的经验,为准留学生和提供真实的留学信息,为信息不对称打开一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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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搜狐热点中国为什么需要一个大西安?中国为什么需要一个大西安?博士观点百家号孙不熟城市战争大西北的一根定海神针。眼下这场人才争夺战,哦不,人口争夺战,已至高潮。送户口、送房票、送补贴、送学位……政府姿态可人,无微不至,就连天之骄子深圳、老牌直辖市天津都纡尊降贵大开户籍之门,甚至是上海,都在原本固若金汤的户籍城墙上开了一道小缝。户籍制度,这个曾经禁锢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遗产,居然在今天出现一种即将瓦解的态势。大时代的来临,往往是不知不觉的,单就户籍制度来说,今日之中国,的确有一种“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豪迈感。01得益于这场人口争夺战,近年来涌现出一大批像武汉、成都、西安、郑州、长沙、合肥这样的网红城市,他们争奇斗艳、各显神通,在改革创新上有着大胆的奇招,在互联网上拥有极高的人气。这里面最值得说道的也许是“抖音之城”西安。在这场人口争夺战中,西安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也不是优惠与补贴力度最大的,但要说到后来居上、追求极致、影响之深远,西安可能是最出彩的那个。日,西安出台了史上最低门槛的户籍新政,率先在全国同等城市中推出“流程最简、门槛最低、条件最少”的落户政策,在随后的一年时间里,又先后5次进一步放宽,这个户籍新政被认为是同类城市中最宽松、最友好的一个。日,西安市出台户籍新政“三放四降”,“放开普通大中专院校毕业生的落户限制、放宽设立单位集体户口条件、放宽对‘用人单位’的概念界定,降低技能人才落户条件、降低投资纳税落户条件、降低买房入户条件、降低长期在西安市区就业并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人员的社保缴费年限”。大中专毕业生落户,只需要提供毕业生本人身份证、毕业证(均须原件),即可前往就近派出所办理。 硕士学历以上不受年龄限制,本科生45周岁以下(含45岁), 大专毕业生35周岁以下(含35岁)都可落户, 有房子的直接落家庭户, 没有房子的可以落集体户。除了学历落户,西安还倾力助力青年创业者落户:凡是在西安市市区依法注册登记的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可申请年龄在35周岁以下(含35周岁)的法人、股东和企业员工落户大西安。自新政实施以来的一年多,西安已有新迁入落户82.8万人(去年25.7万,今年截止目前57.1万)。82.8万人是个什么概念?差不多是一个旧金山市的人口,相当于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往西安城里又塞入一个中等城市。这个成绩,在同类城市中,遥遥领先。即便是北上广深的黄金时期,一年新涌入的外来人口也不过是这个水平。按理来说,西安地处西北片区,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区位优势,都与武汉、成都、郑州等城市有差距,而在很多城市热推的人才房、落户奖励等方面,西安同样不出彩,甚至可以说缺乏亮点。那么,西安是靠什么做到了第一呢?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西安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那就是行政效率。先来看看网上流传了一些段子:1、去西安走亲戚,警察问:“是西安人吗?”答:“不是,是来走亲戚的。”警察:“带回派出所,按投亲靠友条件落户。”……2、去西安站转车,警察问:“是西安人吗?”答:“不是。”警察问:“什么学历?哪年毕业?”答:“本科学历,今年毕业。”警察:“带回派出所,按学历落户,火车票报销。”……这些段子当然都是假的,但其之所以广为流传,肯定是有着对应的现实基础,而且让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西安当地市民透露,段子透露出两个关键信息不假,一是“求才若渴”的诚意不假,二是“当场办理”的效率不假。和很多城市把重点放在优惠条件上不同,只有西安把行政效率做到了极致,当天办理、当场办理,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打实的做到了。以学历落户为例,只需要拿身份证和学历证就可以立即办理;在校学生只需要学生证和身份证即可。如果是窗口办理,当场就可以拿到户口本(户口卡)或准迁证。如果是网上办理,符合条件的,省内的当天办理落户手续,省外的,24小时内核发准迁证。西安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小故事,今年年初,阿里巴巴盒马鲜生的一位项目负责人有一天临时起意,凌晨两点钟到西安的“掌上户籍室”递交了一个落户申请,让他没想到的是,当天下午两点钟,他就收到了准迁证。这件事让阿里的那位负责人非常感动,他很快给西安有关部门写了一封信,专门提及这个事情,认为西安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城市,并决定到西安开设第一家盒马鲜生门店。盒马鲜生是阿里巴巴重点打造的业务板块,有网红店之称。招商引资,有时候就这么简单,不需要长袖善舞,只需要一个小细节就够了。02用时髦的话讲,这本质上是一种互联网思维。城市运营与互联网运营,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二者都是做流量的生意,只不过一个是做线下的,一个是做线上的,先甭管怎么赚钱,把用户先圈起来再说。过去我们的城市,算账的格局太小,认为城市每多一个户籍居民,就要多配备相应的公共服务,认为人口是财政负担。经过一线城市20多年的教育,现在大家都明白了,人口不是负担,而是生产机器,不仅会创造财富,还会拉动消费,特别是能买房子。在互联网思维中,羊毛出在牛身上,获取用户A,也许是为了赚B的钱。举个例子,杭州西湖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几个免费5A级景区之一,西湖虽然没有收门票,但因为人流量起来之后,带动了周边的餐饮与商业的发展,并提升了整个杭州的魅力,这些收益可远远大于那点门票收入。在城市运营中,西安的互联网思维不仅体现在户籍新政上,还体现为城市宣传中对抖音的大胆运用。今天的西安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抖音之城”,南方周末曾写过一篇题为《“抖音之城”西安》的专题报道,西安已有超过70个政府机构开通了官方抖音号,西安市公安局、西安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西安市文物局等悉数在列。抖音宣传西安有一个生动的例子是摔碗酒,在西安一直不温不火。但2017年底的某一天,摔碗酒突然火了。一切源于一条网友拍摄的15秒抖音短视频,这条视频收获了上千万个赞。摔碗酒突然就这么火了。有数据统计,自永兴坊开业,截止到日,三年的时间里有近50万人在此喝过摔碗酒,但其中20万只碗都是在被抖音渐渐带火的2017年末摔掉的。2018年的整个正月,在“西安年 最中国”的城市营销之风下,八天时间里,有两万人在此摔碗。人口争夺战的出彩,抖音上的走红,让西安这座原本沉寂已久的千年古城,重新焕发年轻的光芒,令人向往,这是过去未曾有过的盛况。03毫无疑问,今天的西安正处在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上,这个机遇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层是国家需要大西安。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一定会带来文化的复兴,而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得去哪里找?作为十三朝古都、拥有过汉唐盛世的西安,无疑是最佳选择,也只有在这里,人们才能感受到中华民族最辉煌的那些高光时刻,重建自信。另一方面,当全世界来看中国时,他们想了解中国,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通过门户城市来了解,我们国家目前有三个门户,政治的门户在北京,经济的门户在上海,创新的门户在广东,如果还需要一个文化的门户,那也非西安莫属了。事实上,不少外国政要,到访中国时,去得最多的城市,除了北京上海,就是西安,西安已经在事实上扮演着一个让世界了解中国的这么一个“文化首都”的角色。曲江新区的大唐芙蓉园、大唐不夜城,已经初步具备这种文化展示的功能。所以,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希望看到一个繁荣强盛的能够代表中国文化形象的大西安,西安如果不强起来,中国的文化自信就没有底气。西安如果能把握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机遇,大西安的时代就真的来了。第二层是大西北需要大西安。西北是我国七大地理分区之一,涵盖了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个省级区划,幅员辽阔,面积约占全国30%,人口约占全国7.3%。然而,如此广袤的国土面积上,至今缺少一个强有力的中心城市。西安是目前这个大区的首位城市,这从电话区号、副省级行政级别、大学与科研机构数量等方面可以看出来。不过,这个首位城市的经济体量还是太小,对周边地区的引领辐射能力欠缺。2017年西安市的GDP只有7469亿元,不要说和一线城市比,就是与中西部的几个省会城市相比,也存在较大差距。广袤的西北地区必须得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心城市来提升凝聚力,否则西北地区的人口、产业可能就聚不住,继续往东南沿海跑,诺大西北谁来留守?这个中心城市要做的事情,就是稳住西北,像一根定海神针那样矗立在西北,把人口、人心、人气聚集到西北。要达成这样一个目标,大西北必须得有一个具备强中心效应的大西安,这既是西北的需求,也是国家的需求。第三层是陕西省需要大西安。省与省的竞争,城市群与城市群的竞争,本质上是各自核心城市、首位城市的竞争,如果首位城市太差,直接影响的是全省的竞争力。2017年,陕西省的GDP大约为2.19万亿元,大约于广州市相当,居西北地区第一名,全国第15名,但与中部省份的差距仍然比较大。与湖北、四川、湖南等中西部省份相比,首位城市的实力也相对不足。就首位度来说,西安GDP是省内第二大城市榆林的2.25倍,而成都、武汉、长沙的这个比例分别达到6.65、3.2、2.95。这表明,西安在省内,还没有发挥应有的中心城市效应,其对全省经济的聚集效应有待提高。在高铁与互联网的时代,城市之间的竞争早就不局限于一省之内,而是放大到全国范围了。在此背景下,中国大部分省份都不约而同地在打造强省会格局,目的不是让省会城市与下面地级市竞争,而是依托一个强省会提升全省的话语权。换句话说,各地都在打造强省会,西安还可以更强,西安如果不强,全省的人才就可能流向外省,陕西靠什么和中部地区的省份竞争?陕西省也是打造大西安最坚强的依靠。一个强有力的中心城市,对一个省,乃至一个大区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交通与产业经济的聚集,更重要的是人口、人气与人心的凝聚,否则人们就在这个地区就沉淀不下来,随时都可能流失到外地。春江水暖鸭先知,对待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西安正在紧密跟进,来看看以下三个重磅信息:2017年1月,陕西省委决定将西咸新区划归西安托管,这一举措被认为与安徽拆分巢湖做大合肥一样异曲同工,它让西安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拥有了大西安的格局和体量。日,发改委正式发布《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明确该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是西安,并支持西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这是继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成都、武汉、郑州之后的第九个“国家中心城市”,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给西安最高的一次定位。日日,中共西安市委十三届五次全会举行,提出全面启动新时代大西安“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到2020年,经济总量迈上万亿台阶,大西安都市圈全面形成;第二步到2035年,全面建成代表国家形象、引领“一带一路”、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国家中心城市;第三步到2050年,全面建成引领“一带一路”、亚欧合作交流的国际化大都市等。有西安自己的主动作为,有国家与陕西省的大力支持,一个大时代的大西安,可谓呼之欲出。最近几年,西安的地铁、高铁、机场等基础设施大幅提升,人口争夺战亦表现出色,在互联网上的人气也颇高,这都给予建设大西安的信心。写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说,大西安的建成是否意味着西北地区的中小城市就没有机会了?当然不是。对中西部地区来说,没有条件像沿海地区那种通过港口与外资实现多中心发展,最佳策略实际上就是先集全省之力把省会做大,等省会具备中心城市效应之后,然后通过一个强省会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简单来说,就是让省会先强起来,然后带动全省乃至整个大区富起来,实现共同富裕。内陆与沿海的客观条件、发展阶段都不同,必须有因地制宜的发展策略。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博士观点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专注财经变革,博士观点,全球思维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一个应届毕业生需要怎样的能力才能在上海等一线城市生存下去? - 知乎有问题,上知乎。知乎作为中文互联网最大的知识分享平台,以「知识连接一切」为愿景,致力于构建一个人人都可以便捷接入的知识分享网络,让人们便捷地与世界分享知识、经验和见解,发现更大的世界。1被浏览104分享邀请回答赞同 添加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综合报道&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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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照片(图文无关),阜城(河北),日
河北阜城:安全教育撑起未成年人保护伞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 摄
想到两岁的女儿过去捧着相对较重玻璃制的奶瓶喝奶不那么舒服,王少波决定帮给即将诞生的二宝换一只韩国进口的硅胶奶瓶。虽然这类奶瓶的价格比玻璃奶瓶贵了近一倍,但“医用硅胶比玻璃的安全系数高”这个卖点还是让她迅速决定下单。
王少波买的这款Comotomo250毫升宽口径硅胶奶瓶在电商上的价格接近200元。但这在她为孩子日常的必需品添置中仅仅只是很小的一项。因为过去两年女儿都是全奶粉喂养,王少波每个月的必开销中必定会有5桶爱他美白金版奶粉,再加上七七八八的食品、服装、玩具,每个月平均下来,在一个孩子身上花费3000元是跑不掉的。
在这个日活超过400万用户的记账工具上,有一类专为母婴类消费者设置的“宝宝账本”“怀孕账本”“宝宝诞生记”等专用账本,对使用这类账本的用户账目记录数据进行统计后新一酱发现:2016年他们的年均母婴支出在2.6万元左右,在上海、无锡等支出更高的城市,连续3年的母婴平均支出加起来是接近10万元。
妈妈们每年花在孩子身上的钱增长速度是明显跑赢CPI(和工资涨幅)的。
从随手记提供的人均母婴支出增长的数据看,有十多个城市的2016年母婴花销都比两年前增加了15%以上。其中,长三角地区城市占领了这个增幅TOP 10榜单的一半。除了收入富足、有更强的意愿购买好产品外,“长三角城市用户在记账这件事上显得更执着。”随手科技联合创始人、副总裁焦义刚说。
王少波已经记不清自己看过多少个奶瓶推荐的帖子了,但这次她还是一条一条地刷完了长达几十页的回复。这是她第二次怀孕,因为已经很熟悉母婴产品,就没有像第一次怀孕那样提早四五个月备齐大部分的婴儿用品。她打算把采购集中到产前的最后一个月里,但现在六个月的孕期,她也还是会在有空的时间逛逛天涯母婴版,或是亲宝宝,宝宝树一类的母婴社区。与两年前生女儿的时候相比,婴儿产品又已经经过几轮升级换代,她需要花一些时间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
生活在温州,26岁的王少波的身边也都是和她一样的年轻妈妈,所有生养小孩的经验都来自网络。“长辈的经验已经是过去式了。”她说,“相比从长辈那里获得经验,更多的是要纠正他们错误的观念,比如以前父母特别喜欢给孩子把屎把尿。”她会在微信上把提到“2岁小孩括约肌发展还不完全,过早的把屎把尿对宝宝不好”等问题的文章给父母看,说多了看多了,父母也就接受了。
相比国内的品牌,接受新一酱采访的几位母亲都表示更偏向选择进口品牌的商品,特别是一些需要入口或是贴身使用的东西。
从淘宝的消费数据上来看也是如此。澳洲爱他美、荷兰的美素佳儿、日本的花王、尤妮佳、贝亲、美国的格朗、英国的新安怡,不管在销量,还是2013年到2016年的销量增长上,都比国产品牌更强势。
“大女儿出生的时候,我进口的东西买得不是特别多,价格也没有很高。” 李玥说,“养第一个孩子时我们还是会考虑经济承受能力,但在给第二个孩子买东西上就不太会在乎钱方面的事了。”
李玥在杭州某外资餐饮店工作,有一个12岁的女儿,6个月前第二个孩子也降生了。不管是奶粉还是纸尿裤,同等价位下,李玥会选质感更好的东西,“尤妮佳的纸尿裤还是比花王更柔软一些。”
为了让小儿子小动作发育得更好,李玥会在网上买些锻炼他手劲的玩具,“比大女儿那会儿更细致,不同时间段会帮他买不同的辅助成长玩具。”她说。即使除去这些年物价上涨的因素,李玥算下来小儿子平均每个月的花费要比12年前养大女儿时多一两千块。
这几年,母婴市场的消费选择明显变得更多了。李玥帮小儿子挑选辅食的时候发现,单是米粉这一个品类上的选择,就比大女儿那会儿多。为了不增加宝宝的肾脏负担,米粉被品牌商划分成好几段,分别对应不同月份大小的宝宝,成分也不尽相同,DHA大米、高铁大米,或者是燕麦等。
除了经济实力和对产品挑选能力的提升,线上电商平台和线下母婴连锁店的发展也让妈妈们有更多的渠道买到好的商品。
这就是消费升级。产品购买渠道的丰富、产品本身的多样、以及主动了解“什么是好产品”的消费者在母婴类的消费中尤其集中。这也使得母婴消费市场成为了近年消费升级中更为成熟的一个类别。
而这种更成熟的母婴消费模式也逐渐在各个城市中蔓延,不仅在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也同样经历着消费升级的过程。在母婴消费这个类别中,这些城市的消费行为更多地呈现出趋同的趋势。
当然在母婴消费中,也有分基础型购买的消费者和升级型购买的消费者。新一酱把购买奶粉、奶瓶和纸尿裤的行为定义为基础消费, 把购买母婴小家电、叶酸、早教产品的行为定义为升级消费,分别算出他们各自的占比并标准化后比较。你可以在下面的图中看到不同城市的表现,其中深色的表示数据低于全国平均值。
新一酱看到,东北城市线上母婴升级消费的比例要高于基础消费。温州市、杭州市不管是升级消费还是基础消费都高于平均值,而同为长三角地区的扬州市基础消费高于平均值,但升级消费却低于平均值。在京津两地之间的廊坊市,基础消费低于平均值,而升级消费高于平均值。
随手记从记账数据中发现,新晋父母会比原来更加关注生活品质与安全,“例如不少用户会增加除甲醛物品、防雾霾物品、有机食品等代表健康的消费开支项。”焦义刚说。
李玥在医院配了三四支护手霜大小的去湿疹药膏,用来治疗小儿子脸上的湿疹,这在她朋友的孩子身上也很常见,但在之前大女儿却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医生说,空气、环境、饮食、体质都有影响。”这大概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家长把孩子往商场送的原因。相比PM2.5爆表的室外,商场里不断升级的儿童早教游乐业态,新装的空气循环系统,让父母更放心。
“王府井顺城购物中心、欣都龙城、同德广场的这些我都办过。” 刘晓蕾为4岁半的女儿几乎办过昆明各个购物中心里的儿童游乐卡,但最常带孩子去的还是动物园。李玥周末也会带大女儿去距家十分钟车程的购物中心里玩攀岩。她觉得这可以锻炼小孩子的胆量,也让她更易于和别的小孩社交。但李玥还是希望能有更多户外活动的空间和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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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孩出生数量增加和一孩出生数量减少,二者相抵,造成总和生育率提升不明显。
人口结构出现过快减少或过快增加,都会导致不平稳、不协调现象,从而影响国家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稳定。
对待人口问题,不宜只看相对数,也不宜只看绝对数。不仅要从人口规模和经济角度考虑,还要重视社会、文化、历史因素,防范偏激的人口政策带来不可预知的后遗症。
“一个孩子太孤单了。”在北京某事业单位工作的王林(化名)和妻子一年前下定决心,生下第二个女儿。“生孩子前,我就跟爱人商定,二孩出生后她就不要工作了,全心全意照顾孩子。”王林坦言,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经济和时间成本是决定是否生二孩的主要制约因素。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两年来,虽然面临很多现实困难,但像王林这样下定决心生二孩的家庭越来越多。
《国家人口发展规划()》指出,我国生育率已较长时期处于更替水平以下,从长期看,生育水平存在走低的风险。近年来,根据我国人口发展变化趋势,中央作出“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等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重大决策部署,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新成效。
为了让更多家庭“敢生二孩”、“愿意生二孩”,各地也在努力。今年6月底,辽宁省提出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陕西省统计局建议出台鼓励生育措施……
“人口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性资源。”多名受访专家对记者表示,随着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中国总和生育率将会逐步提升并稳定在适度水平,避免掉入“低生育陷阱”。同时,考虑到人口变化及其影响具有的滞后性,未来中国将更加重视人口结构调整,通过一系列政策设计,保障人口世代平稳更替。
二孩政策实施效果明显
一年前痛下决心生下二孩的王林,如今越来越确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二孩生了以后,我的第一个孩子很快意识到自己多了一个妹妹,变得懂担当、会分享了,家里更热闹更温馨了。”
王林说,国家全面放开二孩生育后,周围朋友、同事选择生二孩的不少。当然,很多人一开始还是比较犹豫的,怕没有足够精力和资金,怕孩子没人照看、无法接受更好的教育,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王林看得很开:“我们对孩子没有太高要求,只要她健康成长就行。”
不过,也有一些家庭并不像王林这样看得开,诸多现实压力让他们打消了生二孩的想法。
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的陈静最近做了一个痛苦的决定:放弃生二孩。她说,“主要是因为父母年纪大了,照顾二孩比较吃力,也怕影响到家庭和睦;再加上我身体不太好,属于高龄产妇,就放弃了。”
据她估计,周围很多准备生二孩的朋友,因为经济问题选择了放弃,“现在养孩子太精细了,养两个的负担还是很重的”。
那么,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到底对出生人口产生了何种影响?
国家统计局今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人和1723万人,比“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的“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人数分别多出142万人和79万人。2017年二孩出生人数比2016年增加162万,达883万,占全部出生人口比重超过一半。不过,2017年一孩出生人数724万,比2016年减少249万。
“二孩政策实施以来,二孩出生人数在预期内,但稍低于我们的判断。”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领导的课题组曾承担了原国家卫计委委托的“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影响预判研究工作。他对记者表示,从目前数据看,一方面,二孩数据增加,抑制了此前多孩生育率和二孩生育率的下降趋势。另一方面,一孩生育率下降过快。此前一孩生育率变化很小,但近年来不仅一孩生育人数减少,生育率也在下降,需要高度重视。
“总的来看,二孩出生数量的增加和一孩出生数量的减少,二者相抵,造成总和生育率提升不明显。”王广州说。
总和生育率指一国或地区妇女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国际上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达2.1,是一国实现和维持代际更替的基本条件。总和生育率低于1.5被称为“低生育率陷阱”,低于1.3为“极低生育率”,对人口更替和未来发展不利。
本世纪以来,我国总和生育率在1.5至1.6之间。二孩政策实施后,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去年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总和生育率提升至1.7以上。
“近年来,我国二孩政策的实施对二孩生育还是有比较明显效果的。但从长期看,总和生育率长时期处于更替水平以下,生育水平存在走低的风险非常大。我们需要继续审时度势、积极稳妥地进行调控,保障人口世代平稳更替。”王广州说。
防止人口结构变化过快
据估算,二孩政策实施前,一孩每年出生人数为900万至1000万左右,二孩每年出生500万至600万左右,三孩及以上每年出生在100万左右。2017年一孩出生人数减少百分之一二十,掩盖了增加的二孩出生人数,造成总体出生人口数减少以及总和生育率走低。
那么,我国新出生人口特别是一孩数量近年来为何会大幅减少呢?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司司长李希表示,这和我国近年来育龄妇女人数逐年减少有关。2017年,15岁—49岁育龄妇女人数比2016年减少400万人,其中20岁—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近600万人。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妇女初婚和初育年龄呈现不断推迟趋势,妇女生育意愿也有所下降。
“需要注意的是,生育行为是一种社会、文化和经济选择行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陆益龙对记者表示,影响人们生育意愿的因素,不仅有养育子女的成本压力,还有多种现实因素。比如,现代教育体制、城市生活方式和生活压力,普遍推延了城市居民的结婚与生育年龄,也影响到人们的生育观念,导致了出生率降低。
“比如在大城市,很多人生育第一胎的年龄普遍偏高,大大降低了育龄夫妇生二胎的意愿。”陆益龙说。
王广州认为,人们受教育程度快速提升和城市化水平提高,对人的发展来说绝对是好事;但人们对生育的看法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从数据上会造成生育率下降。他同时坦言,“这也是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简单讲就是,有政策也不生了;鼓励生育,效果和作用也不大了。”
“我们担心的是,人口结构出现过快减少或过快增加,都会导致不平稳、不协调现象,从而影响国家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稳定。”王广州说。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对记者表示,从长期看,生育率过低会造成人口代际失衡,人口活力和创新力萎缩等,并由此引发严重少子化和快速老龄化并行、性别比例失调和婚配挤压、城乡和区域之间人口分布不均衡等社会问题。
他认为,对于目前国内一些发达地区出现的极晚婚、极晚育、极少育趋势,一些地方出现的“被动性晚婚晚育”、“选择性独生优生”现象,政府要足够重视起来。
生育政策调整要打“组合拳”
多名受访者对记者表示,生二孩与否主要看家庭成员的意愿、经济能力和现实条件。养育成本、由谁来带、职场压力……一连串问题使很多想生二孩的家庭望而却步。
王林说,婴幼儿托管是他最关心的问题。目前,由于我国婴幼儿托管行业发展滞后,在3岁上幼儿园之前,很多孩子往往只能在家待着,由老人或家人专门照看。
可见,只有解决了人们生育前后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才能让更多人“敢生二孩”、“愿生二孩”。
为此,今年6月25日,辽宁省政府印发《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年)》,提出建立完善生育支持、幼儿养育等全面二孩配套政策。包括完善生育家庭税收、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等。
6月29日,陕西省统计局发布《陕西省2017年人口发展报告》。该报告建议出台鼓励生育措施,通过对生育进行补贴奖励等方式提高生育意愿,同时积极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提升孕产医护水平、优化幼儿养育环境。
8月2日,湖北省咸宁市出台全面两孩配套政策,鼓励将二孩及以上产妇产假延长至6个月,同时报销费用,试行弹性工作制等。
而根据2016年底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达到1.8。《规划》同时要求科学评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做好全面两孩政策效果跟踪评估,密切监测生育水平变动态势,做好政策储备,完善计划生育政策。
王广州认为,结合国际经验来看,许多进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国家,采取了许多鼓励生育的措施,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但收效不大。从我国目前的人口形势和生育状况的变动趋势来看,短期内鼓励生育举措可能会产生一些暂时性的效果,但从长期看,建立完善的政策应对,才是根本举措。
“接下来,我们应该正确研判人口变动的趋势和特点,提前谋划全局或局部人口阶段性增减带来的问题。比如,为应对局部性出生高峰,各地应提前配备足够的满足婴幼儿出生、成长、受教育的基础设施;对于持续出生人口规模萎缩地区,也需要做好相关的公共服务和资源的再配置。”王广州说。
陆益龙认为,对待人口问题,不宜只看相对数,也不宜只看绝对数。不仅要从人口规模和经济角度考虑,还要重视社会、文化、历史因素,“要防范偏激的人口政策带来不可预知的后遗症”。
他建议,未来生育政策调整应更具弹性而非“一刀切”,要注重打“组合拳”,不仅要鼓励人们生育二孩,还要在出生、迁移、就业、保障等多方面作出相应调整。
“在低生育意愿—高生育成本时代,生育不仅仅是个人私事,也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我国急需全方位构建起一个人口友好、生育友好、儿童友好、家庭友好和老年友好的统一的政策、制度和社会价值体系。”穆光宗说。
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
一到周末,看看各个商场儿童游乐园里面的小孩子,咿咿呀呀,蹦蹦跳跳,虽然吵闹,但是看着一张张稚嫩的面孔和散发的朝气,心里总是暖融融的。即使有再多的不快,也会暂时一扫而光。孩子是天使和开心果,是每个家庭的掌上明珠。但是如今生孩子却成了一件吸引全社会关注的事情。
上个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被列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中国少生了4亿人,有效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单独二胎政策,即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二胎。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2018年初,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国2017年新生人口数据。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63万。人口出生率为12.43‰,比2016年下降了0.52‰。
为促进人们生育,最近,许多省份在其人口规划中透露要制定政策鼓励生育,社会上要求全面放开生育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网友似乎不是很买账。尤其是在城市,生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从出生到上学,经济成本、时间成本都在不断上升。孩子在上学之后,一个暑假的兴趣班就要花费数万元。因此,在城市生活的许多年轻人,并不愿意要孩子。
但低出生率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开始不断显现。中国的人口红利基本已经用完,老龄化加剧,用工成本上升,社会保障压力大……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仅仅靠家庭自觉,还应该制定更为完整的体制机制。 说白了,生娃不只是家庭自己的事,也是国家大事。
为保证鼓励生育政策的落地,有些省份都表示要在鼓励生育上制定政策,这无可厚非;但更应该注意的是,要把政策落到实处,而不是画饼充饥。要让适育夫妇切实感受到政策福利,提高生育意愿。
为此,应健全社会保障,让“不敢生”变为“敢生”。很多年轻人不敢生孩子,是因为生不起,需要投入的精力和成本有点超过年轻人所能承受的范围。主要集中在教育、医疗等方面。如果政府能够在这些方面建立品质优良、价格实惠的公共社会保障,那么对于消除年轻人生育顾虑将会产生正向影响。
生育孩子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特殊意义。不想生育只是很多人面对巨大现实压力而被动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中国依靠庞大的人口红利实现了大发展,而面对低生育率,政府应该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解决,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来源:澎湃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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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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