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 /> 　　原来他是王启宗主任，两人谈起来，不但是小同乡，还都是在开封师范附属小学的同学，只是他在枫级，我比他小四班，在虹级。
　　王启宗那时在育达商职任教务主任，故而大家都称他王主任，他虽然是老师课堂的常听众，但因听讲的人多，只是面熟，并不认识。自从这次相认同乡同学后，来往就多了。
　　 　　　　　 　　
　　王主任在重庆时代就敬仰南老师了。自从在台湾得知老师的下落，就不分刮风下雨，只要有南老师的课，他一定风雨无阻前来。
　　 　　　　　 　　
　　王主任爱惜物资的习惯至今依然故我，十几年前他为《怀师》一书撰文时，还是用撕下的日历背面作草稿呢。
　　初来台湾时，王主任是“接收人员”，权力很大，日本人留下的产业，他只要点收就算完成手续，想入私囊轻而易举。但他什么都没有要，一贯清廉的本色。
　　台湾有名的育达商职是商业职业学校，当初是由王主任襄助王广亚校长创建的，后来王主任设计联合招生，对教育界是一大创举和贡献。但因此辛劳成疾，变得又黄又瘦，一九八0年初在老师影响下才毅然退休。
　　退休后老师嘱他先修养身心，于是他与钟居士，章克范先生三人，终日都在十一楼禅堂打坐，过了几个月，才恢复体重，气色也变好了。
　　搬到复青大厦不久，老师一状告到法院，要与人打官司了。
　　起因是《论语别裁》。这本书出版已经三年了，很受欢迎。听说有一个文化政要，仔细看了三遍，想挑些毛病出来，因为他心中不服气之故。但是似乎没有挑出可以大作文章的地方。
　　受欢迎的书不免引起盗印。二十年前的台湾，盗印风气颇盛，有“盗印王国”之称，为国际所诟病。既然找到了盗印的公司，老师就毫不客气的提出告诉。
　　许多人都认为老师慈悲心肠，不会计较被人占便宜的窃盗之事，那是他们不了解老师金刚怒目的一面。老师是遵守法律的人，人既注重教育，就不能鼓励人犯法，不能纵容人窃盗，他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
　　另有一个原因，老师是深信因果律的。愚昧(或者自以为聪明)的人干出窃盗的事来，将来会有果报的。所以要提醒这些人，及时回头，使他免于一犯再犯。故而一定要采取法律行动。教育的目的不正是希望人人有守法的精神吗?
　　法院为了这件案子开庭时，老师是派蔡策代表他去的。在法庭发现被告是一个女孩子，她的名字被人利用，自己都不知道是犯法的行为。教育不够，许多人没有法治观念，说起来真不知道应该由谁负责。
　　这个案子后来达成和解。盗印的书交给老古，这个倒霉的女孩子也就用不着坐牢了，那真正的黑手当然也就不敢再盗印了。
　　其实，这并不是第一桩，类似的事以往也发生过，只是盗印者是大学的学生。老师也加以处理，并未姑息。
　　中国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偷书者为“雅贼”，虽说是雅，到底仍归入贼类。因为在古代，有些书是拿钱买不到的，只好用偷了。或者是爱读书又没有钱买，所以去偷。其中总还有些令人同情之处，故而在贼类之中归类入雅流。
　　现在的盗印却纯粹是牟利行为，是存心偷窃他人的智慧财产，装入自己的私囊。至于盗印者的本身，可能连书的内容都没有看过，只知道这本书销路好，可以赚钱。
　　最严重的一个现象是，一个人如果偷了别人的钱，或衣物首饰等，被公认为贼，是不道德；但是盗印他人的书或假冒商品赚钱，似乎不会被认成是贼!甚至还会觉得原版太贵，大家买不起，言下之意似乎还有感谢这些盗版者的不法行为似的。
　　名牌服饰及光碟唱片等，或许有价格差别问题，早年的美国书籍也有这个问题。那时台湾理工科要读的英文原版书都很贵，学生买不起。其实未必是书贵，而是台湾经济落后，国民年收入太低之故。当时台大附近书店，充斥着盗版的英文教科书，这些书还回流卖到美国。后来台湾与美国达成协议，赴美留学的台湾学生可以带自己用的盗版书，但不可多带。这也算是美国人的博爱精神，同情学生。后来台湾渐渐富起来，也签了国际版权公约，政府整顿盗印就很努力了。既然家中有几颗米，就不可再当叫化子，以维持国家在国际上的品格。
　　宵小盗贼干盗印的事，倒也罢了，如果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也干这种事，证明了社会道德的沦丧，国家教育的失败，这可是社会国家的大事。
　　比起大陆来说，台湾书价太贵，所以南老师才要授权大陆的出版社用简体字出版，目的在方便大陆读者们。如果纯粹为了窃取原著那一点点版税而去盗印，违法乱纪，实在太不值得。如果社会上到处充斥着这种人，国家的尊严何在?知识分子的脸面又何在?
　　超然洒脱的人——周梦蝶
　　 　　　　　 　　
　　记得是一九八0年前后，老师迁移到复青大厦没有多久，从南美玻利维亚来了一个学者。
　　这位先生研究易经多年，也在自己国家教“易学”颇久了。他此次前来台湾，是请南老师给他测试一下，证明他的资格。
　　他的中文名字叫“达易理”，就是通达《易经》之理的意思。
　　达易理也是一个自由派画家，在台湾的一段时间，还开了一个画展。因为庞祎也是一个画家，曾多次在台湾及加拿大开画展。这时她也从加拿大侨居地回台，刚好与达易理同时，彼此不免相互文化交流一番。她与画家萧勤(杭州艺专出身)一同来看老师时，巧遇达易理，还一同摄影留念。
　　庞祎认识老师是周梦蝶引介的，说来也很有趣，那是一九七一年的时候。
　　周梦蝶那时在新诗界已是很受肯定的诗人，庞祎也认识许多诗人，到了台湾，她就去拜访周梦蝶。
　　两人谈了一会，周梦蝶就说：“你与其跟我谈，不如去请教南老师!”
　　于是庞祎就来拜访南老师了。
　　周梦蝶开始跟随老师学佛听讲，是四十年前的事情。那时他刚从军中退役不久。三十年前我看到的他，在老师的课堂中，十分特殊。不论春夏秋冬，他永远穿着一样的衣服，头上戴着绒线帽，听课时双脚一盘，好像老僧入定。他的模样更是特别，瘦骨嶙峋，脑袋特大，两眼有神，两手有力。
　　有一次我的小女儿保云放学回家说，路上碰见周梦蝶伯伯与她握手：
　　“周伯伯的手好有力啊!握得我的手好痛!”
　　这就是周梦蝶!无论与谁握手都热诚有力，毫不虚假。
　　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他摆了一个小书摊在台北市武昌街明星咖啡店的门口，晚上收摊就在旁边茶叶店里打地铺过夜。他自在逍遥，能耐得各种苦。或者，他根本不以为苦。
　　每周三的晚饭时光，他就在明星咖啡店的二楼与文友会面；那些仰慕者也按时来找，大家相互交谈，形成一种文艺风。
　　那时台北的明星咖啡店是从上海迁来的，主持人是一位白俄太太。这些白俄都是沙皇时代的贵族。俄国在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推翻沙皇，贵族们纷纷流亡国外，很多人经由东北，来到中国各地。
　　因为白俄生活贵族化，懂吃懂穿，到了国外，很多开起餐馆咖啡店。就像中国人到了外国，连博士也有开餐馆的，因为中国菜做得好的缘故。
　　话说这个明星咖啡店，早年在台北颇负盛名。里面的布置、灯光、颜色等，虽然简单，却有浓郁的欧洲风味，有艺文格调。可惜自从这家店结束后，台湾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地方了。(记得白先勇还写过一篇回忆的文章呢!)
　　现在台湾漂亮的咖啡店虽然很多，但富丽新潮有余，却少有那种简单、优雅、从容的高尚气氛。
　　简单优雅从容而高尚，谈何容易!从前有人说，英国的皇妹玛格丽特公主，就是穿上牛仔裤，照样贵气十足。
　　相反的，有人穿着都是名牌，却照样是个土包子。这其中是颇耐人寻味的。这又是题外的闲话。
　　庞祎告诉老师说，这个周梦蝶，每晚是打地铺睡觉的，连个床都没有。教师立刻派人送了一张行军床给他。没想到，才过几天，就转送了别人，他仍然打地铺。
　　记得二十多年前，台湾有一个名画家席德进(也是杭州艺专出身)，曾为陶蕾、庞祎都画过像。但他特别看中了周梦蝶的头陀形状，也请他当模特儿，画一张油画，十分有名。我曾在席氏的画室见到过这幅作品，画中周梦蝶光头围了一条红围巾，极为生动。
　　席氏十几年前去世，全部作品被收藏在台中省立美术馆了。这张画像大概也在其中。
　　几年前，周氏新诗造诣声誉日隆，有研究生以研究周诗为论文题目，得到硕士学位，论文也曾给周梦蝶一份，可是周诗人并没有看。
　　我问他为什么不看?人家研究你的作品，有所评鉴，你不想知道吗?
　　周诗人说：“不必看，因为谁也没有我了解我自己!”
　　多么潇洒超脱的一句话!不理会他人的毁与誉，这一点，他或许已得到了老师的真传。
　　类似的事还有不少。去年(九八年)有一位林先生要访问十个诗人，并各画一张速写，他第一个访问的就是周梦蝶。在访问结束后，林君说速写将制成版画，他会送周梦蝶一张。
　　周听了只淡淡的说：“你可以不必送我那幅画。”
　　出乎意外的回答，使林君一时手足无措。
　　此事我是看到八月二十七日联合报副刊知道的。立刻打电话给周诗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回答人家?这样使人难堪?
　　他说：“要不要那张画都是一样，不要画就不麻烦人家了。”
　　到了十月十九日，《联合报》载，瑞典皇家学院院士，精通汉学的马悦然到了台湾，他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十八位评审委员中的一位。
　　马氏认为，台湾现代诗的水准并不逊于世界高水准的诗作，只因为缺乏译介，国际上不知道罢了。他更认为，台湾诗人绝对有得诺贝尔奖的实力。
　　马氏此行为出版《台湾现代诗选》收集诗作，有五十个诗人入选，周梦蝶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位。这本诗选，预定两千年春季，在美国、台湾及大陆同步出版，有英译本及繁、简体中文版本。
　　看来，从未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未来有希望了。
　　两年前，周梦蝶的诗作获得了台湾首届“国家文艺奖”，那是很高的荣誉。今年的年初，周梦蝶的诗，又入选了台湾文学经典作品。
　　二月十一日《联合报》副刊的一篇特写，充分道出了他的作风：
　　面对佳誉　不动如山
　　“周梦蝶极不喜欢成为聚光焦点。九0年代尾声，首届‘国家文艺奖’的桂冠落下，时年七十七的‘诗僧’，又无可奈何的成为公众人物。
　　周梦蝶的诗集不多，《孤独国》、《还魂草》两本却令人难忘。而今，前者又入选为‘台湾文学经典’的作品之一。素来对佳誉‘不动如山’的他，面对这项评选结果，自道：区区幼而孤苦伶丁，长而颠沛流离，今且耄而耋矣，而空怀未竟之志，已成不舞之鹤。‘经典’二字教人哭笑不得!
　　去年，周梦蝶从居住多年的淡水迁居新居，除了持续近几年来，每周三固定到长沙街的‘百福奶品’与文友相聚，日常读经、练字、写诗，‘俯地仰天，卧游坐驰’，在流光飞逝，滚滚尘世，他自在修行。”
　　其实，不理会别人的毁损，还算不难办到，但对他人的赞誉能不动如山者，恐怕是少之又少了。
　　许多人说周梦蝶是罗汉的化身，因为他的外形颇似五百罗汉中的一个。他好像常在定中，对人世间的苦乐和毁赞淡然处之，毫不执着。
　　但是，维摩居士室中天女散下的花朵，却粘在他的身上。
　　那些粘在他身上的花朵，就是这个罗汉的诗。
　　也因为他对诗的执着，才有今日的成就。
　　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
　　谁画的?这秋池上的荒烟
　　在坐立都不知如何是好的今夜
　　自无量劫前，一挥手
　　回头再说一九八0年，经过了几个月的筹备及招生，到了九月一日，学院正式开课了。这时只有普通班及高级班，招收的是初中毕业及高中毕业的学生。后来再成立研究班，招收大学毕业的学生。
　　书院的办公室设在五楼，主持教务的是章克范先生，训导的负责人是王启宗先生，研究班主任为张尚德先生，男学员生活指导为钟德华居士。
　　罗梅如、文洁苓和我，都担任了教英文的课程。我们采用的教材，不是一般学校的英文课本，而是实用生活化的英文训练，使他们学习一些能应用的英文。
　　书院的学生中，有一半是出家人。这也是洗尘法师的意愿，给想进修的出家人一个学习的机会。
　　开学以后，复青大厦总共十二层的大楼中，十方书院及东西精华协会占用了一多半。十一楼是大讲堂，不上课时作为禅堂之用。十楼一半是课室，一半为宿舍。十二楼办公室兼教室，另外还有顶楼，是活动室兼饭堂。
　　南老师的课程多半安排在晚饭后，因为也是对外公开的。上课时听众竟达两百人之多，复青大厦里里外外，熙来攘往，热闹非凡。
　　“十方书院”总计办了两年，后来洗尘法师身体欠安，所以第三年即停止招生了。在这两年之中，南老师所讲的课程重要的有：
　　《庄子》——七个月
　　《成唯识论》——六个月
　　《维摩诘经》——一年半
　　《药师经》——两个月
　　《参同契》——九个月
　　另外几科佛典的课程，是由显明法师担任。
　　除了讲课之外，南老师排定书院学员的日常自修、劳动、修定等，十分紧凑严格，更为了健身原故，都要上太极拳的课。老师听说住在养老院的一个老先生，是陈氏太极的传人，还特别派人把他请来教授大家。
　　后来，南老师也在顶楼亲自教太极拳，对象是年纪较大的一些军政大员们，如马纪壮先生、刘安祺将军等。因为他们整日忙于公务，没有时间运动，身体都有些毛病。南老师是通中医的，会开药方，常针对各人身体状况，施以汤药，再鼓励太极运动，这些人后来身体都强健起来了。
　　在参加太极拳活动的人中，最认真的是刘安祺将军，一直持续了许多年。刘是山东籍一级上将，比老师年长十多岁，却一直待南老师以师礼。
　　书院除了一般文化、历史、哲学及佛学的课程外，还经常邀请特别人士前来讲演，以增广学识及见闻。有一位早年参加东北义勇军的刘建华将军，曾应邀来讲“东北义勇军与抗战”，内容精彩动人，后来还整理出版。
　　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所的李慈雄博士，回台时也应邀来十方讲演“世界经济之趋势”。
　　记得统一企业的总经理林苍生先生(那时还是副经理)，也曾来讲述“企业经营”等。
　　说到南老师教太极拳的事，就要谈一谈那个文化研究特别班的事。
　　十方书院开学之前的三个月光景，记得是六月上旬，有些军方的将领、政要，以及一些企业界的领导人等，组成了一个文化专题研究班，每周四晚上九至十二时，请南老师讲解文化有关的科目。
　　这桩事的起因是有几个人，自觉忙于工作，疏于进修，希望能充实自己的学养，故而有些提议。既经开始，便有不少人纷纷加入，大多数是负有重任的人士，也有些是退休的人士。
　　这个班在五楼举办，每周三小时，持续了三年多，到一九八三年九月中才停止。研究的内容包括：《左传》、《战国策》、《史记》、《长短经》、《汉书》、《管子》、《庄子》等的部分内容。老师针对这些听众，挑选适合的篇目，另外也有笔记选文、《易经系传》等的摘录。
　　在这个班中，部分年纪较大，他们平时又缺乏养生的修养，有人甚至有慢疾缠身的现象，故而南老师鼓励他们打太极拳，并亲自教授，因为年纪大的人学拳，与年轻人不太一样之故。
　　南老师的拳术造诣颇高，除了太极拳外，还精通几种密宗的拳术和气功等。当时虽是六十多岁的年纪，但身体轻盈柔和，今年已是八十出头的高龄了，体态依然富于弹性有如青年一般。
　　再说一九八二年的九月，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博士班，邀请南老师主持系列讲座，题目为“中国文化大系”。由于时间的关系，课程就安排在周二的下午，在复青大厦二楼上课，共持续了两个学期。
　　南老师虽担任十方书院的教授师，但是东西精华协会的工作照旧进行，老古出版工作没有间断，颁发奖学金，举办义诊(丁进医师)，为受刑人讲演等等。这些讲演，张尚德及章克范二位先生，也都曾多次参与其事，担任主讲。
　　在信义路老古公司对面的国际学舍，是专为来台留学的外籍学生而设，收费低廉。那里也有餐厅、网球场及大礼堂。三十多年前，台湾选拔中国小姐，就是在这个礼堂举行的。现在，国际学舍已经拆除，改建为大安森林公园了。
　　一九八三年春季四月，几个住在国际学舍的外籍学子，对中国道家学术有兴趣。南老师派我担任介绍的工作，举办了一个短期班，下午三至五时，在五楼举行。由于他们多数不谙中文，故而仍以《禅与道概论》一书中有关道学的部分，给大家介绍。其实也就是把南老师的著作，口头加以翻译而已。
　　记得当时写黑板的是一位加拿大法语系来台的文颢儒，他说的中文比中国人还好，他温文儒雅，比中国古代的文人还儒雅。他写信必用毛笔，一切举止也多合中国古礼，很有“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味道，老师常笑说，他的格调堪称西方的理学家。
　　文颢儒后来回到加拿大，在“文化部”工作，又娶了一位中国来的小姐。前几年他陪同加国企业界的人士前往大陆，经过香港时，恰好我也在香港，十年不见，他儒雅依旧，已为人父了。
　　说到与外国学子打交道，不免要说起与这个有关的人和事。
　　前面曾提到两位美国小姐在十方书院教英文的事，那时罗梅如在写她的博士论文，而文洁苓仍在加州大学在台的海外分部上课，并每周两次有禅学研究。
　　因为我和她们两个，都住在师大附近，所以她俩就直接到我家来，不必去复青大厦了。
　　记得有一段时间，是以老师所著《禅海蠡测》为课本的，不过是口头翻译，等于陪太子读书罢了。偶尔她们提些问题，反使我受益多多呢。
　　过了一段时间，罗梅如要回美国了，剩下文洁苓一个人。这时我忽然记起一件事，就是几年前美国的大学教授对陶蕾所说的话，认为南老师的著作没有列举参考书目及其他资料等等。于是我突发奇想，觉得不如找一本适合译成英文的南老师的著作，一方面与文洁苓研究，顺便也就做了翻译的工作。
　　当我向文洁苓提出这个想法时，她很兴奋的赞成，于是我选择了《习禅录影》中的一章，是南老师在北投所主持的禅七记录，因为这一章的长度，较适合译成英文。
　　于是我先英文口述，文洁苓记录，她回家后，再打字整理，下次会面交给我修订更正，合作得倒也顺畅。只是找资料比较麻烦，记得《楞严经》的英文译本，还是由陶蕾在密西根大学图书馆借出来复印寄给我的。费时最多的，是那些禅宗特别名辞，英文翻译得也很乱，日本式的，中国式的，要综合参考再加取舍。
　　南老师讲课最喜欢引用诗词，要译成英文真难倒了我，幸亏文洁苓曾写英文诗，所以我只能逐字逐句讲解给她，由她编成诗句，总算七拼八凑的完工了。也费了两年多的时间。
　　这时朱文光翻译的《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一书，已经被美国缅因州一家出版社Samuel Weiser接受，要出版了。
　　这家出版社那时已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传到了第二代，是一个注重出版东方文化书籍的公司。他们看了南老师的著作，认为是确有学养，确有真正实践功力，不是只谈不宣，故而乐于出版。
　　我和文洁苓译出的这本书，书名叫《Grass Mountain》(草山)，因为是北投举办的禅七记录。北投是属于阳明山区，从前的名字就叫草山，因蒋介石醉心王阳明之学，所以他住在草山后，就把草山改名为阳明山了。
　　其实美国人最喜欢草山这个名称，许多美国人都住在那里，她们始终说是草山，大约是容易发音之故。
　　文洁苓也不例外，她认为草山有诗意，所以就要用草山为书名。
　　一九八四年，美国Samuel Weiser出版公司与我们签约后，建议另加小标题，以免书商订购时，误以为是文学作品。后来加的副标题是〈禅的七日训练〉(A Seven Day Intensive In Chan Tsaining)。
　　美国的出版公司，工作非常认真，编辑部仔细审校，再用快递寄我审校，前后共有七次之多。另外还有几次是他们不懂的地方，如二十四节气代表的意义等等，书信往来，折腾了一年，到了一九八六年，总算出版问世了。
　　王修女的圣母玛利亚
　　记得是一九八二年元月中旬，也是农历的新年假期，南老师主持了春节特别的修定训练，长达一个月之久，主要的是针对书院的学员们，加强他们修养训练。有部分人士只参加七天，也有参加十四天的不等。
　　在开始的第一天，从美国来了一位王女士。因为参加的人有百位之多，也没有人注意谁是谁。
　　南老师坐在讲台上，教大家首先练习如何集中心念、专一精神时，说出了许多的方法：
　　例如喜欢观音菩萨的人，可以观想观音，把思想专一在观音上；喜欢耶稣基督的人，可以观想耶酥，把思想意念定在耶稣身上；如果这些不能习惯，则可以观想自己的父亲或母亲；或者什么都不喜欢，只喜欢钱，那就索性观想钱，犹如八仙中的刘海蟾以钱戏蟾。总之，这是先要训练意念专一，不要散乱，日久自可自己作主，达到想专一即可专一的境界。
　　南老师说到这里，就转头向左边，对着坐在第一排的王女士说：
　　“王修女，你可以观想圣母玛利亚。”
　　这时大众才知道她是一个天主教的修女。
　　南老师接着又对她说：
　　“因为你长期在修道院从事灵修，对圣母印象深刻，观想起来比较容易成功。”
　　王女士不但是修女，而且还是隐修会修院专修的一员，那时已有二十多年了，因为母亲年高患病，特地从美国的修院请假回台探视。
　　她的父亲王抚洲先生，曾任“经济部长”，已经谢世。母亲王化民是“国大代表”也是画家，与行廉姐是同一个画会的朋友。
　　王修女在美国过的是灵修生活，回到台湾家中，世俗的熙熙攘攘颇不习惯。听说南老师训练修定，就来报名参加，因为修定是共法，并没有宗教的分别，儒家、道家、天主教，都有修定。南老师在谈到宗教的时候说，二十一世纪的宗教，都必须脱去宗教的外衣，开放门户，不能再偏狭自守。世界上只有一个基本的宗教，只因为人类文化不同，习性不同，所以呈现出不同的宗教，就像不同地区生长不同的动植物一样。
　　王修女籍贯河南，又加上行廉姐的关系，所以我们也成了好朋友。她在台湾停留将近一年，也经常来听南老师的课，后来她母亲过世后又回来处理后事。
　　特别要一提的是，她的母亲逝世前，曾表示想将遗产捐赠社会公益。兄弟姊妹处分过遗产后，她和另一个也是修女的妹妹，就将二人所分得的遗产，用母亲的名义捐给社会公益了。王修女说，自己修女的身份是由教会负担生活的，而她的修女妹妹是在教会中从事教育工作。
　　天主教的规矩早已随时代有所修改。从前的修女要穿特别的服装，现在却可以穿与一般人一样的衣服，只要不太花俏就行了。相比之下，佛教和尚尼姑的服装，千百年都未更改，有人认为早应该检讨了。
　　最近看到电视上报道，南美有个国家的天主教神父，在传道时，将圣乐用摇滚乐腔调又唱又跳，吸引络绎不绝的人前来教堂。可见时代真的在变了。
　　说到心念专一和禅定的修养，回忆起多年前的一段往事，而是有关对老师的一次测验。
　　那是协会迁到莲云禅苑前不久，因为陈行夫听说老师有禅定功夫，他就想用科学仪器加以测试。而这件事引起他的好奇，想加以测试，却是由陆健龄所引起的。
　　因为有一次陆健龄陪同老师去南部讲演，当晚与老师同住一间宿舍。那夜，老师睡得很深，陆健龄睡在旁边另一张床上，但因他睡在老师近处，却整夜在入定的境界，像是受了老师气场的影响。次晨醒来，他全身已被蚊子叮了许多包，而不自觉。他把这个经历告诉了陈行夫(我也听到过)，所以才引起行夫好奇，决定安排测试一下老师的禅定功夫。
　　他联络了铁路医院骨科主任周孝儒医师，及中兴医院麻醉科主任张庆灼，一同带了测试的仪器，由陆健龄带领，一行四人来到了老师的家中。
　　那时天气尚冷，老师仍住在泰顺街日式房屋中。按照医生们的嘱咐，老师脱了上衣，头上胸前都贴上了测试用的东西，然后他们对老师说：
　　“现在正常思想。”
　　过了一会儿，医生们又说：
　　“现在请老师停止思想。”
　　脑波反应如何，外人不太明了，但见心电图上，忽然成为一条直线，不再有上下波动。周医生吓了一跳，大家都看到了，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禅定境界有“气住脉停”之说，究竟如何住?如何停?近代的科学仪器已可测试，证明不是迷信之说，而是生命科学的范围。
　　在回想到这件事时，因忘记了周医生的名字，我还特别在香港打了长途电话，到美国德州，找到陈行夫先生。那天是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七，香港时间下午一时半，陈行夫从睡梦中起来，接听电话，因为德州时间是午夜十二时一刻，陈行夫在长途电话中，又叙述一遍这件事的经过，告诉我周医生的名字。可惜的是，周医生几年前已经过世了。
　　前面说到王修女，不禁又想到同学老乡的王启宗了。他也在那次的修定训练时，作了一个人生重要的决定。
　　王启宗主任，在育达商职开办时就任教务长之职。他是个极负责任的人，全部精力都贡献给那间学校了，几十年下来，自己累得又黄又瘦。南老师多次劝他退休，他都因为仍有重要的事未完，放心不下。
　　那次南老师在禅七时，坐在讲堂上说：“许多人放不下，到老都放不下，总觉得事情没办完，年轻时忙儿女，儿女长大了忙孙儿女；殊不知，我们走了，太阳照样从东边出来，没有你这个人，人家照样过下去……古人说，几人能向死前休。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休是罢休的休，不是修行的修，人要到两眼一闭、两腿一伸才罢休，因为不罢休也不行了……”
　　王主任听到这里，悄悄从座上起身，走到外面去了。因为他也坐在第一排，也在老师左边的地方。我坐在后面，看到他走了出去。休息的时候他对我说：“刚才我出去打电话给我内人，嘱她到学校立刻代我办退休，因为听了老师的话，忽然觉悟了。我退休自有人继任，说不定比我还尽职尽责，我何必老而不休呢!”
　　王主任退休后，在禅定上下功夫，努力用功了半年，身体才好起来。这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现在他身体好得很，人也丰润了。
　　说到放下放不下，又想到南老师另外一个老朋友，就是“慧炬出版社”的创始人周宣德老先生。
　　记得大约是一九八一年前后，有一天，他到办公室来看南老师，那时周老大约九十岁了，听到他们二人的对话真有意思：
　　老师：“你不是要退休吗?‘慧炬’找到人接手了吧?”
　　周老：“一时还交不下来，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接。”　　老师：“到了我们这个年纪，看见年轻人总觉得能力还不够，不能放心交给他。其实我们年轻时也和他们一样。我们因为累积了七八十年的经验，才会自觉有能力，等到年轻人活到我们这个年纪，自然有我们现在的能力了。你念佛一辈子，快点放下交给年轻人，自己专心念佛吧。”
　　周老听了立刻接受，就把“慧炬”出版社交下去(记得是杨政河教授接手)，自己和夫人移居美国洛杉矶，每日安心念佛，清静度日。
　　我猜想他所以移居美国，就是切断这边的事务，既交下去就决不再管了，彻底放下。一九八四年，我在洛杉矶还见到过他，身体精神都好，他是一九八七年过世的，那时已是九十六岁高龄了。
　　周老是北京清华大学毕业，学问道德都是一等。他笃信佛法，一生又热心公益，修持不缀。慧炬社址的那栋房屋，原来是他私人的财产，特地捐出来作办杂志之用。
　　说到放下，也要谈一谈钟居士。
　　前面曾说到钟德华居士。他原在交通银行任襄理，共有八个儿女，一生清廉，是个一芥不取的人。全台湾的人都有冰箱了，他才有能力购置一台冰箱。他的儿女都很争气，个个努力上进。一九七三那一年，他刚刚六十岁，有一天他打电话对我说，要办理退休。我当时颇为奇怪，我说你还未到六十五岁退休年龄啊，为什么要退休呢?
　　他说，自己吃素多年，念佛多年，现在孩子多数都自立了，提早退休，专心念佛，也给年轻后生多一些晋升机会。
　　钟居士是自己放下的，倒不是老师的劝讲。钟居士在社会上，始终坚持做人的正直正派，为人处世都很诚恳。
　　后来他一度曾在“十方书院”帮忙。那时南老师及协会的人是在九楼吃饭，不是素食；十二楼书院有出家人，故而是素食。南老师时常劝他注意身体，不一定要吃素，可是他认为既然发了吃素的愿，一定要守这个信，故而始终坚持如一。
　　当他离开书院工作时，来向南老师告辞，听见老师对他说：
　　“你回去专心念佛吧!既然放下了，就什么都不要管。就算我再叫你来，你也不要来，如果我向你借钱，你也不要借给我，一切放下不理，专心念佛!”
　　我们在办公室另一端的人，听到了老师的话，个个心中暗笑，笑老师真够迂的!既然要他拒绝你，应该根本就不开口找他，更不向他借钱不就行了吗?
　　后来我想，大概老师是加重语气，嘱咐钟居士丢掉情面这个包袱吧!
　　钟居士真的专心念佛了。二十六年过去，他始终如一。当我写此文时，他已经八十六岁了，依然耳不聋，眼不花，声若洪钟，与大众一块念佛时，他的声音感动着周围的人。
　　不久前，行廉姐的复旦大学同学焦翠英会计师，从美国回来，我和她一同去看望行廉姐和钟居士，那时他们都住在寺庙中。焦会计师请教钟居士每日修持的情况，以作为她在美国退休生活的参考。
　　在钟居士叙述的过程中，说到了一件奇怪的经历：有一天的夜晚，他睡觉时晕死过去了。虽说晕过去了，两脚却乱蹬，发出很大响声，被邻屋的人(寺庙工作人员)听到了，连忙禀告住持大和尚，岂知那住持竟说：
　　这人不懂住持为何如此，自觉不能不理，就打电话给钟家的孩子们，连忙送钟居士到医院去了。
　　钟居士醒来，发现自己在医院打点滴，颇为奇怪，就问道：“怎么回事?”
　　儿女们说：“醒来就好!醒来就好!”
　　医生也始终没有说出个道理，只说可能血压太低了，血糖太低了。
　　第二天在老古办公室，我向闫修篆乡长提到这件事，他立刻说：
　　　　　　　　　　　　　
　　“南老师不是讲过吗?当气机到达后脑不能通过时，与两腿关系很大，所以脚才会乱蹬。”
　　　　　　　　　　　　　
　　这句话提醒了我，的确是听老师上课时讲过，好像书中也记载了，可见自己平时不用心，记不清楚(仍是一个旁听生)。但想到此事与钟居士关系很大，他平日知道南老师太忙，故而不愿去打扰老师。此刻我也为了求证心切，找个机会在电话中请教老师。当我说到钟居士两腿乱蹬时，老师就说：
　　　　　　　　　　　　　
　　“那是气脉通到后脑时通不过去啊!”
　　　　　　　　　　　　　
　　当我又说到住持大和尚说：“不要理他”时，老师就说：
　　　　　　　　　　　　　
　　“可能那位住持是懂得的!”
　　　　　　　　　　　　　
　　气不通过是暂时现象，如果真死了脚也不会蹬了。当时如能不理它，待气机通过去就行了，修行功夫也更上一层楼了，南老师又说：
　　　　　　　　　　　　　
　　“钟居士一生做人做事诚恳规矩，老实修行，此生必有成就，来世再来人间，也必不退转。”
　　　　　　　　　　　　　
　　南老师的这几句话很重要，我立刻记下来，寄给钟居士。他后来对我说，南老师的话解除了他心中的疑虑，并向老师致谢。
　　　　　　　　　　　　　
　　最有趣的是，此后不久我到北京去了，一次，偶尔谈到这件事，并拿出那天钟居士与我们的合照，有个年轻的朋友说，想要那张照片。
　　　　　　　　　　　　　
　　我很奇怪，就问他：“你又不认得他，要他的照片干什么呀?”
　　　　　　　　　　　　　
　　他说：“给朋友看看，增加信心!”
　　　　　　　　　　　　　
　　到了一九八三年的九月，老师已经讲了三年的那个特别班结束了。
　　　　　　　　　　　　　
　　历史学术的研讨，本来是没有什么讲完不讲完的，当时的停讲，据我的猜测，也是有些环境的因素所造成。
　　　　　　　　　　　　　
　　那些高级将领及政要们，外加企业界的领导人，定期相聚本是听讲演，或从历史中学习经验；或为兴趣而研究；或为充实自己而进修，纯粹是业余爱好。但是日久传扬开来，总有人加油添醋，吹到有心人的耳朵中，产生疑虑在所难免。
　　　　　　　　　　　　　
　　当时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关人士，再三邀请老师与蒋经国先生见面，老师始终不肯，可能由此造成不快。但南老师既无政治企图，为避免无谓的节外生枝，就停止了这个课，也避免一些风风雨雨的传言。
　　　　　　　　　　　　　
　　这时美国有一位华侨，当律师的夏先生，来台拜访南老师，希望与老师合作，在美国推行文化活动，初步构想先办一个杂志。
　　　　　　　　　　　　　
　　关于文化推广活动，不是老师基本的愿力，尤其念及海外侨界，远离故乡，看看书报都没有在台湾这么方便，所以立刻同意了夏先生的提议。
　　　　　　　　　　　　　
　　记得为此还开过好几次会，讨论如何进行。协会秘书长蔡策先生，是资深新闻记者，就决定派他前去。后来可能老师觉得两个人更好，就希望我能一起去，一方面配合蔡老语言上的不便(蔡老不谙英语)。
　　　　　　　　　　　　　
　　当时先母已届九七高龄，虽说身心尚称健康，到底是年高之人，我先把老人家送到苗栗的姐姐处奉养，并向老师说明，如有任何突发状况，我必须赶回台湾。关于我要去美国的事，先瞒着先母，她还以为我仍在台北呢。
　　　　　　　　　　　　　
　　我们到了洛杉矶，后来办了《人文天地》月刊。但是只过了三个月，我就收到紧急电话要马上回台，原因是姐姐留在大陆几十年的儿子，忽然到了香港，姐姐要去与他相会。那时两岸还不能相互往来，亲人只能到香港相聚。
　　　　　　　　　　　　　
　　我回到台湾后，短期无法再去美国，杂志才出了两期，夏先生不得已，就结束了这个计划。过了没多久，蔡老也回来了。这个劳师动众的计划，因各种因素未能继续，也算是一个无奈。
　　　　　　　　　　　　　
　　那年的冬天，先母夜眠竟然未醒，撒手离开了这个人世。
　　　　　　　　　　　　　
　　天台传人——显明法师
　　　　　　　　　　　　　
　　当我们要去洛杉矶的时候，朱文光正在替显明法师办理赴美手续。那时许多出家人都得到美国的签证，到了美国又很容易得到长期居留权。因为美国是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家，对宗教工作人士优待，并且不论任何宗教，一律平等。因此也有人利用这个法令，先剃头当了和尚，到美国拿到居留权后，就再还俗。
　　　　　　　　　　　　　
　　在我们临行前，老师特别交代说，显明法师在美国不熟，要我们先照应他一下。老师又说：“他在美国有法缘，不久自有人邀聘，你们只要短期给他方便就行了。”
　　　　　　　　　　　　　
　　显明法师与老师相识，是在抗战末期的重庆。那年(一九四二)冬天，“国府主席”林森及“司法院长”戴传贤，把虚云老和尚从广东接到重庆，主持救国息灾大法会。林主席及戴院长为法会主要发起人。南老师是陪同他的老师袁焕仙先生，从成都前往拜会虚老的。显明法师那时还年轻，为虚老的首座，他当时跟随虚老，住在慈云寺法会所在地，故而与老师相识了。
　　　　　　　　　　　　　
　　那时抗日战争在极艰苦阶段，“政府”正号召“十万青年十万军”。所以法会结束，显明法师就响应号召，脱下僧衣，参加抗日行列从军去了。他在青年军当到政治部主任，多年后退休，再穿上僧衣，恢复出家面貌。
　　　　　　　　　　　　　
　　记得是一九七四年，老师已迁离莲云禅苑的四楼，有一天居士会邀请一位雷老师讲佛经，那天我和住在三楼的行廉姐，一同到四楼听讲。这位雷老师讲得十分精彩引人，令我印象深刻。不久听说雷老师披上僧衣，原来就是显明法师。
　　　　　　　　　　　　　
　　十方书院成立后，特聘显老担任经典教授，当他第一次来时，南老师怪他说：“既然你知道我在这里，为什么不来相见?”
　　　　　　　　　　　　　
　　显老回答得很有趣，他说：“听说你喜欢骂人，所以不敢来!”
　　　　　　　　　　　　　
　　　　　　　　　　　　　
　　显老是十三岁出家的，在重庆与南老师碰面时，已经正式深入经藏很多年了。他是天台宗第四十五代传人，所以讲起经来有根有据，有板有眼，又很吸引听众。
　　　　　　　　　　　　　
　　显老到洛杉矶那天，我们好几个人去机场接他，记得李素美小姐也是同班飞机来的。接到显老后，有人提议去吃海鲜，我觉得有点尴尬，就对蔡老(策)说：“我们陪显老吃素菜吧!”
　　　　　　　　　　　　　
　　岂知显老连忙说：“不要不要，去什么地方吃都可以，我只要叫一杯牛奶两片面包就行了。来的时候南老师特别嘱咐我，不要给别人制造麻烦，一切随缘就好了。”
　　　　　　　　　　　　　
　　我们到海鲜餐厅吃饭，特别为显老叫了一盘罗汉斋，岂知大家都爱吃这道素菜，显老反而吃得不多。
　　　　　　　　　　　　　
　　当天显老就在我和蔡老所租房屋下榻，在客厅搭了临时床铺，只是他只住了几天就被人请走了。
　　　　　　　　　　　　　
　　朱博士两三天后也来了，他带着南老师交代的事项，他的美国朋友艾伦(Karen Allen)博士，也应邀来与我们一同会面聚餐。
　　　　　　　　　　　　　
　　艾伦小姐是哲学博士，因醉心《易经》而与朱博士成了好友。那时朱博士翻译的《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Tao And Lon-gevity》)刚在美国出版，艾伦博士也是这本书的校编。
　　　　　　　　　　　　　
　　当艾伦博士知道显老是天台的传人时，就邀请他到她任教的加州大学去讲演，并坚持要我去当传译。
　　　　　　　　　　　　　
　　美国的大学生也是喜欢逃课的，艾伦所教的这班是选修课，有五十多个学生，正常总有十几个缺课的。那天听说中国天台宗第四十五代传人法师前来讲演，一时间全部到齐不说，还另有来旁听的。
　　　　　　　　　　　　　
　　显老讲完之后，同学们听得极为兴奋，提出不少问题，当场对答；有的美国学生还是生平第一次看到一个佛教的僧侣呢。
　　　　　　　　　　　　　
　　艾伦教授不久还写了一封长信给我，叙说同学们的热切反应，还希望能再有机会请显老去讲演。只是不久显老就被沈家桢居士聘请到纽约去主持大觉寺及庄严寺了。
　　　　　　　　　　　　　
　　显老是个十分谦恭的人，加以军中及社会上的历练，他是深谙教化的方便法门的。有一桩事特别要提一下。
　　　　　　　　　　　　　
　　几年前显老在纽约路上出了车祸，他所坐的汽车翻倒路边，四轮朝天，他则被困在车里，后来当然被救，幸无大碍。
　　　　　　　　　　　　　
　　当显老述说这个意外时，有人就问：“师父，你翻车后，有没有赶紧念佛号啊?”
　　　　　　　　　　　　　
　　显老回答说：“当时一心急着从车里爬出来，也就忘了念佛。”
　　　　　　　　　　　　　
　　大家听到他的回答，都赞叹显老诚实，但是依照显老的方便教化，他这是借此提醒大家，一心不乱是多么的困难!不要以为平常无事时能有一心不乱就是本事；等到大事临头，生死到来，有几个人能一心不乱?所以口头禅是没有用的。
　　　　　　　　　　　　　
　　至于他说自己忘了念佛，也只是说辞罢了。
　　　　　　　　　　　　　
　　当我在洛杉矶的时候，台北老师那里却来了一位美国的禅宗大师卡普乐。我和蔡老是一九八四年三月六日搭华航班机到洛杉矶去的，九天后的三月十五日，卡普乐带领两位大弟子来到了台北。
　　　　　　　　　　　　　
　　那时王启宗代替蔡老，担任协会秘书长，一切由他安排。关于这件事的经过，他在《怀师》一书中写道：
　　　　　　　　　　　　　
　　他知道禅宗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和中国文化结合的产物。于是他曾亲自率领二十多个学生，去中国大陆礼拜禅宗圣地，并参访中国禅者，遍历少林寺等名刹古寺。结果使他失望了，他感觉到大陆上有关禅宗的一切，都没有生命，只是残留的寺庙、佛像以及遗迹。因此他发心带领两个男女弟子——贝克先生和般森女士，专诚东来，到尚保存有中国固有文化的台湾，寻见禅宗的根，参访禅宗大师南怀瑾教授。他这个愿望，由田宝岱夫人叶曼居士从中介绍；起初怀师并不愿接受，婉转谢辞。后来有人提出为了中、美文化交流和国民外交的需要，由“文工会”与“救国团”主办，怀师方才勉强首肯。遂即吩咐我策划卡普乐访华寻根十天内的活动行程，加强与有关方面的联系，以及准备安排他们一行三人的食、宿和交通等接待问题。一切准备妥当，作业完成，卡普乐按预定时间，于七十三年三月十五日下午三时许，率领他的男女两位弟子，一行三人到达本会。卡氏一见怀师，便拥抱在一起，并赞扬怀师风度的清华幽美，对怀师极为亲热友善。翌日即依照预定之行程表开始活动，有座谈会、访问、购置宗教用的钟鼓等乐器，和在中山堂中正庙公开发表演讲三次等。或许因为卡氏久为师位自视甚高，但怀师始终待之以礼，总不愿与他讨论禅宗。后来经他再三诚恳的向怀师请益，才在这十天逗留中，总算有两度深夜单独恳切地与怀师相谈，终于使他心诚悦服地承认受益良多，至于他俩之间如何传心法印，那么只有从中担任通译的朱文光博士知道了。
　　　　　　　　　　　　　
　　在卡普乐和他男女弟子一行三人临别前，在本会禅学中心举行之饯别素宴席上，以及由双方僧俗联欢表演节目中，均可以看出卡氏及其男女弟子，衷心感谢，诚恳的感激。卡氏更一再紧抱着怀师，几次连番的说：“我不能不再来!”由这些谈话中，充分表达出他拳拳服膺的钦敬和喜悦。
　　　　　　　　　　　　　
　　我是六月从洛杉矶回到台北的，赶上了李约瑟(Joseph Needham)来访南老师的这桩事。
　　　　　　　　　　　　　
　　李约瑟是英国著名的学者，他特别推崇道家之学，他的著作《中国科技文明史》对国际学术界影响深远。他认为中国道家“对大自然的思考与探究，奠定早年中国一切科学的基础，比亚里斯多德以前的希腊思想，决不逊色。而且当中国科学思想及技术已经辉煌的年月，今日西方科技发达的国家，那时还正在洪荒时代。”
　　　　　　　　　　　　　
　　李约瑟对中国道家评价极高的说法，使中国人大大兴奋，对自己的文化长时期失去信心的中国人，又开始有了不同的看法，其实李约瑟的这本书中，有关中国文化科学方面，尚未深入内层，但已够使中国人反省自己的宝藏了。
　　　　　　　　　　　　　
　　李约瑟在写他的巨著时，曾求教过我国许多学者专家，如郭本道、冯友兰、王亚南、王星拱、黄方刚等。但有关道家学术思想方面，尚未完成，所以特别到台湾来搜集资料。
　　　　　　　　　　　　　
　　李约瑟博士偕同他的学生鲁桂珍博士，是九月二十二日来拜访南老师的，那天是陈立夫先生陪同前来。预先约定两小时谈话，结果谈得太投契了，不觉三小时已过，仍欲罢不能。南老师只得告诉他说，晚上还要讲课，才算结束。
　　　　　　　　　　　　　
　　那天的学术会谈，闻讯前来参加的人不少，有程沧波(“立法委员”)高信委员长(“侨委会”)、邓文仪将军、熊先举馆长(“国立编译馆”)、张柽总干事(道教总会)、洪文亮医师、朱文光博士，另有德国学人Bojdnov博士，Auhajann博士，以及法国柯友耕博士等。
　　　　　　　　　　　　　
　　除这些人以外，还有一位西德的学者，是卡普乐介绍，前来拜访南老师。他遇上这个特殊机缘，也参加了这个历史性座谈。
　　　　　　　　　　　　　
　　　　　　　　　　　　　
　　这一年发生的事情真不少，先是写《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在美国被暗杀了，媒体及各种小道消息，震撼了社会，造成不安。
　　　　　　　　　　　　　
　　台湾地方太小了，资讯又太发达了，任何突然的事件都会在这小岛上造成不安。
　　　　　　　　　　　　　
　　有人说，为了转移注意，官方开辟了第二战场，就是揭露了酝酿多年的十信案，而十信的蔡辰洲老板，正是时来看望老师的人。
　　　　　　　　　　　　　
　　商界的动荡也牵动了党政界，蒋经国先生究竟准备把网撒多远，无人知道。于是另一种不安弥漫着，只是范围缩小了。而这一回合，民众则是扮演着看戏的角色。
　　　　　　　　　　　　　
　　整个一九八五年上半年，这个戏码都在不紧不慢的上演着，压得许多人喘不过气来，不知道自己是否会成为被波及的池鱼。
　　　　　　　　　　　　　
　　六月中旬，在这诡异的气氛中，突然来了一个美国文化基金会的访问团。他们除了访问台湾，作文化交流外，也来邀请南老师赴美，合作推行文化活动。
　　　　　　　　　　　　　
　　老师了解他们的组织及性质后，就答应了，立刻办理赴美手续，安排各项事宜。老师一切动作迅速，从决定到启程，不足两周。
　　　　　　　　　　　　　
　　七月四日，老师挥别了居住三十六年的台湾，搭机赴美了。在飞机起飞前，老师心中似乎还有一个结，生怕有人赶到机场，请老师务必留下，客客气气的限制出境。因为那时有谣言说，老师是“新政学系”的领袖，更有杂志评列老师为台湾十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飞机起飞了，这一切也就成了过去。
　　　　　　　　　　　　　
　　陪护老师到美国去的，一共有五个人：李素美、李传洪姐弟、润泰公司董事长尹衍梁、洪文亮医师夫妇。他们不久就先后回台了。
　　　　　　　　　　　　　
　　洪文亮是高雄洪外科院长，也是法医，他是八年前(一九七七)认识老师的。他从一个绝对唯物的人体物质科学，踏入形而上的领域后，努力又努力，并在他的医院中，融合唯心的意识训练，进入唯物的医疗中，颇有成效。
　　　　　　　　　　　　　
　　洪医师也是美国的合格针灸医师，更通达阴阳五行及堪与之学，好像不论什么事，他只要去学，没有学不会的。除此之外，又是出名的孝子，说起来他似乎很完美。
　　　　　　　　　　　　　
　　但是，不然!因为颇有人说他“很傲慢”，幸亏我还没有感觉出来，只是有一次，他从高雄来到台北，在与大家打过招呼后，他自己就坐下来，谁也不理了。那时老师还没有进来，看他那个样子，也许是在入定也说不定，这种形象可能使人感觉傲慢，也有可能。
　　　　　　　　　　　　　
　　李素美、李传洪姐弟，那时也认识老师两三年了，有一段时间，李素美还负责《知见》杂志的工作。
　　　　　　　　　　　　　
　　远在认识老师之前，李素美就已学佛多年了，她的女儿出世时，因为头圆圆的没有头发，好像寺庙里的小沙弥，她的外婆故而就帮她起了小名叫“沙弥”。
　　　　　　　　　　　　　
　　李传洪是个入世做事的人，这几年在台北北投办的“薇阁”中小学，他花了许多心力，使之成为顶尖的名校，成群结队的人，想把子女送到那个学校。因为他交游广，朋友多，来托情的人自然就很多，招生之前的日子，他都不敢回家睡觉，因为打电话说情要进他的学校的太多，实在无法应付。
　　　　　　　　　　　　　
　　当然，连我也是说情之中的一个。
　　　　　　　　　　　　　
　　有一次，他拿了一篇开学致辞的短文，要我发表一点意见。我问他是何人代笔，写得那么好?他说是他自己写的。当时我大吃一惊，不知道他文才那么高，实大出我所料。
　　　　　　　　　　　　　
　　尹衍梁与李传洪，年龄差不多，他的父亲尹书田，听说从前是台湾商业圈中“山东帮”的知名人物，作生意殷实规矩，风评颇佳。尹衍梁主持的润泰建设，多年前在一次大地震后一夕成名，因为他所建造的大楼，屹立无损，不像许多其他的建筑，在地震时多少遭到些损坏。润泰那栋原本滞销的大楼，地震后立刻销售一空，被人肯定了。近些年来，润泰经营走向多元化。
　　　　　　　　　　　　　
　　在老师赴美的时候，我因个人的私事正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连机场送行都没有去。
　　　　　　　　　　　　　
　　老师赴美，心情如何呢?他有一首诗如下：
　　　　　　　　　　　　　
　　　　　　　　　　　　　
　　不是乘风归去也　只缘避迹出乡邦
　　　　　　　　　　　　　
　　江山故国情无限　始信尼山输楚狂
　　　　　　　　　　　　　
　　出境是无可奈何的走避罢了，故国江山难忘啊!楚国的狂人陆接舆(《论语、微子第十八》)曾笑孔丘，东奔西走想教化民族国家，都是白费气力而已。看来孔子是输给楚国这个狂人了，楚国这个隐士狂人说得不错，一切都是白费气力啊!
　　一脚踢的人——陈世志
　　　　　　　　　　　　　
　　当老师宣布要去美国的时候，协会工作的同仁们，突然感到不知如何是好，史济洋随同她的先生陈行夫，也移民到美国去了。陈行夫原在东吴大学任教，因会在军中工作，对兵法有研究，著有《孙子兵法白话解》(幼狮出版)后又学习针灸，现在是美国德州的针灸医师。
　　　　　　　　　　　　　
　　另一位担任会计的林秀龄，接着也和先生黄胜雄及三个儿女移民到加拿大去了。不久的功夫，协会也就只留下一个办事处，一切事务仍由王启宗带领谢锦扬去处理。
　　　　　　　　　　　　　
　　至于老古文化公司的业务，老师交由陈世志负全责，并且立即搬离复青大厦九楼，回到原来的信义路三段二十一号，也就是现在“老古”的地址。
　　　　　　　　　　　　　
　　说起这个“老古”的地方，应该赞叹老师的远见。当协会几年前迁到新买的复青大厦时，老师仍继续保留租用的这个老地方，那时真觉得是浪费。当时陈行夫夫妇及陈世志夫妇等都迁住在这里。也幸亏保留了这个地方，“老古”终于又搬回来了。
　　　　　　　　　　　　　
　　陈世志毕业于台大心理系，在大学就读时就常与同窗李慈雄到南老师这里来听课了。他毕业后服兵役两年，回来不久就正式到“老古”公司来工作，大约是一九八三年的时候。
　　　　　　　　　　　　　
　　那时的“老古”公司，由老师亲自主导一切，除了出版书籍外，还有一个《知见》杂志。
　　　　　　　　　　　　　
　　说起《知见》，本来是从智法师所创办，由于稿件多由老师这边提供，后来索性老师接手，一方面老师也希望从智师专注于佛法的修持。《知见》由老师接手后，蔡策和陈世志都是基本干部。
　　　　　　　　　　　　　
　　陈世志来到“老古”后，一切亲自动手，从抄写《孟子旁通》的稿子，到去门市看店、印刷、装订、广告、发行及编务等，都磨练过了，成为俗语所说“广东顺德老妈子一脚踢”的人。
　　　　　　　　　　　　　
　　陈世志是个有才华的人，文笔也不错，他更具有创意，所以在接手“老古”后的三年中，就有些创举和突破。
　　　　　　　　　　　　　
　　他首先收集南老师散见名处已发表的讲演记录及文章，分类整理成册，编印出版，计有：
　　　　　　　　　　　　　
　　《中国道教发展史》　一九八七年
　　　　　　　　　　　　　
　　《中国佛教发展史》　一九八七年
　　　　　　　　　　　　　
　　《序集》(现名《中国文化泛言》)　一九八六年
　　　　　　　　　　　　　
　　《一个学佛者的基本信念》　一九八六年
　　　　　　　　　　　　　
　　《习禅散记》　一九八六年
　　　　　　　　　　　　　
　　《观音菩萨与观音法门》　一九八五年
　　　　　　　　　　　　　
　　《金粟轩纪年诗初集》　一九八七年
　　　　　　　　　　　　　
　　另出版老师从未发表的讲记有：
　　　　　　　　　　　　　
　　《禅观正脉研究》　一九八六年
　　　　　　　　　　　　　
　　《老子他说》　一九八七年
　　　　　　　　　　　　　
　　《易经杂说》　一九八八年
　　　　　　　　　　　　　
　　除此之外，他还从《人文世界》及《知见》杂志中选集人文文库，印行了几本他人著作。又出版了《净名文摘》等。
　　　　　　　　　　　　　
　　他又积极参加书展，推广发行。那时协助他共同奋斗的，是他的另一半林妙玲，以及十方书院从学过南老师的陈加进。他们每日忙进忙出，一共只有六个人在奋力支撑着。
　　　　　　　　　　　　　
　　另外，老师的两本书《历史的经验》和《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虽然出版在老师赴美之前，但那也是陈世志所完成的；而《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一书，正是他收集整编老师讲记及文章的开创工作。
　　　　　　　　　　　　　
　　为了庆祝南老师七十寿诞，一本集体著作《怀师》，也是在陈世志时代出版的。
　　　　　　　　　　　　　
　　一九八八年，陈世志开创了自己的“晨曦”出版社。他虽离开了“老古”，但他对“老古”所尽的心力和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接任主持“老古”的，是古国治。
　　　　　　　　　　　　　
　　　　　　　　　　　　　
　　在这个时期，就在台湾这个小岛上，也有些政治经济以外的事在发生。这类的事情，影响着人心，影响着社会。
　　　　　　　　　　　　　
　　一个三十几岁的比丘尼，要在东部花莲，建造一家医院，因为那边的医疗设施落后不足，人们常须还赴台北看病。
　　　　　　　　　　　　　
　　当她这样呼吁的时候，许多人笑她，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妄想，因为建造医院需要庞大的资金。
　　　　　　　　　　　　　
　　这个比丘尼就是证严上人，她二十六岁出家，从师印顺老和尚三年，秉孙师父“为众生”的教诲，前往偏远的花莲，开始了她对苦难者的关怀和奉献。
　　　　　　　　　　　　　
　　起初，她只是带领着几个与她有同样慈悲胸怀的家庭主妇，出钱出力走遍偏僻的山区，救助贫苦的家庭，替无助的老人洗澡、更衣、喂饭。
　　　　　　　　　　　　　
　　她自奉甚俭，决不经手捐来的善款，她和她的追随者无私的奉献，渐渐获得人们的认同和支持。参加这个以救苦救难为宗旨的慈济功德会的人，越来越多，以每月志愿捐款为原则，一元也不算少，十万也不嫌多。
　　　　　　　　　　　　　
　　到了一九八六年，她呼吁建造的慈济医院，跌破大家的眼镜，终于落成，在花莲开幕了。
　　　　　　　　　　　　　
　　这家医院，秉持“爱的医疗”信念，不管有钱没钱，以救人第一为原则。并且尊重生命，造福社会，打破了世俗不缴钱不看病的陋规。
　　　　　　　　　　　　　
　　早在十方书院成立之前，证严的清净自律作风已时有所闻了。南老师时常告诫出家的同学们，时代不同了，寺庙里不像百丈时代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自耕作风。如要靠施主布施为生，也是不合潮流的作法。况且佛教传统有句话：“佛门一粒米，大如须弥山，此生不了道，披毛带角还。”
　　　　　　　　　　　　　
　　这是多么严重的事!寺庙里的饭是那么多人的供食，如果修行未成，下辈子要变牛变马偿还的。
　　　　　　　　　　　　　
　　所以老师常鼓励出家同学们，去学一技之长，赖以维生。施主的钱只能做利益众生的事，不能为自己私用，因为将来的是有果报的。
　　　　　　　　　　　　　
　　听说早期的证严上人，还做些手工出卖，赚取自己的生活费。老师鼓励大家要学证严上人的自律作风，才是修行人的本色。
　　　　　　　　　　　　　
　　后来许多出家同学，到厦门大学中医特别科学习，也就是这个道理。
　　　　　　　　　　　　　
　　在老师开课的时候，也偶有年轻出家人，对于出钱买书有些怨言，因为出家人到处都受优待，不必付费之故。
　　　　　　　　　　　　　
　　对于这种想法，老师在上课时公开告诫他们说：
　　　　　　　　　　　　　
　　“出家未久，有没有一点成就还不知道，却认为别人都应该供养自己，修行上首先要戒除这种贪念。”
　　　　　　　　　　　　　
　　许多从学老师的出家人，在取舍之间，颇能遵循老师的教导，并在戒除私欲方面，策励自己。
　　　　　　　　　　　　　
　　说到这里，使我回想起洗尘老和尚曾说过的话。那年他从香港来台湾几趟，是为了聘请老师担任能仁书院院长的事，在晤谈中，他忽然说：
　　　　　　　　　　　　　
　　“南老!你信不信?出家人中间还有不信因果的。”
　　　　　　　　　　　　　
　　　　　　　　　　　　　
　　“我绝对相信，是有这个情况。”
　　　　　　　　　　　　　
　　对于这个一问一答，在旁边听到的我，心中有些奇怪，也不明白其中的真意。后来就问老师，洗尘老和尚所说的话究竟是什么道理。
　　　　　　　　　　　　　
　　老师说：“洗老是叹息，平常人不信因果不足为奇，但是佛法是以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为基本的，即出了家，而不信佛法的因果，岂不荒唐?”
　　　　　　　　　　　　　
　　我更奇怪了，又问道： “怎么知道他们不信因果呢?难道他们会自己说不信因果吗?”
　　　　　　　　　　　　　
　　“看他们的行为呀!他们所做的事，所说的话，都是以为没有果报的。事实上，连每人心中所想的，也都是有果报的。如果真相信了因果，自然不会也不敢做那些不该做的事了。所以说，从他们的行为来看，知道他们是不信因果的。”老师这样回答着。
　　　　　　　　　　　　　
　　他又引述一个笑话。台北市善导寺的演培法师曾说：“现在的情形是，居士怕因果，因果怕和尚，和尚怕居士。”
　　　　　　　　　　　　　
　　有一回，行廉姐在苗栗云寺附近的山坡上，买了一处农家的房子，她对老师说，想把这个房子整修一下，给修行的人提供一个地方。老师听了，立刻反问她：
　　　　　　　　　　　　　
　　“谁修行呀?要修行随处都是地方，先把自己的念头管好，把自己的行为管好，先做一个像样的人，减少恶念恶行，行住坐卧只有善念，才算是真修行的初步。”
　　　　　　　　　　　　　
　　行廉姐听了，傻傻的看着老师，无言以对。
　　　　　　　　　　　　　
　　再看证严法师的行径，激发了太多人的善心，慈济的力量更加壮大，紧急救助遍及全世界。她领导着“慈济功德会”不涉入任何政治，但以救助众生的苦难为目标。她的言行感动了国际，许多奖项都肯定了她的作为，菲律宾“麦克塞塞奖”、世界国民外交协会的“艾森豪威尔奖”，台湾所颁给她的奖章更不计其数；香港中文大学在一九九三年还颁给她“荣誉博士学位”呢。
　　　　　　　　　　　　　
　　其实，这些年来的台湾佛教界，也有些是很正派的在运作着，不论在学术上、教育上或传法上，也都能严守原则。在多数假借宗教之名胡作非为的台湾今日社会，可喜的是，仍有少数清流，在教化着愚昧的众生。
　　南怀瑾先生侧记(五)
　　老师到了美国后，辗转在华府定了下来。朱文光是先一步到美国的。老师本来喜欢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对那个城市的名字很有好感。但在美国较久的人们说，那是个南方地区，人文观念并不宽宏，还可能有些偏见。相形之下，华盛顿是政府所在，人文弹性较大，所以老师后来还是到华府去了。
　　原本邀请老师的那个基金会，很热切的欢迎，经过多次商讨交换意见，最后双方商定保持弹性合作，不作长期的计划。这也是老师的基本原则，不希望合作带给自己局限，更不希望合作造成别人的不便或困扰．
　　于是老师在一九八六年就单独成立了“东西学院”，朱文光任秘书长，另一位包维廉博士(William Brown)，主持编辑及翻译的工作。
　　这位包维廉博士，中文造诣颇高，还演讲翻译《论语别裁》这本书。
　　华府的中国人不少，知道老师到了这里，陆继来访的有美国人士、大陆在美国求学的学生、以及大陆到美国访问交流的官方人士，当然更多的是从台湾到美国的中国人。有些原已在美的老师的学生，也从各地搭机前来看望。所以老师的住所，仍然高朋满座，所居住的地方也一再扩充。
　　这时另有两三个年轻学生是先已到美国去的：殷曰序、黄恩悌以及刘宗民，他们都来到老师这里帮忙，有人开车，有人办杂事、搬书，甚至还在院中搭建了一个亭子。在筹备“东西学院”的时候，每晚人来得多了，老师也就随兴讲课。
　　就在稍事安定后，老师与大陆家乡朋友们联系上了。一九八七年秋天，温州市方副市长率团访问纽约及华府地区，并来拜访了老师。
　　就是在这次的会面上，谈到向大陆投资的事，也就是修建金温铁路的初步构想。
　　 　　　　　 　　
　　这时常来老师处的一位美国人艾德(Addair)，服务于美国的外交界，他的中文底子不错，太太是台湾小姐。现在老师到了华府，他们夫妻就常常前来，逢到老师讲佛学课时，艾德就持咒，练习精神专一，一心不乱。
　　西洋人的学习作风有其专注的精神，不像中国人喜欢取巧。艾德专注的练习，使他的定力增强，修养获益。
　　 　　　　　 　　
　　老师除了与家乡联系外，又写信到成都，想找到抗战时的故旧。最要紧的，是袁焕仙老先生及维摩精舍的朋友们。虽然许多人都顺利联络到了，但可惜的是袁太老师及师母已过世，二师母与他们的女儿尚在。南老师即对二师母的晚年生活设法照应，她逝世后也安排丧葬等事。
　　 　　　　　 　　
　　老师在华府安顿下来，李素美和她的先生，也把他们的一儿一女及李传洪的儿子接到美国念书了，这三个孩子那时都是初中及小学的学生，当时大家分住在附近三个地方，“平安居”、“天松阁”、“兰溪行馆”。老师就住在“兰溪”。
　　老师在美国这两年多的时光，我并未去过美国，有些事情只与老师书信连络，急事则电话连络。那时朱博士责任最多，内外都在忙着，大概是太忙了，有时也会疏忽。
　　有一次收到老师的来信，信封上日期为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二日，拆开信先看到朱博士附加的小纸条上，上面写着：
　　此信因故迟投，幸勿向老师提也。
　　再展阅老师的信，是四月八日写的，大概交给朱博士投邮，而他却忘了一个月。他怕老师知道了会责备他粗心大意，所以叫我不要告诉老师。
　　这是朱博士的天真有趣处，幸亏老师信中没有什么太紧要的事，不需要立刻回信。
　　那年的九月底，我有事到香港去，当时李文夫妇一家也在香港。这位从学过南老师的比利时学人李文，在一九八0年被他们驻北京大使网罗到大使馆工作，四年后又调到香港的比利时使馆，任职文化参事。
　　听到我来香港，他们邀我到他们山顶的房子去住两天。他们在暑假的时候曾带着两个儿子到美国去看望老师，刚回来就逢到古家俱拍卖，他们花了不少的钱，去买了一张红木的炕床，十分古色古香。
　　在全部西式的房子及家俱中，放了一张中国古老的炕床，好像忽然身价不凡，又好像中西的协调。就像他们夫妇一样，李文是纯粹的白种人，他太太祁立曼，则是标准的中国女性。
　　他们在山顶白加道所住的房子，是从前嫁给中国人的比利时女作家韩素英所住过的。这个地方风景很美，韩素英的小说拍成好莱坞电影，也曾在这个房子取景。
　　为什么要买这么一张床呢?
　　这夫妇俩的说法很使我意外。他们说，老师曾问香港的情况，表示要来香港看看。他们夫妇认为，没什么好招待老师的，就买一张古老名贵的床给老师用，略尽他们的心意。
　　老师还没有来，那几天我就先睡这张古董床了，感觉十分稳定与坚固，不禁使我想起童年，也曾睡过这样的床，上面还罩有床帐，睡在里面感觉安全可靠。李文家的这个床，虽少了一个床帐，但也够舒适可人了。
　　老师是一年多后才来到香港的，就睡在这张炕床上，待另外安置好地方，才搬走的。
　　我在香港的时候，大女儿玲玲从美国到北京去了，她邀我到北京会面。当时我有些犹疑不决，因为台湾并没有开放到大陆探亲，如果有从第三地到大陆去，回来被发现，就要管制两年不许出境。
　　内心交战了一些时候，我得了结论，如果这次不去故乡看看，万一我死了，岂不后悔!所以情愿被管制两年不许出境，决定冒险去北京一趟。
　　祁立曼好心，一定要陪我一块去，她说有在北京住四年的经验，知道外来人一时不能适应。
　　 　　　　　 　　
　　那时的北京，全城只有友谊商店有一个简单的霓红灯，到了天黑以后，全城昏昏暗暗，也没有出租车，只有“北京饭店”为住客房方便设有几辆接送客人的出租车。公共汽车十一时停止，除了骑脚踏车以外，别无他法。
　　最妙的是，有一次在商店看见梨子不错，就开始挑捡起来，预备买一些。忽然听见站在里面的售货员大声说：“不许挑!你把好的挑去，坏的卖给谁?”
　　我大吃一惊。正要说话。祁立曼用脚踢了我一下，我就不敢出声了。
　　我十月底回到台湾，因为自己粗心大意，在长城的照片被海关查到了，只好承认去过北京。他们把我带到办公室问话，让我回答印在纸上的问题，记得那些问题有：
　　公车车票价钱多少等等。
　　这是十二年前的事，回想起来还真有意思。
　　回到台湾两个月，在美国老师那边，忽然发生了一桩大事。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是老师在美国的第二个圣诞节。二十四日是圣诞夜，在美国是一个大节日，就像中国人的除夕一样。
　　那天约好到老师处过节的人很多，傍晚时分，雨势不小，客人快要陆续到达时，发现屋前小河的水位上涨，快淹到桥面了。
　　朱博士立刻采取行动，要开车过桥到小河对面，等待客人来临，以免客人因路面不熟，过桥时发生危险。
　　这条门前的小河，平日几乎是干涸的，既浅又窄，像是一条水沟。古桥两边没有栏杆，只是一长块石板而已。
　　朱博士动作很快，洪医师跟在他后面，穿鞋时少了一只。待找到那只鞋子穿上，朱博士已开车走了，没有等他。
　　就在一刹那间，朱博士已将车子开到了桥上，突然河水暴涨数尺，转眼间把朱博士的车子冲进了河中。
　　老师出来查看一下，就说：“救不回来了!”警察迅速到达，展开紧急救援。三天假期中，警察不停的进行打捞，车子捞上来了，有朱博士的眼镜和夹克，但却找不到人。
　　这条水沟似的小河，通往另一条大河，河水则流入大海。七十二小时的打捞时间已到，警局就停止了打捞的工作。
　　我二天后接到老师打来的电话，语气很平缓，他只说：
　　“文光走了，是被水冲走的……”
　　晴天霹雳，老师失掉了右臂。我忽然觉得老师在美国的缘份已尽，大概会再回到东方吧!
　　洪医师从美国回来后，我仔细询问他当时的一切经过和细节。
　　说起来真奇怪，在朱博士遇难之前不久，他的作风和性情，曾忽然有了变化。
　　他本来是一个极温和的人，不管老师如何责备，他都坦然接受，对待朋友也永远是和霭的。
　　那一天，老师正在唠叨他事情没有办好，说他真是笨啊。他突然从房间里冲出来，对老师吼着说：
　　“就算我什么都办不好，至少曾有一桩办得好吧?为什么老是骂我?”
　　 老师看他一反平常，也楞住了，就连忙说：
　　“对啊!对啊!以后再也不骂你了!”
　　真的!以后老师再也不能骂他了。
　　更不可思议的还在后头。
　　按照美国的法律，在尸体未找到前，只能算是失踪，不能宣布死亡。于是善后的处理就产生许多困扰；银行的问题，版税的问题，保险的问题等等，一时都不知如何理出头绪。还记得李慈雄在得到博士学位后，正在华府地区工作，他为了协助处理善后事宜，为了朱博士在美国出版的书籍事，还几次给我打越洋电话询问。
　　朱博士的高堂老母，不相信儿子已死，因为尸体没有找到。老母内心一定在祝祷着，企盼儿子是漂到了远处，还活着，但暂时失掉了记忆，无法回家；或者正躺在医院床上，接受紧急抢救……
　　其实，谁又不是这样巴望着呢!
　　就这样，四个月过去了，第二年四月复活节的时候，从大河的入海口，却漂上来朱博士的尸体。他身体仍然完好整齐，一双腿盘卷着，像他平常睡觉的姿势一样。
　　李传洪这时正好也在美国，他带着殷曰序等一行，前往相认，办理后事。火化后，李素美说，骨灰中有不少宝蓝色的块块。那时纽约庄严寺的住持是显明老和尚，朱博士的骨灰就安息在庄严寺的灵骨塔了。
　　朱博士真的走了。留下数不尽的哀伤，说不完的惋惜，为了照应别人而牺牲了自己!大家不愿接受这个事实，仍感觉他活在我们中间。我曾问洪医师，朱博士死后有没有什么感应?他竟然说，有一次在禅堂静坐时，睁开眼看到朱博士坐在前面……洪医师与朱博士交情很深，不知这是真是幻?
　　终于有一天，老师说话了，在禅房里，老师像是自言自语：
　　“去吧!到你该去的地方，完成自己的事，不要再担心我们……”
　　听到这里，我的泪流下来了。
　　他方羁旅愁千叠　家国情怀感万重
　　我亦藏身无住处　如何浅水走蛟龙
　　朱博士确定真的走了，丁卯年(一九八七)老师有一首悼念他的述怀诗：
　　他方羁旅愁千叠　家国情怀感万重
　　我亦藏身无住处　如何浅水走蛟龙
　　兰溪行馆门口的小河，那么浅的水，如何竟冲走了一条蛟龙!这个感叹，一语双关，何尝不也是老师自己的写照，好比浅水龙一样，一切似乎无能为力……
　　可是太阳还是照旧从东方出来，金刚经上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任何事都不会停留，都会成为过去，包括自己的心念情感。并不能改变既成的事实。人们应该效法儒家的精神，“日日新又日新”，积极迎向未来，迎向东方日出。
　　佛家教人们放下，不要执着，儒家教人们积极面对人生。日新又新的努力进取，这也就是老师苦口婆心的教化。
　　朱博士去世前一年，大家正忙着《怀师》那本书的集稿，朱博士也是帮忙收集稿件的人。在香港的李文，曾把写好的英文稿和译文，于十月一日寄给朱博士，请他先看，并加以文字修正。后来朱博士把李文的稿件给我，同时附来李文给他的信。
　　在这封信中，李文提到要借用老师的一些话，以发挥东西方宗教性、政治性及科学性的文化相互融通之处。老师的这些话，写在李文翻译的《马祖语录》的序言中，篇名为“荷兰文初译马祖语录记言译作的经过”(收集在《中国文化泛言》一书中)。李文也构想与朱博士合作写这本计划中的书。
　　李文是十月一日写给朱博士这封信，两个多月后，朱博士却发生了意外。在清理遗物时，发现朱博士为《怀师》所定的未完稿。
　　当我收到朱博士的未完稿时，打开信封，先看见老师附来的一封短信：
　　文光稿是同学们在其稿件中找到的，真是未完的遗稿，由你加按语说明可也。并附上他出事资料的中英文剪报。原稿附语，是洪文亮当时在现场时所记。似有言未尽意之嫌。文光走了，我真难办事啊!
　　一九八六、十二、二十九　　老师的这封短信，是朱博士出事后第五天所写。
　　“文光走了，我真难办事啊!”这是老师的感叹，但是老师是不执着任何事的，他依然日新又新的向前走去。
　　到美东留学的大陆留学生不少，老师常为他们剖析中国未来的前途。那时海外及台湾，已有人开始投资大陆的行动。
　　老师认为，一般人的思想，都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商机无限，但是忽略了重要的一点，就是大陆的制度与外界不同，意识形态也不同，对于这种情况，必须先要了解，如欲向大陆投资，更必须具备四项理念，那就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的经营，中国文化的精神。
　　说起共产主义的理想，那真是伟大的理想，与中国古代儒家的大同思想一样。记得吴稚晖先生曾说过，一个人在三十岁以前，如果不向往共产主义，那就是没有理想，所以向往共产主义是很自然的。
　　可惜人类的心中，还存在着私念，再伟大的理想，遇见私欲就难办了。
　　理想虽不易实现，但作为努力的目标总是好事。中国人更不能背弃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脱离了文化，就不知道是为什么奋斗了。
　　朱博士出事不久，到三月的时候，正值老师七十寿诞。人生七十也是一件大事，老师故乡的幼年好友朱筱戡先生，寄来一首贺寿的诗，老师后来在六月上旬某夜，工作完毕把朱氏的祝寿诗再看一遍，不觉“旧习复发”，喜爱赋诗的毛病来了，一口气和了四首。老师在诗后还自记如下：
　　“筱戡兄乃先师味渊公之长公子，亦其入室之诗弟子也，放翁所谓父兼师者是矣。余不韵，且疏狂成性，一气呵成俚句四律，岂敢言诗，但抒枨触情怀已耳。”
　　言寿方知奈老何　一生岁月尽蹉跎
　　飘蓬原似屠羊说　浮海何须欢凤歌
　　人误布衣干国计　自怜带发苦头陀
　　深情多谢童年友　万里飞章敢不和
　　说到祝寿，便知道自己老了，感慨一生白白度过，像屠羊说(《庄子·让王第廿八》)一样，跟着失国的楚昭王飘泊在外。四海流浪何须欢唱楚生接舆的凤歌(《论语·微子第十八》)，何必谈什么教化!
　　自己也不过是讲讲历史哲学的课而已，却被人误会为干涉国事，其实不过是一个带发的行僧而已。
　　感谢童年老友的深情，万里之乐寄诗来说祝寿，一定要唱和才是。
　　王启宗及陈世志二人，夏末也一前一后来探望老师，这时《怀师》已经出版了。
　　老师见到王启宗，就建议他办手续移民美国，希望他能佐理一些事务。王启宗的三个儿女都在美国学成就业多年，但他夫妇二人并不愿移居美国，因为在台湾生活方便，朋友又多。现在既然是老师的嘱咐，他也就办理申请赴美了。万万没有想到，老师后来反而住在香港，而他却到旧金山去住了。
　　那次兰溪住了几天，老师就嘱殷曰序开车，送他们两人到加拿大多伦多去，路经尼加拉瓜瀑布游玩，再过桥到了加国。这时的李淑君已在加国好几年了，她又协助十方书院的三个比丘尼圆观、永会、宏忍到了加拿大、后来禅定师(赖芳如)也去了。
　　在此之前，华府地区德国镇有一个美以美教会的教堂出售，老师就把它买下，准备将来用作书院讲堂。
　　这年的暑假，李文一家四口，先回到比利时去控望父母家人，然后又转赴美国去看老师。
　　李文对老师说，已经买了一个古老高级的红木炕床，为老师到港下榻之用。
　　老师又说，一定要到香港去看看。
　　到了年底的时候，我的小女儿保云到美国新泽西姐姐家过圣诞。后来她姐妹二人开车四小小时到华府去看一个画展，是美国著名的女画家Georgia Okeffe的展览。她们看过画展后就顺道去拜望了南老师。
　　到了兰溪行馆，老师正为人写字，看到了保云，也就写了一个条幅给她。当晚她们就留宿在“天松阁”。
　　“天松阁”是朱博士生前所住的地方，那时刘宗民、黄恩悌及殷曰序等仍住在那里。
　　由于听到朱博士去世后的一些奇怪的事情，保云一走进天松阁就说：
　　“朱博士啊!我知道你对我很好，但是我求求你，千万不要让我看见你，我会受不了的，拜托拜托!千万拜托!”
　　朱博士天上有知，一定会笑她如此幼稚。
　　朱博士去世已整整一年了，几天后，陈世志又从台北来到了兰溪。
　　陈世志在一九八八年元月十三日又到了兰溪行馆，长途飞行又加上时差之故，正睡得糊里糊涂。忽然老师把他唤醒，告诉他一个惊人的大消息：蒋经国去世了。
　　这使我回忆起他去世前四年(一九八四)的一件事。
　　那天消息传来，蒋经国先生进了医院，这似乎象征了有大事要发生，因为平时都是请医生到家中诊病的。
　　蒋经国先生本患有多年的糖尿病，视力很差，两腿早已无法随意行动。
　　到了老师办公室，我就提到蒋经国先生入院的消息，老师沉吟了一下，喃喃的说道：“不可能啊!按照我教他的方法，至少还可以再活两年啊!”
　　我立刻明白老师这话的含义了。
　　颇有一段时间，有关人士曾三番五次请老师去与蒋经国先生见面，老师始终不肯。猜想蒋经国先生的问题大概是寿元及健康，老师一定是请中间的有关人士，转告了一些法门，以控制身体的障碍，延续生命的时间，以便他完成计划中的任务。
　　听到老师的话，我并未再问什么。过了两天，蒋经国先生又出院了，到他去世的时候，实际上又活了四年，超过老师所说的“至少两年”。
　　蒋经国先生去世的消息出来，我立刻想到老师四年前的那几句话。老师所教的方法并不是什么神通，而是现在科学界所研讨的生命科学。
　　这门所谓生命科学的学问，早存在于多种学说之中。道家的学术中有，佛家的学说中有，甚至儒家也有，但在研究的时候，人们往往只偏重在思维意识，以致于这些学术都仅仅成了哲学思想。如果重视实证，就进入了生命科学的领域。
　　孟子所说“养吾浩然之气”，庄子所说“真人之息以踵”，都超越了思维意识，而是生命具体的能力呈现。佛家理论以心的力量转变物质的色身，显示唯心与唯物的相互作用，更为生命科学的实践所证明。
　　但这个唯心，基本上仍建筑在自己这个唯物的躯体上，没有这个躯体，唯心意识无处依附，所以说又是唯心，又是唯物，又不是唯心又不是唯物，谓之中道。
　　老师为什么有这些方法呢?他一生都以自身做生命科学的实证，不像一般学者那样，只研究思想观念。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了方法还要去实践，否则只停留在理论阶段，就成为口头禅了。
　　生命科学是以生命去实践的事，真是非同小可。记得有一次开会前，人尚未到齐，老师说去睡二十分钟，我们问他要不要拨个闹钟提醒，老师说：
　　“连这个小事都作不了主，还叫什么功夫!”
　　老人在睡梦中都可自己作主，醒梦一如，不论是睡是醒，都是清清明明的，听起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吧!
　　如果能对自身作主，不论是意识，或色身，也许才算得上庄子所谓的“真人”，佛家所谓的“证悟”，儒家所说的“圣贤”。
　　蒋经国先生过世两周之后，元月二十六日那天，我在台北收到老师的传真：
　　我约于三日后赴港，可能在彼度过旧历新春，如你能早日成行，或可在港一晤，得以畅叙。临时或将约包卓立在港会面，但今未作决定耳。专此祝
　　一九八八、元、二十六
　　老师是元月二十九日从美国启程的，因为两地时差，到香港已是三十一日了。照老师传真所写，到香港并未计划久留，但是旧年过后，老师却计划暂时留在香港了，从此，再也没有回到美国。
　　后来有美方人士又来邀约赴美，但老师总是回答他们说，自己是中国人，在台湾三十多年，儒释道三家学术都讲过许多次了，对得起台湾了。美国的朋友当然也是朋友，但总会想到还有十三亿自己的同胞，希望能先对他们尽些绵薄之力……
　　老师传真中所提到的包卓立(Willam Bodri)那时正在台湾，他在康乃尔大学得到硕士学位后，在纽约华尔街任高薪工作，也是那一行中优秀顶尖的人物。但他自来喜爱中华文化，涉猎很多。一个偶然的机缘，听到了老师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