茬北京石景山区翠微山脚下有一座并不太起眼的庵，被称为慈祥庵或者石香炉庵。这就是田义墓中国目前唯一保存最完好、规格最高、石刻最精美的明代太监墓。

墓主田义为明朝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太监官阶正四品。从田义墓的占地面积、石刻大小以及种类看均巳越制尤其是华表须弥座的浮雕，以及一文一武石像生的存在明代宦官地位以及专权，也可见一斑

田义，9岁净身入宫后读书勤奋，因明事理会办事逐渐脱颖而出在明神宗万历时尤为突出。神宗看重田义的“周慎简重练达老成”，“贞介忠诚有臣大度”，故田義死后万历皇帝神宗下御旨赐葬、赐祭、赐建墓园享明代太监的最高规格。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田义卧病不起，万历帝特派医官诊视不久田义去世，万历帝下诏“树享堂碑亭”下令工匠挖地宫埋葬，永久祭祀至此，田义荣贵善终明清两代不少内功太监亦追随田義的人品威望，死后葬于田义墓两侧遂形成这一太监墓群。

田义被称为史上最富正义感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地位最高）除田义外，中國历史上宦官中也有其他一些忠臣良将如司马迁、李延年、郑和等，但亦有像魏忠贤、李莲英这种擅自专权为祸天下的而被世人唾骂的奸佞之人

虽然从生物學的意义上讲太监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生物。有这样一个描述来形容他们的形态“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の不近人情”他们因为阉割丧失了正常男性的机能，大部分太监的心态也会因生理原因而受到影响因此在很多问题上态度会很消极，嘫而太监一旦掌握了权力或者有了钱财，阴暗的心理也会发生相应改变变得贪婪、凶狠和残暴，或者其他一些变态的心理

基于自身掌握的权利以及财产的积累，以及满足自己正常人心里需要和养老需求等太监们除了收养子、和宫女结成对食外，有的太监还在宫外大量置田产然后娶妻，享受一个正常男性所应具备的一切这在中国不少的影视剧中都有反应。

《前门楼子九丈九》中有非常典型的一幕该剧虽然讲述的是清朝末年的事情，太监权势比明朝时已有衰落但置办宅院娶妻养子等依然盛行。剧中大太监吴德贵便利用手中的权勢赢取了卖艺的民间女子同时也在收养继子，继承吴宅的产业但纵使他在太后面前得意，仍然免不了因为生理缺陷造成的尴尬问题劇中大臣纪大人之女便当面质问过吴太监，“你有什么资格爱女人”。

诚然这是一个极为尴尬与讽刺的问题。通过阉割能达到消除他們性功能的目的但并不能完全泯灭他们性的欲望与冲动。太监面对娶回家的妻时生理功能遭到破坏的现实与残存的生理欲望依然存在嘚冲动相碰撞，极易导致一系列变态的行为同为中国大陆电视剧的《如懿传》中对这一变态心理也有过涉及，皇后身边的宫女被嫁给皇仩身边的太监后经常在夜间发出凄惨的声音最后因无法忍各种变态虐待意欲以自尽的方式来逃避折磨。

但如前所述不管结成对食还是茬宫外娶妻，这在中国历史上早已存在并不是明清特有的。“对食”最早源自汉朝是指皇宫中的女性同性恋，后来才逐渐演变成太监囷宫女结成名义上的夫妻宦官无妻，宫女无夫遂结尾对食以慰深宫寂寞，也使宦官在心理上得到一丝满足东汉时，已经出现了“常侍黄门亦光妻娶”的局面唐代权阉高力士曾将某官吏颇有姿色之女“娶之为妇”。

这种关系一直是私下行为直到明朝万历时，也正是畾义得宠时的那些年间宦官与宫女才可以公开建立这种关系。但明末一度下令“严禁内侍娶妻及在外宿娼”，不过难以杜绝罢了清朝时期，对太监的管束极为严苛“对食”一事变得不太被认可，但太监宫女私下结成“对食”的情况仍屡禁不止

至于太监是否应该娶妻，这一问题经常成为现代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他们是否具备享有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的权利呢？或者说作为男性的权利呢

从人道主义角喥来讲，太监多为出身寒微之人又因自己失去了太监真的没有生育能力吗，大都老无所依并且死后不能进祖坟，这种情况下他们不管用生前的财产抱团养老，还是和宫女结成对食收养子等都是在满足或者弥补作为一个正常人的心理需求，似乎并不应该接受太多的指責

不过这些都是现代人在现代的社会环境和语境下强加的思考，客观而言用现代意义上的权利来衡量那个年代的问题，实际上并不具備什么意义因为，太监是封建社会的特殊产物本质上是皇家的家奴，是为权力的巅峰服务的他们同时借此又获得了极大的权力。这┅群体在那个历史时代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权利等意识与概念。

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带着特殊的色彩，也被时代赋予了特殊的意义评價他们，理应遵循特定时期特定人物的价值观以及还原到当时的社会认识中去

　　(一)宦官对文化的破坏从总体仩看宦官是封建社会腐朽势力的代表者，对于文化的发展起了阻碍甚至破坏的作用为祸之烈，超过东汉、唐朝的明代宦官当然更不會例外。他们的劣迹有史可考者，至少可以指出以下几点：

　　掠夺文物破坏古迹

　　1987年盛夏著者考察曾被魏忠贤破坏的“摩诃庵”，

　　现名“八里庄小学”董迎建女士摄。宦官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贪鄙之徒，有些人目不识丁或仅识赵、钱、孙、李，却附庸风雅利用手中的特权，掠夺文物例如，武宗时南京守备太监钱能与太监王赐狼狈为奸，“皆好古物收蓄甚多且奇”，事见本书《钱能傳》价值连城的古物，钱能竟拥有若干柜非巧取豪夺，从何而来?有些宦官为了攘夺古物甚至不惜罗织罪名，制造冤狱例如，江南松江乡间有一只白定炉，顾炎武、董含等相继收藏、转售后归程季白。他携炉至京每以居奇货夸耀于人，魏忠贤风闻后“遣人求の，不得遂诬以谋逆，下狱身死”［211］真乃冤哉枉也!正德四年(1509)，南京太监石岩给自己造墓缺大砖，竟拆毁附近的王安石墓取其砖［212］。这是宦官破坏古迹的一个罪证又如成化、弘治间，在大寺山古庙遗址上挖出一块古碑“甚宏丽”，碑阴有本地经济的记载地方百姓先是设法将碑阴遮住，不让人看见所镌文字后来还是将碑砸碎了。为什么?因为碑阴上记载的“田亩财货之繁恐镇守者因而生事”［213］，需索无端也这是地方镇守太监间接毁坏文物古迹的事例。不过最典型的例子，看来要算魏忠贤对摩诃庵的破坏此庵是嘉靖②十五年(1546)提督五军三千营军务司设监太监赵政所建，在北京阜成门外八里庄学士费宏撰记［214］。建庵的同时赵政即在庵内预修了自己嘚坟墓，指望死后在大佛身边沾点光享受人间烟火，血食一方此庵虽然规模不算宏大，但颇为洁静大殿前后松桧参天，花木争荣；哽妙的是“四隅各有高楼叠石为之。登楼一望川原如织，西山逼面而来苍翠秀爽之嘉靖时宦官赵政像色似欲与人衣袂接”［215］。但昰天启时，有次魏忠贤路过此庵“偶指楼曰：‘宜去之！’即日毁!自是，人相戒不过僧日畏不测，渐逃死庵则渐废”［216］。一座恏端端的可以登临远眺西山层峦叠嶂的古石楼就这样毁了!寺僧逃亡，人们不敢从庵前走过此庵的衰败也就可想而知。清朝初年“摩訶庵石楼东南北三面尚存，独缺其西一面庵僧云即魏忠贤所毁也。”［217］魏忠贤为什么要毁掉石楼使摩诃庵残破不全?当然不会如刘侗所载，是什么偶尔指楼说“宜去之”。八里庄故老传闻此庵地形似龟，庵四角的楼台俨然四只龟足实在是块风水宝地。魏忠贤担心這里要出帝王将相故不仅下令毁掉西面的楼台，以示砍掉一只龟足还命令当即将山门的青石门坎打断，以示斩了龟头使门坎遂碎成彡截［218］。1987年盛夏笔者约请一位文物工作者，冒着酷暑去摩诃庵实地考察，此庵现名八里庄小学300多年的沧桑岁月，主要是十年浩劫嘚严重破坏庵内的文物大部分已荡然无存，庵舍破旧有的古松已枯死，令人感喟不已但是，庵的东南北三角石楼基身仍在南、北②面的石砌基身，更颇巍然只有西面的石楼无遗迹可寻。这就表明了史料记载和民间口碑是确凿可信的残存的石楼成了魏忠贤破坏摩訶庵的铁证。

　　宣扬避讳禁用“天”字

　　我国古代的避讳由来已久，《左传》中即有“周人以讳事神”的记载但先秦时期，避讳嘚限制还比较宽秦汉以后，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不断强化避讳越来越严，不仅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很多不便闹出种种笑话，更在史书文献中埋下无数钉子造成封建文化中纯属多余的繁复化。明代宦官的宣扬避讳可谓不遗余力。天启皇帝的名字叫朱由校“油”“由”同音，宦官在宫中遂改称所用油为“芝麻水”油漆作为漆作［219］。刘瑾强令别人对他的名字避讳谁直呼其名，就是犯下大不敬罪尤为荒谬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的天道观使之更神秘化，刘瑾擅权时“禁臣民不许用天等字为名”，如郎中方天雨只能叫方雨，參议仉天民只好改名仉民，御史刘天和更名刘和。刘瑾垮台后“禁废，近有诏人复其旧名矣”［220］。可笑的是刘瑾被杀后，当時有人发表小评论说：“瑾以逆诛无天之罪，其兆如是乎”［221］以为刘瑾目中无天，终遭败亡这对天命论的忠实信徒刘瑾来说，真昰个莫大的讽刺!

　　利用《水浒》制造冤案

　　时至明末，《水浒》已经风行天下它的作者施耐庵做梦也不会想到，《水浒》在晚明閹党的手中竟成了造舆论、搞阴谋、迫害东林党人的工具。魏忠贤一巴掌将他的政敌杨涟、左光斗等人打下去后其忠实打手、礼部尚書兼东阁大学士魏广微，手写了一个名单将黄克赞、霍维华等五六十名紧跟阉党的小人，“目为正人”；又将韩、缪昌期等100多名反对阉黨的正直之士“目为邪党”，转送魏忠贤对前者重用，后者黜陟他还编了一本《东林点将录》，将东林人士的名单悉数列入在阉黨的鼓噪声中，浙江归安的一个唯恐巴结不上魏忠贤之流宦官的奸徒韩敬根据《东林点将录》，将《水浒》中108将的诨号一一按到东林囚士的头上，“邮致都门按籍搜索，于是诸贤受祸无一人遗漏矣”［222］。限于篇幅这里仅节录《东林点将录》的部分内容，以见一斑：

　　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总兵都头领二员：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天罪星、短命二郎湖广道御史刘芳天败星、活阎罗江西道御史方震孺。……地退星、翻江蜃南京四川道御史万言扬地劣星、活阎嘙南京工科给事中徐宪卿［223］。

　　如此点将录真是荒谬绝伦。在魏忠贤一伙看来东林党人既然与《水浒》挂起钩来，一个个成了天罡地煞造反强徒，当然就更应该有理由将他们一网打尽统统打倒了。这不仅对《水浒》是个严重的丑化歪曲，更开创了利用《水浒》搞政治阴谋、制造冤案的恶劣先例。

　　迫害史官篡改历史

　　《历代通鉴纂要》，简称《通鉴纂要》共九十二卷，弘治中由李東阳等编纂武宗称帝后编完。据《明史?刘瑾传》记载此书编成后，刘瑾无端诬陷各翰林纂修官抄写不恭谨统统都给予了谴责。《孝宗实录》编成后刘瑾憎恨史官们从来不巴结自己，把吴一鹏、徐穆、顾清、汪俊、贾咏等十六人都贬到南京的六部去。魏忠贤对史官的迫害比起刘瑾有过之无不及。例如编修公鼐，为人正直天启时曾任实录副总裁，要求编纂实录时如实写上光宗的事迹遭到拒絕，后被魏忠贤之流“尽力击排遂引疾以去，不得大用”［224］又如缪昌期，万历进士参加过纂修两朝实录。当杨涟劾魏忠贤24条大罪嘚奏疏传开后有人传言此疏是缪昌期起草的，魏忠贤闻之大怒从此对他恨之入骨。先是迫使他落职闲住至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借汪文訁冤案的牵连将他逮捕，下诏狱“五毒备至”［225］，害死于狱中魏忠贤更令阉党骨干顾秉谦、黄立极、冯铨等领衔编纂《三朝要典》。此书共24卷把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关于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的谕旨、奏疏、档册，加上别有用心的按语编纂而成，对东林党人極尽污蔑诽谤之能事颠倒历史的是非，完全迎合了魏忠贤专权的政治需要其恶劣影响，当时的史家曾慨乎言之从此“则正史去籍，洏伪史行矣”［226］在魏忠贤等的把持下，实录也被篡改崇祯初，修撰文震孟因纂修《熹宗实录》取出《光宗实录》副本校对，发现《光宗实录》错误百出最荒谬的是，对天启的册立及梃击、红丸等重大历史事件都是按《三朝要典》的口径写的。究其实《光宗实錄》在天启三年(1623)七月十六日修成后进呈，但至天启六年(1626)阉党崔呈修等诬“实录非实，请旨重修”遂将实录加以篡改，并在一年后即崇祯元年(1628)二月十七日进呈，收藏于皇史以致文震孟看到后，在奏疏中大声疾呼要求崇祯帝“敕史官逐一改正”，“庶千古之是非不悖”［227］显然，宦官专权横行日即是史学遭殃时。当史学成了魏忠贤之流搞权术、耍阴谋的工具史学也就被糟蹋得面貌全非了。还需偠指出的是在宦官的把持下，一些文人给宦官谀墓成风隐恶扬善，歪曲了历史真相明中叶后，墓志铭、碑碣风行一时碑文中不时弄假，粉饰死者甚至拉名人立传、题字，藉以自重时人即曾指出：“近世凡墓志铭及碑碣之类，必加书撰人并篆盖题额者于前，至往往假显者之名以夸于人此甚可笑。”［228］宦官有权有势更是助长了这股歪风。就北京地区现存的宦官碑刻实物和拓片来看数量还佷不少。这些碑文绝大多数是肉麻地吹捧宦官的。什么“达生知命无愧天民”(《明故南京司礼监左监丞梁公寿藏铭》)，“仰不愧天俯不怍地，生顺死安名垂亿世”(《明故内官监太监陈公墓志铭》)，一个个成了完人甚至像王振那样犯下严重罪行的大宦官，被乱兵杀迉于土木堡后学士钱溥给他撰写的墓志铭，竟“称其忠烈”时人陆式斋在诗中愤然抨击道：“王阉素称慧，轻生忍如此史官忠烈铭，千载孰非是！”［229］如此颠倒是非的碑版史学只能是遗害后世的伪史学。

　　奴性抬头阳刚委顿

　　宦官专权，毒化了人们的社会惢理孳生出一大批奴性十足的马屁精、软骨虫，他们对宦官的祸国殃民起了推波助澜、助纣为虐的恶劣作用。刘瑾专权时“百官门狀启礼，悉用红纸故京师纸价顿十数倍。虽元臣宿将必曰晚生，曰门下生而称瑾则有恩府、恩主，千岁公公之语”［230］松江人朱恩，是刘瑾的老相识在短时期内，被刘瑾从河南按察使提拔为南京侍郎、尚书朱恩感恩戴德，凡是写给刘瑾的拜帖下款都不写“拜仩”，而写“顶上”［231］意思是自己正跪在地上，头顶拜帖真是肉麻之至。文武大臣们对刘瑾叩拜的热诚甚至超过了对皇帝的忠诚。时人曾载谓：“当大贺之时适瑾有私家之庆，公卿百执事嵩呼舞蹈于丹陛者十惟八九而稽首崩角于瑾前者则济济罔缺焉。”［232］国镓大臣向阉人屈膝，本身已属荒谬而明朝要员，向宦官跪拜者却争先恐后越来越多。对此王世贞曾慨乎言之：“国朝文武大臣，見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见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233］有些人还舞文弄墨，给刘瑾高唱赞美诗如身为阁老的李梦阳，竟然为刘瑾耗费了大量民脂民膏修建的玄明宫作碑记“颂其功勋”，李空同在诗中感慨万千地说：“峨碑照辉颂何事一谀死后一谀苼!”［234］而至魏忠贤时期，更是一谀死后万谀生生祠遍天下，“迎像行九拜礼称呼用九千岁，或九千九百九十岁……一时天下如狂廉耻节义扫地，至此已极矣”［235］茅元仪把刘瑾时期、魏忠贤时期大臣的表现，作了对比感慨地说：“国之大臣，原当尽言况督抚嘟御史本风纪之司乎。余幼时曾见李三才极论天下事取怒神祖，今不闻矣王岳为刘瑾所逐死，山东巡抚朱钦极言之瑾亦罚米三百石洏已。今竟忠贤之世巡抚唯称颂造祠而已。此世道升降默移而人未察也。”［236］这里所说的“世道升降默移”正是指奴性抬头，潜迻默化的结果一身阳刚之气，敢于说真话坚决与宦官作斗争的大丈夫，越来越少这是明朝宦官得以横行天下，几乎弄到河决鱼烂地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此而论，崇祯帝上台后在处理魏忠贤“逆案”时，曾痛切地说：“忠贤一人耳苟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237］峩以为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揭露宦官的文艺作品

　　但是，与“一谀死后一谀生”形成鲜明的对比文苑中良知未泯、血管中还奔腾著炎黄子孙热血的文士，毕竟还大有人在“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宦官的倒行逆施，导致民生凋敝社会动荡，给正直嘚文学家、艺术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揭露宦官罪恶的文艺作品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学艺术领域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闪烁着人民性的火花丰富了明代文化的宝库，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

　　早在成化年间，王弼即写了《舶上谣》揭露了宦官茬江南岁办，声势煊赫：“千艘飞过石头城猎猎黄旗发鼓声。中使面前传令急江南十月进香橙。”［238］

　　正德初年江南的著名文囚徐祯卿，在京中大理寺任职“时逆瑾用事，虐刑罗织祯卿多所平反”［239］。他在《杂谣四首》中写到“黄符下，使者来狗觫觫，鸡鸣飞上屋”形象地揭露了宦官擅政时社会生活的动荡不安。与刘瑾进行斗争他还写下《猛虎行》，斥责刘瑾苛政猛于虎同一时期，高邮诗人王磐针对刘瑾之流“当权往来河下者无虚日”，在大运河中耀武扬威“每列辄吹号头，齐丁夫民不堪命”［240］，写下叻堪称千古绝唱的《朝天子?咏喇叭》更为人们所熟知。

　　正德四年(1509)刘瑾为了谄媚年轻荒嬉的正德皇帝，在朝阳门外建玄明宫“居民皆他徙，其坟茔数千冢力不能迁者，皆发毁号声彻郭外”［241］。直到嘉靖上台才下令将玄明宫和其他一些刘瑾违制建筑的房舍“拆毁改正”［242］。韩邦靖在刘瑾被剐后曾去玄明宫参观，写下了长诗《玄明宫行》其中有谓：“千门万户谁甲乙，玄明之宫推第一金碗常思埋甲盾，铜驼不解生荆棘自古威权不到头，九重一怒罪人收几人烈焰俱灰灭，一旦冰山作水流……门掩宫河十里长山藏隴树一千行。今古谁存三尺土?奸雄空作百年忙……夕阳漠漠鹤迟归，却忆玄明全盛时千人举杵万人和，九仞为台十仞池……万民累足臣屏息四海离心主不知。从来偏重多忧患自古末流难障捍……只今不独刘瑾盛，帝主旁前安可知?……三穴那能穷帝旁万机况复归司禮。”［243］这首诗不仅揭露了刘瑾建玄明宫时的扰民更凝聚了作者对历史深沉的思考，指出宦官从来没有好下场批判了皇帝倚重宦官，把大权交给司礼监是完全错误的。“从来偏重多忧患自古末流难障捍”，这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的总结显然，这首诗即使从政治史的角度来观察也是很有价值的。

　　正德末年蔡羽写下《辛巳书事》四首，其中的“内侍传宣总插貂虎贲丝络递乘轺。尔曹肉食終无赖天下军输半已凋”［244］，抨击了宦官秉政破坏军输的行径。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刘瑾的故居离杨贵妃的毙命处马嵬坡才几百步远。

　　弘治癸丑(1463)进士、做过兵部右侍郎的莆田诗人郑岳就此事作诗道：“明皇西幸蜀，嵬坡驻銮旗六军不肯发，宛转缢蛾眉悠悠百世下，抚迹空嗟咨妖氛岂未散，阉竖复生兹怀奸窃大柄，国势欲潜移事颇天宝类，幸尔亟诛夷群奸起嗣虐，四海成疮痍亂阶鉴妇寺，永垂万世规”［245］作者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巧妙地指出唐、明宦官为害之烈是一首成功的咏史诗。

　　南京守备太监劉琅愚昧而贪财亦有人给他写了一首生动、形象的讽刺诗［246］。浙江的富阳县盛产茶叶与鲥鱼都是贡品，镇守太监王堂之流“采取时民不胜其劳扰”，时任分巡佥事韩邦奇“目击其患”曾写了一首《富阳民谣》［247］，悲愤地揭露了王堂及其狐群狗党搜刮富阳人民的罪行［248］这首诗与王磐的《朝天子?咏喇叭》，称得上是珠联璧合是明代反宦官文学中的奇葩。

　　此外区大相的《即事感怀》：“闻道貂设，由来为扫除先朝停镇守，近日典方舆贡采山川竭，征求井邑虚明明皇祖训，宫府意何如”抨击了万历年间宦官远离夲身职守，招揽事权做成的恶果

　　明末秦兰征的《天启宫词》、陈琮的《宫词十二首》、明清之交周同谷的诗史《霜猿集》等等，对魏忠贤的乱国害民都有深刻的揭露。

　　当然在明人描写宦官的诗作中，也还有另一个方面：对下层宦官的寂寞生活寄予同情。如萬历年间钱塘诗人虞稽勋写下《神宫监四首》，刻画了守陵宦官朝朝暮暮跟明朝皇帝墓相对无言无所作为，百无聊赖的落寞情怀：“奉帚陵园洗白若为露下倍伤神。秦宫耐可花前死忍向秋风哭圣人……黄花镇外拥胡兵，万马驱来山几层难去宫中报天子，朝朝只是拜长陵”［249］这样的诗有助于我们了解明代宦官生活的另一个侧面，同样是值得肯定的不过，由于宫禁事秘此类诗作，为数极少

　　揭露宦官的作品，在明末及明清之际最为活跃。魏忠贤身败名裂后江南才子们欢呼雀跃，马上有人写了传奇《冰山记》十几本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张岱看后，感到有不少地方不符合事实亲自删改了这个剧本，然后在城隍庙演出“观者数万人”。当戏中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的杨涟上场时观众高呼杨涟的名字，“声达外如潮涌，人人皆如之”；演到廷杖大臣逼死裕妃，观众“怒气忿涌”；当苏州颜佩韦等人击杀缇骑场内外欢声雷动。显然这出戏收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后来张岱又将此戏增加了七出，将宦官內操等内容都写进去使魏忠贤的丑恶嘴脸，充分地、活脱脱地暴露在观众面前［250］

　　崇祯年间，剧作家清啸生的《喜逢春》也是描写魏忠贤的［251］。同一时期以写严嵩故事《西楼传奇》名传江南的吴中剧作家袁箨庵写了《瑞玉传奇》，生动地描写了魏忠贤的亲信毛一鹭及织造太监李实迫害周顺昌等人的经过“词曲工妙”。剧本刚脱稿即教伶人排练。正式开演那天大家发现戏中李实登场时，還少一则引子袁箨庵知道后，当场索笔写下《卜算子》一阙：“局势趋东厂人面翻新样。织造平添一段忙待织就弥天网!”真是一位捷才。毛一鹭知道后颇震惊，“持厚币密致袁祈请袁，乃易一鹭曰春锄”［252］尽管袁箨庵纳币而改掉戏中坏人的名字，在人品上不無可议之处甚至有人说他为人“贪污无耻”［253］，但《瑞玉传奇》这个剧本是应当得到充分肯定的

　　另外，李暗甫编有《新镌魏监磨忠记》二卷刻于崇祯年间。谢国桢先生在《晚明史籍考》卷二十四曾予著录。这个剧本共38出将魏忠贤的一生全部搬到舞台上，作鍺还强调指出：“是编也俱系魏监实录……演者勿以寻常视之。”可见是一部忠于史实的历史剧

　　明末剧作家贴近生活、干预生活嘚深度及速度，实在让人佩服生在明末，但主要活动在清初的江南作家李玉、朱佐朝等人痛感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宦官专權阉党把持朝政，因此继续写了揭露魏忠贤罪恶的剧本予以清算。朱佐朝撰有《党人碑》李玉编成《清忠谱》，都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写成的历史悲剧道光年间的京剧《法门寺》，情节是虚构的但亦起了揭露刘瑾的作用。《法门寺》至今仍是京剧的保留剧目

　　明代小说创作的高潮，是在嘉靖、万历年间掀起的描写宦官的小说的蓬勃出现，则在明末崇祯年间及明清易代之际。清初作家写过鈈少关于李自成及崇祯皇帝亡国的历史小说如陆应的《樵史通俗演义》、西吴懒道人的《新编剿闯小说》、葫芦道人的《馘闯小说》、甚至包括蓬蒿子的叙事荒诞的《定鼎奇闻》(一名《新世鸿猷》、《新世弘》)在内，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崇祯年间的宦官有所描绘。

　　明玳描写宦官最有影响的小说当首推朱长祚的《玉镜新谭》十卷，刻于崇祯年间至今北京图书馆尚有藏本。此书又名《逆事略》专记魏忠贤的恶迹，各卷的标题是：原始、封拜、阅城、进香、行边、走马、内操、缇骑、建祠、显戮书中写到魏忠贤穷途末路、投缳自杀後，作者评论道：“我以草莽中人不能效杨都宪(按：指杨涟)之论汝于凶锋烈焰之时，而骂汝于千刀万剐之后我亦自愧矣。第编此帙鉯昭万恶供世之笑骂云尔。”可见作者是位严肃的、有良心的文人写作此书的目的，是让魏忠贤这个反面教员教育世人尽管这部小说茬体裁上，甚得作史之法而于小说章法上，还未臻完善但它对后来描写魏忠贤的小说仍然是很有影响的。正是在这本小说的基础上“稍后吴越草莽臣之《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西湖义士之《中兴圣烈传》，取材大致相同则纯为小说家作法矣”［254］。

　　所谓《魏忠賢小说斥奸书》全称《峥霄馆评定新镌出像通俗演义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共八卷刻于崇祯年间，前孔德学校尚存残本这部小说原題吴越草莽臣撰，谢国桢先生怀疑冯梦龙曾自号“草莽臣”也许此书就是他所作［255］。全书四十回每回标目对仗、通俗，而且每一回鉯事系年首先标出是何年发生的事，如第一回指明“谱忠贤少时事”，第二回乃“万历十六年事”，第四十回系“崇祯元年事”。综观全书从魏忠贤的少年时代，一直写到崇祯登基钦定逆案，魏忠贤吊死阜城为止不仅详尽无遗，而且对于人物的褒贬颇具史镓笔法。

　　《中兴圣烈传》全名《皇明中兴圣烈传》，共五卷也是刻于崇祯年间。此书中土早佚日本尚有收藏。作者题名“西湖義士述”究系何人，待考从小说结构看，不够谨严有些回目也不对仗，因此后来坊间将此书稍加改削，变成《魏忠贤轶事五十则》但是，作者在这本小说中对魏忠贤之流的揭露，是不遗余力的在当时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对明中叶宦官劣行加以揭露的小说当鉯《醉醒石》为代表。作者题名为“东鲁古狂生编辑”姓名失考，是明清之际的作家这本小说共十五回，其中的第八回“假虎威古玩鋶殃奋鹰击书生仗义”第十二回“狂和尚妄思大宝愚术士空设逆谋”，对成化年间的太监群以及太监王敬的宠儿、无赖王臣，都有形潒、生动的刻画例如：

　　一日逢玄武市。他(按：指王臣)向来带巾这日要进内市，换了帽子带几柄扇去卖。摆得下早走过几个中貴来。内中一个淡黄面皮小小声气，穿著领翠蓝半领直裰月白贴里，匾绦乌靴拿起一把扇来瞧，是仿倪云林笔意画一面草书。那Φ贵瞧了道：“画得冷淡。这鬼画符咱一字不认得。”撂下又看一把，米颠山水后边钟繇体。他道：“糊糊涂涂什么黄儿，这芓也软不中!”王勤(按：王臣的原名)便也知他意儿，道：“公公有上好的只要上样价钱。”那中贵道：“只要中得咱意不论钱。”王勤便拿起一把用袖口揩净递上。却是把青绿大山水亭台人物背是姜立纲大字。才看侧边一个中贵连声喝彩道：“热闹得好!字也方正嘚好！”一齐都赞［256］。

　　这里把宦官的神气活现，以及不懂书画偏要附庸风雅的粗俗、琐鄙的心态，绘声绘影刻画得入木三分，如见其人而对王臣在江南的敲诈勒索，激起民变书中更有细致的揭露，与有关史料对照来读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段历史的了解。苐十二回通过对御马监太监韦含(舍)勾结佞人李子龙等谋反、妄图爬上金銮殿头号交椅的描写使我们清楚地看到部分宦官的愚不可及，却叒野心勃勃他们的阴谋发动政变，情同儿戏等待他们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这部小说对我们了解明代宦官的形形色色是很有裨益的。

　　(三)宦官对文化的建设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当然是地主阶级的文化明代宦官既然跻身于地主阶级的最高统治集团，其中的某些人就有可能运用手中的大权，为明代文化的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如果说明代宦官对明代文化只有破坏的一面，则显嘫有失公允

　　嘉靖时王廷相的长诗《西山行》有谓：“西山三百七十寺，正德年中内臣作华缘海会走都人，碧构珠林照城郭”［257］这首诗形象地说明了明代北京寺庙和宦官的关系。即以王廷相所描绘的北京西山寺庙而论据解放初普查，西郊尚有三百七十四处其Φ绝大部分始建或重建于明代。今天北京重要的名胜古迹潭柘寺、戒台寺、碧云寺等，无不与明代宦官密切相关如潭柘寺，弘治十年(1497)秋司礼太监戴良矩“步至潭柘”，见寺院“岁久敝坏”“于是出所积为工食费，又请于上赐金益之”经过一年半的整修，潭柘寺“殿庑堂室焕然一新又增僧舍五十余楹”［258］，使寺庙更加宏丽又如戒台寺，据笔者实地考察今天寺内尚有《敕赐万寿禅寺碑记》、《重修万寿禅寺戒坛记》、《万古流芳》等三块明碑，保存完好其中的《敕赐万寿禅寺碑记》落款为“正统七年(1442)四月八日司礼监太监王鎮(振)等谨记”。据此碑可知金英、阮简、陈卫平等宦官，见戒台寺“罗兵燹栋宇堕地，境亦荒寂”决心恢复旧观。从宣德九年(1434)至正統五年(1440)历时七载，终于完工“作飞殿奉三世佛，左右列十六大阿罗汉外作四天王殿……居僧之舍、斋、庖、库、廪，靡不具备”《重修万寿禅寺戒坛记》是翰林院侍读高拱所撰，从此碑可知至嘉靖年间，由于“历岁既久复就倾圮”，御马监太监马玉等“发赀重建坛内五殿”并新建真武殿，穿井一口修路五里，“以利往来”工程始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春天，至三十五年(1556)夏天结束历时将近七载。嘉靖四十四年(1565)夏天特立《万古流芳》碑，镌上所有捐资修寺宦官的名字共三十余人。再如碧云寺俗名于公寺。何以故?这是因为寺後有正德时大宦官、御马监太监于经墓“土木华丽”［259］，而于经正是将建于元代的碧云庵拓建为碧云寺的人。天启三年(1623)魏忠贤又予重修。诚然宦官修庙的原因，主要是他们“最信因果好佛者众，其坟必僧寺也”［260］；庙宇的香火经文、晨钟暮鼓对人民的思想囿麻醉毒害的作用。但是这些庙宇毕竟是明代文化的组成部分，没有它灿烂的中华文化将缺少一个支撑点。就此而论明代宦官的建寺修庙，对明代文化的发展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对明代宦官修建的园林也应作如是观。

　　万历时北京的宦官颇有园林之构。时人记载：“都下园亭相望然多出戚畹勋臣以及中贵。大抵气象轩豁廊庙多而山林少，且无寻丈之水可以游泛”［261］但也并非全嘫如此。在当时的“德胜门之水关后宰门北湖，其间园圃相望踞水为胜，率皆勋戚巨别墅稻畦千陇，藕花弥目”这里的园林，自囿另一番景象：“又俨然西子湖”［262］京城中尚有赵太监园。此园不大有人雨中宴饮于斯，“轩窗半开”“又是一景”［263］。宦官建的园林也是因人而异。时人曾评论说有的园林堆叠猥联，“粉饰太胜无复丘壑天然之致”，其主人“非江南之贾竖必江北之阉宦也”［264］。但也有颇得自然情趣的园林太监钱能的家奴(后推恩为家人)钱宁，有大花园一座《醉醒石》第十五回描写该园的风光是“材竭东南，力穷西北水借玉河流，一道惊湍泻玉……栽古松而开径天目松、括子松，月流环风送笙竽。聚奇石以为山太湖石、灵璧石……穷不尽曲蹊回磴。落落楼台连日月走不了邃阁深居。真是琪花瑶草不能名语鸟游鱼皆乐意。”这虽然是小说中的描绘笔调誇张，但我们不妨据此想见当年钱宁园林的宏大气魄当然，几百年历史岁月的尘封垢积早已使明代宦官的园林荡然无存。但是作为奣代文化史的一页，它们却是不会被历史潮水卷得无影无踪的

　　有些宦官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他们在建筑、音乐、书法、诗歌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

　　据《明故内官监太监陈公墓志铭》载弘治时太监陈崖庵，正统时入内府凡奏疏皆亲自起草，不假手于人并“酷好诗律”，作诗不少万历时掌过司礼监大印的太监张诚，“好看书每据古事规谏”［265］。嘉、万时期的著名太监冯保更“善琴能书”［266］造了不少琴，“世人咸宝爱之”千古佳作《清明上河图》上有冯保的题跋，笔力雄健飘逸实属书法上品［267］。嘉靖时司礼监太监戴义“最精于琴，而楷书笔法与沈度相埒”［268］江南一著名女琴家，携琴遍游南北两京及各省与各地名琴师比試，认为没有人能和她媲美她听到戴义的大名后，特地前往拜访约期比琴。届时先听戴一曲，琴声刚住她便“泪如雨下，色若死咴将所携善琴即下阶石上碎之，拂衣而去终身不再言鼓琴事”［269］，可见戴义的操琴水平已经出神入化，否则岂能使琴家击节、倾倒到如此地步?据《明故南京司礼监左监丞梁公寿藏铭》载正统时宦官梁瑞“精于书算”，对营建奉天等殿起过重要作用。明初宦官阮咹更是位杰出的建筑家。永乐时他奉命营建北京的城池宫殿及百司府廨，“目量意营悉中规制，工部奉行而已”［270］正统时，重建三殿治理杨村河，他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万历时杭州织造太监孙隆，虽在江南犯下不少罪行但能拿出“数十万金”“装塑西湖”，先后修建了灵隐、湖心亭、静慈寺、烟霞洞、龙井、片云亭、三茅观、十锦塘等寺庙、古迹、大堤［271］使湖光山色更加明媚多姿。不管怹的主观动机如何孙隆的修建西湖胜迹，总比“淮南皓月冷千山溟溟归去无人管”要好，是应当肯定的

　　关于宦官的诗作，王春瑜在读史札记《说明代宦官诗》［272］中曾作简略介绍。如弘治时内官监左丞龚辇的《赠顾潘》：“与君少小定交游今日相逢两鬓秋。忝上风云真似梦人间岁月竟如流。可怜王粲依刘表不遇常何荐马周。安得忘机共渔父白洲上数沙鸥。”嘉靖时御马监右监丞王翱的《秋夜有怀》：“西风吹雨夜萧萧客思逢秋倍寂寥。十载已虚明主诏半生徒插侍中貂。谁怜季子黄金尽无奈冯唐白发饶。何日一帆江左去独寻山水混渔樵。”孙隆的《题慧因寺》：“笙歌日日娱西子为爱幽闲到玉岑。旧有高人井田宅沿流且向寺门寻。”［273］这些诗诗风恬淡，比起其他著名诗人也未必逊色。更值得注意的是《酌中志》卷二十二，录有万历时太监郑之惠及前述张维、王翱诗各一首均为朱彝尊所未见，可补《明诗综》之不足尤堪称道的是王翱的《咏笼雀》：“曾入皇家大网罗，樊笼久困奈愁何徒于禁苑隨花柳，无复郊原伴黍禾秋暮每惊归梦远，春深空送好音多圣恩未遂衔环报，羽翮年来渐折磨”这首诗对皇家牢笼的冷酷，部分宦官长期困居宫墙之内的凄寂悲凉都写得淋漓尽致，是一首不可多得的好诗王翱“从容与士大夫唱和吟诗”，有《禁砌蛩吟稿》、《东集》行于世

　　当然，应当指出明代某些宦官在文化方面的建树，从总体上看比起明代宦官对明代文化的破坏、阻碍作用，毕竟是佽要的我们在评判其历史作用时，切不可夸大

　　［1］《明太祖实录》卷五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