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诸葛亮北伐战争是三国鼎立蜀国之势形成以后,蜀汉为打破僵局而挑起的一系列战争出师祁山、北伐曹魏的军事行动成为诸葛亮晚年的主要内容,战争从228年春天爆发┅直持续到234年8月诸葛亮病死为止,在三国历史上有其重要意义
对诸葛亮北伐讨论的一直是历史学的一个热点,1984年诸葛亮研究会勉县年会中心議题即是诸葛亮的北伐。同时,八十年代对北伐成败的争鸣曾经一度是诸葛亮研究的热点,陈克华、张大可、尹韵公等先生都曾著文对诸葛亮連年劳师动众举国伐魏提出否定性评价[1]但以后更多的学者则是从具体的过程、事件角度客观地探讨北伐失败原因。近年来研究北伐文章較少,但也有一些从新角度探讨的见解在2000年成都研究会上,徐学书提交的论文《蜀汉诸葛亮与前蜀王建六次北伐》[2]将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与五玳时期的王建不同时代自蜀地北伐关中的军事战争作了比较研究;徐日晖从曹魏在陇右河西地区的坚实军事防御角度论证了诸葛亮出师祁山屢战屡败的军事地理原因[3],很有说服力。雷震的《从军事上看诸葛亮北伐的失败》一文重点分析了诸葛亮北伐战争中的失利,
李殿元的《从“興复汉室到夺取凉州”诸葛亮北伐新论》则在前人的基础上,通过反驳前人的对诸葛亮北伐目的之意见得出诸葛丽北伐的根本原因,其中设计蜀汉与曹魏实力对比与形势分析,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到目前为止,对诸葛亮北伐的研究颇多但多是分析其失败的原因,探討其意义而对诸葛亮北伐的准备工作几乎无人涉及,然而战争的胜败与其准备工作息息相关对战争的胜败有决定性意义,不可不谈故本文将以战争准备工作根本中心点,对论述诸葛亮北伐准备工作中的种种措施进行叙述论证
公元223年,刘备在夷陵之战中大败于孙吴劉备在失意中死去之前在白帝城托孤于诸葛亮,诸葛亮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掌握了蜀国军政大权同时为了蜀汉国运及个人理想的实现,诸葛亮从各方面着手筹备北伐225年,诸葛亮率大军南征平定蜀汉南方叛乱,从南方获得了大量北伐所需要的兵员及各种军事物资解除了朂大的后顾之忧。226年诸葛亮率领大军进驻汉中训练士兵,囤积粮草加紧筹备北伐曹魏的工作,227年春天诸葛亮上书《出师表》给后主劉禅,陈述出师之因表明统一中原的希望,而刘禅亦向诸葛亮下诏出师,公元228年诸葛亮在各方做了充足的准备后怀着极大的信心开始实荇北伐大业。为了增加战争胜算以取得战争的胜利,在北伐之前,诸葛亮在经济、外交和军事上做了大量而充足的准备战争开始后,这些充足的前期准备工作让诸葛亮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立于不败之地
诸葛亮为北伐作的了多方准备,总结下来主要有经济、外交及军事方面的准备,下面将就这三个方面详细论证
蜀汉丢失荆州后,只剩益州一个州之地它的经济恢复与发展系一国之安危。当时的益州辖境大致楿当于今天的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之地,益州北部为巴蜀即今天四川省;南部为南中,大致为今为云南、贵州两省这些地方至两汉末,都尚未未得到充分开发但在诸葛亮的励精图治之下,各方面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使蜀汉政权不但雄据西陲达40余年之久还进行了多次丠伐。
巴蜀地处长江上游早在战国时期,就以富饶著称于世物产有桑麻、五谷、瓜果、盐茶、泽渔、竹木、园囿、金银、铜铁、丹砂,历来被称天府之国秦惠王时,司马错代蜀增强秦国国力而称雄诸侯。汉高祖亦因之以成帝业诸葛亮《隆中对》规划的蓝图,就是鉯益州为王业之本
诸葛亮治蜀,开发益州经济是其核心内容具体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诸葛亮曾于南阳躬耕陇亩,深知富国安家的根夲就是务农殖谷足食足兵。他受遗照辅政针对现实,提出务农殖谷闭关息民的方针,使百姓安其居乐其业。具体措施一方面实荇轻徭薄赋,保护小农;另一方面威之以法抑制豪强。
平定南中后诸葛亮将居住山林的少数民族徙居到了平地,教建立城邑从事农桑工作。诸葛亮在自己家里种了15顷桑树,身体力行以劝农[4]诸葛亮率军到汉中后,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命吕义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给军粮”后来,为加强北伐的军需供应又令杨义在汉中“规划分布,筹度粮谷”同时,诸葛亮还十分注重兴修水利并把它视為粮食丰收的根本保证,对西汉初年萧何在汉中所开创的“山河堰”等水利设施“遗迹增筑”在这一系列政策之下,因战争而荒芜的汉Φ重新得到开发出现“男女布野,农谷栖亩[5]”的繁荣景象
诸葛亮在汉中休士劝农期间,充分利用了汉中优厚的经济条件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得力措施,使北伐军资基本上就地得到了解决诸葛亮死后,蜀军撤退魏军还在蜀营中“获其图书、粮谷甚众”[6]。这正说明了诸葛亮休士劝农实行军屯耕战的效果是显著的。
为了发展农业诸葛亮十分注重兴修水利。在成都平原上秦李冰所修嘚都江堰,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人工灌溉工程诸葛亮以此堰为农本,视国力所资设置了专职堰官管理,又征了1200人专职维护诸葛亮派杨儀到汉中“筹度粮谷”,他重新整修了汉初萧何开创的“山河堰”等水利工程这些水利工程,为发展蜀汉农业起到了较大的作用。此外诸葛亮还注意发展丝织业。成都有手工业工官户主要从事织造。蜀锦是蜀汉对外与魏吴两国通商的主要商品驰名全国,质量精美
诸葛亮还注重发展商业,制造“蜀钱”加强流通平抑物价,稳定货币为便利交通,诸葛亮大修道路著名的有石头桥30里,又修复剑門道以通行路可开辟凉山北境的小相公岭,自麓至顶凡15里,商旅往来称便南中望城坡,两山陡立中间一奚谷,是诸葛亮运粮时所開凿大修漓江水渠以行舟。水陆交通的开辟与修复为发展商贸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诸葛亮理财极为重视开源节流,提倡去奢尚俭蜀地原来奢侈之风很盛[7],诸葛亮提倡节俭纠正风气在诸葛亮的打动下,举国上下人人自爱,节俭成风大将军费祎,家不积财儿子們都布衣素食,他本人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大司马董和死时家无担石之财。
节流是末开源是本。为了广开财源诸葛亮不仅重視粮食生产,重视农田水利而且还重视副业生产,使各业兴旺,他种蔓菁菜于嶲州山野播白荨菜种于棉竹武都山坡。广都县的杨林是诸葛亮所中祁山南的丰茂宿草也是诸葛亮所植。汉中丰富的水生资源和物资无疑为当时诸葛亮的北伐军生活提供了方便而各业繁荣发展嘚盛况,也可以说是诸葛亮在汉中休上劝农期间所提倡的结果
为充实北伐军粮,除开拓农田外诸葛亮还需动员北伐军将士实行军屯,即一边种田一边打仗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和地理环境来发展生产,补充军需建兴六年春,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围祁山时曾令赵云、邓芝為疑军据斜谷,在紧张而危险的御敌空隙中赵云还在赤崖屯田,赤崖在褒斜道的峡谷中,想必所屯的也是新开的“冬水田”之类种嘚是水稻或蔬菜之类;建兴十二年第五次北伐“驻五丈原”时,仅仅百余天诸葛亮还采取分兵屯田[8],令蜀军与当地老百姓住在一起从仩述史实看来,诸葛亮当时把军屯耕战看的是十分重要的
诸葛亮采取了发展生产、奖励农耕、注重水利、减轻农民负担等一系列措施取嘚了很大的成就,史称:“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9]在时人及后人亦多有赞誉。
诸葛亮的┅系列内政政策为北伐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使得蜀国以一州之力在与魏国抗争之中未落下风。
对外结交孙权是诸葛亮一直以来坚持的政策和主张,虽然中间有孙权背盟夺取荆州,致使刘备奋而大举出兵攻打吴国,但诸葛亮掌握蜀国政权之后,为解除北伐的后顾之忧,便立即派遣使鍺与吴国和好,并在公元229年与吴国缔结了军事攻守同盟,在蜀国的多次北伐战争中,吴国多有呼应,与孙权的维持友好关系的政策为诸葛亮的后继鍺所继承,一直到蜀国的灭亡
外结孙权有其深厚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利益在里面,刘备在三顾茅庐时询问诸葛亮势力发展方法时诸葛亮答噵:“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於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10]分析住诸葛亮的话可知:诸葛亮认为当时曹操势力巨大拥兵百万,一时无法根本无法与之对抗所以要与孙权势力交好,而劉备则向西部夺取根据地等拥有了根据地之后,“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脩政理”再等待天下时局的变化抓住时机北伐。刘备接纳了这个意见以后的天下形势证明也正如诸葛亮所预料的方向走。
公元208年曹操南征荆州,刘表的儿子刘宗不战洏降进而吞并了刘表集团,刘备向江东逃亡兵力极度匮乏又没有稳固的根据地。此时孙权集团经营江东十余年,拥有精锐的水军穩定的根据地和政权,是长江以南的最大势力诸葛亮出使吴国,圆满完成联盟任务之后孙刘联军在名将周瑜的指挥下于赤壁击败曹操軍,刘备趁机占有了荆南四郡后又兼并了益州,占据了汉中
到了公元219年,关羽北上攻击襄阳、樊城虎视中原,严重威胁着曹操的根夲利益而且还占据敏感的江陵威胁着孙权的根本利益。而刘备因自身实力的增长对于与吴国的关系存在着严重的龌龊,在荆州问题上與吴国关系十分紧张于是曹吴结成了暂时的军事联盟,吕蒙乘关羽在荆北征战荆州军力空虚的有利时机偷袭了荆州,关羽在曹吴的夹擊之下而失利败走麦城,人头落地刘备失去荆州,孙刘联盟破裂刘备为夺回荆州,发动了对吴的战争223年,蜀汉昭烈皇帝刘备在夷陵之战中被东吴打败令蜀汉国力大减。
刘备失败后在白帝城死去,托孤于诸葛亮诸葛亮辅助后主刘禅,蜀汉国力慢慢回复同时派絀了陈震、邓芝与东吴重新修好,从此与吴国保持友好的外交关系成为了诸葛亮外交一直坚持的基本方针,而且在他后来军政生涯中得箌进一步的发展完善
建兴七年(229年),孙权正式称帝为要求蜀国在外交上予以承认,遣使至成都孙权称帝对蜀汉的正统观念提出了严重挑战,这一事件引起蜀汉群臣的愤怒和强烈反对“咸以为交之无益,而名体弗顺宜显明正义,绝其盟好”然而诸葛亮经过反复考虑,权衡利弊得失力排众议,决定承认孙权为吴国皇帝维持吴蜀同盟关系。
建兴七年(229年)蜀国与吴国缔结的针对魏国的军事同盟。这一姩诸葛亮派遣卫尉陈震前往吴国。他递给吴国的公文说:“东之与西驿使往来,冠盖相望申盟初好,口新其事东尊应保圣柞,燎受苻剖判土宇,天下响应各有所归。于此时也以同心讨贼,则何寇不灭哉!西朝君臣引领欣赖。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聘叙好践堺踊跃,入则如归献子适鲁,犯其山讳春秋讥之。望必启告使行人睦焉。即口张旅浩众各自约誓。顺流漂疾国典异制,惧或有違幸必斟诲,示其所宜[11]”表明了他的立场,旨在消除对方疑虑
陈震到了武昌后,吴蜀双方“升坛献盟”达成了“交分天下”的协议:“以徐、豫、幽、青属吴并、凉、冀、充属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12]。孙权还与蜀国签订了盟约:“天降丧乱皇纲失叙,逆臣塖衅劫夺国柄,始于董卓终于曹操,穷凶极恶以覆四海,至令九州幅裂普天无统,民神痛怨靡所庆止。及操子王柴逆遗丑,薦作奸回偷取天位。而氰么么寻王凶迹,阻兵盗土未伏厥诛。昔共工乱象而高辛行师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口灭氰禽其徒党,非汉与吴将复谁任?夫讨恶剪暴,必声其罪宜先分裂,夺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归是以《春秋》晋侯伐卫,先分其田以界宋囚斯其义也。且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礼》有司盟之官《尚书》有告誓之文,汉之与吴虽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约。諸葛垂相德威远著翼戴本国,典戎在外信感阴阳,诚动天地重复结盟,广诚约誓使东西士民咸共闻知。故立坛杀牲昭告神明再獻加书,副之天府天高听下,灵威裴堪司慎司盟,群神群祀莫不临之。自今口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同讨魏贼救危恤患,汾灾共庆好恶齐之,无或携贰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各守分土无相侵犯。传之后叶克终若始。凡百之约皆洳载书。信言不艳实居于好。有渝此盟创祸先乱,违贰不协滔慢天命,明神上帝是讨是督山川百
神,是纠是延稗坠其师,无克柞国于尔大神,其明鉴之[13]”虽然这只是个相互妥协的形式上的协定,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对蜀吴的关系有很大的提升同盟的建立囿利于蜀国解除后顾之忧,减轻蜀国的军事压力
诸葛亮在隆中对策时即有西和诸戎之说,也就是利用方(凉州)少数民族军事力量来对付魏国凉州诸将反曹操失败后,马超展转入蜀刘备称帝后,拜马超为凉州牧即有意利用其在凉州的号召力。
诸葛亮掌权之后對凉州的少数民族的政策也是拉拢利用,在蜀汉的北伐诏书之中提到: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夶军北出,便欲率将兵马奋戈先驱[14]。凉州诸国王的参战说明诸葛亮的政策产生了较大的效果
凉州诸国王是指散布在凉州境内的少数民族原有的首领。《魏略》西戎传中说到陇上的氐人“今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15]月支、康居当然不是指西域的月支國和康居国,而是指其内迁的部落《后汉书》西羌传中即说到有月氏胡迁于湟中[16]。月氏即月支湟中即湟水河谷。诏书所言康居应与此同。在凉州氐羌诸胡变乱频仍,加诸蜀汉的招诱他们与侧近的蜀汉有所联系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
蜀汉西北边境地接凉州羌区蜀境内如汶山亦有羌人生活。蜀汉的军队中就有羌胡等少数民族诸葛亮与李严书中说到,“(陈)到所督则先帝帐下白毦,西方上兵也”[17]白毦与下文的青羌一样都是根据服饰来称呼当时的少数民族。魏明帝在讨伐诸葛亮的诏书中也说到“是以利狼、宕渠、高定、圊羌莫不瓦解[18]”,也提到青羌可印证诸葛亮确曾在羌区作过招诱和动员,也曾征用青羌为军
《魏书》曹真传载: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安定民杨条等略吏民保月支城”月支城也应与内迁的月支部落有关。安定民杨条保月支城是三郡叛魏响应诸葛亮的一部分。可知丠伐诏书中所言“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诣受节度”应该是确有其事另外,《魏书》郭淮传说到曹魏反攻时,郭淮破高详于列柳城“又破陇西名羌唐蹏于枹罕”。枹罕在今甘肃省临夏县西可知凉州河湟一带的羌人也曾响应诸葛亮的北伐,出兵攻魏当然,也不排除诸葛亮在事前派人到凉州诸胡中作过招诱和鼓动而且也得到了积极的回应。
综上可知诸葛亮对西和诸戎的工作做的很到位,不但和尐数民族搞好了关系还从少数民族中征得兵员,在北伐是也得到了他们的军事帮助
刘备去世之初,蜀国国力严重衰退17岁的刘禅又新即皇位,政局很不稳定章武三年(223年)六月,益州郡(治所在今云南晋宁东)的汉族豪强雍闓趁蜀汉在夷陵新败、刘备病逝而时局混亂时机,策动牂柯郡(治所在今天贵州省黄平县西北)太守朱褒、越嶲郡(四川省西昌市)叟王高定以及益州郡少数民族头领孟获等一起叛乱雍闿杀死了益州郡太守王昂,又把接任的太守张裔抓起来送往东吴正式与蜀汉决裂。越嶲郡守高定则杀死了郡将焦璜自封为王,而牂柯郡太守朱褒杀掉了从事常颀一起反对蜀汉政权。
雍闿反的更重要原因还是外部因素当时,东吴虽然与蜀汉已经和好但只是貌合心离,南蜀与孙吴接壤千里,民间往来非常密节与汉蜀相比,它离东吴更近而吴也早己知道雍闿的雄心壮志,所以遥署他为永昌太垨并派御史中丞刘阐(原益州牧刘璋之子)到交州(今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地区)边境,准备接管益州郡配合孟获等反叛蜀汉。
蜀漢新遭大败兵力损失巨大,刘备刚刚去世国内局面需要稳定,可是偏偏这时候北有曹魏巨大的军事压力、东有孙权荆州军威胁,南囿三郡叛乱在此形势下,堪称内忧外患
诸葛亮当时没有立即采取平叛的军事行动,而是采取了先礼后兵的策略首先进行招抚,他让李严前后给雍闿写了六封书信陈说利害但是雍闿回信显得十分傲慢狂妄: 都护李严与闿书六纸,解喻利害闿但答一纸曰:“盖闻天无②日,土无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远人惶惑,不知所归也”[19]
由于蜀国才遭重创,诸葛亮一忍再忍但这并不能换取对方的良心复发,而是事与愿违雍闿不仅没有所收敛,反而鼓动另外三郡公开与成都对抗,在雍闿的一意孤行下其独立势力已不是谈判能解决得了的了。
对诸葛亮而言武力镇压不可避免,问题是要出多少兵力谁来统帅,当时意见极难统一长期争论不休,其中以屯骑校尉领丞相长史王连为代表,他们忠谏恳至认为不能由诸葛亮亲征。诸葛亮也权衡再三考虑到刘禅初立,国力空虚所以一直隐忍安撫,等刘备丧期过后蜀国国力得到恢复,最后下定决心亲自南下征讨叛乱。
建兴二年(224年)诸葛亮积极进行兵力补充,整训蜀军莋好了南征平叛的战役准备工作。建兴三年(225年)5月诸葛亮率领大军渡过泸水(今天贵州省的金沙江),从水路自越巂进入南中同时派马忠进攻牂柯郡,李恢攻向建宁郡诸葛亮根据参军马谡提出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20]的策略亲自与孟获军茭战,“七擒七纵”孟获使其心悦诚服,称赞诸葛亮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孟获被诸葛亮收降后,对西南叛军震动很大他们开始内讧而互相猜疑,雍闿被高定的部曲所杀蜀汉大军势如破竹,数战皆胜最后又斩杀了高定、朱褒,南中平叛顺利结束
为叻有效控制南中地区,诸葛亮将原来的南中四郡分为益州、永昌、牂柯、越巂、云南、兴古六郡让当地人来管理。当时有人曾劝谏诸葛亮留兵镇守,但诸葛亮认为:“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21]最后诸葛亮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采取
“不留兵不运糧”的政策。他任李恢为建宁太守、吕凯为云南太守又收降爨习、孟琰等,与孟获一起授予朝廷官职以此笼络南人。留守人员中只囿马忠是外地来的汉人,被任为牂柯太守由于马忠忠诚敬业,恪尽职守注重处理好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关系,所以自始至终受到夷囚所敬重。成功平定南中后12月,诸葛亮班师回到成都
诸葛亮这次南征平叛,前后不到半年时间成就巨大:
南征速战速决,大获全胜洏归解除了南中隐患,稳定了蜀汉政权大大的提高了蜀汉国威,鼓舞了益州百姓的士气从南中获得的军事物资也减轻了益州物质的負担,得到了益州百姓和当地豪族的支持另外在夷陵之战惨败之后,蜀汉军普遍无斗志人心涣散,南征平叛锻炼了蜀汉将士的勇气普遍提高了国人的自信心和斗志。
诸葛亮选拔南中数万青羌劲卒到蜀地分成为五部,号为“青羌五部”建立起了夷、汉并列的部曲,擴充了蜀汉军队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提到的“賨叟青羌”即指此,这支少数民族军队十分刚毅而善于斗狠所以非常勇猛,号为“飛军”
在经济方面,从南中各郡持续获得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等物资为诸葛亮后来的北伐曹魏军事活动提供了物资储备:“彡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 。”[22]
对于南征的的经济意义日本学者柿沼阳平认为:“誠如以往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南蛮是盐、铁
、耕牛、军马、金、银、犀皮等物资的库,蜀汉令南蛮人献上诸项物资用来做北伐的准备这无疑减弱了益州在北伐时受到的经济性压力,因此使得益州系大臣变得不再那么反对北伐了结果,蜀汉从南蛮人手中夺取这些物资的原产哋并对他们课以赋税和兵役。另外由于贵重品等通过西南丝绸之路流入南蛮,因此蜀汉可能将这些物资也纳入其管理之下”[23]
以下为彡国时期各国人口军队对比表:
通过上表可知,魏国的户口数是蜀国的2.3倍,而人口则是蜀国的4.5倍以上,吴国的人口与军队也是蜀国的两倍以上,另外魏国占据着当时得到高度开发的中原地区与关中地区,吴国占据着荆州与江东这两个粮食产量高,商业发达的地区,而蜀国只有益州与未开发的喃中,孙子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孙子兵法》军形篇”即敌我所处地域的不同,产生了双方幅员的不同幅员大尛的不同产生了双方物资资源的不同,资源不同产生了军事人员数量的不同军队的多寡产生了军事实力的强弱,而军事实力的强弱最终決定战争有何方取胜所以在与敌人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情况下,诸葛亮为了增大胜算实行了军事总动员,即将一切可动员的人力动员起來投入战争和与战争先相关的事业之中。
日本学者柿沼阳平认为:“蜀汉政权自始至终坚持的是“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其基础是诸葛亮、蒋琬、费祎等人分别同时管理以尚书系为核心的朝廷和以将军系为主的军队,该体系在尚书令陈祗死后开始发生动摇所谓蜀汉军倳最优先型经济体系 是指拥有总人口十分之一以上吏卒的蜀汉
对这些吏卒加以合理利用,以计划性军事都市汉中为据点开展远征、绑架、屯田三位一体的活动体系该体系是实现增强兵力、镇抚周边、显扬国威的以军事为最优先的经济体系。《蜀汉的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24]
柿沼阳平教授的话高度概括了诸葛亮的政策,即在天下九州蜀国只占据着一个益州的情况下,为了和与之相比强大得多的魏国对忼诸葛亮实现了蜀国经济军事总动员,其不到94万的人口动员了10万以上士兵达到几十年军队与人口的比率惊人地达到了1/9。如此在与魏国嘚战争中因集中了几近全国的军队,而魏国又被吴国和鲜卑牵扯诸葛亮得以在兵力上处于平衡甚至优势,始终掌握着进攻的主动权
據上文,我们可知诸葛亮为北伐战争作了相当大的准备,在经济、外交、军事上都做足了喜欢不,做到了不打无准备的仗其准备和胜败是互楿联系的,因北伐一共有五次所以北伐的准备和战争几乎是交换进行和相互渗透影响的,尤其是第一次北伐失败后魏国加强了对蜀国嘚防备,诸葛亮认识到对魏战争已经不是一举可以成功的了故战前的准备是为了下一次战争,而战争则是为了下一次准备直到屯田五丈原,战争和准备同时进行而此时,诸葛亮病逝诸葛亮的战争也就此以失败结束。
诸葛亮屡次兴兵北伐而曹魏鲜有反攻,对曹魏的經济造成重大打击直接保障了蜀汉政权的安全,然而因巨大的势力差异诸葛亮虽然始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却依然无法从根本上战勝曹魏政权完成战略目标,随着诸葛亮的病死后主刘禅开始主政,蜀汉政权开始走向败亡263年,魏将钟会、邓艾征讨蜀国刘禅开城投降,蜀汉灭亡
- 陈克华:《诸葛亮北伐析疑》,载《争鸣》1982年第2期;尹韵公《谈蜀汉灭亡的原因》,载《文史哲》1982年第5期;张大可:《论诸葛亮出师》,载《西北史地》1984年第四期。
- 殷克勤:《出师未捷身先死,中原得鹿不由人》,载黄惠贤、丁宝斋主编《诸葛亮研究新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絀版
- 徐学书《蜀汉诸葛亮与前蜀王建六次北伐》,载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成都市诸葛亮研究会编《诸葛亮与三国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絀版。
- 《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曰“初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馀饶”第916页 。
- 《三国志》卷44《蒋琬费祎姜维传》曰:“魏遣大将军曹爽袭蜀时议者或谓但可守城,不出拒敌必自引退。敏以为男女布野农谷栖亩,若听敌入则大事去矣。”(第1068页)
- 《晋书》卷1《帝纪》曰“经日,乃行其营垒观其遗事,获其图书、粮谷甚众”(第3页)
- 《三国志》卷39《董刘马陈董吕传》曰:“蜀土富实,时俗奢侈货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倾家竭产”(第979页), 可见当时蜀地奢侈之风很盛(第979页)
- 《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曰“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第919页)
- 《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注引《袁子》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918页 。
- 《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 北京 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15页 。
- 《三国志》卷39《董刘马陈董吕传》 北京 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82页 。
- 《三国誌》卷39《董刘马陈董吕传》 北京 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75页 。
- 《三国志》卷47《吴主传》 北京 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05页 。
- 《三国志》卷33《后主传》 北京 Φ华书局1975年版第905页 。
- 《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第758页 。
- 《后汉书》卷87《西羌传》曰:“湟中月氏胡其先夶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余种分散西踰鳂领。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及骠騎将军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开湟中,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第1384页
- 《诸葛亮集》 辑自《太平御览》卷三百四十一 原题為《与兄瑾论白帝兵书》,田余庆先生已辨明为诸葛亮与李严书第2781页 。
- 《三国志》卷3《明帝纪》 北京 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4页 。
- 《三国志》卷43 《黄李吕马王张传》北京 中华书局1975年版
- 《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 北京 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21页
- 《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 北京 中华书局1975年版。921页
- 《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 北京 中华书局1975年版。922页
- [日]柿沼阳平:《蜀汉的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史学月刊》2012年苐9期
- [日]柿沼阳平:《蜀汉的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史学月刊》2012年第9期
[1][日]柿沼阳平:《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史》,东京 汲古书院2011年版
[2]余鹏飞:《三国经济发展探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刘静夫:《中国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陳克华:《诸葛亮北伐析疑》,《争鸣》1982年第2期。
[5]张大可:《论诸葛亮》,载《社会科学) ( 兰州 )1986年第1期
[6]卢华语:《蜀国兵力与诸葛亮北伐用兵考》,载(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2期。
[7]郑之洪:《诸葛亮北伐新探》,学术月刊1997第2期
[8]何静:《也谈关于诸葛亮丠伐的几个问题》,黔西南民族师专学报2000第2期。
[9]周红:《论蜀汉兴衰的财政原因》现代财经2000年第11期
[10]杜明才,余鹏飞:《诸葛亮的经濟思想和政策》,襄樊学院学报2008第12期。
[11]张俊荣:《“隆中对”的现实思考》,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学报2008第4期
[12]胡以存:《诸葛亮北伐的战略分析》,黄石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第3期。
[13][日]柿沼阳平:《蜀汉的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史学月刊2012年第9期。
[14]宋乃成:《浅析诸葛亮发动北伐战争的战略目的》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10月第16卷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