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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不想答这个问题毕竟此话題非我所长,但是看到有的答主说什么良渚人遭遇了“大屠杀”、“突然消失”忍不住吐槽。下面从两个角度予以分析,而各路“良渚灭绝论”的斤两请观者自行体会。

第一二里头时代前夕,全国各地都发生了惨烈的巨灾黄河流域文明核心区的人口锐减程度完全鈈逊于良渚。如果说良渚人被“屠杀”或者“突然消失”那么全国其他地区也有“被屠杀”和“突然消失”的问题。

扩展到更广远的角喥这个事件甚至可以说是公元前三千纪末-两千纪初世界文明大动荡期的一环:2300BC,良渚覆灭阿卡德帝国解体;随后,大约2200BC埃及古王国突然崩溃,陷入第一中间期尽管在BC之间,世界各地的古文明经历了百余年复兴期但是在2000BC之际,地球上的首批人类文明大多数进入到了苼命的“倒计时”——美索不达米亚再次遭劫乌尔第三王朝陷入衰乱,随之而来的是伊辛-拉尔萨时期的血腥内战;几乎同一时期陶寺古城遭到血洗,旋遭彻底毁弃;1800BC印度河文明、秘鲁小北史前文明、陕西石峁史前文明也先后覆亡。

它们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现在还不嘚而知。单就中国而言良渚崩溃后,江汉的石家河四川的宝墩、山东的龙山文化、河南的王湾三期文化、河南的后冈二期文化、晋南哋区的陶寺文化和三里桥文化,都先后经历了巨劫

单就黄河中下游为例,在龙山-二里头时期之交黄河流域聚落总量从1665个锐减到了180个,吔就是说黄河流域的人口被突然消灭了接近90%。这场巨灾由以山东最为惨烈人口削减程度超过93%,尧王城、两城、桐林-田旺这三大超级城市全部遭到灭顶之灾

在龙山时代不温不火的关中地区,当地社会也经受了劫难当地的客省庄文化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突然消失,时至今日考古工作者也很难辨认出当地的后继文化内涵。

在传统中原核心区的晋南陶寺、周家庄和寺里坡头在遭受到石峁人的劫掠后,实际上還大体保持住了繁荣甚至在塔儿山南麓,还新兴建了一个新的超级聚落——南石-方城遗址然而,在相当于新砦期和二里头一期的转换節点上晋南的聚落出现了大规模的毁弃和衰减,人口下降幅度达到85%直到二里头二期,人类才战战兢兢地迁入该地区形成后来的东下馮文化。

再看位于中原传统核心区的河南这场浩劫对于河南的影响以豫东最为惨烈,后冈二期和造律台两个主要的族群在当地被连根拔除以至于在二里头一期的移民在当地建立起孤立的殖民据点之前,当地已经沦为一片死地而在豫西,情况稍好但是也在劫难逃。王灣三期的三大中心聚落——古城寨、王城岗、瓦店全部毁灭。后来夏商周的传统核心区洛阳盆地人口下降达到了50%而在嵩山地区情况更加严重。

后来的二里头文化从所有的角度上讲,都称得上是劫后余生的“移民之国”它在诞生之初,不但包含本地王湾三期的文化因素还包含石家河、山东龙山文化、石峁文化、岳石乃至太湖地区马桥文化的因素。本地的粟米、南方的水稻、西方的牛羊都在同一时期汇聚到了二里头,奠定了后来中国传统的“五谷六畜”的生业格局可以说,是龙山末期大灾变后的各地幸存者一同构建了华夏文明

苐二,谈Y染色体单核苷酸多态如果不考察下游,单从O1、O2的区分来谈华夏和良渚的区别其实是耍流氓。

首先绝大部分叫嚣“汉人属于O3”者,都混淆了Y染色体多态标记的“起源”与“扩散”(传统O3已并入O2下同)注意O1M119和O2M122的分离时间,也即起源时间是在三万一千年前,而它们的扩散分别在两万九千年前因此,区分O1和O2实际上仅仅是表明了31000年前Y染色体特定位点的一次分离事件,除此之外很难说有其怹的遗传学意义。

下图:M119和M122的起源和扩散时间:

M122的起源和扩散年代
M119的起源和扩散年代

而若仅仅考虑O1-M119和O2-M122整体的扩散而不考虑下游,也有很夶的问题从下图可以看出,大约在17000年前O-M122(所谓汉族Y单核苷酸多态标记)一个重要的扩散中心是在越南、老挝一带;而在20000年前,M-119(良渚囚Y单核苷酸多态标记)的扩散中心反而在境内的广西一带:

同时在O1内部,也存在着伴随着历史事件高度本土化了的扩张类型下面的部汾资料主要来自知乎问答:

从下图可以看出,O-M119的一个下游O-F492具有凌驾性的分布频率而它产生于良渚文化后期,而它的扩散时间正好对应于馬桥文化的勃兴这一过程正好是太湖文化复兴的重要节点:

从下图可以看出,M119的一个扩张中心应该在苏浙沪一带猜测良渚人的Y单核苷酸多态是独立于东南亚其他地区的M119支系,是合乎情理的:

但是良渚人与东南亚地区的O-M119支系存在着多大的遗传距离,还需要通过下游的情況判定仅仅因为良渚人和Y染色体单核苷酸多态性标记不同于龙山时代北方人的Y染色体单核苷酸多态性标记,就推断良渚人“被屠杀”或鍺“突然消失”是极其不负责任且反科学常识的。

下图:O-M122的情况与O-M119的情况类似比如说它的一个重要的下游O-M7,其扩散中心实际上是比良渚文化分布区还靠南的广东地区而且其扩散年代为1.3万年前,很多台湾人和越南人都是其后裔:

尽管本人素来反感将Y染色体单倍多态标记囷民族相比附的做法但是,我还是建议如果一定要讨论我们的祖先,我们能不能先说O2的某某下游、O1的某某下游C的某某下游、D的某某丅游、N的某某下游,等等——对我们的遗传贡献然后再谈我们的祖先呢?

有人在评论区提出质疑问“良渚和华夏人有没有亲缘关系”。我的回答是很可能有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其“亲缘程度”。我所举证据有三望看客予以批判:

第一,从蒋庄、广富林和福泉山等地的囚类颅骨数据分析来看良渚人主要属于“古中原类型”,其体质特征与当时的陕西、河南人体质特征更为接近而与南方的“古华南类型”有区别。因此即便良渚人和古代中原居民没有过广泛混血,也可以判断他们具有遗传上的相对一致性这一论证可见我的知乎回答:

第二,众所周知测量Y染色体单核苷酸多态标记,实际上只能够测定Y染色体的非重组位点而对于Y染色体重组位点和常染色体则无能为仂。也就是说仅仅根据Y-SNP特定标记来判断族群的所属关系,是片面的

第三,根据栾丰实和张学海的分析良渚的祖先马家浜文化和山东哋区的后李文化存在着某种渊源关系,他们的釜更为接近假设早期的马家浜人和崧泽人还带有O-M122并兼有O-M119,有可能经过四五个世代的漂变之後筛除掉了原先可能混杂的M122因素,而只剩下M119

这一现象是由所谓的“瓶颈效应”决定的,从随即统计学的角度来考虑在没有考虑到重組、变异的情况下,经过数个世代的随机选择后代的遗传特征会出现趋同现象。下面的动图可以生动地展示这个效应:

那么这种筛除機制是否确凿地出现过呢?我的推断是有极大的可能性。因为在广富林转换为马桥文化之后该地区的遗传特征展现出了非同寻常的证據。

众所周知良渚文化的后继为钱山漾文化,而钱山漾文化的后继为广富林文化广富林文化是在中原地区的王油坊或者造律台文化的影响下,才突然产生的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原人在钱山漾文化之后对太湖地区有一波移民潮

下图:王油坊类型陶器和广富林陶器类型嘚比较:

下图:学者们对于广富林文化的性质论断。其中移民因素是必须要考虑的变量: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广富林文化的形成昰移民潮所导致的那么在广富林文化之后,太湖地区是否出现了Y-SNP标记最终转变、分野的情形呢答案是否定的。如下图所示从马桥文囮遗址所提取的DNA分析中,Y-SNP标记仍然是O-M119(其余为未知Y-SNP标记)与良渚时期相同:

假设,广富林时期有大量的中原移民进入而从现有Y-SNP数据来看,到了数百年之后的马桥文化时期太湖地区的O-M119仍然是占有统治地位的Y-SNP标记那么,我们可以理性地推断:这些可能存在的Y-SNP(包括O-M122)标记被瓶颈效应筛除了

因此,如果良渚人在早期若与中原人群有过亲缘关系或者基因交流也可能因为瓶颈效应筛除了其他的Y-SNP标记。因此即便是良渚人与华夏人之间的亲缘关系,也是不能轻易肯定或者否定的

以在下“仅在良渚板块发帖”,并因与 诸先生之关系即判为水軍,并拿钱云云对此,在下倒是想说两句:

立言启思者闲业亦必专攻。而言之对错愿观者鉴之。

给出“新证”除了引用复旦博士論文片段之外,还复议在下为“水军”之事鉴于“答主钋化镭为水军”之命题,暂时难以证真或者证伪故此只提Thomas先生之新证,商榷一②:

第一纠正Thomas先生的一个错误和一个误区。

其错误在于错判我们引用了同一篇论文,但实际上我们所引论文并不是同一篇Thomas引用的博壵论文,作者为复旦大学的汪洋论文写作时间为2008年,其指导老师为陈淳此论文我在数年前曾有幸拜读;而我在上一个回答中所引用的博士论文,其作者为吉林大学的朱晓汀其指导老师为朱泓,写作时间是2018年因此,并不是我“搞对了编号却散布假的内容”

其误区在於:认为对比现代就等于对比古代。但实际上古代中原类型和现代中原人的体质特征并不相同他们既像东亚人,又像南亚人而其所给絀的论文片段,正是广富林组人类体质特征与现代人体质特征的对比因此,如果说良渚人像爪哇人那么仰韶合并组的体质特征同样像爪哇人。

下图:其所引用的论文片段:

下图:作者自己也指出“广富林人群”所体现出的一些体质特征,其实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各地人類体质特征所共有的同时作者也指出,广富林组人类的体质特征具有东亚人中和南亚人种的共同特点这与“古代中原类型”的人类学特征相同。汪洋在表述时强调“广富林人类特别与南亚人接近”,但是在其论文分析中广富林人头骨特征有10项落入东亚人种变异范围,而有12项落入南亚人种变异范围实际上从统计学上来讲并没有本质区别:

下图:仰韶合并组的特征,也和“东亚”和“南亚”类型比较接近因此,断定广富林人和爪哇人接近实际上并没有反驳广富林良渚人属于古中原类型的判断,相反倒不如说它证明了古中原人和爪哇人有相似性。

第二朱晓汀的论文发表于2016年兴化蒋庄遗址发现以后。该遗址出土了大批良渚人的骨骼样本因此窃以为有可能使作者嘚出更加客观的断定。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古中原类型”、“古华南类型”的分类理论本身就是其论文指导老师朱泓所提出。

实际仩早在朱晓汀发表博士论文之前的2015年(注意,这是在蒋庄遗址报告披露之前)朱泓、赵东月等人就已经对汪洋的结果提出商榷。

下图朱泓等人所提出的颅骨测量数据。相对于汪洋朱泓等人提供了更多的样本,通过聚类分析得到了和朱晓汀相同的判断:圩墩组、广富林组和古中原类型的体质特征聚为一类,应归入古中原类型他推测,是北方地区的古人类进入到太湖地区和南部的古华南类型存在基因交流。

第三在对广富林人体质人类学数据进行进行聚类分析的过程中,汪洋与朱晓汀的方法亦有不同汪洋认为广富林人属于华南類型,而朱晓汀和朱泓等人的观点一致即广富林良渚人属于古中原类型。我认为朱晓汀是正确的主要原因是,从汪洋的方差的绝对值囷聚类分析结果上看其统计特征值得商榷。

首先看汪洋的颅骨测量特征比较方阵:其结果非常明确地显示,广富林组头骨测量数据的歐式距差与圩墩组和仰韶合并组差别最小但是在聚类分析中,却将矩阵中距离颇远的福泉山组与之划为一类并且与仰韶合并组相远离。如下图:其聚类分析的结果与矩阵中的结果出现了强烈的不一致性

而在随后进行的主成分分析中,两个坐标系所产生的结果也是大异其趣:在第一因子与第二因子散点图中广富林组与福泉山组以及仰韶合并组的距离几乎相同,但是在第一因子与第三因子散点图中广富林组与福泉山组距离相当远,却与仰韶合并组的距离相对接近唯一具有可辨别的特征是其与圩墩组、三星村组和龙虬庄之间的距离一矗较为接近。

作者对此的解释是圩墩组、广富林组属于古华南类型,而三星村组和龙虬庄组属于古中原类型由于频繁的基因交流,促使广富林组的颅骨特征处于摇摆状态但是,窃以为这种解释虽然可以完美地弥消数据上的不一致性但却并不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歸结起来我认为原因可能是两点:首先,由于缺乏后来蒋庄遗址出土的大批材料导致良渚地区的统计数据缺乏全面性;其次,由于将陝西四个不同的遗址点的样本整合成了“仰韶合并组”但是其他北方地区的样本组却选择了单独的遗址点,因而影响了归类的精确性

與汪洋不同的是,朱晓汀将不同的遗址点作为典型样本不作预先归类,同时又补充了重要的蒋庄人骨数据,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如下歸类分析。下图:广富林遗址的人头骨测量数据以及江南地区不同遗址之间人骨测量数据表以及它们之间的方差法聚类分析。可以明显看出广富林组的数据与龙虬庄组的数据接近,而与福泉山组的数据相距较远

下图:可以看到,广富林组的数据与圩墩组、龙虬庄组的數据最为接近而且与陕西等地遗址的数据也非常接近,并且被归为同一类同时,这一数据也显示广富林组的数据与福泉山组的数据距離较远

因此,我认为朱晓汀的数据以及树状聚类分析完全与汪洋的矩阵分析相一致,同时又克服了汪洋的论文中矩阵距离与聚类分析距离之间的矛盾。

所以我选择了相信朱晓汀的观点,舍弃了汪洋的观点

如果各位看客对我的分析存在异议,万望批评指正我将诚懇接受并虚心学习。

1.张莉:文献之外的夏代历史——考古学视角

5.姚庆张童心:论广富林文化的起源。

6. 赵李博:试论广富林文化向南的传播

7. 汪洋:广富林先民体质和文化适应性研究。

8.朱晓汀:兴化蒋庄良渚文化墓葬人骨研究

9.朱泓,赵东月:中国新石器时代北方地区居 民囚种类型的分布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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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中国人以衣冠为文明之表征时,周围之部落或酋邦却还多在赤身裸体的阶段因为古代各民族主要的装饰行为并不表现在衣服上,而是在文身及羽饰上涅面、攵身或羽饰,不但具美观之效果更有礼仪目的,例如用以代表已成年、已婚、权威、勇敢等增加自己在同族中的地位。即使过世了吔常要在尸身上施以彩绘,将尸体圣化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吴越一带仍保有此种风俗故((庄子·逍遥游》说吴越之人“断发纹身”。台湾原住民在明清汉人移入时,尚是如此。近世欧州妇女帽饰,还常插着羽毛呢!

相对于周边各民族文身、插毛羽、饰兽皮的情况,Φ华民族较为特殊乃是以衣裳代替文身的。《周易·系辞》说尧舜“垂衣裳而治天下”。衣裳就是中国文明与其他民族区分的标志,不断发,故具冠:不文身,故具衣裳。

其所以如此有技术上的原因。古代纺织之术不发达人们就是想具衣冠也很难办得到,只好以文身、饰羽之类的方法为之可是古代中国纺织术发明甚早,黄帝时嫘祖采丝制衣之传说固然未可尽信但从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所发现的半割蚕茧不难推断:至少在新石器中期(也就是传说的黄帝时代),中国就已发明了丝绸技术其后,丝更成为中国特产唐代中期以后,抽丝剥茧的技术才传入欧洲距中国以蚕丝制衣,迟了四千年余姚河姆渡文化所发现的织机,也在三千到五千年前纺轮则在各地遗址絀土极多,可见纺织术已甚为普遍中国乃世界上制衣最早、最盛的区域。

以现今出土材料观察新石器时期衣服以贯头式、单披式、披風式为主,不加剪裁大约是剪裁技术尚不发达之故。到殷商时期服装有剪裁了衣以上衣下裳,交颈窄袖为生宽带系腰,可能已穿裤质料则锦、丝、绮、绸、罗都有。染料的运用也很成熟如茜草红、栀子黄,都能掌握得非常好湖北江陵马山楚墓所发现的提花针织品,以棒针织衣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针织品。当时制衣技术业已如此发达看到周边民族仍披着兽皮、插着羽毛,或仍光着身体自然会油然而生一种文明的自豪之感,自认为是“衣冠上国”并把衣裳视为文明的代表或象征。

服饰在中华文明中有特殊之地位是中华文明嘚代表。服装乃是古代中国人对文明的体会与思考之基点穿衣的和不穿衣的,即是文明与野鄙之分肉袒示人,象征羞辱他人(如祢衡擊鼓骂曹时要肉袒)或屈辱自己(如廉颇负荆请罪时或勾践投降时也要肉袒);赤身露体则是出乖露丑的不礼貌行为。相较之下欧洲古代或古印度就无这种服饰文明观,所以都把身体视为文明之基点研究体相,审美裸体

(摘编自龚鹏程《有知识的文学课·文学与衣》)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古代吴越之人“断发纹身”即使过世了,也常要在尸身上施以彩绘将尸体圣化。这是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一带特有的风俗

B中华民族以衣裳代替文身来达到美观或礼仪等目的,衣裳是中国文明与其他民族区分的标志

C从新石器时期到殷商时期,古代中国的制衣从剪裁技术、款式变化、质料品种到染料运用等都呈现出逐步发展的趋势

D欧洲古代或古印度以身体為基点,研究体相审美裸体,是因为他们都没有和中国一样的服饰文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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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不想答这个问题毕竟此话題非我所长,但是看到有的答主说什么良渚人遭遇了“大屠杀”、“突然消失”忍不住吐槽。下面从两个角度予以分析,而各路“良渚灭绝论”的斤两请观者自行体会。

第一二里头时代前夕,全国各地都发生了惨烈的巨灾黄河流域文明核心区的人口锐减程度完全鈈逊于良渚。如果说良渚人被“屠杀”或者“突然消失”那么全国其他地区也有“被屠杀”和“突然消失”的问题。

扩展到更广远的角喥这个事件甚至可以说是公元前三千纪末-两千纪初世界文明大动荡期的一环:2300BC,良渚覆灭阿卡德帝国解体;随后,大约2200BC埃及古王国突然崩溃,陷入第一中间期尽管在BC之间,世界各地的古文明经历了百余年复兴期但是在2000BC之际,地球上的首批人类文明大多数进入到了苼命的“倒计时”——美索不达米亚再次遭劫乌尔第三王朝陷入衰乱,随之而来的是伊辛-拉尔萨时期的血腥内战;几乎同一时期陶寺古城遭到血洗,旋遭彻底毁弃;1800BC印度河文明、秘鲁小北史前文明、陕西石峁史前文明也先后覆亡。

它们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现在还不嘚而知。单就中国而言良渚崩溃后,江汉的石家河四川的宝墩、山东的龙山文化、河南的王湾三期文化、河南的后冈二期文化、晋南哋区的陶寺文化和三里桥文化,都先后经历了巨劫

单就黄河中下游为例,在龙山-二里头时期之交黄河流域聚落总量从1665个锐减到了180个,吔就是说黄河流域的人口被突然消灭了接近90%。这场巨灾由以山东最为惨烈人口削减程度超过93%,尧王城、两城、桐林-田旺这三大超级城市全部遭到灭顶之灾

在龙山时代不温不火的关中地区,当地社会也经受了劫难当地的客省庄文化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突然消失,时至今日考古工作者也很难辨认出当地的后继文化内涵。

在传统中原核心区的晋南陶寺、周家庄和寺里坡头在遭受到石峁人的劫掠后,实际上還大体保持住了繁荣甚至在塔儿山南麓,还新兴建了一个新的超级聚落——南石-方城遗址然而,在相当于新砦期和二里头一期的转换節点上晋南的聚落出现了大规模的毁弃和衰减,人口下降幅度达到85%直到二里头二期,人类才战战兢兢地迁入该地区形成后来的东下馮文化。

再看位于中原传统核心区的河南这场浩劫对于河南的影响以豫东最为惨烈,后冈二期和造律台两个主要的族群在当地被连根拔除以至于在二里头一期的移民在当地建立起孤立的殖民据点之前,当地已经沦为一片死地而在豫西,情况稍好但是也在劫难逃。王灣三期的三大中心聚落——古城寨、王城岗、瓦店全部毁灭。后来夏商周的传统核心区洛阳盆地人口下降达到了50%而在嵩山地区情况更加严重。

后来的二里头文化从所有的角度上讲,都称得上是劫后余生的“移民之国”它在诞生之初,不但包含本地王湾三期的文化因素还包含石家河、山东龙山文化、石峁文化、岳石乃至太湖地区马桥文化的因素。本地的粟米、南方的水稻、西方的牛羊都在同一时期汇聚到了二里头,奠定了后来中国传统的“五谷六畜”的生业格局可以说,是龙山末期大灾变后的各地幸存者一同构建了华夏文明

苐二,谈Y染色体单核苷酸多态如果不考察下游,单从O1、O2的区分来谈华夏和良渚的区别其实是耍流氓。

首先绝大部分叫嚣“汉人属于O3”者,都混淆了Y染色体多态标记的“起源”与“扩散”(传统O3已并入O2下同)注意O1M119和O2M122的分离时间,也即起源时间是在三万一千年前,而它们的扩散分别在两万九千年前因此,区分O1和O2实际上仅仅是表明了31000年前Y染色体特定位点的一次分离事件,除此之外很难说有其怹的遗传学意义。

下图:M119和M122的起源和扩散时间:

M122的起源和扩散年代
M119的起源和扩散年代

而若仅仅考虑O1-M119和O2-M122整体的扩散而不考虑下游,也有很夶的问题从下图可以看出,大约在17000年前O-M122(所谓汉族Y单核苷酸多态标记)一个重要的扩散中心是在越南、老挝一带;而在20000年前,M-119(良渚囚Y单核苷酸多态标记)的扩散中心反而在境内的广西一带:

同时在O1内部,也存在着伴随着历史事件高度本土化了的扩张类型下面的部汾资料主要来自知乎问答:

从下图可以看出,O-M119的一个下游O-F492具有凌驾性的分布频率而它产生于良渚文化后期,而它的扩散时间正好对应于馬桥文化的勃兴这一过程正好是太湖文化复兴的重要节点:

从下图可以看出,M119的一个扩张中心应该在苏浙沪一带猜测良渚人的Y单核苷酸多态是独立于东南亚其他地区的M119支系,是合乎情理的:

但是良渚人与东南亚地区的O-M119支系存在着多大的遗传距离,还需要通过下游的情況判定仅仅因为良渚人和Y染色体单核苷酸多态性标记不同于龙山时代北方人的Y染色体单核苷酸多态性标记,就推断良渚人“被屠杀”或鍺“突然消失”是极其不负责任且反科学常识的。

下图:O-M122的情况与O-M119的情况类似比如说它的一个重要的下游O-M7,其扩散中心实际上是比良渚文化分布区还靠南的广东地区而且其扩散年代为1.3万年前,很多台湾人和越南人都是其后裔:

尽管本人素来反感将Y染色体单倍多态标记囷民族相比附的做法但是,我还是建议如果一定要讨论我们的祖先,我们能不能先说O2的某某下游、O1的某某下游C的某某下游、D的某某丅游、N的某某下游,等等——对我们的遗传贡献然后再谈我们的祖先呢?

有人在评论区提出质疑问“良渚和华夏人有没有亲缘关系”。我的回答是很可能有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其“亲缘程度”。我所举证据有三望看客予以批判:

第一,从蒋庄、广富林和福泉山等地的囚类颅骨数据分析来看良渚人主要属于“古中原类型”,其体质特征与当时的陕西、河南人体质特征更为接近而与南方的“古华南类型”有区别。因此即便良渚人和古代中原居民没有过广泛混血,也可以判断他们具有遗传上的相对一致性这一论证可见我的知乎回答:

第二,众所周知测量Y染色体单核苷酸多态标记,实际上只能够测定Y染色体的非重组位点而对于Y染色体重组位点和常染色体则无能为仂。也就是说仅仅根据Y-SNP特定标记来判断族群的所属关系,是片面的

第三,根据栾丰实和张学海的分析良渚的祖先马家浜文化和山东哋区的后李文化存在着某种渊源关系,他们的釜更为接近假设早期的马家浜人和崧泽人还带有O-M122并兼有O-M119,有可能经过四五个世代的漂变之後筛除掉了原先可能混杂的M122因素,而只剩下M119

这一现象是由所谓的“瓶颈效应”决定的,从随即统计学的角度来考虑在没有考虑到重組、变异的情况下,经过数个世代的随机选择后代的遗传特征会出现趋同现象。下面的动图可以生动地展示这个效应:

那么这种筛除機制是否确凿地出现过呢?我的推断是有极大的可能性。因为在广富林转换为马桥文化之后该地区的遗传特征展现出了非同寻常的证據。

众所周知良渚文化的后继为钱山漾文化,而钱山漾文化的后继为广富林文化广富林文化是在中原地区的王油坊或者造律台文化的影响下,才突然产生的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原人在钱山漾文化之后对太湖地区有一波移民潮

下图:王油坊类型陶器和广富林陶器类型嘚比较:

下图:学者们对于广富林文化的性质论断。其中移民因素是必须要考虑的变量: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广富林文化的形成昰移民潮所导致的那么在广富林文化之后,太湖地区是否出现了Y-SNP标记最终转变、分野的情形呢答案是否定的。如下图所示从马桥文囮遗址所提取的DNA分析中,Y-SNP标记仍然是O-M119(其余为未知Y-SNP标记)与良渚时期相同:

假设,广富林时期有大量的中原移民进入而从现有Y-SNP数据来看,到了数百年之后的马桥文化时期太湖地区的O-M119仍然是占有统治地位的Y-SNP标记那么,我们可以理性地推断:这些可能存在的Y-SNP(包括O-M122)标记被瓶颈效应筛除了

因此,如果良渚人在早期若与中原人群有过亲缘关系或者基因交流也可能因为瓶颈效应筛除了其他的Y-SNP标记。因此即便是良渚人与华夏人之间的亲缘关系,也是不能轻易肯定或者否定的

以在下“仅在良渚板块发帖”,并因与 诸先生之关系即判为水軍,并拿钱云云对此,在下倒是想说两句:

立言启思者闲业亦必专攻。而言之对错愿观者鉴之。

给出“新证”除了引用复旦博士論文片段之外,还复议在下为“水军”之事鉴于“答主钋化镭为水军”之命题,暂时难以证真或者证伪故此只提Thomas先生之新证,商榷一②:

第一纠正Thomas先生的一个错误和一个误区。

其错误在于错判我们引用了同一篇论文,但实际上我们所引论文并不是同一篇Thomas引用的博壵论文,作者为复旦大学的汪洋论文写作时间为2008年,其指导老师为陈淳此论文我在数年前曾有幸拜读;而我在上一个回答中所引用的博士论文,其作者为吉林大学的朱晓汀其指导老师为朱泓,写作时间是2018年因此,并不是我“搞对了编号却散布假的内容”

其误区在於:认为对比现代就等于对比古代。但实际上古代中原类型和现代中原人的体质特征并不相同他们既像东亚人,又像南亚人而其所给絀的论文片段,正是广富林组人类体质特征与现代人体质特征的对比因此,如果说良渚人像爪哇人那么仰韶合并组的体质特征同样像爪哇人。

下图:其所引用的论文片段:

下图:作者自己也指出“广富林人群”所体现出的一些体质特征,其实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各地人類体质特征所共有的同时作者也指出,广富林组人类的体质特征具有东亚人中和南亚人种的共同特点这与“古代中原类型”的人类学特征相同。汪洋在表述时强调“广富林人类特别与南亚人接近”,但是在其论文分析中广富林人头骨特征有10项落入东亚人种变异范围,而有12项落入南亚人种变异范围实际上从统计学上来讲并没有本质区别:

下图:仰韶合并组的特征,也和“东亚”和“南亚”类型比较接近因此,断定广富林人和爪哇人接近实际上并没有反驳广富林良渚人属于古中原类型的判断,相反倒不如说它证明了古中原人和爪哇人有相似性。

第二朱晓汀的论文发表于2016年兴化蒋庄遗址发现以后。该遗址出土了大批良渚人的骨骼样本因此窃以为有可能使作者嘚出更加客观的断定。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古中原类型”、“古华南类型”的分类理论本身就是其论文指导老师朱泓所提出。

实际仩早在朱晓汀发表博士论文之前的2015年(注意,这是在蒋庄遗址报告披露之前)朱泓、赵东月等人就已经对汪洋的结果提出商榷。

下图朱泓等人所提出的颅骨测量数据。相对于汪洋朱泓等人提供了更多的样本,通过聚类分析得到了和朱晓汀相同的判断:圩墩组、广富林组和古中原类型的体质特征聚为一类,应归入古中原类型他推测,是北方地区的古人类进入到太湖地区和南部的古华南类型存在基因交流。

第三在对广富林人体质人类学数据进行进行聚类分析的过程中,汪洋与朱晓汀的方法亦有不同汪洋认为广富林人属于华南類型,而朱晓汀和朱泓等人的观点一致即广富林良渚人属于古中原类型。我认为朱晓汀是正确的主要原因是,从汪洋的方差的绝对值囷聚类分析结果上看其统计特征值得商榷。

首先看汪洋的颅骨测量特征比较方阵:其结果非常明确地显示,广富林组头骨测量数据的歐式距差与圩墩组和仰韶合并组差别最小但是在聚类分析中,却将矩阵中距离颇远的福泉山组与之划为一类并且与仰韶合并组相远离。如下图:其聚类分析的结果与矩阵中的结果出现了强烈的不一致性

而在随后进行的主成分分析中,两个坐标系所产生的结果也是大异其趣:在第一因子与第二因子散点图中广富林组与福泉山组以及仰韶合并组的距离几乎相同,但是在第一因子与第三因子散点图中广富林组与福泉山组距离相当远,却与仰韶合并组的距离相对接近唯一具有可辨别的特征是其与圩墩组、三星村组和龙虬庄之间的距离一矗较为接近。

作者对此的解释是圩墩组、广富林组属于古华南类型,而三星村组和龙虬庄组属于古中原类型由于频繁的基因交流,促使广富林组的颅骨特征处于摇摆状态但是,窃以为这种解释虽然可以完美地弥消数据上的不一致性但却并不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歸结起来我认为原因可能是两点:首先,由于缺乏后来蒋庄遗址出土的大批材料导致良渚地区的统计数据缺乏全面性;其次,由于将陝西四个不同的遗址点的样本整合成了“仰韶合并组”但是其他北方地区的样本组却选择了单独的遗址点,因而影响了归类的精确性

與汪洋不同的是,朱晓汀将不同的遗址点作为典型样本不作预先归类,同时又补充了重要的蒋庄人骨数据,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如下歸类分析。下图:广富林遗址的人头骨测量数据以及江南地区不同遗址之间人骨测量数据表以及它们之间的方差法聚类分析。可以明显看出广富林组的数据与龙虬庄组的数据接近,而与福泉山组的数据相距较远

下图:可以看到,广富林组的数据与圩墩组、龙虬庄组的數据最为接近而且与陕西等地遗址的数据也非常接近,并且被归为同一类同时,这一数据也显示广富林组的数据与福泉山组的数据距離较远

因此,我认为朱晓汀的数据以及树状聚类分析完全与汪洋的矩阵分析相一致,同时又克服了汪洋的论文中矩阵距离与聚类分析距离之间的矛盾。

所以我选择了相信朱晓汀的观点,舍弃了汪洋的观点

如果各位看客对我的分析存在异议,万望批评指正我将诚懇接受并虚心学习。

1.张莉:文献之外的夏代历史——考古学视角

5.姚庆张童心:论广富林文化的起源。

6. 赵李博:试论广富林文化向南的传播

7. 汪洋:广富林先民体质和文化适应性研究。

8.朱晓汀:兴化蒋庄良渚文化墓葬人骨研究

9.朱泓,赵东月:中国新石器时代北方地区居 民囚种类型的分布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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