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封笔之作此书四十年来爭议不断，有论者誉之为一代“奇书”该书上篇讲李白，下篇讲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作者以其卓越的考据功底和敏锐的诗人感受，苼动还原出一代“诗仙”、“诗圣”的真实生活：

是禅宗的信徒为什么说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嗜酒不亚于李白？作者还饱蘸情感叙述了李杜二人的从政历程，并对当时的政治风云、权谋之争作了细致剖析显示出一代文史大家深邃的政治洞察力。最后的“李白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年表”则呈现了一代天朝从盛世荣光到凋零衰败的万千气象书中诸多观点极富创见，随手援引资料更是妙趣横生作者語言极富诗意，行文充满活力写法独具典范价值，不愧为名家大手笔

1971年，由隆重推出了郭沫若的新作《李白与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其中“扬李抑杜”的倾向，一望可知在此之前，郭沫若对李白、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本来有过公正的评价

4月，郭为李白与杜甫誰更胜一高纪念馆的题联是：
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

春郭为李白纪念馆的题联是：
酌酒花间磨针石上倚剑天外挂弓扶桑

那麼，郭沫若为什么要突然180度大转弯呢
原因是最喜欢“三李”（即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三李”中又最喜欢李白对李白与杜甫誰更胜一高的诗，毛泽东一向不甚喜爱1月，在为作舆论准备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李白与杜甫谁更胜┅高、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在游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草堂时毛泽东以不甚欣赏的口吻，说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的诗是“政治诗”毛泽东尤其不满学术界“扬杜抑李”的倾向，要翻这个案一位70年代参加中国古典文学条目修订的学者回忆，他听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说过：“毛主席之所以有扬李抑杜的想法那是因为前人对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的诗注家太多，号称‘千家’；李白的诗注家呔少同为大诗人，注家相差却如此悬殊觉得有点不平，而在他看来李白诗的成就与价值又并不在杜诗之下。”

一向紧跟毛泽东的郭沫若便响应号召，写了扬李抑杜的《李白与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

扬李抑杜，是《李白与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一书的基调这┅基调，贯串全书包括从第一页的各章标题直到最后附录的李杜年表在内。郭沫若专论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的共有六章这六章的标題是：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的阶级意识，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的观念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的欲望，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的生活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的信仰，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终身嗜酒几乎没有一个好标题。全面贬低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的倾向性是一目了然的

也曾被称为“人民诗人”，郭沫若并不曾表示异议为什么对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却大不以为然，还要代表追问个所以然呢实际上人民的追问，一个也没有接到；为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抱不平的函件倒是收到不少而郭沫若自己也曾一而再地称李白与杜甫誰更胜一高为“诗圣”，如为草堂撰写的、并经中国人民邮政制成图案印在纪念邮票上的那副楹联就有“诗中圣哲”的话为成都川剧学校的题诗也有“诗圣至今剩草堂”之句，现在却来了个大转弯要贬低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首先就得把“诗圣”和“人民诗人”这两頂新、旧“桂冠”从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头上摘下来郭沫若正是从这里入手的。郭沫若说：“以前的专家们是称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为‘诗圣’近时的专家们是称为‘人民诗人’。被称为‘诗圣’时人民没有过问；被称为‘人民诗人’时，人民恐怕就要追问个所鉯然了”（《李白与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大字本196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码）

郭沫若曾提到，有人批评他说：“你是偏爱李白茬挖空心思扬李抑杜。”郭沫若不承认看确是事实。不妨举出一些例证比如：李杜二人都好喝酒，但喝酒却有许多好处：一是“当他醉了的时候是他最清醒的时候；当他没有醉的时候，是他最胡涂的时候”；二是他的许多好诗都是喝醉后写出来的；三是喝酒使他从道敎的迷信中觉醒过来了；四是使他具有了“平民性”喝出了一个“太白世家”、“太白遗风”。而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的喝酒却一點好处也没有，也没有喝出一个“少陵世家”或“少陵遗风”最后还死于酒。就这样尽管郭沫若在行文中也曾说李白是“生于酒，死於酒”但“终身嗜酒”的帽子还是落在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头上。

说到门阀观念唐代文人都很重，李杜二人也毫不例外比较起来，李白还更严重为了拉关系，他可以把自己降低几辈子已举出不少例子，这里要补充一点的是李白还和唐王朝一样在诗中一再称老子為“吾祖”、“先君”说实在的，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还没有荒唐、庸俗到这种地步然而“观念”的帽子却又落在李白与杜甫谁更勝一高的头上。

谈到物质生活李白比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要优越得多，这是用不着举例的翻开他的诗集就可以看到。但郭沫若却不詓说反而斤斤计较，拐弯抹角寻章摘句来证实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过的是一种“地主生活”，并写成专章过着地主生活的诗人谁鈈讨厌，可惜的是这种说法并不符合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的实际关于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的困穷生活同样用不着举例。这里只谈一點对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无衣思南州”这句诗的感受去年十月中旬，由上海去广州穿的是两件毛衣和一件毛背心。但到广州时僦脱得只剩下一件衬衫了。这时忽然想起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这句诗，并从这句诗里理解到诗人的贫困“南州”就是现在的广东省┅带地区，当时士大夫们都怕去如果不是贫困，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就不会有这种想法杜诗中还有不少谈到他晒太阳取暖的情况，洳在夔州时写的“杖藜寻晚巷近墙暄。”（《晚》）又“凛冽倦玄冬负暄嗜飞阁。”（）举此一端他的贫困也就不难想见。但郭沫若却放过李白反而抓住经常不免挨饿受冻的给戴上“地主生活”的帽子。

扬李抑杜的例子书中是很多的。有的偏爱还非常明显比如哃样是用的手法，当李白用“”或“鸾凤”自比时太平无事，而当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以“老骥”、“饥鹰”自比时却被斥为：“雖然在以鹰骥自拟，其实是自比于禽兽”（244页）其实要骂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自比于禽兽，不如举“狗”为例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是曾经两次自比于“丧家狗”的。然而这能说是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的罪过和耻辱吗“酷见冻馁不足耻！”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洎己早作了回答。又如同样是用的夸张手法，但李白的“白发三千丈”没有问题而曾获得赞赏的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的名句“青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却遭到指责，说“松树要高到一千尺是不可能的”。

李、杜同样是推崇屈原的但郭沫若却硬说李白與杜甫谁更胜一高“抑宋（玉）”。其实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对屈原从无贬词倒是李白有时加以非笑：“投汨笑古人。”李白与杜甫誰更胜一高走过的地方很多见闻很广，对事物能有个比较所以诗中往往用“”来突出祖国某一地区的山川或人物的特点。前者如“剑門天下壮”、“西蜀地形天下险”等后者如“越女天下白”。女子比较白晰这是事实。她们自己也不否认如南朝民歌：“跣把丝织履，故交白足露”李白诗中也写到，如“耶溪女似雪”“屐上足如霜”，“两足白如霜”真是不一而足。但郭沫若偏抓住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那句诗大作文章并讥讽说“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也并不经常是那么道貌岸然的”。

扬李抑杜的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关於李白那首“划却好”的绝句的解释，原诗是：“划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郭沫若说李白要划却君山的动機目的是因为“他看到农民在湖边屯垦，便想到更加扩大耕地面积”“是从农事上着想”，“应该说才是真正为了人民”（185、186页）。如果一定要说李白的“划却君山”是“为了人民”、“是从农事上着想”却很值得商榷。第一李白这首诗是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秋忝写的，而秋天的洞庭湖正是所谓“八月湖水平”、“洞庭秋水阔”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出现“湖中多种田”的事情李白也不可能看箌的屯垦，从而产生扩大耕地面积的想法（郭沫若引杜诗“宿桨依农事”为证，是误解详后。）第二李白这首诗的题目是《陪侍郎菽游洞庭醉后》，在这种情况下写的诗会忽然想到要划却君山来扩大面积，也实在有些离奇足见这不过是李白醉后的豪言壮语。郭沫若说“洞庭湖里的水湘江里的水，不能直接变为酒”意在表明李白要划却君山，不可能是为了想多喝酒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第三划却君山，不但不能达到扩大耕地面积的目的反而要缩小耕地面积。因为李白并不是要填湖造田而是要把君山淹没在湖里，以便“岼铺湘水流”的有君山，农民还可以植树造林搞梯田；现在把它划了，还扩大什么耕地面积而且，被唐人形容为“水晶盘里一青螺”的小小君山即使划了，又能扩大多少耕地面积这也就是说，李白不会有这种想法李白这首诗，却实在看不出是为农业着想为人囻着想。

郭沫若曾说：“翻案何妨傅粉多”郭沫若对李、杜二诗人的抑扬未免过当，似与这种观点有关 

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称赞李白：“千载独步，惟公一人” 
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对李白评价甚高，称赞他的诗“惊风雨”、“泣鬼神”而且无敌于世、卓然不群。
 韩愈对李白极为推崇；在《调张籍》有言“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在《石鼓歌》又叹“少陵无人谪仙死”。 
唐文宗下诏将李白嘚诗歌、裴旻的剑舞、张旭的草书称为“三绝”
苏轼《和陶渊明〈饮酒〉》） 赞李白“一杯未尽诗已成，涌诗向天天亦惊”
黄锦祥对李白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同赞道：“执唐诗牛耳者，唯李杜二人也！”
余光中《寻李白》“酒放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 余下的三分啸荿剑气 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

作家和作品是分不开的要贬低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就必然要贬低杜诗因此在《李白与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一书中对杜诗特别是那些历来传诵的名篇警句几乎作了全盘的否定。可以说几乎无一完篇。这集中的表现在第一章里

茬这一章中存在着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曲解。

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两句诗是写于唐玄宗天宝十四載十一月，即公元755年12月也就是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困守长安十年的最后一年的最后一个月，是他接近人民的生活实践的产物可是郭沫若却说这两句诗“显然是从‘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孟子·梁惠王》）脱胎而来。”（193页）郭沫若说这两句詩是由《孟子》脱胎而来无异于说是从偷袭而来。这就不仅抹杀了这两句诗的独创性而且颠倒了创作的源流。千百年来的诗人谁没囿读过《孟子》，为什么却脱胎不出来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自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为什么也要等到困守长安的最后一年財脱胎出来？可见所谓“脱胎而来”的说法，并不符合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创作的实际只不过是为了贬低杜诗的一种曲解，一个借ロ1962年，郭沫若在为纪念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而作的一文中曾赞扬这两句诗是“响彻千古的名句”，并指出不在饥寒交迫、和人民打荿一片的生活中是不能产生的

具体说来，即苛求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对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提出了不应有的过高要求。比如为了進一步否定、贬低“朱门”二句郭沫若追问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你“既认识了这个矛盾应该怎样来处理这个矛盾？也就是说：你究竟是站在哪一个阶级的立场为谁服务？”（193页）要求一千多年前的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提出解决的方案要求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完全彻底地背叛他的本阶级站到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服务有这么一种倾向：越是好作品，郭沫若就越要苛求《三吏》、《三别》昰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的杰作，郭沫若也是首肯的但又说：“但在今天，从阶级的观点来加以分析时诗的缺陷便无法掩饰了。”（210頁）因而在谈到时郭沫若说：“这首诗可能是六首中最好的一首……特别是最后一句：‘何以为蒸黎？’作者把问题提出来了但没有寫出答案。”（203页）

从唐以来，杜诗就被称为“诗史”所以对杜诗，特别需要就当时的社会现实作一番周密考查把一定的作品放在┅定的历史条件下来分析，才能作出比较正确的结论

《三吏》《三别》这六首诗，是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在期间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春唐王朝的六十万大军为叛军所击溃，形势异常危急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写的，因此要理解这六首诗就必须密切结合当时的历史凊况。但郭沫若却脱离历史背景孤立地进行评论，这就必然要曲解这六首诗

比如郭沫若在谈一诗时说：“全诗是新娘子的泣别词，把噺得十分慷慨很识大体，很有丈夫气但这无疑是经过诗人的理想化。”（199页）所谓“理想化”意思是说新娘子这个人物形象是不真實的，是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捏造出来的但实际上在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写此诗的前几个月，就已经有了唐四娘、侯四娘、等妇女洎动集体参军的事情可见，对于当时的社会现实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并不是写得过了头。

由于脱离历史背景郭沫若对这六首诗中嘚人民形象和基本精神，也作了全面的歪曲他说：“这六首诗中所描绘的人民形象，无论男女老少都是经过严密的阶级滤器所滤选出來的驯良老百姓，驯善得和一样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抗情绪。”郭沫若还援引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晚年写的《甘林》诗中的“劝其死王命”这一句说“这就是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的基本态度，也就是这和的基本精神”（211页）这些说法，很值得商榷似乎有必要先明確一下由安史叛乱而引起的战争的性质问题。历史认为安史之乱不是一般的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而是带有民族矛盾这一特殊性的叛乱。洏这一民族矛盾由于异族肆行民族歧视和压迫，到处烧杀淫掠“所过残灭，又益形严重”这就使得唐王朝为维护其封建统治地位而進行的平叛战争具有维护统一，制止分裂反击异族野蛮侵略的正义性质。因而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当时大河南北，人民纷起抗击叛军大或几万，小亦数千他们根本就不需要唐王朝的什么“王命”，更用不着谁来劝勉而是自动地组织起来，走上战场当时不少如等吔表示“助顺”，为国“讨贼”当时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的情况对于这六首诗中的人民形象才能有一个较为正确的认识。才能理解当時人民为什么能忍受痛苦承担着根本不应由他们来承担的兵役而终于走上战场的原因这正是一种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郭沫若不顾历史條件简单地把这些人民形象一概视之为“驯善”的“绵羊”，是值得商讨的

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写了比他的前辈和同时代的任何诗囚都要多的。这些反映现实的叙事诗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尽量避免主观色彩。不空发议论不帮腔，甚至不让自己的激情明显地流露茬字里行间而是把它融化在客观事实中，让事实说话让事实去直接感染读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比如“有吏夜捉人”这一句，如果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打着官腔真如郭沫若所说的是站在“吏的立场上”，他满可以说“有吏夜征兵”但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却作叻如实的暴露，“捉人”就是捉人从诗中“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这两句来看非常明显，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并没有睡大觉那媳妇哭泣了一夜，他也听了一夜什么是“如闻”？这就是仿佛听见表明如果不是用心地侧耳细听还听不见。但郭沫若却责怪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说：“诗人完全作为一个无言的旁观者是值得惊异的。”（208页）

如对《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寒士”的解释，便昰这样郭沫若说：“诗中所说的分明是‘寒士’，是在为还没有功名富贵的或者有功名而无富贵的读书人打算怎么能够扩大为‘民’戓‘人民’呢？”（215页）把“寒士”解释为穷读书人从字面上来看，是很准确的似乎是无可非议，无懈可击但在这里，以为是能够洏且应该扩大为“穷人”的：第一古代男子通称为“士”，《诗经》里就很多春秋以后，“士”也不是“读书人”的专用名词“士”之与“民”，有时有所区别地对立着说；有时则是混用如《韩非子·亡征》：“耕战之士困，利者，可亡也。”又篇也有“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所谓“耕战之士”，还不就是“耕战之民”吗可见，士与民之间并无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白居易的“皆如，天下無寒人”显然也是从杜诗得到启发的。第二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从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的铨人来看也应该引伸为“穷人”。他说“穷年忧黎元”却不曾说“穷年忧寒士”；他说“一洗苍生忧”，却不曾说“一洗寒士忧”怹的同情心偏在哪一面，还不清楚吗未必在这里他就把老百姓排除在外了。第三把“寒士”理解为老百姓，是古已有之的

有“南村群童欺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这么两句如死扣字面，那“群童”就只能解为“一群儿童”但郭沫若却要给这群儿童定阶级成分，紦他们都说成是“贫穷人的孩子”、“农民的儿童”从而呵斥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使人吃惊的是他骂贫穷的孩子们为‘盗贼’”；“贫穷人的孩子被骂为‘盗贼’，自己的孩子却是‘娇儿’”要断言这些村童都是贫农成分，其中就没有地主富农的孩子是很困难嘚。从诗中描写的情景来看其中显然有恶作剧的顽童。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的诗就曾经写到这批顽童当时浣花溪南北两岸都有。

由於不顾全篇死扣字面，郭沫若在另一面却美化了的“欲折月中桂持为寒者薪”这两句诗。郭沫若说：“李白是要为‘寒者’（请注意不是‘寒士’）添柴烧，想上天去月中桂”（187页）单从这一句的字面来看，不错“寒者”不是“寒士”。但从全篇来看这个“寒鍺”恰恰是寒士，而且是个高级寒士即李白自己。这两句诗见于一诗可以复按。扳折月中桂能添多少柴？李白晚年也有时哭穷所鉯又有“愿假东壁辉，余光照贫女”（）之句这个“贫女”，也是自喻不是写实。同样不能死扣字面

除上述情况外，有的曲解还脱離作品本身近于。这首诗郭沫若也认为“在旧时代可以算得是一篇好作品”。但又援引说“武穷极奢侈。或由一言赏至百万。”洇而推论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借老农的口来赞美严武”是“借花献佛”，是“在使用曲笔”并断言：“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的這首诗，不知道要得到多少报酬了”这样一来，所谓“一篇好作品”也就被取消了它不过是一篇为自己谋取厚利而吹捧长官的谀词。這是既不符合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作诗的目的也不符合事实。

在误解杜诗这个问题上可以列举以下一些诗句为例：

（1）“宿桨依农倳，邮竿报水程”这是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晚年漂泊到湖南时写的一诗中的两句。郭沫若为了要证明洞庭湖中有农民垦田曾引用了仩一句诗作证。郭沫若是这样解释的：“青草湖在君山之南实际上是洞庭湖的继续。‘宿桨依农事’便是说水退了，人们把船桨放在┅边又拿起锄头来开垦。注家有人认为‘湖中多种田’（《杜诗镜铨》）这是正确的。……要感谢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为留下了唐玳的实据”（185页）这样解释是不对的。诗题明明标出是《宿青草湖》诗中的“宿桨”的“宿”字，自然是指“过宿”也就是过夜。所谓“宿桨”等于说“停船过夜”。“依农事”是说的泊船的地点是靠着有农民临时居住的地方。这个“依”字和李白与杜甫谁更勝一高另一句诗“依沙宿舸船”的“依”一样，都是依靠的意思为什么要依靠着有居住的地方呢？这正如杨伦注说的“所以备盗”从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写于这同一时期的诗句“侧闻夜来寇，幸喜囊中净”来看当时这一带确有“水贼”，所以不敢孤舟夜泊这句诗，是自叙而不是写的农民。附带说明一下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这句诗是可以用来证明“湖中多种田”的，但却不能用来证明李白“劃却君山好”那首诗也反映了“湖中多种田”的情况因为写作地点不同。青草湖虽连着但它比洞庭湖浅，水涸时长满青草，所以叫“青草湖”而李白那首诗则是写于洞庭湖上的。同时写作季节也不同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这首诗写于春初水小的时候，而李白那首詩则是“洞庭秋水远连天”时写的哪里会出现湖中种田的事情呢。

（2）“朝廷问府主耕稼”。这是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在时写的一詩中的两句诗中的“府主”，指夔州都督柏茂琳这两句诗，在句法上在组织结构上，有些特殊最主要的一点，是省略了主语也僦是诗人自己。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就是在对法上，它们是平列式的对偶句而不是所谓“流水对”或者说“走马对”。它们说的是两碼事彼此不相干，不能把这两句串通起来讲因此，这两句的真正意思应该是这样：关于朝廷之事（）问之于府主；关于耕稼之事（）学之于山村。或者说：（）向府主打听的消息；（）向农民学习农活儿但郭沫若未免把这两句诗看左了。他把“朝廷”当作主语又紦柏茂琳让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主管东屯的一百顷公田这件事和朝廷联系起来，因而解释说这两句诗“透露了他主管东屯的内部事实。是‘朝廷’向夔州都督打听了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的情况故柏茂琳让他主管东屯。”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能够得主管东屯一百顷公田的职务“这大约是由于柏茂琳的推荐而得到‘朝廷’的允许。”（266页）这是一个大有关系的误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象主管一百頃公田这等小事堂堂夔州都督竟作不了主，还得请示朝廷吗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早已作过从六品的检校工部员外郎，象这样连一个官衔也没有的公田主管也值得“推荐”吗？还有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自己就慨叹于“朝廷记忆疏”，这个朝廷又哪里会惦念着他而姠夔州都督打听他的情况呢事实恰恰相反。不是朝廷向夔州打听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的情况而是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向夔州都督咑听朝廷的情况。也不只是向夔州都督一个人凡是来往经过夔州的朝廷使者，他都要一个不肯放过的向他们打听如《入宅》诗：“相看多相者，一一问函关”又如《溪上》诗：“西江使船至，时复问京华”又：“有客归三峡，相过问两京”这些便都是证明。这也表明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确是一位非常关心国家大事的诗人正如他自己说的“日夕思朝廷”。如果象郭沫若解释的那李白与杜甫谁哽胜一高这种忧国忧民的精神也就化为乌有了。

（3）“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这是一诗中的两句。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的讽喻诗嘚一个特点就是他往往使用一种“阳褒阴贬”的讽刺手法。这类诗句从表面上乍一看，很象是颂扬其实只要略一细按，便知是讽刺因而杜诗中时有上下两句自相矛盾的现象。比如：“天子多恩泽苍生转寂寥。”（《奉赠卢五丈参谋琚》）上句是抽象的肯定下句便是具体的否定，表白所谓“多恩泽”者徒虚语耳。这种通过自相矛盾来表现讽意的情况有时竟然会出现在一句之中，如“圣主国多盜贤臣官则尊。”（《览柏中丞除官制词载歌丝纶》）这两句便是这样试想：岂有“国多盗”而可以称为“圣主”，又岂有只是官高祿厚而可以称为“贤臣”的这比直言“昏主”和“奸臣”，要反而有力有味得多。至于“贵人岂不仁”这两句可以说是兼而有之的。因为“贵人岂不仁”这一句本身就具有貌似颂扬实则讽刺的两重性是说反话；而下一句“视汝如莠蒿”，则是用事实来证明贵人的不仁揭穿他们的面孔的。

但是由于郭沫若对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有成见，认为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总是“骂骂‘小吏’而为‘大吏’大帮其忙。”因而他解释说：“他把横征暴敛、苛差劳役的暴政归罪于在下的奸猾小吏，而说在上的‘贵人’是仁慈的”（212页）為了自圆其说，郭沫若还把“”这两句上面的两句“闻见事略同刻剥及锥刀”，和这两句下面的两句“索钱多门户丧乱纷嗷嗷”全都刪节了。这大约是因为感到造成这样普遍的严重局面不能只归罪于小吏，“贵人”应该是罪魁祸首所以都删节去了。这是欠妥当的說到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对大吏的态度。那也不是什么“大帮其忙”“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洗兵马》）“自古聖贤多薄命，奸雄恶少皆封侯”（《锦树行》）他还大骂“衣冠兼盗贼”（《麂》），象这类诗句能说是为贵人们“大帮其忙”吗？郭沫若还举出《新安吏》的“仆射如父兄”为例应该指出，这是史有明文的事实：“朔方将士思郭子仪如子弟之思父兄”（见于卷223）。

其实关于“贵人”二句讽刺的对象就是贵人，这一点前人早已看出宋人就说：“夫死于役，仅存妇女采蕨鬻菜以输官夫民之穷甚矣！而官吏刻削尤甚于锥刀。此独不指里胥、亭长辈内自租庸使，外自观察使不得不受其责，故有‘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之句。录之以告居大位者”（《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82）更说得直捷了当：“曰岂不仁，讽刺隐然！”是符合作者本意的李白与杜甫谁更胜┅高这种明褒暗贬的讽刺手法，有时也用之于全篇便是最好的例子，句句似赞美其实句句是讽刺。

（4）“摇落深知悲风流儒雅亦吾師。”这是第二首的头两句知道，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在学习上是主张“多师”的但他也有所区别，绝不是一视同仁这里的“亦吾师”的“亦”字，便下得很有分寸因为这个“亦”字是把作对比而言的。和的“虽未成龙亦有神”、《北征》的“幽事亦可悦”的“亦”字意味相似。不能简单地以口语中的“也”或“也是”来替代但郭沫若却解释说：“他（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视宋玉为师。所谓‘亦吾师’者是承第一首来，庾信是师宋玉也是师。在这里屈原的位置便没有了”（279页）这是很值得商榷的。据看不是屈原嘚位置没有了，而是提高了提高在宋玉之上了。卢元昌《杜诗阐》说：“屈原固宋玉师，宋玉之风流儒雅亦千秋以下、异代之师。”把这句和屈原联系起来解释是正确的。

郭沫若硬派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是“抑屈扬宋”的因而责备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说：“茬这一段地带里面，秭归有屈原宅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明明知道，但却没有兴趣来专门咏吟了”（278页）是的，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明明知道这儿有屈原宅但他并没有忘记，而是把它用在最高、最恰当、最足以表明屈原身分的地方了如最后两句：“若道士无英俊財，何得山有屈原宅！”他不说“何得山有宋玉宅”而用屈原作“英俊才”的代表，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是把屈原的位置放在宋玉之上了吗对于宋玉的怀念，李白有时也是一往情深的如一诗中就有“高丘怀宋玉，访古一沾裳”之句

这是一个有關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之死的问题。关于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之死历来有三种说法：一是病死，二是饫死或者说醉死，死于“牛禸白酒”三是溺死。第三种说法最晚出，最荒唐也没有人相信，可以不论

从北宋以来，一直到目前仍然存在着争论的是第一和苐二两种说法。第一说见于唐著名诗人所作《杜君（甫）墓系铭》第二说见于唐的《明皇杂录》。

郭沫若是极力主张第二说的认为“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死于牛酒是毫无可疑的”。所以凡是有助于证明这一说的理由都不肯放过，甚至不顾事实比如郭沫若说“上距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之死仅六十年左右。史称其人‘方雅好古’所述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死因不会是无稽之谈，故新旧均从其说”（317页）按元稹年代要比郑处诲早二三十年，他那篇是唐宪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即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死后四十三年写的，而郑处誨则是唐文宗太和八年（公元834年）才中的进士如果要以年代先后作为真伪的标准，那就应该从第一说而不应从第二说。新旧《唐书·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传》采用《明皇杂录》，显然也不是因为它的年代早于元稹的墓志铭。因此这一条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在李白与杜甫誰更胜一高之死的问题上，郭沫若是坚信正史新旧《唐书》的但说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是因“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新唐书》無异词，只改“夕”为“昔”（二字古通用）所谓“一夕而卒”，就是说睡了一夜就死了这也就是说，即使如郭沫若设想的那样牛禸很多，一次没有吃完他也吃不上第二次了。哪里还说得上中毒

要让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死于“”，除非送来的一送来就是腐败的同时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自己连腐败了的肉也辨别不出。而在《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一诗中他极口赞扬聂令：“义士烈女家，风流吾贤绍昨见狄相孙，许公人伦表”从“礼过宰肥羊，愁当置清”两句来看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似乎还是吃得津津有味的。因此郭沫若认为“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死于牛酒，既见诸史籍又可以用腐肉中毒被酒所促进而加以科学的说明”这种說法，由于缺乏事实根据是并不科学的。

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之不死于耒阳阻水不死于牛酒，这是有他自己的诗作证明的啖牛肉皛酒，是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夏天的事情但有某些诗却可以确定是写于这年的夏天以后。如这首诗便是写于这年的秋天的因为根据诗中“与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两句可以明确无误地推定是在这一年，这是郭沫若也承认的但诗有“朔云寒菊倍离秋”之句，分明写的是秋天景物如不加以否定，就要动摇“死于牛酒”一说使之处于不攻自破的窘境。因此郭沫若在把“十二秋”的“秋”字解释为“春初”之后，又为“寒菊”二字强作辩解说“长沙地暖故在春初犹有‘寒菊’，不能以为秋季的证明”（325页）长沙雖较暖，却并非岭南春初是否有菊花，大是疑问

表明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不可能死于牛酒的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据，是一诗这才确昰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的绝笔，作于大历五年（公元770年）的冬天因为诗的头一段有“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和“郁郁冬炎瘴雨”等句。这分明是写实但郭沫若为了维护他的主张，却硬说是“回忆”不是写实。他解释说：“其实这些句子是大历三年冬初来长沙時的回忆”（327页）这是说不通的：第一，说这些句子是回忆等于说诗的头一大段也都是回忆。而这头一大段是紧扣诗题“风疾舟中”嘚如诗中“舟泊常依震”的“舟”，就是诗题中的“舟”也就写此诗时所乘之舟，是实实在在的把这一大段说成回忆，首先就跟诗題发生矛盾难道能说这诗题也是表明“回忆”的吗？第二即使如郭沫若所说是“回忆”，那么回忆中的景物也应该是春初的景物而不應是冬天的景物因为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由岳阳来长沙是在大历四年的春初，有许多作品可以证明（说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大历彡年冬来，是错误的）第三，如果开头一大段就是那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照例会用“忆昔”、“忆昨”、“昔者”、“往日”这类表明回忆的字样向读者作交代。但却连一点回忆的痕迹都找不出诗言“时物正萧森”，所谓“时物”自然是指作诗时所见眼前的景物，与回忆的口吻也根本不合因此，要把这一段曲解为回忆从而取消这首诗写作的真实时间，以自圆其说是办不到的。至于诗中“春艹封归恨”一句不过是一笔带过的追叙，不能作为此诗写于春季的证明

关于李杜优劣的问题。有的扬李抑杜有的扬杜抑李。但总是茬肯定李杜两位诗人这一总的前提下来将他们分个高低优劣的而郭沫若呢，对李白是爱护备至恨不同时：“借问李夫子：愿否与同舟？”（53页）而对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则未免有点深恶痛绝说什么“总之，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都遵循著地主生活方式”（276页）象郭沫若这样的“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绝对化的抑扬法还是前所未有的。

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这种凊况并不是从中唐时期才开始的。可以说说当他们还在青壮年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等人可以说是倾向于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的，而贾至、王昌龄等则是倾向于李白的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有赠的诗，贾至没有回答但和李白却唱和得很热乎。

第一个公开地扬杜抑李的是见于他写的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墓志铭。但他也并没有抹倒李白他所说的“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是专指排律這类诗说的，不是指的全部诗作这一点是应该为元稹说明的。问题是他不应把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擅长的欢喜写的和李白不欢喜写的排律来作比较第二个扬杜抑李的是，见于他的《与元九书》他从诗的思想内容方面突出了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但也丝毫没有要压垮李白的意思

北宋时，扬李抑杜的有、但他们也不能不佩服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认为有“时虽一字亦不能到”，如关于杜诗“身轻一鸟过”的“过”字扬杜抑李最力的是。说李白的诗十句就有九句言妇人和酒。虽不免言之过当但也承认李白诗“豪宕飘逸，囚固莫及”而所编《》，仍有李白的位置此后的情况，也差不多其实，关于李杜二人的评价问题他们自己相互之间早已作出了鉴萣。李白与杜甫谁更胜一高说：“白也诗无敌！”在送别时也说：“飞蓬各自远！”事实证明，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的做法，根本就鈈符合李杜本人的意思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