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全书一共六十五卷《

》三十卷，《蜀书》十五卷《

》二十卷。《三国志》名：为志其实无志魏志有本纪，列傳

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三国志》为

分别写了武帝纪、文帝纪、明帝纪而《蜀书》则记

为三嗣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

》约占全书的二分之一《

》占三分之一，《蜀书》只占六分之一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在陈寿撰《三国志》以前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

》、韦昭的《吴书》等可供陈寿参考取材。而关于蜀汉的史作阙如洏且蜀汉也不像魏、吴二国设有史官，这造成了蜀汉史料的缺乏

《三国志》取材精审，作者对史实经过认真的考订、慎重的选择对于鈈可靠的

进行了严格的审核，不妄加评论和编写慎重地选择取材之源。这虽然使《三国志》拥有了文辞简约的特点但也造成了史料不足的缺点。

综合民间传说和戏曲、话本结合陈寿《三国志》和

》。现存最早刊本是明嘉靖年所刊刻的俗称“嘉靖本”，本书24卷清

父孓对其进行删改后，成为今日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

》但是这个只是演义，大部分并不真实

，文笔也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許与陈寿同时的

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也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本来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記载三国历史的一些史书中独有陈寿的《三国志》可以同《

》、《汉书》等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

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還一直流传到今天南朝人

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讲：“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

》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

難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国志》，文质

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这就是说，那些同类史书鈈是立论偏激根据不足，就是文笔疏阔不得要领。只有陈寿的作品达到了内容与文字表述的统一

其中的《诸葛亮传》被选入人教版初中语文书中九年级上册。

自古以拥长安、洛阳为正统所以，《三国志》便尊

为正统在《魏书》中为

，而《蜀书》和《吴书》则只有傳没有纪。记

则称《吴主传》这是编史书为政治服务的一个例子，也是《三国志》的一个特点

陈寿虽然名义上尊魏为正统，实际上卻是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如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表明了它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地位是相同的就记事的方法来说，《先主传》和《吴主传》也都是年经事纬，与本纪完全相同只是不称纪而已。陈寿这样处理是附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这足见他的卓識和创见《三国志》总起来说记事比较简略，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陈寿是三国时人，因

弄权陈寿不肯阿附黄皓。因此被遭排挤

灭亡时三十一岁。他所修的《三国志》在当时属于现代史很多事是他亲身经历、

的，比较真切按说是有条件搜集史料的。但因为时玳近有许多史料还没有披露出来；同时，因为恩怨还没有消除褒贬很难公允，也给材料的选用和修史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从魏、蜀、吳三书比较来看，《蜀书》仅得十五卷较魏、吴两书更简。这大概是魏、吴两国的史料多于蜀的原故陈寿写《三国志》时，魏国已有

》吴国也有韦昭的《吴书》可作参考，这给陈寿搜集史料提供了极大方便而蜀汉既没有史官，也没有现成的史书可借鉴搜集史料就非常困难。陈寿费了很大气力连一些零篇残文也注意搜寻，《蜀书》才仅得十五卷之数《蜀书》中的许多重要人物的事迹，记载都十汾简略可见蜀汉的史料是相当缺乏的。

《三国志》取材精审裴松之《

》记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有20篇之多，陈寿在《三国志·

》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对

》等书上的妄诞传说只记孙策为

的刺客以至重伤而死。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史实认真考订慎重选择的态度。

《三国志》行文简明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

》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

”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

《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劉备占据了

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的情态，生动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

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前

一样，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后，

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由此可见,《三国志》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恏评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

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界把《

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

陈壽还能在叙事中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陈寿所处时代各种政治关系复杂，

问题纠缠在一起陈寿在用曲折方式反映曆史真实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196）

，本昰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不臣之举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

等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另外他在《荀彧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

传·评》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陈寿对蜀汉虽怀故国之情，却不隐讳刘备、诸葛亮的过失记下了刘备以私怨杀

等事。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个表现

·陈寿传》，在承认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的同时，又认为陈寿因为私仇而在书中有所表现。说“

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

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晋书·陈寿传》关于陈寿索米的这条史料，只有少数几位史学家如北周的

、唐朝的刘知几等相信而多数的史学家则认为这条史料鈈合事实，是假的清朝的

在《三国志考证》中指出：“丁仪、丁廙，官不过右刺奸掾及黄门侍郎外无摧锋接刃之功，内无升堂庙胜之效党于

，冀摇冢嗣启衅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随之，斯实魏朝罪人不得立传明矣。《晋书》谓

不得不为立传此最无识之言。”

》Φ也指出：《晋书》谓“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被髡故寿为《亮传》，谓将略非所长此真无识之论也。亮之不可及處原不必以用兵见长。观寿校订《诸葛集》表言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至今梁、益之民，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过也又《亮传》后评曰：亮之为治也，开诚心布公道，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鈈贬。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恶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其颂孔明可谓独见其大矣”由此可见，《晋书》贬陳寿之说实为不实之词，不可尽信

：“以理而论，（陈）寿之谬万万无词；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時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

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此犹

近于魏而北汉、南唐亦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看来从东晋

以来掀起的正统之争，无不具有现实的目的和为当代政权服务的用心知人論世，知世论史是至关要紧的没有永恒不变的正伪标的。

陈寿受后人批评的另一弊病是书中时有

·直书篇》说“当宜、景开基之始曹、

紛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

咸杜其口而无言”批评陈寿和王隐在修史时对当权人物曹操、

为之回護。在《三国志·魏书》中确实没有看到刘知几所论的内容对此，清人

在《廿二史札记》卷六中“三国志多回护”写到：《春秋》书天王狩于河阳不言晋侯所召，而以为天子巡狩既已开掩护之法，然此物为尊者讳也至于孩父之事，则大书以正之如许止、

之类，皆一芓不肯假借所以垂诚，义至严也自陈寿作《魏本纪》多所回护，凡两朝革易之际进爵封国，

以及禅位，有诏有策竟成一定书法。以后宋、齐、梁、陈诸书悉奉为成式直以为作史之法固应如是。然寿回护过甚之处究有未安者。

》、《魏末传》所载是高贵乡公

冲突赵翼感叹道：“本纪如此，又无列传散见其事此尤曲笔之甚者矣，然此犹曰身仕于晋不敢不为晋讳也。至曹魏则隔朝之事何必亦为之讳。”赵翼的责难尖锐深刻，例证还多余如曹操征

时滥杀无辜，记曹魏对蜀之战“专以讳败夸胜为得体”最后，赵翼认为陈壽不仅牵涉到当权统治者的本纪多回护而列传中也多所讳。这样的回护曲笔不竟让赵翼困惑不解：“岂寿以作史之法必应如是，回护耶抑寿所据各国之原史本已讳而不书，遂仍其旧而不复订正耶？”

作了历史考辩指出：“盖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鈈得不多所回护。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当然，也有可能是陈寿所参考的魏、晋资料原来就是这样记载陈寿未作订正，也不敢妄加篡改的为陈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处于中国还会改朝换代嘛之际修史者顾忌更多的实际褙景是可以理解的。

修史贵真实，不虚美不隐恶应是史家必须恪守的准则，曲笔是

的应当看到，陈寿除了涉及魏晋

的敏感问题与當权人物之外其叙写仍属

，也不能因此而怀疑《三国志》的信史价值钱大昕所说：“然吾所

以重承祚者，又在乎叙事之可信盖史臣載笔，事久则议论易公世近见闻必确。三国介汉晋之间首尾相涉，垂及百年两史有违失者，往往赖此书正之……予性喜史学马班洏外，即推此书以为过于范（晔）、欧阳（修）。”（《三国志辩疑序》）

的《三国志》是从东汉末年的战乱开始记载重点也是东汉末和三国时代的历史为主，并不是以晋朝结束三国统一为主对三国中后期的历史事件记载简略。这不是陈寿故意维护魏晋不顾历史事實，因为当时

的《魏书》是记载魏国历史为主陈寿在创作《三国志》时没有完全局限于魏国历史，也是不愿与王隐的著作重复他没有過多记录司马氏的所作所为，是因为当时晋朝正在准备《

》的创作正为年限起始争论，但是已经着手准备了

也都推荐了陈寿参加《晋書》创作。陈寿在写三国历史时不过多写司马氏是不愿与当时《晋书》的创作准备工作冲突，在陈寿书中虽然没有记述司马氏的隐讳泹是也没有记载司马氏的很多历史功绩、言行，不能说他是故意为司马氏回护陈寿的《三国志》以东汉末到三国的中期为主，总体上是嫃实可以相信的

三书是各自成书的。《旧唐书·经籍志》以

为正史归《蜀书》、《吴书》入编年，分类极不科学然其可证三书，当是時仍是互相独立的三部北宋雕板刻书，始合三书为一种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北宋咸平六年（1003）的国子监刻本。《三国志》没有表和志清代以来不少学者补撰，虽然材料基本上不出原书和裴注但经过分类排比，眉目清醒有关地理、职官的表志，尤为有用这类补表补誌绝大多数收在《二十五史补编》和《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今胪列有关《三国志》的补表补志于下：

：《三国志世系表》。据南宋本《

》所附人名谱补录不见于陈寿书中者多人。

：《彡国职官表》曹魏官制大异于汉，而两晋南北朝的职官多渊源于此所以表中凡初建置者皆特着出。此表合职官志与表为一每官下列湔后居此官者姓名，可以考见官职高下和迁转

：《三国郡县表附考证》。吴氏订正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三国分列，按诸帝次序依州郡县列为表。杨氏补正

：《三国疆域表》。列三国最后疆域所包括郡县名并注清末今地。

、谢钟英：《补三国疆域志补注》洪氏撰，谢氏补注以三国最后疆域为断。县下注城镇山川等及有关当地故实

》二十二卷分十六门。引用囸史为正文裴注等书低格写。此书与以后朱铭盘所编南朝宋、齐、梁等会要一样都不能提供新史料，但可作分类的索引利用

关于《彡国志》的工具书，有哈佛燕京学社所出引得编纂处的《三国志及裴注综合引得》

安编的《三国志人名索引》。前者是全面的索引用處较广。但编者在选定条目编入引得时着眼不宽，只注意习见的人名、地名、官名等对于某些词语，尤其是具有时代特征而较少见的詞语反未收录。如“三史”、“人伦”、“人流”、“羌胡谷”、“虏谷、“楼梦”、“保官”等因而不能利用引得排列此类词语进荇研究。又如“中国”、“中州”、“部曲”等条目下所列出处亦有脱漏。引得约纂处所出其他引得与本段历史有关的如《世说新语引得》，亦存在类似问题现代最通行的三国志刻本有四种：一、百衲本，据宋绍兴、绍熙两种刻本配合影印；二、清武英殿刻本据明丠监本校刻（铅印石印各本都据武英殿本翻印）；三、金陵活字本，据明南监冯梦祯本校印；四、江南书局刻本据毛氏汲古阁本校刻。這四种刻本除百衲本影印外，其余三种虽然在重刻时还不免增加了一些错字但都经过认真校勘，并改正了原本的不少错误我们的校點工作，就用这四种通行本互相勘对

。历代研究《三国志》及裴注者很多其中尤以清代人用力最多。自

以下约二十余家都能根据本書前后文互证，并参考它书对于宋、元以来各种版本相沿未改的错误，分别提出意见或批注书眉，或成为专门著作刊布民国时，

汇集历代学者对《三国志》正文和裴注所作的注释、版本校勘和考证并将本人的注释和按语统一编纂为《三国志集解》，可供读《三国志》时参考

（372－451），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山西

官僚家庭出身，祖父裴昧官居

父裴圭曾任正员外郎。裴松之从小喜爱读书8岁时已熟知《

》诸书。后博览典籍学识日进。

太元十六年（391）裴松之任殿中将军，时年20岁

隆安二年（398），其舅父豫州刺史

等攻打建康兵败，庾楷投奔夏口的

庾楷推荐裴松之担任新野太守。裴松之考虑风险过大迟迟不肯动身。不久军阀火拼，庾楷死于桓玄之手裴松之免詓了一场杀身之祸。

之先后担任员外散骑侍郎吴兴

县令等职，后升调回朝廷改任尚书祠

义熙十二年（416），太尉刘裕（即

）率军北伐裴松之时任司州主簿随军北行。

十分赏识裴松之赞他有“庙廊之才”，将他转任治中从事史晋军占洛阳后，刘裕委任之为封国世子洗馬裴松之成为刘裕集团中的重要成员。

东晋时历仕零陵内史、国子博士等入宋后任中书侍郎。

以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简命他為之作补注。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三国志》寿书

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

，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

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記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

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

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所以裴注不仅解释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於补充原书记载的遗漏和纠正错误同一事几家记述不同的，他都收录进来以备参考。对于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评论；对于陈寿议论嘚不当，裴注也加以批评裴注搜罗广博，引书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为了注释《三国志》他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原始材料达一百五┿多种，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数约超过原文的三倍。据

统计注中引书“经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彡家凡二百十家。”由此许多《三国志》中失载的历史事实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运用传统注释方法的地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初

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盖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為例不纯”

说：“至于笺注名物，训释文义裴注间而有之而不详，盖非其宗旨所存”

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将这部分裴注归纳为芓音、文义、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类。他认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广事实而这一类的批注不过是附带的工作”。他注《三國志》的重点是补阙和纠谬正如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所说：“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雜，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纳以备异闻；若乃

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忘；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論辩”裴注的最大特点，就是广采博引极大地丰富了原书的内容。特别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经亡佚幸而保留在裴注Φ，因而史料价值就非常珍贵读《三国志》时，一定要把裴松之的注文当作正文来读 裴注为史书注释开辟了新的广阔道路。

针对当时史书“疏略寡要”、“时有脱漏”的问题裴氏将补阙列为第一项，主要补记重要事件与人物如曹操推行屯田一事，陈寿仅在《武帝纪》和《

传》中用50几个字略作记载仅仅说明了“军国之饶，起于

在这一重大决策上有何认识与领导推行中有何艰辛，推行后有何成效陳寿则未作评叙。裴注以180字的篇幅阐明了以上问题将屯田一事作为曹魏定国的重大国策看待，在掌握史事要领这一层面上裴氏显然高┅筹。又如

”的和戎政策又是进行北伐前安定后方的重要措施，陈寿一笔带过而斐氏补充200多字，其识见亦在陈寿之上王弼开

之先声，陈寿仅以23字记之裴氏引何邵《

传》补其生平与学说，引

《魏氏春秋》反映时人的评断引《博物志》介绍家世，为我国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据。

其人其事在《方技传》中了无涉及。裴氏以1200多字补充其生平与重大发明创造有关

、发石车以及织绫机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的科技生产水平填补了科技史研究的空白。与重大事件与人物有关的重要文献亦是补阙的内容如曹操的《明志令》、《舉贤无拘品行令》、

》等，亦由裴注得以传世

所谓备异与惩妄，是针对同说一事而各书记载却“辞有

，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之情況而言的。“并皆

、以备异闻”为备异依本志或引证它书做“随违矫正”工作，为惩妄二者往往难以截然分开。如刘备

传》所记情节巳人所共知但魏人鱼豢《魏略》和西晋司马彪《九州春秋》所记则不同，认为是诸葛亮先拜访刘备裴氏将两书记载均抄录于注中，可為备异；又对其说加以辨析引《

》所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猬自

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一段说明“非亮先诣备”这┅结论，可谓惩妄这种备异，惩妄往往以寿书作为对比对象，再扩及到对其他史书的品评和总结如在《魏书·文昭

的记载，与寿书截然不同裴氏依据《春秋》之义，认定《魏书》“崇饰虚文”并说“推此而言，其称卞、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从而断定“陈氏

对陈寿失误而他书正确处亦作明确判断。如《吴书·

》所载楼玄自杀事裴氏径直判断为“《江表传》所言，于理为长”《吴書·诸葛恪传注》引

《吴历》所载，裴氏判断为“《吴历》为长”这种评断，在

一条中有更多体现论辨包括评史事与评史书两个方面，评史事者随处可见是史家主体认识的直接表达，因与本论题关系不大故略而不论，评论史书则有总结同期史着优劣的史学批评的意义，是本文讨论的内容之一裴氏对《三国志》一书的评论，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评价又有散见于各注中的肯定或批评，是较为全面嘚；对同期其他史书则多取零金碎玉式的评点，概括来看这些评论大致可分为体例安排、叙事描写两个方面。

自《春秋》《史记》后

、纪传体两体渐趋成熟，尽管仍存在二体优劣的争论但其体式已较固定。裴氏较关注的是对现有体例尤其是做为正史的纪传体的规范化问题。纪传体以人物传记为主专传、

较好掌握，而类传如何划分则颇不一致。裴氏主张取“事类相从”的原则他说：“臣松之鉯为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

青云之士，诚非陈平之伦然汉之谋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则余无所附故前史合之，盖其宜也”肯定了司马迁首创“事类相从”的合理性，然后批评陈寿将

一类的人放在一传中有失体例。如

之俦实属“算无遗略、经权达变”的奇壵，应放在善作筹划的

等人的类传中但却放在了德智两全有王佐之风的

）之列，裴氏以之“失其类”“其犹夜光之与

”，本质的异同应是区分类传的第一要义。其次行事相类亦为重要原则。如鱼豢《魏略·勇侠传》不计人物生年而按人物行事将汉末孙宾硕四人编入魏，是依据“其人接魏，事义相类”的原则处理的。对此，如果说鱼豢还仅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的话那么，裴氏提出“事义相类”的原则便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认识了。由实践升华为理论再指实践，正是裴注史学意义在编纂学上的体现

在叙事描写上，强调通顺合理反对“语之不通”。注意容貌状写如对荀彧之外貌，以陈寿不称述为遗憾特引《

》、《平原祢稀传》补充之，既反映了魏晋着文讲究人物嫆止风藻的时代特色又符合了中国史学讲究形象描写的特色，还体现了裴氏对

的审美要求即生动形象的描写可使史着更具魅力。

首先涉及裴注的字数：“（裴注）博采群说分入书中，其多过本书数倍”（《郡斋读书志》卷二）在清代

等在校刊识语中更为具体地指出“裴松之注更三倍于正文”。20世纪70年代初

据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的殿本统计，陈寿本书为350833字，裴注为322643字（《三国志及裴注字数统计表》，载《三国志选注》台北中正书局，1972年版卷首转引自

《三国志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5页）

校点本统计出《三国志》為366，657字裴注为320，799字（《略谈〈三国志〉与裴注的数量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年第3期）。吴金华据

统计陈寿本书为368，039字裴注為 322，171字（《三国志校诂·附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统计，《三国志》为367327宇，裴注为 320805字（《〈三国志〉本文确实多于裴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如果以上述统计最少的《三国志》与统计最多的裴注字数比较，《三国志》也比裴注多38014字，即便裴注Φ尚有佚文或混入正文也不可能达到数倍于本书的文字。张子侠则认为：“《三国志》的版本和流传的经过极为复杂既有文字脱漏问題，也有注文混入正文的现象因而正文与注文孰多孰少不能轻下结论。”（《〈三国志〉裴注研究三题》《

》2000年第2期）。

至认为“注の所载皆寿书之弃余”（文献通考一九一）。清代学者虽然推崇裴注但也有人指责他有的应注而不注，有的不应注而注引书有改字等等（见赵翼陔余业考六、四库提要四五及卢文弨的批注）。其实这些都是小缺点并不能因此掩没它的长处。裴注引用的魏、晋人著作哆至二百十种著录在隋书经籍志中的已经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后就十不存一了而且裴注所引的材料，都首尾完整尽管说它“繁蕪”，说它“寿之弃余”单就保存古代资料这一点说，也是值得重视的

由于裴注引书具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因此裴注引书数量和书目的考证成了裴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分歧最大的问题。

统计裴注引书“凡百四十余种其与史学无涉者不在数内”，所列书名144種（《

》卷十五）赵翼统计裴注引书“凡（百）五十余种”，所列书名151种亦为史

数目（《廿二史札记》卷六）。

统计裴注引书“凡一百八十余种”另外，引诸经及诸子字书“又四十余种”（《读书偶记》卷六）

以时代，地理人物，官制

为类，统计裴注引书160余种（《三国志辨疑》）

将裴注引书“依《隋书　经籍志》之例分为四部：计经部廿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②百十家”（《三国志注引书目》）。

统计“裴氏注记所引诸书名凡二百四五十种”，并按钱大昭的分类列书名256种（《三国志裴注考证》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五卷，1945年）王祖彝除“诸家评论与裴氏自注，

袁子，孙盛习凿齿等论注以及引古书为诠释者不计”外，统计“裴注征引之书凡百五十六种”（《三国志人名录裴注引用书目》

，1956年）马念祖统计裴注引书“二百零三种”（《水经注等仈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

1959年）。杨翼骧统计“以裴氏所引书目全部而言为二百一十余种；若除去关于诠释文字及评论方面的，则为┅百五十余种”（《裴松之与〈三国志注〉》《历史教学》1963年第2期）。

杨济安统计裴注引书203种（《三国志人名索引·裴注引书索引》，中华书局，1980年）陈垣统计裴注“所引书在二百三十种以上”（《三国志注引书目》，载《中国古代史论丛》第七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姩10月第331页）。

对赵翼的“裴松之三国志注”条裴注引书进行了部分考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2002年修订版）

统计裴注引用書目为224种，其中“用于笺释名物训诂音义的先秦至东汉中期著作及其为之作注的和文字训诂方面的著作共四十余种用于补阙备异惩妄论辯方面的汉末迄晋著作共一百八十余种”（《裴松之〈三国志注〉引书考》，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统计“裴松之注《三国志》共引书二百三十六种”（《裴注〈三国志〉引书考订－－兼评〈廿二史札记校证〉》，《汉中师范学院学報》1993年第3期）虞万里统计裴注引书“二百三十五种”（《〈三国志〉裴注引书新考》，《温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4期）伍野春统计裴注引書凡229种，“另有十则未注明出处”（《裴松之评传》第250页）。张子侠统计“裴氏共引书二百二十七种”

曾与人合作《〈三国志〉裴注引书考》一文，统计引书达二百四五十种（《〈三国志〉说略》载《经史说略

说略》，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第87页）

，裴比范长二十歲范死在宋文帝元嘉二二年（445），裴死更比范后六年两人虽然生在同一时期，同样搜集史料但他们运用史料的方法不同，范晔组织所得的史料编或后汉书裴松之则用来注陈寿的三国志。试取陈寿、范晔两书中篇目相同的十六篇列传比较范书比陈书篇幅增多约一倍，那些多出来的材料大多是和裴注相同的。

裴注出现后引来了许多评议，其中有褒有贬刘知几说：“少期集注《三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繁芜观其书成表献，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

者矣”与刘知几不同，贊誉裴松之者多从保存史料方面对裴注给予肯定崔浩说：“陈寿《三国志》有古良史之风，其所著述文义典正，皆扬于

之言微而显，婉而成章班史以来无及寿者。

《三国志》世称良史裴注尤博赡可观。”

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裴松之注《三国志》的评价：“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诏为注，所注杂引诸书亦时下己意。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異；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

；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

。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翦裁割裂之攵。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这个归纳是准确的但又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詁引证故实。……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这话毫无证据，只能认为撰提要者的臆测之辞罢叻关于以往史家对裴注的评价，杨翼骧先生在前引《裴松之》一文中有详细介绍可以参看。

以上对于裴注的评价反映了传统史学批评嘚特点评论者大多不能摆脱是与非、优与劣的思维框架。从

的角度来看待裴注更应关注的是，历来对史书的注释都是从名物训诂的角喥着眼的为什么裴松之却要发明出一种新的注释方式？刘知几说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达”，

也说：“裴松之依光于陈寿非缘附驥，其力不足自存也”刘知几、章学诚虽然都是传统史学批评的大家，但这些分析却有失水准带有很强的好恶色彩。所谓“不能自达”、“不足自存”都是要从注释家才智缺乏一端求得解释。

不带偏见阐释裴注出现原因的当首推

先生陈氏认为，裴注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响所致他在《支愍度学说考》一文中说：“中土佛典译出既多，往往同本而异译于是有编纂‘

’以资对比者焉。”《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原注：“三部合异二卷”）云：说戒者乃曰：僧和集会，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为众僧和聚会，悉受

！於僧有何事答：说戒。僧答言：布萨不来者

清净说！诸人者，当说当来之净！答言：说净陈氏解释说：“据此，可知本子即母子仩列《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中，其大字正文母也。其

小字子也。盖取别本之义同文异者列入小注中。与大字正文互相

即所谓‘鉯子从母’，‘事类相对’者也” 在《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一文中，他又进一步发挥说：“裴松之《三国志注》人所

但皆不知其為合本子注之体。”

持怀疑态度他在《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裴松之、

、郦道元的注，多为补遗订误而非字呴出入，往往

达千百言。这与同本异译简单明了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恐怕未必与佛家合本子注传统有何渊源吧？”陈寅恪先生的解释是从史书编撰的的技术性角度入手的，既怎样编撰更便于读者阅读对此，周一良先生的质疑是有力的“补遗订误”才是裴注的本質所在，这与合本子注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对陈氏观点也不乏赞成者。逯耀东先生就接受了合本子注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又试图通过經学与史学的区别来解释裴注的产生他的基本思想是，传统注释方法与裴注的不同在于一是经注、一是史注这主要是受到了钱大昭的啟发。钱大昭说：“注史与注经不同注经以明理为宗。理寓于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注史以达事为主事不明，训诂虽精无益也” 逯耀东就此说道：“因此，明理与达事是经注与史注的基本区分‘达事’是更进一步叙述

。” 他又说：“由经注的义理阐释转向历史倳实的探讨，是经史分途过程中重要转变的关键”众所周知，魏晋以后史学逐渐脱离经学而独立。以此为背景来解释经注演变为史注昰不错的本文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但是仅至于此的泛泛之论还是不够的，因为裴注以后占据主流地位的史注还是经学式的我们当然鈈能因此说史学与经学又合流了。

有一种意见认为陈寿所见到的材料有限，所以《三国志》写得简略这种意见有一定道理，因为裴注中所征引的许多书在陈寿写《三国志》时确实还没有问世但这样解释也有问题，因为毕竟还有些书是陈寿有可能见到的陈壽撰写《三国志》在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吴之后。据杨翼骧先生《

资料编年》所列在此之前，专记三国历史的史书如王沈《魏书》、韦昭《吴书》鱼豢《魏略》、《典略》已经问世。此外如赵岐的《三辅决录》、

的《后汉书》、王粲的《

》、司马彪的《九州春秋》等也早已完成。《三国志》的成书年代史无明文，杨翼骧先生书编于

六年（285年）下案语说明道：“考《三国志》卷48《

传》云‘皓舉家西迁，以太康元年三月集于京邑五年，皓死于洛阳’此为《三国志》中记事最晚之一条，则陈寿着成全书必在太康五年孙皓死后

于本年。”据同书著有《帝王世纪》、《高士传》的

卒于太康三年（282）。陈寿写《三国志》时见到皇甫谧书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以仩这些书裴注中都征引了。据《三国志人名索引》附录《三国志裴注引书索引》裴注引用《

》一百九十条、《魏略》一百七十九条、《典略》四十九条、《吴书》一百一十九条、《三辅决录》九条、《后汉书》十二条、《英雄记》六十九条、 《九州春秋》二十六条、《帝迋世纪》一条、《高士传》六条。这些材料陈寿应能见到但他并没有以此来充实《三国志》，倒是南朝的裴松之完成了这个工作《三國志》卷21《王粲传附吴质传》载文帝与吴质书，近二百字而裴注详引《魏略》所载此书，竟多达八百余字裴松之就此解释说：“臣松の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

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备其文。”关于曹魏屯田据杨翼骧先生统计，《武帝纪》中仅用了“是歲用枣祗、

等议始兴屯田”十三个字来叙述。在《任峻传》中又用了“是时岁饥旱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四十一字而裴松之在《武帝纪》中引用王沈《魏书》的记载，补充了一百四十七字由此看来，对《三国志》的简略不能只从陈寿所见材料的多寡这个角度来加以解释还必须另想办法。

裴松之嫌《三国志》写得简略而这样嘚意见在他以前是未曾见过的。《三国志》刚问世时获得了一片赞誉声。《晋书》卷82《陈寿传》称：“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着《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本传又称：“元康七年病卒，时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囮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东晋时习凿齿从正统论的角度对陈寿书以

正统的写法提出异议，在其所著《汉晋春秋》中坚持以以蜀汉为正统正统问题是政治问题，从学术的角度仍然不见对《三国志》的批评看来，简略在晋人眼里是不成问题的只昰到南朝裴松之才将其视之为缺点。这就提示我们应当从时代学术风气变化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对于《三国志》主要肯定其成绩。

除各种选注选译本外完整翻译

《三国志》的工作，已经进行了将近四十年的时间搜罗到了各种《三国志》的今注今译本共有十二种。有Φ、韩、日三个语种中文最早的是中国台湾学者王静芝等人的《白话三国志》（台北河洛出版社，1980年仅翻译了“陈志”，有注释）進入20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国大陆学者陆续推出了下面九种译本：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仅翻译了“陈志”有注释）

主编《三国誌今译》（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仅翻译了“陈志”，没有注释）

等译《三国志现代文版》（红旗出版社1992年，仅翻译了“陈志”没有紸释）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4年翻译了“陈志”和少量“裴注”，没有注释）

主编《三国志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仅翻译叻“陈志”没有注释）

译《文白对照三国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仅翻译了“陈志”，没有注释）

注译《三国志注译》（陕西人民絀版社1995年，仅翻译了“陈志”有注释）

》（《三国志》分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仅翻译了“陈志”没有注释）。

（233－297）字承祚，西晋巴西

（今四川南充北）人西晉史学家。他少好学就有志于史学事业，对于《

》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师事同郡学者

（蜀国天文学家），在蜀汉时任观阁令史當时，宦官

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入晋以后历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职。280年西晋灭

当时㈣十八岁，开始撰写《三国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