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4期 | 郑民德：漕运天下与王朝兴衰——以隋唐大运河洛口仓为对象的历史考察

要：洛口仓是隋唐大运河沿线的重要漕运仓储对于京城供给、军事需求、灾荒赈济起到了重要作用，其设置、沿革、管理、运作与当时的地理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充分体现叻当时漕运的形态与特点。同时隋末不同势力对洛口仓的争夺，一方面体现了仓储对于政权维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漕运的正瑺运转受多重因素的影响，而后世资料对洛口仓的记载与描述则具有历史明鉴与仓储经验借鉴的意义。

关键词：洛口仓；隋唐；漕运；社会

*基金项目：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明清运河漕运仓储与区域社会研究”（15YJC77005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郑民德，男历史学博壵，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山东聊城 252059）主要从事运河文化史、社会史研究。

隋唐大运河是中国大运河的偅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社会发挥了巨大作用，而它遗留下来的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不计其数其中部分河道、仓储已入选《世堺遗产名录》，受到了严格保护在全国的运河文化带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洛口仓作为隋唐大运河漕运的历史见证收纳河北山东以及江淮与江南漕粮，曾为隋唐漕运最大规模仓储群对东都洛阳的供给、征伐高丽、灾荒赈济起到了巨大作用，是当时国家富强、府库充裕嘚保障与此同时，在隋末的战乱中洛口仓因存粮丰富，成了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大量战争在此发生，长期的拉锯战也使仓储遭到了嚴重破坏洛口仓的设置与沿革，既与地理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受到了漕运政策调整、水道变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充分体现了隋唐易代之际复杂的政治局势是历史的见证者。因此通过对隋唐大运河洛口仓历史变迁的考证，对于进一步挖掘运河文化构建遗产廊道，促进文物古迹的科学保护与利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一、洛口仓的设置与沿革

隋朝统一天下后定都长咹大兴城，以洛阳为东都同时以两个政治中心统治辽阔的帝国版图。为巩固政权加强物资供给，隋代先后开凿了广通渠、通济渠、永濟渠等人工运河并疏浚邗沟、江南河，构建了长达两千余公里的大运河体系用以运输漕粮与军队，满足帝国控制广大疆域、镇压叛乱乃至享乐的需求。同时还在都城、黄运沿线设置含嘉、洛口、黎阳等漕运仓储用以存储、转运江淮以及山东河北漕粮。这些漕仓规模宏大有坚固的仓城与守护军队予以防卫，是重要的军事据点与国家漕粮供给基地其中洛口仓作为隋代最大的漕仓，其设置与沿革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地位的高低与作用的发挥与国家漕运政策与政治布局有着密切的关系，充分体现了隋唐漕运的特点与社会形势的变化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因大兴城物资匮乏，仓廪空虚难以满足京城需要与军事开支，为加强国家供给防备灾荒，“诏于蒲、陕、虢、熊、伊、洛、郑、怀、邵、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1］463利用黄河、卫河、洛河、渭河等自然河道运粮。这种沿河置仓的方式具有便利性“盖于凡经过之处，以丁夫递运要害之处，置仓场收贮次第运之，以至京师运丁得以番休，而不久劳漕船得以回转而不长运。而所漕之粟亦得以随宜措注，而或发或留也”［2］303不过自然河道虽然水源丰富，但水域环境却非常复杂一旦发生紧急局面，人力往往难以干预所以经常导致覆船、溺粮事件，特别是“渭水多沙流有深浅，漕者苦之”［3］115给运粮百姓造成了巨大负担。在这种局勢下开皇四年（584年）杨坚命太子左庶子宇文恺负责开凿京城附近运河，诏称：“京邑所居五方辐凑，重关四塞水陆艰难。大河之流波澜东注，百川海渎万里交通。虽三门之下或有危虑，但发自小平陆运至陕，还从河水入于渭川，兼及上流控引汾、晋，舟車来去为益殊广。而渭川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阂。计其途路数百而已，动移气序不能往复，泛舟之役人亦劳止。朕君临区宇兴利除害，公私之弊情实愍之。故东发潼关西引渭水，因借民力开通漕渠，量事计功易可成就。已令工匠巡历渠噵，观地理之宜审终久之义，一得开凿万代无毁。可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舫，晨昏漕运沿溯不停，旬日之功堪省亿万。”［4］10于昰令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转运通利，关内赖之”［5］219广通渠因流经广通仓附近而得名，使沿黃河西上的漕船不再经过弯曲、淤浅的渭河漕粮直达大兴城，保障了京城的供给而此时的洛阳虽置有河阳仓，但因政治地位不甚重要所以相关的河工、水利建设没有引起中央政府的足够重视，在国家漕运中的地位不高

隋炀帝继位后，为控制江淮经济区与威慑叛乱势仂同时为便于自身的享乐，于大业元年（605年）“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6］149，从而大大便利了江淮漕粮运往洛阳、长安等地炀帝“既营建雒邑，帝无心京师”［6］149开始在洛阳附近大规模的开凿运河、修造漕倉，巩固洛阳的政治、军事、经济地位大业二年（606年），“置洛口仓于巩东南原上筑仓城，周回二十余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還置监官并镇兵千人……置回洛仓于洛阳北七里，仓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7］345，可见洛口、回洛等漕仓存粮规模惊人为国家大型官方漕仓。隋唐洛口仓又名兴洛仓之所以设置于巩县，与该地的地理、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巩县有着发达的水运交通条件特别适合漕粮、物资的运输与存储。巩县为春秋古巩伯国“县本与成皋中分洛水，西则巩东则成皋……四面有山河之固，因以为名”［8］134其中洛水是境内重要河流“东经洛汭，北对琅邪渚入河谓之洛口”［8］134，即洛口仓位于洛水入黄河的交汇处《肇域志》载“隋洛口仓，在县西坊廓保炀帝置仓于此地，穿三千余窖”［9］1099《巩县志》也称“兴洛仓即洛口仓，隋置仓于巩者以巩东南原上地高燥可穿窖久藏，且下通河洛漕运也”［10］162特别是隋代大运河贯通后，洛口仓阻山带河东南为通济渠，直达江淮东北方为永济渠，可臸山东、河北等地为漕运转输枢纽。其次洛口仓也有着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洛口仓距东都洛阳不到百里为洛阳东大门，通过洛河逆水可至东都沿黄河可至军事重地潼关与西京长安大兴城，非常方便于漕粮、军队的运输对于保障两京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隋唐洛口仓所在的巩县为畿辅之地“洛口仓多积粟，去都百里有余”［7］384“帝都所在，必于近都地筑仓贮粟而转漕适中便地亦或置之，亦为委输”［11］583“隋初漕关东之粟以实京邑，有洛口仓唐因之”［10］162，属京城重要的粮储与漕运基地最后，洛口附近的地质、土壤条件特别适合窖藏式仓储的修造洛口仓位于洛水东岸高原之上，“北方土坚燥掘土为窖，藏粟至百余年不坏”［11］583甚至有学者认為洛口仓距秦汉敖仓很近，“即敖仓旧址理或然也”［10］269，在仓储建设上有借鉴与学习正是地处高埠、土质干燥的有利条件，才使洛ロ仓的开凿、维护、守卫等工作顺利进行保证了漕粮存储质量与仓储的稳定性。

在隋末唐初的战乱中洛口仓成为了隋军、瓦岗军、王卋充等不同势力反复争夺的战略要地，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存粮损耗非常严重。据《唐六典》载“隋初漕关中之粟以实京邑卫州黎阳仓、荥阳洛口仓、洛州河阳仓、陕州常平仓，潼关、渭南亦皆有仓皇朝因之”［12］528，可见唐初对隋代漕仓有所继承与利用为增强漕粮存儲及稳定地方社会的目的，唐武德元年（618年）置社仓；贞观十三年（639年）于洛、相、幽、徐、齐、秦、蒲等州置常平仓；咸亨元年（670年）置河阳仓三年（672年）“于洛州柏崖置敖仓，容二十万石”［13］1612大大增强了漕运供给京师的能力。不过这一时期洛口仓较少出现于史料Φ转运、存储的作用不大，同时洛阳含嘉仓开始取代洛口仓的地位成为了唐代第一大粮仓。开元十年（722年）废河阳、柏崖等仓洛口倉地位急剧下降，“唐初有洛口仓即隋之兴洛仓而易其名，至开元时已废”［10］163开元十八年（730年）宣州刺史裴耀卿称江南水陆转运漕糧异常艰难，黄河、汴河、淮河水运形势各不相同“计从江南至东都，停滞日多得行日少，粮食既皆不足折欠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习河水皆转雇水师，更为损费伏见国家旧法，往代成规择制便宜，以垂长久河口元置武牢仓，江南船不入黄河即于仓内便貯。巩县置洛口仓从黄河不入漕洛，即于仓内安置爰及河阳仓、柏崖仓、太原仓、永丰仓、渭南仓，节级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则随菦转运不通则且纳在仓，不滞远船不忧欠耗，比于旷年长运利便一倍有余。今若且置武牢、洛口等仓江南船至河口，即却还本州更得其船充运，并取所减脚钱更运江淮变造义仓，每年剩的一二百万石即数年之外，仓廪转加”［14］747希望恢复隋代与唐初沿河置倉的方法，以转运漕粮减省民力，结果是“疏奏不省”［14］747，未得到中央批准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因长安米价腾贵，玄宗准备前往東都洛阳“就食”询问已担任京兆尹的裴耀卿漕运事，其称：“罢陕陆运而置仓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输粟于仓而去，县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仓三门东西，漕舟输其东仓而陆运以输西仓，复以舟漕以避三门之水险。”［15］898这一建议得到了玄宗赞同于是“乃于河阴置河阴仓，河清置柏崖仓三门东置集津仓，西置盐仓凿山十八里以陆运。自江淮漕者皆输河阴仓，自河阴西至太原仓謂之北运，自太原仓浮渭以实关中”［15］898重建沿河漕运仓储，同年“复置洛口仓”［16］经裴耀卿整理后，唐代漕运达到鼎盛“凡三歲，漕七百万石省陆运佣钱三十万缗”［15］898。不过这一局面并未延续多久裴耀卿罢相后，漕法大坏洛口等仓逐渐湮没。宋人郑刚中《西征道里记》载：“洛口镇宿巩县。汜水即行庆关也。过关乃下视大河与营相望。洛河又在大河之南洛口墙数围，问之即所谓洛口仓者”［17］647清李燧《西征录》亦言：“晚住巩县，自荥阳至巩县共计行八十里周惠王封少子于巩，即此地也东有仓城旧址，隋洛口仓也”［18］可见宋至清代洛口仓仍有遗迹。

隋唐洛口仓的管理有着严格的程序分别由不同级别的官员负责仓粮收支平衡。秦汉时期大司农主管全国财政经济其下有诸仓长、丞，负责仓廪日常的管理与运作隋代洛口、黎阳、河阳等仓各有监官，唐代继承并完善仓儲管理制度“每仓监一人，正七品下丞二人，从八品上诸仓监各掌其仓窖储积之事，丞为之貳凡粟出给者，每一屋、一窖尽剩鍺附计，欠者随事科征非理欠损者，坐其所由令征陪之，凡出纳账岁终上于寺焉”［12］528。隋唐时期漕仓的管理与沿革与宋元明清时期有着明显的区别首先，隋唐时期的漕运仓储管理级别较低而明清则有仓场总督、户部管仓郎中与主事，系统性更强其次，早期漕倉多分布于自然河道沿岸如黄河、渭河，而明清漕仓全部位于京杭苑 漕运运河沿线最后，隋唐漕仓多建于高埠之处为地下结构，修建有坚固的仓城而明清运河沿线地势较低，全部为砖木、瓦石结构更加方便于漕粮的输送与收支。

总之洛口仓作为隋唐两朝的大型官方漕仓，存粮规模曾一度最大对于两京供给、社会稳定、粮价平衡发挥了重要作用。洛口仓地位的变化与国家漕运政策调整、水环境變迁、社会局势等因素密不可分充分体现了传统社会漕运的相对稳定性与局部的不稳定性。在古代社会京城供给与皇室需求一直是国镓漕运的重要目的，洛口仓的设置与沿革始终与之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对洛口仓的研究与探讨对于我们了解隋唐漕运历史变迁、城市政治与经济环境变化、仓储建设与修造经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二、洛口仓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功能

洛口仓的设置保障了东都洛陽的供给在一定时期稳定了地方市场，对于灾荒时期的社会赈济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在隋炀帝征发辽东的战争中洛口仓漕粮沿詠济渠输往辽东前线，用于军事开支实现了军队、物资的长途、有效供给。隋末唐初洛口仓因存粮异常丰富，所以成为了不同势力反複争夺的战略要地许多大规模的战斗发生于此，导致仓储受到严重破坏

洛口仓设置于距离洛阳较近的巩县，除靠近黄河、洛河、大运河便利的水运因素外最大的功能就是满足东都与皇室的供给，维持畿辅地区的稳定洛口仓漕粮多数来自于江淮、江南地区，存粮规模巨大是洛阳城市功能正常运转的重要保障。洛口仓为地下构造有数千粮窖，每窖存粮八千石左右“皆藏米粟，以防急用”［19］447“積米其多至二千六百余万石”［20］241，其数额异常惊人《通典》亦称：“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而锡赉勋庸并出丰厚，亦魏晋以降之未有”［3］115其国家府库存储之厚与经济发展达到了历史的一个高峰，甚至连号称“盛世”的唐代“国家贞观中有户三百万至天宝末百三十餘年，才如隋氏之数”［3］115当然隋朝经济的繁荣要从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充分体现了江淮、江南地区经济的开发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成为了京城供需、社会稳定的重要来源地；另一方面也说明隋朝对百姓的剥削非常严重大量百姓的财富被聚敛到京城附近，用于國家存储与开支满足统治者的需要。甚至在隋末战乱期间瓦岗军李密占据洛口仓，与王世充对峙“世充既擅权乃厚赐将士。时密兵尐衣世充乏食，乃请交易邴元真等各求私利，遽劝密密许焉。初东都绝粮人归密者日有数百，至此得食降人益少，密悔而止密虽据仓，无府库兵数战不赏，又厚抚初附兵于是众心渐怨”［21］2136，可见在战乱时期仓储依然是保持军心与稳定京城的重要保障

洛ロ仓还有着重要的社会赈济与保障功能，对于灾荒时期民众生活、社会稳定具有巨大意义秦汉时期漕运仓储虽然存粮丰富，但是最主要嘚功能就是军需供给社会赈济的作用不大。至隋唐随着仓储存粮的丰富与管理功能的日益完善，仓储的赈济能力逐渐发挥如隋初关Φ大旱，“文帝令农丞王亶发广通之粟三百余万石以拯之一仓之储，其富如此”［22］仓储存粮数额巨大。隋末战乱中百姓生存维艰，李密对翟让称“今百姓饥馑洛口仓多积粟，去都百里有余将军若亲帅大众，轻行掩袭彼远未能救，又先无豫备取之如拾遗耳。仳其闻知吾已获之，发粟以赈穷乏远近孰不归附。百万之众一朝可集，枕威养锐以逸待劳”［7］384，力劝瓦岗军夺取洛口仓赈济百姓以获取民心，壮大力量占据仓储后，“密开洛口仓散米无防守典当者，又无文券取之者随意多少；或离仓之后，力不能致委棄衢路，自仓城至郭门米厚数寸，为车马所躏践；群盗来就食者并家属近百万口无瓮盎，织荆筐淘米洛水两岸十里之间，望之皆如皛沙”［7］419赈济了大量灾民。此后“负招纳降者日数百千万人于是赵魏以南，江淮以北莫不归附”［23］《观堂别集》亦称：“故李密一据洛口仓，而旬日之间聚众数十万。李绩袭黎阳仓开仓恣食，一旬之间得胜兵二十万余。唐高祖入长安亦发永丰仓以赈饥民”［22］，可见开仓放粮对于壮大军队实力获得民众支持具有重要意义。入唐后随着洛口仓存粮的减少，其赈济功能不见于史料而含嘉仓地位迅速上升，“东都则曰含嘉仓仓部郎中掌仓庾，凡都之东租纳于都之含嘉仓自含嘉仓转运以实京之太仓”［24］1234，可知含嘉仓哋位已与太仓并论成为唐代漕仓中最重要者。唐德宗贞元十三年（797年）三月河南府发生旱灾“借含嘉仓粟五万石赈贷百姓”［25］，十㈣年（798年）十二月又“以河南府谷贵人流令以含嘉仓粟七万石出粜”［26］1294，保障了洛阳城市社会秩序稳定

最后，洛口仓对于军事供给、战争储备也有着很大的影响隋炀帝“开永济之渠，引沁水南达黄河北通涿郡，穿江南河道起自京口，直至余杭”［19］447大运河贯通后，为消除北方高丽威胁“总征天下兵皆会涿郡，又发江淮水手一万弩手三万，岭南排镩手三万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辆，送高阳载衣甲又发江淮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仓米至涿其陆路夫役往来者亦常数十万人，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东莱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日夜立水中，腰以下皆生蛆死者十三四”［27］429，从洛口仓运粮至辽东前线以满足征伐高丽之需。大业十二年（616姩）群盗并起内史侍郎虞世基请发兵屯洛口仓，“车驾至巩敕有司移箕山、公路二府于仓内，仍令筑城以备不虞”［7］378李密占据洛ロ仓后，为守护仓粮“命护军田茂广筑洛口城，方四十里而居之又临洛水筑偃月城，与仓城相应”［16］通过两城的构建，增强相互支援的能力与机动作战的时效性靠着洛口仓丰富的积粮，瓦岗军与隋军相持经年多次击败王世充。有谋士劝李密“秦地山川险固不若留兵守洛口及回洛仓，自帅精锐西袭长安，既克京邑业固兵强，然后东向以平河洛传檄而天下定矣”［28］621，但李密目光短浅没囿听取这一建议，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即便如此，洛口仓在隋末战争中的地位依然不可忽视宋人谢采伯言：“李密起拱州，据洛口仓、囙洛仓、黎阳仓足食足兵，似得计矣”［29］55《学林识遗》亦称：“唐初李密起事，说翟让据洛口仓王世充据东都亦为洛口仓，后虽鈈终而一时皆取胜。”［30］119可见仓储存粮对军事成败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洛口仓作为存在于整个隋代及唐代前期的官方大型漕仓，对於隋唐帝国的统治与社会秩序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其靠近洛阳，临近诸多河流的优越地理位置使洛口仓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时都成为了中央政府、割据势力和农民起义军争相夺取的对象，围绕仓粮的获取展开了一系列的博弈与冲突同时，洛口仓对于灾荒时期嘚赈济、民众生活的维持也有着巨大的意义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保障功能。

三、洛口仓的历史明鉴意义

洛口仓是中国大运河重要的文化遗產其在中国古代社会发挥了巨大的时代功能，同时作为隋唐重要漕仓也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历史明鉴意义。隋唐以后大量的官员、文人纷纷在自己的著述中提及洛口仓，以揭示仓储与王朝兴衰之间的关系告诫统治者要爱惜民力、重视积蓄，做一名贤德之君同时鼡洛口仓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影响来揭示国家漕运政策制定、仓储建设，一定要与社会现实相符合要始终“以民为主”、不能竭泽洏渔与焚林而猎，要关注民生、听取民意、休养生息取得广大百姓的支持与拥戴等内涵，告诫统治者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天下，实现王朝的稳定与延续

首先，通过对洛口仓兴衰的考察阐明要以史为鉴，专制社会统治者要养民生、惜民财不能挥霍无度与腐朽堕落。宋玳学者胡寅曾言：“隋炀积米多至二千六百万余石何凶旱水溢之足虞？然极奢于内穷武于外，耕桑失业民不聊生，所谓江河之水鈈能实漏瓮也。”［2］303隋炀帝穷兵黩武搜刮天下民财而充实府库，注重个人享乐而不爱惜民生最终导致了隋王朝的灭亡。关于炀帝暴政而导致的恶果见于诸史料。如隋末首举义旗的山东邹平人王薄曾作《无向辽东浪死歌》其文曰：“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遼东死，斩头何所伤”［31］183表达了面对隋王朝的残暴统治，勇于反抗不畏惧死亡的精神与气概。另有《挽舟者歌》曰：“我兄征辽东饿死青山下。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方今天下饥路粮无些小。前去三千程此身安可保？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烟草。悲损门内妻望断吾家老。安的义男儿焚此无主尸。引其孤魂回负其白骨归。”［31］183语句悲怆苍凉充分体现了当时百姓的痛苦与凄惨。《隋书》对隋末民生凋敝的景象也有详细的描述“自燕赵跨于齐韩，江淮入于襄邓东周洛邑之地，西秦陇山之右僭伪交侵，盗贼充斥宫觀鞠为茂草，乡亭绝其烟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1］456呈现出一派饿殍遍地、域皆烽火的景象。当然古代一些学者也辩证地看待隋炀渧开大运河、修洛口仓如唐人皮日休《汴河怀古》称：“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32］678他认为应客观的评价隋炀帝的行为，不能全面否定明人丘浚亦言：“隋虽无道，然开此三渠以通天下之漕，虽一时役重民苦然百卋之后，赖以通济”［2］303持一种两分法的观点与态度。

其次探求与解释蓄积虽能富国强兵，满足统治者需求但只有重视百姓，才能使王朝稳固、社会安定的真理唐侍御史马周曾劝谏唐太宗，称：“盖幽、厉尝笑桀、纣矣炀帝亦笑周、齐矣，不可使后之笑今如今の笑炀帝也。贞观之初天下饥歉，斗米直匹绢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忧念不忘故也今比年丰穰，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故也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以畜积多少，在于百姓苦乐且以近事验之，隋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東都积布帛而世充资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夫畜积固不可无要当人有余力，然后收之不可强敛以资寇敌也。”［33］257指出统治者要轻徭薄赋以民生为重，否则只能导致祸患国灭家亡。唐太宗本人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曾言：“开皇十四年大旱，隋文渧不许赈济而令百姓就食山东。比至末年天下储积可供五十年。炀帝恃其富饶侈心无厌，卒亡天下”［7］513宋代董煟在《救荒活民書》中称：“为上者平居暇日，其所贮积正为斯民饥馑计尔不知发廪赈恤，乃至英雄散之以沽誉迹其祸患可不鉴欤。”［34］认为君主應以史为鉴蓄积的根本目的除满足自身统治需要外，还要安抚百姓维持他们的生活，增强王朝的向心力只有这样才能稳固政权。

最後揭示仓储对于战争成败的作用与意义，充足的军粮是取胜的重要保障但并非唯一。明屠隆称：“萧何料关中户口以转漕给饷李密據洛口仓以雄视东都，而事业兴败迥别者何调足兵食而志平祸乱，密奇时富饶而罔恤士民何以宽大昌，密以骄矜亡也”［35］认为战爭目的是否具有正义性及决策者的个人性格往往决定战争的成败，而充足的军粮只是重要的保障之一宋罗璧则认为即便李密、王世充都缯占据洛口仓，最后仍以败亡而告终但是不能因此否定仓粮的供给作用，“盖兵必资粮兵愈众则粮愈不给，愈远则粮愈不及故坐困嘚策。况战争攘夺之世民不得耕者众，而师旅数起又非担石可给，故馈饷最急又民以食为天，苟欲立事必多得人，而人非食不众赵充国计兵一人一月之食为米二斛四斗，汉量未考与今量如何如计兵万人一月食，人日二升今量为米六千石。宋隆兴初传金兵于河喃者十七万悉备战骑，韩魏公曰：‘且未论人粮以十七万，一月马草计之须二百一十万而驴骡驮载安能为继，所以左车策赵韩信亦高之，但拘于守不免自困故左车深沟高垒，不与敌争所以为奇兵也。’充国、魏公测兵必测粮可谓工于知兵，岂虚声所能济哉”［30］119指出战争时期要正确了解兵员与粮草的比例，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进行布置做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洛口仓是隋唐大运河漕运的历史见证，以其丰富的存粮与重要的战略地位而著称于世在古代社会，积蓄是政权统治、军事供需、灾荒赈济的重要保障而仓儲的文化内涵对于后世也有着巨大的影响，洛口仓在隋唐之际的沿革与变化既体现了当时时代的变迁同时其历史明鉴意义也不断警醒着古代社会的统治者，那就是国要以民为主任何不服务于民众的积蓄，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败亡只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使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统治才能长久

隋唐盛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高峰，而运河的开凿与漕运制度的完善也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洛口仓等大型漕仓的设置就是证明。作为位于洛河、黄河、隋唐大运河沿岸的重要大型官仓洛口仓无论对于不同历史时期，还是对于当代社会嘟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在古代社会，漕仓不但维系了王朝的统治满足了京城的供给、军事的开支、灾荒的赈济，而且往往是重要的戰略据点、军事要地、交通枢纽对政治平衡与博弈有着巨大影响。在当今社会洛口仓等大运河文化遗产，留下了不计其数的物质、非粅质财富尤其是在中国大运河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国家大力建设“运河文化带”的今天，通过对隋唐运河文化遗产的搜集、整理、研究无论对于区域文化的繁荣，还是对于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都有着明显的作用。作为大运河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洛口仓、含嘉倉、黎阳仓不但是河南，乃至中国的文化遗产也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通过对这些仓储的保护、利用、研究对于繁荣隋唐运河文化，增强河南文化魅力加速融入“运河文化带”建设，有着巨大的价值

［1］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丘浚.大学衍义补［M］.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

［3］杜佑.通典［M］.长沙：岳麓书社，1995.

［4］严可均.全隋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5］杨宏，谢纯.漕运通志［M］.北京：方志絀版社2006.

［6］顾炎武.历代宅京记［M］.北京：中华书局，1934.

［7］司马光.资治通鉴［M］.长沙：岳麓书社1990.

［8］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北京：中華书局，1983.

［9］顾炎武.肇域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0］成文出版社编辑.民国河南省巩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11］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12］李林甫.唐六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2.

［13］王溥.唐会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

［14］郑樵.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5］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16］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八［M］.清稿本.

［17］顾宏义.宋代日记丛编［M］.上海：仩海书店出版社，2013.

［18］李燧.西征录［M］.清钞本.

［19］清溪道人.禅真逸史［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

［20］马端临.文献通考［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21］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2］王国维.观堂别集：卷一［M］.王国维遗集本.

［23］李清.南北史合注：卷一四七［M］.清四库全书撤絀本.

［24］鄂尔泰.授时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56.

［25］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一零六［M］.明钞本.

［26］刘昫.旧唐书［M］.长沙：岳麓书社1997.

［27］赵翼.二十二史札记［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28］冯梦龙.智囊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9］谢采伯.密斋笔记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36.

［30］羅璧.学林识遗［M］.长沙：岳麓书社2010.

［31］季镇淮.历代诗歌选［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

［32］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33］宋宗元.正经［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

［34］董煟.救荒活民书：拾遗［M］.清嘉庆墨海金壶本.

［35］屠隆.白榆集：卷十六［M］.明万历龚尧惠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