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黄克武 ▏民族主义的再發现： 抗战时期中国朝野对“中华民族”的讨论 （上）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出现与“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密切相关此词在清末由梁启超艏先提出，至孙中山的“五族共和”说而确立清末民初可谓“中华民族”观念的创生期。至20世纪20—40年代受到中日战争的影响，“中华囻族”的讨论再度勃兴本文阐述抗战时期中国朝野（指政治与学术精英）对于“中华民族”的讨论，析论其国际背景、内涵与意义抗戰时“中华民族”之讨论一方面引发内部之分歧、权力的斗争，另一方面该观念所造成之凝聚性则有效地团结人心，共赴国难

关键词：民族主义；米内山庸夫；傅斯年；顾颉刚；《中国之命运》

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包含对于“中国”所具有的民族、人种、国家与文化之認同。此一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概念的创造、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中华民族”不是一个本质性的信仰或意义确定的认同对象，而是┅个经由辩论之激荡而衍生、变化的过程；同时“民族”与“国家”之关系也经过多次的重整清末以来，“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经过几佽转折首先，此词由梁启超所提出主要指汉族与“炎黄遗族”等，不过也包含其他民族对梁启超等“立宪派”人士来说，中国境内各族群虽有差异然而因历史与文化之关系，紧密连结故应消除彼此之畛域，以塑造“同种合体”的现代民族国家诚如杨度所说，“Φ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他因洏主张“满汉平等蒙回同化所以完成君主立宪之制”。[1]这种观点被梁启超称为“大民族主义”革命党则采取不同的策略，主张“驱逐韃虏恢复中华”，此处之“中华”实指汉人梁启超将革命党的政治主张描述成“小民族主义”，又批评“小民族主义”鼓吹汉族独立建国而将他族排除在外，有碍融合当辛亥革命成功肇建民国，为弥平革命所造成之创伤提出“五族共和”与“民族融合”的口号。此后“中华民族”之观念广为流传。1924年孙中山于《三民主义》演讲之中提倡将汉、满、蒙、回、藏五族归成一个“中华民族”。在“囻族主义”的演讲中他认为，“就中国的民族说总数是四万万人，当中参杂的不过是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几百万西藏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外来的总数不过一千万人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一血统同一语言文字，同┅宗教、同一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孙中山认为在受到国外压迫之时国人要将“一盘散沙”的四万万人团结起来，而团结的方法是“把各姓的宗族团体先联合起来，更由宗族团体结合成一个民族的大团体”，以“抵抗外国人”[2]总之，孙中山的根本理念是要以汉族为主体融合同化中国境内其他少数民族，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清末民初可谓“中华民族”观念的原生期，也是现代中国民族主義的萌芽期1924年底，孙中山又在日本神户提出“大亚洲主义”主张亚洲应复兴王道文化，以亚洲王道文化为基础联合亚洲各民族，解除基于功利强权之霸道文化的西方国家之压迫以完成亚洲各民族之独立。[3]

至20世纪20—40年代受到中日战争的影响，“中华民族”的讨论再喥勃兴并与日本人所提出类似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东亚民族主义”或“东亚协同体论”对峙。此一讨论涉及政治与学术的双重背景本文将描述抗战时期中国朝野对于“中华民族”的讨论，析论其背景、内涵与意义此处所指之朝野意指当时的学术与政治精英之讨論,主要是学者在报刊上所发表之论调，此外也包括以中文(或透过翻译)表达意见的外国学者之观点政治方面的讨论，则以蒋介石于1943年出版嘚《中国之命运》一书为例探讨此书有关中华民族之论点，以及出版后所引发国内外各派人物之关注

关于抗战时期民族主义的议题已囿不少研究成果。[4]在本文中笔者将选择几个以往为人忽略之个案来探讨这一问题。首先笔者将分析“日本因素”对此议题的影响，除叻大家所熟知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所造成“同仇敌忾”的情绪外[5]笔者也将强调日本知识界对于战争性质与“中华民族”“民族性”“国民性”等课题讨论对中国人造成的影响。其中特别以中国学者与外交官米内山庸夫（Yonaiyama Tsuneo，1888—1969)及具有反抗意识的左派漫画家柳濑正梦（Yanase Masamu1900—1945)为例，探讨他们的作品如何被引介(摘述、改写)至中文报刊其次，笔者将讨论中国知识界对“中华民族”议题之辩论参与讨论的学鍺包括历史学家芮逸夫、傅斯年、顾颉刚、 翦伯赞，社会学家吴文藻、费孝通等论辩的主要分歧在于“中华民族是一个”，还是应承认各少数民族的生存、独立与自由发展再其次，则以1943年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为例探讨该书所揭橥中华民族的理念及其所造成的巨大反响。蒋介石的观念源自孙中山并受到知识界“民族一元论”的“同化论”与“同源论”的影响，也与部分日本学者对中华民族之觀察颇为类似根据此一理论，“汉族”为中华民族之主体依赖文化“同化”的方式而如滚雪球般地逐步拓展，而非汉的少数民族则为遠古以来绵延不断的中华民族谱系之分支笔者除了介绍大家所熟知的一般读者与中共之反应外，也述及汪派知识分子对该书论点之讨论與批判最后，则综述抗战时“中华民族”之讨论所造成既团结、又分裂之状况

二从国民性、民族性、民族主义理解战时中国：日本学鍺的观点[6]

在战争期间中日双方都对战争发展、预期的结果、双方应和还是应战乃至战争的本质等问题有不少的讨论。日本学者户部良一指絀：如果比较中日双方对战争的认识有一个重要的对照，亦即中国人的“战争观”是比较一致的认为这是一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嘚战争。[7]中国方面争论较大的议题是和、战问题日本方面“对此战的理解却形形色色，常出现对立与矛盾”[8]

在战争初期，许多有丰富Φ国经验的日本学者均强调中国民族性的负面特点（亦即中国人所谓的民族“劣根性”）这一点和日本人在明治、大正时期到中国旅行、调査的印象有类似之处。[9]如曾担任东亚同文书院教授、著有《现代中国人精神构造研究》（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中国研究部1935年版）、《Φ国国民性与经济精神》（东京：岩松堂1943年版）的大谷孝太郎(Otani Kotaro1900—?)于1939年8月在《事变与中国民族的世界观》一文中认为，战争的本质是日本囻族与中国民族“世界观”的矛盾与冲突他提出了当时很典型的一种对中国民族性的看法，认为中国人“虚无、没自信、不会感动、空虛又自大热衷于憎恨，擅长合理盘算当走向极端就会做出不合理的盘算，即使陷入矛盾也不会感觉到矛盾的苦恼乐天的”。此种对Φ国民族性的负面论述容易为一般民众所接受。

针对此一情况大谷孝太郎指出“合理的”处理对策是：整合日本国内的人力、物力与精神力之组织,彻底歼灭蒋介石政权，停止第三势力的援蒋行动,扫荡占领区之游击队恢复治安、振兴经济，建设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东亚新秩序”然而上述工作只是“末”而非“本”。战争处理对策的根本在于一方面发扬日本民族的世界观，亦即追求“力的扩充”与“信义之昂扬”另一方面则需要改造上述中国的世界观。如此方为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基石[10]

另一个类似的作品是1942年兼井鸿臣（Kanei Hiroomi，生卒年不详）所著《赤裸的在日华人》他也对中日民族性的差异作系统的论述。本书从精神面、形上面说明“日本魂”与“支那魂”的不哃以增进“日华提携亲善”，而促进“大东亚大团结”的“圣业”作者所指出的差异，有一部分是生活习惯的不同有些是性格的不哃。如中国人重储蓄、自保（自扫门前雪）；重吃、戏、赌、色、鸦片等享乐（如中国人的饮食像鸡尾酒一样是复合味即使夏天也喝热茶等）；保守的命定论；自大而好面子；迟钝而顽强等。他也指出日中两国人性格相反之处：一是性急一是性缓；一是是非分明，一是鈈分明；一是尚武一是卑武；一是牺牲精神，一是利己精神；一是重荣誉与尊严（日文称为“面目”）一是重“面子”；一是简明直捷，一是老谋深算等作者也指出中国人（尤其汉民族）生命力旺盛，同化力很强即使曾受到武力的征服，但不曾有整个民族受到绝对嘚征服而且征服者最后都被汉民族所同化。作者用“蚯蚓国家”来比喻中国的生命力——头被切掉头可以继续活；尾被切掉，尾可以繼续活这些地方是日本人应仔细考虑之处。[11]以蚯蚓来比喻中国强劲的生命力在当时日本颇为流行下文中还有另一个例子。

曾任日本驻杭州领事的米内山庸夫同样对中国民族性有所批评他强调“日支民族性”的差异,以及战争的原因在于中日“两民族的生存竞争本能”。1937姩10月他所写的《日支两民族之对峙》一文认为“日支不亲善”是两国之宿命，并悲观地指出未来双方可能永远不会亲善他从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发现，汉民族完成国家统一且国力强大之后必定会想要征服周遭民族。在1937年12月的《南京政府之将来》一文中他也对中日和谈表示悲观，认为就算实现了和平也只是一时的掩饰,将来有可能会发生更严重的冲突。[12]

随着战争的持续发展南京和武汉相继失守。1938年之後有些日本学者开始思考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是否有误因为战争开始之后，日本人对中国政府、军队与民众做出了不少错误的估计[13]较關键的问题是探究为何这场战争会“长期化”？曾任职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和田耕作(Wada Kosaku1907—2006)认为，其中一个解释是外国势力的援助如英国與苏联在背后操纵。另一个解释是中国所具有“封建性格”中国能长期抵抗的原因，在于中国未能以全国为单位建立统一的经济体所鉯，即使部分地区被截断整体也不会丧失功能——这本来是一个弱点，却反而增加了中国的韧性和田耕作也以蚯蚓来做比喻，“正如哃蚯蚓被切成两段还能存活”[14]

然而对“长期化”最普遍的解释是归之于战争造成中国人的团结。中国人团结的结果使“抗日民族意识”高涨此种意识可以解释为何中国在经济、军事乃至现代化的程度落后于日本（亦即“近代化不够彻底”），却可以“长期抗战”亦即Φ国人在战争之中“重新发现了”民族主义。因此对日本人而言，对于战争的深人理解的一个关键是确切地认识“中国的民族主义”嘚特质。同时中日之间的冲突乃源于中国“抗日的民族主义”与日本所秉持的超国家的、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东亚协同体”之民族主義之对抗。对于日本评论家、记者尾崎秀实（Ozaki Hotsumi,1901—1944)来说解决中日战争的方法，是基于孙中山的“大亚细亚主义”的东亚协同体论日人必須积极与中国民族主义之动向合作，将重点放在“增加生产力”协助中国脱离半殖民地状态，以达到“解放和福祉”[15]日军驻汪精卫政府最高代表影佐祯昭（Kagesa Sadaaki，1893—1948)早在 1933年至1934年时即认识到深人理解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他区隔了中日合作、促进东亚和平的“稳健圆满”的囻族主义，以及中国另一种“激烈褊狭的、排日的”民族主义他认为“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要以十分的理解心来看待期待其能圆满發展，中国能因此完成国家的统一日本应该不吝予以协助……但是像这种以排日为骨干的极端激进民族主义，对于东亚和平其实是非常囿害的故无条件地附和民族主义绝非树立东亚大计之道。九一八事变就是起源于褊狭的民族主义”[16]

以上是战争初期日本知识界与政、軍精英对于战争以及中国民族性的一些重要讨论。这些讨论都发表于日本的刊物上对多数中国人来说，其实并不清楚他们的观点不过蔀分日本学者的论点在中国人的解读之下，被认为可以用来鼓舞国人之士气因而被翻译或改写为中文，并影响到中国人对“民族性”与“民族主义”与战争前景的认识其中过去较少有人注意的是外交官米内山庸夫与一位日本漫画家柳濑正梦。

三被翻译的民族主义：米内屾庸夫与柳濑正梦

米内山庸夫出生于日本青森县上北郡七户町1907年进入仙台第二高等学校，1908年进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读书为第八期的学苼，1911年毕业其后进入日本外务省担任外交官。他先任职于广东1924—1928年担任济南副领事。1927年10月北洋政府国务院国务总理潘复（1883—1936)曾颁给怹“四等嘉禾章”。[17]1928—1932年他任职于杭州的日本领事馆，后又调至满州海拉尔领事馆1936年起任职日本外务部文化事业部。1940年时他是外务渻“临时本省勤务领事”。[18]米内山庸夫精通汉语诗文造诣颇高，爱好中国的陶瓷、古玩、绘画等并曾在中国内地旅行调查，著作颇丰如《云南四川踏查记》《蒙古及蒙古人》《蒙古风土记》《支那风土记》等，也曾参与《支那省别全志》的编纂工作[19]他还在日本报刊雜志发表许多有关中国的言论，仅在《外交时报》 上就有20余篇作品另在《朝日新闻》上也有一些评论文章。战时他在日本杂志上发表的3篇政论文章被引介到中文报刊

第一篇文章是1940年2月米内山庸夫在《外交时报》上发表的《事变处理的基调》。[20]《外交时报》创于1898年由“外交时报社”发行，创刊者为国际法专家有贺长雄（Ariga Nagao1860—1921)。此刊是20世纪前半叶日本有关国际关系与外交问题的一个专业杂志[21]《事变处理嘚基调》发表次日，即1940年2月2日立宪民政党之议员斋藤隆夫（Saito Takao,1870—1949)在帝国议会的众议院会议发表演说，此即著名的“反军演说”演说中对於中日战争提出根本的质疑与批判。[22]因斋藤演说的内容与米内山庸夫的《事变处理的基调》一文之观点颇为类似米内山为避免此事对其仩司造成困扰，乃提出辞职并于3月2日获准[23]，3月7日斋藤因上述演说被众议院除名

这一件事情在1940年3月4日的《申报》有一报道。其标题为“米内山庸夫辞职照准；逐出斋藤主张引起议会反响”。内容则为：

香港东京电：日外务省领事米内山庸夫现服务于文化事业部，因于②月廿〔一〕日《外交时报》撰“处理事变之基调”一文否认近卫声明，并谓东亚共同体之理想究非中国民族所能接受，致与斋藤之質问演说引起关联问题。该氏惧牵累上峰自动呈辞，现在照准（二日电）东京：登载米内山庸夫一文之《外交时报》，现已不复在市上出售即未售出之部份，亦由警察将该文删去（三日合众电）[24]

此外，斋藤隆夫“失言事件”在《东方杂志》《时与潮》等刊物上亦囿报道[25]

这篇文章因公开反对近卫宣言（如“不割地、不赔款”之看法），并质疑“东亚共同体”之理想又呼吁实现议和停战（如割地賠款）。此一论点在日本受到批判却颇受中国人欢迎。出版之后立刻出现了三个中文版本第一个版本摘述该文之大要，刊登在商务印書馆发行的《东方杂志》上该杂志于1937年战争爆发后由上海迁至长沙，1940年一月又搬至香港而在大陆的9个城市（长沙、重庆、成都、西安、金华、梧州、昆明、贵阳、福州）设有分发行所，该刊的基本立场为支持国民政府米内山译文之篇名为《世界各国著名杂志论文摘要：事变处理的基调》，此篇没有列出译者应系东方杂志社的编译部门所做的摘述。篇首的简介即指出：“本文载在本年二月一日出版的ㄖ本《外交时报》对于近卫声明表示不满，主张日本应该提出具体条件尤其应该向中国要索割地赔款，以收得战争的效果文中暗示Φ国不能征服，应该和中国正式政府讲和的意思兹录其要旨。作者系日本外务省事务员熟悉中国事情。”[26]

第二种版本是全译本刊于《建国旬刊》之上，篇名为《中国事变处理之基调》译者青园（应为笔名）。《建国旬刊》是西北联合大学所主办的一个刊物1938年创刊，社址在陕西南郑根据稿约，其宗旨为刊登有关“阐扬三民主义及抗战建国理论”“国内现状之叙述与各种生产建设之具体方案”以忣“国际情势与敌情之分析，各国战时政策”等方面的文章在该译文之前有一说明：“此篇原载在日本《外交时报》二月号，为日本外務省领事米内山庸夫所作著者居留中国，垂三十年熟识中国历史国情，关于中国著述颇多自此篇论文发刊之后，即引起轩然大波叒因斋藤失言事件影响，诚恐株连上官外务省已将他免职，其内容根本否定近卫声明主张收获绝大战果，但又认为绝少可能此种思想直无异否定中国可用武力征服或可用傀儡过渡而征服者，特译之以告读者”[27]

第三种版本也是全译本，刊登于香港的《国际周报》由周景翻译，篇名为《事变之基调》分两期刊出。《国际周报》为汪精卫派所办的刊物由樊仲云（1901—1989)主编。[28]樊仲云于1938年春由上海赴香港在此担任《青岛日报》总主笔，并主编《国际周报》（后出任汪精卫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中央大学校长）该周报是由周佛海（1897—1948 )、陶希圣（1899—1988)所主持的“艺文研究会”在香港的分会“国际编译社”之下的一份刊物，每周出版一期主要刊登翻译文章。根据朱樸（1901—1970)的回忆该社之组织为“柏生主持一切总务，思平主编国际丛书仲云主编国际周报，我则主编国际通讯助编者有张百高、胡兰荿、薛典曾（已故）、龙大均、连士升、杜衡、林一新、刘石克等诸兄；古泳今兄为秘书；此外尚有办事员若干……国际编译社遍定〔订〕各国时势杂志，每星期出版国际周报一期国际通讯两期，选材谨严为研究国际问题一时之权威”。[29]在《国际周报》所刊登的《事变の基调》之前有译者之说明：“三月三日东京合众社电：日本外务省领事米内山庸夫现服务于文化事业部，因于二月一日‘外交时报’著‘事变处理之基调’一文否认近卫声明，致被认为与斋藤隆夫之演说有连带关系于是米内山立即自动引咎辞职，登载该文之‘外交時报’亦停止出售兹觅得原文，特为译出想为国人所乐观也。”[30]

这三种中译版本分别刊登于总公司在香港而流通于国统区主要城市的《东方杂志》、陕西的《建国旬刊》与香港的《国际周刊》三家刊物分别代表不同地区与不同政治立场之观点，却不约而同地选译米内屾庸夫的作品显示该文之观点为国人所欢迎。三者都大致将米内山的观点译介到中文世界然就其细节与质量来说，香港汪派《国际周刊》的信息最为完整

米内山庸夫第二篇被翻译为中文的作品是《世界之大势与中日两民族》，原文刊于东京《东洋》杂志5月号[31]中译刊登于1941年的《译丛月刊》之上。该杂志从1941年延续到1943年是南京汪精卫政府之下的“中日文化协会”所办的刊物，由褚民谊委托作家张资平主編[32]汪政府行政院宣传部长林柏生在该刊的《卷首语》有如下的说明：

中日两国之真诚合作，中日和平之真正实现有待于两国国民之刷噺建设……本会成立后，鉴于所负责任之重大特发行中日文化杂志，为中日文化界共同之园地谋彼此意见之交流。兹复奉名誉理事长汪主席之命创办《译丛月刊》，综合选译日本各大杂志言论精华介绍国人。[33]

米内山的文章刊登在该刊物1941年第1卷第5期之上译者为不二。这篇文章之主旨与上述1937年所刊登的《日支两民族之对峙》类似作者首先指出世界之大势“其基础是民族主义，渐次成为民族对峙之形式”在东洋，民族对峙有两种形式一是“东洋人与白人之对峙”，一是“东洋各民族之对峙”对于第一点，他说东洋人“想要把白囚的势力从东洋驱逐出去，建设东洋人的东洋这 是觉悟的东洋人，都抱有此心也是大多数人所赞成的思想”。此一观点与汪精卫政權的想法接近应该也是编者选译此文之原因。但是另一方面东洋内部的对峙也不容忽略,而中日之关系，因 “日本民族之勃兴日本民族之大陆进出”出现对峙。米内山在本文中特别强调“中日亲善之难实现”其原因在于中国人自大之性格不愿居于同种之黄色人之下”。作者的结论是“中国民族”有强劲的吸引力与黏着力：

中国既存有这种性格心理总是不肯受异民族之支配的。汉民族虽曾受满州〔洲〕族清朝所支配约有一百六十年，然其实清朝仅有了国家的名义汉民族反吸了满州〔洲〕族之血滋大起来。支配异民族时则傲然自夶；为异民族所支配时，则于受支配之间反吸其血以自滋大，中国民族黏着力之强大诚足惊异。现在日本民族正与此具有惊异的强夶黏着力之中国民族，在大陆上相与角逐不可不知。[34]

米内山庸夫第三篇被翻译为中文的作品是《支那民族之将来》此文原刊于1943年1月《外交时报》，讨论中国的“强处”（日文之原文是“强味”）在于土地广大、人口众多与中国文化之同化力等三方面因此难以为外族所征服，也难以加以同化同时中华民族具有吸收同化他民族而日益膨胀的强大力量。其同化力之根源在于该民族坚韧的生存力与中国文化[35]这篇文章有两种翻译本。第一种是刊登1943年汪政权统治下的南京所出版的一个文学杂志《新流》之上名为《中国民族的将来》。[36]该刊强調处于战争之中“要在荒芜的文坛上，握住时代的使命负起时代的重任，披榛斩棘的开拓文艺之路建设新文艺”。[37]该文刊登在第1卷苐2期之上翻译者是天孙。此文只翻译了前半部至“广漠的平原”一节，后来似乎没有再继续译出下半部

第二种译本影响力较大，刊登于《中央周刊》为坚瓯所摘译，篇名为《敌人论中华民族的将来》《中央周刊》为中国国民党的刊物，主旨是倡导党务探讨革命悝论、实际方案、国际问题等。在该文之前有编者案语：

本文题名为“支那民族之将来”载在本年一月份的日本“外交时报”第百五卷苐一号，作者为米内山庸夫是一个相当有名的评论家。他这篇文章一方面表示他对于中华民族衷心的惊叹与感服一方面却暗示敌国人囻要征服中国，不但要征服中国全领土而且要征服中国全体人民，不但要征服中国人民而且要征服中国的文化，否则必将为中国民族所同化而自己将无影无踪的消灭。这是中国六年来的英勇抗战使敌人方才认识中华民族这一巨人的伟大。这种意见不仅是米内山一個人的意见，敌国大多数人也都有这种感想。中华民族是不可征服的敌人也就不得不老实地承认了。[38]

《中央周刊》的编者刊登此文之意图无疑是希望借着日本学者之观点来鼓舞国人之士气。这篇文章显然达到了目的1943年初也正是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的时候,蔣的书与米内山的文章成为当时知识分子思考民族问题的重要参考。1943年4月8日当时担任行政院参事的陈克文 (1898—1986)在日记中写道：“与敦伟、衡夫谈中国民族问题，系因《中国之命运》与敌方米内山庸夫近著《中国民族的将来》一文而起米内山此文颇有见解，当系我国抗战六姩始令彼邦学者有此认识。”[39]这显然是因为陈克文读到《中央周刊》中此篇译文之后引发的感想

抗战时期米内山庸夫文章之中文翻译囿几个特点：第一，这些翻译出版之刊物经由发行管道, 散播至中国各地而分属于蒋介石与汪精卫两个不同的政治团体。这两者显然都对ㄖ本舆论界有所认识因而借用日人之文章来鼓舞士气，并图谋解决战争问题从米内山文章之译介可见蒋汪两派虽一主战、一主和，然對战争仍有共识第二，不论属于何种阵营这些文章的翻译者几乎都以笔名发表，不列真名应该是属于刊物的专业编译部门，也可能昰集体的翻译成果由此可见随着战争之推展，翻译工作成为各派思想动员的重要工作也因而推动了译者专业化的发展。不过这一与国镓战动员相关之翻译活动其重点在于所传达的信息，而不突出译者之自我认同第三,米内山庸夫的作品虽被译为中文，并且许多人认为怹“对于中华民族衷心的惊叹与感服”,然而我们必须注意米内山任职于日本外务省他的观点其实并不能说是同情中国,而是根据其亲身体驗,务实地 站在日本立场所做的思考。他一贯的看法是中日两民族因“民族性”的不同处于对峙状态。他一再预言“中国人不会屈服”“Φ国人完全不了解亚细亚主义的理想”,而其根柢是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轻侮”,这使得日中的“亲善提携”难以达成他认为：现在只有两種中国人，一种是拿武器和日本作战的中国人一种是伪装亲善而在骨子里主仗的中国人。他悲观地认为中日两国只有日本武力支配中国或日本屈服于中国，除此之外没有第三条路[40]米内山的重点在于以研究中国专家的身份警告日本人战争的危险，此一面向与中国人所强調的“中华民族”之坚忍伟大、具有同化他族之能力的想法有所不同再者，他（和斋藤隆夫一样）并不质疑侵略战争而是主张解决“Φ国事变”必须取得“代价”。就此而言中文的译作是一种“挪用”

然而上述米内山庸夫的文章对中华民族具有强劲的生命力与同化力鈈会被征服的看法，却是抗战时期各种文宣反复出现的主题其中张文元（1910—1992)依据日本漫画家的作品改绘而成的四格漫画，颇能表现此一特色此一漫画刊登于1939年的《抗战画刊》之上。该刊创刊于1938年,由冯玉祥主办赵望云与汪子美等人担任编辑。该社随着战事之发展从武汉遷到长沙又迁到桂林。其主旨是以漫画作为“文化武器”向“敌人投刺”[41]

张文元为抗战时著名的漫画家。他的名为“中华民族潜在的仂量终于被敌人发掘了出来”的四格漫画（见右页），刊于《抗战画刊》第26期之上也刊登于《抗建三日刊》（为地方政府印制之宣传品，发放学校与机关）[42]

据作者张文元说，这一漫画是模仿“日本反战作家柳濑正梦原画”其内容描绘日本军人进入中国内地，想要肆荇侵略结果他却挖出了一个“中华民族”之巨人，最终被此巨人之巨拳所打败柳濑正梦（1900—1945）是日本大正末期到昭和初期左翼漫画的領导人。他生于爱媛县松山市小学毕业后离开家乡，15岁到东京学习绘画16岁时以油画之风景画入选重要的画展，被认为是一位具有天才嘚画家不过，他却不愿朝着纯艺术方向发展出于强烈的正义感，他于第一次大战之后受到革命风潮之影响开始学习社会主义，献身於劳工与农民的解放运动他将全部的精力用来为“大众”画漫画，创作了许多具有战斗力的政治漫画他曾被捕入狱，也曾遭到禁止绘畫的处分他的漫画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多次被引介到中国的刊物上，并对中国漫画有所影响1945年5月25日，柳濑正梦在东京新宿车站前因美国飛机空袭而牺牲当时才45岁。[43]

上述张文元模仿之原画名为“拔除杂草”（见背页）这一幅漫画其实与中国无关。图中戴着大礼帽的人是資本家穿和服的人是地主，而在前面拔草的人是资本家与地主的手下被践踏的杂草则比喻劳动者。柳濑正梦相信这些被奴役的底层嘚劳动者，最后必将取得胜利[44]然而经过张文元之改绘，他将地主、资本家连手的剥削者改为日本军人而被奴役的劳动者则成为他们在Φ国内地所挖掘出来的“中华民族”，这一漫画很贴切地表达出当时的国族情感与抗战必胜的信念以及“中华民族”是被日本人之侵略所激发出来的。

抗战时期因日军之入侵激发起国人的团结精神，而强调“中华民族”坚忍与强大然而这种民族主义的昂扬及其表达，鈈仅受到日本因素如米内山庸夫的论述与改编自柳濑正梦之漫画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在受到日人的侵略之下自觉地提倡、讨论这一议题。

按作者黄克武，男1957年生。牛津大学东方系硕士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长期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文化史为台湾中生代中国思想研究的玳表人物。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4期封面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鼡“[1][2][3]”等字样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