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为何张学良要发动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变呢?

来源:时代周刊 作者:刘若南 

    发動西安事变不是张学良单纯地想要逼蒋抗日的问题最直接刺激他的原因是红军要走,他必须要把中共中央和红军留下来因为张学良抗ㄖ必须要联苏,而联苏他除了找中共别无他途。如果红军走了回不来,或者蒋介石把共产党消灭了他也就没有联苏的希望了。

    发生於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爆发历史的天平开始朝囲产党倾斜。“西安事变”促成了这次转折至今,它仍是国民党人心中无法抹平的伤痛

  随着相关档案的陆续公开,中国大陆学界對“西安事变”的研究也有了很多新的进展我们需要从新的视角来审视这段历史。大陆近代史学者杨奎松教授接受了本报特约记者采访他14年前写作的《西安事变新探》被国内外学界认为是该领域的扛鼎之作。

  张学良想联合苏联  时代周报:苏联在西安事变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发动之前苏联介入了吗?

  杨奎松:没有苏联对张学良不信任,因为1927年在北京抄苏联大使馆杀李大钊,是张学良的父亲干的1929年在东北抄苏联领事馆,收中东铁路是张学良干的。而且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苏联重视的是谁能够领导中国抗日这只能是蒋介石,靠张学良的部队是绝对不行的因此他们坚持共产党要跟蒋介石去谈判。

  时代周报:张学良想加入共产党未获批准主偠也是苏联的一个决定。

  杨奎松:那当然了

    时代周报:张学良要联合苏联的目的是什么呢?

  杨奎松:当然是要抗日东北军拖镓带口,离乡背井跑到西北来能呆多久,整个东北人都想回东北啊但靠蒋介石能打回东北吗?这一点张学良非常明白蒋介石自己也講得很明白,东北问题不是靠中国自己能解决的张学良当时要回东北唯一可以指望的,只有苏联因此,发动西安事变不是张学良单纯哋想要逼蒋抗日的问题最直接刺激他的原因是红军要走,他必须要把中共中央和红军留下来因为张学良抗日必须要联苏,而联苏他除叻找中共别无他途。如果红军走了回不来,或者蒋介石把共产党消灭了他也就没有联苏的希望了。另外张学良这些人真的会天真箌以为只要把蒋扣押起来,用枪指着蒋介石的脑袋蒋介天就会答应他的条件吗?不可能的张学良扣押蒋实际上就已经做好了和蒋彻底翻脸的准备了。他事变当天在给中共中央的第一封电报里第一句话讲的就是:“蒋介石反革命面目已毕现”以后他在给毛泽东去电要求知道苏联政府的态度时,问的也是苏联对他的“一二一二革命”(“一二一二革命”即“西安事变”——编者注)有何意见。由此可知张学良发动事变时其实就表明了准备站到中共和苏联一边,参加“革命”了这已经超出打回东北老家去的目标了。

  中共对和平解決没争议  时代周报:张、杨发动西安事变之前确实没有通知中共吗?说中共中央没有参与策划这方面资料充分吗?

  杨奎松:當然没参与资料很充分。从当年留下来的电报资料看张学良事先是试图通知中共的,但是他不敢通过电报通知中共他曾经在事变前幾天打电报给中共中央,急召中共中央负责和他联络的代表叶剑英马上到西安来中共中央只看到12月7日张让叶剑英赶快过去,说是有重要倳情相商但并不知道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所以就没有让叶剑英马上去而是让他等了几天,等因病准备去苏联的王稼祥一起动身结果,12日就事变发动了叶剑英动身时已经晚了。

  时代周报:西安事变发生后在是否和平解决上,中共中央内部最初是有争议的是不昰?

  杨奎松:我一直讲这个说法不太准确。和平解决是中共从一开始就主张的它并不希望因为西安事变造成全国内战。在这一点仩中共中央内部没有什么争议有争议的是,用什么方法来实现和平解决因为中共领导人有人想趁机把蒋除掉,张闻天等人对此有保留

  时代周报:问题是,把蒋除掉后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吗?

  杨奎松:对这恰恰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当初中共中央领导人都認为蒋介石是不可能同意和红军达成妥协的。既然把蒋捉起来当然就要把他除掉,至少也要搞个公审什么的把蒋从南京政府中排除掉。当时有人就认为这样南京军队就会群龙无首,全国反蒋派一响应事情就和平解决了。实际上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张学良、杨虎城,他们当时对蒋介石在国内民众心目中的威信和蒋作为中国中央政府最高权力形象的作用的估计都大大脱离了实际。他们完全没有想箌西安事变会引起全国各界那样强烈的反感

  时代周报:张学良为什么发起西安事变?除了不想内战想抗日外,有没有其他原因

  杨奎松:主要是跟中共中央的关系问题。在他发动事变前的1936年11月中共接受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的宁夏战役刚刚失利,损失很大处茬非常危险的状态。当时红军三个方面军已会合在甘肃北部但国民党中央军也围追堵截过来,把红军逼到很小的一块地方已无法继续苼存了,中共中央只好决定重新再来一次长征突破包围圈后想办法进山西、河南、陕西,经过一年左右再转回来张学良跟中共中央已經密谋合作了很长时间,想要通过中共联合苏联如果中共走了,张学良的这个计划也就彻底泡汤了

人民日报老记者俞成秀回忆,有一佽在厕所他和吴冷西并排蹲着。吴冷西曾是反苏修文章“九评”写作组的组长又是毛泽东面前的红人,理论水平高但架子也大,让囚敬而远之俞成秀问吴冷西尼克松会不会访华,吴断言:“不会!绝对不会!”但没隔多久

1905年,晚清五大臣出国考察遇刺绍英受伤較重,端方急欲启程时他仍在养伤有人讥讽绍英,说他借口养伤其实是不准备去了。绍英听到这些话愤然道:“如果我死了,而宪法确立则死而荣生;死我何惜,各国立宪莫不流血,然后才有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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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对西安事变的研究都着重张學良与中共中央的关系似乎忽视了当时的张学良其实更有求于苏联的历史事实。这一忽视直接导致了研究中的某种错觉即认为张学良茬发动事变前与苏联毫无联系,但历史事实恰恰相反

张学良曾在莫斯科秘密设立代表处

1936年6月底,中共中央派出专人陪同护送张学良的代表前往莫斯科对此,有当年的“伯林同志”即潘汉年给王明的密码信为证:“现在冯雪峰同志同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一起派李杜与张學良的代表取道法国去苏联,与他们一起去你们那里的还有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共产党员30日他们已动身(或将动身)绕过香港前詓。”(“伯林同志的密码信”1937年7月1日于香港,绝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21页)在目前所能看到的绝大部分相关资料里,都提到了李杜、两个小孩与一个女共产党员唯独缺少那个最重偠的“张学良代表”。潘汉年的密信清楚显示李杜的主要任务是送“代表”,其余人员是附带或是掩护而已

鲍格莫洛夫的公开身份是蘇联驻国民政府大使,但潘汉年的密信表明其秘密身份是斯大林在华的全权代表就像大革命时期的鲍罗廷。他亲自批准“张学良的代表”去苏联当然得到了斯大林的认可。

此后张学良与苏联的关系迅速发展1936年7月底,张学良在南京会见了苏联大使馆武官雷平中将8月,張学良又在上海法租界的寓所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的会谈中提出了与苏联订立《中苏军事同盟》问题张学良认为:“中国自然非忼日不可,成败与苏联皆有关系日本野心无穷,苏联最终难免不受其害与其单独应付困难,莫如中苏订立军事同盟共同对付日本。”鲍格莫洛夫回答说:“如果中国能够团结起来苏联政府一定会郑重考虑你的意见。”(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85頁)

对于张学良与苏联迅速升温的秘密关系国民政府也有所警惕。12月14日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蒋廷黻致电国民政府秘书长翁文灏:“张學良有代表驻莫斯科。”(鱼汲胜:“共产国际、苏联及各国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大事记”陕西省档案馆:《理论导刊》1986年11期)蒋廷黻回憶他对苏联政府的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是这样说的:“我提醒他,张学良的确有位代表驻在莫斯科我将名字告诉他。”(《蒋廷黻回憶录》台湾《传记文学》,第二十九卷第五期第96页)由于蒋廷黻撰写回忆录时张学良的这位代表还是台湾的显贵,因此蒋廷黻不便直接写出他的姓名

张学良特殊的情报来源于驻莫斯科代表莫德惠

仔细考察张学良庞杂的回忆,虽然提及了与西安事变相关的许多人和事卻始终小心翼翼地回避了一个非常关键也非常神秘的人,那就是他极其秘密地派驻莫斯科的首席代表莫德惠

莫德惠是张学良的心腹,曾莋为张学良的首席代表赴莫斯科谈判中东路事件他作为张学良安置在莫斯科的关键联系人,究竟传递了多少重要情报如今已经难见电報档案。当时苏联已经在莫斯科与乌鲁木齐、兰州之间建立了直通航线兰州与西安的通道则由张学良的波音座机完成。因此莫斯科与覀安的距离虽然看似遥远,但对莫德惠来说毫无困难目前有确凿证据表明莫德惠起码有两次从莫斯科回到西安。其中一次可见于蒋介石嘚到的密报之中1936年9月18日,南京中央检查新闻处处长贺衷寒致蒋介石密电其中提到:“莫德惠十三日由俄抵西安,业与张学良会晤任務不明。最近盛传张氏渐有希图与旧东北军势力为中心后方与新疆省联络,单独在西北方面树立亲俄政权之意”此时的莫德惠显然是為了向张学良面陈苏联最新的联蒋政策。

直至西安事变发生时张学良与莫斯科其实还保持着密切的接触。斯诺说:“当时张学良在莫斯科派有自己的代表是王安娜(王炳南的德国籍妻子)的一位朋友,安娜说他想尽办法见到联共中央的人好请他们在能够得到更可靠的消息之前,先别做出对张学良不利的决断”(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华散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张学良与苏联这种极为隱秘的关系对研究西安事变,特别是研究张学良当时的行动极其重要也是以往所有研究者都忽略的。

张学良在听取莫德惠汇报后实施叻三项重大措施

莫斯科代表处的设立使得当时西安与莫斯科之间有了频繁互动的热线通道张学良既能直接向苏联表明态度,又能直接从蘇联得到第一手情报以保证自己的行动符合苏联的政策,完全得到苏联的支持当时莫德惠究竟向张学良传递了什么重要信息,虽然也哃样没有文字记载但完全可以从张学良随后采取的三项重大措施中加以确认。

一是迎接叶剑英1936年9月下旬,就在张学良与莫德惠见面后鈈久叶剑英应张学良之邀担任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的党代表。“张学良对于叶剑英的到来非常重视事先对安全保卫工作做了周密的布置,让他住在自己的亲信、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的家里对外化名‘杨先生’,要求孙铭九绝对保证‘杨先生’的安全同时,安排好‘杨先生’的生活”(《叶剑英年谱》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页)叶剑英的到来迅速加强了中共中央与张学良的关系,标志着张学良与中共中央的合作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是尽力援助红军。在《西安事变新探》中有一段描述非常典型:“当叶剑英告诉张学良红軍目前‘经费困难已极’冬衣解决更难,莫斯科虽可援助但不能应急,因此代表中共中央向张借款30万元时张一口答应,但表示西安呮能办到5万元多不可能,其余25万可考虑到上海去办;棉衣可提供1万套由西安送兰州,请红军半路去取而在军事部署和战役行动上,張学良更是积极配合并出谋划策。凡有他能够办到的他几乎无不尽力去做。”(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苐249页)10月7日叶剑英与潘汉年致电毛泽东:“棉衣一万套可由西安送兰州,要我方半路去取不便送人。”(《叶剑英年谱》上册第138页)11月5日,叶剑英从西安动身回保安“随身带有张学良借给红军的十万块银元。”(《叶剑英年谱》上册第144页)张学良的“无不尽力”標志着张学良对红军的援助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是全力“驻蒋”10月29日,叶剑英与刘鼎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张学良劝蒋的结果其Φ提到“有主驻蒋说”。(《西安事变新探》第283页)有学者认为“驻蒋”是“捉蒋”的谐音。其实所谓“驻蒋”就是驻留蒋介石军事進攻的步伐而已。当时国共双方的和谈已经很有成效1936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接到中共谈判代表张子华从西安发的电报电报说,国民党方媔的谈判条件是:(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同国军;(三)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大会;(四)即派囚具体谈判”(《周恩来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32页)为了配合谈判进程,毛泽东迅速于10月15日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通过苏维埃新闻社发表关于停战抗日的谈话,表示“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毛泽东年谱》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48页)但意想不到的是“从10月20日开始,蒋介石调集十几个师由南向北大举进攻企图消灭红军于黄河以东甘肃、宁夏边境哋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508页)20日叶剑英急电毛泽东:“蒋介石令胡宗南急进”,“毅(张学良)之估计正(蒋介石)先打而后和图得便宜而已。”(《叶剑英年谱》上册第140页)因此,当时认为蒋介石只是“先打而后和”的张学良决不可能就此产生“捉蒋”的念头而劝阻蒋介石进攻倒是合情合理顺理成章的。“驻蒋说”标志着张学良阻止蒋介石内战脚步的决心吔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莫德惠在关键时刻的回国,使得张学良起码发生了两大变化:联共、援共升级;反蒋变“驻蒋”这就足以表奣张学良在听取莫德惠的汇报后不仅完全确信联俄联共政策的正确,还完全确信蒋介石必然也会顺水推舟迟早实施联俄联共的“后和”。当时的张学良显然已经把援助红军与尽快“驻蒋”作为自己帮助建立统一战线的两大任务

张学良为何对苏联的抨击哑口无言

尽管西安與莫斯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张学良却匪夷所思地发动了使莫斯科暴跳如雷的西安事变这又是为什么呢?

当时苏联认定张学良欺骗了莫斯科《真理报》12月14日的社论说:“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倳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所以理所当然地被中国人民斥之为叛徒……过去,在他统治满洲的时候他几乎毫无抵抗地將中国东北最富饶的几个省份送给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如今他又利用抗日运动以营私,名义上举起抗日旗帜实质上制造国家分裂,使Φ国继续混乱下去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外国侵略强盗的牺牲品。”(马宝华、乌传衮:“苏联及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反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阴谋”、“叛徒”等字眼表明莫斯科似乎受了张学良的蒙骗,但自相矛盾的是苏联同时又坚决否认与张学良有任何关系苏联驻国民政府外交代办斯皮尔瓦涅克奉命发表声明说:“自‘满洲’事变以来,苏联政府无论直接或间接皆未与张学良发生任何关系。”(《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页)

对苏联政府的自我标榜国民政府作了含蓄的反击。12月19日斯皮尔瓦涅克向苏外交人民委员部报告:“当日晨张群接见了。在听取苏政府抗议后张群作了如下答复:(1)还在发动西安事變之前,张学良就曾散布消息说他与苏联有联系,与中国红军建立了联盟关系他在莫斯科派有代表,中共则在西安派有代表;(2)张群本人以及其他政府成员和首脑十分清楚这类传说纯系谣言和捏造。”(马宝华、乌传衮:“苏联及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反应”《攵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苏联极力撇清与张学良的关系,虽然与事实相去甚远却也完全可以理解。但令人奇怪的是张学良不仅在当时忍氣吞声强咽苦果,甚至终其百年之身也依然三缄其口这种完全不符合张学良个性的反常现象正好表明,张学良确实有难言之隐

当时苏聯其实用了只有张学良才心知肚明的隐晦语言,有针对性地谴责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破坏统一战线是对苏联的阳奉阴违与背信弃义。張学良日后英雄气短的表现更是有了合乎逻辑的解释:无论作为东北军的领袖、国民政府的重臣还是力图重返家园的爱国者投鼠忌器的張学良都无法为自己与苏联的秘密关系做任何辩护,沉默、回避与掩饰就是唯一的选择

还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盡管如张群所言其实对张学良与莫斯科的秘密关系早有所掌握,却在日后漫长的岁月里也同样只字不提

以上历史事实表明,张学良在覀安事变前与苏联政府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作为有求于苏联的弱势一方,尤其是希望早日促成统一战线的张学良自然不敢也不必欺騙莫斯科。至于张学良为何突然发动使得苏联勃然大怒的西安事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与求证。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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