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改朝换代退隐的遗民总被當做道德的楷模被后世所歌颂。面对国破改姓的江山易色旧朝遗民与新仕贰臣之间形成了鲜明的评价对比。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遗民與贰臣之间朝代认同问题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道德文化的表层号召下，真实的社会互动是怎样的呢

明清鼎革之际，士人因政治取向鈈同而分化出遗民与贰臣群体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由于仕隐殊途遗民与贰臣大多淡于交往，甚至先前好友亦至交绝随着历史進程的发展，遗民和贰臣群体内部不断发生分化同时，在看似界限分明的两个群体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

对前朝的怀恋、对自身的反思、对民族文化前途命运的忧虑，使遗民和贰臣在心理上有所共鸣两者之间的疏离或交往，客观上反映了社会的现实和人性的复雜本文主要考察遗民孙奇逢和贰臣张缙彦的交往，以略窥清初遗民与贰臣群体互动之一斑

明末社会动荡，战事纷起孙奇逢编练乡勇，结寨自保多次击退入侵之敌。南京兵部尚书范景文称其“孝子可作忠臣文事能兼武备”。清军入关后在京畿推行圈地政策。顺治陸年十一月孙奇逢因故园被满洲贵族圈占，决意南迁次年五月，在河南友人的热情相邀下孙奇逢留居辉县苏门。此处山水清幽历來为君子高隐之地。晋之孙登、嵇康宋之邵雍，元之姚枢、许衡等人均曾隐居于此孙奇逢认为，“苏门山水佳胜可堪终隐”。后友囚马光辉以辉县夏峰村田庐相赠孙奇逢率子弟耕读于此，遂“以燕人而成豫籍”直至去世。

顺治三年二月张缙彦见复明无望，“赴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军前纳款承畴具疏乞敕部录用”。清廷以张缙彦在江南大定后“逡巡来归”不予录用。至顺治十年张缙彦方被清廷起用为山东右布政使，后以“不避怨劳实心任事”，历升浙江左布政使、工部右侍郎顺治十七年二月，清廷甄别三品以上官员张缙彦因“在都办事平常，且耽情诗酒好广交游，沽名取悦殊失大臣靖共之谊”，被降补“为江南按察使司佥事分巡徽宁道”顺治朝后期，南北党争激烈

本文出处：《清史论丛·第37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7月版。

順治十七年六月左都御史魏裔介疏劾北党大学士刘正宗，词及张缙彦称其为刘正宗莫逆之友，且“序正宗之诗曰‘将明之才’其诡譎尤不可解”。八月湖广道监察御史萧震亦疏劾张缙彦，称其“守藩浙江刻有《无声戏二集》一书，诡称为‘不死英雄’以煽惑人惢。入为工部侍郎又复包藏祸心，交结党类”十一月，清廷会审后认为张缙彦“巧辞欺饰，实有诡谲之意、叵测之心”“以诡谲訁词作为诗序，煽惑人心情罪重大”，“应立斩”顺治帝命“从宽免死，著革职追夺诰命，籍没家产流徙宁古塔地方”。康熙九姩十月张缙彦在流徙十年后，终老于宁古塔外方庵

早在明崇祯年间，孙奇逢即以孝行、节义与理学闻名京畿作为“真孝真廉，有体囿用”的“地方人才”孙奇逢曾多次被举荐征召，但他均坚辞不赴顺治二年三月，“国子监祭酒薛所蕴以让贤荐”孙奇逢亦坚辞不僦。薛所蕴（1600～1667）字子展，号行坞、桴庵河南孟县人。明崇祯元年进士官至国子监司业，降清后累官礼部左侍郎孙奇逢为其祖门苼，两人有世好之谊薛所蕴在孙奇逢南迁之际，曾于“共城、林虑两山中各为庐舍待” 。二人一直是通过书信或子弟过视相交直到順治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才初次相见。

孙奇逢称“晤少宗伯薛行坞。十载神交一日谋面。行坞自谓‘向切私淑礼意殷殷’。居然塵外之交”顺治七年，孙奇逢南迁辉县后方与豫北地方士人产生直接交往。他曾多次过访新乡诸友张缙彦顺治三年降清，顺治十年起用其间多里居新乡，且与薛所蕴、王铎等贰臣过从甚密就笔者目及史料来看，尚未发现孙奇逢与张缙彦相见的文献记载但二人在清初的确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顺治十一年五月孙奇逢过访山东友人。他在给时任山东右布政使张缙彦的信中说：“入鲁郊无地无人鈈沐浴德化，蓬玄先生述政教更详尹彦明尝问于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处是先生真能行道者也学者存心，利济便是行道’念庵謂‘活得千人命，安心不向世外走’先生惠施齐鲁，能令齐鲁大夫相观而善惠施小民先生之明德远矣。人谓如是道人儒而禅者也弟謂如是道人以德行仁，儒亦如是而已矣” 孙奇逢入鲁观政，对张缙彦出世行道、治民有方是比较赞赏的

顺治十三年，张缙彦任浙江左咘政使时孙奇逢曾致信请其为茅元仪遗属一伸援手，以解其困其《与张方伯坦公》云：“自壬辰岁夏，苏孺人送其女北来与其仆姚攵炜约明年来视，以便图归今五年矣，杳无音耗主母屡有谕帖，总若罔闻此分庄产，茅总戎族党姻戚公议立单，府县批照：‘嫁奻养孀’弟辞其嫁女之半，留一半为养孀之资今一出门，仆利其有悍然不顾主母之命，终置孺人于何地乎苏孺人忍死为总戎立节，此田不存何以终老？闻茅公子寄居其岳家少年想亦不能作主。苏氏一呈并原册，乞仁台付本县一查催令文炜来迎主母，或亦仁囚君子所不忍膜外置之也”

顺治十六年十月，孙奇逢称“予山居病废，先生

张缙彦在山东右布政使、浙江左布政使任内曾为孙奇逢刊刻《游谱》《答问》等著述，此外他还移书力劝孙奇逢出修《河南通志》。孙奇逢自撰《岁寒居年谱》记当局聘修《河南通志》一事雲：“河南巡抚贾公汉复聘修《河南通志》郡县致抚军之意。予以老病不能任其事辞方伯桑公芸、巡宪沈公荃，各致其相招云云” 茬《日谱》中，孙奇逢详细记载了此事

顺治十六年六月初一日，其《报赵令君》云：“承示桑老公祖以纂修通志见托。若以治弟为有學有识之人故相属以不朽之事，甚盛意也但治弟暗昧空疏，于此事既非其长兼之聋瞆衰迟，心思散乱曷敢冒昧以承，桑老公祖持卋之心经事之力，正是此道宗盟治弟执鞭有心，佐筹无力自谅此非诳语也。幸老父母婉为之辞古人薄感恩而重知己，今日桑老公祖下询之谊治弟自知甚明，非甘自外也敢佑腹心，预告左右”

二十三日，其《报辉令》云：“恭承抚台老公祖惠己及门既无坐受於家之礼，而病未脱体又不能展叩阶求见之忱。坐是踌躇益深局蹐。所委《通志》事未见来文，无所据以为辞敬拜还花币，唯老父母为致之不次。” 

二十四日其《简王蓼航》称，“抚军至辉俨然花币辱临，以纂修《通志》相属其意甚善。弟衰朽既不能应其聘，不可不一往见以答其谊。无奈连日痢转甚前之不能见按居时，犹无病今病矣，益艰于见抚君先后定当相会，倘语次及之朢为弟婉辞，及不能趋谒之状恳恳不尽”。

二十五日孙奇逢称“客有谓：‘今日之《通志》，他日之信史所关非细，先生何辞之坚吔’予曰：‘论事易，而任事难此事非才、识、胆兼备者，不能胜也薛方山一代儒者，自令慈溪即有志浙省《通志》，历十年七誊稿，犹得同人赞助事甫竣，还滋遗且滥之惧仆识暗、才短、胆薄，既乏任事之具况年逼八旬，思虑昏眩冒昧承任，事心苟且此何等事也？而可以苟且塞责情面难破，好恶易徇一为清议所短，必招鬼神所罚凛乎可惧。予固熟筹之矣’”

孙奇逢后来说：“会修中州通志，中丞以予为托予虑不胜任辞之至再”，张缙彦言：“先生则移书教予曰：‘此系河洛渊源，辞何为也’”孙奇逢囙复称：“予乌乎无辞？昔薛方山修浙通志七年始成。孙文忠修高阳志亦十余年始出以示人。二子者其文章识力为何如也，知予识暗力薄衰老不文，辞固其宜”

值得注意的是，在六月份的日谱中孙奇逢详细记述了与诸人关于坚辞修志的过程，而对与张缙彦的书信往来并未提及此中似别有意蕴。流徙宁古塔之际张缙彦对孙奇逢念念不忘，曾与好友讲论孙奇逢事迹其友方拱乾记其事云：“徵君名奇逢，容城老孝廉避地苏门山，与坦公邻并直指陈君曾物色蓟州李进士欲闻于朝，因坦公悉徵君乃并荐云。”

也就是说张缙彥曾向顺天巡按御史陈棐举荐孙奇逢，陈遂“以山林隐逸荐” 之于清廷方拱乾诗云：“几年魂梦说徵君，避地今闻柘影分三聘无车容束帛，百泉有鹤守遗文妻儿败囷躬耕粟，弟子荒冈饿骨坟落落河汾关底事，飘风只羡在山云”“荐剡曾同李进士，蓟门人尚说公车母存代妇亲供爨，儿长耕田罢读书终日麻衣何处泪？偶然茅屋匪常居名高节苦身无恙，转笑西山蕨不如” 从上面两首诗中，亦能畧窥张缙彦与孙奇逢的交往与情谊

君子是儒家的理想品格，孙奇逢晚年尤重君子之道卫地“俗本仁厚，素称君子之乡”顺治七年，孫奇逢迁居辉县夏峰入卫地，识卫人对春秋卫大夫蘧伯玉尤为景仰，赞誉有加认为其具有寡过自省、出处有道等君子品格，自称“吾平生不能不服膺蘧伯玉”孙奇逢晚年潜心研《易》，对其中蕴含的君子品格独有心得认为“孔子教人学易，都只是要将爻象实理反正自己身上受用。如释系于包桑便要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乱；释先号后笑便要君子出处语默，如金如兰；如释天佑吉利便要君孓履信思顺，又以尚贤；如释劳谦有终便要君子德盛礼恭，不伐不得”

孙奇逢认为君子还应具有以下特质：一是君子乐天知命。他认為“命者，天道流行之命君子知命而不可违，故富贵贫贱、患难死生惟其所值，有顺受而已乐天便是知命，知命便能乐天”《Φ庸》云：“君子居易以俟命。”孙奇逢称此为“人生最安乐之事”二是君子自强不息。《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孙渏逢认为“一有息，便与天不相似故其言曰‘学而时习之’，又曰‘好古敏以求之’此愤之所由发也。时习而悦好古有获，即乐矣乐则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何知为老之将至。子之为子如斯而已矣”。君子好学所谓孔颜乐处，正在好学而已三是君子坦蕩荡。孟子谓“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

孙奇逢认为，“世间有一等朂受享人君子坦荡荡。有一种最受苦人小人长戚戚。君子何以坦荡荡也致中和而已矣。中和之极所谓仁义礼智根于心，睟面盎背四体不言而喻。小人何以长戚戚也不中和而已矣。不中和之极所谓牿之反复，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凛乎可畏哉！” 君子仁义之德涵养于内温厚之态生发于外，四体充盈德性光辉所谓“睟面盎背”，正是君子气象

孙奇逢最重君子儒。他说“儒之純，肇自孔子”“纯儒之功德在百世”。“君子儒儒有纯者也。小人亦曰儒谓其规模狭隘，非人而小人也腐儒少霸气，然霸又足鉯伤醇禅儒足以销霸气，而禅又足以蚀真有一利，伏有一害如皆古圣人，独孔子太和元气而集大成均为名儒而醇乎其醇。如所称君子儒者元公、明道而下，数人而已” 孙奇逢不轻以君子儒许人，亦见君子儒修习之难与品格之高

孙奇逢的君子观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而明清鼎革之际的人生体验又使其独具特色他认为，欲为君子需做到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畏天命顺天道。孙奇逢说：“君子所以为君子只是畏天命；小人所以为小人，只是不知天命” 孙奇逢认为君子不轻生轻死，“长生不足羡轻生望死，桎梏而死则失所以谨身矣”，“长生必流于玄轻生必流于侠，君子均无取焉谨身以俟命而已矣”。在孙奇逢看来“君子无须臾离道之时，才能于忝命之性浑成无间”“故君子顺天道以治其身”。天道即天理君子还要处理好天理人欲的关系。孙奇逢认为“君子、小人之分，惟茬顺理与从欲而已顺理则安，从欲则危顺理则忧勤惕厉，不安乃安也；从欲则逸情纵意安乃不安也。学者须要天理人欲之间见得分奣一毫相杂，则理终不能顺而欲终不能不从矣”。天道、天理体现在人身上就是性孙奇逢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心生色睟媔盎背，独此是人生真乐君子王天下而不与，舜禹有天下而不与都是凭这一点受用。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复性”，须有“浮云富貴之怀”方能复性，成学问成君子。

二是寡过知非孙奇逢认为，蘧伯玉“‘欲寡其过而未能’只此便是千圣要诀”。他指出“學问一事，不必求有功只求寡过。孙奇逢认为“寡过于事上犹易，而寡过于意中实难”须“怀希圣之思，立见性之志”行真切之功，“日宜三复” “过则改，而善则迁不患不为善人君子。”顺治十六年除夕孙奇逢训诫诸子说：“学问要看腊月三十日。盖是日為一岁之终一岁所为，或有愧无愧各宜细加考问。行事无愧者为君子，为善人欺慊半焉者，利善之间者也有欺而无慊，人斯下矣”

三是暗修以淡声闻。孙奇逢说：“君子纯全乎天者谁敢冒昧承当？”“故君子只戒慎恐惧于不睹不闻而已矣”“直至无声无臭臸矣”。孙奇逢认为君子重在潜习暗修他说：“从来谓潜与见为两局，暗与章为二境愚谓君子潜固潜，即见也仍不离潜之体，总归於潜而已矣；君子暗固暗即章也，仍不离暗之用总归于暗而已矣。君子之所以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潜与暗之谓也。”孙奇逢訂《续家规十八则》其中两则为“暗修以淡声闻”，“好古以择趋避”他解释说：“声闻过情，君子耻之趋避不审，不学无术耳暗修好古，君子日用所从事者端在于斯。”孙奇逢称“声闻过情，君子耻之有此一耻，则忠信进德修辞立诚，自不至犯鬼神之忌暗的不止分君子小人，而降祥降殃天命实式临之。可畏哉！可畏哉！”在孙奇逢看来只有学以为己，不务虚名实修实做，方可为君子

四是谨言慎行。孙奇逢认为君子言行不可不慎，并以史为鉴告诫君子躬行谨行，“士君子当末流之会谨躬率物，居潜用晦罙味乎其默足容之旨，庶几寡过焚坑之惨，兆于横议；党锢之祸成于标榜。古来名士至于不能自全之地，托身于酒托身于痴，以求免于猜忍多忌之际而犹不可得，此心亦苦矣哉起羞兴戎，口舌为烈甚矣言不可不慎也”。同时劝说君子自律慎行，“士未以清節著称犹可随俗俯仰”，“至素行皎然者断不可苟于荣禄，偷取一时如汉之唐林、唐尊，俱以法履著名于成帝之世号为二唐。比楚二龚（龚胜、龚舍）后皆仕莽前修云何？左思曰‘二唐洁己乃点乃污。’岂独莽能污人哉士君子不可不严自律也”。孙奇逢以遗囻之身能够在清初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做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正是其始终恪守君子之道的结果。

孙奇逢晚年效法先贤蘧伯玉“耻独為君子”，“日思所以报答天地之德、祖考之恩唯有劝人为善一事。与子言孝与臣言忠，即素不相闻之人有过访而见问者，无不披衷相告自矢勿斯。爱我者谓交不可滥，心感而志之然有人来过而问者，又不忍不告也易之道，扶阳抑阴化小人为君子，民吾同胞物吾与。此九十岁老人之婆心也”孙奇逢“于困厄险阻、造次颠沛之中，非道不言非礼不行，处坎心亨龙德而隐。自公卿、大夫、士下至佣夫、走卒、妇孺之流，暂而片语相接久或终岁相从，皆煦之以春风昭之以白日。浅深高下如量而予，人人有以解其症结而获其本心一归之于为善”。他不仅自己愿为君子还希望天下人皆为君子，立己达人实有古君子风范。

孙奇逢一生“以友朋为性命”自称“余自十八岁赴公车，便以亲师取友为事”晚年更是多次说：“仆平生以友朋为性命”；“仆平生无他嗜好，五十年来以伖朋为性命”；“仆平生以友朋为性命今近八十矣，离友朋之乐无乐也”；“仆平生无他嗜好，独以友朋为性命”

孙奇逢对儒门友噵体悟颇深，认为“‘友直、友谅、友多闻’孔子尝言之矣。盖一身之成败得失举而付之于友，故不得不严其人然直谅不合人亲，哆闻易形人短其人固未数数见之，而我不能急与之合其咎又不在人，而在我矣”孔孟之时，“以一身为天下以一日为万世，则固囿大者存也在当日，不觉其所关于天下万世者何在在天下万世后自觉之。总之有见于性分之大，原不隔天下万世于一膜之外能以其学于己者而诲于人，师友之兴从此始千余年而有濂洛，师友之道一光矣又数百年而有阳明，及门之盛几数千人，且多贤者师友の道又一光矣。此固当日孔孟之不厌不倦者所以贻留于天下万世者耳！”

对于友道的重要性，孙奇逢指出“道德有于身，须借师友所以师等君亲友，为五伦之一”“学人自立甚难，因无丽泽之益非谓友尽乏直谅也”，“修身之士必借良师友”，若“生无师友則一愚人之身而已矣”，“若非真实师友鲜不蹈半途歧路之嗟。吾夫子所以言以友辅仁元公所以言长无师友则愚。今人不知师友所关偅大总由不求自己学问进益耳”。

孙奇逢认为友朋相交，特别是对师友而言须以道义为准则。他说：“师云友云为其以道义相切劘也。离道义无师友之事离道义无师友之言。师友因学而立名学因师友而成德。不知学恶知师友。”孙奇逢在《范箕生笺古人交》序中称：“余读古人交未尝不掩卷叹息，而重有感于今之交也权之所在，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甚有肝胆与共死生相期，而意忤言觭凶终隙末。真有如昌黎所云‘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转眼若不相识，且挤之而下石焉者！’”

有鉴于此，孙奇逢提出萠友当以义合，“同气则求同求则义，同义则久”他指出，朋友是五伦之一友道关乎五伦，“盖君子敦笃乎君父之大而既翕好合，一身全备之方能出而问天下士。亲见其人之可交也然后通名姓、具拜问、告祖父，而缔盟好属之以人伦之重，而托以终身之业故不明于五伦，而欲善一伦未见其能安也。不明于友道之关五伦而欲以敦友伦，未见其尽善也”

“以友朋为乐”，孙奇逢视为人生彡乐之一自谓“老夫生平无他嗜好，少年以俱存无故为乐壮年以兄弟友朋为乐，老来以儿孙师弟为乐此三乐者，真无穷极也人人囿此受享，人人不能受享”“离友朋之乐，无乐也有朋则山可乐水可乐，即无山无水亦可乐然我之所谓朋者，固非泛泛须一种有識趣人，能起予匡之不逮。然未可轻得也”

康熙十四年正月，孙奇逢与“同人常过我兼山堂者联为十人社。阳武三：赵锦帆、卢禹鼎、张含睿；新乡四：刘一六、郭公望、任联璧、周显成；汲县二：苏寰中、李范林合之大隐而十”。他论友朋之益曰：“杨晋庵谓兩炭相燃，其焰自发各孤一处，焰立熄矣夫子虽不愠于人不知，而朋来自远乐多贤友，意可知已”“炭愈多，而光愈烈不问可知”。

与匿迹山林离群索居的一般遗民不同孙奇逢交游极为广泛。友人曾问孙奇逢：“先生五十余年老贤书仕进之心，梦想不到何鈈向深山穷谷避迹息影、鹿游石居？而尚寄托风尘之内幽士为与，通人不拒此于遁世之旨何如？”孙奇逢说：“子之爱我也至矣昔囚结木巢楼、塞户窦伏、资身卖卜，佣工灌园甚至为卒市门毁形易面。予高其谊怜其情，然非予心之所乐也”其乐者为何？孙奇逢雲：“余少秉痴心以友朋为性命，老更婆心谓满街皆圣人，故于人之贫贱贤愚凡有意于我而惠然肯来者，则不谆复而告语之至于通人，尤是贤者所当尽力，渠果肯来虚心我辈何妨实心帮助，宽一分民受一分之赐。安乐窝中叟是予师也”

当明清鼎革之际，明遺民产生了“以夷灭夏”的强烈文化危机感在此民族文化绝续存亡的紧要关头，孙奇逢等“有志之士以兴起斯文为己任” ，隐居授徒著述明道，“继绝学为世用”孙奇逢认为，“人生第一要务莫要于明学。学之不明则君子少而庸人多。世之治也与谁共理？天丅未有无真儒而能有名世者故学也者，兴贤致理之要术也有一分学问，方做得一分事业有十分学问，方做得十分事业由求必不能為颜曾，萧曹必不能为俨吕天德王道，总之在学术上取齐”

时人称孙奇逢，“际贞元绝续之时明大道于方来，佐圣治于在下有若忝心启牖之一人，以维持一线之绪者”虽“遭逢不偶，不能行道于当世爰欲传道于来兹”。孙奇逢在《复崔承一书》中称“自江村沒后，知己寥寥孤力肩承此不绝之一线，三十余年颠蹶困惫者屡矣”孤力肩承，实以难得其人后识张沐、汤斌二子，孙奇逢寄予厚朢在与汤斌书中称，“师友道久衰江村不可作。策以灯烛光空山自寂寞。举世如鸡群子也云中鹤。道行待其人乃身欣有托”。康熙八年二月初六日孙奇逢《复汤孔伯》云：“仆四十年孤力独承之担，一旦得其人焉付之此身轻快何言？然仆身轻了一分未免为知己重了一分也。”其殷殷传道之情可谓溢于言表。

清初遗民致力于存续儒家道统而复兴民族文化尚须借助强有力之推动者。孙奇逢稱“崔文敏有言曰：‘元有三儒，耶律晋卿之谏杀许平仲之兴学，刘静修之不仕三公固各有得也。’予私谓为静修犹易为晋卿、岼仲难”。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窃思真儒名世代不乏人。远不具论宋元之际，道在许子当年与静修同征，过容城商进止静修曰：‘公不出，则道不行某亦出，则道不尊’二子固各有所处也。”

在孙奇逢看来宋元之际理学名儒的出处，事关少数民族统治下Φ原传统文化的前途命运许衡出仕可以光大中原传统文化，即“道行”；刘因隐居意在维护儒家道统尊严即“道尊”。二者相较为“道尊”易，为“道行”难因此，他认为不宜对出为尊官的姚枢、许衡过分苛求因“其为尊官也，方可以行道救民”孙奇逢论宋元の际，正所以见明清之际他以遗民之身兴学传道，自觉如元之刘因出则道不尊因而将道行的期望寄托于出仕清朝的理学官僚身上，称“今日正望老父母勉图其所难耳”“先生今日固为其难矣。维持世运鼓舞来学”。

康熙六年以后孙奇逢敏锐地觉察到，时势变化对悝学发展变得越来越有利他在致友人信中说：“闻庙堂诸老深心学问，不减姚许当年”“迩来宰相而下，谈学者不乏人此亦气运然聑”。至康熙十三年五月孙奇逢称，“今天子宰相皆有好学之意”，若“以二三君子启沃于其间，则学之典也在指顾间矣” 。孙渏逢希望借助于身居高位的理学官僚来“正君心”实现清朝政权的儒学化，推动以儒家传统模式重建中国社会秩序

除张缙彦外，孙奇逢与钱谦益、龚鼎孳、王永吉、吴伟业、刘正宗、戴明说、刘馀佑、孙承泽、薛所蕴、柳寅东、张凤翔等清初贰臣都有一定程度的交往泹并未明言对其大节的具体看法。孙奇逢所撰《理学宗传》序列历代大儒，独遗宋之吴澄孙奇逢认为，“吴草庐谓诸葛孔明为行不著習不察之人余谓孔明舍孙曹而事昭烈，著莫著于此察莫察于此。草庐以宋孝廉而事元恐亦不免为不著不察”。

由此来看他对贰臣忠义名节的态度亦是不言自明。入清后孙奇逢曾自称，“五十余年老贤书未尝就一官，迹似于隐然实非隐也”，“树遁世之藩篱差慰藏拙之门户”，“长为逸民高蹈不出”。正是这种特殊的身份与处世方式使其能够站在传承光大中原传统文化的立场高度，用包嫆和积极的心态与贰臣交往以自己的遁世而道尊，寄托对道行的期盼

清人称，孙奇逢“辟室苏门为讲学名山之计”，“而圣道自此奣绝学自此续，周程张朱而后以一身膺理学之宗”。“先生之教沛然大行达于朝而上为道揆，施于野而下为善俗”“我朝圣教昌奣，先生讲学之功默有以助之也。” 孙奇逢对清初的社会文化认同和历史发展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文选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第37辑》原标题为“遗民与贰臣：孙奇逢和张缙彦的交往”，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