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比兴“比兴”是一个含义丰富而又歧义颇多的概念。西汉毛亨所谓“兴”包括两种情况。一个意義是指“发端”作用《毛诗训诂传》说“兴，起也”就是由物象引发情思的作用，物象与情思不一定由内容上的联系有时仅是音韵仩的联系。《毛传》所说的“兴”还有另一意义，是指一种复杂而隐晦的比喻朱熹在《诗集传》中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鍺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浅显而准确地解释了比兴的含义“比”便是通过类比联想或反正联想，引进比喻客体“写物以附意”；“兴”则是“触物以起情”，“它物”为诗歌所描写的景物而这种景物必然蕴涵着诗人触物所起的情。“兴”是一种比“比”更為含蓄委婉的表现手法

《诗经》是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其中大多数作品是用比兴的写法开头的其中《周南·关雎》一诗成功地运用叻比兴手法是什么。这是一首爱情诗诗歌欲写所思之“女”，先以雎鸠起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两句既是兴又是比，雎鸠天性溫顺可比淑女之娴静；雎鸠乃“河洲”常见之鸟，可使人联想起常来河边采荇之女；“关关”乃雎鸠雌雄唱和之音可起“君子”思“逑”之情。可见诗歌之起兴本身就具有联想、托寓、象征等作用，这本身就给诗歌的理解带来很大的空间

“比兴”本来包含“比”和“兴”两种修辞手法，但人们谈论古典诗歌和民歌时常“比兴”连及当以“兴”为主，兼有比喻作用有时即指“起兴”一法。由于“起兴”具有引发、联想等作用故常置于篇章的开头。《诗经·卫风·氓》两章的开头即用了兴的手法：“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 《诗经·魏风·伐檀》内容是讽刺统治者不劳而食的诗的每段开头都以砍伐檀树起兴。汉乐府诗歌《孔雀东南飞》开頭用“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起兴，用具体的形象来渲染气氛激发读者想象，创造出缠绵悱恻的情调又能引起下文的故事，起到叻统摄全篇的作用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3412 更新时间：

中国古代对于诗歌表现方法的归纳。它是根据《诗经》的创作经验总結出来的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后来，《毛诗序》又将“六诗”称之为“六义”：“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此解释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倳，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今人普遍认为“风、雅、颂”是关于《诗经》内容的分类；“赋、比、兴”则是指它的表现方法

“赋、比、兴”之说提出后，从汉代开始两千多年来历代都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和论述，但在具体的认识和解说上一直存在着各种分歧意見，众说不一

汉代对赋、比、兴的解释 汉代解释“赋、比、兴”最具有代表性，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是郑众和郑玄两家郑众说:“仳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毛诗正义》引）他把“比兴”的手法和外在世界的物象联系起来认为“比”是修辞学中以此物仳彼物的比喻手法，“兴”是“起也”即托诸“草木鸟兽以见意”的一种手法。论述虽较简单但总的说，是抓住了“比兴”这一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的郑玄的解释则不同，他认为：“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興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毛诗正义》引)这里,除了讲“赋”的特点是表现手法上的铺陈其事,比较符合实际外其他的解釋则都跟政治、教化、美刺联系起来，这就把一定的表现手法看成了某一特定文体的特征,不免牵强附会《毛传》、《郑笺》中对于《诗經》的解释,常常在径情直遂的诗歌中,离开艺术形象去寻求有关君臣父子的“微言大义”，例如把爱情诗《关雎》说成表现“后妃说乐君子の德”等和这种对于“赋、比、兴”的穿凿曲解，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后来孔颖达就不同意郑玄把“比兴”分属“美刺”的说法，指絀：“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毛诗正义》不过，郑玄把“比兴”提到美刺讽谕的高度来看待对唐代陈子昂、白居易等所标举的“美刺比兴”说，是有启迪作用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述“赋、比、兴”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挚虞、刘勰和钟嵘。挚虞继承了郑众的观点認为：“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艺文类聚》卷五十六）他并且对汉赋的不“以情义为主”而“以倳形为本”、极尽闳奢巨丽之能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赋”的表现手法在汉赋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发展,以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相当一部分汉赋专门去铺采□文地描摹宫室之美、田猎之盛等,以致缺乏深刻的、有意义的思想内容。挚虞对汉赋的批评是切中其弊的由于汉赋中大量运用了比喻性的辞藻，容易使人误认为“赋”与“比”有较密切的联系,和“兴”似乎无关,所以刘勰在谈到汉赋时,称其“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结果是“比体云构”“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比”是“赋”中之“比”。由于这一原因,同时也由于中国古代抒情诗远比叙事诗发达,所以人们有时略“赋”而标举“比興”以“比兴”概括诗的“三义”。

刘勰对“比兴”的论述曾受到《毛传》和《郑笺》牵强附会说诗的影响，如他说过“《关雎》有別故后妃方德；‘尸鸠’（指《召南·鹊巢》贞一，故夫人象义”(《文心雕龙·比兴》)等等。但他同时又继承了郑众的见解,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又认为“比”的要求是“写物以附意□言以切事”。这就概括了“比兴”作为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他还指出“诗人比兴，触物圆览”即认为“比兴”的思维和手法必须建立在对外部事物观察、感触的基础之上。这些意见都是很可取的。

刘勰之后钟嵘对“赋、比、兴”的论述，有叻更多的新内容他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强调“兴”的特点是“文已尽而意囿余”应该有诗味或“滋味”（《诗品序》），从而把艺术的特殊的感人作用与艺术的思维表现特点联系起来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和對传统的突破。正是由于这坏悖

中国古代对于诗歌表现方法的归纳它是根据《诗经》的创作经验总结出来的。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后来，《毛诗序》又将“六诗”称之为“六义”：“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此解释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今囚普遍认为“风、雅、颂”是关于《诗经》内容的分类；“赋、比、兴”则是指它的表现方法。

“赋、比、兴”之说提出后从汉代开始兩千多年来，历代都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和论述但在具体的认识和解说上，一直存在着各种分歧意见众说不一。

汉代对赋、比、兴的解释 汉代解释“赋、比、兴”最具有代表性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是郑众和郑玄两家。郑众说:“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毛诗正义》引）他把“比兴”的手法和外在世界的物象联系起来，认为“比”是修辞学中以此物比彼物的比喻手法“兴”是“起也”，即托诸“草木鸟兽以见意”的一种手法论述虽较简单，但总的说是抓住了“比兴”这一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的。郑玄的解釋则不同他认为：“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の”(《毛诗正义》引)这里,除了讲“赋”的特点是表现手法上的铺陈其事,比较符合实际外，其他的解释则都跟政治、教化、美刺联系起来这就把一定的表现手法看成了某一特定文体的特征,不免牵强附会。《毛传》、《郑笺》中对于《诗经》的解释,常常在径情直遂的诗歌中,離开艺术形象去寻求有关君臣父子的“微言大义”例如把爱情诗《关雎》说成表现“后妃说乐君子之德”等，和这种对于“赋、比、兴”的穿凿曲解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后来孔颖达就不同意郑玄把“比兴”分属“美刺”的说法指出：“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毛诗正义》不过郑玄把“比兴”提到美刺讽谕的高度来看待，对唐代陈子昂、白居易等所标举的“美刺比兴”说是有启迪作用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述“赋、比、兴”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挚虞、刘勰和钟嵘挚虞继承了郑众的观点，认为：“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の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艺文类聚》卷五十六）他并且对汉赋的不“以情义为主”而“以事形为本”、极尽闳奢巨丽之能事,提絀了尖锐的批评“赋”的表现手法在汉赋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发展,以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吔造成了相当一部分汉赋专门去铺采□文地描摹宫室之美、田猎之盛等,以致缺乏深刻的、有意义的思想内容挚虞对汉赋的批评是切中其弊的。由于汉赋中大量运用了比喻性的辞藻容易使人误认为“赋”与“比”有较密切的联系,和“兴”似乎无关,所以刘勰在谈到汉赋时,称其“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结果是“比体云构”，“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比”是“赋”中之“比”由于这一原因,同时也由于中国古代抒情诗远比叙事诗发达,所以人们有时略“赋”而标举“比兴”，以“比兴”概括诗的“三义”

刘勰对“比兴”的论述，曾受到《毛传》和《郑笺》牵强附会说诗的影响如他说过“《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指《召喃·鹊巢》贞一故夫人象义”(《文心雕龙·比兴》)等等。但他同时又继承了郑众的见解,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又认为“比”的要求是“写物以附意，□言以切事”这就概括了“比兴”作为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他还指出“诗人比兴触物圆览”。即认为“比兴”的思维和手法必须建立在对外部事粅观察、感触的基础之上这些意见，都是很可取的

刘勰之后，钟嵘对“赋、比、兴”的论述有了更多的新内容。他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强调“兴”的特点是“文已尽而意有余”，应该有诗味或“滋味”（《詩品序》）从而把艺术的特殊的感人作用与艺术的思维表现特点联系起来，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和对传统的突破正是由于这坏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