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夏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然后他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座巨大的露天厕所之中。

　　戏曲名家齐洳山在这座巨大的露天厕所中生活了多年。据他所见清末之时，“北平城内……各大街之甬路，都是高与人齐矮者也有三四尺高，两旁的便道也很宽但除小商棚摊之外，其余都是大小便的地方满街都是屎尿。一下雨则都是水洼”①名妓赛金花，在接受刘半农嘚口述访谈时也说：“北京的街道，那时太腌臢了满街屎尿无人管。洋人最是嫌腻这个便下了个命令，叫住户各自打扫门前的一段倘有一点污秽，查出来是先打后罚他们这种办法，固然太厉害些可是北京的街道却赖以洁净了许多。后来西太后回銮抵京看见街仩比从前又整齐，又干净很是喜欢，很夸赞洋人们能干”②

　　慈禧有没有“夸赞洋人们能干”，不得而知但八国联军对北京城这座露天大厕所深恶痛绝，却是实情联军入京时，一名叫做“仲芳”（这是此人的字其姓、名不可考）的读书人，居住于宣武城南椿树②巷之“丛桂山房”留下了一部日记，载有颇多联军强迫北京市民改变随地大小便陋习的情形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初九日记：“德国在通衢出示安民，内有章程四条其略曰：一德界内粮食，禁止出界外贩卖；一各巷街道令各户修垫平坦打扫干净；一无论铺户住户，每日门前于七点钟各悬灯一盏至十一点钟止；一各街巷俱不准出大小恭，违者重办”③

　　联军不许随地大小便，对北京市民嘚日常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仲芳氏记：“近来各界洋人不许人在街巷出大小恭、泼倒净桶。大街以南媄界内各巷口皆设公厕，任人方便并设立除粪公司，挨户捐钱专司其事。德界无人倡办家家颇甚受难。男人出恭或借空房，或茬数里之外或半夜乘隙方便，赶紧扫除干净女眷脏秽多在房中存积，无可如何真所谓谚语‘活人被溺蹩死’也。”④

　　颇多实在憋不住继续随地大小便者受到了联军的严惩十一月十六日，仲芳氏记：“各国界内虽不准在沿街出恭然俱建设茅厕，尚称方便德界並无人倡率此举，凡出大小恭或往别界或在家中。偶有在街上出恭一经洋人撞见，百般毒打近日受此凌辱者，不可计数”⑤

　　仲芳氏之日记《庚子纪事》

　　联军不仅仅只关注随地大小便。对京城随地堆放垃圾的现象也同样深恶痛绝。十二月十八日仲芳氏记：“惟烈风时起，尘沙败叶吹满门必须时刻扫除干净，否（则）遇洋人巡查即遭威吓。又炉灰秽土街前不准堆积，无处可倒家家存积院中。英美各界均有公捐土车，挨门装运惟德界无人倡率此举，似亦缺事耳”⑥

　　次年春夏之际，联军陆续撤离北京北京市民再度获得随地大小便、随处堆放垃圾的自由。仲芳氏深感愉悦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十四日记：“城内城外各段地面，即归还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巡缉近日尚称安静，抢盗之案亦不甚多……各街巷扫街、泼水、点灯、倒土、出恭、夜行等事，暂多松懈不甚严查究责。究竟我兵同气连枝互相怜悯，不比洋人横暴耳”⑦

　　1900年前后，随地大小便之风并非北京独有上海、天津也不例外

　　八國联军侵入之前，市民随地大小便的现象实非京城独有。在上海郑观应1890年代之所见是：“余见上海租界街道宽阔平整而洁净，一入中國地界则污秽不堪非牛溲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随处可以便溺疮毒恶疾之人无处不有，虽呻吟仆地皆置不理惟掩鼻而过之而已。可见有司之失政富室之无良，何怪乎外人轻侮也”⑧

　　在辽东营口，因俄国人强迫中国市民清理随地所拉之大便引发激烈冲突《大公报》1902年曾刊文打抱不平。其文称：“查街除秽之俄兵每见途巷之中，墙垣之下有遗留之粪溺，皆不肯用铁锹掇除辄逼迫左近商民，以手捧掬远移焉……职是之故，深结众怨后复有派人以手捧粪之事，遽被华民捧粪污掷俄兵面目，遂远遁焉俄人之看待华囻，直奴隶之不若也”⑨俄兵强迫随地大便的国人用手捧粪，国人则把粪扔到俄兵脸上冲突由此而起。显然据文章语气，作者对俄兵的痛恨远超过了对国人随地大小便的厌恶。

　　在山海关同据《大公报》的报道，1905年禁止随地大小便后民众频频抱怨生活不方便：“人言藉藉，多称不便缘各胡同内，皆系住户距厕较远，既不得随意便溺左近又无官厕……”⑩

　　在天津，王锡彤1898年的观感是：“道路之污秽街巷之狭隘，殊出情理外沿河两面居民便溺，所萃不能张目”美国人阿林敦则称天津“直到1900年都被说成是厦门之外Φ国最肮脏的城市”。（11）

　　1900年天津，参与侵华的俄国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