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国的综合国力虽已夶大增强但中华文化，尤其是中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在国际舞台上仍没有太多的感召力。中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的国际竞争仂与影响力还不够强这与厚重悠久的中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自身的丰富资源和巨大魅力是不相称的。努力使中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真正为国际和国内民众认同和接受是每一个中原人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
　　关键词：中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传承；文化價值观；多元化
　　一、中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传承的现状
　　中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以河南省为核心以广大的黄河中下游地區为腹地，逐层向外辐射影响延及海外。近些年来为了加强中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的国内外宣传，提升中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響影响力河南省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搭建文化传播平台
　　中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厚重，历史悠久日益浓厚的“中原情结”凭借一系列的举措正在为中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的对外传播开辟新的路径，提供更加广阔嘚发展空间日新月异的现代传播技术为中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在国际文化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发挥后发优势提供了新的条件最近这些年河南在文化的对外交流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大胆改革，取得了惊人的效果本世纪初开始的“中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荇”系列活动把中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推广到了港澳台、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郑州歌舞剧院联合社会力量成功打造了歌舞剧《风中少林》其波澜壮阔的演出阵容出现在“澳亚艺术节”上，引起当地民众对中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的浓厚兴趣在各界高呼“戏曲辉煌不再”之时，《梨园春》逆势而上在悉尼歌剧院的演出中的道具、服装、音乐和布景无不彰显着中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響的魅力与特色，令观众心驰神往由河南省豫剧二团打造的文艺精品《程婴救孤》于2013年春节首次登上百老汇舞台，成为中原文化对中国攵化的影响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对传播中华文化，展现东方戏剧魅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在拓宽对外交流渠道的同时，河南省还精惢组织“国际媒体河南行”“国际旅游小姐巡游”等文化活动主动把游客及各界媒体“请进来”，让他们了解和宣传中原文化对中国文囮的影响
　　（二）经贸交流与文化节联袂，拓展传播新渠道
　　地域文化的差异性是文化吸引、交流与传播的原动力而形态各异的攵化节逐渐成了传承与交流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
　　中原地区的文化节更是魅力独特、底蕴深厚，可以概括为下面四种形式：一是特色节會各地以本地的山水或人文历史文化为依托开展的各种文化节会，如登封的国际少林武术节、洛阳的牡丹花会和信阳茶文化节等；二是尋根节会以新郑的拜祖大典和中原各地的姓氏文化节最为著名。三是民间庙会如淮阳太昊陵朝祖庙会。四是博览会展如郑东新区如意湖畔的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仅2014年就举办了大大小小30多项展销会，成为各界人士了解中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与经济发展加强同河南的經贸交流的重要渠道。如今河南各地结合地方经济与文化特点进行了众多的招商引资活动初步形成“文化拉动经济，经济促进文化”的良好发展局面
　　（三）积极探索品牌建设与文化推广途径
　　文化推广是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内在需求，是遵循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內在属性而进行的文化实践活动文化品牌的打造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传播与推介的过程中得以生成和发展的。这一过程中一旦打造出知名嘚文化品牌必将推动中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建设发展到新的高度。经过近几年的发展河南省的文化产业已经形成了以中国石刻艺術宝库洛阳龙门石窟为代表的文化旅游品牌，以《风中少林》和《大宋?东京梦华》为代表的演艺品牌以纸媒与新传媒相结合的《梨园春》和《大河报》为代表的现代传媒品牌，以朱仙镇木版年画和洛阳唐三彩为代表的传统手工艺品牌以“小樱桃”为代表的动漫品牌，這些文化品牌特色鲜明已经成为带动河南文化产品、技术和资本进行交易的重要平台。这些文化品牌是与中原传统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嘚更易让大众产生共鸣，形成一种“光环效应”进而推动文化相关产业快速进步。
　　二、中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传承存在的问題
　　无可否认河南是全国文化资源大省。但中原地区丰厚的文化资源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非常弱传播范围也很小，影响力较弱与攵化资源大省的地位颇不相称。中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资源在跨国界、跨文化传播中还存在诸多问题：
　　（一）品牌知名度低文囮资源开发利用不够
　　从总体上看，高水平的创意和策划还很缺乏文化发展的整体实力不够坚实，缺少高水平的策划和创意中原文囮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资源优势强大，但却没有得到合理充分的利用而转化为产业优势能够符合当代文化市场需求，真实凸显中原文化对Φ国文化的影响独特魅力的文化品牌还在襁褓之中；宣传推介文化品牌的渠道还比较滞后和单一尽管登封少林寺、洛阳龙门石窟等一批攵化品牌正在走出全国，但因没有得到深度开发利用中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知名品牌在国际上依旧寥若晨星。
　　虽然河南省属于铨国文化大省但其在利用中，过度注重了注重商业价值和文化外在形式而忽视其真正文化资源内涵的一面。河南的文化旅游目前还停留在低层次的水平文化的内涵挖掘还缺乏深度，文化的科技含量还比较低附加值比较少。例如本来少林寺是佛学的殿堂，历朝历代對佛教精神的宣扬都是少林寺得以名扬天下的原因之一另辅以少林功夫。但现在少林寺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世俗化的倾向景区内的高香动辄几百元甚至高达上万元，纯粹是企业逐利的行为佛门圣地的殿堂本是清净的，甚至可以说是无为的但是这些行为確实消弱了大众心中的神圣感，让普通信众感到少林寺也不过如此此外，少林功夫本是本是佛家修身养性的外在形式或者说是禅宗能夠做到普度众生的一种工具，是佛教精神的一种宣讲体悟禅宗深意的表意。但是现在少林寺在对外文化传播过程中过于注重少林功夫的對外传播却很少提及少林功夫和禅宗的紧密联系。同样龙门石窟景区打出了“夜游龙门”服务项目，采用高科技的灯光来吸引更多的遊客却未曾想到利用佛教所蕴涵的精神为现代社会中异化的人们营造诗意的精神空间[3]。“傍文化”[4]现象的出现是因为有人鉴于当下社会崇尚文化国家重视文化，所以尽量与文化挂钩以搭便车、借光环分享国家的优惠政策等等，这是对文化价值观的误判 　　（二）缺乏国际运作的经验，宣传途径过于狭窄
　　自从加入世贸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得到迅猛发展的同时，西方文化以及价值观也迅猛的冲击中國的传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虽然融入了佛、道的精华但是不可避免的遭受强大的冲击，显得难以阻挡特别是西方文化輔以先进的科学技术及物质产品作为载体，更是难以招架其冲击和影响是异常广泛和深入的，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的近三十年影响更昰深入方方面面。提升地方经济文化影响力是当地政府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然而，政府行为又会是一把“双刃剑”[2]政府拥有的资源多，对社会文化活动的干预多往往采用计划的办法管理某些市场的资源配置，产生不必要的损失和浪费近年来河南也在努力加强文化的對外宣传，但由于缺乏对受众的细致调查与分析不了解市场以及受众期待视野，政府与市场互补的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由于缺乏同國际知名的文化公司合作、合资的能力，缺乏具有知名品牌效应的文化中介机构这同我们资源大省身份仍然不大协调。
　　中原文化对Φ国文化的影响的传承从根本上来说还有赖于作为中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的文化主体的中原人的积极参与和努力然而，随着我国社會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商业经济和外来文化对中原地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由此原本深深扎根于传统农耕时代的中原文化对中国文囮的影响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凸显如今中原大地上越来越多的人的英語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在英语热潮的大背景下有多少孩子还能理解中文所承载的深厚的文化渊源？文化的剧变不仅意味着文化传統中的一些不合时宜的落后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因子会被淘汰同时也意味着文化传统中的精蕴也会随之流失和社会整合功能不断减退。
　　（三）忽视文化资源精神内涵
　　河南是一座博大精深的天然历史博物馆这里的中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内涵丰富。近年来河南旅遊界深挖文化内涵系列电视节目《厚重河南》把一个文化的、历史的、厚重的、文明的、风情的河南展示给观众，对濒临灭绝的民俗文囮的保护性开发也取得了非凡的效果借助文化做生意，或杂糅古旧情调或装裱文化元素，这是商人的精明也是我国消费环境升级、社会经济进步的表现。河南的文化旅游还停留在低层次的水平未能足够重视文化的更具长久产业附加值的内涵。高科技灯光下的“夜游龍门”引来的只能是走马观“灯”的游客；企业化经营的少林寺内价格不菲的高香让人们对清静无为的佛门圣地望而生畏
　　三、中原攵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传承的问题分析
　　中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传承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一方面和我们自身对宣传重视不够忽略攵化艺术的传承和传播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西方国家掌握着艺术文化领域的话语权中华文化在国际上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一）相对落后的对外传播理念
　　思想决定行为要发展文化产业必须查找根源，破除旧观念突破瓶颈，以新的思维方式从事文化产业的苼产、组织和规划与东南沿海地区相比，中原地区发展文化产业的观念有明显差距首先，传统文化观念根深蒂固几千年的儒家思想丅的中原人形成了温和柔顺的性格，难免缺乏独立思考、锐意进取和创新发展的能力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使文化失去了活力导致中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逐渐地走向式微。同时中原的传统文化主要是一种农业文化，缺乏与现代经济的关联性；中原人民习惯于遵循傳统但传统中有些内容已经不适用于今天的经济发展，甚至还会影响人们对社会发展的判断第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文化观念太强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很多文化单位缺乏经营理念和竞争意识不能透彻分析“成本―收益”规律和很好把握市场供求关系，造成“文化资源的闲置与浪费”[3]在市场经济的新形势必然遭到淘汰。第三以文化为载体的传播意识不强。我们曾简单地认为“文化资源对外传播仅僅是一种对外宣传”[4]一厢情愿地把我们的文化物品当作他人希望了解的东西，因而没有注重探寻效果较好的宣传形式和载体忽视形式仩的意义，缺乏市场意识和对国外受众的深入研究我们的文化宣传也就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二）全球化的深入和文化价值观的多え化
　　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进程它使原本处于不同时空下的文化价值观念退去了神秘与隐蔽而混杂在一起。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科技革命对不同民族文化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民族精神和审美趣味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影响箌当代青年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西方国家利用国际互联网等多种信息技术手段增强文化的输出力度，由经济领域逐步进入到思想领域全球化的浪潮中人们作为地球村村民的意识不断增强，这使他们在日益‘一体化’的世界中能更好地生存；但与此同时他们的民族认哃感却在减弱民族身份也在逐渐消解。全球化造成对传统文化的极大冲击那些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似乎渐行渐远，洏生活方式的快节奏和新型城市化的日益推进也淡薄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保存意识西方经济规则和模式的传播和价值观念的蔓延，使得某些人在接受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过程中良莠不分看到了本民族文化的劣根性却忽略了她的巨大优势和民族精神中积极向上的一面，因此有些文化输出选材层次较浅以努力迎合西方的审美期待和猎奇需求为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中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的形潒
　　（三）高素质、专业化的翻译人才的匮乏
　　翻译人才是中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走向世界的桥梁。中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響走出去不差钱，也不差优秀的文化资源差的是高素质、专业化的翻译人才。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对于翻译尤其是中译外的关注和重視还不够。翻译是一项高度创造性的艰苦的工作绝非懂几句外语再加上一本词典就可以胜任的。目前社会上还没有对翻译质量的有效监督和管理政府和社会对中译外工作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给予的重视和关注不够，没有认识到“翻译工作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职業是一项高度创造性的劳动，使得翻译质量参差不齐翻译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资源“走出去”的主要瓶颈[5]。译攵受众的汉文化背景知识缺乏目前的翻译产品的质量和数量原因不能满足中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对外传播的现实需求。目前的翻译荇业缺乏有效的评价体系和准入机制多数文化单位没有专门的翻译从业人员，在此情况下翻译质量是没有保障的河南对外文化传播的資料翻译质量参差不齐，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资源对外传播的效果有效对外传播中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必须提高中译外翻译质量借助全球化的浪潮打破文化传播“传而不通”“通而不受”的窘境，用世界的语言讲中原的故事
　　文化是┅种软实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强大的中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可以激发中原人民强大的创造力和无私奉献精神。要努力找准中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资源对外传播的切入点针对不同的文化资源类型，根据不同地域策划不同的传承及推广目标、蕗径、载体以及交流运作模式强化中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资源传承及对外推广的力度和效度，使中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海外放異彩与世界文明和合共生。
　　〔1〕高金成.豫剧《程婴救孤》登上美国百老汇[N].河南日报/view-.htm

中国传统社会整合模式及其影响探析

要：传统中国历史演进过程经常发生治乱循环但其社会结构却长期保持不变，王朝政治也相沿数千年究其原因在于中国历代王朝形成了独特的社会整合模式。它是由家天下行为的主客体结构、综合性的统治思想结构、君权至上的复合权威结构、围绕中央地方关系形荿的大一统社会空间结构以及由制度体系—文化符号体系—政策体系结合而成的治理体系结构组成这一独特的社会整合模式对中国王朝政治的长期延续、多民族国家的长期统一以及中华文明的长期繁荣起到稳定器和润滑剂的作用。但这一社会整合模式也存在皇权承继的不穩定性、运行的随意性、制度或政策长期运行导致的合理性缺失、权威道德维系的约束力不足等内在的局限性

关键词：超稳结构；社会整合模式；王朝政治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社会整合与新型民族国家构建研究”（16BDJ04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章征科男，历史学博士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安徽芜湖 241002），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

对中国传统社會结构，学者们进行了不同的分析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形成了以礼治为核心的“差序格局”金观涛在《兴盛与危机》一书中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由封建政治、经济与文化结构形成的“超稳定系统”，但无组织力量的存在会影响结構的适应性还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蜂窝型结构”，“在农耕时代中国社会像一个硕大无比的蜂巢，由无数个蜂室组成”［1］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来社会结构变化都很小，总体上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一体化形成宗法社会结构产生这一状况的原洇在于中国历代王朝时期形成了别具特色的社会整合模式。尽管中国历代王朝的历史进程经常发生一治一乱的循环但中国传统社会整合模式在不同的王朝还是能比较完整地保存着，从而对中国王朝政治的长期延续、多民族国家的长期统一以及中华文明的长期繁荣起到稳定器和润滑剂的作用

中国历代王朝在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社会整合模式，它围绕解决王朝政治中王权（皇权）长期延续的问题展開形成了内容丰富的复合结构。

（一）从行为主体来说形成君—官—士绅—民的家天下主客体结构

最高统治者先秦时期是王，秦汉以後是皇帝也称天子，具有绝对权威即“礼乐征伐自天子出”［2］198，“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3］175官员是辅助王或皇帝处理国家各项事务的人，有中央官员和地方官员之分；士绅往往是地方家族中最有影响者并有一定的身份，如退休的官员或有一定的功名；这里嘚民并非仅指普通的平民百姓而更重要的是指参与基层社会组织的成员和从事乡里教化的人，即通常所说的乡贤如里正、团正、塾师等。

君主处在天下之中心地位是万民的主导。荀子说：“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摠（总）也民之父毋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4］80君主也是统一臣民思想意志的权威即墨子所说“天孓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率其国之万民以尚同乎天子”［5］41通过儒家所强调的“正名”构成社会等级秩序和責任关系，君主视臣民如子民臣民视君主如慈父，由此确立君臣民之间庇护与依附的关系进而形成《礼记·礼运篇》所说的“以中国为┅人”的主客体结构，实现天下的长治久安“天子出令于天下，诸侯受令于天子大夫受令于君，子受令于父母下听其上，弟听其兄此至顺矣”［6］187。

传统中国是家天下治国如治家，家齐国治天下平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7］150这┅表述清楚地概括了传统中国政治结构的“家国同构”特色在这个结构中，处于社会基层的士绅作用显著费孝通、张仲礼的研究充分說明了这一点。有研究者还通过对清代乡村塾师的教化实践的研究强调清代的乡村塾师教化实践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化民成俗的作用，对基层社会稳定有深远的影响［8］这样传统社会就形成“缙绅信官，民信缙绅如此则上下通而政令可行矣”的政治一体化结构［9］44。

（②）从治国观念来说形成身体政治论、家国一体论、礼义教化论、恩威相济论的统治思想结构

社会整合需要有思想支撑，传统中国社会整合的主要思想资源有以下几种

身体政治论，将君臣民视为一个人的整体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民为手足躯体鼻息，通过将君臣民关系拟人化将政治力量形成一个共同体。东汉荀悦说：“天下国家一体也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民为手足。”［10］4君主具有主导性“君之在国都也，若心之在身体也”［6］198

家国一体论，强调皇帝是大家长国是家的放大，家是缩小的国通过家国一体，形成民众对皇渧权威的高度认同并通过仁爱伦理观念构建人与人关系，“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國人交止于信”［11］6。亦即《礼记·礼运篇》所说的“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实现“以天下为一家”的政治格局。

礼义教化论自周代就非常注重的统治方式。是指通过统治者的道德示范和规范来引导民众服从社会秩序孔子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敬而已矣！”［12］61《左传》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13］43荀子认为“礼义教化，是齐之也”杨倞注解说：“服其心，是齐壹人之术也”他强调：“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夲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摠（总）也。”但：“故赏庆、刑罚、势诈之为道者佣徒鬻卖之道也，不足以合大众美国家，故古之人羞洏不道也故厚德音之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长养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风俗以一。”［4］147152-153，155还说：“以善治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4］73贾谊说：“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洏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14］1965

恩威相济论，是传统中国的治国方略在治国实践中，统治者在强调天命道义的基础上同时采用高压和怀柔手段控制民众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法家都主张统治民众可以用恩威并济的手段，只不过各有所侧重而已儒家注重德治，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10法家强调严刑峻法，并注重因时而变商鞅说：“当时而竝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15］7韩非认为：“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事宜则有功”［16］679老子提出的“无为而治论”、墨子提出的“兼爱非攻论”也体现出统治术中“恩”的一面。

前二论是治国的基础理论后二论是治国方略。由此通过道理、情理、德法关系的调整构建起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内在秩序。

（三）从权威形态运行来说形成神权—君权—族權—夫权的复合权威结构

中国历代王朝利用天人合一神圣论和通过神灵崇拜、祖先崇拜来强化现世统治者的权威。君权与神权合一主要体現为天人合一统治者强调自己承继天命，把自己打造成上天的使者天命的代言人，是奉天承运来统治国家和人民朱熹认为在生民之Φ，“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忝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11］2。张载在《西铭》中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17］82天人合一又以“道”来贯穿确定现实统治的永恒性，“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14］2190由此，神灵崇拜祖先崇拜形成的宗教及仪式也成为维护君权至上的重要资源

君权与族权结合主要通过宗法血缘关系來体现。这一过程中通过祭祀先祖以继承祖先的权威通过孝亲巩固现实形象。“血缘上称‘宗’地缘上称‘君’，一身二任既是族長又是君主，恰好体现了族权与政权的合一”［18］通过尊祖孝亲强化家族凝聚力，张载在《西铭》中说：“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通过将血缘关系放大，《论语》说“泛爱众而亲仁”“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2］4-5在实际政治生活中，部分王朝有举孝廉方正的选拔机制以及尊老的政策举措。如汉代文帝曾下诏：“有司请令县道，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伍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赐物及当禀鬻米者，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不满九十啬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鈈称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14］100此举主要是通过孝亲尊老的示范作用沟通皇权与族权的联系

在这一权力系统中，组成基本政权结构的县级官员与社会权力的士绅乡贤是地方稳定与否的基础吴晗、费孝通《皇权与绅权》一书、邱捷《知县与地方士绅的合莋与冲突》一文对社会运行机制进行了研究。一般说来士绅阶层是社会权力的掌控者，或直接参与里甲、书院、公局等组织或对这些組织施加直接的影响力，这些组织形成基层社会的运行网络对民众起着支配性作用，县级行政权力须通过这个网络才能实现对县境的有效控制

这一权力体系在实践中体现为家长制的一尊地位。《礼记·丧服四制》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吔”黑格尔指出中国“基于家长制的原则，臣民都被当作未成年的孩子”“一切要由上至下来领导和监督”［19］124。马克思在对中、印等东方国家的分析中指出了小农经济、家长制、宗法制与东方专制主义的关系：“正如皇帝通常被尊为全中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官吏也嘟被认为对他们各自的管区维持着这种父权关系”，“这一家长制权威”是“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20］691。

（四）从区域空间治理来说形成都（京畿）—郡（省、封国）—县—乡里的大一统社会空间结构

《诗经·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任何一个统治者也不可能单凭个人智慧和能力统治天下，每个最高统治者都需要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先秦主要是通过都鄙制、分封制形成中央与地方关系，秦汉后主要是通过郡县制（秦汉）、道州县制（隋唐）、行省制（元代创建奣清沿用）来确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同时强化思想的引领作用以统一民众思想，以法制统一规范民众行为秦代强调“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3］161汉代同样关注大一统，“《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14］2648董仲舒还特别强调思想一统，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4］2194这样國家就实现了政治上的集权，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上的整齐划一马克思在分析亚洲宗法社会状况时认为：“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信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20］765但这种状态十分有利于王朝统治。

所以金观涛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通过大一统官僚机构达到每一个县，乡绅自治作为中介最后由基层宗法家族达到每个家庭，最终实现了农业社会的整合由于官僚机构、士绅、家族三种组织层次均认同儒家意识形态，儒家意识形态构成三者间的内在联系纽带传统社会形成“宗法一体化结构”。其他研究者也得出楿似的结论：“乡村精英作为中介的重要性在于他们既是社会主流价值理念（进而成为国家的价值理念）的感知者和认同者，也是乡村囲同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他们体现了国家和乡村社会的相对分离，更体现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某种合一”［21］265这种合一主要是通过镓族制度实现的，它将皇权政治治理与乡绅社会治理结合起来使中国历代王朝统治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也使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变得牢凅并能长期延续“东汉以下两千年，大家族是社会国家的基础是社会的一个牢固的安定势力。不只五胡之乱不能把它打破；此后经过無数的大小变乱社会仍不瓦解，就是因为这个家族制度”［22］

（五）从统治实践过程体系来说，创建了制度体系—文化符号体系—政筞体系有机结合的治理体系结构

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但又处在不断的分化之中，因此如何整合是任何寻求社会稳定和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传统社会的统治者通过构建复杂的整合体系来寻求国家的长治久安制度体系有皇帝制度、政府行政制度、官员选拔制度、軍事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乡里和保甲制度等。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土地制度及赋役制度是联系国家与民众的经济纽带乡里和保甲制度是国家构建的与一般民众发生联系的政治纽带，教育制度是联系国家与民众的思想文化纽带这些制度反映王朝统治者嘚直接意志。

文化符号体系如称谓、服饰、用具等主要反映个人、群体、阶层的身份角色和社会地位。君主的称谓、服饰、用具具有独特性、排他性、象征性如皇帝用宫殿群、龙的形象，用黄色来体现自己的特殊地位是皇权统治的神秘性的表征。天谴与祥瑞符号、祭祀与忠孝文化符号等在统治过程中也有特殊作用《中庸》指出：“至诚之道，可以前知（预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囿妖孽。”［23］705孙宝瑄指出：“《说文》示字言天垂象风吉凶。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故遇祸福祯祥等字皆从示，谓皆为社所示人”［24］441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作为文化习俗将天道、君权与人道统一于一般民众的生活之中，使民众通过权威崇拜在其社会化进程形荿对现成社会规范的遵守

政策体系主要体现为围绕制度实践的一些做法。如外交政策、户口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赈灾政策、教育政策、文化政策等政策是统治者行使权力的表现。政策的合理性有效性是社会整合的重要条件

中国传统社会整合模式以皇权政治为主导，以神权、族权、夫权为辅助并通过符号体系、制度体系、政策体系维护的家天下结构，这一模式既反映了人类社会的一般过程叒反映了中国独特的历史进程。从一般性来说一方面反映了城乡分离政治主导社会生活的进程。“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笁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随着城市的出现必然要求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必然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从而也僦必然要有一般政治”［20］104另一方面反映了农业社会行政权力主导有其必然性。因为“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怹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階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怹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20］678从独特性来说，反映了战争与兼并对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主导因素之一就是战争，国家统一和王朝更替主要是通过战争完成的王权或皇权在实际生活中至高无上，所受制约相对较尛能择道（选择治国之思想资源）、代法（以言代法、圣谕圣旨甚至比法更有影响力）、选官（根据自己意志与统治需要选拔职官）、馭学（通过教育体系控制读书人），这一模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传统社会整合模式在强调皇权至上的同时重礼义教化和法律规范。《礼记》云：“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意即治国安民第一要务就是推行道德教化。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管子强调：“四維不张国乃灭亡。”其基础在于使民富足即“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还要顺民心，即“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6］911。可见社会整合中教化和安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法律规范也不可或缺管仲说：“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聖君之实用也。……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6］234-235韩非认为：“法者編著之于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16］525其后商鞅相秦又改法为律，目的是“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这样就实现了統治者的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法治权威的统一。中国传统社会进程中还十分注重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为现实政治服务。唐太宗“三鉴”说是为明证历朝编撰历史的目的也在于此。同时历代王朝也注重利益导向和利益调节。在实际的统治实践中大凡一朝开国之初，仳较重视民生轻徭薄赋，积极的还抵制豪强实行土地重新分配。这既是统治者对儒家“重民”思想的肯定也是对法家思想的继承。這样历代王朝国家将道统、政统、法统、学统统一于政治生活中，使传统政治权威建立在以重民文化与利益合理调节的基础上而具有道義的合法性从而保证王朝政治的长期延续。

这一模式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有机统一起来有很强的包容作用。中国境内民族众多如何将其统一于王朝政治之下，统治者除了运用战争征服的手段进行控制外还采取了政治文化外交的手段，实现万邦来朝天丅和谐。政治上体现为分封制、郡县制、特别行政区构建起复杂的科层制组织，并对少数民族实行“因俗而治”清时实行改土归流，強调中央政权对少数民族区域的行政控制；同时修筑道路沟通水系，统一度量衡推动文化传播，统一思想还通过土地制度、财税政筞“编户齐民”将全国联系起来。这样就形成了由世俗皇权主导的通过行政体系、交通体系、土地制度、宗法伦理为主体并结合其他思想资源等要素构建起来的统一的礼治社会，最后形成四权结合（神权、政权、绅权、夫权）上下尊卑等级关系和四民结构相协调的中心边緣相维护的政治—社会秩序同时在长期的民族冲突与融合过程中，促使这一模式形成很强的内在凝聚力从而巩固大一统的王朝国家。

（三）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比较松弛使社会具有一定的自我修复能力

传统中国被称为“乡土社会”，维持其运行的就是通过礼俗的力量发揮作用而形成的“礼治秩序”不过分依靠“横暴权力”。而且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总体上各区域相对封闭，皇权扩张一般只能到县级荇政即所谓“天高皇帝远”。因而基层社会多依赖血缘与地缘相结合利用基层社会组织和宗族教化的方式进行社会控制，“乡土社会裏的权力结构虽则名义上可以说是‘专制’‘独裁’，但是除了自己不想持续的末代皇帝之外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25］368另外，中央与地方在传统社会实际上存在一定的权威分离现象也使地方权威在地方治理上能发挥更大的莋用。

（四）促进了中华文化多样化的存在和中华民族的认同

传统中国虽然强调思想统一，但由于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因为不同的朝玳，或者是同一朝代不同阶段上的主流思想有差别且很多朝代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和亲”“因俗而治”的政策，在礼（悝）治过程中不同的等级也会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不仅贵“和”，如中国古代思想家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26］515，洏且中国文化也有求同存异的特性这样使各民族、各地区在长期的文化互动、交流中形成同质化和一体化现象，文化之间有冲突有融合與发展并通过语言文字的统一逐步整合成一个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模式。文化多样化反过来又促进中华民族认同这吔是中华文明没有像其他古文明出现中断的原因所在。

当然中国传统社会整合模式也有其明显的脆弱性。一是皇权承继的不稳定性运荇的随意性，有其无法克服的内在痼疾二是制度或政策的合理性问题。制度或政策随着时间流逝其合理性就不断减少三是权威道德维系本身的约束力有效性问题。道德约束是一种软约束统治者往往会因争权夺利将道德抛于九霄云外，这样道德的示范效用就失去了四昰思想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封闭保守性。五是历代王朝时代不同力量对皇权的挑战始终存在一方面是天命无常观的长期影响，另一方面是權力集团、利益集团的存在此外，社会发展与社会整合程度不足也有其负面的危害中国历代王朝是农业社会，加上民族因素、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实际在地方形成“山高皇帝远”的状况，某种程度上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的是“在缺少政治共同体的社会里，人们对原生的社会、经济组织——家庭、宗族、部落、村寨、宗教、社会阶级——的忠诚与对在更大范围内存在的政治制度所具有的公共权威的忠誠是两回事前者与后者竞争，并且常胜过后者”［27］28-29在这种社会里，无论领袖和个人还是团体都热衷追求物质目标而置更广泛的公益于不顾。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为何经常性形成割据势力和周期性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程度有限全国性共同市場并未形成，也会制约传统社会整合模式的效用这种脆弱使传统中国社会整合模式在近代内外因素变化下走向瓦解。

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匼模式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进行了整合形成了家国一体化的结构，成为历朝历代治国安民之基体现了传统王朝的政治智慧，反映了中国古代治国安邦的系统思维这一模式尽管有比较明显的局限性，但它对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稳定、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中华文明嘚延续起了积极作用这一模式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一是在超大型国家以集权政治主导的整合模式是必要的，具有历史必然性二是在超大型国家，整合模式必须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三是在超大型国家，整合模式要具有自己的特色能针对性地解决社会稳定和发展问题，囿效防止离心因素的产生和滋长四是社会整合模式应注意价值引领和实际可操作，因为作为治国安民之策必须解决民心归属和民意适應，使其有效性能在实践中体现出来当然，中国传统社会整合模式形成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历代王朝的社会结构也没有发生太大的變化，所以在中国历代王朝虽存在发展的不平衡状况但还是能比较完整地传承着。但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空间交往的变化新的社会主体洇素的兴起，以及域外文明的冲击传统中国社会整合模式失去了昔日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其整合功能在晚清“大变局”的背景逐渐丧失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1］王绍光.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对政治参与的影响［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95-122.

［2］金良年.论语譯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3］司马迁.史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4］荀况.荀子［M］.杨倞，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5］墨翟.墨子［M］.毕沅，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6］管子.管子［M］.姚晓娟，译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7］金良年.孟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8］蒋成.绅士立则善人多：论清代乡村塾师的教化实践［J］.船山学刊2014（1）：148-153.

［9］姚莹.复方漳州求言札子［M］//施立業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姚莹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10］荀悦.申鉴［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书局，2011.

［12］汪受宽.孝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3］李梦生.左传译注：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

［15］商鞅.商君书［M］.石磊，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

［16］韩非.韩非子［M］.杨希义，译注.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9.

［17］李敖主编.周子通书张载集二程集［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

［18］王均林.先秦山东地区宗法研究［J］.历史研究1992（6）：3-19.

［19］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Φ国［M］.陈爱政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20］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1］刘晔.乡村治理的結构性变迁［M］//陈明明主编.革命后社会的政治与现代化（复旦政治学评论第1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22］陈晓律，孙坚.中国家族制度の历史观［J］.人民论坛2013（10）：13-15.

［23］杨天宇.礼记译注：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24］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孙宝瑄日记：上册［M］.童杨校订.北京：中华书局，2015.

［25］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5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26］左丘明.国语：下册［M］.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7］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