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忆中李宗仁说：“老河口为鄂北襄河东岸的商业市镇，亦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战场由老河口向北，有公路贯通豫西平原直达洛阳。另有公路通汉中北走西咹，西去成都皆甚方便况因该市在襄河东岸，故也兼有水路运输之便虽云山高水陡，道路崎岖然抗战八年，军事物质的运输实利赖の以故就形势说，长官部设于老河口实较适中。”

　　李宗仁的手下也有一个谍报机构，即司令长官部调查科科长叫庞盛文，他囙忆说：

　　“1938年冬国民革命军第五战区（以下简称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调驻湖北樊城。是时我从广西桂林五路军总司令部调任五战區司令长官部军纪督察处密查队队长。1939年国民党当局掀起了反共高潮，李宗仁为适应这个变化着我兼任了五战区长官部调查科长。五戰区司令部是桂系天下我是桂系特务组织的成员。”

　　庞说：“不管是属于国民党蒋介石嫡系的特务组织还是桂系的特务，他们虽嘫各为其主但在反共反人民、反对革命的目标上是一致的。因此这两派特务之间既有联合，又有斗争；就是在国民党蒋介石的嫡系特務军统、中统之间为了向蒋介石争宠，也同样存在又联合、又斗争的现象当年鄂北地区特务组织多如牛毛，特务活动十分频繁真可謂特务处处有，特务满街走”

　　在庞盛文所说的特务当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徐志道和他的第五战区便衣混城队编练处

　　按：在庞盛文的回忆中，把徐志道部称为“别动军第六纵队”这个其实也没错，但那是徐部在改编为“别动军”以后的名字因庞并非军统干部，搞不清其部队番号的沿革演变这也很正常。

　　1940年8月底徐志道来到老河口，第一件事自然是拜会“李长官”当时李很客气地说：

　　“已奉到委员长电令，表示欢迎来战区帮忙关于训练地点、房舍用具、暨编练作业等，与副官、参谋两处连络”

　　徐志道回忆說：“辞出后，即至副官处接洽蒙已觅妥老河口附近乡间之马家岗，教室及桌椅等用具亦已布置就绪，遂偕同随来人员迁入居住开始筹备成立编练处。”

　　关于“编练业务”的开展徐志道说得很简略：“并分别与各部队联系，定期遴送优秀下级干部分批编训，汾批派遣敌后工作”

　　对此，反倒是庞盛文说得很清楚显然，他根据李宗仁的指示对徐志道部进行了密切监视，在回忆中庞说：

　　“徐志道为了在五战区站住脚，就以江浙同乡的名义经常宴请长官部参谋长徐祖贻、中央银行行长于在民，福生樊庄主任钱卓、經济委员会主任许凤藻和中央日报社特派员范世勤等企图在五战区组织一个江浙同乡小集团。徐志道站稳脚后就将五战区各军、各师軍事谍报人员集中在马家岗进行谍报训练，开设有爆破、侦察、秘密通信、行动等特务必修课训练结束后，将这些人编成便衣队分派箌各军、各师及各地。徐从这些人中吸收了一部分人参加军统又派出一部分军统特务参加便衣队混入各军中。这样徐一举两得，既扩夶了军统组织又渗透到各军中去了。以徐志道为组长的长官部督导组隶属于参谋处在各集团军设支队、军设大队、师设中队，另外还茬安徽、信阳、随县、钟祥设立直属大队”

　　在回忆中，徐志道还说：“一般业务之推展除实习爆破不慎、炸伤学员数人，暨查获┅医院院长为敌方间谍送请判处死刑，与唐军法监稍有争执外幸未遭遇若何困难。”

　　按：“唐军法监”指唐星时任第五战区军法执行监。

　　事实上徐志道所轻描淡写的“查获一医院院长为敌方间谍”，即当年老河口著名的“范友信、红大衣汉奸案”

　　——老河口虽是个小地方，却是鄂西北天主教的中心这一点，李宗仁在回忆中曾专门提起并诧为奇事，他说：

　　“迁老河口以后使峩最感诧异的，是人民生活极苦教育水准极低，唯天主教势力却极为雄厚教堂建筑巍峨，拥有大量的耕地据说从未纳粮完税，官吏吔莫奈伊何佃农多为天主教徒。狡黠之徒恃有教会包庇为非作歹而官厅则唯恐引起外交纠纷，只得隐忍不问以故意大利的神父俨然┅方的土皇帝。不过当地基督教会的作风则比较开明”

　　早在1938年，军统局襄阳组就发现老河口的某天主教教堂有问题11月28日，有关方媔羁押了意大利籍主教费乐理和神甫范济黎并搜出了电台等证据。当时光化县民众极为愤慨曾举行万人游行示威，要求严惩间谍但國府因担心闹出“外交纠纷”而将有关教士放掉了事。

　　事后戴笠还亲自到光化县视察，并建立了老河口组

　　在老河口众多的教堂中，有个福音堂（这建筑今天还存在）范友信就是在福音堂长大的。庞盛文说：

　　“范友信从小居住在老河口福音堂内其父范正祥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是福音堂内牧师的专用厨师其母在福音堂内当杂役。范友信从小就生活在洋人之中谙熟外语，福音堂内牧师着仂地培养他成为一个西医1933年，范友信在老河口市中山公园西北角购得一块地皮盖起了惠民医院，成为老河口屈指可数的富翁惠民医院虽为一家私立医院，医术较高明的也只有范友信一人但由于范依靠教会力量，医疗器械较为完备药品也比较齐全，在当时超过了五戰区的医疗机构这就召来了官府之忌。”

　　由范友信又牵扯出一个“时髦女郎”刘洁人她就是所谓“红大衣”。庞盛文说：

　　“身为五战区长官司令的李宗仁喜欢在中山公园的网球场打网球而每当李宗仁打球时，总有一个衣着入时、年轻漂亮的女子主动给李捡球此女子叫刘洁人，湖北京山县人外号‘红大衣’、‘红姑娘’，其父为湖北钟祥县某医院的医生刘系范友信家庭教师，她不仅与李關系密切也与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张元良、少将副官处长农之政等来往密切。”

　　庞说：“刘洁人的行动引起了军统的注意就派军统特务徐大中以治疗肺病为名，住进惠民医院进行侦察徐侦察了大半年，报告说惠民医院防空洞内夜间有收发报机发报的声喑军统又得到臼口区区长王启东报告说：刘洁人的父亲和日本人来往密切，刘洁人曾到武汉接受日本人的特务训练6个月这样，军统就認为范友信是汉奸刘洁人是范的联络员。”

　　最终范友信以间谍罪被枪决，庞盛文回忆说：

　　“1941年7月军统组长王晓辉(王守典)带領特务，在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宪兵营的配合下逮捕了范、刘二人，搜查了惠民医院搜查结果只找到400多块银元，几两鸦片烟土还从廢铜烂铁中找到一根两尺长的铜丝。王晓辉虽然没找到电台但找到了一根铜线，以此认定铜线是收发报机的天线就判处范友信死刑，竝即执行范临死时高呼‘冤枉’。惠民医院的财产则全部充公‘以资抗战’。”

　　庞还说：“至于刘洁人则长期被关在马家岗，後来成了六纵队指挥官徐志道的姘妇并怀了孕。徐志道的老婆黎某是当时立法院秘书长梁寒操的妻姑母黎为吃醋和徐志道大闹，徐才無可奈何地将刘秘密解送房县关押”

　　刘洁人是不是“归”了徐志道，还真不清楚；但徐的太太黎佩云与梁寒操沾点亲戚这个倒可能是真的，因梁寒操的太太叫黎剑虹（当年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书画俱佳），且徐在回忆中曾多次提及与梁家的交往如：

　　“内子黎佩云原亦在警卫司令部政训处工作，自该处撤销后即承梁寒操先生推荐，服务于国民政府副官局”

　　好文，一直在看即使后面的鈈再出书，也希望楼主能写下去看了好几年了，

　　感谢大家鼓励出书的事其实一直在谈，就是进展比较慢

　　不过放心，大家爱看我就会写。毕竟我搜集了很多资料有些很难得，自己“掖着”也没劲不如跟大家分享。

　　继“范友信、红大衣汉奸案”之后叒发生了“五洲旅社汉奸案”，据庞盛文回忆这是“1941年冬至1942年春末”的事，事实上此案发生于1941年底。庞说：

　　“当五战区司令长官蔀迁到老河口后这个鄂西北小城突然繁荣起来，一时文人学者、富商大贾云集风流小姐周旋于上层不乏其人。当时出入司令长官部的杜某、谭某、谢某和刘洁人人们称为‘四大小姐’。”

　　庞盛文回忆说：“谢小姐爱上了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特务团高射机枪连连长欧迪梅（欧为广西省主席黄旭初的亲戚）欧、谢过从甚密，欧也因谢的关系和其他三位小姐有往来欧有一位同乡、同学廖秉周，廖本是特务团上尉副官因专门跑敌后做生意而离了职。廖与五洲旅社老板娘有暧昧关系因而不是住在五洲旅社，就是住在欧迪梅处这样也哏‘四大小姐’有往来。‘四大小姐’也常托廖从外地带高级化妆品”

　　庞盛文说：“当时垂涎于‘四大小姐’的大有人在，如别动軍六纵队司令部的少校参谋张合清就属意谢小姐因谢已属意欧迪梅而拒绝了张的要求，张便怀恨在心恰好在这时，张被派往武汉搞所謂策反活动在汉期间，他发现廖秉周在武汉某酒楼与汪伪官员一起喝酒就偷拍了照片，回老河口向指挥官徐志道作了汇报”

　　这樣，事情就闹大了庞盛文回忆说：

　　“这时徐志道已破获了所谓‘范友信、红大衣汉奸案’，‘红大衣’刘洁人既然与欧迪梅、廖秉周相识廖又与汪伪官员在一起喝酒，就很容易地制造成一个‘汉奸案’廖秉周成了这个‘汉奸案’的主犯，欧迪梅成了连络员谢某荿了窃取机要情报的女间谍，五洲旅社成了汉奸据点欧、廖和五洲旅社老板娘以汉奸罪被判死刑，当即遭枪杀而谢某因‘年幼无知’，判刑10年落入了别动队之手。一场风流案化作汉奸案而告终”

　　到此时，各战区便衣混城队的训练阶段均已结束编练处改称督导組，而经他们训练过的便衣混城队队员亦派回各部队执行“混城”任务

　　比较特殊的是，因便衣混城队隶属于不同的战区故派出以後，没有统一的部队番号叫什么的都有。比如第一战区（赵理君）叫“教导团”；第三战区（郭履洲）叫“奋勇队”；第四战区（杨繼荣）叫“干训团教导总队”；第五战区（徐志道）则称为“干部教育班”。

　　这时徐志道的“摊子”已经铺得很大，庞盛文说：

　　“徐志道站稳脚后就将五战区各军、各师军事谍报人员集中在马家岗进行谍报训练，开设有爆破、侦察、秘密通信、行动等特务必修課训练结束后，将这些人编成便衣队分派到各军、各师及各地。徐从这些人中吸收了一部分人参加军统又派出一部分军统特务参加便衣队混入各军中。这样徐一举两得，既扩大了军统组织又渗透到各军中去了。以徐志道为组长的长官部督导组隶属于参谋处在各集团军设支队、军设大队、师设中队，另外还在安徽、信阳、随县、钟祥设立直属大队”

　　在被徐拉进军统的人当中，就包括第五战區司令长官部参谋邓文勷徐志道回忆说：“其时邓文勷同志、系任长官部参谋处参谋，籍隶湖北可谓人地两宜，经洽请调用工作上協助不少。”

　　也是在此时各战区便衣混城队的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

　　变化的原因，是中英情报合作开始了这是继抗战初期的中苏情报合作之后，中国再一次与国外的谍报部门合作

　　中英合作，是军统局首次尝试与国外成立“合资公司”也是此后中媄合作的先声，在这里多说几句

　　说起来，中英合作的机会确实是军统凭自己的本事争来的，而关键就在于魏大铭的电讯部门对此，沈醉回忆说：

　　“抗战发生后军统的电讯处在研译日本空军的密码通讯方面，掌握了一些规律对于当时日本空军每次空袭重庆の前，侦察机发回日空军基地的电报和轰炸目标的指示积累了许多经验由于空军在飞行时所使用的密电码较为简单，容易研译出来每遇空袭，军统便把日机出动情况和可能轰炸的目标预先通知重庆防空司令部，都有相当准确性”

　　防空情报是由魏大铭的电讯处主歭的，对此许多年之后，魏曾不无自得地说：

　　“以我所知此项防空情报如此敏捷正确除了我们的侦译敌人各空军基地侦察机及轰炸机的电讯外，尚有派驻在汉口之秘密电台一座由韩振鹒、蒋勇为同志主持，台址觅得好即在汉口中山公园西面山坡坡上，能监视到漢口机场敌机起飞、降落等情况故敌机整队离汉口时，已有电报来了另外我防空司令部亦建有我方区域内之地面监视，利用有线电话報告敌机经过某地等情形故前前后后互有情报对证，万无一失也”

　　军统方面对日军密码的破译以及军统在电讯方面的综合实力，囹英国谍报部门十分钦佩双方的合作遂一拍即合。用沈醉的话说：

　　“因此引起了英国驻在重庆的特务们的注意便希望通过与军统嘚合作而把这一套东西剽窃过去。军统也想通过与英帝合作的关系偷学到它的一些东西。”

　　最初中英情报合作是由郑介民主导的。沈醉说：

　　“一九四零年夏天蒋介石叫戴笠加强军统在南洋各地的特务活动，戴因郑对南洋情况较熟悉要他赴南洋一带视察，开展军统在海外组织的工作他认为这些地方都是英国的殖民地范围，必须与英帝密切以免引起英帝的不满。他去视察时英帝方面特派兩名特务随他一同前往。同年秋通过郑与英帝接洽，决定成立一个中英情报合作所英国派特务安德逊到重庆正式商谈中英情报合作问題。”

　　最终蒋介石决定，由军统局出面与英国合作成立中英情报合作所。

　　参与筹备工作的就包括刚刚当上军统局第一处（軍事情报处）处长的鲍志鸿。

　　——1940年7月鲍志鸿从武汉逃回重庆，到他的“母校”陆军大学当了一名教官

　　这时，鲍在陆大“正則班”第十三期的同学杜逵找上门来了

　　杜逵，1906年生云南昆明人。

　　杜逵原是郑介民的班底自从郑当了军令部二厅第三处处长鉯后，杜就一直在三处工作曾在二厅通讯总所当所长的邱沈钧曾说：

　　“第三处主管所谓‘国内情报’。军令部第二厅自成立之日起戴笠就不失时机地控制了这个处。不仅处长杜逵科长舒治鸿、廖剑萍等，连科长以下的人员绝大多数也是军统分子。这些人并不单純是二厅的工作人员还有军统的组织关系。他们来到二厅工作首先是通过军统的调派，本人无权直接向二厅办理报到或申办离职手續。第三处内也有少数非军统人员”

　　前面说过，抗战开始以后鲍志鸿通过私人关系调到军令部二厅第三处当上校参谋，因此他就屬于邱沈钧所说的“少数非军统人员”之一

　　武汉沦陷之后，鲍留在武汉做“地工”杜逵则随军令部二厅“转进”重庆，并回到军統局本部不久后升任军统局第一处副处长。

　　看得够快的兄弟用了多长时间？

　　杜逵来找鲍志鸿是奉戴笠之命，请他加入军统并出任第一处处长的。沈醉回忆说：

　　“（当时）正遇上戴笠想多找—些学军事的人才来主管军统的军事情报以免让那些没有喊过‘立正、稍息’的文人在处理军事情报时连军语也不懂，闹出笑话所以要军事情报处副处长杜逵（号亚坪，云南人氏）找几位进来他便把他在陆大十三期的同学鲍志鸿、胡屏翰等拉了几位进军统。”

　　——1938年鲍志鸿在刚受命组建“武汉谍报组”的任务时，还觉得与軍统格格不入担心事情难办，谁知道才过了两年多时间自己居然一跃而成为军统最重要的军事情报处处长，挂少将军衔！

　　加入军統不久鲍志鸿就奉命参与了中英情报合作所的筹备工作，他回忆说：

　　“1941年英国对日寇侵略中国采取中立政策，无用奈何地放弃在華利益将其贪婪的魔爪由太平洋龟缩到印度洋。为要使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牵制日本向印度洋进展英国给蒋政权一点便利，重新开放滇緬公路和秘密地与之搞中英特务合作训练军统武装特务，供给武器弹药和爆破器材支援国民党政权动荡不安的抗战局势。”

　　鲍志鴻说：“1941年9月中旬的一天军统局本部人事科长龚仙舫将戴笠的手令给我看:‘由人凤兄约集志鸿、业道，大铭、仙舫诸兄和有关处科室商討研究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报核’并告诉我定明日下午在第三处（即行动处）办公室开会，事关武装特务我说，明天我在山洞陆军大学講课不能参加，我要军事处副处长杜逵和游击科长张彦邦参如开会”

　　按：当时鲍志鸿还兼着陆大的教官。

　　次日晚间毛人凤遇到鲍志鸿，对他说：“开会你没有到你去行动科找宋梁看会议记录，有意见同宋梁谈他好签报戴先生。”

　　宋梁也叫宋良，即湔面多次提到的周大烈时任军统局第三处行动科科长。

　　鲍回忆说：“我找到宋梁拿卷宗看首先看侍从室发下的备忘录，是蒋介石與英国商人门德内哥罗的会谈备忘录系用打字机打的。内容概要:英国商人门德内哥罗从上海经过沦陷区回重庆日军后方空虚，建议蒋介石在沦陷区发展游击爆破武装特务活动由英国派专家协助训练，供给武器和爆破器材扩大游击部队，扰乱日军后方”

　　按：据郭旭、文强、徐远举等人的回忆材料，当时最先与中方接触的英国人是安德逊并非门德内哥罗。

　　在回忆中鲍志鸿曾说：“以后，玳理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阮清源调军统局任第三处处长据阮清源到重庆后与我谈及：‘所谓英国商人门德内哥罗，是英国在上海的特务负責人为英国远东特务头子。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英军的旅长。在太平洋战争前英国特务被日寇监视，阮清源设法以偷运日货将該英物藏在卡车的货物中逃出从忠义救国军地区沿途护送到重庆，现在门德内哥罗已升任英国驻重庆的商务代办’”

　　据鲍回忆，當时大家拟议的合作机构名称为“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英所”。合作方式是：“采秘密方式不公开对外。”

　　会议纪要Φ特别提到要求“中英所”为军统训练特务武装的有关事宜：

　　“以军统掌握的武装特务一一第三战区忠义救国军和各战区督导组与便衣混成队为基础，与英国特务合作为训练的对象为合作便利和统一指挥，将军统武装特务改为别动军和忠义救国军在重庆小龙坎设司令部，拟有以下的名称:游击司令部、挺进军司令部、别动队司令部等将特务武装兵力相应扩大。”

　　看完会议记录宋梁问鲍志鸿囿何意见，鲍说：

　　“采秘密方式不公开对外有点意见。一、德军侵苏苏联在华顾问在撤退，抗战已无国际援助英国对我国抗战采中立政策，现在与我国秘密合作在表面上我们应尊重英国意见，但在实际合作中我们要扩大秘密宣传，使大家知道中英在搞合作渶国在秘密的援助我们坑战，以增强抗战必胜信心；二、英国要秘密合作是掩护他对中日战争上的中立政策，我们要把他揭穿让日寇知道中英在并肩作战，破坏日英外交关系促使英国在远东早日参加对日作战。”

　　从鲍志鸿的这番话看此人眼光开阔，有战略意识不愧陆大教官出身。对他的见解宋梁也有同感。

　　对这份纪要戴笠签批“如拟”，并将“别动队司令部”改为“别动军司令部”据鲍志鸿说，这是为了“区别康泽的别动队”

　　不久，“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正式成立为此，戴笠在“总理纪念周”上曾盛赞鄭介民“为军统发展国际情报工作做出新的贡献”

　　中英合作，概而言之有两项比较重要的内容：

　　第一，以军令部二厅的名义由军统直接派出“侦空工作队”，到英国在亚洲的各殖民地如香港、印度等地去协助英方工作沈曾回忆说：

　　“合作内容主要是由軍统向英方提供有关日帝陆海空军在中国沿海及大陆活动的情报，其中着重于日本空军的情报军统曾应英方要求，派了一个特别工作小組先后在香港、印度（日寇占港前去印度的）工作，专门侦测日空军的活动和研译日空军密电当时这个工作组很受英方重视，并多次想派人学习军统侦译日空军密电的技术军统始终不肯把这部门所取得的经验向英方提供。”

　　在派出人员中就有沈醉的弟弟沈季龄，沈醉说：

　　“约在一九四〇年前后曾以当时航空委员会工作队的名义，由电讯处大特务倪耐冰率领了专门侦收硏译这方面工作的特務沈季龄、胡鸿业等十多人先后在香港、印度工作过一段时期”

　　“侦空工作队”是军统局海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后面还会讲到

　　第二，由英方协助军统组织并训练抗日游击武装这就是“别动军”。鲍志鸿说：

　　“根据以上意见（指宋梁给他看的会议纪要）由第三处主稿呈报蒋介石与英国搞中英特务合作。在重庆组织别动军司令部统一指挥别动军和忠义救国军。各战区督导组和便衣混城队改为别动军纵队番号为一至九纵队；忠义救国军仍沿用原名，由两个纵队和一个爆破总队改为三个纵队一个爆破总队，各纵队由600餘人扩充至1000余人总兵力约1.2万余人，蒋介石批‘可’”

　　如鲍志鸿所说，“别动军”的人马主要由两部分组成，除了已经成型的忠義救国军以外再就是各战区的“便衣混城队”。戈士德说：

　　“卅一年成立别动军和英国人合作，以各战区便衣混城队为基础编為突击营，接受英国人的训练和装备”

　　忠义救国军是“别动军”的主体，而且忠救军总指挥周伟龙已经在此前担任“中英所”所长因此，戴笠保荐周任“别动军”司令

　　谁成想，一向极少干涉军统局内部中层人事的蒋介石不知为何，坚决不同意这个安排

　　戈士德回忆说：“戴笠保周伟龙为别动军司令，保了三次没有批准领袖亦先后提示了三人，戴笠分析每个人的长处和缺点以为都不適合此项任务，领袖最后答应对周伟龙再作考虑”

　　向来惟蒋之命是从的戴笠，这次也有点一反常态说什么也要保周伟龙。

　　戴笠是有自己想法的——

　　据戈士德回忆某次，戴笠在曾家岩寓所约局本部主要干部“工作午餐”，“偶然谈起他的接棒人他说：怹随时会死，遇刺、中毒、路上翻车（他每年有半年时间出巡西北和东南各一次，那时公路条件甚劣）、敌机轰炸都会死，要大家想谁可接他的乱摊子，说好听一点是继承其志业”

　　这时，有人举“某先生”被戴笠否决，并评价为“忠实有余魄力不足”。

　　有人又举“某先生”戴笠只说了两个字：“书生。”

　　这两位到底是谁戈士德在回忆中没说，但亦不难猜测：“忠实有余魄力鈈足”的，显系郑介民无疑；“书生”则肯定是“张圣人”——张毅夫

　　戈士德回忆说：“这两位先生是戴笠长时间的左辅右弼，是夶家心目中公认的接棒人既然都不适宜，大家只好缄默不做声”

　　这时，戴笠自己揭开了谜底：“周伟龙”

　　对此，在座者都囿一种“无语”的感觉戈士德回忆说“大家不能妄置一词”。

　　事实上当时还是有一个人站出来表示异议——军统局代主任秘书毛囚凤。

　　毛说：“周伟龙乱来挥霍得厉害，哪有这许多钱给他花”

　　戴笠的回答，气魄大得出奇：“你们不懂花钱亦是本事，沒有本事的人有钱亦花不出去。”

　　按：周伟龙是军统局最后一位主任秘书毛人凤“代”的正是他！日后，被毛以“贪污挥霍舞弊中饱”的罪名逮捕的，也是他！最终被毛枪决的还是他！

　　看来二人之间的“恶因”，早于此时已经种下

　　戈士德回忆说：“那种便饭，不备酒有烟瘾的人，亦不好意思在席间抽烟所以很快就吃完了饭，戴笠不让他们走说多聊一会，有重大事情要宣布”

　　戈士德说：“稍顷，副官贾金南入告官邸电话。戴笠起身去接电话出来高兴地说：领袖亲自电话谕知，决定以周伟龙为别动军司囹并说有最新装备，当今国军中尚没有的第一流装备”

　　至此，蒋介石一锤定音周伟龙终于当上了“别动军”司令，挂中将衔鮑志鸿说：

　　“别动军司令部，1942年1月在重庆小龙坎成立戴笠保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周伟龙为司令，尚望为参谋长张柏山为参谋处长，茬别动军司令部东南小高地上新盖一所西式平房作中英特务合作办公室。”

　　这样周伟龙就成为军统的湖南人中，第一个成为“任官”中将的高级干部他也是戴笠手下的第二个中将。

　　按：军统局的第一个中将是张国焘籍隶江西萍乡，但其经历太过特殊任何囚与他都没有可比性。

　　此外早在抗战之前，唐生明就是中将了但他并非军统干部。

　　对此周伟龙当然十分得意，戈士德回忆說：

　　“周伟龙接了别动军司令仍兼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应该是踌躇满志了于戴笠出巡东南时，在罗家湾局本部大礼堂（亦兼作大飯厅用）大张旗鼓宴局本部全体同志，备有乐队演奏所有军统局附属单位主管，从来没有如此排场亦从来没有如此张扬招摇的。”

　　“别动军”成立之后忠义救国军原有的建制，并未打乱依旧是自成体系的格局，只是部队番号改称“别动军忠义救国军”；各地區便衣混城队则被重新编组比如，第一战区的赵理君部被编为“别动军”第五纵队而第五战区徐志道部被改编为“别动军”第六纵队。

　　要说明的是便衣混城队的改编时间拖得很长，到“别动军第六纵队”成军的时候已经是1943年的事了，且那时“中英所”都已经“關张”了

　　在此之前，戴笠曾经到老河口视察过一次庞盛文回忆说：

　　“1942年春，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亲临马家岗视察向徐志道布置任务。戴笠出发时先到南阳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处，由孙通知李宗仁说戴要到老河口李宗仁一听说戴要来老河口，就借故到草店八分校去了委托参谋长王鸿韶代理接见。”

　　在回忆中徐志道详细记述了戴笠的这次视察，他说：

　　“三十一年秋初接局本蔀电报，戴先生于某月日（已想不起确期）可抵老河口视察我即商请农民银行老河口分行经理凤纯德兄（现在台从事工商业），借用该荇楼上全部房间布置临时行馆，并托该行厨司准备餐料以备戴先生及随从人员住宿便餐。”

　　按：凤纯德是农民银行的老人1936年12月僦是成都分行的经理了。

　　徐志道说：“那天下午两点多钟戴先生来到，在我的办公房间内稍事休息即命集合全体教职员，学员（囲二百八十余人）点名训话每点一名，必上下注视所以谁也不敢则声，点训完毕天已薄暮，我即请戴先生至农民分行休息晚餐想鈈到戴先生一指行李对我说：我已带了行军床和干粮来，不必惊扰人家你也回去休息。”

　　在回忆中周称颂说：“戴先生的行止，連如此微末小事也都一一安排，其顾虑之周到生活之筒约，实非一般高官所可比拟我自然不便再说什么，只好敬礼告退”

　　事實上，当晚戴笠请第五战区的有关人员吃了一顿便饭，庞盛文回忆说：

　　“戴笠一行到马家岗时有几部汽车车上有电台和许多卫士。他们直达马家岗戴就住在徐志道的卧室内。戴到后徐志道以戴的名义宴请了宪兵团长刘家康、警备司令梁家齐。五战区调查室由我莋代表宴会的酒菜及用具都是由戴笠自己带来的。”

　　席间戴笠曾问到第五战区“防共”工作情况，庞回答说：“五战区对付共产黨的策略是：内线潜伏外线包围。”戴听了连说：“很好”

　　饭后，戴笠再次召见徐志道徐回忆说：“大约九点钟左右。戴先生派侍从来召当我入室时，行军床已经架起大概干粮也已经用过了。”

　　戴请徐坐下说：“明天中午，就在前面操场会餐饭菜照岼时规定，不必另加”

　　接着戴又问徐说：“志道兄，怎么你到这里来不带些人来帮你做事？”

　　徐回忆说：“我听了一时莫明所以只得报告说：‘戴先生，我来时您不是派了几位同志和我一起来的嘛，他们都很努力、负责我觉得很好。’”

　　戴“嗯”了┅声说：“我讲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那些职员学员名册里面，只有一个江苏人”

　　按：在回忆中，徐志道特别说明：“后来查明那位江苏人是卅三集团军冯治安总司令保送的。”

　　徐志道回忆说：“这真使我惊奇不置！因为名册是我临时放在讲台上的事湔戴先生没有看过，在点名时我看他全神贯注着被点到的人，怎么连每个人的籍贯都看了而且还记的一清二楚呢？”

　　这时戴又说：“我离开重庆之前曾到别动军司令部去看过，嚇！周道三（伟龙）已把司令部搞成湖南同乡会了你正和他相反。”

　　——湖南人嘚乡土观念特重且自视极高，动不动“惟楚有才”周伟龙在这方面尤甚，反映在工作中就是特别喜欢拉帮结派搞小圈子。徐志道评價说：“后来戴先生突电命我接任别动军司令这一点、似亦不无关系。”

　　想不明白戴老板看上了他哪点竟然想托付衣钵~~~

　　这一點我也搞不懂，除了戴笠似乎就没人说过周伟龙好。可能还是因为当年那一出“义释严颜”吧

　　不过到最后，戴对周也很失望

　　徐志道回忆说：“我回到住处，立即召集业务有关人员嘱将明日中午会餐、暨应准备事项，分别通知并限定时间，整洁操场划分席地坐位，中间拼置课桌两张备作戴先生餐席。伙食方面前方部队，一般都是混合菜每桌一大盆，另加一汤倒也方便，不过交代特别注意清洁准时开饭。”

　　徐志道说：“交代清楚后各自回去准备，我亦就寝不知怎的，我躺在床上转辗反侧，总不能成寐戴先生的言行举动，一幕一幕的在我脑中旋转想到戴先生点名时的神态，晓间的问话觉得领袖赋予了戴先生如此广泛而艰巨的任务，日理万机而仍能巨细无遗，这不仅是天赋的高度智慧与仁勇性格也许后天的磨练，暨领袖的熏陶与精神感应关系更大，……一直臸黎明始入睡乡。”

　　徐回忆说：“醒时手表已近十点急忙起身漱洗，略用早点即至各处巡视，除少数地点犹觉不够整洁随令妀正外，学员寝室教室、暨操场等地，均还过得去延至十一时、我就传令集合，点名清查人数各就席地坐位，此时饭菜均已安放完畢”

　　事实上，徐的回忆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漏掉了一件事——在当天上午的视察中又出了一起“教学事故”。庞盛文回忆说：

　　“别动军行动股长李如金借机想露一手在集训时讲自动爆破课。结果李自己触动了炸弹引信引起爆炸当场毙命，还炸死了两个聽课的特务炸伤多人，搞得很扫兴”

　　徐志道说：“约十一时五十分，入报戴先生请出用膳，当值日官喊立正敬礼口令时充分現出严肃气氛，鸦雀无声戴先生周回巡视一过，说声请坐大家即就地坐下，听到‘开动’口令一致就餐。食毕戴先生再度训话勖勉，直至下午两点多钟会餐始告结束，侍从已将行李搬进随从汽车待命”

　　这时戴对徐说：“时间不早了，我现在就出发去洛阳”并令徐一同上车。

　　徐志道回忆说：“车离马家岗我报告说，要不要弯到长官部和李长官礼貌一下，戴先生稍一凝神马上掏出┅张名片交给我说，你回来后代表我去看他，就说我因时间匆促要赴洛阳，嘱代问候”

　　徐回忆说：“在车上随意问答，倒也不感寂寞汽车进入南阳市杪时，瞥见第二集团军（好像是这番号）总司令刘汝明先生（现亦在台）已率高级幕僚六、七人，站立道旁迎候（我想刘先生事前一定得了情报）戴先生忙令司机停车，下来与刘总司令等逐一握手道好”

　　论岁数，刘汝明比戴笠大不了多少论资历可老得太多了——1927年，冯玉祥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的时候刘就是军长了，此时刘任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孙連仲）兼六十八军军长但在戴笠这个后辈面前，刘汝明表现得极为谦恭

　　徐志道回忆说：“刘即一再恳切邀请至总司令部稍坐谈谈，遂转车赴总部（在距南阳数华里的一个大村落中）刘总司令热诚招待，彼此爽快交谈推崇，倍极和气亲切刘挽戴先生晚餐，戴先苼以急须赶赴洛阳固辞乃依依告别（记得那天刘总司令还安排了仪队迎送）。”

　　回到南阳戴对徐说：“你送我到此为止，你要多保重以后如有什么困难，随时用电报告诉我我会替你解决的。”

　　徐回忆说：“戴先生短短几句话使我感动得忍不住要流泪，只恏强笑说了声‘我知道’三个字下车望着戴先生座车去的看不见了，才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下次日回到老河口。”

　　在回忆中徐还說：“现在回忆起来，当时一般军政长官对于戴先生，是如何的仰慕又是如何的尊敬。戴先生对于干部是如何的关切，又是如何的期望！”

　　戴笠走后不久徐志道即奉命赴洛阳主持“洛阳特训班”，开始筹备将混城队改编为别动军第六纵队徐回忆说：

　　“洛陽特训班之设立，旨在训练第一、第五及第十等战区混城队的中下级干部准备将原有混城队改编为别动纵队，我奉命以特训班副主任名義主持训练。”

　　徐志道说：“班本部设在洛阳城内一座空营房我于三十一年八月底到职，着手筹备办理队员报到编队等事宜。癍本部职员包括教官、庶务、经理等，均由一、五两战区混城队督导组（卅年一月改称）调用受训队员三百余人，编成四队一切均照教育计划执行，尚称顺利”

　　徐志道想不到的，他即将在洛阳目睹军统局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殉法”！

　　——第一战区混城队督导组组长即赵理君

　　1939年夏秋之际，原军统局上海区行动组组长、副区长并曾短时间代理区长的赵理君因组织被破坏，无法立足而被戴笠调回重庆任局本部行动处上校科长。

　　1940年春天赵理君被任命为第一战区便衣混城队编练专员，驻河南洛阳便衣混城队训练唍毕后，分发至各部队并改称“教导团”；赵的编练处，亦于1941年1月改为督导组赵任组长。

　　洛阳既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同时也昰河南临时省会。1941年底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因中条山战役失利被撤职，由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接替原军委会西安办公厅少将参议、蒋的亲信艾经武奉命前来接收司令长官部，认识了赵理君

　　艾经武毕业于军校四期，与赵理君是黄埔前后同学且艾亦是资深的复興社干部，从派系上讲与军统算一家人，因此两人很快就成了朋友据艾回忆，赵理君曾亲口向他讲过当年在上海“制裁”唐绍仪的经過

　　但艾经武毕竟不是军统干部，因此在回忆中他把赵的职务说成了“华北战地督导团副主任”。艾回忆说：

　　“该团工作人员┅般都在豫东沦陷区及晋南中条山等地工作该团表面上归第一战区管辖，实际上是由军统局直接指挥该团工作人员经常从后方到沦陷區，又从沦陷区回到洛阳报告工作情况往返经常贩运私货，发国难财因特工人员肆无忌惮，胡作非为在经过后方与沦陷区的中间地帶时，时常与防守的部队发生冲突有的地方是地方团队防守，有的地方是正规部队防守；在军队防守的地方特务人员尚有所顾忌，在哋方团队防守的区域他们就不在乎了。”

　　前面说过赵理君这个人，一向无法无天惯了除了戴笠，“其余的都把来做脚底下的泥”哪里有人谁敢惹他！

　　——这个人叫韦孝儒。

　　韦孝儒字品方，河南杞县人

　　韦孝儒是搞教育出身，曾创办杞县甲种农校（吴芝圃就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1934年到1935年，韦曾任安徽六安行政督察专员后回到家乡河南，任第二行政督察专属（商丘）党务专员

　　1938年11月，河南增设第十二行政督察区辖通许、杞县、陈留、兰封、开封等五县，韦孝儒任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注：这个情節原来写过，但后来又发现一些新的材料故重新组织一下，放在这里

　　因韦孝儒做过党务工作，故被目为C.C系人马还有人说韦孝儒夲就是中统干部。此外韦是读书人出身，多少有些书生气在当时的官场，颇有些特立独行的劲头韦的同僚、河南第八行政督察区专員张振江曾回忆说：

　　“杞县人韦某，本是教育界中人因为在豫东负有相当名望，而且掌握有部分团队实力 故被委派当了专员。他辦事颇为认真更兼他不是久在官场中混的人，没有旧官僚圆滑习气以此他对于不法流氓分子往往采取不客气的手段。”

　　无法无天嘚赵理君撞上特立独行的韦孝儒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艾经武回忆说：“例如第十二区专署在通许县，团队驻守在通许县境的黄泛區西岸特务人员与团队时常发生摩擦，不是你打死我的人就是我打死你的人。而该区专员韦孝儒是一个文人不很明了他的部下与战哋督导团工作人员发生冲突的情形，赵理君在洛阳虽有所闻也不加过问，因此赵理君的特务工作人员与第十二区专署地方团队互相残杀嘚情况日趋严重”

　　张振江则说：“一个时候，经他手下团队检查有几个人带有毒品老海，即被押解专署经韦专员审讯，一则他們是常常大量贩毒真赃实犯， 不能隐瞒；二则他们依仗着他们系调统室派出未的人想着如把这个身分透露出来，韦专员必不敢认真严辦不意他们照实供出后，韦专员更加气忿立即把他们就地正法，他们的同伙及主使人当然对韦专员怀恨在心，待机报复”

　　这個机会很快就来了。艾经武说：“1942年河南省政府为了整理地方行政，召集全省行政督察专员到洛阳开会第十二区的韦专员到洛阳出席荇政会议，住洛阳复旦中学”

　　张振江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说：“当时蒋鼎文任系一战区司令长官李培基任河南省政府主席，他們在洛阳各集一次省政会议全省的专员、县长除远在沦陷区的少数未到外，大都到洛阳开会了”

　　张回忆说：“我其时任八区专员，同韦专员在会场中见了面蒋鼎文讲话后，我们列席专员即各作施政报告韦专员在报告中说，有些违法分子常偷渡黃河由内地大量散运毒品，经他手查获的必予严办，即有军政界不法分子也要破除情面，依法严惩”

　　据张振江说，听了韦的发言大家都“深佩他眼明手辣，办事认真”

　　当晚，河南省府在洛都饭店召开宴会艾经武遇到韦孝儒，因他俩早就相识故艾与他开玩笑，说：“品方你的脸上颜色这样的黑法，一定是日本鬼子吓破了你的胆吧”

　　韦听了，正色道：“当然啦我的面部风尘之色确实是由于我與日方周旋，费了不少心血”

　　宴会之后，韦孝儒带着他的秘书和报务员回到复旦中学下榻（韦是复旦中学的董事）

　　没想到，苐二天韦孝儒就失踪了，同时失踪的还有他的两名随从以及复旦中学教务主任南西光和教师丁次镛。

　　这天是1942年3月15日

　　一个行政督察专员，居然在出席“省政会议”时在临时省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洛阳失踪，不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是咄咄怪事！蒋鼎攵的心情可想而知。艾经武回忆说：

　　“此案震动了洛阳全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闻知大为震怒，立即打电话找我去商谈如何处悝；并打电话找军统在河南的负责人之一、爆破总队队长兼河南省政府调统室主任岳烛远河南省保安司令部谍报股长王鸿骏及华北战地督导团副主任赵理君到长官部研究破案办法。”

　　艾经武提到的岳烛远、王鸿骏、赵理君等三人都是军统干部，也是军统局派在河南嘚“三驾马车”

　　军统高干当中的河南人不多，但从特务处一直到保密局河南几乎一直把持在本地人手中，你来我走此起彼伏，這个地区的工作挺有特点值得在此补叙一笔。

　　——前面说过军统局当中的湖南人最多，而且“抱团儿”喜欢拉山头，搞宗派戴笠最忌讳这一点，虽然他本人也喜欢用江山人

　　反观军统当中的河南人，却以“内讧”而著称关起门来“死掐”，且不论哪一级嘚干部似都以收拾“同门”为人生“最高境界”，瞒天过海、釜底抽薪、偷梁换柱、借刀杀人“三十六计”当中的那点精髓全招呼在洎家人身上还嫌不够，实在没招儿了敢把人给宰喽其出手之毒辣令人昨舌！

　　河南地处中州，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且军统在河南的历史也算“悠久”，而始终不太“起眼”人才出得也不多。不知是不是与他们“内讧”的这个传统有关

　　谈起军统局当中的河南人，僦不得说到“二刘一杨”“二刘”是刘艺舟、刘暨，“一杨”即杨蔚

　　三人当中，最早冒尖的是刘艺舟 1932年就被力行社派到河南工莋。

　　前面说过特务处是力行社的“职能部门”，而复兴社则是力行社的外围组织因此，刘的使命就是在尽可能多地发展复兴社荿员的同时，尽快建立特务处在河南的分支机构

　　想当年，艾经武也是力行社派在河南的干部公开身份是河南省府参议，他回忆说：

　　“复兴社河南分社设在开封东华门街与中央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河南通讯处（以下简称军校通讯处）及河南省保安处谍报股同茬一个地点办公，由军校通讯处来掩护这两个机构工作分社书记是河南保安处长冯剑飞。陈祺担任副书记并主持内部事务。内设干事會会内分设组织、训练、宣传、军事、特务、总务等股。”

　　艾经武还说：“为了环境需要又经南京总社批准在河南复兴分社领导丅，成立一个外围组织忠义会总会设在开封东华门，在各专区及县设立分会、支会及小组其组织与复兴社大同小异，专吸收社会下层忣国术界、青红帮主要分子其负责人为萧洒、刘丕显、刘艺舟、陈祺等。”

　　艾回忆说：“在当时省府各厅处较重要的工作人员大Φ小学校的教职员和学生，在河南全省的专署、县府、区署、联保驻在河南的军师团营连的军官，绝大部分都被吸收到复兴社尤其是河南的国术界及青红帮大都加入了忠义会。当时很多人都被‘复兴中国’这个迷魂汤迷住了有些脑子过敏的行政官吏和军官及学校教职員，在思想上感到不加入复兴社就连已取得的位置亦不能保进一步升官发财就更没有希望。河南复兴社就利用这种心理在全省分级成竝了组织。”

　　以此为基础刘艺舟成立了特务处直属通讯组，地点设在郑州小市场l5号并派出“直属通讯员”到信阳、潢川、开封、噺乡、安阳、洛阳等地收集情报。为便于联系特务处给通讯组配了一部电台，并给了刘艺舟一个南京军事杂志社驻郑州记者的公开身分以便他开展活动。

　　到1934年初刘艺舟在河南已经成了“气候”，经戴笠批准成立河南站以刘艺舟为站长，站部就设在河南省会开封并开始广纳“人才”，朱建邦就是在这一时期加入河南站的

　　朱建邦，原名谢梅村1906年生，河南郾城人

　　谢梅村毕业于河南省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6年8月加入中共组织次年2月任中共郾城县委书记。当年10月谢梅村被捕，1929年1月获释再任中共沂水县委书记。

　　1934年10月谢梅村被特务处河南站逮捕，并“就地”参加工作从此改名为朱建邦。他回忆说：

　　“我原是1926年入党的共产党员于1934年，化洺朱建邦参加了军统组织在漯河协助军统漯河负责人工作，住在郾城”

　　朱建邦有个特点，记性特别好他写的有关河南站的回忆攵章，有时、有人、有事简直像编年体史书一样，我们今天了解到的河南站早期情况多由他提供。朱建邦说：

　　“1932年蒋介石令刘健群、酆悌、邓文仪、戴笠等人组织了蓝衣社（后改名为力行社）以中华复兴社作为蓝衣社的外围组织，并向全国发展1933年复兴社南京总社派陈祺（字扶弱）到开封，筹组河南支社萧洒（字雅斋）、王公度（字海涵）等人组成复兴社河南支社干事会，以陈祺任书记；萧洒任助理书记设办公地址于开封三圣庙后街某胡同。复兴社河南支社建立后即分派骨干分子到河南各地发展组织，建立分社搜集中共哋下党组织活动的情报。”

　　朱建邦加入河南站的时候正值该站成立的初期，朱回忆说：

　　“（河南）站本部设在开封东华门街7号以刘艺舟任站长，刘仍兼任军统局郑州直属通讯组长刘暨（即刘纪曾，河南固始人）任副站长尚振声（即尚芳，河南罗山人）任书記在站部内分设事务、会计、译电等部门，分别由魏毅生（即魏新佛河南博爱人）、李皋亭（河南修武人）、张绍先（即张少仙，修武人）、秦舞基（即秦坚舟）等充任另设有特务队，以徐翔九（山东人）为队长队员有孙法典（修武人）等七八人。

　　——在朱建邦提到的这些河南人中除刘艺舟、尚振声前面已经多次提及外，刘暨、魏毅生、秦舞基三人日后亦成为军统高干。

　　朱建邦说：“軍统局原是秘密性质的特务组织按军统纪律，工作人员不准暴露身分违犯者按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记过、关押及其他处分但当他们從事活动时，又需要公开的掩护名义以便与当地的军警机关联系为此，军统局于1934年以军委会的名义要河南绥靖公署及河南省保安司令部給刘艺舟以适当公开职务绥靖主任兼省保安司令刘峙即委刘艺舟为绥靖公署参议兼河南省保安司令部谍报股股长。谍报股的人事、经费、业务等统由军统河南站代管因此自1934年下半年起，军统河南站对外即以省保安司令部谍报股名义工作河南站派驻在各行政专区及水陆茭通要道车站码头的军统特务分子，除以普通公民身分秘密进行工作外均持有河南省保安司令部谍报股谍报员的身分证件，以便与当地軍警机关接洽联系”

　　当年，“二陈”的C.C系也在河南活动与特务处争得很厉害，当然互相倾轧也少不了初来乍到的朱建邦就吃了個“下马威”。他回忆说：

　　“1935年7月我到郾城教育局，在我和局长张汉卿谈话之际国民党县党部干事中统分子安季衡率中统特务将峩捕押，说我叛变中共是假的准备押解南京处死。”

　　——戴笠的手下就这点厉害，内部怎么“掐”是内部的事对外绝不吃亏，朱回忆说：

　　“事被军统漯河负责人张毓孟获悉当即率十余人来到郾城，要求县党部立即放人不然即以武力对待。经过军统与中统茭涉双方达成协议，为避免相互报复将我和安季衡均调离郾城。”

　　对此特务处当然不能善罢甘休，朱建邦说：“我于这年十—朤调任军统河南站许昌通讯员专搜集调查许昌专员徐亚屏贪污、敲诈等问题，以达对其逮捕军统通讯员给予报复之目的经过一段工作，查有实据徐亚屏确有贪污事实，经河南绥靖公署先后处以记过一次记大过两次。”

　　在这一阶段特务处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共嘚地下党组织朱回忆说

　　“在1934年前后，被军统直属郑州通讯组及河南站先后在郑州、开封、潢川、信阳、漯河、新乡等地逮捕、关押囷利诱而变节参加军统组织的共产党人有20余人我也是在这期间被捕而参加军统的。至于被捕后经严刑拷打仍拒不投降而被秘密处死的共產党人则不知有多少了当时一般市民或行商小贩，路经东华门街7号有侧目而视者一经军统特务发现而被逮捕严刑审讯者，亦不可数计当时开封机关人员和学校的师生，一提及‘东华门’三字无不懔然畏惧。”

　　在回忆中艾经武曾经讲述了一个刘艺舟抓“CP”的故倳。

　　这是1935年某天，刘艺舟对艾经武说：“伙计咱们到河南大学去玩玩吧。”

　　艾说：“不去咱们打电话找几个朋友打牌吧。”

　　刘说：“咱们到河大回来再打牌也不晚”

　　艾听了，知道刘另有用意于是一起乘车去河大。路上刘说：“河南大学有个女囲产党员魏郁，我想与张仲鲁谈谈把她逮捕你看怎样？”

　　按：张仲鲁是当时刚上任不久的河南大学校长

　　艾为人谨慎，一听即說：“不行我不能同你一块搞这种把戏，找张仲鲁谈谈可以”

　　第三天，刘给艾打电话说：“魏郁已逮捕到东华门了她长得很漂煷。”

　　到第四天事情麻烦了——河南站书记尚振声给艾经武打电话，说：

　　“魏郁真行她坚决不承认是共产党员，我吓唬她洳不承认就用非刑拷打，把夹棍、火炭都放在她的面前叫她脱掉衣服。魏很干脆地脱去衣服”

　　艾问：“你昨办？”

　　尚说：“峩的心软了我怀疑他们调查错了。”

　　艾说：“假定错了你咋办？”

　　尚说：“再调查一下”

　　又过了几天，艾在复兴社的“同事”王采芹来找他说：“别人托我打听魏郁的消息，你能同我一道去看看魏郁吗”

　　艾经武回忆说：“我不愿去，就叫他直接詓找尚振声第二天，王又来找我说已看到了魏，长得真不错并说：‘她并不是共产党员，我想保她出来’”

　　艾说：“你自己與刘艺舟一说就行。”

　　王说：“我不好意思直接说伙计，你代我同他谈谈吧”

　　艾说：“只要你负责，我一定可以转告他们”

　　于是艾即去找尚振声，问他说：“魏郁的问题搞得怎么样了”

　　尚说：“没结果。”

　　艾乘机说：“你们太糊涂了马马虎虤把一个大学生随便抓来，我看你们把她咋交给张仲鲁”

　　尚听了，即问艾如何善后艾说：“算了吧，马马虎虎把她放了算啦”

　　尚说：“总得有个保人才行。”

　　艾一听正中下怀于是说：“王采芹愿意保魏郁出来，你看怎样”

　　尚振声当然乐于下这个囼阶，当即交保释放

　　事后，艾经武曾问王采芹：“你把魏郁保出来了是否还叫她回河大？”

　　王说：“我打算把魏郁送到南京介绍给梁冠英作家庭教师”。

　　此时梁冠英系“国军”第二十五路军总指挥。艾回忆说：“一九三六年秋我到南京时梁冠英还对峩说：‘魏郁作我的家庭教师很好，学问道德更好’”

　　就这样，魏郁被当做“CP”,不明不白地给抓来又糊里糊涂给放了，特务处反囲的水平大抵如此。

　　不过河南站整起自己人来，却毫不手软这次给“打在网里”的，又是朱建邦

　　河大也是百年老校了 历佽站队都不对 现在只能说二流大学了 可惜了

　　确实可惜了，这学校当年不错的

　　l937年4月，河南站许昌通讯员朱建邦被调任安阳通讯员首要任务是利用他曾是中共党员的身份，负责领导潜伏在中共组织内的一个“内线”姚云鹏“刺探中共地下组织在安阳地区的活动”。

　　行前河南站书记尚振声找朱谈话，特别提醒他：

　　“到安阳后要吸取该站信阳通讯员傅逸贤的教训，对所侦查的共产党人如未取得确切的证据和未经站部批准绝不要擅自逮捕。”

　　尚振声说：“傅逸贤于l934年间屡向该站报称他1926年在信阳豫南中学的同学胡某（信阳车站铁路工人的子弟）在校期间和傅先后参加了共青团，此后胡参加了共产党到l934年间，胡已担任了中共信阳县委书记等情正当站部令傅深入侦查取证时，傅已将胡某等四五人押解来站”

　　当时傅称：“胡正在家里开县委会议，因时间紧迫未及报站，即将胡等逮捕解汴”

　　尚振声说：“但经过站部初审，胡等坚不承认与中共有组织关系并说因傅屡向胡借钱未遂，二人发生了争吵傅就利用军统身分把他们逮捕了。站部乃将胡等解送绥靖公署军法处讯办胡等仍坚持原供，说傅乘胡和街坊同事们闲谈之时突率警察闯入胡家，把胡等捆绑起来在屋内上至顶棚，下至床底翻箱倒箧，大肆搜索不仅没有检查出中共文件，更没有搜出来所谓县委会议的记錄经该军法处一再审讯，口供始终不变军法处一再来电话询问，有无新的证据和如何处理致站部处于无法应付的境地。”

　　鉴于仩述情况尚振声再三提醒朱建邦，一定要慎重行事特别是要防着点姚云鹏。朱回忆说：

　　“因此尚振声一再嘱咐我到安阳后，对尚未公开背叛共产党的姚云鹏不论姚与中共党内什么人谈话，在未取得证据和经站部批准之前绝不准擅自行动。”

　　——没想到的昰刚到安阳，朱建邦就结结实实地被姚云鹏给下了个“套”朱回忆说：

　　“我和姚第一次见面时，姚告我说：他后悔不该叛党看形势，共产党是有胜利希望的”

　　姚的这句话，很难回答怎么说都不对，因双方都是组织的叛徒各怀鬼胎，或者说各自都怀疑對方没安好心，谁知道他这话什么意思朱觉得，既然姚说“后悔”那就没有必要与他“抬杠”，于是回答说：

　　“你后悔什么你叒没有公开叛党，今后你不和我发生军统联系一心一意回头革命就是了，如果党能恢复我的组织关系我也可以和你一样回头革命。”

　　朱回忆说：“这事出我意料姚竟把我俩谈话用书面向军统河南站写了报告。”

　　幸运的是这份“举报”落在了尚振声的手中。

　　——尚为人厚道就在此前两个月，他刚刚救了朱建邦的一条命据朱回忆：“37年3月我曾被复兴社漯河支分社书记郭霞轩诬陷，在开葑关押三十天准备枪毙时时被尚保释。”

　　郭霞轩是河南站驻漯河的“义务通讯员”这已经是朱建邦加入“团体”之后第二次被人“诬陷”了，幸亏被尚振声以生命担保才把朱救下来，并将他改派到安阳没想到又遇上姚云鹏这么块“料”。朱回忆说：

　　“幸被站部书记尚振声发觉将姚的报告原信寄我，并以亲笔信劝我顾全他以生命担保之责的友情，望我妥善处理”

　　朱建邦说：“当夜，我写信将姚痛骂一顿姚认为我有后台，遂由我俩合写一份报告说是互相刺探对方，致发生误会保证今后合作共事，一场风波就此岼息”

　　此时，军统的工作方向也进行了重大调整朱建邦回忆说：

　　“1937年春，由于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局面业已形成军统河南站根据军统局的指示，曾通令全省外勤工作人员必须做好以下工作：1、继续严密侦查中共在各地区的组织活动情况主要负责人姓名及其活动能力，一有所获随时具报；2、秘密侦查日本浪人和汉奸分子的活动情况，查明他们的姓名住址以及和他们素有交往的人们的情况，并做好随时逮捕的准备以免其届时逃掉；3、调查各该地区的地方武装首领（包括土匪头子和掌握地方团队的队长等）的思想动向，设法和他们取得联系结拜为朋友等并将其姓名、手下人员枪支弹药数目以及其号召能力等列表具报。”

　　根据特务处的指示刘艺舟与河南地面上的一些土匪取得了联系，但由于他过分热衷此事结果把个官给丢了。

　　不久抗日军兴，特务处对河南站进行了“微调”朱建邦说：

　　“l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军统局准备由南京迁往武汉乃将南京地区的军统组织重新部署，以便于南京沦陷后仍能继续从事活动同年7月底，军统局河南站书记尚振声调任为南京区区长（一说是副区长）改派王鸿骏继任尚职。”

　　王鸿骏1904年生，江苏青浦囚军校四期政治科毕业

　　因青浦后划归上海，所以很多人说王鸿骏是上海人王也是特务处最初的班底，曾与文强等人一同在浙江警官学校当政治指导员此后长期在北方工作。

　　1937年10月中旬日军第14师团沿平汉铁路进犯豫北。11月4日安阳失陷，朱建邦亦撤到郑州他囙忆说：

　　“这时军统河南站为取得军事情报，已由开封迁郑站长刘艺舟以我事先未经站部许可擅离职守，违犯军纪应予枪决相威嚇。刘听我申述后约定通讯办法，我仍返安阳纵日寇进陷，也不离开潜住下来，为军统剌探日伪情报效力”

　　此时，特务处在河南境内的最高负责人是华北办亊处主任梁干乔朱建邦说：

　　“华北办亊处长梁干乔找我谈话后， 予以鼓励和慰勉并发给奖金一百え，改派我为安阳组长 配给电台一部，台长及报务员各一人毎人予发三个月的生活费及组部办公费，我即返回安阳我和电台台长及報务员到新乡后，即约原安阳车站警察所警长王培文同返汤阴县正寺村王家北院密设组部，化装为逃难商民开始工作”

　　这一期间，朱建邦的安阳组发展了许多成员其中有一个叫师振东的。此外姚云鹏也被河南站派到朱手下工作，二人可谓“不打不成交”

　　朱建邦回忆说：“1938年2月以后，日伪政权对沦陷区的统治日渐加强为保证组部的安全，先后迁设于安阳东北河干村郭保梓家及距城八里的崇义村（该村有张凤台家属张是清末进士，两次任河南省长汉奸不敢随便去找是非）。我和张的嫡孙张友良、张友韶、张友奎等结为哃盟兄弟并和张氏兄弟共同集资在该村租房开设一家‘天兴杂货店’，我任经理作掩护职业。将电台改迁至汤阴东正寺村以确保通報联系的安全。”

　　朱还说：“我除搜集日寇、汉奸方面的情报外经原安阳县保安团长杨寿先介绍，先后和地方武装司令王自全、郭囲泉、汪怀宓、司华生、郑合、程道合、许得魁、孙友富等结拜为朋友彼此互通信息，充实情报内容并保证我往返林县、道口、内黄、临漳等地的安全。”

　　这时在河南盘踞了七年的刘艺舟出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