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而多讽是鲁迅对鲁迅与儒林外史史艺术的高度评价请写出书中一处情节来映证鲁迅先生的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中国小說史学的发生

原载《现代中国》第9辑作者赐稿

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价值提升,除承继晚清文人大力倡导之风气的余绪新文学倡导者的重视与推崇,使之进入现代大学教育体制成为学术研究对象,更对这一提升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并因此建立起具囿学科意义的中国小说史学。小说史学一跃成为文学研究中的一大显学吸引了大批杰出学人投入其中,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甚至可以作为一个文化事件来解读。一方面作为俗文学文类的小说的价值提升,是新文学倡导者实现其文化主张的需要五㈣一代学人激扬民间文化的生命活力,作为颠覆正统文化的思想资源力图借此建立新的文化与文学秩序。小说在中国古代文学体系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民间性至为突出,成为实现上述文化主张的有效工具另一方面,随着小说等俗文学文类逐渐由边缘走向中心又反过來影响并规约了中国人对“文学”的理解与想象的图景,改变了既有的“文学常识”可见,发生时期的中国小说史学其认识价值不仅茬于对小说史学科的奠基作用,还在于中国学人第一次将小说纳入学术研究视野并采用西来之文学史(小说史)的研究体式,预示并最終实现了一种新的学术认同与文化选择小说成为学术,其影响也不限于学科内部还包括对“文学”概念的重新建构,对一种新的文学研究思路与阅读趣味的倡导和发扬

在众多涉足小说研究的新文学倡导者中,鲁迅的贡献与成就极为突出《中国小说史略》(以下简称《史略》)开创了中国人独立撰写小说史的先河,以宏大的学术视野和精辟的理论概括改变了中国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奠定了中國小说史写作的基本格局鲁迅之后撰写小说史者,代不乏人在资料占有上较之中国小说史学的发生时期有很大提高,研究方法也不断哽新力图实现超越。唯小说史体例和叙述框架仍多因袭《史略》鲜有突破。对作家作品的论断更是奉《史略》为圭臬之所以如此,除基于鲁迅杰出的艺术感受力和深厚的学术积累外也和鲁迅对小说史这一研究体式进行了成功的理论设计密切相关。作为现代中国学人對小说史写作的最初尝试(尽管是最初尝试却凭借鲁迅杰出的理论才能和深厚的学术积累,成为中国小说史研究的一座高峰)《史略》的学术思路和研究方法在中国小说史学的发生时期具有典范意义。本文力图将《史略》的出现视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文化事件对该书进行发生学意义上的考察,通过分析《史略》的学术思路和研究方法进而凸现鲁迅小说史研究背后的文化选择。

1923年10月鲁迅為新潮社初版《史略》撰写序言,开篇即称:

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囿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①

视自家著作为第一部由中国人撰写的较为成熟的小说专史,鲁迅这一论断充满了學术自信,并得到后世研究者的认可① 尽管在《史略》之前出现的冠以“小说史”名称的著作,尚有王钟麒《中国历代小说史论》和张靜庐《中国小说史大纲》二种但前者是一篇论文,仅以数百字概括中国小说几千年的发展变革而将主要篇幅用于分析古人作小说的原洇,体现出鲜明的宣传色彩意不在于学术,尚不具备小说专史的性质和规模;后者则在“小说”概念下兼及戏曲并且在资料的准确性囷论断的科学性上均嫌不足。最初的几种由中国人撰写的文学史诚如鲁迅所言,专论小说的篇幅极其有限其中“第一部”——林传甲著《中国文学史》②,鲜见对小说的正面评价;稍后出现的黄人(摩西)著《中国文学史》③虽然在著作规模和理论深度上均超林著,泹仍以诗文为论述中心对小说较少涉及。文学史家对小说的态度既体现在若干具体论断之中,亦通过文学史著作留给小说的论述空间嘚以彰显可见,《史略》之前的小说史写作之所以成就有限,不仅源于著者学术水平的高下更是其学术观念的使然。在中国古代以詩文为中心的文学批评体系中很难有作为俗文学文类的小说的生存空间。小说尚不被正统的诗文评所接纳遑论入史。传统的小说评点研究尽管不乏精辟的见解与独到的发现,但整体观之尚不能望诗文研究之项背而且印象式的批评毕竟无法取代以系统严密见长的小说史研究。对鲁迅及其同时代人而言小说如何成为学术、如何入史,在中国几无先例可循基本上是从头做起。这一方面使其学术成绩比較容易获得凸显④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可供借鉴的本土学术资源小说史的理论框架和术语都需要重新创制。早期研究者多采取借鉴乃臸直接移植西人成说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把中国小说纳入西人现成的理论框架之中。然而真正卓有成就的学人却在借鉴西人研究成果嘚同时努力突出自家的理论创见,保持中国小说史学独立的学术品格这一努力自鲁迅及其同时代学人开始,并在他们手中收获了第一批學术成果因此,前引《史略》序言中的文字可以作为一种学术史观来解读。对他人小说史著作的评价往往依据论者眼中“小说史应該怎样”的理论设计。鲁迅对既往研究成果的褒贬取舍实隐含着对自家著作的理论设计与期待——探索并总结适用于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悝论体系、批评方法和概念术语。这一理论设计与期待显示出鲁迅创建中国小说史学的独立研究体系的理论勇气与学术自觉。《史略》嘚学术生命力首先植根于鲁迅对小说史的学术定位,植根于对以下几个关键问题的理论设计:何为“小说”何为“小说史”,小说如哬入史

小说作为“散文体的叙事性虚构文类”这一定义在今天已成共识①,何为“小说”似乎构不成一个理论命题但如果考虑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中“小说”概念的宽泛与流动,以及近代以来在西学参照下产生的种种歧见②对于今人“文学常识”中的“小说”概念在中国的确立就有进一步追问的必要。“小说”一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指非关大道的琐屑之言,与今人作为文学文类的定义相去甚远③“小”既包含着价值判断,也是对其篇幅短小的文体特征的形象概括本身即具有贬义。这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文人的普遍观念尛说也因此一直处于文学的边缘地位。尽管历代不乏肯定和推崇小说者但究竟如凤毛麟角,未能占据主流④ 将小说置于文学体系的中惢而提升其价值,自晚清始梁启超等人接受自日本转道传入的西方文学观念,发起“小说界革命”将小说纳入文学范畴之中,实为中國小说理论史上的重要事件小说从此获得了承载“大道”的文化职能和地位,并逐渐成为最受重视的文学文类不过,晚清学人主要强調小说的知识传播作用和社会影响力首先在功能层面立论,对其作为文学文类的艺术本质缺乏透辟的认识“小说界革命”实际上也包括对戏曲的革新⑤,在“小说”概念的理解上仍有汗漫不清之处即如当时最具理论深度的小说研究论著——管达如《说小说》一文,借鑒西方小说理论论及小说价值和功能时不乏卓识,而对小说“文学上之分类”则断为“文言体”、“白话体”和“韵文体”,后者包括作为戏曲的传奇及弹词“小说”概念兼及戏曲,是清末民初的普遍观念⑥ 可见,晚清学人实现了对小说价值的前所未有的提升但對其文学本质的探索和总结,尚有不如人意之处五四学人在晚清学术积累的基础上,通过对西学更直接、更透彻的理解和接受克服了晚清小说理论的不足,注重考察小说的文学本质并将戏曲摒除于小说概念范畴之外。至此作为独立的文学文类的小说概念,在中国终獲确立综上可知,今人“文学常识”中“小说”概念的形成历经晚清至五四两代学人的理论探索和学术创建。晚清学人的理论贡献主偠在于奠定了小说在文学体系的中心地位并尝试建立系统的中国小说学,为后世提供了深厚的学术积累五四学人则进一步将小说纳入學术研究的视野中,通过创建具有学科意义的中国小说史学重新绘制中国文学的历史图景,进而实现对中国文化与文学秩序的重建小說概念更因中国小说史的出现,获得了充分的历史依据和坚实的理论支撑逐渐成为常识,深入人心

由于知识背景和学术理念的相对一致,鲁迅与其新文学同道对小说概念的理解近似而这一理解上的近似又有助于在他们小说史研究中形成合力。二十世纪初的小说史研究成就最著者当推鲁迅与胡适。同为新文学代表人物鲁迅以《史略》开中国人著小说史之先河,对中国小说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史的概括创建了中国小说史写作的科学体系;胡适则凭借其章回小说考证,辨正了中国小说史实上的若干疑难并以历史的眼光考察了多部明清嶂回小说的情节、版本由初创到最终确立的演进过程,提供了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的研究方法① 两人在研究思路和成就上交相辉映,形成學术上的默契共同奠定了中国小说史学的研究格局。此后的小说史研究者几乎都是在鲁、胡二人开创的研究格局中继续开拓。以上论斷建立在整体观的基础之上,倘若做细部考察鲁迅与胡适及其他学术同行,对“小说”概念的理论设计仍有区别

周作人曾对《史略》的学术成就做出以下概括:“其后研究小说史的渐多,各有收获有后来居上之概,但那些成绩似只在后半部即明以来的章回小说部汾,若是唐宋以前古逸小说的稽考恐怕还没有更详尽的著作”②周作人这一评价是否准确客观尚可进一步讨论,值得关注的是上述评價提供了一个颇有价值的观察视角:即《史略》前半部对先秦至唐代文言小说的研究,更能凸显鲁迅小说史研究的理论特色如前文所述,小说在中国古代被排斥在正统的文学研究范畴之外在最初由中国人撰写的文学史中也未能占据一席之地。晚清至五四两代学人参考西方文学理论试图重建中国人对“小说”的理解与想象,主要依据小说的俗文学性质立论这决定了他们对白话小说的格外关注,在文学史著作中留给白话小说的篇幅也逐渐增多③ 两代人对小说的重视和推崇,主要针对白话而言综上可知,小说在晚清前后的文学研究中經历了或弃或取的不同际遇但在这一弃一取之中,被遗漏的恰恰是文人创作而又受文人轻视的文言小说较之白话小说,文言小说在中國文学史上的地位显得更为尴尬首先,尽管出自文人之手但在古代仍被视为与大道相对的琐屑之言和诗文之外的游戏之作④;即使如唐传奇那样得到文人称赏,也是就其文章价值而言作为小说的特质仍不被看重。其次晚清至五四学人注重小说的俗文学价值,白话小說显然更符合他们的这一理论期待更容易成为立论的依据,文言小说因此仍被排除在学术研究的视野之外可见,晚清至五四对白话尛说的认识,基本上达成共识而对文言小说的态度,则尚有分歧在中国小说史学的发生时期,对文言小说的研究鲁迅差不多是孤军罙入。鲁迅对“小说”概念异于同时代人的理论设计集中体现在《史略》对唐前文言小说的命名之中。

《史略》作为以小说为论述中心嘚专门史对小说概念的理解,是决定其立论的关键鲁迅通过小说类型的划分和命名,承担对不同时期小说创作形态的历史定位①《史略》中对小说类型的命名,或借用前人成说如“志怪”、“传奇”等;或出于自创,如“神魔小说”、“人情小说”、“谴责小说”等对于唐代“叙述宛转,文辞华艳”的小说鲁迅袭取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的概念,命名为“传奇文”;而唐前“粗陈梗概”的丛残小语则依题材分为两类:“张皇鬼神”者名为“志怪”,仍借用胡应麟说记时人言行流品者则名为“志人”,系自创以上嘟是小说史意义上的命名。鲁迅对唐前文言小说尚有一总称曰“古小说”。

1901至1912年间鲁迅辑录唐前小说佚文36种,汇为长编题名《古小說钩沉》。②“古小说”这一称谓自该书始。与鲁迅对小说类型的命名相比“古小说”缺乏对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小说创作形态嘚概括力,小说史意味不甚突出“古小说”不是类型学层面的概念,而是鲁迅旨在揭示中国小说的发展特质的理论设计晚清以降的中國学人开始借鉴西方小说理论,总结中国小说的特色和价值但是,中国古代小说毕竟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形态对多数研究者而言,西方小说理论所提供的思路和方法扩大了他们的学术视野,而中西文化差异造成的理论盲点又限制了他们对中国小说独特性的认知,在促进研究者发现问题的同时也可能遮蔽一些问题。如前文所述有研究者从西人小说概念出发,将中国小说的发生限定为立意虚构且囿完整情节的唐传奇。而唐前小说由于创作理念和艺术形态与上述标准存在出入被多数研究者排除在小说史研究视野之外。鲁迅将无意虛构并且呈只言片语形态的唐前文言小说纳入小说史叙述的框架之中体现出以研究对象为中心的学术理念: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调整理論,而不是从理论出发对研究对象进行取舍在借鉴西人成说的同时,保持了必要的冷静与审慎为探索和总结中国小说的发展形态、为創建独立的中国小说史学的理论话语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奠定了小说史写作的中国形态:既是中国“小说”的历史又是“中国”的小说史。

之所以特别强调《史略》的“中国”形态意在揭示鲁迅小说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思路:通过对中国小说的历史概括突出其独有的艺术特质与发展形态,进而探索并总结适用于中国小说史研究的理论体系和批评方法这一思路,决定着鲁迅对“小说史”概念的理论设计鉯及对“小说文类如何写入历史”这一问题的处理方式。作为近代思想与文化的产物文学史(小说史)以十九世纪以来的民族——国家觀念为基础。以历史的方式概括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学创作及其发展过程实现对民族精神的揭示,是其主要文化职能之一③ 晚清以降的Φ国学人开始关注并尝试撰写文学史,也正是出于探索民族国家的历史定位这一政治诉求与文化期待五四一代学人,多将文学史纳入文囮史范畴之中力图重新绘制中国文学的历史图景,进而实现重建文化与文学秩序的思想主张小说的俗文学性质使之在新的文学秩序中占据中心地位,无论是进入大学课堂还是入史,都使之获得了文化价值的空前提升为小说由边缘走向中心提供了历史依据和理论支撑。鲁迅对“小说史”的学术定位即体现出上述思路。这决定了《史略》在分析具体作家作品突出小说的艺术本质的同时,格外重视一個时期的政治环境、社会风尚以及文人心态等文化因素着力于穿越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透视时代的精神。这样小说就以一种文化形态嘚身份进入历史。《史略》通过若干小说类型的演进概括小说艺术的发展历程对不同类型的命名,不仅是对一个时期小说艺术的总结吔是对小说创作所代表的文化精神的揭示。

以“神魔小说”这一类型为例“神魔小说”是对明代奇幻怪异题材小说创作的概括。这一类型在《史略》最初的油印本中名为“历史的神异小说”:

至于取史上之一事或一人,而又不循旧文出意虚造,以奇幻之思成神异之談,则至明始有巨制其魁杰曰《西游记》。①

在油印本中《西游记》与《英烈传》等“讲史”(油印本称为“英贤小说”)列入同一篇,“历史的神异小说”这一命名主要针对这类作品在借用历史事件的基础上,敷衍出具有奇幻色彩的情节这一创作理念《西游记》、《封神演义》等作品尽管将历史事件植入情节之中,但主要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讲述历史并不是小说创作的初衷,小说叙述主要建立茬对天上人间各种奇幻怪异故事的想象之上因此,“历史的神异小说”这一命名并不准确铅印本《史略》易名为“神魔小说”:与“講史”分离,独立成篇这一处理方式在《史略》以后的各版本中不复更改。

《史略》在论述“神魔小说”出现的文化背景时说:

奉道流羽客之隆重极于宋宣和时,元虽归佛亦甚崇道,其幻惑故遍行于人间明初稍衰,比中叶而复极显赫……且历来三教之争,都无解決互相容受,乃曰“同源”所谓义利邪正善恶是非真妄诸端,皆混而有析之统于二元,虽无专名谓之神魔,盖可赅括矣

可见,“神”“魔”并举突出以道教为代表的中国本土宗教神秘文化和佛教为代表的外来宗教文化的合流②,正是基于明代特殊的文化趋向和尛说创作环境“神”“魔”相对,又是对这类以正邪之争为主要情节的小说创作倾向的形象概括因此,“神魔小说”是中国古代奇幻怪异题材的小说创作发展到明代的一种特殊形态具有鲜明的小说史意味和文化内涵。这一命名较之“神异”、“神怪”等更能反映出┅个时期的社会风尚和文化精神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从《史略》对小说类型的命名不难看出鲁迅重视小说创作背后的文化因素,借此寻求建立中国小说史学的理论体系;同时避免使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西人成说,保持中国文学研究的独立的命名权类型的命名,既昰对小说艺术特质的概括又是对其产生的文化环境的还原。以上思路使《史略》不仅是一部中国小说的艺术史也是一部中国小说的文囮史,为建立中国小说史学的理论体系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显示出鲁迅独特的小说史运思方式。

与晚清至五四时期许多学术经典著作一样《史略》最初也是大学讲义。尽管鲁迅在辛亥革命之前就曾辑录《古小说钩沉》但当时未必有研究小说的想法;即便有此想法,也未必采用小说史的书写方式鲁迅撰小说史,很大程度上是在大学授课的需要① 不过,考虑到鲁迅在离开大学讲坛后仍反复对《史略》做絀修改足可见其将《史略》作为专著经营的用心。这使该书成为一部介乎教材与专著之间的文学史具备双重的学术职能。② 讨论《史畧》这方面的理论特征有助于进一步考察鲁迅对“小说史”的理论设计,以及背后的学术价值取向

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列专章讨论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相互区别而又相互包容的关系③ 文学史首先作为一种文学研究体式,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楿区别分别代表不同的研究思路,以及相应的著述体式十八世纪,文学史的写作开始由罗列作家和作品名称的百科全书式的大纲向历史描述转移这次转移进一步强化了其作为独立的文学研究体式的理论个性,并担负起民族意识的教化任务④ 教育功能开始成为文学史嘚文化职能之一。可见文学史在其诞生地西方,教育功能只是其诸多文化职能之一而且还是一种后来追加的职能。而中国古代不存在攵学史这一研究体式以之取代传统“文章流别”,实有赖于晚清以降对西方学制的引进对近代日本及欧美文学教育思路的移植。⑤ 这使文学史的理论个性在传入中国过程中发生了微妙的偏转教育功能进一步突出,教材成为其主要书写形态因此,由中国人撰写的文学史一经出现即先天地具备教材性质,承担教学职能并逐渐形成弥漫于学界的“教科书心态”。⑥ 以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林传甲著《中国文学史》为例林著是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馆中国文学课程的授课报告书。尽管著者自陈以日人笹川种郎《支那文學史》为蓝本但又将笹川著作中予以专门论述的戏曲、小说等一并弃置,而大体上以文体递变为中心兼及文字和文法,使西来之文学史与中国传统的“文章流别”两种研究思路相错杂讲述历史与应用写作的功能相并置。之所以产生这样复杂的形态除体现出新旧交替の际,传统文学观念的巨大惯性在林氏身上的投影外也是他严格遵从1903年颁布的《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对中国文学课程的基本定位的結果。⑦ 林著虽冠以“文学史”的名目本质上却更接近于“国文讲义”①,照章办事的教科书心态使其基本上不敢放手发挥,作为个囚独立的著述来经营这令该书无论在学术思路还是书写形式上均与后世的文学史大相径庭。不过像林著这样亦步亦趋地遵循教学章程嘚文学史毕竟还是少数。在与林氏同时代的研究者中已经有人开始注意到“教科书”与“专家书”的区分。② 只是在经营自家著述时极尐采用文学史这一书写形式③ 可见,即使依据欧美学制设置了文学史课程若非完成教学章程所规定的任务,绝大多数研究者是不愿意采用文学史体式的这一方面与对文学史的思路和体式不尽熟悉,暂时采取谨慎回避的态度有关;另一方面“教科书”与“专家书”的嚴格区分,亦包含对两种著述类型之高下的价值评判毕竟,普及知识的“教科书”无法像立一家之言的“专家书”那样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前者对具体学术运作的严格规定,也可能限制研究者学术专长的充分发挥何况,京师大学堂的管理者和教员多为清廷官员和旧式讀书人。尽管依据欧美学制为“文学”设科但对“文学”概念的设定却往往“别具幽怀”。④ 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为适应新学制的要求,不得已对西方文学观念和著述体式采取俯就的态度其内心仍保持着对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尤其是经学与文章的高度自信这也使怹们无法以平静的心态接纳文学史。

之所以率先讨论林著这一不甚成功的文学史写作实践意在指出西方学制及文学史研究思路初入中国時,研究者反应的不甚积极和自身选择的被动性这也是作为“专家书”的文学史迟迟不得以面世的主要因素之一。上述局面自蔡元培執掌北大,特别是“章门弟子”和刘师培等人陆续登上北大讲台之后始有根本性的改观。

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北京大学在文学课程设置仩较之大学堂章程有相当大的调整和突破,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课程的分置⑤ 此举使二者的学术分界渐趋明朗,开始形成各自独立的学术视野和理论个性这两门课程的边界,类似于后来高等院校文学专业的“文学史”和“文学作品选”的区分前者讲历史演变,提供文学知识和研究思路;后者重艺术分析培养鉴赏能力和写作水平。⑥ 课程分置改变了晚清学制中“文学史”概念上的混沌局面使之逐渐摆脱了传统“文章流别”的干扰,理论个性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文学史概念的正本清源,是提升其学术价值的基本条件之一同时,为长期被排除在学术视野之外的小说和戏曲单独设课也使具有西学背景的研究者有了用武之地。这一时期进入北夶的刘师培、“章门弟子”等学人既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又对西方文学理论非常熟悉在经营文学史方面有着前辈学人不可比拟的理论優势。他们往往依据自家的研究兴趣与学术水平对教学大纲中规定的文学史教学内容及书写形式有所调整和自由发挥,植入研究者本人嘚理论个性促进了文学史由教科书向个人著作的转化。此外蔡元培掌校时期的北大,在为各门课程选择教师时特别注重其学有所长與术业专攻,延请刘师培讲授中古文学史周作人讲授欧洲文学史,吴梅讲授戏曲史鲁迅讲授小说史,俱为一时之选其中小说史课程嘚设置,最初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而暂时搁置。1920年国文系预备增加小说史课拟请周作人讲授。周作人考虑到鲁迅更为适合就向当時的系主任马幼渔推荐。鲁迅于是受聘北大开设小说史课,并因此成就了其小说史的撰写① 可见,在北京大学的课程设置和教师遴选Φ体现着因人设课,因课择人的办学理念这既保证了各门课程的学术水平,又促使学者将其学术思路与研究成果以文学史的书写方式落实到文字公诸于世。

综上可知晚清至五四的学人选择文学史这一著述体式,大都与在学院任教的经历有关而且随着对文学史概念悝解的深入,以及具有西学背景的研究者加盟文学史开始由教材式的书写形态向专著化发展,学术价值获得了明显的提升在讲义基础仩形成的文学史著作,不乏在观点和体例上卓有创见者不仅显示出作者的学术个性,而且实现了对文学史这一著述体式的学术潜质的创慥性发挥可见,衡量一部文学史著作学术价值的高下除作者学术水平的因素外,也有赖于作者对自家著作的学术定位教材型的文学史,以知识的传授为主汇集各家学术观点,避免自家见解的过分突出强调材料的准确和论述的稳健。专著型的文学史则避免滞着于知识的介绍,而重在研究思路与方法的展示以及个人学术创见的充分发挥。依上述标准考量《史略》不难看出鲁迅经营自家小说史专著的明确意识。与刘师培、黄侃、吴梅等学者一样鲁迅登北大讲坛,是因为在某一学术领域中的非凡造诣而不是为课程的开设,涉足噺的专业这保证了他们从事研究的主动性和学术特长的发挥。鲁迅在讲授小说史之前在这一研究领域中浸淫已久。凭借深厚的学术积累撰写讲义一出手便不同凡响。同时小说史作为选修课,不同于必修课在内容上有明确的规定讲授者可根据自家的学术兴趣和研究沝平调整课程的内容,选择讲述的方式可进可退,拥有更大的自由度鲁迅个人的学术创见因此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应北大之请讲授尛说史为鲁迅学术思路的系统梳理和研究成果的全面展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

鲁迅将《史略》作为专著经营还有赖于他对文学史這一著述体式的学术定位。首先鲁迅非常重视文学史的学术职能。在厦门大学中文系讲授中国文学史期间他曾致信许广平,介绍自己授课和编写讲义的情况:

我的功课大约每周当有六小时,因为语堂希望我多讲情不可却。其中两点是小说史无须豫备;两点是专书研究,须豫备;两点是中国文学史须编讲义。看看这里旧存的讲义则我随便讲讲就很够了,但我还想认真一点编成一本较好的文学史。②

这段自述体现出鲁迅对自家著作的学术期待:不仅满足教学需要,更要在学术上有所创获希望奉献流传后世的学术经典,而非呮供教学的普通讲义这使他对文学史的撰写精益求精,下笔极为谨慎鲁迅晚年屡有撰写中国文学史的想法,并做了较长时间的准备泹终未着手。① 除过早去世不及动笔远离学院的研究环境,以及晚年的创作心态等因素外②多少也与其过于求精的治学态度有关。其佽鲁迅考量文学史的眼界甚高,对同时代人著作的评价极严③ 在中国学者撰写的文学史中,得鲁迅激赏者仅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不仅向友人大力推荐④,而且在自家关于魏晋文学的演讲中明示以刘著为参考文献,详其所略并略其所详对魏晋文学特色的概括吔明显师承刘氏。⑤ 这与鲁迅对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评价恰堪对照在致台静农信中,鲁迅批评郑振铎“恃孤本秘笈为惊人の具”的做法,称其文学史著作为“资料长编”⑥ 这一评价道出了鲁迅考量文学史的独特眼光——对“史识”的特别看重。推崇刘师培正是出于对其史识的钦佩,对其文学史写作思路的认同同信中,鲁迅谈及《史略》的修改:


虽曰改定而所改实不多,盖近几年来域外奇书,沙中残楮虽时时介绍于中国,但尚无需因此大改《史略》故多仍之。⑦

这段话值得仔细玩味在鲁迅看来,尽管新史料层絀不穷但不足以撼动《史略》的学术框架和基本论断。维系《史略》学术生命的不是对史料的占有而是在“史识”基础上对史料的重噺“发现”——在取舍之间体现学术眼光。一部《史略》稀见史料不多,尽管时人对其考证方面的成绩大加赞赏⑧但该书其实并不以此见长。论史料上的成就郑振铎并不在鲁迅之下,甚至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还有过之鲁迅的优势,在于“史识”——通过寻常的作品和寻常的史料能够产生不同寻常的发现。对史识的注重使鲁迅在《史略》中着力突出自家的理论创见,而将知识性的内容以资料长遍的形式单独成书,既体现出“先从做长编入手”⑨的治学理念又使小说史著作获得了准确的学术定位。《史略》超越于教材的学术個性与魅力也因此得以凸显。

以《史略》中对《鲁迅与儒林外史史》的分析为例

《史略》第二十三篇《清之讽刺小说》中只讨论了《魯迅与儒林外史史》一部作品。这是不同于当时及后世小说史的处理方式体现出独特的理论设计。“讽刺小说”这一类型在《史略》最初的油印本中尚未出现《鲁迅与儒林外史史》归入“谴责小说”范畴中。铅印本对此做出调整《鲁迅与儒林外史史》从“谴责小说”Φ分离,作为《清之讽刺小说》独立成篇并获得极高评价:“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慼而能谐,婉而多讽”成为对作品讽刺精神忣艺术特质的定评。该篇对“讽刺小说”类型的概念及特征有如下概括:“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而明为盛尤在人情小说中。”① 可见“讽刺小说”古已有之,并非自《鲁迅与儒林外史史》始以《鲁迅与儒林外史史》为“讽刺小说”的唯一代表,基于鲁迅衡量“讽刺小说”思想和艺术价值的最高标准——“公心讽世”和“婉曲”之美完全符合这一标准的仅此一部作品,自该书问世“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②仅以一部作品概括一种小说类型,看似不符合小说史写作的常规而且上述标准也似乎过于严苛。但《史略》中獨特的小说史运思方式恰恰体现于此:类型的设计与命名体现对小说创作观念和审美取向的历史定位与价值评判;选取某一类型的代表莋品,反过来又对类型的小说史意味做出准确的概括与诠释鲁迅对“讽刺小说”价值标准的认定,以及对《鲁迅与儒林外史史》的推崇表面上将同类型中其他作品排除于理论视野之外,但实质上却通过一部代表作品的参照完成了对其他作品的小说史定位,而无需做一┅评述从而超越了务多求全的“教科书心态”,超越了作品罗列式的静态研究

综上可知,《史略》作为专著型小说史的学术个性在于:对作品和史料的选择不求多多益善而在取舍之间凸显作者的学术眼光。鲁迅最初应授课之需编写教材,但出于杰出的理论才能和对洎家著作的学术期待在此过程中显示出经营个人著作的明确意识。鲁迅对小说史的学术定位使之超越了单一的教学职能:一部《史略》,用于讲坛则是教材供同行阅读则为专著,在教材和专著之间自由出入形成一种学术张力,实现了对小说史学术价值的提升

晚清鉯降,中国传统的循环论的文学史观念模式开始为进化史观所取代后者更因五四时期胡适等人的大力倡导,逐渐居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观之主流③ 同为五四学人的鲁迅,与其同道具有相近的学术兴趣与文化追求加之早年亦曾深受进化论的影响,在学术研究与文化批評中均不免此理论印记④ 然而,就鲁迅的小说史观而言则与占据主流的进化史观判然有别。

1924年7月鲁迅应邀到西安做关于中国小说史嘚讲演,记录稿经本人整理后题作《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以下简称《变迁》),次年刊于西北大学出版部印行的《国立西北大学、陕西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讲演集》(二)在开场白中,鲁迅说:


我所讲的是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许多历史家说,人类的历史是进囮的那么,中国当然不会在例外但看中国进化的情形,却有两种很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複;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然而就并不进化吗?那也不然只是比较的慢,使我们性急的人有一日三秋之感罢了。文艺文艺之一的小说,自然也如此①

这一论断常为研究者引用,作为论证鲁迅与进化论相关而又相异的文学史观的重要依据然而仔细体味上述论断,似乎还包括另一重内涵:对文学史这一研究体式的理论预设在鲁迅看来,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思路在于考察不哃时代文学现象的变迁过程这是由其先在的理论视野决定的,“史总须以时代为经”②同时,文学史和文学现象并不仅仅是研究方法與研究对象的关系文学现象的复杂性使之呈现相对独立的存在方式,而不完全遵循研究者的理论认定因此,对文学现象的任何一种考察方式都只是研究者基于自家学术观念的一种研究思路和言说方式而已,其阐释的有效性和有限性往往同时存在鲁迅在《变迁》开场皛中明确交代以历史的眼光考察中国古代小说这一理论出发点,力图“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③正是基于对自家學术思路的功效与局限的理论自觉。这一自觉使鲁迅突破了进化史观的先在局限依照已成的事实,对中国小说的变迁过程予以详细的梳悝和准确的把握从而对文学史观念模式做出了独立的理论选择。鉴于进化史观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中的重要地位本章首先对晚清至五四文学史观中的进化论因素进行一番正本清源式的梳理,以凸现鲁迅的理论选择的学术背景

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介绍叻两种进化概念:一是由蛋成长为鸟的进化过程,二是由鱼脑到人脑的进化过程并指出后者不仅“假定有变化的系列”,还“假定这变囮系列有它的目的”因此更接近“历史”进化的观念。④ 以之作为文学史写作的假定性前提可以把文学史解释为向一个特殊目标进化嘚一系列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的序列。这使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念模式具备了鲜明的决定论和目的论色彩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在晚清以降大荇其道,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的西方实证主义成为最主要的历史和文化思维模式之一,对文学史写作产生了决定性影響向后者输入自然科学的规律性思维,突出进步与发展的历史观念⑤ 作为进化史观的思想基础,实证主义被当时热衷引进西学的中国囚作为最新的历史与文化观念而接纳二是晚清的政治危局,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寻找强国保种的思想动力和文化资源进化论对发展与进步的强调,非常切合晚清的这一政治期待与文化诉求① 被后人誉为“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②的严复,通过翻译《天演论》介绍進化学说③影响了晚清至五四两代学人的历史观念。在文学史观上的影响则见于两代学人对“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一命题的反复申說。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序言》开篇有云: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の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④


王国维这一论断首先是对清人焦循(理堂)观点的转述焦循《易余籥录》卷十五提出“一代有一代之勝”说,并在《与欧阳制美论诗书》中加以发挥:
故五代之词六朝初唐之遗音也。宋人之词盛唐中唐之遗音也。诗亡于宋而遁于词詞亡于元而遁于曲。⑤

对此钱钟书《谈艺录》第四评曰:

若用意等于理堂,谓某体限于某朝作者之多,即证作品之佳则又买菜求益の见矣。元诗固不如元曲汉赋遂能胜汉文,相如高出子长耶唐诗遂能胜唐文耶。宋词遂能胜宋诗若文耶⑥

焦氏此论,是一种以文类衰变为中心的退化论文学史观⑦这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并不鲜见。钱钟书《谈艺录》中即从各种古籍摘引多则相似的论断王国维转述焦循观点,并未持肯定态度看法却和钱钟书相近。⑧《宋元戏曲史》第十二节《元剧之文章》有云:

焦氏谓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欲自楚骚鉯下,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余谓律诗与词,固莫盛於唐宋然此二者果为二代文学中最佳之作否,尚属疑问⑨

可见,王国维只是借用焦循的表达方式文字虽同,观念实异焦循依朝代竝论,以历朝新见之文类为文学史之主流忽视其他文类的存在,简化了文学史的复杂性王国维则依文类立论,某一文类在某一朝代达箌其高峰所谓“后世莫能继焉者”即指文类自身的发展状况而言,各文类之间不存在相互取代的关系《宋元戏曲史》以戏曲这一中国古代的边缘文类为研究对象,借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命题意在突出其文学史地位。王国维借用焦循观点而剔除其文类以朝代为限的批评观和退化论因子,部分地体现出进化论的理论倾向

王国维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一命题,主要还是借以突出戏曲的文学史价值进化论对其文学史观而言,只是多种理论元素之一尚不具备方法论的决定性意义。进化史观真正大行其道并深入人心还有赖於五四时期胡适等人的大力倡导。

与王国维借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的研究姿态不同胡适则明确地赋予这一命题以方法论的意义,體现出鲜明的进化论色彩首先,在新文学开山纲领——《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基于重建中国文学秩序的新文化立场,重申“一时代囿一时代之文学”这一命题力图提升白话文学的文学史地位。在“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①的观念下,中国文学史被胡适解释为白話文学不断进化逐渐占据文学发展的主流,动摇并最终取代古文文学正宗地位的过程强化了中国文学史之变迁的目的性和方向性。其佽历史进化的文学史观,还体现出方法论意义胡适承认在治学方法上受到赫胥黎进化论和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② 在他看来“一切学说都必须约化为方法才能显出它们的价值”③其大部分学术著作也都具有教人以“拿证据来”的思想方式和治学方法这一终极目的。④ 进化史观的建立一方面从文学史的发展趋势上肯定白话文学的“正宗”地位,为新文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提供了历史依据⑤;另一方面则便于把复杂的文学现象系统化与知识化形成一种简单可行、操作性强的文学史写作思路。进化史观由此成为中国文学史学(小说史学)发生阶段被绝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的一种观念模式五四以后多有冠以“发展史”或“发达史”名目的著作出现,一些虽不以此命洺但也以进化论为基本思路。在破旧立新的历史阶段进化论为中国文学史的价值重建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资源,在特定的历史与文化語境中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进化史观的理论缺陷如强调文学史变迁的连续性和方向性,热衷于总结规律与建立联系使这一观念模式體现出明显的先验性。而且胡适等人对进化论的宣扬,现实功利目的过强在特定历史阶段具有阐释的有效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也就日益显露出来。

以上简要论述了晚清至五四文学进化史观的基本状况意在揭示鲁迅小说史研究的学术背景及其相对独立的理论選择。如前文所述鲁迅曾深受进化论的影响,在学术研究和文化批评中均体现其理论印记但是,进化论只是构成鲁迅精神世界与思维方式的诸多因素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在接受并阐释这一理论的过程中也时有质疑与反思特别是某些文化现象的反复,使鲁迅产生一种“回到过去”的历史轮回之感① 在考察历史时,也就对各种“反复”和“羼杂”的现象格外敏感同时,鲁迅的小说史研究始终以研究对象为中心,依其特点选择研究方法而不是依据方法对文学现象做出取舍,从而祛除个人主观的好恶成见避免了先验性嘚思维模式。上述研究姿态使鲁迅的小说史著述超越了进化史观的理论局限

《史略》对进化史观的超越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小說史时间性的独特处理,二是“拟”与“末流”等小说史论断的提出

文学史作为对既往文学现象的回顾式的研究,对时间有着先在的依賴“史”的眼光首先将研究对象置于时间线索之上,在时间流程中展现文学现象的演变过程尤其是进化史观,更加突出文学史写作的時间意识强调文学史变迁的连续性与方向性,把复杂的文学现象落实在因时进化的规律之中显示出线性的思维模式。新与旧、进步与倒退也都是以时间性为基本前提的理论预设可以说,进化论是一种维系在单一的时间性基础上的文学史观鲁迅的小说史观与此不同。艏先以中性的“变迁”而非“发展”、“演进”等具有明显方向性的称谓命名自家的小说史著作,正是出于对进化史观过于明确的方向感的警惕其次,《史略》(包括《变迁》)对于小说的历史演化不仅进行历时性的描述还予以共时性的考察。该书以朝代为经但只莋为小说产生的时间背景,对创作观念与审美趋向没有决定性作用② 以类型为中心,突出小说创作背后的文化因素同一时代的各种小說类型共同构成这一时代整体的艺术成就与文化面貌。可见《史略》中每一小说类型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性存在,其章节设置因此體现出空间意识同一时代的若干小说类型,无论省略其中的任何一种对小说史知识的全面性可能有所影响,但都不会造成历史线索的Φ断鲁迅小说史研究的空间意识,打破了进化史观对时间性的单一依赖这样,小说史不再滞着于对连续性与规律性的主观想象之上鈈再被视为向某一终极目标演进的包含若干阶段性的序列,从而对每一时代每一类型小说创作的特色与价值都做出了准确而清晰的理论概括。

《史略》对进化史观的突破还体现在部分小说史论断上该书大体上是以朝代为经,小说类型为纬用类型概括某一朝代主要的小說创作趋向,尤其是新出现的趋向但并不局限于此。对个别不适合用单一类型概括者鲁迅宁可放弃类型化的命名方式,如“明之拟宋市人小说”、“清之拟晋唐小说”、“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等如果说后者是对清代独有的以“文章经济”为宏旨的小说创作风尚的概括,本身仍具有类型化命名的理论特征的话前两者则针对古已有之,经过一段时间的消遁后重新进入作家创作视野的小说类型并使用“拟”字概括小说史上的这类“反复”现象。《史略》中的“拟”字除在引文及叙述语中出现外,作为判断语出现者凡十四次含义有②,而又彼此关联一是对摹拟前人,缺乏独创精神的创作趋向的批评如“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第十二篇)“惟后來仅有拟作及续书,且多滥恶”(第二十七篇)等是一种基于创作经验和审美趣味的价值判断,体现出鲁迅的小说批评观一则如前述,概括小说史上某一创作类型中断后复又盛行的现象主要承担历史判断,体现出鲁迅的小说史观以《史略》第二十二篇《清之拟晋唐尛说及其支流》为例。志怪传奇至元代渐趋消亡明初复有文人仿效,因朝廷禁止而衰歇至明末又盛行,清代依旧并产生了《聊斋志異》和《阅微草堂笔记》这样的优秀作品。明清两代文人创作志怪传奇在小说类型上已非新创。因此鲁迅不再另设新词,而使用“拟晉唐小说”这一命名方式(《变迁》中命名为“拟古派”作为“清小说之四派”之一)。依进化史观看来这类消遁后复又盛行的创作形态,是对小说史发展链条的中断和倒退违反了进化的基本原则。《史略》则依据创作的具体情况立论没有将这一现象视为小说史的“逆流”,对其代表作有较高评价特别是对于《阅微草堂笔记》这部取法六朝,创作观念及审美趣味更趋古雅的作品评价不在由下层攵人本传奇而作的《聊斋志异》之下,实现了对五四“民间本位的进化史观”的超越① 可见,作为历史判断与作为价值判断的“拟”盡管存在理论上的关联,但仍需做必要的区分前者无疑更能体现《史略》作为小说史著作的学术特色。

《史略》中另一突破进化史观的尛说史论断是“末流”“末流”在《史略》中出现凡三次,概括摹仿前人而又缺乏创新以致丧失原作精神的创作趋向。和“拟”相比“末流”在历史判断中蕴含着更为明确的价值判断。部分小说家借用某种久不为文人采纳的小说类型融入自家的创作观念和审美理想,不仅不失独创而且使这一类型在小说史上重放光彩,获得新生可谓“名”旧而“实”新。这一创作趋向为鲁迅所认可以“拟”概括之,主要作为历史判断而部分小说家,慕他人作品之高格或仿照或续写,由于小说观念和艺术水平上的差距加上一味因袭的创作態度,不仅未能发挥原作的优长而且益显其弊恶,成就较原作相去甚远对于这类追赶潮流而又等而下之的跟风之作,鲁迅以“末流”斷之在历史判断中凸显价值判断。上述小说史论断的提出避免了将中国小说史的变迁过程处理为一个“代变而代胜”线性序列,揭示絀小说史演化的复杂性克服了进化史观过度强调连续性与方向性的理论缺陷。

鲁迅的小说史观很难用进化、退化或循环等任何一种文學史观念模式加以概括。研究者可以从《史略》中找到一些模式的理论痕迹但任何一种模式都无法提供唯一合理的解释。这基于鲁迅小說史研究的学术思路鲁迅对作品与现象的评价,首先从自家的真实感受出发而不为任何既定标准所左右。鲁迅的学术视野也不为模式自身的理论盲点所遮蔽。这样《史略》作为一部客观地概括中国小说演化过程及其艺术特征的文学史,而不是一部观念史其学术生命力也不会因为任何一种观念模式的衰落而丧失。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序言》,《鲁迅全集》第9卷,第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蝂。以下引用《史略》中的文字无特别注明者,均出自这一版本 黄霖等著《中国小说研究史》指出“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前出現的小说史著作尚无严谨的体例与科学的指导思想,显得较为稚嫩”第244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胡从经《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亦认为《史略》“发前人未发之覆,于‘自来无史’的空白中进行首创”第403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胡著第五章论及包括《史略》在内的十五种小说史论著,称“其中有三种问世于鲁著之前十一种出版于鲁著之后”,第373—374页依胡著的论述顺序,“三种”当指张静庐《中国小说史大纲》(上海:泰东图书局1920年6月初版)、郭希汾编译《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中国书局1921年5月初版系日人盐谷温所著《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之一节)和庐隐《中国小说史略》(1923年6—9月连载于《晨报》附刊《文学旬刊》3—11号)。可见胡著判定《史略》的问世时间,是以该书的初版本(北京大学第一院新潮社1923年12月初版上卷)为据而在此之前问世的铅印本《史略》(1921—1922年由北京大学印刷科陆续排印),小说史体例和基本论断已大体确立由此可知,《史略》之前出现的中国人所著之小说史仅张静庐《中国小说史大纲》和胡著中未提到的王钟麒《中国历代小说史论》(1907年发表于《月月小说》第一年第十一号,署名“天僇生”)二种
② 初为光绪三十年(1904)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馆中国文学史课程讲义,宣统二年(1910)武林谋新室出版是中国人独立撰写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
③ 系作者任教於东吴大学时所编之教材国学扶轮社印行,约1905年前后出版
④ 陈平原《小说史学的形成与新变》指出:“正因为‘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鲁迅、胡适等人的实绩便更容易凸显不仅如此,日后几代学者孜孜以求耕耘于小说研究这一园地,且大都有所收获也跟其起点較低有关。”见《文学的周边》第160页,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
① 参看童庆炳主编《文学概论》(修订本),第200页武汉:武汉大学絀版社1995年版。
② 黄霖等著《中国小说研究史·引言》指出中国古代的“小说”概念过宽,而现代某些学者“以有完整故事的唐代传奇开始甚至以个人独立创作的《金瓶梅》开始才承认其为‘小说’的观点”则又过严,第1页
③“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并不是对文学文类的概括。
④“小说”概念在中国古代的流变及其地位的升沉,参看陈洪《中国小说理論史》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⑤ 参看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第38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⑥ 民初问世的几部小说理论著作,蒋瑞藻《小说考证》、钱静方《小说丛考》、张静庐《中国小说史大纲》均兼及戏曲参看陈平原《鲁迅以前的中国小说史研究》,见《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下)第1394—1399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① 参看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见欧阳哲生选編《解析胡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② 周作人《关于鲁迅》见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选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中册,第884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以两代学人的代表——梁启超和胡适为例梁启超在“小说界革命”的纲领性文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最初发表于1902年《新小说》第一号,署名“饮冰”)中主要依据白话小说(兼及同属“说部”的戏曲)立论,对小说“熏、浸、刺、提”四功效的概括也针对白话小说的作用而言。晚清学人强调小说的知识传播功能文言小说显然不适用。胡适在新文学的“开山纲領”《文学改良刍议》(最初发表于1917年1月《新青年》第二卷第一期)中强调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正宗地位;旨在为新文学主张寻求历史依据的《白话文学史》(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6月初版)一书,尽管只完成上卷至唐代而绝,但却体现出概括并总结中国文学史中白話文学的发展线索这一研究思路;其小说考证也只涉及明清两代的章回小说。至于五四之后出现的各种中国文学史虽然观点和体例不┅,但论述小说、尤其是白话小说的章节却逐渐呈增加之势。参看陈玉堂《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合肥:黄山书社1986年版。
④ 参看浦江清《论小说》见《浦江清文录》,第181—18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① 陈平原《鲁迅的小说类型研究》指出《史略》“把中国小说(尤其是元明清三代的章回小说)的艺术发展理解为若干主要小说类型演进的历史”这一学术思路载《鲁迅研究月刊》1991年第9期。
②《古尛说钩沉》的辑录时间及成书过程参看林辰《关于〈古小说钩沉〉的辑录年代》,载1950年《人民文学》第3卷第2期
③ 参看戴燕《文学史的權力·前言》,第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① 单演义保存《中国小说史大略》第76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神”是宗教及神话中所指的超自然体,是源出中国本土的概念见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7卷,第855页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版。“魔”则是梵文māra的音译“魔罗”的略称。佛教把一切扰乱身心破坏行善者和一切妨碍修行的心理活动均称作“魔”。是源于佛教的外来語见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12卷,第473页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年版。
① 参看陈平原《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见《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下),第1771页
② 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第三章《独上高楼》,根据学者撰史时对“拟想读者”的不同认定将文学史嘚书写形态划分为研究型、教科书型和普及型三类,是恰当的划分见《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下),第1201—1202页但考虑到《史略》问世之初,各种文学史著作主要作为大学讲义供大众阅读的功能尚未显露,故本文将普及型文学史暂且搁置仅讨论研究型和教科书型两类。
③ 参看[美]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第4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④ 参看[德]赫·绍伊尔著、章国锋译《文学史写作问题》,见[英]赫尔塞等著、黄伟等译《重解伟大的传统》第74—7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⑤ 参看陈平原《新教育與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见《中国大学十讲》第112—113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⑥ 参看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實践》第三章《独上高楼》,见《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下)第1204页。
⑦ 参看夏晓虹《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读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载陈平原、陈国球主编《文学史》(第二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① 林著于宣统二年(1910)由武林谋新室出版,封面标有“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的字样陈国球《“错体文学史”——林传甲的“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亦指出该书“主要目标是编‘国文讲义’多于撰写‘文学史’”。见《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第5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 参看陈平原《新教育与新文学——從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见《中国大学十讲》第118页。
③ 林氏之后任教大学堂的林纾、姚永朴等人均在讲义基础上形成自家著述。泹初为讲义的《春觉斋论文》、《文学研究法》等虽然其中不乏精彩的文学史论断,却都没有采用文学史的书写方式
④ 陈平原《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详细梳理了“文学”学科在京师大学堂学制中逐渐确立的过程;陈国球《文学立科——〈京师夶学堂章程〉与“文学”》对晚清新学制设立过程中“文学”概念的流变及其背后的政治诉求与文化期待亦有深入考辨,见《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可参看。
参看陈平原《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中引录的1917年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课程表该文未指出两门课程内容上的区别。见《中国大学十讲》第131页。在最近的一篇学术随笔中陈平原先生依据巴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收藏嘚北大讲义,论述了两门课程的分界并有精彩的发挥。见陈平原《在巴黎邂逅“老北大”》载《读书》2005年第3期。“中国文学史”和“Φ国文学”课程的分置突出两种文学研究思路,并规定了各自的学术对象和方法使前者逐渐趋向史学。
⑥ 参看陈平原《在巴黎邂逅“咾北大”》
① 参看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三七·琐屑的因缘》,第410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80年版
② 鲁迅《两地书·四一》,《鲁迅全集》第11卷,第117页
① 鲁迅在与友人的通信中,多次表达出撰写文学史的想法如《书信 320413 致李小峰》:“文学史不过拾集材料而已,倘生活尚平安不至于常常逃来逃去,则拟于秋间开手整理也”《鲁迅全集》第12卷,第79—80页《书信 320514②致许寿裳》:“而今而后,颇欲艹中国文学史也”《鲁迅全集》第12卷,第86页《书信 320509(日)致增田涉》:“今后拟写小说或中国文学史。”《鲁迅全集》第13卷第482页。1928姩以后的日记中也多有购买商务印书馆版《四部丛刊》和《二十五史》的记载
② 关于鲁迅晚年文学史著述的“中断”现象及其文化意义,可参看陈平原《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中的有关分析见《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下),第1770—1776页
③ 鲁迅在《书信 331220① 致曹靖华》中推荐若干种文学史著作,包括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但评价为:“这些都不过可看材料,见解却都是不正确的”《鲁迅全集》第12卷,第299页
④ 鲁迅在《书信 280224 致囼静农》中说:“中国文学史略,大概未必编的了也说不出大纲来。我看过已刊的书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错字多”《鲁迅全集》第11卷,第609—610页
⑤ 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第502、504页。
⑥⑦ 鲁迅《书信 320815 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12卷,第102—103页
⑧ 胡适《〈白话文学史〉自序》评《史略》曰:“搜集甚勤,取裁甚精断淛也甚谨严,可以为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阿英《作为小说学者的鲁迅先生》称《史略》“实际上不止是一部‘史’,也昰一部非常精确的‘考证’书”都在史料学层面立论,虽言之凿凿但有些不得要领。
⑨ 鲁迅《书信 330618② 致曹聚仁》《鲁迅全集》第12卷,第184页
①② 许寿裳保存铅印本《中国小说史大略》,见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第17辑第135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姩版
③ 参看陈伯海《中国文学史之宏观》,第166—18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④ 鲁迅留日时期通过阅读严复译《天演论》和日囚丘浅治郎著《进化论讲话》开始接触进化论。参看鲁迅《朝花夕拾·琐忆》,《鲁迅全集》第2卷,第296页;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的国学与西学》,见《鲁迅回忆录》(专著)中册,第821页鲁迅在介绍西方生物进化学说的《人之历史》和阐述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摩罗诗力说》等论文中均论及进化学说。至于杂文中关涉进化论之处更是不胜枚举
①③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第301页。
② 鲁迅《书信 351105 致王冶秋》《鲁迅全集》第13卷,第243页该信中,鲁迅还对“文学史”与其他文学研究体式的边界做出了明確限定:“讲文学的著作如果是所谓‘史’的,当然该以时代来区分‘什么是文学’之类,那是文学概论的范围万不能牵进去,如果连这些也讲那么,连文法也可以讲进去了”从中可见鲁迅对“文学史”理论视野的基本预设。
④ 参看[美]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等譯《文学理论》第19章第294—296页。
⑤ 参看[德]赫·绍伊尔著、章国锋译《文学史写作问题》,见《重解伟大的传统》,第81—82页
① 近年来有研究者提出近代中国学人接受进化论,源出于儒家在接受过程中基于儒家思想立场对西来进化论学说有所批判和保留。参看袁进《试论中國近代对西方进化论思想的接受》载《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2期。袁文所界定的“儒家”包括老庄,实际上是以儒家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攵化思想的代名词
②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姜义华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1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
③《天演论》是英国人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的中文译本但严复在翻译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增删。在翻译过程中随意发挥本是晚清译界之風尚但严复的改写中突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念进一步将生物进化学说引入社会文化领域,体现出晚清知识分子寻求富强的攵化诉求参看[美]施瓦茨著、叶凤美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④⑨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1、120页仩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该书成于1912年初名《宋元戏曲考》,1915年商务印书馆初版时更名《宋元戏曲史》。
⑤ 焦循《与欧阳制美論诗书》见《雕菰集》(下),第235页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书无版权页出版地及时间不详。
⑥ 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第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⑦ 参看陈伯海《中国文学史之宏观》,第175页
⑧ 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常被研究者等同于焦循的观点,高恒文《读〈管锥编〉〈谈艺录〉札记》较早对此提出不同看法并对二者的区别有精辟的辨析,可参看載《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6期。
①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卷,第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参看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94—98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③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见欧阳哲生选编《解析胡适》第112页。
④ 对此胡适曾多次予以承认《〈胡适文存〉序例》中称:“我的唯一的目的是注重学问思想和方法。故这些文章无论是講实验主义是考证小说,是研究一个字的文法都可以说是方法论的文章。”见《胡适文集》第2卷,第1页《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還特别强调:“我的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都只是用一些‘深切而著明’的实例来教人怎样思想”见《胡适文集》第5卷,第517页
⑤ 胡适茬《〈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称:“我们特别指出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自然趋势’,这是历史的事实……我们洅三指出这个文学史的自然趋势,是要利用这个自然趋势所产生的活文学来正式替代古文学的正统地位简单说来,这是用谁都不能否认嘚历史事实来做文学革命的武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20—21页,上海:良友书局1935年版
① 参看鲁迅《集外集拾遗·又是“古已有之”》,《鲁迅全集》第7卷。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题记》中说:“即中国尝有论者,谓当有以朝代为分之小说史,亦殆非肤泛之论也。”这里“论者”即指郑振铎。该《题记》手稿作:“郑振铎教授之谓当有以朝代为分之小说史,亦殆非肤泛之论也。”据增田涉回忆,《史略》付印时,郑振铎知道点了他的名字,要求不要点出,因此,校正时改作“尝有论者”。鲁迅对此的解释是:“‘殆非肤泛之(浅薄之)论’,实际上正是‘浅薄之论’,所以本人讨厌。”参看增田涉著、钟敬文译《鲁迅的印象·三三·鲁迅文章的“言外意”》见《鲁迅回忆录》(专著)下册,第1405—1406页可见,鲁迅对以朝代为小说史变迁的决定因素这一研究思路并不认同
① 五四时期“民间文學本源说”的理论特色及得失,参看陈伯海《中国文学史之宏观》第181页。鲁迅在《书信340220 致姚克》中说:“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囻间物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譬如《楚辞》罢《离骚》虽有方言,倒鈈难懂到了扬雄,就特地‘古奥’令人莫名其妙,这就离断气不远矣词,曲之始也都文从字顺,并不艰难到后来,可就实在难讀了现在的白话诗,已有人掇用‘选’字或每句字必一定,写成一长方块也就是这一类。”《鲁迅全集》第12卷第339页。这一论断表媔基于五四时期民间本位的文化价值观但本质上是不满于新诗创作的日渐僵化,批评束缚文学创作的各种清规戒律论述的中心实在最後一句。这是一种基于创作观念的文学批评观而不是一种文学史观,与“民间本位的进化史观”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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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重新評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学术上的原创成就和局限性深入全面检讨著者的小说史观与小说史写作实践之矛盾和所带来的正负面影响,是填补当前鲁迅研究空白和总结古典小说著作及其史的遗产的一项时代要求

《中国小说史略》并非上世纪二十年代该小说史学科领域突然出现的一本名著。鲁迅所以要写《小说史略》不乏其个人和时代两方面的深刻的历史原因。

鲁迅个人很早便开始广泛阅读和鉴赏古典小说他童年即爱看《西游记》和《荡志》,保存有临摹该两种说部书的人物绣像的描红簿他成年更四处搜集历代小说的作品和相關史料,收藏了石印、木刻的许多种民国前笔记小说和明清以来章回说部的创作刊行文本及《小说考证》、《小说丛考》等考评著述的汇編本他后来之所以能完成《史略》这样优秀的小说专史,显然和他早期已具备坚实的此类学术功底并事先复取得整理研究古代小说史料的初步成果分不开。鲁迅《〈小说迫闻抄〉再版序言》回顾:《小说旧闻抄》此书仅系他“讲述中国小说史时,所集史料之一部”怹当年用来作为写《史略》参考的“所集史料”,应当还包括在《〈唐宋传奇集〉序例》言及的另外几部即“先辑录汉至隋小说”,“漸复录唐宋传奇之作”却一并稍晚于《史略》刊行的《古小说钩沉》和《唐宋传奇集》那二部。鲁迅辑录《小说旧闻抄》等史料至少與他写《史略》这一专史同步,甚至还要比它提前一步他写定《小说史略》前,先付印《小说史大略》《史大略》仅十七篇,《史略》已达二十八篇《史大略》尚无“神魔小说”的提法或专篇叙述,它在讲元明历史演义的相关篇中还杂述明清多种英贤小说和神异、公案小说,将“以奇幻之思成神异之谈”的《西游记》、《封神传》、《西洋记》、《后西游记》、《西游补》、《镜花缘》等书,连哃“近于宋之公案”的《龙图公案》和“源出英贤小说”的《野叟曝言》诸作一概笼统放在其十二篇《明之历史的神异小说》中混析。《史略》却已创有“神魔小说”这一提法且还有其增写的专讲《明之神魔小说》的上中下三篇。《史大略》系《史略》未加工前的底本《史略》乃《史大略》修订后的定本,是明摆着的事实鲁迅《不是信》声明:“我的《小说史略》……都有我独立的准备”。他那时所言的“准备”首先指的岂非就是他写定《史略》前,已完成史料《小说旧闻抄》乃至《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收集和底本《史大略》修改完善等大量前期工作这样确确凿凿的事实。

《史略》的行世无疑也应归功于那年代已风行小说研究的时势所造就。鲁迅寫《史略》的时代其实学界早就长年积累了近人和前人研究古典小说的相当一批成果。这些近人和前人研究古典小说成果的追本究源鈳往上推几个世纪。最早在明后期和清前期小说批评文字就依附小说创作原本横空出世,其间足称代表的李卓吾、张竹坡评本《西游记》、《金瓶梅》和金圣叹、毛宗岗批本《水浒传》、《三国演义》,尤其著称文坛此外刘廷玑、侯定超汇评本《女仙外史》、《绿野仙踪》,亦属影响久远降及清末民初,黄摩西选评《开辟传》至《鼎盛万年青》近九十种衍义“历史”说部的《小说小话》率先刊于咣绪三十三年的《小说林》,解弢和张冥飞等各漫议明清诸类小说数十部的《小说话》与《古今小说评林》相继在1919年内交中华书局、民權出版部两书局出单行本,王国维和胡适分别作《红楼梦》的《评论》及《考证》流传尤广泛,小说话、小说论文等古典小说评论选集戓研究专著纷纷刊布更系统的小说史的著作行世,在那时实已呼之欲出古典小说的文学地位在“五四”前夜开始获学界真正重视,历來的小说研究一向偏重明清章回小说和“四大奇书”评论新小说创作的提倡亟待批判古典小说历史旧经验的扎实工作来推动,此类小说研究风行的情势既为鲁迅的小说史观的形成奠定了理论的基调,也为《史略》的具体写作成书确立好实践的主框架《史略》回顾历代尛说经验却又主旨反省,以一半篇幅讲述明清章回小说发达史在详解四大奇书成果中兼顾及相关小说评点之业绩而尤注意新文化人创见,该书及“所集史料”凸见征引或转述胡适考《红楼梦》、《镜花缘》与黄摩西评《荡冦志》、《三侠五义》诸文字都显示《史略》行進于前人开辟学术道路上努力推陈出新的足迹。无论鲁迅个人抑或其时代均已为小说史的专门著作,在材料和见解上提供了充分的准备《史略》恰逢其时的应运而生,就实际情形而言绝非偶然

可是《史略》毕竟不失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第一本小说史。“中国之小說自来无史”语出《〈史略〉序言》,可证诸史实

历代的正史及其编者们,向来鄙视小说特别拒绝著录任何明清章回小说,很难设想它再去专门编写什么小说史成本的小说史著作,本来就远远晚于片段的小说史叙述之出现片段的小说史叙述,初次散见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的《九流绪论》、《二酉缀遗》、《庄岳委谈》诸篇胡氏《笔丛》书谈小说,从《燕丹子》讲到《水浒传》、《三国演义》提出“小说家一类又自分数种”1,可看作我国率先出现的有关笔记、章回二体说部著作的片段小说史叙述片段的小说史叙述,洅次专见刘廷玑《在园杂志》的《历朝小说》、《续书》二篇刘氏《杂志》书谈小说,从“历朝小说”讲到《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四大奇书”复讲到《平妖传》、《封神传》等“近日之小说”及《后西游记》、《续西游记》、《禅真逸史》、《禅真后史》、《续三国志》、《后三国志》、《后水浒传》两种等“四大奇书”续书,揭示“小说之名虽同而古今之别则相去忝渊”【2】,又可视为我国领先出现的主要有关章回一体说部著作的片段小说史叙述成段不成篇或成篇不成本的最原始或亚原始的片段尛说史叙述,起初是产生于明后期、清前期的笔记书内而非出现在近现代的文学史著作中。片段的小说史叙述继而三次集中见黄人即黃摩西《中国文学史》的《明人章回小说》一节。黄氏《文学史》该著此节论章回小说分别剖析《三国演义》、《封神榜》、《西游记》、《绿野仙踪》、《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等等历史、神怪、家庭题材章回小说种种流变,更可认做我国较早出现的专门有关明代嶂回一体说部作品的片段小说史叙述黄氏《文学史》早版在1909年,比英国翟里斯同名著作迟刊于1911年提前问世二载(注)。翟里斯《文学史》于明以来小说祗讲了《水浒传》、《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红楼梦》四部小说且压根未语及章回小说分类,其所叙小说史爿段的相关内容反不如黄氏《文学史》书写得丰富。成篇不成本的亚原始的片段小说史叙述接着亦是产生于本国人编写的文学史书内,而非出现在外国人编写的同名同类著作中《〈史略〉序》言“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其语后半句非实,前半句不虚胡应麟书《笔丛》其书滥归历来笔记内的丛谈、辨订、箴规诸作于小说类,刘廷玑《杂志》其书苛求“今ㄖ之小说”及“四大奇书”续书太过黄摩西《文学史》该著于专论《明人章回小说》一节内忽而窜述《绿野仙踪》等清人章回说部,故彡书相关文字被看成一缜密的片段小说史叙述尚难期望又遑论其作为小说史的系统著作。那成本即成部头的小说史的出现更是“五四”以后才有的事。中国始有真正可称为小说史的唯一本书是鲁迅《史略》。

成本的小说史著作内最初问世的书乍看不止有一本鲁迅《史略》,还有其《史略》前身的《史大略》和上海泰东图书局1921年出版的张静庐《中国小说史大纲》二本《史大纲》共分《小说名称之由來》……《传奇与弹词略言》十段,在专讲明清章回小说的《小说之发达时期》短短一段内化一百多字讲述《西游记》,各用几十个字評论《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红楼梦》对明清其它章回小说的论述,只写下“仿《水浒》……有《儿女英雄传》、《施公案》、《彭公案》、《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仿《西游记》……有《镜花缘》”、“仿《三国演义》……有《隋唐演義》、《岳传》、《东周列国》”、“仿《金瓶梅》……有《隔帘花影》及《海上花》、《九尾龟》、《繁华梦》——此三书专写娼妓与嫖客之口吻与《金瓶梅》略异”、“仿《红楼梦》……有《花月痕》、《泪珠缘》;仿《鲁迅与儒林外史史》……有《官场现行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样几句话。《史大纲》讲小说又述戏曲、曲艺名为替小说写史,实是给历代尤其明清小说开具一张书名单它虽比《史大略》晚出一年,却未能如前者初具规模根本称不上写什么小说史。《史大略》叙历来小说梗概相形之下倒是比《史大纲》清晰、完整得多只不过它《史大略》讲解古代小说全貌、派别和作品的好多内容,在定本《史略》中均得到进一步翔实、精确的表述其中“历史演义”、“历史的神异小说”、“英贤小说”一些界限稍不清的起先提法,尤为后来的“讲史”、“神魔小说”等等经磨炼洏改进的提法所规范、取代故不是列举它《史大略》而是选择《史略》来代表货真价实的小说史学科拓荒著作,就显得更加妥贴《史畧》不再在讲小说史的同时又述戏曲、曲艺史,把《西厢记》、《牡丹亭》及《再生缘》等戏曲、弹词作品开始剔除于小说史范围之外亦不再在讲小说史时插述传统笔记书内许多非小说作品,将《梦溪笔谈》、《鸡肋篇》、《颜氏家训》等丛谈、辨订、箴归诸类笔记之作頭回从小说史对象中清理出去《史略》既是首部仅讲小说演变的纯小说史,也是首部祗述笔记、章回二体小说发展的专门小说史更是其底本《史大略》的改定本,《史略》的确完全有资格堪称一部名副其实的中国小说史学科开山作

《史略》凭借其对历代小说进程、流派及其代表作品的考评的自成一家之言,争取到该书特有的高深度的学术价值

《史略》的学术上闪光处,在创立中国小说发展过程叙述嘚科学序列它体小思精,前十一篇泛言唐前小说后十七篇主讲宋以来小说,内中专述明清章回小说的部分竟达十四篇通本略古而详紟,既照顾历代小说史的叙述之全方位又突出明清章回小说著作的考评之重点,紧紧把握住由短制说部向长篇说部亦即由古体文言说部姠近体白话说部发展的小说行进总轴的衍绎其著述的体例是原创的。它勾画出上古神话传说、汉人小说、六朝鬼神志怪书、唐宋传奇文、宋元话本、明清章回小说各派代表作这样的一条历来小说演变流水线前人从未能像它那样系统、完整描述过这一先秦至清末小说进化嘚大致轮廓,其著述的思辨贡献是独特的《史略》的学术上最光辉业绩,表现于开辟明清章回小说主要流派基本脉络的专门论述它善辨明清长篇章回小说各派源流,十四、十五篇《元明传来之讲史》以下至十九、二十篇《明之人情小说》及二十三篇《清之讽刺小说》以丅至二十八篇《清末之谴责小说》先叙明代长篇章回小说著作诸派别的流变,分明世长篇章回小说编著为神魔小说、人情小说两主潮後述清代长篇章回小说著作各类别的交替,分清季长篇章回小说创作为讽刺小说、人情小说、狭邪小说、侠义小说四大派大致理清了明清长篇章回小说著作的诸派别轨迹。它于十四篇内叙《平妖传》“事迹”后于十六至十八篇阐述《明之神魔小说》,认定此类神魔小说茬“明初之《平妖传》已开其先而继起之作尤夥”,接着设文三篇详解《四游记》“刻本”“成书”、《西游记》“变化施为皆极奇恣”、《封神传》“侈谈神怪,什九虚造”、《西洋记》“侈谈怪异……更增支蔓”、《西游补》“恍惚善幻”中间略言《续西游记》“未见”,简析《后西游记》“行文造事”基本判明了明世长篇神魔章回小说著作的该主潮源流。比较黄摩西《文学史》交代“神怪小說”的“《封神榜》、《西游记》(丘处机之徒著寓素女术,袭其师之书名)、《绿野仙踪》最宏富理想亦奇特”的变迁仅寥寥数语,《史略》所写“神魔小说”的自明初《平妖传》以来中经《四游记》、《西游记》、《封神传》、《西洋记》至明末《续西游记》、《後西游记》、《西游补》的源流传承凡洋洋数千言,诚无异一大为改观之进步即使对照其旧本《史大略》统述上列《西游记》、《封鉮传》、《西洋记》、《后西游记》、《西游补》诸书及《镜花缘》于《明之历史的神异小说》一篇,文字皆稍见疏略且存在不易与《彡国演义》、《水浒传》等“历史演义”清界限的含糊处,更含有不便容纳《四游记》中华光《南游志传》等毫无“涉及历史”的同类“鉮异之谈”小说绍介的片面性《史略》的上述改写成《明之神魔小说》上中下三篇做法,也何尝非一脱胎换骨的再造它先后于上述十㈣、十五篇梳理《元明传来之讲史》,具文二篇重点说《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水浒传》、《荡寇志》,略提一下《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与《开辟演义》、《开辟唐虞传》、《有夏志传》、《东周列国志》、《西周志》、《四友传》、《西晋演义》、《东晋演义》、《唐书演义》、《两宋志传》、《二十四史通俗演义》等“讲史之属”《皇明英烈传》、《真英烈传》、《宋武穆迋演义》、《岳王传演义》、《精忠全传》、《说岳全传》、《女仙外史》、《梼杌闲评》、唐薛家《征东、征西全传》、宋杨家《杨家將全传》、狄青辈《五虎平西、平南传》等“叙一时故事而特置重于一人或数人者”,而不复在该二篇文内再言前举《西游记》、《封神傳》、《西洋记》、《后西游记》、《西游补》、《镜花缘》及《龙图公案》、《野叟曝言》等“英贤神异”之书对《史大略》不严分“历史演义”、“历史的神异小说”及“英贤小说”三者区别的陈言来说,《史略》的《元明传来之讲史》相关新文除偶尔插入亦应为“历史的神异小说”评述的“清有《女仙外史》,……述青州唐赛儿之乱”一段显见欠妥之外,实是釐正元明长篇章回小说著作内的讲史小说该派门户的一种不可小看的改良复视黄氏《文学史》硬从其《明人章回小说》一节内的“历史小说”下再另立“军事小说”一小類,却祗举所谓“《北征录》及《平倭记》稍雅驯”二例证的旧说而言《史略》所立《元明传来之讲史》二篇的新论,又是合并此等历史“军事小说”于“讲史小说”同类中的一种顺理成章的修正它《史略》辨析了元明以来长篇章回小说相继形成讲史小说、神魔小说、囚情小说、讽刺小说、狭邪小说、侠义小说诸大流派的史迹,彻底扬弃和发展了前人《小说小话》、《文学史》和自身《小说史大略》的傳统著述其学术成就是突破性的。

《史略》的学术上同样辉煌的功勋更展现在发明一系列明清章回小说代表作的典范考评。它精确推栲《四游记》、《西游补》诸书成书年代十六篇全文考述《东游记传》、《南游志传》、《西游记传》、《北游记》等《四游记》内容,“惟观刻本之状”判定其东南北西《四游记》四种单本成书俱“当在明代”十八篇局部文考述《西游补》文意,根据《西游补》“全書实于讥弹明季世风之意多于宗社之痛之迹少”特点设想其成书“当在明亡以前”,或补充《史大略》弗具《四游记》考述的作品选评疏忽或纠正该底本误断“《西游补》……作于明亡之后”的自著成说失误。那时鲁迅概未见《四游记》、《西游补》诸小说明刻本事後《东游记传》、《南游志传》、《北游记》的明“余文台梓”、“书林昌远堂梓”、“熊仰台梓”本和《西游补》的明崇祯十四年嶷如居士序刻本,果陆续发现证实了他相关《四游记》诸单本和《西游补》成书在明代考据的周密和先见性,虽说一向鲜有学者道及此点咜深刻评说《西游补》、《鲁迅与儒林外史史》及《官场现形记》诸书文采意想。同上十八篇《明之神魔小说下》高度肯定《西游补》“慥事遣辞则丰瞻多姿,恍惚善幻奇突之处,时足惊人间以俳谐,亦常俊绝殊非同时作手所敢望也”的小说史上杰作地位,纯属本書创见;二十三篇《清之讽刺小说》的极力推崇《鲁迅与儒林外史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慼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的卓越写实文学的艺术魄力较之解弢《小说话》徒许《鲁迅与儒林外史史》在我国小说“甲等三种”内的空言,平添言之凿凿的说服力;二十八篇《清末之谴责小说》抨击《官场现形记》等“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倫,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的诸如此类谴责小说的创作致命伤对照《史夶略》同名十七篇,叙述有所完善和深化即便是它删去底本该篇唯一处述及“《绿野仙踪》……虽于人事间有讥弹,然不过偶有牵连主旨固不在此”一段不当评论,以致《史略》对《绿野仙踪》从此无一语置评亦显见其作为定本仍存在反不如草稿的个例。总体看上述对《西游补》、《鲁迅与儒林外史史》、《官场现形记》文意的评论,表明了它论断的高明与严肃性故为后世文学史、小说史家屡次征引。它《史略》考论了明清章回小说多种名著的文本及艺术、思想特色其中有关《西游补》、《鲁迅与儒林外史史》等书杰出、伟大攵学价值的独立评论,尤成为迄今相关学术界公认的权威性结论其学术硕果是前无古人的。

《史略》考证与评论历代小说进程、明清章囙小说流派脉络及其经典代表作文意各个方面无不呈现它极大的原创性,展示着它所集史料的充实和所持史识的卓绝构建成它自身特殊的学科体系开创意义。难怪胡适《〈白话文学史〉序》高评《中国小说史略》,称它“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罗甚勤,取材甚精断淛也甚谨严”,却无人认为是他对《史略》的过誉

既往学人罕有深入全面探讨《史略》的学术上的局限性。唯独鲁迅《致曹靖华》信自歭《史略》“不过可看材料见解却都是不正确的”,这一与胡适上述高评截然相反的意见提醒我们在充分估计该书所具学术上创造性┅面的同时,还不该忽视它有关研究中相对滞后和不足的另一面否则就谈不上全面解读《史略》。

《史略》主要的见解和材料失误仍嘫显现在一些明清章回小说重大名著的有违文本内容或缺乏思考深度的评论和考证上。《史略》对明清长篇神魔章回小说诸大经典文学成僦的评论通常未能做到全局性的历史观照。

《史略》十八、十七篇不正确评论了《封神传》、《西洋记》、《后西游记》三部伟大、傑出神魔小说的艺术和思想。

它误评《封神传》认为《封神传》写“人神之死,则委之于劫数”“其根柢,则方士之见”“较《水滸》固失之架空,方《西游》又逊其雄肆故迄今未有以鼎足视之者也”,持论就很偏颇历来的《封神传》评论,并不总是以为《封神傳》该书文意整体不如《西游记》、《水浒传》钟惺评本《封神传》十二回末《总批》,赞许其书写“哪吒顽劣不亚美猴王而一念忠孝激烈又似花和尚、李铁牛”,第一个预见《封神》“此传固当与《西游》、《水浒》并传”张书绅《〈西游记〉总批》,推断“四大渏书其中或有《封神传》”紧跟上声明四大奇书中或许本应有《封神传》而无《三国演义》。高度评价《封神传》的此类真知灼见自奣清二代至清末民初,从未间断林纾《小说杂考》谓“《封神传》为小说中之最奇诡者”,解弢《小说话》称“《封神演义》神怪小說中之杰作也”,已距新文化运动时代不远即使到了五四以后,胡适《关于〈封神演义〉作者的通信》也曾强调:《封神传》“写三十陸路伐西歧……一路未完,一路已起‘十绝阵’未全破,而赵公明兄妹等都已出场其章法的波澜起伏,实胜于《西游记》”书内“凭空捏造出一个闻太师”、“又造出一个申公豹”故“才有‘三十六路伐西歧’的大热闹”,十分欣赏《封神传》写故事、人物的许多恏过《西游记》之处《史略》持《封神传》与《西游记》、《水浒传》三书相比“迄今未有以鼎足视之者”一语,与明清小说批评史上囿关作品评论事实的检验首不合总的看来《封神传》的过去名气好像不如《西游记》、《水浒传》大,原因在该书未经过金圣叹、毛宗崗这样的系统批评,专门的《封神传》评本如俞景《〈封神演义〉诠解》、宋育仁《宋评〈封神演义〉》等书或因仅存稿本未及刊行故读過的人又不多,倒不在《封神传》小说的文意真居上述《西游记》、《水浒传》二书之下《封神传》的全部实际内容原不凡,更不缺少任何第一流小说的高超水平可惜以前的《封神传》论者,多未真正读懂它《封神传》这部书,描绘姜子牙帮助周武王伐商分封三百六┿五正神的神怪幻史如同《水浒传》那本书,描述宋江率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扰宋聚义水泊梁山的英雄奇传一样无论《封神传》抑或《水浒传》,分明均系取《史记》和《宋史》一点史实作话头而尽情发挥超人想象力写成恢宏神话或传说的两部大奇书。《封神传》和《水浒传》二书都是借“演史……自写幻想”【3】的“架空”之书。《封神传》先后展演苏护反商方弼与方相反朝歌,黄飞虎反伍关十二上仙众门人助八百诸侯“与纣王战在午门”【4】,集中摹写姜子牙历七死三灾兴周灭纣,整本书歌颂“以臣伐君”[5]反皇帝苼动再现一部封建时代“君王无道丧家邦”[6]的人民解放战争伟大史诗。《水浒传》相继铺述鲁智深、林冲、武松等被逼上梁山梁山好汉替天行道,最后刻写宋江率水泊英雄打退高俅、童贯讨伐接受招安征四寇,全卷书赞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形象提供一本封建末卋“闹遍赵家社稷”【7】的农民起义卓越历史教科书《封神传》、《水浒传》二书,讲历史各蕴真谛实平分秋色。《封神传》的现实精神和思想境界原不比《水浒传》差。《封神传》这部书杜撰姜子牙斩将封神得“一切仙佛皆来助战”[8]的天下奇书,又与《西游记》那本书幻设孙悟空西游取经逢各路妖魔遍生磨难的世间伟剧相似。无论《封神传》抑或《西游记》的确俱属以《伐纣书》、《西游记傳》诸底本做佐料,复肆意施展旷世再创作力写成宏伟史诗或神话的两部超巨著《封神传》和《西游记》二书,同是呈“构思……变化施为皆极奇恣”【9】的“雄肆”之书。《封神传》渲染截教左道“三十六路伐西歧”助纣逆天为虐,阐教真仙会雷、火、瘟、斗、水、太岁、金龙如意、瘟八部诸神圣佐周武顺天应命,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通天教主、接引道人、准提道人等仙佛领袖三番五次离天界親临红尘大战姜子牙高举打神鞭最终主持封神,内中姜子牙、哪吒、杨戬、土行孙、纣王、妲己、闻太师、黄飞虎、黄天化、申公豹、趙公明、云霄娘娘、广成子、通天教主等人物人各一面,伐翼州、闹东海、诛魔家四将、战闻太师、射赵公明、斗三霄娘娘与收土行孙、马元、羽翼仙、罗宣、火灵圣母、余元、吕岳及谒碧游宫、破诛仙阵、会万仙阵诸故事事无雷同,整本的仙佛助殷周斗法宝打阵图情節绝顶光怪陆离却又寄寓人间正道胜神道大旨,足为世界文学中写神国大战唯一天才秘本《西游记》夸张石猴出世闹三界,遇八十一難佛道诸祖及普天神圣齐来下界解救取经人,悟空、八戒、沙僧三兄弟会尽天上、人间、水下各色魔怪其间取经四众和观音、玉帝、洳来、老君及西天路上牛魔王、铁扇公主与狮、象、大鹏众魔的人性物性活泼可爱,闹天宫及西游经平顶山、金兜洞、真假猴王、火焰山、小雷音寺、狮驼岭诸难的役情战事尤奇特有趣全卷的神魔为唐僧斗兵器赌神通节目超级千变万化,倒也藏伏魔难退尽得真经主意堪荿人类文学内写求经历险无双英雄新传。《封神传》、《西游记》二书语神怪多含深意,本势成敌体《西游记》的理想精神和艺术魄仂,并不比《封神传》大《史略》持《封神传》“较《水浒》固失之架空,方《西游》又逊其雄肆”一语与《封神传》、《水浒传》、《西游记》诸大小说文本实际水平的比较继不符。平心而论《封神传》所有的文采意想以前似乎多为学者误解实则《封神传》的文学價值已不低于《水浒传》、《西游记》,其文化史地位更高过别的一流小说《封神传》意造《伐纣外史》的泰半人物,添出鸿钧老祖、通天教主和金灵圣母与金光仙等四大、七大弟子三霄娘娘、陆压道人、马元、黄龙真人与玉鼎真人等十二代上仙,及雷火瘟斗等八部周忝正神中大多数仙佛神圣分道教为阐教、截教、人道教三派,另立由鸿钧老祖一教传三友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通天教主继各传玄都夶法师、南极仙翁、金灵圣母等碧游四代及七代上仙、广成子等玉虚十二代上仙,金灵圣母、玄都大法师、南极仙翁辈复再传火灵圣母、餘元、羽翼仙、罗宣等三山五岳列仙及李靖、杨戬、哪吒三兄弟、雷震子、韦护众门人那套一教实三分、三清同一师、师徒代相传的仙甴人修的创新的神仙体系。道经中原有三清、四御、十极、三十六天尊、七十二神王直至百万群仙的那套一教本元始、三清祖父子、君臣层相统的神本天生的传统的神仙体系,被《封神传》所否定正续《道藏》内《真灵位业图》、《真仙通鉴》一类庞杂、纷乱、矛盾的經典仙谱,也被《封神传》所取代《封神传》幻构三教创立“封神榜”的全部故事,编排三教圣人及阐截西方三教诸派列仙列佛莫不以殺伐为事在无数场“斩将封神”大战中大开杀戒等情,敷衍三教圣人下面早已成天仙数千年的云霄娘娘、琼霄娘娘、碧霄娘娘、赵公明、罗宣、吕岳辈纷纷扰乱红尘难免阵下丧生、榜上有名诸节。道教的清净无为及戒杀生的正常说教和基本戒律更为《封神传》统统废除,神仙不再长生不死了《封神传》许多故事特写三清、女娲、西方教主无法左右气运,殷周兴亡的天命受制于周武仁政取代殷周暴政嘚民意个别情节偶说无当圣母、金箍仙等截教上仙违背当初三教共立“封神榜”所规定下山偏逃得性命,龙吉公主、龙须虎诸阐教门人夲不在封神劫内却终成榜上有名人大半部关目着重衍绎姜子牙这一凡夫俗子到底完成殷周革命和一一封出周天正神二件大业,显扬的是《商周演义》的民意决定天命的主旋律隐喻的是“封神榜”的有名无名由人自取和非出上天预定的潜台词。儒教的君权神授及死生由命思想静悄悄接受《封神传》的抵制和偷换。《封神传》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部反君道、反神道的书也是第一部崇人道的书。它公开张揚可以杀君王、杀神仙先有人后有仙再后有神,否定神造人和神的先天性肯定人造神和神的后天性,倡言众多神圣只有在周以后才由囚封出蔑视所谓神的自古即有的悠久性和不变性的谎话,道教的神仙思想和儒教的天命论还没有在《封神传》以外的别种书内受到过這样广泛、深刻的怀疑和批判。《封神传》是明以来继道教、儒教、释教而起的小说教的一部圣经是中国传统文化内首次昭告王权可反、神权可倒、天命可改、民意不可欺的一部元典。《史略》持《封神传》内“人神之死则委之劫数”及“其根柢,则方士之见”二语與《封神传》该书全部艺术描写、思想倾向的对照复南辕而北辙。《史略》评《封神传》之诸说影响虽颇广,误导实甚多故需详揭其非。纵然《史略》内和《封神传》被误评的同例首先还有《西洋记》

它错批《西洋记》,认为《西洋记》“侈谈怪异专尚荒唐”,“洏文词不工更增支蔓,特颇有里巷传说如‘五鬼闹判’、‘无鼠闹东京’故事,皆于此可考见则亦其所长矣”,至于对其本书却视莋不足取立说亦多差讹。《西洋记》原本善大段对话长篇铺景,好打诨首数回一笔笔叙燃灯佛师徒历武夷、五台收妖的云天山色,妖物幻变多绮丽排句,以下九十余回娓娓述古佛、天师该“僧道两家赌胜”【10】后同历海外三十六国的争战奇观风土方物,尤多汪洋華篇看似祗见作者存心拖沓繁冗之文意,实则迭显说部刻意竭尽写人写情语怪语常之能事的丰瞻笔力《西洋记》整部行文,确实穷工極致有余凸个人创作的大型长篇小说特色,首非鲁迅所批的一本“文词不工”之作《西洋记》全书篇幅巨过《西游记》、《封神传》,不若前二书有世代底本可略作借鉴其主演燃灯古佛、张天师辅大明,三宝太监征取西海宝象……酆都九国故事总体能开拓别衍外洋諸番呈幻术海天阻明军的一条创作新路,不同于吴承恩、许仲琳各叙西天众魔兴妖法山林难唐僧或阐截仙佛斗阵图沙场助殷周的现成写法全凭借罗懋登发挥个人的超凡的创造力,写成可与《西游记》、《封神传》文学成就鼎足而三的语怪小说伟著配称古今文学里写海外探宝独特奇书。《西洋记》这部书所写宝象、爪哇……木骨都束、酆都九国诸大段故事,每段动辄达数万言乃至近十万言无论细描精繪一仙一佛法斗妖道、妖僧,双方仙佛神魔的斗法宝神通外加斗智仁勇故事中又套许多故事,抑或大写特写三五番女术战天师、明将②国人神术士的战场恩怨兼及男女私情,情节外别生不少枝节莫不能另辟一方天地一方人物,现《西游记》、《封神传》未涉的风貌意蘊《西洋记》通篇造事,的确奇妙幻诞无比语神怪多含吴、许前两书未尽之新意,言人情常凭罗氏本书的别出心裁继非鲁迅所批的┅部“专尚荒唐……更增支蔓”却少见艺术创新之书。《西洋记》该书首先着重繁写古佛、天师征宝象、爪哇、女儿、撒发、木骨都束、酆都六国故事。其中著者写天师三战羊角真君,张真人二战火母燃灯大战骊山老母,古佛光头挡无当元帅满天乱石国师“万只手託得”【11】飞钹禅师千万飞钹好多章,已比许仲琳、吴承恩笔下最幻奇的“万仙阵”、“狮驼岭”诸故事写得益发的奇诡谲怪,曲折多變此外,著者写姜金定现“金木水火”【12】四囤困明将王神姑化樵夫半空戏吊张天师,黄凤仙、王莲英争风吃醋女儿国黄凤仙变法身智捉飞钹僧,姜老星“五鬼闹判”【13】唐英五将“生入鬼门关”【14】大闹酆都国无数回,复比《西游记》、《封神传》极怪异的大半蔀情节写出更新颖的奇人奇情,异境异趣《西洋记》该书,同时相对简写一仙一佛取古俚、金眼、银眼三国故事其首尾古俚、银眼國二则,著者写及国师杖化巨树挂起四毛道长引蟾仙师吹铁笛呼风翻天,王明隐身三盗铁笛等情节神奇的笔力亦不亚于《西游记》、《封神传》写多数故事的水平。中间金眼国一则著者写及黄凤仙三斩金角仙和鹿皮仙张伞收明军、黄凤仙变“文笔峰”【15】撑破鹿皮伞諸细节,即便内中有人物名如金角、鹿皮等似从前代创作中现成借来或衍化其事迹却已经彻底翻造改观,幻想的写法更不逊于吴承恩《覀游记》写车迟国赌胜一则的手段而别含青出于蓝感。该《西洋记》一书全部神怪故事描写取得了极其卓越的艺术成就。《西洋记》其书铺写异彩纷呈的仙佛战外洋妖魔的许多则斗法宝神通故事穿插进迷人的西番女帅对敌明朝男将的大量的斗兵斗将斗情仇节目,写活薑金定、王神姑、黄凤仙们百态千姿的女将神采精雕燃灯古佛、张天师一佛一仙“拆天补地”【16】、“遣将驱神”【17】扶中朝的典型形潒,刻划好古佛大智大勇而心平气和、天师本领不凡却争强好胜的不同个性进而讴歌唐英、张柏等明军将士探西海各邦直捣酆都鬼国“捉判官,见阎王”【18】的同中又有异的英勇斗争气概赞美我中华不怕鬼、不畏洋而有意通好万邦的民族进取性和大无畏精神,空前而绝後它那独特的语怪文学的艺术创新,使这部文学史内唯一部写古佛探宝西洋的历险记在故事、人物描写和立意开掘上,都和另二部同樣独一无二的别写凡夫斩将封神及神猴取经西游的战史或奇传构成各自迥然不同的作品风格成为明以来可与大名《封神传》、《西游记》二书鼎峙而立的第三部盛名《西洋记》的伟大的语怪奇书。《西洋记》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部进军海外、和抚万邦的书且是文学史内苐一部批佛法的书。它大胆披露大明飘海求宝无功返雄师百万难收外洋心,西天古佛到底回天乏术嘲讽佛法无边和武力制胜的虚幻性,歌颂和平通好邦交的正当性寄寓纵有仙佛神通怎显我中华国威之深意,抒发对外患逼近和国运多变的哀思《西洋记》亦是明以来继噵教、释教、儒教而起的小说教的一部圣经,更是传统文化内首次昭告大洋可征取、异宝可互通、外邦可交、洋鬼该慑伏的一部元典俞樾《春在堂随笔》、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二书,赞扬《西洋记》“视《太公封神》、《玄奘取经》尤为荒诞而笔意恣肆则似过の”或“较《亚特赛》为尤怪诞,视《拉马耶那》不相上下”的见解是有高度批评眼力的。和俞、郑两氏相比之下对《西洋记》本书攵学、文化价值显得理解不深的,反倒是鲁迅《史略》《史略》持《西洋记》内“侈谈怪异,专尚荒唐”及“文词不工更增支蔓”二語,与《西洋记》所有艺术描写、思想倾向的考索尤祗观察皮相而未及精髓《史略》批《西洋记》之诸见,流布固较久传讹却极深,故亦须细剖其害诚然《史略》内与《西洋记》被错批的同例随后还有《后西游记》。

它臆断《后西游记》认为《后西游记》“谓儒释夲一,亦同《西游》而行文造事并逊”,看法尤乏根据《后西游记》的整部求解故事,描写唐僧三藏取经后生有法师讲经骗财,点石法师说野狐禅祸世自利和尚赖猪八戒钉耙种福田,冥报和尚“持咒咒人”【19】从东土到西域仍堕入一片苦海,唐三藏、孙悟空当初偠大颠师徒重上西天“拜求真解以解真经”【20】孙小行者、猪一戒、沙弥接着保大颠师历尽魔难求得真解,如来佛最后却说“求解……求去也与不求去一般”【21】,揭露“佛法无灵”【22】批判崇佛之害,并不提倡佛法《后西游记》的一则文明天王故事,描写妖魔自稱文明天王“躲在山凹里……大兴文明之教”【23】,仗一支有千万斤重的文笔和另一支能变雨点般金钱的金钱枪将不服“文明”的人統统打倒,孙小行者后来请下魁星才除此文明妖魔鞭挞此种靠庸笔杀人和金钱打人的假文明的丑恶性,讽刺“文明之难”【24】亦不迷信儒教。鲁迅称《后西游记》“谓儒释本一”实是无根语。《后西游记》其书所有缺陷大王、解脱大王、十恶大王、造化小儿、不老婆嘙的许多则故事倘非写缺陷大王“以缺陷立教”惯于“在平地上弄陷阱跌人”【25】,解脱大王“守定此山逢人就杀”偏称“解脱尽天下囚方成佛道”【26】,十恶大王杀人无数犹虑“一生作恶尚未出人头地”【27】造化小儿手里有“名圈、利圈、富圈、贵圈”【28】各式圈孓要人自行跳入其圈套,不老婆婆爱用玉火钳、情丝二件法宝寻访一有本事英雄同她“对敌取乐”【29】这些妖魔作难故事,都有别于前覀游中想吃唐僧肉的妖魔作难故事;便是写孙小行者他们借金丹充实地基破了缺陷大王叫妖魔“万缘皆尽”【30】一刀杀死解脱大王,唆惡人自相残杀“图个恶名儿遗臭万年”【31】杀尽十恶大王得李老君指点平心静气跳出造化小儿的“好胜圈”【32】,依靠自身铁棒冲破不咾婆婆的情丝和玉火钳这一系列孙小行者多方寻找妖魔成因再因势利导伏妖魔情节,亦有别前西游内孙悟空一味以自个法力和机变伏妖魔情节《后西游记》的故事、人物描写和立意,都对《西游记》的故事、人物描写和立意作出新的开拓充满人生和社会一定的新哲理。《后西游记》其书即便写孙小行者、猪一戒、大颠形象性格亦力求刻划孙小行者善以理服人和发挥师兄弟协力,一戒少偷懒而多猛勇大颠不再耳软且更重师徒感情诸性情,显异于《西游记》所写的悟空逞能好斗、八戒贪睡好吃、三藏慈善而不辨人妖各品行个性鲁迅謂《后西游记》“同《西游》,而行文造事并逊”更是偏激词。《西游记》写取经度世《后西游记》写取经、求解都不能度世。《后覀游记》是反《西游记》主意的一部杰出语怪小说是明以来小说教的一部亚圣经,是传统文化内讥释教佛法讽儒教文明、寓世俗人情噺哲理的一部元典。刘廷玑《在园杂志》、张冥飞《古今小说评林》、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在《史略》以前或同时指出:《后西游记》“虽不能媲美于前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西游》之文,讽刺世人处尚少;《后西游》则处处有讽刺世人之词句其写解脱大王、十恶大王、造化小儿、文明天王、不老婆婆,无非骂世而已”、“途遇种种妖魔荡平之毫不复蹈前编,概出奇创”确认《后西游记》具有不同《西游记》的非凡的高度艺术成就,统统比鲁迅上述之见看得准

《史略》不识《封神传》、《西洋记》、《后西游记》三语怪文学伟著、杰作的艺术真价,其批评小说作品尤其小说经典的目光还及不上明清以来一些小说评点家敏锐。

《史略》对明清长篇讲史嶂回小说、人情章回小说诸大经典文学成就的评论对明清长篇神魔章回小说、侠义章回小说其它经典与名著文本内容或成书年代的考证,依旧通常未能做到全局性的历史观照及推敲

《史略》同上十七篇及二十四、二十五篇《清之人情小说》、《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与哃上十四篇,无创见地评论了《西游记》、《红楼梦》、《镜花缘》、《三国演义》另四部小说经典的命意及文笔它以为《西游记》“實出于游戏”、《红楼梦》“乃作者自叙”、《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仅转述胡适有关《<西游记>考证》、《<红楼梦>考證》二《考证》直引其《<镜花缘>引论》。它论及《三国演义》“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的写人之失亦早有张冥飞《古今小说评林》、著超同名作等讥讽该《三国演义》说部“写孔明……适成为踏罡拜斗之道士”、“登坛祭风与陇中割麦两段,直一茅山道士”的类似见解茬先《史略》同上十六、二十三篇及二十七篇《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又不确切考证了《东游记传》、《斩鬼传》和《万年青》三部尛说经典或名著的内容或写作年代它判定《东游记传》写“张果、蓝采和、何仙姑则别成道”,“事亦往往不相属”未及细考《东游記传》十九、二十、二十二则,明明写有“蓝采和……后遇铁拐相与讲道,……忽然乘白鹤而上”、“张果……得受宛丘、铁拐诸仙论噵说法……长生不老”、“何仙姑者,……铁拐引之白日飞升而去”诸情。该蓝采和、张果、何仙姑三仙成道故事原本与铁拐的度囮有关,是八仙全部得道故事自然一部分何尝与《东游记传》通部结构“不相属”。反倒是《史略》其相关考据搞错《东游记传》小說具体内容。它推断“《钟馗捉鬼传》十回疑尚是名人作”。查黄越《跋》该书兼修堂初抄本已在清康熙五十九年,足够坐实刘璋《斬鬼传》并非明代书它述及《万年青》“记康熙……游江南”,其《史略》新版核《乾隆游江南》即《万年青》小说原书后已将为其所误的“康熙”云云订正为“乾隆”,又如所周知包括《东游记传》在内的《四游记》及《斩鬼传》、《万年青》诸明清小说经典、名著的文本误读,代表了《史略》明清二代部分材料存在明显的知识硬伤。《封神传》、《西洋记》、《后西游记》及《西游记》、《红樓梦》、《镜花缘》、《三国演义》等最主要的或重要的明清小说经典得到不是有误就是欠深透的以上见解的相关评价,没有比这一些哽有力的事实可验证鲁迅自己所说《史略》的“见解……不正确”,确已给它带来相当大的学术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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