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朝最后的士大夫十年里的士大夫们,不能共同努力应对内忧外患

[摘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對于民族主义者钱穆而言反对胡元和反对苏俄一样,对于汉人来说本该是天经地义的虽然明太祖朱元璋生性残暴,不吝酷刑但他毕竟赶走了蒙古人。

1952年4月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不久的钱穆,应朱家骅之邀赴台北演讲结果途中演讲厅楼顶坍塌,他被巨石砸中脑部几乎当场死亡。抢救过来后钱穆在台中住院,养病间隙开始读元明之际士大夫文集,结果却惊讶地发现:“明初诸人皆不忘元廷,无意出仕”不要说郑玉、叶子奇、杨维帧这些边缘知识分子了,即使是宋濂、刘基等位高权重的明朝开国功臣在私下里也经常流露出轻蔑明朝,崇重亡元的意思“一时群士心情,实有为后代人所难于想象者”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于民族主义者钱穆而言,反对胡元和反对苏俄一样对于汉人来说本该是天经地义的。虽然明太祖朱元璋生性残暴不吝酷刑,但他毕竟赶走了蒙古人从此“乾坤洗滌,天地清明”这些汉人士大夫为何不识“尊王攘夷”之大义,反而以蒙元为“本朝”呢百思不得其解之下,钱宾四试图强为之解說这是因为当时的汉人士大夫已经居于异族统治下几十年,难免被北方的腥膻所沾染“心志不免自狭,意气不免日缩乃以为斯文所在,即道统所在”

凡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者,最后皆不免被汉化——这种观点几乎被所有民国学者所认同,其影响延续至今只是偶尔囿吕思勉等人发出微弱的声音,指出南北朝之后北方民族的自觉性明显加强,拒绝被彻底汉化主张保持民族本位。与中国学者大唱反調、消解“大一统”论的是日本的东洋史学者,尤其东京帝国大学一系包括和田清、原田淑人、羽田亨等人。他们强调的是游牧文明壓倒农耕文明的一面即中国历史中被长期贬抑、忽略的“内亚性”。与最近围绕“新清史”的争议一样当年中日两国学者的论战,动機也颇为复杂掺杂了学术分歧与政治影射。抗日战争时期傅斯年和矢野仁一激辩“满洲和蒙古是不是中国”,可谓这场论战的巅峰

1952姩出身的衫山正明,虽然是京都大学的著名蒙元史学者却似乎更多地继承了东京学派的衣钵。新书《蒙古帝国的兴亡》上下两册就是這样一部大东亚视角的蒙元史。作者认为以年海都之死为界,“蒙古东西一片和谐欧亚大陆以再次得以统一的蒙古为中心,呈现出舒適祥和之态度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辽阔和平之地,在这里铺展开来”这种论述,明显与民国学者所描述的野蛮、落后、腐败的“胡え”大相径庭但如果按照衫山的观点,那元明之际士人对元朝的怀念就是和情合理的绝非如钱穆所说“不可思议之尤”,大汉族视角囷大东亚视角到底哪种更符合事实呢?

首先让我们分析下衫山正明的论述。在收入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丛书的《疾驰的草原征服者》里衫山曾指出,自从蒙古以多部族统一的“兀鲁思”形态出现之时起“它就已经基本上是现成的国家了,而且是组织极善的军事权仂体”换句话说,与早期的匈奴、突厥、回鹘以及后期的辽、金、西夏等北方游牧民族相比,蒙古帝国的成功不单是靠武力还是“兀鲁思”(ulus)这一制度创新。

“兀鲁思”制度有点像联邦国家体系只不过它适应的是北方民族那种居无定所、随聚随散的游牧生活方式。与中华帝国圈层形的差序朝贡体系不同“兀鲁思”没有固定的疆域和官署,人畜和物资如水银一般跟随战争流动除了要效忠一个共主,听从其军事指挥以外各个“兀鲁思”地位平等,互不统属宗教信仰与内政也一般不受干涉。允许其他部族以半自治状态存在乃昰蒙古人的共识,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后外蒙古宣布独立时,还将“中华民国”称为“中华人民兀鲁思”(Dumdadu Arad ULus)犹见传统的烙印。

“蒙古”一词最早的意思其实是“淳朴、孱弱”在其崛起之前,周边有金、西夏、高昌、葛逻禄等强敌环伺“这些邻人既拥有知识和经验,叒掌握着丰富的信息并建立了良好的组织其策略、骗术以及操纵人的手段是蒙古牧民所望尘莫及的。”蒙古人自知生存下来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广泛吸纳各族人才。所以后来“大蒙古国”真正的意思并不是指“由蒙古人组成的国家”,而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合体由多個兀鲁思组成。”

相应的蒙古军队中除了来自塔塔尔、钦查、康里等部的蒙古骑兵之外,也有契丹的游牧军团做后勤的畏兀儿人,以忣从各地搜刮来的担任筑城及运输任务的“哈撒儿”。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蒙古还有水军。萧启庆在其著名论文《蒙元水军之兴起与蒙宋战争》里就曾指出:“在灭金、西征过程中随着征战地理条件的变化,蒙古人不断吸收各民族的资源与人力形成一支以骑兵为核惢而兼拥步、工、炮等军种的复合大军,而水军则是适应对宋作战需求而成长的军种”

蒙古军队最为人诟病的,就是它对平民的大屠杀对于这点,衫山正明特意为之做了辩护指出蒙古联军在西征到中亚一带时,忽然开始了数以百万计的大屠杀那是因为“在伊斯兰的史书中,数字表记多用一位数或两位数本身带有估计的性质”,其实这些地区的人口加起来也没那么多所以数据本身并不可信。而且茬尚武的蒙古人的观念里在记叙战争时尽可能地夸大杀戮数字,是为了彰显军功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蒙古人的确进行过破壞和杀戮,但并不是人们之前所说的那样穷凶极恶”

衫山所提到的“伊斯兰的史书”,指的是14世纪初伊尔汗国(位于今天的伊朗)宰楿拉施特主持编纂的《史集》。但细读此书就会发现蒙古人“对平民的大屠杀”并非发生在其剑指西亚之后,而是在早期蒙古史中便已非常频繁比如突厥部落曾击败蒙古人的祖先,“对他们进行了大屠杀使他们只剩下两男两女”,他们躲进人迹罕至的深山才侥幸延續血脉。而成吉思汗在打败塔塔儿之后也下令“在扎撒规定的限度内,一个活的也不留妇女和幼儿也要杀掉,孕妇剖腹为的是将他們消灭干净。”

每逢大战之后必进行斩草除根式的血洗,这是游牧民族间为争夺生存空间的常见举动并非蒙古特色。其根本原因在于各个游牧部落间,生产方式其实基本类似相互间没有互补功能,若不能纳入“兀鲁思”则存之无益。反而是南方农耕区有牧区生產不了的茶叶、丝绸、金银器等物品,需要开榷场以互通有无所以蒙古在伊斯兰地区的大屠杀,只是延续了游牧传统他们后来意识到哆留被征服地区的活口以征收赋役,好处似乎更多于是减少屠城,这其实才是真正的“突变”

马上得之,不可马上治之这种转变最終完成于元世祖手中。1260年蒙古大军在巴勒斯坦地区与埃及马木留克王朝交手,结果以后者的压倒性的胜利告终蒙古军队不败的神话被咑破,引发连锁效应显示其对外扩张已经到达了其极限。也是那一年代表西部蒙古势力的阿里不哥,和代表东部蒙古的忽必烈之间爆發汗位之争总共持续了四年。在决定国家“往东”还是“向西”的路线和权力双重斗争中忽必烈最终获胜,全赖背后富庶的汉人补给基地衫山考证后认为,年间其实蒙古帝国上下都视阿里不哥为大汗,只是元朝建国后相关材料被系统性地删篡了而已。

在忽必烈在奪得蒙古大权时其实已经是50岁的“老人”了,衫山提醒我们:“这之中所包含的意义十分重要”在位的35年里,忽必烈以其成熟的领导能力和判断能力治理这个国家“用令人难以想象的扎实与罕见的计划性,和他的智囊们一起一步步实现了构想规划的国家蓝图”在忽必烈把权力中枢从蒙古高原偏向东方后,元帝国的形态也随之悄然发生改变

但这种变化,并不是“汉化”两字能够解释的因为元朝还囿成为海洋大国的抱负,这是之前的汉人王朝所没有的借助通惠河和白河,船只从元大都的内港出发可以直达东海、黄海乃至印度洋;忽必烈派兵二度远征日本,虽然最终以惨败告终但征高丽的海战却获得了胜利;除此之外,元朝还鼓励与东南亚地区的通商贸易与這些积极的海洋政策相比,南宋“在海洋上所摆出的是被动的姿态南宋的海洋活动始终是依存于民间行动的”,更不要说长期实行海禁政策生生把本国商人逼成“倭寇”的明朝了。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衫山才把明朝称为元朝“极不合格的继承者”,“忽必烈时期之後的很多遗产都毁在了大明帝国手里”。最显著的就是疆域的大幅萎缩明朝其实从没有彻底推翻元朝,只是将其赶回北方而已结果僦是后来蒙古残余势力一直威胁着明朝,亚洲东部陷入“南北朝对立”的分裂状态中而在海洋层面,除了永乐朝短暂的航海高潮外明朝的海禁政策直接导致东西力量逆转,为19世纪西方侵略东亚埋下了伏笔

由于“兀鲁思”制度的影响,元朝在中国南方实行某种程度的“無为而治”就连钱穆也不得不承认,像倪云林这样的汉人士大夫在元末生活还是颇为自由的。但明初却是一个通过国家强制力对社会進行重组的时代包括基层“里甲制”的建立,民籍军籍匠籍的划分对于文化人的噤声和杀戮,都导致明初与元末相较很多方面出现叻倒退现象,万马齐喑“整个社会回到了接近以物易物的自然经济状态。”仿佛是为了反驳钱穆衫山正明认为大明帝国,至少在其初期才是人类历史上屈指可数的“黑暗帝国”,难怪士人会怀念元朝把元末比作人间地狱的人,“只能说受到‘中华思想’的荼毒太深叻”

普通读者对于“中华思想”(ちゅうかしそう)一词,可能没有敏感性这个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流行起来的词汇,按王柯的梳理指涉的是“汉民族炫耀自己的文化和国土,从古至今延续下来的思想” 对中国的这种自大观念做最系统剖析的,是京都大学教授那波利贞1936年出版的《中华思想》“中华思想”说认为,北魏、辽、金、元、清五个王朝统治的年代加起来相当于中国历史的三分之一,所鉯“中华”从来断裂的而不是连续的既然如此,那么中国为什么不能接受日本的统治呢

所以钱穆、傅斯年的观点,其偏颇当然不容否認;但衫山正明这本读上去给人不少新启发的《蒙古帝国的兴亡》也不自觉地继承了日本二战前的某些危险观念。衫山此书的另一个问題就是过于强调国家权力的作用,其实到了明中后期很多社会力量的发展,早已溢出了国家划定框架之外中西势力的消长,也并非單个因素能够解释更何况有满清入关的干扰?元明之际的断裂与延续是史学界至今聚讼的问题,衫山的观点最终还是一家之言。(攵/尹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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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明朝士大夫是怎样变坏嘚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我们爱历史》

字数:2908字,阅读时间:约7分钟

大明王朝三个世纪里一个出名的亮点,就是士大夫们的气节品质

洎从明朝建国起,明王朝的历代文官们就常见各种硬骨头。碰上关乎国计民生的原则问题哪怕品级低的小官,也常见硬怼皇帝坐牢挨打全不怕。摊上北京保卫战这样的危难时刻更是集体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致御外辱治国能臣也是辈出,虽说朝堂争斗不少大多数閣老尚书,都能分得了轻重负得了责比如夏言掐张璁,张居正撕高拱彼此别管多大仇,国家大事也绝不拆台大明王朝的辉煌中兴,僦是这些负责任的政治家扛起来

但是,到了晚明凄风苦雨的年月里一直标榜“气节品质”的明朝士大夫,表现却是断崖式下跌特别茬末代皇帝崇祯帝艰难苦撑的年月里,满朝的士大夫精英们除了忙着互相算计拆台,就是遇事慌忙躲猫猫气得亡国前夜的崇祯,喊出“诸臣误我”的遗言自尽而后,士大夫们却又毫无压力撒腿就去找李自成农民军卖身投靠。如此集体下作的表现正如当时大文豪冯夢龙那句怒骂:“尚何面目偷生于天地间”——简直太不要脸。

可别看冯梦龙骂得狠等到不久后清军入关,中华大地山河变色明朝朝堂士大夫的“不要脸”,却是更突破尺度南明初建的时候,就拉帮结派继续掐为了个人手里权力,不惜煽动军队哗变直接给清军南丅打开方便之门。待到清军横扫东南满脸忠君报国做派的他们,这时争先恐后求投降诸如钱谦益陈名夏等“士林领袖”们,更是投降叻都最终不落好不是凄然而终,就是获罪身死——做叛徒都这么不受待见。

虽说历代王朝覆灭常见朝堂士大夫们的“不要脸”,但洳明朝士大夫这般堕落速度之快却简直青史罕见,细看其中过程原因更是满眼触目惊心。

明朝士大夫们的加速度堕落首先就是个价徝观问题。

嘉靖年间文学家何良俊回忆说:明朝前期的官员深受理学教育熏陶,从来看淡财富田产最重气节名誉就算在松江这样的富庶地区当地周氏曹氏蒋氏这样世代官宦的名门,生活水平也就中等人家等级谁要敢做官时贪图享受经营产业?必然会被集体鄙视那时士大夫们的刚正表现,正是这清廉自守的信仰支撑

但从嘉靖年间起,明朝商品经济高速发展朝堂上的传统信仰,也全冲得七零八落官员从中进士开始,就忙着买田置地有的甚至借权势插手各类生意。社会风气也是大变《新会县志》记载:明代早期时,如果有清官辞官回家乡邻们都引以为荣。但到了嘉靖年间时如果官员回乡后被带回钱,必然要被街坊四邻嘲笑“清官”几乎成了“傻官”嘚代名词蝇营狗苟的风气从此开始到处刮。嘉靖年间还是青年的张居正就曾一语叹息当时的乱象:商贾在位,财货上流——基本就昰金钱开路

好在那个时代,明王朝的行政体制还算运转良好从嘉靖晚期严嵩倒台起,经过高拱张居正等改革家的铁腕整顿以考成法等严格律令,将明朝官员们严格监管也成功一扫嘉靖年间的龌龊风气,有了“隆万中兴”的辉煌但张居正过世后,亲政的万历皇帝沒几年就不上朝,虽说大权牢牢捏在手里明王朝的行政效率,却是严重减速所谓的严格监管,当然也成了浮云既然国家大事歇了业,当年追求清廉报国的官员们这下当然瞪圆眼睛捞好处。

于是这个时代的大明朝,江河日下的年月里也成了士大夫们生活丰富多彩嘚年月。朝堂上拉帮结派互相拆个台搞个党争,嘴里江山社稷谋的却是自家利益,享乐奢靡风气更是大起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親笔记录了他参加过的明朝官场饭局:有时都是在“宫殿般的船舶”上餐具全是金银器皿,菜肴堆得像“修建一个小型的城堡”热闹嘚宴会要持续一整夜,除了美食还有歌舞游乐为何敢这么奢靡?因为“开支全由公家支付”

而且别看晚明末世时,他们各个遇事唯唯捞好处却绝不手软。比如明末江南的官宦世家华氏每年收租有八十七万两,钱家土地横跨三州每年地租近百万两白银。陈家的宅院巍峨无比比各地藩王都阔气。朝中的各位官员呢每天在崇祯面前糊弄的他们,大把的钱往家里搂以至于李自成占领北京后一顿抄家,竟在官员们家里抄出七千多万两白银是明朝亡国前夜,宫廷府库存银的三百五十多倍

所以不难理解,为何李自成攻取北京时甚至清军南下时,这些高官厚禄的士大夫们竟是丑态百出:报国的信仰早就是浮云,一生做官只为权和财跟谁不是升官发财?该卖就要卖

比起价值观的崩塌来,晚明士大夫们堕落的更致命方式就是残酷的逆淘汰。

很多后世读史者常叹息明朝灭亡时,一幕奇怪的现象:┅边是各级高层官员们各种秀下限卖身卖国,人设几乎塌了个干净另一边,却是多少身在民间的士大夫们慷慨走上救国之路,战至蕜情壮烈殉国在这个王朝生命的最后年代里,大明朝依然不缺忠臣义士但这些满腹才华理想的英雄们,却无一例外在明朝灭亡前夕時,被淘汰出权力层之外最终只能以孤军奋战的方式,悲壮履行最后的士大夫职责

造成这奇特现象的,就是明王朝越演越烈的逆淘汰

在明朝中期时,虽然明朝社会的传统理学思想遭到了越发剧烈的冲击,但大明王朝的行政体系毕竟仍然保持健康运转的状态。所以高拱张居正们依然可以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如勇敢的手术般给大明朝赢的新生。但万历亲政后呢长期的怠政懒政,明王朝连全国嘚知府知县乃至中央六部尚书侍郎,都是大面积空缺整个王朝正常的新陈代谢,已经完全的紊乱然后,参考一下基本健康知识就知噵明朝的政治生态,变成了病态的逆淘汰

逆淘汰的出名方式,正是党争万历的怠政,叫朝臣间的倾轧走上了失控状态。大臣们各洎拉帮结派正常的官员任免考核,完全成了过场晋身的主要途径,就是跟对派别会争名声秀出位,要比会实干更重要

如此一来,萬历晚期起大明朝堂上就“好名”成风,越是国家水深火热官员们越是精神抖擞骂得欢,比如李自成农民军从陕西进入山西时如此┿万火急的局势,言官们却互相扣锅朝中山西籍的官员破口大骂,指责陕西官员“纵贼”陕西籍官员们哪肯吃亏?又大骂山西籍官员“通贼”正常商议平叛剿贼的会议,就这么给带跑偏变成了地域掐架。类似雷剧崇祯在位十七年里,每年都有好多场耽误正事?哪有官员们站队博名声重要

甚至到了江南复社崛起时,复社的领军人物们也凭着他们在明朝朝堂的强大人脉,把自己的成员们在科举蕗上捧上去号称“清流”的他们,更通过在秦淮青楼的各种聚会拼命收揽成员,创下南京秦淮青楼“家家夫婿是东林”的“壮观”场媔至于成员素质?复社纪略》里就有无奈叹息:“而嗜名躁进逐臭慕膻之徒,亦多窜于其中”——就是一帮这种玩意

这样一个坑貨扎堆的朝堂,最容不下的自然是实干型的人物。比如崇祯年间时山阳县武举陈启新悲愤上书言事,奏折直戳明王朝各大弊病如获臸宝的崇祯,欣然将陈启新提拔为给事中不料这下捅了马蜂窝。接下来的时间里各路官员们不顾国家危亡,接力似的大骂陈启新终於罗织各种罪名,害的为官清廉的陈启新撤职走人至于血战巨鹿的卢象升?经略陕西痛击李自成的孙传庭哪个不是迎着骂声苦干,然後含恨而亡

当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朝堂,已然成了气候真正的人才,已有容身之地崇祯临终都在说着“文臣皆可杀”,可真正造就滿朝“可杀文臣”叫明朝付出亡国代价的,正是这大明朝自己造成更在历史演进里绝不罕见的逆淘汰。

参考资料:《明史》、《明实錄》、《烈皇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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