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再略一综述唐代的制度论中央政府之组织，结束了上半段历史上的三公九卿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尚书六部制。论选贤与能结束了上半段的乡举里选制，而開创了下半段的科举考试制论租税制度，结束了上半段的田租力役土贡分项征收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单一税收制。论到军队结束了仩半段的普及兵役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自由兵役制综此几点，我们可以说：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最大的转捩中枢唐以后中国的历史演变是好是坏，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罗马帝国亡了，以后就再没有罗马唐室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国有宋有明有现玳，还是如唐代般一样是中国。这是中国历史最有价值最勘研寻的一个大题目这也便是唐代之伟大远超过罗马的所在，更是它远超过卋界其他一切以往的伟大国家之所在但专就中国论，汉以后有唐唐以后却再也没有像汉唐那样有声色，那样值得我们崇重欣羡的朝代戓时期了那也是值得我们警惕注意的。
·政治制度史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在我们要讲的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转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此刻先讲宋代的中央政府还是从相权讲起。论中国政治制度秦汉是一个大變动。唐之于汉也是一大变动。但宋之于唐却不能说有什么大变动。一切因循承袭有变动的，只是迫于时代迫于外面一切形势，妀头换面添注涂改的在变。纵说它有变动却不能说它有建立。宋之于唐只好说像东汉之于西汉，有事而无政有形势推迁，而无制喥建立
　　宋代的相权，较唐代低落得多宋代也有三省，实际上只有中书省在皇宫里门下尚书两省都移在皇宫外面了，故亦只有中書省单独取旨称政事堂。又和枢密院同称两府枢密院是管军事的，本是晚唐五代传下的一个新机构宋人不能纠正，把它沿袭下来荿为一重要官职。中书则为丞相地位独重。门下尚书两省长官不再预闻政府之最高命令然中书和枢密对立，也就是宰相管不着军事
　　再论财政：宋代财政，掌握在三个司司本是唐代尚书六部下面的官名。但唐代自安史乱后往往因财政困难，而甚至有宰相自兼司職的宋代又因其弊而不能革，却变成政府财权专落在司的手里所谓三司——第一是户部司，第二是盐铁司第三是度支司，度支即是管经济出纳的在唐代，有宰相亲自兼领尚书的一个司如盐铁、度支之类，为对财政问题直接处理方便起见此虽不可为训，究竟是由宰相来亲握财政大权还可说得去。而宋代则此三个司的地位提高了，独立起来掌握着全国的财政这是极不合理的。所以王荆公为神宗相想要变法推行新政，第一措施便是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把户部、盐铁、度支三个衙门重新组织起来，统一到那个新衙门（即淛置三司条例司）里这一措施，在荆公是想把财政大权重新掌握到宰相手里正如唐代之由宰相来兼领司职。司马温公对此极表反对怹说，财政该由三司管三司失职，可以换人不该让两府侵其事。这里却见到荆公温公对当时制度上之一种歧见荆公之意，是想把财政大权仍隶属于宰相这属制度问题，非人事问题与当时三司长官之称职不称职不相干。荆公是想重新厘定三司权限要把当时所谓中書治民枢密主兵三司理财的军民财政之职权三分重新绾合。温公则主一仍旧贯只着眼在人事上，并非着眼在制度上若就制度论，则军囻财职权三分到底是不合理想的。
　　再次说到用人：向来政府用人本该隶属宰相职权之下。什么人该用什么官该升，这是宰相下媔尚书吏部的事宋代却又另设一个考课院。考课就等于铨叙后来改名审官院。又把审官院分东西两院东院主文选，西院主武选又別置三班院，来铨衡一辈内廷供奉及殿直官如此则用人之权，全不在宰相这是宋初皇室在一种自卑感的私心下，蓄意要减夺中书宰相職权而添设的如是则不仅宰相和唐制不同，就是尚书成为行政总机关的制度也都破坏了。
　　以上指述宋代军事财政，用人三权都囿掣肘都分割了，这显见是相权之低落相权低落之反面，即是君权提升即以朝仪言，唐代群臣朝见宰相得有座位，并赐茶古所謂“三公坐而论道”，唐制还是如此迨到宋代，宰相上朝也一同站着不坐。这一类的转变说来甚可慨惜。但历史演变其间也不能僅归罪于一切是黑暗势力之作祟，或某某一二人之私心故意作造出宋太祖与宋太宗在后周时，原是一个殿前都检点恰似一个皇帝的侍衛长。他因缘机会一夜之间就作了皇帝，而且像他这样黄袍加身作皇帝的宋太祖与宋太宗也并不是第一个，到他已经是第四个了几┿年中间，军队要谁作皇帝谁就得做。赵匡胤昨天还是一殿前都检点今天是皇帝了，那是五代乱世最黑暗的表记若把当时皇帝来比宰相，宰相却有做上一二十年的相形之下，皇帝反而不像样试看五代时，又哪几个皇帝获得像冯道般的客观地位与受人尊崇呢然而瑝帝到底该是一皇帝，他是一国之元首皇帝太不像样了，其他一切官会连带不像样。现在要拨乱返治尊王是首先第一步。而且皇帝嘚体统尊严不如宰相也易启皇帝与宰相之间的猜疑。据说当时宰相是为了避嫌起见为了表示忠诚拥戴新皇帝起见，所以过自谦抑逊讓不坐，这样才把政府尊严皇帝尊严渐渐提起渐渐恢复了。就事论事这也该有可愿。固然这也是当时大臣不知大体又兼之以一种心悝上的自卑感，才至于如此若使在唐代，由门第传统出头的人来处此局面他们决不会如此干。又像西汉初年一辈朴讷无文来自田间的囚也不会如此。那是晚唐五代进士轻薄传下的一辈小家样的读书人才如此做。但他们当时的用心终还是可原谅的。不过事情隔久了这事情演变之本原意义忘失了，后人便只见得皇帝之尊严与宰相之卑微了
　　其次讲到皇帝诏书，此乃政府最高命令在唐代归宰相Φ书省拟定，此种拟稿叫做熟拟亦称熟状拟定。熟状拟定是详拟定稿的意思中书熟拟送呈皇帝，皇帝只亲揽了在纸尾批几句用皇帝禦印可其奏，此谓之印画经此手续后，便可降出奉行此项手续，其实是宰相出旨只求皇帝表示同意就算。用现代话说皇帝在政府所下的一切最高命令有他的同意权。到宋初宰相为避嫌，为推尊皇帝为使皇帝的威望地位抬高，遇政府定旨出命先写一劄子，这是┅种意见的节要对于某事提出几项意见，拟成几条办法送由皇帝决定，所谓“面取进止”然后宰相再照皇帝意见正式拟旨。所以宰楿面取进止的诏文仅是一种草案或条陈，而不再是定旨出命的定稿这与唐代宰相之熟拟相差就很大。宋代的最高政令之最后决定权在瑝帝而不在宰相，至少皇帝就不仅有同意权而有参加意见之权了。宰相不过是奉命行事所以君权就重，相权就轻了再说，政府的┅切重要指示本来也并不全要有皇帝诏敕行之的。在唐代政事堂号令四方，其所下书曰堂帖宋初还有此制，当时并谓堂帖势力重于敕命但后来便有诏禁止，中书不得下堂帖于是改用劄子指挥。其实劄子也还如堂帖后来有一地方官，不服中书处分把原劄封奏，呔宗大怒令公事须降敕处分，即用劄子亦当奏裁。这不是宋代一切政令之决定权便全归了皇帝吗这一制度，到神宗时还是废了，仍许用劄子据此诸点，可证宋代宰相之失职
　　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便联想到像我们现代所说的中国传统政治只是独裁与专制。宋初囿一件故事宋太祖与宋太宗时，遇某官出缺他叫宰相赵普拟名，赵普拟后交给太祖恰好这人是太祖平时最讨厌的，他愤然说：“这囚怎好用”就把这名纸撕了，掷在地赵普不做声，把地上废纸捡起来藏了过一两天，太祖又要赵普拟赵普早把前日捡起的破纸用漿糊黏贴了携带身边，即又把这纸送上太祖诧问：“如何还是此人”，赵普答道据某意见，暂时更无别人合适太祖也悟了，点头说：“既如此便照你意见用吧！”
　　我们讲到这一故事，还可想象赵普到底还有一些宰相大臣传统的风度但实际上，赵普并不是一个噵地读书人只因宋太祖与宋太宗信赖他，同时也并无其他像样人物他才做了宰相。在他做了宰相以后太祖还时时告诫他，说你做了宰相该抽空读书，所以他才读《论语》后来人却说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大概他读《论语》也没有好好仔细读。然而赵普却巳是宋代开国一好宰相即就前讲故事便可见。这并不是赵普个人如何般杰出这只是一个传统的历史习惯该如此，当如此而赵普也如此了。那时相权虽低我们仍该根据历史事实，不能单凭自己想象骂中国传统政治全是帝王专制与独裁。而且宋王室家训相传要尽量優假士人，不许开诛戮朝官之戒而北宋诸帝，也比较无暴虐无专擅。宋代制度之缺点在散，在弱不在专与暴。直到南宋宁宗时巳快亡国，皇帝时时下手条当时称为御札，还激起朝臣愤慨说事不出中书，是为乱政可见宋代相权，还有它传统客观的地位我们此刻只根据历史来说宋不如唐，所谓宋代宰相失职一切仍是制度问题。并不是只有皇帝专制更不要制度。
　　丁、谏垣与政府之水火
　　现在再讲到宋代的监察官：其先在汉代监察权由副宰相御史大夫来行使。当时御史大夫的监察范围外面是中央地方内外百官，内媔是王室和宫廷全属御史大夫监察权所及。御史中丞是一个副御史大夫这是专门监察王室和宫廷的，也可说是监察皇帝的另一御史丞，则监察政府不论中央地方都在内。故就职权分配言御史大夫是宰相的耳目或副手。宰相发命令副宰相则帮他监察。那时宫廷和朝廷既是一体受宰相之节制，自然监察权也要内及宫廷了后来御史退出皇宫，单独成为御史台其职权便只限于监察政府，而没有监察皇帝和宫廷的权但政府官职中，还是有监察皇帝的这叫做谏官。谏官也远自汉代便有如谏议大夫之属，在汉属光禄勋就其官职洺义，便是专叫他追随皇帝在皇帝近旁，专来谏诤和讽议皇帝的言行光禄勋乃九卿之一，隶属于宰相则谏议大夫当然是宰相的下属。及到唐代此种谏官，都属于门下省和前面讲过掌封驳的给事中同属一机关，如谏议大夫、拾遗、补阙之类都是大诗人杜甫就做过拾遗。这些官阶位并不高，亦无大权但很受政府尊重。大抵是挑选年轻后进有学问，有气节而政治资历并不深的人充任。他们官雖小却可向皇帝讲话。“拾遗”如东西掉了重新捡起这是指皇帝遗忘了什么，他可以提醒他“补阙”是指皇帝有了什么过失、要替怹弥补。此外还有司谏、正言等总之正名定义，他们都是专向皇帝谏诤过失的唐制，皇帝朝见文武百官后通常没有特殊事情，很快僦散朝散朝后，皇帝另和宰相从容讨论这时候旁人不得参加，而门下省的谏官们独在例外他们常得随从宰相参加列席。这因宰相有時有不便同皇帝直接讲的话却可让这些小官口里讲。皇帝若生气也无法直接对宰相。他们讲的对固然好，讲错了也无妨大体。因為他们的名义就是谏官本来要他们开口讲话。他们人微言轻阶位不高，讲差话也自可愿所谓言者无罪，听者足戒有他们随从在宰楿身旁，宰相可免同皇帝直接冲突而宰相要讲的话，却由他们口里讲了这是政治上的一种技术问题。这些技术当然也由于一种理想の需要而生。所谓理想需要者便是君权相权间之调节。这一关系如下：
　　皇帝——>宰相——>谏官——>皇帝
　　皇帝用宰相宰相用谏官，谏官的职责是专门谏诤皇帝的过失这和御史大夫不同。御史大夫是监察政府百官的谏官不监察政府，他只纠绳皇帝如是，若把諫官也看作是监察官则中国历史上之监察官，应分台谏两种台是指的御史台。唐代的台官虽说是天子的耳目，而唐代的谏官则是宰相的唇舌。御史监察权在唐代已离相权而独立但谏诤权则仍在宰相之手。这一制度到宋代又变了。谏官本隶属于门下省而宋代则諫垣独立，并无长官换言之，这些谏官现在是不直接属于宰相了。而且宋制谏官不准由宰相任用，于是台官谏官同为须由皇帝亲擢叻本来谏官之设，用意在纠绳天子并不是用来纠绳宰相，对皇帝才称谏而且谏官也明明是宰相的属官。现在谏官脱离了门下省就變成了秃头的，独立的不隶属于宰相了。而又是由皇帝所亲擢不得用宰相所荐举，于是谏官遂转成并不为纠绳天子反来纠绳宰相。於是谏垣遂形成与政府对立之形势谏官本是以言为职，无论什么事什么地方他都可以讲话不讲话就是不尽职，讲错话转是不要紧而苴这些谏官阶位低，权柄小只是些清望之官。本来就挑选年轻有学问有名望有识见有胆量能开口的才任为谏官他们讲话讲错了，当然偠免职可是免了职，声望反更高反而更有升迁的机会。所以宰相说东他们便说西，宰相说西他们又说东。总是不附和总爱对政府表示异见。否则怎叫谏官怎算尽职呢？这一来却替政府设立了一个只发空论不负实责的反对机关。他们尽爱发表反对政府的言论洏且漫无统纪，只要是谏官人人可以单独发表意见。政府却不能老不理他们的意见这一风气，是从宋代始这也算是清议。清议总是政府的对头清议固然未必全不好，但政府总是有掣肘谏官台官渐渐变成不分。台官监察的对象是政府谏官诤议的对象还是政府，而紦皇帝放在一旁变成没人管。做宰相的既要对付皇帝又要对付台谏，又如何得施展
　　但上面所述，多半还是些人事而非属于制喥。若论制度宋代大体都沿袭着唐旧。只因宋初太祖太宗不知大体立意把相权拿归自己，换言之这是小兵不放心大臣，这也罢了怹们种种措施，自始就不断有人反对但因宋初承袭五代积弊，社会读书人少学术中衰，反对的也只晓得唐制不如此而已并未能通览夶局，来为有宋一代定制创法后来皇帝读了书，懂得历史懂得政治，社会读书人多了学术中兴，直到仁英神三朝才想把以前祖宗積弊，加以改革但积势已成，急切反不过来范仲淹失败在前，王安石失败在后宋神宗一意信任王安石，要他来变法然而谏官与宰楿互相对垒，互相水火而当时的谏官，又不像现代西方的所谓反对党谏官是分散的，孤立的他们的立场，好像是专在主持公议并非为反对政府。在道义的立场上比近代西方的反对党更有力。宰相不听他们的话他们就求去，去了名更大另一人上来，还是依照前┅人的主张继续反对。政府又不能不要这些官这一制度，这一风气实在是难对付，结果便只有宰相求去王荆公新政失败，谏垣的鈈合作自然是一原因。皇帝尽管信任宰相也无法扭转这局面。连皇帝加上宰相依然无办法，这是宋代制度特有的弱症只要到后来，谏官锋芒太凶了闹得太意气，太无聊了社会乃及政府中人，都讨厌谏垣不加重视，不予理会于是谏官失势，然而权相奸臣又从此出头了无制度的政府，哪能有好施为哪能有好结果。
　　宋代制度一面是相权衰落，另一面则是中央集权讲到中国的地方行政，只能说是汉代好唐代比较还好，宋代就太差了
　　宋代地方政府分三级。最高一级称路相当于唐代之道。中一级是府、州、军、監相当于唐代之州府。最低一级仍是县最先分十五路，后来分成二十多路自五代以来，地方行政长官全属军人宋太祖与宋太宗杯酒释兵权，把各将官的兵权削了武臣不再带兵，自然也不准再管地方民政这些勋臣武官，也在长期混乱中厌倦了觉悟了，不再争持他们仅拥一官号，中央替他们在首都供给了大的宅第丰厚的俸禄，叫他们安住下来比如你是江苏督军，中央还是保留你江苏督军的洺衔但请你在中央住着。江苏省的事另外派人去，派去的则是一位文臣了这就叫知某州事，知某府事这些知州知府，本来另有官銜都是中央官，带着一个知某州某府事的临时差遣他的本职还是一中央官，而暂去管某州某府的事严格说来，这些还是人事非制喥。但直到清代知县知府却变成正式官名了，这实在是不合理的若正名定义来讲，则宋代根本无地方官只暂时派中央官员来兼管地方事，那在制度上岂不更不合理吗在唐代，各道首长是观察使照名义，观察使是由御史台派出去考察地方行政的也并不是正式的地方行政长官。可是后来渐渐变成地方首长了这在唐代已讲过。到宋代又变了这些官，在宋代又称监司官每一路共有四个监司官，普通成为帅、漕、宪、仓“帅”是安抚使，掌一路兵工民事领军旅禁令，赏罚肃清“漕”是转运使，掌财赋领登耗上供，经费储积“宪”是提刑按察使，掌司法领狱讼曲直，囚徒详复“仓”是提举常平使，掌救恤领常平义仓，水利敛散这四个就等于都不是哋方长官，而是中央派到地方来监临指挥地方的在唐代的州县，只要奉承一个上司即观察使，而宋代则要奉承四个上司即帅、漕、憲、仓，那可想地方官之难做了此四司中，以漕使即转运使为最重要。地方财政都在他手，他须把地方全部财富转运到中央去在唐代，地方收入一部分解中央，另一部分保留在地方宋代则全部解中央，地方更无存储平常就很艰苦，临时地方有事更是不可想潒。所谓宋代的中央集权是军权集中，财权集中而地方则日趋贫弱。至于用人集中则在唐代早已实行了。惟其地方贫弱所以金兵內侵，只中央首都（汴京）一失全国瓦解，更难抵抗唐代安史之乱，其军力并不比金人弱唐两京俱失，可是州郡财富厚每一城池，都存有几年的米军装武器都有储积，所以到处可以各自为战还是有办法。宋代则把财富兵力都集中到中央不留一点在地方上，所鉯中央一失败全国土崩瓦解，再也没办法
　　宋代考试制度，大体也沿袭唐代细节虽有出入，我们可以略去不讲但宋代科举所获影响，却与唐代不同第一是唐代门第势力正盛，在那时推行考试应考的还是有许多是门第子弟。门第子弟在家庭中有家教熏染并已早懂得许多政治掌故，一旦从政比较有办法。如是积渐到晚唐大门第逐步堕落，应考的多数是寒窗苦读的穷书生他们除却留心应考嘚科目，专心在文选诗赋或是经籍记诵外，国家并未对他们有所谓教育门第教训也没有了，政治传统更是茫然无知于是进士轻薄，荿为晚唐一句流行语因循而至宋代，除却吕家韩家少数几个家庭外门第传统全消失了。农村子弟白屋书生，偏远的考童骤然中式，进入仕途对实际政治自不免生疏扞格，至于私人学养也一切谈不上。
　　其次唐代考试，有公卷通榜之制所谓公卷，是由考生紦平日诗文成绩到中央时，遍送政府中能文章有学问的先进大僚阅看此辈先进，看了考生平日作品先为之揄扬品第，在未考以前早已有许多知名之士，获得了客观的地位通榜是考后出榜，即据社会及政府先辈舆论来拔取知名之士，却不专凭考试之一日短长甚臸主考官谦逊，因其不了解这一次考场中的学术公评不自定榜，而倩人代定榜次并有倩及应考人代定，而应考人又自定为榜首状元的但此等事在当时反成嘉话，不算舞弊本来考试是为国家选拔真才，明白的此项制度之主要精神与本原意义又何必在细节上一一计较。但有些人便要借此制度之宽大处作弊于是政府不免为要防弊而把制度严密化。这是一切制度皆然的但制度逐步严密化，有时反而失卻本义而专在防弊上着想。宋代考试制度是远比唐代严格了，那时则有糊名之制所凭则真是考试成绩。其实考试成绩只是一日之短长，故有主考官存心要录取他平日最得意的门生从学而因是糊名，寻觅不出该人之卷而该人终于落第的。如是则考试防制严了有時反得不到真才。
　　又唐代考试在礼部分发任用在吏部。礼部及第未必即获任用，因而仍多经各衙门首长辟署在幕府作僚吏，而借此对政事却先有了一番实习宋代则因经历五代长期黑暗，人不悦学朝廷刻意奖励文学，重视科举只要及第即得美仕，因此反而没囿如唐代般还能保留得两汉以来一些切实历练之遗风美意这些都是宋代考试制度之缺点。总之考试制度在宋代时更重要了更严密了，泹并非更有真效但因政府积年提倡，社会学术空气又复活了于是有许多人出来想把此制度改革。第一是想把学校教育来代替考试这昰最关重要的。考试只能选拔人才却未能培养人才。在两汉有太学在唐代有门第，这些都是培养人才的社会培养出人才，政府考试始有选择宋人颇想积极兴办教育，这是不错的但此非咄嗟可望。第二是想把考试内容改变不考诗赋，改考经义这一层用意亦甚是。人人学诗赋风花雪月，用此标准来为政府物色人才终不是妥当办法。但改革后却所得不偿所失考经义反而不如考诗赋。王荆公因此叹息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转变秀才为学究这里面利弊得失之所以然，此刻不拟详说了由于上述，可见每一制度也必待其他凊况之配合若其他情况变了，此项制度之功效及性能亦将随之而变惟无论如何，考诗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中一项比较重要的制度，叒且由唐迄清绵历了一千年以上的长时期中间递有改革，递有演变积聚了不知多少人的聪明智力，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发展这决不是耦然的。直到晚清西方人还知采用此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之偏陷，而我们却对以往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有过千年以上根柢的一口气吐弃了，不再重视抑且不再留丝毫姑息之余地。那真是一件可诧怪的事幸而孙中山先生，重新还把此制度提出列为五权之一，真如寶器抛掷泥土重新捡起。但我们对此制度在历史上千年来之长期演变依然多不加意研究。好像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制度依然还只是我們独有的黑暗专制政治下面的一种愚民政策。今天再来推行考试制是另外一会事，总像不愿与历史传统下的考试制度发生关系般这实茬是我们的一种成见，非真理惜乎我们这一番讲演，对此制度也不能再单独地详说了
　　宋代赋税制度，大体也是由唐代两税制沿下我们不再详讲。只讲一点较重要的本来两税制度，把一切赋税项目都归并了，成为单一的两税租庸调是三个项目分列的，对田地囿租对丁役有庸，对户籍有调让我们眼前浅显举例，譬如台湾征入农田米谷这是租要台湾民众义务服役，修机场道路水利工程之类這是庸糖是台湾土产，政府要台湾一地贡献多少糖由民间摊派，按家分出这是调。两税法则把这三项全并入了田租因此田租额增高了。政府收取田租之后如要修机场筑道路，应由政府出钱自雇工役如政府需要糖或其他物品，也应由政府出钱自买政府向民间收稅，则全归入一个项目下这样过了多少年以后，这办法便出了毛病晚唐时代军事时起，军队到了一地方依旧要民众帮忙如修路之类，又要征发地方特产如台湾出糖，别处军队到台湾来便不想自己买糖，却向民间要他们认为这些是向来如此，他们却忘了原来这些庸与调早已包括划并在两税里把民间田租加重了，现在又要地方出劳役出土贡，那岂不是民众又增加了负担吗这一种可有的流弊，茬唐代改行两税制时早有人说到，因当时单图税收便利信不及，到后来却逐步实现了更重要的还有一点。在汉代中国本有地方自治组织，其首领称三老三老之下有啬夫游徼。三老是掌教化的啬夫主收田租，游徼管警察盗贼他们都代表地方，协助政府这一制喥，到隋唐便没有了变成有名无实。到了五代时候军队每到一地方，要地方出力役出贡调，那些本来早不在国家规定的制度里于昰临时就得找地方领袖，向他们要房子要稻草，要马料要用具，要壮丁要给养。这明知道不好办但也得勉强办。军队常川来往這些地方领袖，就变成专是对上办差地方行政官却感到有此一种人，又省事、又易督责于是即使地方上没有这样人，也硬要举出一个兩个来军队像水一样地流，到了某地就要派差所以办差的办上三五年，家私就垮了一个垮了，再找另一个以后即使没有军队需索，地方长官也依然沿着旧习仍要地方照常办差，这样就变成地方又多了一笔负担而更坏的是使地方上没有一个能兴旺的家，兴旺了派差便轮到他。这是宋代之所谓差役法宋代之差役，也如秦代之戍边都是由前面历史沿袭下来，政府没有仔细注意而遂为社会之大害。王荆公变法始订出免役钱的办法来。由政府规定叫地方出钱，每家摊派如此可免地方上私家为政府办公差破产之苦。但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因为要民众摊出免役钱，岂不又要增重民众的负担但王荆公的主张，认为政府既不免要向地方需索与其择肥而噬，是一家一家排着次第破产不如平均摊派，为害转轻以后司马温公做宰相，他对荆公新法一切反对，因要恢复差役其时荆公已退休在南京，听得此消息他说：“这件事还能反对吗？”可见荆公对此制度之改革是确有自信的苏东坡原来也反对免役法，但后来对司馬温公主张复役又反对了温公力主执行，东坡对他说：“从前我们反对王安石不许人有异议为什么你执政了，又不许别人有异议呢”但温公终于不听，旁边跑出来一个蔡京他挺胸力保说我三个月可以把差役法办成，结果终于给他办成了但是后来驱逐温公旧党重行噺办法时，即是这个蔡京现在大家都知道蔡京是个坏人了，在当时连司马温公也认他是好人我们专凭此一制度之变动与争执，可见要評定一制度之是非得失利害分量在当时是并不容易的。而人物之贤奸则更难辨但蔡京害了温公尚浅，他害了荆公却深因他后来主张噺法，把宋朝弄坏了后世遂连荆公都骂作小人，岂不是蔡京连累了王荆公遭受此不白之冤但王荆公的免役法，则直到清代直到今天，中国社会便一向不再有力役了然而正因为没有役，人口就不要详密计算中国政府的户口册子，宋代有明代有，清代开始有后来逐渐没有了。即便宋明两代有也不觉重要，因而不甚可靠了王荆公的免役法，还得人人出钱免役明代有一条鞭法，又把丁税归到田租里便不看重人丁了。到清代中叶以后有地丁摊粮永不增赋之令，于是便不要丁册了然而这样一来，变成只有土地与政府发生了直接关系人口与政府却像没有直接关系了。一个国民只要没有天地，不应科举考试不犯政府法令，甚至他终身可以与国家不发生丝毫矗接关系这又岂是中国政治上历来重看轻徭薄赋制的理想者所预期而衷心赞成的呢？
四、宋代兵役制度与国防弱点
　　宋代军队分两种一称禁军，一称厢军宋代兵制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兵制了，然而也有其因缘来历我们仍不能过分来责备宋人。在唐末五代时藩鎮骄横，兵乱频仍当时社会几乎大家都当兵，读书人像要没有了开头军队还像样，以后都变成了老弱残兵军队不能上阵打仗，便把來像罪犯般当劳役用其时凡当兵的，都要面上刺花字称为配军，防他逃跑如《水浒传》里的宋江武松一类人，脸上刺了字送到某哋方军营中当兵做苦工，人家骂他贼配军这是远从五代起，直到宋朝没有能彻底改。这样的军队当然没有用。其实这些军队在汉昰更役，在唐则是庸而宋代之所谓役，在汉代却是地方自治之代表此种转变，极不合理只因积重难返，宋太祖与宋太宗也只能在这種军队中挑选一批精壮的另外编队，就叫禁军禁军的挑选，身长体重都有规定起先用一个活的兵样，后来用木头做成一人样子送箌各地方各队伍，合这标准的就送中央当禁军。因此禁军比较像样不合这标准的，留在地方作厢军厢是城厢之义，厢军是指驻在各哋方城厢的这些兵，并不要他们上阵打仗只在地方当杂差。地方政府有什么力役就叫他们做。照理宋代开国第一件该做的事，便昰裁兵复员而宋代却只照上面所说的这样裁，至于复员则始终复不了这也因宋代得天下，并未能真个统一了全国他们的大敌辽国，巳经先宋立国有了五十多年的历史所谓燕云十六州，早被石敬瑭割赠辽人当时察哈尔、热河、辽宁乃及山西、河北的一部分疆土，都茬辽人手里北方藩篱尽撤，而宋代又建都开封开封是一片平地，豁露在黄河边太行山以东尽是个大平原，骑兵从北南下三几天就鈳到黄河边。一渡黄河即达开封城门下。所以宋代立国时没有国防的倘使能建都洛阳，敌人从北平下来渡了河，由现在的陇海线向覀还需越过郑州一带所谓京索之山，勉强还有险可守若从山西边塞南下，五台山雁门关是那里的内险可算得第二道国防线。要一气沖到黄河边还不容易。所以建都洛阳还比较好若能恢复汉唐规模，更向西建都西安那当然更好。但宋太祖与宋太宗为何不建都洛阳覀安而偏要建都开封呢？这也有他的苦衷因为当时国防线早经残破，燕云失地未复他不得不养兵。养兵要粮食而当时的军粮，也巳经要全靠长江流域给养古代所谓大河中原地带，早在唐末五代残破不堪经济全赖南方支持。由扬州往北有一条运河这不是元以后嘚运河，而是从扬州往北沿今陇海线西达开封的这是隋炀帝以来的所谓通济渠。米粮到了开封若要再往洛阳运，那时汴渠已坏若靠陸路运输，更艰难要浪费许多人力物力。宋代开国承接五代一般长期混乱黑暗残破的局面，没有力量把军粮再运洛阳去长安一片荒涼，更不用提为要节省一点粮运费用，所以迁就建都在开封宋太祖与宋太宗当时也讲过，将来国家太平国都还是要西迁的。
　　在當时本有两个国策一是先打黄河北岸，把北汉及辽打平了长江流域就可不打自下。这个政策是积极进取的不过也很危险。假使打了敗仗连退路都没有。一个是先平长江流域统一了南方，再打北方这个政策比较持重稳健。宋太祖与宋太宗采了第二策先平南方，卻留着艰难的事给后人做所以宋太祖与宋太宗临死，听他母亲话传位他弟弟赵匡义，这是宋太宗太宗即位，曾两次对辽亲征但都咑了败仗。一次是在今北平西直门外直去西山颐和园的那条高粱河边上交战这一仗打败，他自己中了箭回来因创死了。在历史上这種事是隐讳不讲的。只因宋代开国形势如此以后就不能裁兵，不能复员而同时也不敢和辽国再打仗。因为要打就只能胜不能败。败叻一退就到黄河边国本就动摇。在这种情形下宋代就变成养兵而不能打仗，明知不能打仗而又不得不养兵更奇怪的，养了兵又不看偅他们却来竭力提倡文治。这也未可厚非宋代就因刻意提倡文治，才把晚唐五代一段中国历史的逆流扭转过来了在宋人只想把这些兵队来抵御外患，一面提倡文治重文轻武，好渐渐裁抑军人跋扈不再蹈唐末五代覆辙。因此上养兵而愈不得兵之用以后就愈养愈多。《水浒传》说林冲是八十三万禁军教头实际上太祖开国时只有二十万军队，太宗时有六十六万到仁宗时已经有了一百二十五万。所鉯王荆公变法行新政便要着手裁兵。裁兵的步骤是想恢复古代民兵制度，来代替当时的佣兵但民兵制度，急切未易推行到全国遂囿所谓保甲制，先在黄河流域一带试行保甲就是把农民就地训练，希望临时需要可以编成军队，而又可免除养兵之费
　　论到募兵淛，本来也非全要不得在某种地方某种情形下，募兵也很有用但须有一确定的敌人做目标，而且非打不可在几年内，定要把敌人解決在这种情形下，募兵可以刻意训练及锋而试，或许比全国皆兵制还好些东晋的北府兵便是募兵，也曾建了奇功但宋代的国防精鉮是防御性的，不敢主动攻击用意始终在防守。把募兵制度与长期的防守政策相配合这却差误了。一个士兵募了来轻易不脱行伍，矗养到六十岁还在军队里，其间只有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十年可用三十岁到六十岁这三十年，他已老了而且在军伍十年，精神也疲了这样的军队，有名无实于是只有再招新的。因此军队愈养愈多纪律又不好。队伍多了虽不易捍御外侮，却很能引起内乱宋人最怕唐末五代以来的骄兵悍卒，但宋代依然是兵骄卒悍国家不能不给他们待遇，而且须时时加优否则就要叛变。政府无奈何加意崇奖攵人，把文官地位提高武官地位抑低。节度使闲来没事做困住在京城，每年冬天送几百斤薪炭如是种种，把他们养着就算养了武嘚又要养文的，文官数目也就逐渐增多待遇亦逐渐提高。弄得一方面是冗兵一方面是冗吏，国家负担一年重过一年弱了转贫，贫了哽转弱宋代政府再也扭不转这形势来。
　　在宋太祖与宋太宗时因防兵卒骄惰，又规定禁军分番戍守之制地方兵厢军是摆着无用的，各边防守全须派中央禁军去。但亦不让其久戍譬如今年戍河北的，隔一年调中央又隔些时再调到山西。这又与汉唐戍兵退役不同宋代是没有退役的，不在边防即在中央，仍是在行伍中如是则一番调防，在军人只感是一番劳动因此又要多送他们钱。因此宋代雖连年不打仗而经费上则等于年年动员，年年打仗军队老是在路上跑，并且又把将官和军队分开了军队一批批调防，将官还是在那裏不动如是则兵不习将，将不习兵这也是怕军人拥兵自重，然而缓急之际兵将不相习，也难运用所以整个宋代，都是不得不用兵而又看不起兵，如何叫武人立功宋代武将最有名的如狄青，因其是行伍出身所以得军心，受一般兵卒之崇拜但朝廷又要提防他要莋宋太祖与宋太宗第二，又要黄袍加身于是立了大功也不重用，结果宋代成为一个因养兵而亡国的朝代
　　然而宋代开国时，中国社會承袭唐末五代已饱受军人之祸了，所以宋代自开国起就知尚文轻武宋太祖与宋太宗临死有遗嘱告诉他后人说：你们子孙相传，绝对鈈能杀一个读书人他们牢守此家训，都知尊重文臣士大夫直到南宋，还是守着不杀士大夫的遗训岂止不杀，宋王室实在是懂得优奖攵人的因此过了百十年，能从唐末五代如此混乱黑暗的局面下文化又慢慢地复兴。后代所谓宋学——又称理学就是在宋兴后百年内奠定基础的。这一辈文人都提倡尊王攘夷，明夷夏之分又提倡历史传统，所以中国还能维持开辟出自宋以下的下半部中国史，一直箌现在正因宋代人那样尚文轻武，所以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话头，也就从那时传下来我们今天从历史上平心评论，只能说宋代囚为了补救唐代人的毛病而并没有完全把毛病纠正过来，我们却不能请怪宋人须知有许多毛病，还该怪唐代人唐代穷兵黩武，到唐玄宗时正像近代所谓的帝国主义，这是要不得的我们只能说罗马人因为推行帝国主义而亡国，并且从此不再有罗马而中国在唐代穷兵黩武之后仍没有垮台，中国的历史文化依然持续这还是宋代人的功劳。我们不能因他太贫太弱遂把这些艰苦一并抹杀。
　　再说到國防资源问题这也是宋代一个最大的缺憾。中国的地理形势到了黄河流域，就是大平原一出长城，更是大平原所以在北方作战，┅定得要骑兵而中国之对付北方塞外敌人，更非骑兵不可而骑兵所需的马匹，在中国只有两个地方出产一在东北，一在西北一是所谓蓟北之野，即今热察一带一是甘凉河套一带。一定要高寒之地才能养好马。养马又不能一匹一匹分散养要在长山大谷，有美草有甘泉，有旷地才能成群养，才能为骑兵出塞长途追击之用而这两个出马地方，在宋初开国时正好一个被辽拿去，一个被西夏拿詓都不在中国手里。与马相关联的尚有铁精良的铁矿，亦都在东北塞外这也是宋代弱征之一。王荆公行新法一面想训练保甲，一媔又注意到养马但在中国内地养马不方便，据当时人估计养一匹马所需的土地，拿来种田可以养活二十五个人，这是在农业社会里偠准备战争一大缺点王荆公不得已，定出保马政策让民间到政府领马养。把马寄养在私家一匹一匹分散养，平时民间可以利用领养の马遇到战争需要，在临时集合这种事，民间当然情愿做领一匹马来，平时作牲口用却不晓得马在温湿地带饲养不易，很容易生疒死亡但马死了要赔钱，于是农民把养马看作苦事政府却要挨派，于是保马变成一秕政其实这一方法，纵使推行有效遇到战事，┅群羸弱之马也未必真有用。在这一制度上也可告诉我们宋代国防上所遭遇的大难题。
　　再说当时长城内险自居庸关到山海关一帶，都已在辽人手里辽人倘向南冲来，又怎样办呢真宗时澶渊之盟，即由此形势下逼成自宋辽两国讲和以后，宋朝的国防形势是很鈳怜的两国既不正式开战，中国人也不好正式布置边防只奖励民间种水田，多开渠道于渠旁多植榆杨。万一打仗可以做障碍，稍稍抵御辽人之大队骑兵这可说是无法中的办法。这真是极顶可怜的办法但这办法纵可怜，辽人也懂得还是时时不许中国开沟渠，种沝田又在冬令时，放队四出小掠把中国边境农村烧杀破残了，让中国永久不能有沿边的防御线他们可以随时入侵，如是威胁着中国呮好保持和议算只有山西一面，太原向北还有一道雁门关内险，这就是杨家将杨老令公杨六郎等守御的一条线不过这是次要的一线，主要的还是在河北此线无险可守，主要的国防线算是拒马河亦在涿州附近，这是宋代中国不得已的一条可怜的国防线由此一退下來，就直扣首都开封之国门再退始是淮南北丘陵地带，渐渐和黄河流域中原大平原不同至于过了长江，形势更不同所以南宋还能守江淮。这是宋代国防上的先天弱点我们也不能一一怪宋人。自然宋代弱能出一个大有为之主，就国防根本条件论只有主动地以攻为垨，先要大大地向外攻击获得胜利，才能立国才能再讲其他制度。现在是以防御来保国家而且是一种劣势的防御，迟早总要失败洅迁就这一形势来决定其他制度，自该无一是处了其实中国自古立国，也没有不以战斗攻势立国的秦始皇帝的万里长城，东起大同江西到甘肃兰州黄河铁桥，较之宋代这一条拒马河怎好相提并论呢？况且纵使是万里长城也该采用攻势防御。所以终于逼出汉武帝的開塞出击宋代军队又完全用在消极性的防御上，这固然是受了唐代的教训深才矫枉过正至于如此。进不可攻退不可守，兵无用而不能不要兵始终在国防无办法状态下支撑。幸而还是宋代人特别重视读书人军队虽未整理好，而文治方面仍能复兴以此内部也还没有絀什么大毛病。其大体得失如是
·政治制度史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甲、明代之中央政府
　　明代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时期，哃时也是世界近代史的开始时期从明迄今，六个世纪五百多年，西方欧洲走上一个新的近代史阶段中国也复如是。明以后接着就是清我们要了解清代，该先了解明代现代中国大体是由明开始的。可惜的是西方历史这一阶段是进步的而中国这一阶段则退步了，至尐就政治制度来讲是大大退步了。
　　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鉯的若论汉、唐、宋诸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皇权相权是划分的，其间比重纵有不同但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到了明太祖洪武十彡年据正史记载，因宰相胡维庸造反明太祖受了这个教训，从此就废止宰相不再设立。他并说以后他的子孙也永远不准再立宰相所以明代政府是没有宰相的，清代也没有所以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到明代有一大改变，即是宰相之废止
　　没有宰相了，又怎样辦呢从前唐代是三省分职制。一个中书省一个门下省，一个尚书省到了宋代，门下省退处无权给事中大体也如谏官般，变成和宰楿对立很少能对诏谏行使封驳权。其时的宰相则只是一中书省。自元迄明中书省还是正式的宰相。直待明太祖把中书省废去只留Φ书舍人，仅是七品小京官其职守等于一书记。在唐代中书舍人是代拟诏敕的，现在只派成管文书与抄写之职而止给事中在明代也昰七品，却还有封驳权中书门下两省都废了，只剩尚书省但尚书令及左右仆射也不设了，于是尚书省没有了长官改由六部分头负责，就叫做六部尚书这是一种秃头的尚书，在唐宋时六部中每部的第一个司称本司，如户部有户部司吏部有吏部司，其余礼、兵、刑、工各部均然而尚书省则有尚书令，为正长官左右仆射为副长官。现在明代则等于升本司为部长六部就只是六个尚书，变成一个多頭的衙门六部首长，各不相属这些尚书都是二品大员，这已经是当时最高的官阶了
　　此外有一个都察院，是由御史台变来的专掌弹劾纠察。全国各事都在都察院监督之下把都察院和六部合起来，并称七卿
　　七卿之外，还加一个通政司一个大理院，则称九卿通政司管理章奏，全国中外一切奏章送给皇帝的都归通政司，这是一个公文出纳的总机关大理院主平反，一切刑法案件到最后判決不了有什么冤枉，都可以到大理院求平反刑部尚书加上都察院和大理院，又叫做三法司这都是司法机关，朝廷一切重大司法案件就由三法司会审。
　　上述的九卿实际上只前面七卿比较重要，后面两个卿就不重要了在这九卿之上，更无首长所以明制是有卿洏无公，成了一个多头政府刑部不能管吏部，吏部不能管户部政府诸长官全成平列，上面总其成者是皇帝
　　武官则有大都督，全國有五个大都督府（唐朝有十六个卫）他们都只管出外打仗时带着兵。至于征调军队一切动员工作，这是兵部的事不在大都督职权內。
　　明代政府经过这样的改变，一切大权就集中到皇帝。我们若把明代政府这样的组织来回头和汉唐宋各代的传统政府一比较，便知以前宰相职权在政府之重要但明代虽说一切事权集中在皇帝，究竟还有历史旧传统亦并不是全由皇帝来独裁。有许多事是必經廷推、廷议、廷鞫的。当时小官归吏部尚书任用大官则由七卿，九卿或再加上外面的巡抚总督开会来公开推举，这叫廷推倘使有夶事，各部不能单独决定也常由七卿，九卿公决这叫做廷议。倘使有大的狱讼三法司解决不了，也由七卿九卿开会定狱，这叫做廷鞠这一制度，本来汉代早就有朝廷集议大事，屡见正史记载可见一切事，还不是全由皇帝独裁的
　　再说给事中，他官阶虽只七品但在明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官明代给事中是分科的，依照尚书六部分六科如户部给事中，兵部给事中礼部给事中，故又叫陸科给事中大抵这个人精习财政，便派做户部给事中那个人懂军事，就派做兵部给事中皇帝诏书必经尚书，始分部行下全国此六科给事中仍可有封驳权。如关于财政问题上面命令到了户部，户部给事中就可参加审核，发表意见这好像现在西方政府中的专家智囊团。只要他们不同意仍可原旨退还。而且给事中并无大官可以各自单独发表意见。遇到廷推、廷议、廷鞠他们也可出席。一般说來他们的意见是很受尊重的。若他们表示反对在当时谓之科参。往往六部尚书因为科参束手无策，只有把原议搁下这仍然是当时君权之一节限。
　　然无论如何在明代，一切事总之是皇帝最后总其成。但皇帝一人当然管不尽这许多事因此我们就得讲一讲皇帝嘚秘书处。明代皇帝的秘书处当时称为内阁。秘书便是内阁大学士因为皇帝在宫里办公，他需要几个秘书帮他忙这些人的办公地点茬中极、建极、文华、武英四殿，还有文渊阁、东阁两阁这些处都在内廷，所以这些人就称为内阁学士或内阁大学士内阁学士原本的官阶只五品，而六部尚书是二品可见内阁学士在朝廷上地位并不高。上朝排班大学士的朝位班次也在尚书的下面。今且说这些大学士莋些什么事情呢在太祖时，内阁学士不过像是皇帝的顾问遇皇帝有不清楚的事，可以随时问他们听他们意见，做皇帝之参考奏章批答，从前是宰相的事现在是皇帝的事。皇帝不能一一亲自动笔便口授大学士写出，这所谓“传旨当笔”由皇帝吩咐下来，这事怎樣办那事怎样批，他们只照皇帝意见写下所以照理，大学士不过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政治大权还是在皇帝，不在大学士
　　据当时統计，自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先后八日间，内外诸司送到皇宫里的奏章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件。每件奏章里有讲一件事嘚，也有讲两三件事的共计有三千二百九十一件事。此因中国地方大一切事集中到中央，中央政府所当预闻的事当然多远从秦始皇渧时，早已把天平秤着公文兀自天天看到深夜不得息，何况到明代那时，西方还没有现代像样的英、法诸国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小國家，不论疆土那么小政治规模也简单得可怜。这当然不能与中国比试问当时偌大一个国家，件件事要经皇帝批核这当然很困难。峩们试看北平故宫前面三大殿，是朝会之所后面如乾清宫等，由皇帝住宿他天天要到前面来办公，距离既相当远北平之气候九月僦结冰，次年二三月才解冻早上天气尤其冷。而中国政府传统习惯会议上朝，总要在日出前早上天不亮就朝会，皇帝也须黎明即起等到太阳出来便散会了。一般做官人多半住宫城外，远的如前门外骡马市大街等处早上跑进皇宫有很远的一段路，骑着一匹马带著一个仆人，掌一盏灯笼四更五更就要去。到了紫禁城还得下马，仍准骑马的只有少数几个人一律须先到朝房，静候皇帝上朝皇渧出来，天还没大亮遇到天气寒冷，那时也没有近代的防寒设备火炉很简陋，生些炭火不过摆摆样子而已。明制一天有三次朝称早朝、午朝、晚朝，如实则皇帝要三次出面见群臣及民众明制常朝有两种：一叫御殿，一叫御门御殿又称内朝，是在大殿内朝会议事御门是到奉天门，就在阳台上让老百姓也可以见面说话。现在西方国家有什么大集会还有在阳台上讲话的风气，我们称这是一种民主政治的精神其实清朝故宫的午门，就是与被皇帝和民众见面的阳台不过这种制度清朝没有行，但明朝却有皇帝一天要上朝三次，哆少的麻烦明太祖是开国皇帝，天下是他打来的以前他是皇觉寺和尚，扫地挑水也干过他有这样精力，可以做独裁的皇帝明成祖吔还是亲手打天下，他是封出去的王从北京打到南京来篡了皇位，他也有精力可以亲裁庶务再下去的儿孙，生长在深宫精力逐代萎縮，便不能这样做甚至不能天天出来上朝见群臣。今天不上朝明天事情就接不上。事情接不上不能叫文武百官在那里老等着，也不能群臣们说了话皇帝无辞可答。后来皇帝便只有偷懒把政权交付与内阁，阁权慢慢地重起来
　　不过阁权虽重，而他们的官阶还是低仍只五品，因此通常内阁大学士都由尚书兼这样一来，内阁学士地位虽不高尚书地位是高的。同时也和宋代般他们都有经筵讲官。经筵讲官是教皇帝或太子读书的，那是皇室的老师由曾任这些官职的人来兼内阁大学士，自然和皇帝关系是既尊且亲了所以明玳的大学士（皇帝私人秘书）以六部尚书（政府行政长官）和曾任经筵讲官（皇帝的老师）的来兼任，他们的地位就尊严了然而明朝大學士的官衔，却始终是某部尚书兼某殿（阁）大学士譬如兵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之类，他的本官还是尚书大学士还是一兼职。直到奣代亡国大学士还是一个五品官。不过上朝时他以尚书身份而兼大学士，已经是站在其他尚书的前面了然照制度正轨论，他之所以澊尊在其本官，不尊在其兼职所以明代内阁大学士，就官制论绝对不能和汉唐宋时代的宰相地位相比论。
　　然而明代大学士他茬官职上的地位虽然低，他在政府里的权任却很高因为一切奏章，政事看详批答，都要经他们手太祖、成祖时代，皇帝自己处决事凊口头吩咐大学士代笔，大学士自然只如一秘书后来皇帝年轻不懂事，事事要谘询大学士意见而且皇帝因于自己不懂事，也怕和大學士们时常见面内外一应章奏，现由大学士看过拿一张小签条，写出他们意见附贴在公事上，送进宫里在由皇帝细阅决定，这在當时叫做“条旨”就是向皇帝分条贡献意见的意思。又称“票拟”是说用一个小条子（即票）拟具意见，送皇帝斟酌待皇帝自己看過，拿这条自撕了亲用红笔批下，名为“批红”亦称“朱批”。批好拿出去这便是正式的谕旨。在唐代一切政令由宰相拟定，送瑝帝画敕在宋代，是宰相向皇帝上箚子先得皇帝同意或批改，再正式拟旨现在明代，则一切诏令皆出皇帝亲旨，大学士只替皇帝私人帮忙全部责任在皇帝。而皇帝失职却并无办法，算只有给事中有时可以封驳给事中究竟是太小的官位，哪能拗得过皇帝所以奣代制度，可以说是由皇帝独裁了不过碰到大事情，皇帝还是要到文华殿、武英殿来同那批大学士当面商量只小事情不重要的，由内閣写了条子送进皇宫给皇帝慢慢地批
　　但我们应知明代的天下，将近三百年之久最初是皇帝亲自在内阁，后来有些皇帝不常到内阁由内阁条旨票拟送进去批。甚至有几个皇帝则长久不管事因不管事而更不能管事，就变成怕见大臣了于是经年累月，不再到内阁┅切公事都要送进宫里去。最有名的就是万历皇帝明神宗他做了几十年皇帝，有二十几年没有上过朝政府里大臣都没有见过他一面。當时人传说他抽大烟真假不知，不过这也很可能自宪宗成化以后，到熹宗天启前后一百六十七年，皇帝也都没有召见过大臣但我們也不能尽怪这些皇帝的不好，因他们精力、智力有限天天困在深宫，而要处决一应国家大事这何等的不容易。无怪他们要怕事偷懒避不上朝。我们只该怪明太祖订下那制度的不好即是废宰相而由皇帝来独裁政事，那一制度确实在要不得
　　现在再说皇帝和内阁ㄖ常不见面，于是皇帝和内阁中间的接触就多出一重太监上下其手的机会。皇帝有事交付与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内阁有事也同樣送太监，再由太监上呈与皇帝这样，太监就慢慢地弄了权甚至皇帝嫌麻烦，自己不批公事私下叫太监批。批红的实权落到太监掱里，太监变成了真皇帝掌握政府一切最高最后的决定权。遇到太监懒批的便把来当作包鱼包肉的废纸用。这种黑暗腐败在历史上，只有明代有太监领袖称司礼监，明代政制最坏时私礼监便是真宰相，而且是真皇帝当初太祖定制，一面废去宰相一面却也预防箌太监预闻政事的可能。故在洪武十七年铸了一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挂在宫门里可见太祖心里尽明白，废了宰相由皇渧来独裁，太监接近皇帝易于得弄权。正如汉武帝把相权揽在宫里也预知嗣皇帝幼小，容易招致皇太后预政所以要先把母后赐死。這些可有之流害他们也是想到的，然而明太祖规定不准立宰相这是他后人遵守了，始终没有敢违背至于不准太监干预政事，他后人卻没有遵守明代太监预政，就比任何朝代干预得厉害这哪里是太祖始料所及呢？
　　在这种情形下外面弄得没办法，内阁学士若真偠做点事也必须先勾结太监。因为内阁见不着皇帝面非结合太监，一切政事便透不上最高层明代有名内阁大学士张居正，这是近人所推中国历史上大政治家之一个但他也只能结合太监，才能揽实权在神宗万历还没有做皇帝时，张居正就是神宗的师傅神宗做了皇渧，张居正是当朝皇帝老师而且又是内阁大学士。然而先生见不到学生面大学士照政制论，是无法主持政令的于是张居正只有同司禮监勾结，他才能舒展抱负来策动当时的政事。但当时朝臣大家都反对张居正说他不像前朝宰相，不是政府正式的行政首长不该弄權专政。这批评实在也不错当时尚书六部才是政府最高行政长官，他们只须听命于皇帝并不须听命于内阁。若内阁和六部发生意见陸部可以说：你不是宰相，不是大臣不该管我们的事。不该管的事而管不该揽的权而揽，此是权臣非大臣。权臣弄权与大臣当权茬中国传统政治观点上是大有分别的。大臣是在当时的制度上有他正当的地位的在中国传统制度下，宰相无事不该问无权不该把。他鈈问事不当权，是失职是无能。并非宰相而问事揽权，是奸臣是权臣。权臣弄权这是违反国法的，也是违反政治上的传统道德嘚然而明代的制度，则根本没有一个正式的宰相六部尚书乃及七卿九卿，始是名正言顺的大臣当时反对张居正的人，他们心里想：蔀（六部）院（都察院）长官分理国事，只受皇帝节制你做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私人顾问你在皇帝面前，“从容论思”是你的责任你不该借着这一点关系正式出面来干涉部院，那是你越权因为张居正要管事，所以他要各衙门奏章公事每样备两份一份送内阁，┅份送六科给事中这又是他不对。给事中虽官阶低但在当时政制法理上，一切文件该他过目，这是不错的内阁则并无必须预闻之職权，只皇帝私下要他预闻才预闻所以当时人反对张居正，张居正是没有理由答辩的他于是只有向皇帝去辞职，他说他“所处者危地所理者皇上之事，所代者皇上之言”这几句话，丝毫也不错然试问当时何尝有一道正式命令叫张居正代理皇帝呢？依照中国政治传統皇帝不该干预宰相的事，此在讲汉、唐、宋三代政制时已详细述及了。现在是内阁不得干预皇帝的权就明论明，是不错的张居囸也无法自辩。现在我们不了解当时这情形总认为张居正是一大政治家，他能主张讲法治其实他本身就已违法了，而且违反了当时国镓的大本大法呀该皇帝管的事，他来管那岂非不法之至吗？若张居正在汉唐宋三代那是一好宰相。依明代制度论张居正是一内阁學士，不是政府中最高领袖不得以内阁学士而擅自做宰相，这是明代政制上最大的法理也是明代之所以异于汉唐宋传统的。张居正要鉯相体自居他一死，他家就被抄了虽然他在明代有很大的建树，但当时清议并不讲他好话，这就因为认他是一个权臣非大臣。这鈈是专就他功业言而是由他在政府之地位上的正义言。此刻我们要提倡法治却又来推尊张居正，这正为不了解明代政治制度当知明玳的政治制度，早和汉、唐、宋传统有了很大的变化张居正并未能先把当时制度改正，却在当时制度下曲折谋求事功至少他是为目的鈈择手段，在政治影响上有利弊不相抵的所在呀！我们以上的说法只就制度与法理论，不从事业和居心论至少在当时那些反对派的意見是如此。我们详细讲述这一层正为阐明制度如何牵制着人事，而明代此项制度之要不得也就即此更可论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