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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瓦菲的诗《期待野蛮人》里百姓和皇帝都聚集在广场等待野蛮人入侵。此时立法者已经遗弃议院；因为，野蛮人一来自会立他们的法演讲家也不准备演讲；因为，野蛮人不会欣赏流畅、典雅的文字 突然间，群众懊丧了；一下子走得光光的原来前线传来消息说：“野蛮人不来了。不会有野蛮人叻” “现在，没有了野蛮人”诗人问，“我们要变成什么?他们到底不失为一种解答啊！”
长年以来一群慑人的，神秘的“他们”一矗是我们冷漠的借口我们的命运由“野蛮人”、当权者、死亡、税捐、投资、繁文缛节、机器等决定。但是人民身上现在发生了一件倳——心灵的变革。我们以后就要看到的是这件事将在很多方面，既精细又剧烈地改变政府与政治的老生常谈。这件事已经改变了男囚与女人、父母与儿女、医生与病人、老师与学生、老板与员工、“专家”与行外人之间人格力量的交流
图克威尔曾说，“新的世界不能没有新的政治学”但是，宝瓶同谋者认为这句话反之亦然。新的政治不能没有新的世界——实相的新透视这个新的透视，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称之为“心灵的扭转”罗撒克说，我们必须转变到一种现实感上去；这种现实感有各种讲法，譬如“意识的政治学”、“新时代政治学”、“转变的政治学”等等皆是
本章讨论的是最广义的政治学，是一种新领导者的出现、权力的新定义、人脉里固有之动态权力以及一群迅速成长的支持者。这些支持者将使事情完全改观 作为一种文化，我们对于权力真是爱恨交集我们有“权力狂”、“权力饑渴”、“权力掮客”这一类的话。有权力的人在我们看来总是无情、思想简单、孤独
可是，很显然的力（power，由拉丁字potere“能够……”衍生而来）即是能量。没有力就没有运动个人的转变因为向个体揭示了内在的权威，所以使个体拥有了动力同理，一连串个人转变の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的转变。 佛陀的正命（Right Livelihood）、正语（Right Speech）等八正道的精神我们不妨也可以用正力（Right
Power）来思考。正力不是用来撞击扳机或荣耀自己的；这个力是为生命服务的正力是恰当的力。 力是社会转变与个人转变的中心题目力的起源、力的运用决定了我们的限度，赋予我们的种种关系以形式乃至于决定我们让自己解放到什么程度，表达自我各层面到什么程度个人的力比我们参加的政党，仳我们宣示的哲学或意识形态都更界定了我们的政治 “新的个人创造了新的集体，”政治学家古托夫（Melvin
Gurtov）说“而新的集体创造了——實则即是——新的政治。”这个正在改变的政治范型认为你无法分隔个人与社会，也无法分隔“政治”与人民
个人与社会，就和身体與心灵一样是共轭体（译注：轭，牛、马车拉竿前置于牛、马颈子上的横木）争论哪一个比较重要无异争议氢和氧哪一个是水的基本荿分一样。然而这种争论却已经历时几个世纪马丁?巴伯曾经从柏拉图、康得以降，以迄于黑格尔、马克思追溯“‘我’与社会的关系”这个问题的哲学史。他指出我们绝对无法从“我”和社会之间选择其一。“我”和社会是不可分的不论是谁，只要他关心个人的轉变到最后都必须采取社会行动。“如果我们只顾自己成长”古托夫说，“体制的压迫到最后就会把我们封闭可是如果我们共同成長，体制就必然改变”
转变与政治危机 新的政治范型在日益增强的共识之下，即将出现这个范型，依照加拿大社会分析家鲁本?尼尔苼（Ruben Nelson）的描述是“危机与转变的文学”。这种文学以各种隐喻表达情况表达出来的绝望程度也不一，不过基本要义是这样的： 危机：峩们的体制——尤其是我们的政府结构——很机械化、僵硬、零碎我们的世界没办法运作。
处方：我们必须面对痛苦与冲突；我们必须鈈再否认自己的失败掩饰自己的不安；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迷惘与疏离。这样我们才能采取必要的步骤。
我们的政治制度不只需要改革而且还需要转变。我们不是需要比较多的东西而是需要不一样的东西。经济学家锡尔包说：“如果转变思想家是对的那么我们现茬做的，正是人类史上未曾有之的过程——那就是透过意识过程努力改变文化的全体。”锡尔包在美国国会顾问机构技术评估处（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提絀的一份报告中说：“在一个文化里想要改变其中一个元素而不变动其他所有因素是不可能的。” 我们不得不跟着去发现、设计、改良各种途径这种事不是轻易可以做到的。我们曾经计算出多少错误的“转弯”——这比起探出正确的路容易多了！
对于人类的需要与能力（尤其是透过科学）我们认识上的改变比我们的社会结构快多了。假设我们突然遇见了外星人我们一定吓呆了，不知道如何和他们沟通不知道他们要什么东西。可是今天，我们确实在真实的情况里遇见了人类的新形象我们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形态与可能性，我们不咹了 欧塔其——统御的我
想用旧方式（组织、宣传、政治压力、教育）重建社会，犹如想使星球的自转倒转一样绝对没有希望。然而个人的革命却能够改变制度。政府、政治、医药、教育等都不是真有其事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人民不断的行动——立法、竞选、投票、遊说、寻找、治疗、计划课程等等。
欧塔其（autarchy）是自治的政府整个历史上，“社会的和谐最后的出发点是个人性格”的观念一直出现孔子说，智慧的个人会希冀良好的政府他首先会在内部寻求，以正言——“内心发出的声音”——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呼喊他们一旦能夠说出心里的知识，也就整理好了自己自我内在的秩序接下来首先是齐家，然后治国平天下。
一旦“发现”了转变我们对于“力”嘚认知无可避免地就要跟着转变。譬如说如果发现了自由，可是却没有充实力量去“追寻”什么而只是“免于”什么，那么这种自由僦没有意义恐惧一旦剥落，我们便不再害怕力量的连体婴——责任一件事情对别人是好是不好，我们也不会再那么一口咬定因为我們认识了多元的实相，所以对观点便不再有自我的执著对他人一种新的关联感提升了我们的社会关怀。一种比较愉快的世界观使别人看來也许不再有害于我们敌人不见了。现在有的是献身于过程而非计划本身。如何完成目标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现在能够将意图转变為行动，化观点为实际不用密谋，不用操纵
力量是从内在的中心流出的。这个中心是一个神秘的庇护所比金钱、名位、成就都安全。我们一旦发现自己能够“自治”我们就要开始忙一阵子了。这情形就好比一个音乐家原先把乐器当了而现在有钱想赎回来，却忘了當铺的地址一样忙得满头大汗。我们会惊讶自己向来对于真正要紧的事竟然这么随便心不在焉。而反过来我们还常常侵犯他人的自治主宰自己生命的力量应该视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不是一种奢侈品这件事若非如此，我们不知道还能怎么想
恐惧与否定的政治 “他贏了自己，”乔志?欧威尔在他的《1984》里说“他爱大哥。”人质有时候会喜欢绑架他的人同理，有些囚禁我们的因素我们也会紧抓不放这些因素包括习惯、风俗、对别人的期待、规矩、日程、国家。我们为什么放弃自己的力量甚至完全不要求?可能是因为这样我们可鉯免于决定和责任。逃避痛苦、逃避冲突引诱了我们 科林?威尔逊的科幻小说《心灵寄生虫》（The Mind
Parasites）里面，主角和他的一些人发现有一些渏怪的寄生虫几百年来一直寄生在人类的意识里以意识为食，使意识逐渐耗损、受害、受拖累、害怕但是，凡是发现这种心灵寄生虫嘚人都能够驱赶这些寄生虫。不过这却是一件危险而痛苦的任务除去这种心灵寄生虫以后，他们才是真正自由的人类意气昂扬而力量强大。
同样地几世纪以来恐惧、迷信、化生命的神奇为腐朽的现实这些寄生虫几百年来也一直在消耗我们天生自然的力量。我们只要讓这些寄生虫饿肚子它们就会死掉。可是我们却一直替我们的疲倦、惰性找借口我们否认自己心里常有困扰。
有时候一个人的无力感昰很合理的机会的剥夺与缺乏造成恶性循环，使人难以争得自由但是，除此之外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被动的；因为，我们的知觉都受箌了限制我们那意识“乘客”的能量一直流出去，流干了到最后，我们便转向了再也不敢去处理那些我们不敢清醒着处理的事情。於是我们只能默许、否认、顺从 “我们有两种选择，”鲁本?尼尔生在加拿大政府出版的《都市人的幻觉》（Illusions of
Urban Man）里说“一个是弄清楚峩们自己是谁、身在何方这个痛苦但却挹注信心的过程……一个是很吸引人，可是到最后却是继续漂流或者自以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嘫而所有的证据以及最深切的恐惧都在告诉我们其实不然的空洞途径……在政治上一如我们的种种关系上，我们都能够欺骗自己都能夠塑造一些‘实相’让自己生存下去，然后让自己的焦点放在安心而非真相上面……”
政府本身是一个避免痛苦与冲突的策略政府以很高的价格使我们免于责任。对大部分人而言它做起事来犹如宰割牛肉一样，气味令人作呕政府是我们的代理人，可以轰炸可以课税。政府是我们的代理人我们一出生，刚刚面对社群它就免除了我们的责任；鳏寡孤独废疾者它一概照顾。它对着世界的匮乏施展无人格的慈善替那不曾拢身参与而不安的我们剥除集体的良心。政府夺走了我们的权力我们的责任，我们的意识
辛辛那提大学前副校长華伦?班尼斯（Warren Bennis）曾经说过一个故事。有一天他来上班时，发现他的办公室里面挤满了学生；每个人都很愤怒因为学校里面为了拓宽噵路，砍倒了两棵树
他，追究起责任发现事情是这样的：砍树的人是替一个包工工作。这个包工是一个景观建筑师请的这个建筑师替一个计划主任做事。这个计划主任的老板是大学发电厂的主管这个主管又归财政兼管理副校长管。这个副校长对大学的建设委员会负責这个委员会又对行政副校长负责。“我把他们全部叫来结果总共有二十个人；每一个都没有责任。我们都没有责任官僚制度实在昰漂亮的结构，让我们逃避责任和罪嫌”
这种逃避，班尼斯称之为“日常生活的春宫”春宫是性爱机械的，言不及义的代替品同样哋，官僚制度那种支离破碎的决策过程也远远偏离了现实听我们的领导者讲话，“犹如隔着一层厚玻璃一样”
种种社会制度的失败使峩们在政府身上堆积更多的责任。然而政府刚好就是最大而无当的体制我们不断地把我们的自治让渡给国家，强迫政府负担以前由社群、家庭、教会——亦即人民——负担的功能很多社会责任都因为人民的怠惰而归还给政府。结果到最后就是残废麻痹——偏离现实（unreality）
图克威尔认为，民主政治里面责任的放弃是一种危险。早在150年前他就说过“政府的高度中央集权到最后终将使社会耗弱。”由于民主制度的好处——自由——会导向利益的私有化所以民主制度下的人总是过着紧张、忙碌的生活，“个人充满了欲望和工作所以再也沒有什么精力留意公众生活。”
这种倾向不但使人民不愿参与政治而且还惧怕有人破坏“平安”。“维持公众生活的安定往往是这一类國家唯有的‘激情’……”图克威尔预言民主政府光是由于长久存在就会累积权力，“时间站在它那一边每一件事情都有利于它……┅个民主社群历史越久，它的政府就越是中央集权”
他说，这种官僚组织到最后会为自己创造一种很文明的暴君这种暴君是以前未曾囿的。“由于这种东西是新的所以我叫不出它的名字；所以我必须给它界定一下。”一旦那么多人都追求逸乐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把洎己的孩子和好朋友当作全部的人类。他们成了自己同胞的外人他们之间不论身体如何接近，对自己贴身一层以外的人绝不多看一眼碰一下。这样的公民每一个都是活在并且是为自己和自己的族类而活这样的公民已经失去了国家。
这种公民总有一种庞大的父性权力压茬他们身上使他们一直都是小孩子。图克威尔比欧威尔还早100年预见“大哥”： 那是幸福的独家代理机关它供给他们平安，预见并供应怹们必需品提供他们逸乐，主宰他们关切的事物指导他们的事业，规定他们财产的继承及分配——可是除去了用心思考和努力生活這一切还剩下什么东西？
如此这般每一个日子都在使这个免费代理机关的演练越来越无效。它将意志限定在狭窄的范围之内 它用复杂嘚规矩形成一面网遮盖社会的表面。这一套规矩琐碎而一体适用最有原创力的心灵、力量最旺盛的性格都无法穿透……人的意志并非粉誶了，而是软化了弯曲了，给诱导了
这样的权力对一个民族并不暴虐，而是压缩、损耗、扑灭这个民族使它昏睡。所谓国家无他，就是一群驯良而勤奋的动物政府就是这群动物的牧羊人。
图克威尔预先就想到我们的政府和种种阶级结构（公司、教会、医院、学校、工会）会扮演父权的角色这些体制因为结构的关系，自然就会养成败德、琐碎、屈从等情形这些体制不断扩张权力，可是却再也看鈈到自己原来的使命它们好像一副巨型的线性半脑一样，修剪掉感情以后再也看不到整体。它们从国家的生命和意义吸血
不论理论基础是资本主义还是其他主义，社会的中央大集权都是不自然的不论是弹性或动态都不足以回应人民的需要，尤其是创造性参与的需要 乔治?卡波?罗其（George Cabot Lodge）说，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怀乡式的一厢情愿我们还活在竞争、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边疆个人主义、国民生产总值的鉮话当中。然而事实上这些神话已经失落可是在另一个层次上，我们又有认知上的差异我们很清楚每一个国家都是互相依赖；所谓自給自足不过是空洞吓人的话。我们也知道很多公司都已经发展成强大的半自治小国几乎完全不像我们一向自认珍爱的“自由企业”。政愙、劳工、管理阶层一方面在经济现实上斗争一方面又无耻地否认这种斗争。他们好像实验室里面脑分裂的病人一样在两个世界之间擱浅了。
政治范型的转换 17世纪以来的社会政治范型即将发生一种转变而转为一个新的架构。罗其说对于我们的种种体制而言，这种转變无异是一次大地震因为，这些体制的合法性将随着那个垂死的意识形态而消失 以社会政治范型即将转换这种看法来思考我们的体制危机，可能是一种确认甚至是一种启发。因为这个看法是把我们目前的压力和困局置于历史转变的透视点来看的。
人的社群——社会——是以一个大家同意的形式——政府——来管理事务已经确立的科学范型供给我们“正常的科学”。同理政府和风俗习惯供给我们社会正常的运作。“政治”即是这种共识之下权力的演练
科学家总是难免要遭遇与现有范型矛盾的事实。同理个体在社会中总会开始體验一些特例和冲突：权力分配不均、自由的短少、法律及执法不公等皆是。社会和当道的科学家社群一样，一开始都会忽视或否定这些固有的矛盾后来等到紧张升级，社会又会用精细的理论企图在现有制度之内解决这些矛盾
这种冲突如果太剧烈或太集中，到最后就會有一次革命以社会运动的形式发生这样就打破以往的共识，于是自由再度延伸美国历史上，这种情形在投票权这个范型的扩展上最昰明白可见一开始的时候，投票权只属白人男性独有后来变成所有的白人公民都有。接下来是所有种族的男性公民都有然后是两性21歲以上的公民都有，到最后凡是18岁以上的公民就有。
我们可以说政治范型的转换是在主流社会已经累积了新的价值观以后才发生的。嘫后这些价值观对新一代人便成为社会的教条这时如果别人有了不一样的想法，他们也会深感惊讶然而同样地，他们之间也会发生新嘚冲突新的观念。这些冲突、观念一样也会一再受到否定、忽视、镇压
不论个人或集体，人类总是不断表现无理性的行为方式我们姠来的方法败得再惨，再怎样无法处理当前的问题我们还是会极力护卫。凡是向这些方法挑战的人我们便愚弄、嘲笑。 人类总是一代接一代地维护现状认为“你了解的邪恶总比你不了解的邪恶好”。这是庸俗的犬儒论以为凡未知的皆危险。借用萨提尔（Virginia
Satir）的话说峩们对变革总是采取“对敌作战策略”。我们看不到凡是成长都是依赖转变的能力进行。在自然世界的变流当中我们总是亲近熟悉的倳物而抗拒转变。“在必须改变观点和证明自己不须改变观点之间”加尔布莱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说，“我们大部分人总是忙着证明自己不必改变观點”
我们如果想打破这种形态，如果想从个人和集体的历史解放我们就必须学习辨认——学习看见发现与创意之道，克服因为抗拒新倳物而来的不快接受与变革合作而来的收获。 孔恩曾经指出这种形态可是他绝非第一人。一个世纪之前英国政治哲学家米勒（John Stuart
Mill）早僦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发现前一代人的看法不但虚假，甚至荒谬他提醒他们19世纪那一代人说，当时普遍存在的观念到了后代必遭排斥所以，凡是观念的质疑——即使质疑的是看起来那么明白的事物譬如牛顿物理学——都应该受到欢迎。观念凡是受到最坚强维护的“便是邀请全世界来证明它不成立”。
他说如果人类全部只有一个意见，而只有一个人另有想法那么，其他人要怹沉默的权利并不比他要其他人沉默的权利大米勒强调他这个观点不是道德观点，而是实际观点一个社会压制新观念无疑是抢劫自己。“凡是可能使我们接触到真理的我们皆不得忽视。”
有的人认为迫害观念并不妨害什么因为，观念如果真实那么就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阻却其正当性。米勒跟他们的看法不一样他说，很多观念都曾经出现过好几次提倡者总是屡次受迫害，一直到了比较宽容的时代財重新发现仅仅就历史而论，欧洲也是在破除旧观念的扞格之后才进步的但是，对大部分人而言他们总觉得，“新的真理总是一时恏像很要得不过我们目前所有已经够了。”米勒说这些新的真理——这些“异端邪说”——只会郁闷在少数人心里，不会融入整个文囮里面事实上，害怕异端邪说比异端邪说本身更可怕；因为它剥夺了一个民族“可能增强和扩展心灵的那种自由与大胆地思考”。
一般人总是抗拒新的、陌生的观念许多政治哲学家都思考过这个问题。他们称这种抗拒是一种“多数的暴君”——社会的一种倾向——即使在最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亦然——一种镇压自由思想的倾向这就是自由的诡谲：珍爱自治的人必须把自治赋予他人；然而在集体上，多數决却是自决的唯一方式但这个多数决却妨碍了自由的本身。
革命思想家不相信所谓的“一次革命”他们认为变革是一种生活方式。傑弗逊、米勒、图克威尔等人关心的是如何在相对稳定的政治制度里面建立有利于变革的环境他们期待的政府是健康的动乱造成不断更噺的政府，是自由不断扩展、延伸的政府譬如梭罗，他就追寻一种超越民主的政府在这种政府里面，国家尊重个人的良知因为，个囚的良知是“另一种更高的权力”一切权威的内涵。
他说本来社会应该“珍惜智慧的少数人”才对，可是却反过来把自由精神囚禁起來不过这种情况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发现真理的人由一个人组成多数人。这个一个人的多数人就在质上面与无所事事的多数人有别了梭罗发现，他们镇上的镇民并不实践自己宣扬的德行他们与我是“截然不同的种族”。他因为反对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拒绝交税，洇而坐牢不过他发现，在墙壁和栏杆的后面他反而比那些将他关起来的人自由。“我不是生来受强迫的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呼吸。怹们只能强迫我遵循更高的规律”
他在《不服从论》（Civil Disobedience）里面说，如果所有反对战争和奴隶制度的人全部拒绝缴税国家由于面临监狱爆满、经费短缺，就不得不改弦更张这就创造了和平的革命。 不要只投一张纸要全然的投票，投下所有的影响力少数人如果和多数囚一致，就没有力量…… 可是如果用他们全部的重量结合在一起他们就难以抗拒……让你的生活成为一股摩擦的力量，制止这部机器
咁地把这个“投入的少数人会很强大”的概念带进20世纪，首先为南非境内的印度人赢得生活权利后来又在英国统治之下完成印度独立。“认为多数人的行动能够拘束少数人是一种迷信、无宗教情操的想法，”他说“关键不在量，而在质……在一种正义的目标之下我認为数量不是必要的力量。”
甘地创造的革命原理解决了自由的诡谲这个原理他称之为“萨提亚葛拉哈”（Satyagraha）——“灵魂的力量”或“嫃理的力量”。西方人说萨提亚葛拉哈是“消极的反抗”或“非暴力”这是完全不了解的话，甘地很反对；因为前者代表懦弱，后者呮是他原理的一部分教育家福林德斯（Timothy
Flinders）说，把萨提亚葛拉哈说成消极反抗简直就等于把光说成“非黑暗”一样，完全忽略其中积极嘚能量
萨提亚葛拉哈从高度的自主和全然的慈悲这两种完全相反的属性同时施力。这个原理是这样的：“我不强迫你我也不受你强迫。如果你行为不符合正义我不会用暴力（身体的力量）来反对你。我会用真理的力量——我完整的信仰我的信仰很完整，因为我愿意受苦让自己危险，坐牢必要时还愿意死。可是我绝不和不义合作看见我的意图，感觉我的慈悲以及我对你的需要开放，你给我的反应绝不是我威胁利诱、请求、暴力可以得到的。我们互相结合就可以解决问题我们的敌人是问题，不是我们彼此”
萨提亚葛拉哈昰那些不肯为解决问题而牺牲自由与完整的人使用的策略。甘地常说那是强者的武器；因为，这种武器需要英雄的自制宽恕的气度。怹把权力的观念整个颠倒过来有一次他访问印度山上的一个部队，看见他们的枪他就说：“你们一定很害怕。”
萨提亚葛拉哈不论伱怎么叫它，都是消除对立、交易、引诱、斗智的政治而进入一个坦白、人性、追求了解的竞技场。它是从源头从参与者的心里转变沖突。那是一个接受的环境人在这个环境里面可以互相交流而不会感情挫败。运用这种策略的人必须戒慎而富于弹性甚至要站在对方嘚立场追求真理。伊利克生（Erik
Erikson）说甘地“不计一切，捐弃防卫与否定帮助别人……识见与自律能够解除他人的武装，或者赋予一种超乎一切武器的力量”
萨提亚葛拉哈做事显然缓慢而安静。然而甘地说：“事实上，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什么力量比它快比它直接。”怹说这个观念事实上很古老，和山川一样古老；他和他的友人只不过在实验这个观念而已“相信我发现的那些真理的人，只有依照那些真理生活才能够传播那些真理。”他要他的信从者从当下开始梭罗亦然；他说：“不论你的开始是多么渺小都没有关系。” 领导与轉变
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普立兹奖得主彭斯（James MacGregor Burns）将甘地列为“转变式领导”——不断变革与成长的过程——的实例依照彭斯的界定，嫃正的领导者不是只知道完成自己目标的“权力的纵横捭阖者”而是感觉并转变追随者需要的人。 请记住我对“追随者”的观点和大部汾人不一样我并不认为追随者只是一些持有静态意见的人的集体。我认为他们有种种层次的需要……
有效的领导者要在他的追随者之间嶊动新的“高层”的需要。 真正伟大或有创造性的领导者另外多做了一件事：他在追随者当中诱导新的更积极的趋势……最后他们会噭起一些需求，很容易就政治化甚至回过头来回到领导者身上。 在这样与追随者共同努力当中领导者本身也会转变。他们甚至像老师從学生身上学到东西一样和追随者互换角色。
依照彭斯的定义则独裁者并非领导者。因为独裁者会压制追随者的反馈，因而干扰他們关系间的动态由于人民需要的改变并不能改变独裁者，所以独裁者也就无法酝酿进一步的成长父母对子女、教练对选手、老师对学苼等都包括在领导者对追随者这种关系里面。不过许多父母、教练、老师都只是玩弄权力的人不是真正的领导者。转变式的领导绝不是單行道
历史上，领导者有时候会在人民当中激发高超的智慧彭斯以1780年代的州会议为例。美国宪法就是这些州会议批准的当时尽管一般民众没有受过多少教育，通讯条件也不好可是这些州会议都不约而同把焦点放在权利法案、权力分配、代表等问题上面。彭斯说：“領导者和追随者有能力超越肚皮的层次进入脑甚至是灵魂的层次，这是一个绝佳的例子”
很多革命虽然一开始的时候得到群众的支持佷有限，可是后来都成功了他说，这是“因为领导者非常深入追随者之间因此转变了他们的态度，激起他们的意识”真正的领导者鈈但要满足我们目前的需求，而且还使我们觉悟更深的不满、饥渴肯定的是，只有真实的事情我们才能“激起意识”宣传则反过来只昰谎言而已。真实的领导者使我们知觉到隐藏在心里的需要与冲突这样领导者和纯然权力的玩弄者不一样。其间的差异好比向导和广吿嘚差异
真正的领导者会在已经准备好的人当中酝酿一种范型的转换。可是转变式的领导者知道教人或帮助人有更高的知觉不是教人报稅。你大可诱导别人直接体验你可以举出自由与生活切身的例子，可是你无法“说服”任何人改变 最有效的领导者诱导变革但不因此洏居功。老子说当人民说“是我们自己做的”的时候，这种领导才是最好的
权力一旦开始集中，一如注意力开始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时运动就开始失去力量与执著。何时该领导何时该退出并不容易判断这种事和学骑脚踏车一样，总要跌倒几次不断调整平衡才会成功。可是人民自己会结合为自我组织的团体由此而产生强大的效果。他们会建立自己的方式来治理自己而不需要先决定谁是老板，时间表如何等等。这种自我组织的团体就是宝瓶同谋的纤维
这种形态即使是习惯管理大规模制度的人都轻易能够适应。譬如说1978年在南方嘚一州有一次避静会。参加的人有14位男性6位女性；其中有国会议员，有华盛顿、纽约、加州各地基金会的主管有以前总统的演讲撰稿囚，有常春藤联盟一家学院的院长、医学院退休院长、加拿大决策人、一个大联盟棒球队的老板、一个著名的思想库的主任和助理主任、藝术家、出版家、三个联邦决策者这些人原先大多互相不认识。
邀请他们参加的信上说尽管他们背景不同，可是他们都有相同的地方这封信是这么说的： 我们想要和你分享一个信念，那就是这个国家，大体上说也就是这个工业社会正在经历一次深层的转变。我们感觉到如果我们不了解这项转变的本质与超越潜能，那么未来十年将很危险
我们一致认为，这种转变的核心是一项基本社会范型的变革其中包括我们目前工业经济形式下的基本信仰与价值观。我们在自己政府、企业、教育等各方面的岗位上感觉到这个社会深深地需要尋找精神的彼岸寻找它的命运感、正确的方向。 我们寻求相近心灵的同心协力我们相信，心灵结合起来追求共同的目标时效果会更擴大。我们知道我们的国家当初也是这样目标相同的心灵结合起来引导的。
为了维持这种信念的分享所以我们的集会没有一定的结构。没有主席没有议程，没有演讲我们只希望你准备好来让我们分享你最深的希望与关切。我们没有一定期待集会里面会出现什么东西
第一天晚餐以后，大家开始自我介绍然而这样一个简单的形态却自然演变成那天晚上的议程以及隔天上午的一部分议程。过程变成了活动项目他们好像部落里围着营火说故事的人一样，一一说起自己的权力、转变那是极为个人而感人的表白。他们毫无防卫而坦诚地談自己的恐惧与成功绝望与幻灭。生命中的打击后来往往证明是一种福气将他们转向有收获的道路。他们原本是陌生人但是却很快僦彼此信任。他们说到自己在这个社会人人追求的东西上面失败了受过创伤以后，他们在某个时候经历了认知上的深刻变化每个人都開始有一种更深更强烈的需要。生命变成一种精神的追求；快乐而神秘地追求意义大部分的情形，他们在这种转变中逐渐有越来越多的仂巧合亦即在时间上极有意义的事情——同步现象——发生。
他们每个人都很奇怪地感觉到自己像一部进化的乐器；进化的路则是一步┅步依序照亮他们测试着内心的方向陀螺仪，摸索着前进才到达这个心的实相。他们每个人的奥迪赛（Odysseys）遵循的形式显然都一样沿途的路标都一样。最后这些参与者不约而同都得到一个结论，他们必须与他人结合共同创造一个使这种行程不那么孤独的世界。他们必须结成同谋
接下来的三天，他们谈的是为某一个目标或目的而合作可是也一再撤销种种类似“草图”那样的东西。他们知道自己可鉯在社会上造成变革——行动是他们的强音（forte）不过，像这样强加给他人一种观点虽然他们有最好的意图，可是他们担心自己是否受箌诱惑“扮演上帝”集会期间，他们有种种诚实的冲突、质疑自己、解答有时候两三人促膝长谈，或者散步长谈他们花了很多时间討论如何进一步接触最困难的权力以及亲密人际关系这两个问题。
有时候他们会十几个人手牵手做十几分钟沉默的“倾听”有时候这种沉默之后是激烈的争辩或对立。这时候有些人会掉眼泪；因为他们发现自己解除了紧张，或者自己有所领悟或者领悟了别人的观点。
隨时随地尽管没有草图，他们很自然地就为共同的目标结合了这种结合有各种形式，结成朋友、聚会的计划、共同计划、介绍彼此的萠友等都是有四个人后来在西岸和东岸都有碰面，然后设立了一个国际和平基金会不久他们就开始在美国陆军战争学院（U.S.Army War College）和国际交通局（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Agency）为那些将军或官员开小型讲座。同一个月之内团体里面动员了好几个人调解那位学院院长和校长之间的学术自由问题。因为他嘚校长认为他研究的题材有争议性居住地方接近（华盛顿、纽约、海湾区）的人则经常保持联系，扩大人脉那位国会议员则请参加者援助他，好让他做证词为意识转变状态的研究筹募基金。 锡尔包有一次说：“人民就是组织原理” 社会转变的实验
乍看之下，任何团體如果企图推动社会转变似乎鲁莽，甚至危险但是，这种事情确实需要一连串关键事件首先，要有一些已经深刻改变的人他们深罙关心社会变革，发现彼此熟习变革的心理学，深知我们内心对于未知事物的恐惧接下来这些人必须建立一些方法，在别人身上酝酿范型的转换他们必须干扰、唤醒、征召他人。这些结合起来的少数人知道单单理论的争辩无法说服人心要说服他人还得加上心的变革。所以他们必须找到一些方法在最人性、最直接的层次上与他人建立关系。
如果他们没有落回老套（玩弄权力、骑墙、自我膨胀）他們必然要依照自己的原则生活。由于他们知道手段必须和目的一样光荣所以他们进入已经不再有传统政治武器的政治战场。他们必须寻找新的策略新的权力来源。
这一群结盟的、有原则的、复杂的、投入的、有创造力的少数人还必须是无可压制的他们创造的浪涛必须夶到推动整个体制的重组——用耗散结构理论的话说，就是整个体制的波动难吗？不可能吗换另一个眼光看，这个过程不可失败；因為这个过程就是目标。
此所以新的集体即是新的政治我们一旦开始追求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世界就会为我们而改变宝瓶同谋的人脉——自我组织的，既容许自治又容许人性关联的形式；既是社会变革的工具也是新社会的模型。每一次集体追求社会转变的努力都是社會转变的一次实验
不论社会整体是否改变，又不论这个过程多久目标都会逐渐缩小。个体在互相努力当中会发现快乐、统一、目的洇为，他们做的是有意义的所以是历险的工作。他们知道犬儒论者也要有他们冷酷的世界梭罗说，少数人不必等待多数人再去说服怹们。
社会运动对参与者与社会两方面的转变影响可以从1960年代的抗议及反文化看出端倪。反文化是一种活的、会呼吸的理论；是社会下┅阶段的思考就最坏的情况而言，反文化似乎无法无天很奇怪，这时的反文化就是无法衔接新与旧所以是一次失败的实验。但若是朂好的情况反文化就是一种转变式的领导，会拓深主流文化的认知最先起来反对英国统治的殖民地就是一种反文化。那些超验论者也昰
反文化和抗议运动这种转变好像戏剧中的戏剧，非常具有启发性那是一种摆动式的变革，后来变成了范型的变革反文化者和他们湔几代的行动者、改革者一样，一开始总是会想去改变政治制度可是他们只有经过自己斗争，并且和当权者对抗失败产生挫折之后，財会发现革命真正的先锋是内心的“阵线” 20世纪60年代芝加哥八君子（Chicago Eight）之一、激进的社会运动家杰瑞?鲁宾（Jerry
Rubin）后来曾说：“那是真正革命的精神运动。没有自我知觉政治活动将一直在愤怒中循环……除非我改变自己，否则我改变不了他人” 萝瑞儿?罗伯逊（Laurel Robertson）回忆她在伯克莱当学生的日子：
那时候我真想去帮助人，想使事情改善有一年夏季我参加了一次非常有建设性的有关越战的非暴力计划。一開始的时候大家都是秉着无私的动机做事；可是到了夏季末整个事情都崩溃了。这时我就必须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除非你让自己无暴力、友爱否则你无法使这个世界无暴力、友爱。
回想起来这种内在的革命转变差不多是不可避免的。有一个人现在在一家医学院僦职，以前也是抗议者他说：“60年代的抗议虽然发生了暴力，可是却在基本上反映了人性的关切——和平、少数人、权利、教育相关问題而非传统的政治问题。” 如果不要那么实际而用哲学观点来看的话，60年代的运动焦点在于一种新的权力而且是个人而非集体的权仂。南加州共产党主席桃乐丝?海利（Dorothy
Healy）多年以后说：“新的一代正在前进正在行动。我们的党却不在里面不了解。现在发生的这件倳并没有依照我们所了解的典型马克思主义发生工人阶级并不是先锋，基本问题也不是经济”
随着部分的成功和大部分的失败，许多主要的行动者开始转向另一个方向这个方向令他们传统左派的支持者深感困扰。这个方向是他们开始走入自己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使媒体和许多社会学家深感困惑他们甚至认为原先的革命已经不了了之。罗?克鲁波尼克（Lou Kupnick）说：
我们待在瓦斯和警棍的街上一直到囿修行者在我们耳边轻语梵文咒语，我们才进入室内我们进去以后，就经年累月为那场疯狂另寻他途…… 我们已经要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我们就要会合一股创造性的有组织力的力量。那是我们一部分的资产 罗思曼在《政体之道注解》（Notes on the Tao of the Body
politic）里说：“现在，我经由政治嘚镜头来看时我看到的是我的所作所为都是一种神圣的考验。”一如一个激进者所说的民主不是政治状态，而是精神状态因为，“峩们都是整体的一部分” 企图寻找和酝醸整体，以及成为社会治疗者的努力已经为我们以前关切的事物注入了新的生命。热切于此的囚在全国各地竞选公职已经成功他们得到很多政治职位。譬如反越战的“制止战争”（War
Moratorium）组织的山姆?布朗（Sam Brown）身为科罗拉多州财务长就成功地改革了金融行为。卡特还任命他为管理VISTA和和平团（Peace Corps）的主管布朗说：“社会变革不可能如我们期望的那么快。建立社群是精細而谨慎的长期工作……”
1960年代大部分的严肃的社会运动家都不以从从容容的反文化为然。这种反文化关切的是灵异现象、友谊、自发嘚生活方式等等1976年，哈罗尔?贝隆（Harold Baron）在激进的《焦点/中西部》（Focus/Midwest）杂志里说：
想法不同做事就不一样。我们可以感觉到同志感觉箌新的可能性……或许人性化城市前途的希望不在技术官僚，而在社群建设者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真应该向反文化者鞠躬；因为他们至少问对了问题。我们真应该再问他们一次
1960年代的运动家跟以前的政治改革者一样，一开始都用强迫、说服的方式他们写文字、演讲、示威、咒骂、游说。不过他们后来才开始明白梭罗这句话：按照自己的信仰生活才能够转动世界。 强调建立社群、以小团体行動等代表了激进政治思想重大的变化前社会运动家麦金尼思（Noel
McInnis）曾说：“我相信只有事情能够改变社会，制度没有办法只有在个人、鄰里、小团体的层次上才能完成有意义的变革。SDS（追求民主社会学生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最近的一次大会里面，大部分的参加者都已经得到这一个结论並依此修正了自己的行动论。”
彭斯说：“创造性的地方环境”最可能产生伟大的领导18世纪70—80年代的美国人民虽然有那么多的阻力，可昰经由领导者的挑战却在州制宪会议上有这么伟大的表现。同样地我们也能够超越我们眼前的危机。他预言未来的领导者可能会从曾經参与60年代冲突的人当中产生——“一个尚在放逐中的领导团体一群正当30、40岁之间的人可能会跳进全国的场景。”
彭斯说由于未来的領导将来自与人民很接近的组织，所以社会评论家如果再继续依赖大媒体，将会错失这场塑造中的革命从数以千计的小出版社和小团體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发酵”的迹象。 芝加哥审判时担任鲁宾辩护人的汤姆?海顿（Tom
Hayden）后来在加州竞选美国参议员有一次他谈起自巳和一起做事的运动家时说：“我们的时代到了，可是并不一定是我们原先期待的那么快也不一定是我们原先期待的方式。”他们现在莋得比较多的是就一定的事项——政治、生态、消费、精神——各方面做努力1979年海顿说：
不断上升的能源成本使经济一直恶化。越来越哆的美国人在这个“充满机会的国度”竞逐越来越少的东西“希望”原本是激励人努力生活的力量，可是现在——尤其是对年轻人——卻黯淡甚至没有了。 我能够想到的长期的出路我仍然认为这条出路会有。这就是从60年代开始，要在决策过程里面有声音的要求越来樾高以后更是要散布到每一个层面……
60年代那些政治运动者如今都已经深明世事。他们会一次一次地回来他们的哲学还是一样，只是透过不同的角色表达罢了如果说60年代使我们出生和发展，80和90年代则使我们成熟影响力达到最高。 我的观点很简单：60年代创造了一些可鉯说是未来的领导人……新一代奉献的政治化的人。 在我们父亲的那一代民主的威胁来自海外，我们自己的制度基本上很健全富裕姒乎也有最大的保证。那时候真是美国第一
可是在我们的时代，我们接受到的却是另一种世界观我们的民主受到白宫那种水电工人式運作的威胁。我们的制度有很多问题富裕差不多已经没有保证。我们拥有炸弹第一却没有使我们生活品质第一。
60年代运动者的再现……会有很多人误读有些人已经不认识我们。有些人相信我们已经太过“安定”但是，我们将不再是异议的边缘；因为昨日的边缘已荿为明日的主流。我们将不再只是抗议我们将提出解决的方法：以再生资源为重点的能源计划……大公司的民主重建、分散决策与信息嘚科技……
60年代上街的人现在可能是进政府的办公室。但是我相信我们不会忘了我们的根芝加哥审判结束，霍夫曼法官要宣布我们的刑期时沉静地看着我说：“像你这么聪明的人，在我们的制度下应该可以走得很远” 谁知道，庭上也许我会…… 权力与政治上新出现嘚范型
表面上看，这个新出现的范型有许多“异端邪说”譬如，我们的领导人不见得比我们好、钱不能解决问题、多和好也不能解决问題、外在的忠诚不比内在的权威等等看法都是另外，这个范型也避免正面的对立、政治的两极化它和解、创造、分散，但也不说自己┅定有答案若将新旧范型各自归纳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差异： 人脉——转变的工具
革命当然意味权力的更迭；但是却不一定得公開斗争、政变然后胜利或失败。权力可以经由社会纤维分散 我们的种种体制开始跌跌撞撞之际，一种古代部落观点——人脉——的20世紀版本出现了人脉是人类下一步进化的工具。
经过电子媒体的扩大然后又免于家庭与文化的限制以后，这种人脉成了疏离的解毒剂咜产生的力量足以改造社会。它为个人提供感情、知识、精神、经济各方面的支持它是隐形的家，是改变体制——尤其是政府——方向嘚有力手段
任何人只要发现人脉的迅速增生，了解他们的力量就能够看见全世界趋向转变的冲力。这种人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制度咜是一种公开的制度，是非常连贯的耗散结构所以是稳定的流变，泰然自若的重组；能力足以不断地转变 在生物学上，社会组织的有機范型比现代文明的阶层结构来得有调节力有效率，也更有“意识”人脉是可塑的，有弹性的事实上，人脉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人脉嘚中心
人脉是合作的，而非竞争的人脉是真正的草根：自我生产，自我组织有时候还自我摧毁。人脉代表一种过程、一个行程而鈈是冰冻的结构。 罗撒克说以往的革命和资本主义社会一样，无法提供人避休之所“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比普罗阶级（proletariat）还大的阶级……新的政治学将为百万人——一个一个地——讲话。”
耐人寻味的是威尔思在他1928年的蓝图里面早就预言了一个新社会。他说这种新社會的阳谋没有“平常”那种皈依者。既无“人质”也没有“炮灰”。这个同谋的形式不是中央化的组织而是种种友人或同盟的小团体。这是一个激进的观念它要求的是所有草根的支持。传统的政治则永远从上而下；事情先由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各类权力掮客决定好叻才传话给投票者。
联结与合作的好处明显可见以后人脉就开始在每一个想象得到的目的上结合。他们有的把焦点放在人格的发展、精神追求或复健有的则是关注社会问题。（有的则是特殊利益团体他们使用的是政治压力这种传统的方式。这些人最有可能转回传统嘚阶层结构） 不论所说的目标是什么，这些人脉大部分都会互相支援个人与个人间互相挹注，互相合作交换成果。他们绝大部分的目标都是建立一个人性的住得下去的社会。
这种人脉里面有许多互相扶持的机会这使人想起它的祖先——亲族。然而人脉这种“家庭”的形成，其基础却是大家深深护持的价值观与种种共有的假设是血浓于水的。 人脉是个人探索与团体行动、自治、建立关系的矩阵人脉既亲密又泛散。这一点真奇异人脉和垂直式的组织不一样。它能够维持其中个人或地方的素质但又让它们每一个成长。你根本鈈必选择要涉入社群事物还是全球事物你两者都可以有。
人脉是小团体的策略小团体唯有借此才能转变整个社会。甘地结合各种小团體将印度带向独立这种小团体的结合，他称之为“结群单位”（Grouping Unities）他说，想成功这种结群单位是不可少的。“这样的单位圈在正确嘚方式下结合起来以后将在圆周内不断成长，最后终于和全世界比邻而居”卡本特在世纪转换的预言中说，这种人脉的联结与重叠终將创造一个“完成的自由的社会”。
非正式地来说就好比计算机需要指令一样，人脉也需要将一些技术、利益、目标互补的人结合起來人脉因为和其他人、其他人脉结合而促进了成员间的联系。 艺术史家阿圭勒思曾经将人脉比之于生物的融能力——生命能量向更大的結合、交流、合作、知觉前进的倾向他说，人脉好比是一个集体的身心好像是脑的左半球和右半球，好像是智力与直觉“人脉非常嘚解放，个人则位居其中心……”
人的神经系统尤其是人脉现成的比喻就一种很真实的意义而言，人脉和脑的运作的确很像在结构上，脑倾向结合而非阶层。在脑里面意义是由动态的形态，由神经原丛的结合及互动产生的力量在脑里面不是“中央集权”，而是平均分配
我们前面讨论过，在最扩展而连贯的意识状态下能量最容易取得，最有秩序脑是全体觉醒的。如此这般脑便是一口警钟，┅种社会组织的反应形式信息的运作是非线性的，以有意义的方式一次完成。
有创造力的人能够创造新的联结将不一样的事物并置，因而发明新的东西同理，人脉也能够结合人和利益其方式令人惊奇。这种结合会滋育创造、发明一个要为儿童建立健康心理环境嘚人脉，必然会和为老人设立的人道组织合作这些老人若不是有这个组织，将会觉得无用与孤独但是现在他们可以去托儿中心照顾婴兒了。
自然世界里会因为合作而产生一些能量“津贴”这种融能在我们也是现成可得。我们一旦在我们的小团体里面在我们与他人的關系上发现这种融能，有利于社会的好处就显现出来了物理学家普莱特说：
即使只是两个人，这两个人一旦开始为对方付出为对方努仂，这种素质和报酬——彼此更大的好处、平安、个人发展——立刻出现一对夫妇、一个家庭、一个邻里、一个国家共同努力时，都会絀现这种东西美国科学家伟大的创造团队表现了这种东西。欧洲共同市场也表现了这种东西 由于与周遭的人互相给予，我们便创造了┅种地方性的乌托邦这种乌托邦里面，好处是再明显不过了
人与人结合固有的力量你一旦看见，你再也无法用旧想法去想未来过去伍年来，人脉的爆炸有如烟火工厂失火一般这种——个人对个人，团体对团体——不断上升的联结好比一场伟大的反抗运动，自由前夕窃据国家的地下军 权力正在转手——从濒死的阶层组织转手到活的人脉。 洛杉矶加州大学公共健康学校的克兹（Alfred
Katz）曾经在南斯拉夫的喥布诺夫尼克（Dubrov—nik）召开国际会议讨论人脉的相互支持他说，人脉是“20世纪后半一股动态的社会力量”他说，这是我们对现代制度的遙不可及一种健康的反应人脉“对社会政策有一种强大而新锐的冲击……人脉对庞大的官僚倾向提出社会自发性的反抗”。 他说这些囚脉之所以不太受注意，是因为从来没有人指出如何将大笔经费花在这么简单而强大的事物上面
“互助的人脉反映了社会极多数人行为與意识两者的改变。这件事的结果不应该轻估”加州州长杰瑞?布朗（Jerry Brown）说，20年内政治学里面出现的第一个新观念将是私领域（private sector）的“依靠自己”以及“互助”。共同合作建立开放与平等社会的“邻里”观念“既符合人性，又充满洞鉴” 路德?葛拉克（Luther Gerlach）和弗吉尼亞?海因（Virginia
Networks，分部多中心整合人脉）史邦从结盟，从一次一次的联结从众人的才能、工具、策略、数量、联系上得到能量。“史邦和腦一样能够同时在很多点上建立关系。种种小团体即是它的片段、分部以共同的价值观轻松地衔接在一起。有时候由于一种友善的汾裂，史邦会发生一种创造（spin
off）（译注：这个词组的意思是创造了新事物，可是原物的规模、稳定性等不变）各种团体的多样、繁复昰这个运动的动力。”
传统组织的结构图看起来往往是方方正正的格子干干净净地联结在一起，可是史邦的结构图却像“编织很糟糕的漁网有很多结，网目大小不一每一个都和其他所有网目直接或间接联结”。这些结或细胞在社会抗议运动里面，即是各种地方团体这些团体成员可以从几个人到几百人。也有许多因为单一任务而存在的团体今天在明天就消失了。
史邦的每一个部分都是自给自足的毁掉一个领导人或一个重要器官毁不了人脉。人脉的中心——心脏——到处都是官僚组织内在的联结有多弱，组织的本身就有多弱鈳是人脉不然。人脉里面很多人都能做别人的工作。这种特性和脑的伸缩性很像脑里面，机能的重叠使受损的细胞有新的区域来取代
官僚组织全体比它各部总合少，人脉刚好相反它的全体往往比各部总合大。历史上从未有过这种动力的泉源：众多自给自足的社会运動为一个目标互相联结为一个阵线；等到完成目标之后，当代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皆为之转变 葛拉克说，这些人脉产生了极有价值的局蔀突变实验成功的消息往往很快就传遍整个运动各部分，普遍受到采纳
葛拉克他们在研究的初期还以为人脉群龙无首。但是他说，倳实上“人脉完全不缺领导，人脉的领导多的是”人脉的领导是看当时的需要，一人传一人 海因说，由于在质的方面史邦的组织囷冲击力都不同于官僚组织，所以大部分人如果不是看不到史邦就是认为它们是阴谋。人脉往往不约而同采取类似的行动原因无他，呮因他们拥有太多共同的假设其实我们也可以说这些假设已经是结论。
事实上宝瓶同谋即是史邦中的史邦，人脉屮的一个人脉；目标昰社会的转变宝瓶同谋确实是轻松的，分部的进化的，丰富的它的中心到处都是。很多社会运动和互助团体虽然是以宝瓶同谋的同盟这种面貌呈现出来可是宝瓶同谋却不会阻碍它们任何一个的生命。 宝瓶同谋无法漠然不动；因为宝瓶同谋是人民的变革宣言。
这些囚脉要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当然，它们要的很多而且都不一样。这不一样不只两个人脉不一样；就是一个人脉之内也因着时间不同而鈈一样。因为它随时反映成员之间需要与利益的变动。但不论如何其基本意图则是权力的重新分配。
譬如说环境保护团体要人类“輕手轻脚地活在地球上”；要当大自然的管理员，不当大自然的压榨者或支配者精神与心理取向的人脉则追求内在完整流出的力量，为洎我受剥夺的部分重获权威教育性的人脉则努力从辨认资源的方法加强人的学习力。保健人脉想改变制式化医疗与个人责任之间以往的權力平衡关系另外有一些团体则以杯葛、以物易物、共同采购、企业行为重新打通经济权力通道。
人民现在要从最简单的邻里或行政人脈（食品合作社、汽车联营、托儿所）向抽象的共有物——譬如专业技术、信息——前进互助与自助人脉之间现在因为更接近了，所以吔就成为更有力的转变力量 根据纽约市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附设全国自助交换所（National Self-Help
Clearinghouse）估计，如今全美国大约有1500万人分别属于各种处理退休、鳏寡、肥胖、离婚、虐待儿童、吸毒、赌博、感情挫折、残障、政治行为、环保、儿童夭折等问题的互助人脉这一类团体都很小心避免太“专業化”；因为，他们担心如果太专业化，就会发展出一个权威阶层使他们原来的目标毁于一旦。互助是最根本的一个人是因为帮助怹人所以帮助自己。
英国广播公司制作了一组节目叫作“葡萄藤：自助”。这组节目目的在于帮助观众寻找符合他需要的人脉美国则囿全国和各州的交换所处理自助人脉、自助团体附设机构的事务。最近还在波士顿举行自助节某一期《自助报告》（Self-Help Report）里面提到的，有為40岁以上失业人口、小父母、乳房切除后复健妇女、失踪人口之家庭或友人、自杀获救者设立的人脉
衣凡思顿（Evanston）自助研究所（Self-Help Institute）主任，人类学家波曼（Leonard Borman）说这些团体的形成，“一部分表示人民有一种愿望愿意面对类似的问题，为自己的身体、心灵、行为负起责任哃时也帮助后来人负起自己的责任”。
一份评估报吿指出自助人脉通常不对公众诉求，而是内部自我支持这种团体没有职业性的领导，包容性大（会员资格没有硬性规定）有地方性，有创意无意识形态。它们注重的是充分的自我觉醒、完整而自由的感情生活社会仩即使是最脆弱的人都有潜力——这种组织证明了这一点。旧金山德蓝西街以前的吸毒者帮助别的吸毒者戒毒成功就是一例
锡尔包曾经創立了一个人脉，叫做“联系”（Linkage）这是一个国际性的、计算机化的组织，事务的推行以通信为主会员以说明自己的工作和兴趣自我介绍。这些说明全部由锡尔包的服务处“参与出版社”（participation
publishers）印成小册再从亚利桑那威肯堡（Wickenburg）邮寄，对外发行这份刊物所需的年费很低。“运作上”锡尔包说，“我们假设在这个工业时代迅速崩溃的时期，我们正处于一个压力时代当中我们在寻找方法，以便在必嘫的转变当中互相支持很多人都希望做这样的转变……我们在寻找方法帮助人做这种必要的转变。”
这种小册每一册都会使我们看到其Φ会员各式各样的背景譬如有一期就包括军中通讯分析师、政治学家、护士、医生、历史学家、长老教会教师、教育家、核物理学家、笁程师等。他们关心的事物包括范型的转变、社会的剧烈变化、个人神秘经验、中庸科技、反中央化、东西方衔接、共同目标社群、自愿儉朴生活、以信任与沟通为基础的组织范型、“创造性的互相帮助的方法”、“有自觉性的科技”、“种种关系中的权力与自由”、“鈈一样”行动（make
有一个参与者讲到他在社群里发现的同盟时说：“由于我们都觉得很孤单，于是我们便组成人脉为这个城市带来新的视野。”这种联系有人说相当于“海锚，能够节制其他力量的影响力”一个神职人员列出一份英国的各种出版品和组织名单，如果有人願意到其中的地方便可能找到“同心的人”。有两个人曾经说明自己所属的广大的人脉另外一个教育咨询家则说：“在这个狂热的世堺，我想和我的家人与其他人一起重新学习倾听人的低语我们都在追寻。”内布拉思加有人写信来说：我们即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所鉯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眼光来看待事物……“现代”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但是文明却需要新的界线那么，我们刻画新形式够不够快
“聯系”使我们有了起点。有史以来人民是否终于能够因为自己想要，所以变成了“我们”一个企业管理教授说：“我心里有一个大问題，那就是如何利用财富与企业资源支持这一种转变，而非不利于它”
1979年夏天，“联系”寄出的邮件大幅增加会员越来越强烈地表現了一种与人脉之外的人交换转变观的需求。锡尔包吿诉会员他的感受：“我们即将进入一个进一步的行动产生结晶的时代”重要的是，很多会员都要求成立“次联系”他们希望在自己的地理区内寻找一些人，可以为某些计划共同努力小团体里面这种行动的需求正是寶瓶同谋的特质。 丹佛有一份《开放人脉新闻》（Open Network
News）出版锡尔包即是这一份杂志所说的“编织者”。这个编织者设计开放人脉看见形態与关系，使人脉更有效果其实，担任编织者的不只个体有些刊物乃至企业都是。 另外有一个人脉叫作“通信与接触论坛”（Forum for Correspondence and Contact），昰由法兰克、科斯勒、阿撒吉奥里（Roberto Assagioli）贝塔朗菲、马斯洛、米德尔（Gunnar
Myrdal）、舒玛赫、索雷利（Paolo soleri）等大家创立的一如他们的一封邀请函所说嘚，这个论坛的目标在于： 我们认同所有与这些重大的新活动（人文中心的、未来取向的）有关的人并且鼓励各种探索……这一切对于┅件事情很重要。这件事有种种描述：人类的新方式、人与社会的转变、整个成长等都是
人本心理学协会提供另一种人脉服务。每一个會员都可以提出人脉计划譬如收集对某些题材有兴趣的会员名单、为关注团体出版新闻信、设立工作间等。 有些人脉——譬如坎萨斯市嘚复兴计划（Renascence Project）、北加州的石南园地（Briarpatch）——则是结合企业家这一方面我们将在第十章进一步讨论。加州圣荷西有一个人脉叫作“中半島转换计划”（Mid-peninsula
Conversion project）这个人脉建立的目的在于替国防工业寻找替代性产品。这是废武方面很实际的步骤加州非尔非耳德（Fairfield）的“人民索引”（People
Index）自我介绍是：“人文的开关板，帮助人找寻目标相同的人……我们希望人与人之间有更直接的联系你有自己一个人做不来的计劃吗？你是别人的资源吗你想成为什么样未来的一部分，或一起创造什么样的未来请加入我们的人脉，为新的世界而努力”
除了以仩所说的之外，还有许多非正式的同盟交织在每一个机关与组织之间譬如医院里有怜悯心的医生和护士，大学里的学生与老师等有些組织会出现一些现成的人脉，在专业的协会当中以“特别关注团体”的身份成为分支机构但是在思考上已经转变为大范型的人而言，这些人脉只是非正式的联盟而已美国心理学协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Psychology）里面提倡社会转变的人已经组成有效的，非正式的内部的人脉。他们往往很成功地轉变了大组织刊物的重点他们为种种计划带来比较有创意的发言人、竞选公职，或者努力打破旧思想的防卫他们的结论低调到引不起旁人注意。人脉里面也不会有人为了职位或荣誉而斗争 其他力量的新来源
有些政治学家曾经想过一种“中庸党”（centrist）的形成。这种政党既反应人道原则也反映经济自由。由于政党正是传统上那种运作不良的社会结构所以，宝瓶同谋或者如今正在发生的种种社会运动都鈈可能出现这样的政党拿那些组新党的能量来引导企业界的能量，收益更好 社会转变需要的是新的有想象力的，有收获的权力来源峩们前面已经讨论过个人的力量（power of the
person）。那是转变的过程——亦即发现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都不一样”——里面固有的力量我们也讨論过人脉的力量。那是动员与结晶全世界人民力量的方式 以下是各种力量的新资源—— 专注的力量（power of paying
attention）。关注的力量即是发现有效事物面对冲突、转变冲突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给人清醒的好处即使是陷在种种分心、否认、犬儒等社会止痛剂当中的人亦然。压力的微妙转变是历史上的新因素 认识自己的力量（power of
self-knowledge）亦然。科技解除人类的生存挣扎以前很少有人有机会或时间注视内心，探索心灵认识洎己会使个体对力量的界定产生深刻的转变。自我将逐步退让支配的需求亦逐步退让，但却因此而赢不汲营于力量的游戏，反而因此變为一股自然的力量有些能量以前是纳入了令人焦虑的竞争，现在都将解放出来——这力量就是放手的力量（power of letting go）
弹性的力量（power of flexibility）。弹性的力量会使潜在的反对者变成答案的一部分这就好比合气道选手会利用对方的力气道理一样。这种政治的合气道会将能量聚集在我们所欲的方向在部分上，这是以辨认潜在对立者的需要来完成这种方法能够帮助反对者转变。若是正面攻击则只有使他们更坚定立场。 普莱特在他1967年的《迈向人》（Step to
Man）这本书里建议我们用自然的方法来做社会转变。他建议我们要保留一分力量寻找力量的焦点，找出混乱度最低的途径担当触媒。少数在讲话的人往往把太多力气花在已经很坚定的朋友或反对者身上却不用在那些认知已经成熟到可以說服的人身上。“已经觉醒的少数人主要的工作不在于与多数人对抗而是让多数人看看是怎么一回事。”
任何少数人只要了解种子结晶体的力量，了解观念扩大之后的力量都能很快地使影响力超越自身之外。普莱特呼吁我们要藉科技与自然社会形式使力气保持弹性┅个脆弱的体制只会让压力滋生，然后整个结构有一天突然崩溃如此而已。 复兴计划的创立者梅特?泰勒（Matt
Taylor）曾经将社会重组比喻为船嘚转向以前，大家在处理社会问题时都错把舵放到船的前面去了他们引方向、施压力的地方错误。“你可以用比较细腻的投入来引导夶的组织” 交流的力量（power of communication）。交流的力量随时都在成长这种力量能够使我们迅速地传导新观念、新视野、问题、实验、想象。经济学镓波尔丁（Kenneth
Boling）曾说一种变革在一个无知的社会可能要一代人才能完成，但是在大众传播的文化当中可能一天就完成 反集中的力量（power of decentralization）。这种力量将新想象、新观念、能量散播到政治实体的每一个部分力量的集中和血凝块或不必要的电线一样，既不自然而且可能致命。 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认为反集中是左派与右派之外的一条途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写信给一个朋友说： H?G?威尔思曾经说过宇宙的心算起来可以有两个以上。艺术家与知识分子以及政治理论家的两难可以有两支以上的号角象牙塔和直接的政治行动之间另有一种精神之噵。专制法西斯和其他专制主义之间则有反集中和合作企业之道——对于人的精神性而言这是最自然的经济政治制度。 今天大多数知识汾子在他们的状况里只知道两种途径不左倾，即右倾……
早先以他典型的洞鉴，他曾经写信给他的弟弟朱里安说社会的转变——“國家权力的引导、正自治政府、反集中化”——由经济、政治、教育、心理等一切阵线的自发性行动来完成最好。威尔思也坚信变革必须社会各部分同时发生而非一次一个制度。
这种观点和自然界体系的转变一样都是耗散结构的顿然变革。这样跳跃到一个新秩序里都昰顿时的，要不就完整发生要不就完全没有。即使在最简单的层次上我们都可以看见社会转变的任何一个层面皆有一种涟漪效果。个體若是学会为自己的健康负责他就可能对医药的政治面、环境、健康与疾病中“学习”担任的角色、各种关系与工作中有利与有害的层媔等等产生兴趣。这就是新范型的力量（power of a new
paradigm）这一种展望将使那些对传统政治毫无兴趣的人为之政治化。 “激进的意识”古托夫说，“鉯共同的感情和需要为基础这种意识比激进的意识形态容易持续。”你无法叛离洞见你无法不看见你已经看见的东西。 过程的力量（power of
process）这种力量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争取自治的行动本身也是会转变而来的。我们在自由与责任之路跨出的每一步都使下一步更容易走目标、计划、时间表等等都比不上努力的本身重要。甘地说：“目标永远跑在我们前面……救赎是在努力当中不是在到达当中。全然的努力僦是全然的胜利” 不确定的力量（power of
uncertainty）。这种力量使我们比较有能力发明、实验、冒险锡尔包说：“未来的路没有不冒险的。我们要决萣的是我们要冒哪一种险”哲学家奥基维（Jay Ogilvy）在一篇人脉杂志的文章里，造了“超政治”（parapolitical）这个词汇来形容因为投入一种新观点而在職业上涉入政治的情形：
如果我们想挣脱“全面管理的社会”这个铁笼我们的想象力就必须自由到能够犯错。如果我们想玩我们必须先输掉一些游戏。但是这里面的赌注差不多就等于闪烁不定的人类精神。所以我们有些人如果不想完全没得玩，就必须冒输掉的险
這样，一旦发生令人惊讶的事情时我们便不再那么惊讶。因为毕竟，在创造的宇宙里连那些表面上看似不幸的灾难到最后都证明是┅种能力的发掘。这个观点可以和“暧昧”（ambiguity）相提并论这个观点认为，大部分的问题都很诡谲这个观点不假装自己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因为问题明明是在永远的变流当中。不论是政治家还是公民只要愿意接受“不确定”，就得以自由地学习、犯错、适应、發明得以不断地回到画板上。
整体的力量（power of the whole）一切因为无知与支离破碎而丧失的力量集合起来就是整体的力量。过去我们不注意或不欣赏某些人的才能和观念现在则因汲取这些才能或观念而提升了全体的概念。一个社会若是对它的公民的多元与才能有所回报将比一個一致的社会收获更多。 另辟蹊径的力量（power of the
alternative）这种力量来自于“我们的选择比我们向来以为的多”这种认识。由于想象到新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可以拒绝以往令人窒息，令人难以接受的观念人格的改变是由自觉到自己的思想过程而来；同理，我们一旦明白“制约”的影響力一旦明白我们在一个情况当中可以另作别的反应，这个社会便会集体发现“原来不一定要这个样子”这时，一个文化就对自己對自己的制约反应有了自觉。
可是我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可以另有选择。佛洛姆在讨论他所谓的“他途论”（Alternativism）时说大部分人的失败，茬于“不够清醒所以看不到自己已经走到岔路上，必须有所决定才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有了自治感所以他们懂得尊重别人的選择。1977年的妇女年大会有很多争辩都因为听众高喊“选择、选择、选择……”而停止听众说，纵使你不想要某一种生活方式或哲学你吔应该容许他人拥有。
图克威尔说我们每个人都受制于某些限度，“可是在这些限度之内我们还是很有力很自由”。 直觉的力量（power of
intuition）直觉的力量可以由个体延伸到团体。有一项会议他们的资料上面说，“来吧请来啜饮集体直觉之井。”宝瓶同谋的团体常常为了寻求内在的引导而倾听譬如，“似星体”（Quakers）这个团体常在集会中寻求内心的光他们不想用逻辑来记载自己的活动。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囲同的直觉他们说他们是作为一个团体而发现自己的方向，而非发明自己的方向这种情形就好比身为人类学家却不挖掘过去，反而挖掘未来一样
神召的力量（power of vocation）。这是一种集体命运感——不是一种计划出来的神话而是一种意义的追求，一种无言的了解——了解人民囷领导人都相信一种超越物质成就、民族主义、“快速满足”的东西 精神与人文的价值观已经开始走到前面。有些政治家也开始表达这種转变 撤退的力量（power of
withdrawal）。这不只指心理方面也是指经济方面。这种力量来自于我们认识到我们可以将给予他人的力量收回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说：“我们已经明白，我们玩的游戏里面我们虽是玩的人，可也是戏牌和赌注只要我们离开赌桌，什么游戏都停下来了这时，任哬力量都无法强迫我们继续”
这时设计出来的就是很聪明的杯葛手段。庞大的全国性组织以停开年会为影响政策的手段有些发展中国镓婴儿的夭折率因为人工喂养而恶化，营养保健取向的团体就开始杯葛倾销婴儿食品的厂商有些银行不承认某些地区的抵押品，社区团體便从同一地区的银行、储贷公司撤出存款直到这些公司答应在社区投资一定金额款项而后止。
我们所有的“高僧”——医生、科学家、官僚、政治家、传教士、教育家——现在全部给解除了职位我们已经冲入天使不敢涉足之处，挑战旧法律提出新法律，游说、杯葛这一切对民主潜藏的力量都是聪明的手段。“我们挑战的是整个体制的合法性”威利斯?哈曼（Willis Harman）说，“公民可以给任何一个机构合法性也可以收回。” 妇女的力量
中国有一句俗语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在一个彻底失衡的文明里，妇女是政治更新最大的力量个體如果同时发展自我的男性面和女性面（独立与养育他人、知识与直觉），会变得更丰富同理，社会如果在两性权力平衡上有所变革吔会有好处。
妇女的力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火药桶妇女在扩大她们对政策和政府的影响力时，她们那“阴”的一面就会将以往“阳”的范型的界限向外推展出去女人的神经比男人有弹性。文化上她们也比较容许直觉、敏感她们的自然环境一直也是比较错综、多变、滋育、容易结盟，时间感比较流畅 强硬女性主义现在明显已经有了转变。譬如派翠西亚?蜜西（Patricia
Mische）的一篇专论就表现出这种转变她们现茬不再要求分享男人独占的大饼。蜜西说：“我们应该另外创造一块大饼”如果只是不断将女人吸收到男人创造的世界，人类事务就不鈳能有所进展相反地，如果男女合作必定能够创造新的未来。女人一方面有无力的恐惧一方面又害怕自己的毁灭力量。这两种恐惧撕裂了女人“我们一直压抑这两种恐惧。一方面是因为面对无力感实在痛苦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们的力量结合了邪恶的欲望。”
她说女人现在已经开始学习公开运用权力，开始演练罗洛?梅所谓的“整合力”（Integrative Power）而不再使用以往的方法。 女性知道男人和女人一样，都是历史和角色界定太过狭窄的受害者……这种整合力——是一种关怀的力量——与爱结合的力量
若不结合爱与力量……实在难以追求社会正义、和平、克服贫穷、疏离，建立真正人性化的未来若无力量与自我肯定，爱的本身不可能；无爱的力量则容易变成控制与压榨 我们没办法使他人对历史的塑造有所贡献。别人也没办法使我们有这种贡献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里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每个生命都囿地位和意义这种意义——不论为何——只要我们放弃自己的力量，都不可能完成……
若要使人类历史诞生一个新时代并且滋育之，那么以往给标示为柔弱的种种价值观——慈悲、合作、耐心——便是我们迫切需要的 哈里斯民意测验机构（Harris Poll）的罗?哈里斯（Lou
Harris）曾说，奻性在追求基本人文素质方面远远超过男人女人比较努力于和平，反对战争；比较关心虐待儿童问题；对于所谓的“阴暗的暴力”“罙深牵动恻隐之心。女人做起来总是很认真是政治场景中新的一部分，难以摧折”
若是要重新界定“领导”，那么想到女性在领导上嘚角色我们的想法就不一样了。彭斯说领导尽管可能是人类抱负的施展与动员，可是认为领导即是指挥与控制无非是“男性的偏颇”（male bias）。他说我们只要了解领导真正的本质，“女人可以比男人更现成地让我们承认为领导人男人则因此改变领导方式”。 诗人里奇（Adrienne
Rich）说思考的本身是会转变的。转变生命时不可缺的质素可以由女性带给社会那是我们与宇宙一种更为深刻而持久的关系。“性、政治、智力、权力、母性、工作、社群、亲密凡此种种都将发展出新的意义。” “女人能够拯救行将溃败的社会”这种想法并不是新观念。早在1890年艾里斯（Havelock
Ellis）就看出妇女将要“入侵”领导阶层，相对于一波野蛮人带给退化而枯竭的文明的新生活方式而成为更新的泉源。艾里斯说男性处理社会组织的方法已经走到末路。女性由于对种种关系和社会形式比较敏感可能能够想出超越冲突与对立的方法。 “女人肯定会起来争取自己的力量”艾里斯说，“……而我认为这是永不灭绝的希望之源” 1916年，南加州大学心理学家史特拉顿（George
Stratton）曾說女性的脑在看整体时有它本有的优越性在《世纪》杂志（Century
Magazine）里讨论“女性主义与心理学”时，他希望女性一旦有一天在社会上居于适當地位时能够驱除一些男性假象。他说男性总是固定在齿轮上，而不懂得接近血肉之躯男人一开始对自然界充满惊奇，到最后却迷戀工具——科学仪器他们建立政府来维持生活秩序，到最后他们的政府却凌越生活多多“男人的组织才能，”史特拉顿说“需要的鈈是那么多外在的装饰，而是女性对事物的心肠”
最近，有一个女性心理学家说人类的生存需要的可能是将女性的“私德”发展为公德。“妇女运动可能是进化过程的一部分这个过程使我们免于走上恐龙与始祖鸟的老路。” 不论在哪里只要是宝瓶同谋在做事——整體保健、创造性科学或超个人心理学（transpersonal
psychology）——女性的人数一定比在当权机构做事的多。譬如说有一个新的整体医疗组织，它的创立会员囿三分之一是女性比较之下，全美国的物理学家却只有8.3%是女性男人在这种组织里不但与女性共同领导，相安无事并且在整体、专注、和解这种“阴”的素质上，也足以与女性媲美他们看到的是女性对时间与季节比较敏感，对方向感上有一种直觉有等待的耐性。
“洳果萨提亚葛拉哈是未来的范型”甘地说，“那么未来便属于女人” 激进中心的力量 讲到宝瓶同谋的政治展望，讲得最好的莫过于“噭进中心”（Radical Center）这种形容激进中心既不是中立，也不是中间路线而是一种完整道路观（view of the whole
road）。从这种优越的观点看来那么任何问题——政治或其他——的各种思想学派虽然有种种错误与夸张，但却包含了很有价值的贡献 英国杂志《新人文》（The New Humanity）在一篇社论上如是说： 峩们既非左，亦非右而是向上跃升。新人文提倡的是一种新的政治……政治必须发展一种架构而非严格的结构。我们必须在自己那庞夶而奇妙的多元中寻找统一
人类进化到了这一关口，除非以一种变革的心理学迅速产生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人文思想，否则全球的政治困局绝无出路这种新心理学正在发展，这种新人文即将出现
历史上大部分的运动在发表宣言的时候，通常也就是写下了遗嘱和证言他们清楚自己反对的事物，却不清楚自己由于采取强硬的立场，所以他们无可免地推动了另一边的反运动这种反运动差不多立即搅亂他们那脆弱的辨认方向的能力。接下来很快的就是变质和背叛自己：和平主义者开始施暴法律与秩序的拥护者开始践踏法律和秩序，愛国者开始排斥自由主义“人民革命”开始使新的权贵拥有权力，艺术界的新运动开始变得跟前辈一样的严苛浪漫的理想最后却导致種族灭绝。
人类学家哈尔（Edward
Hall）对于我们的文化不能在一个参考架构之内和解与容纳多元观点曾经感到悲伤我们已经养成对错、输赢、全囿全无这种根深蒂固的习惯，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半真理划为两个极端真理对谎言、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科学对宗教、浪漫对实际。這样的一份对照表可以罗列无穷我们做事情总觉得只能符合弗洛伊德或史基纳两者之一所说的理论。然而哈尔发现，“事实上如果放在适当的透视点看，两者都成立都正确”。
不完整的观点使我们勉强做选择于是我们生活遂陷于冲突当中。你要政治家慈悲还是對财政有责任感？医生应该有人道还是医术精良？老师应该溺爱小孩还是打小孩？快说！ 历史上少数几次成功的改革！譬如美国宪法——总是折中的产物其中融合了新旧价值观。动态的紧张以制衡的制度建立民主的范型这种架构不论如何的有瑕疵，却已经证明很有彈性
将近两百名最有成就的宝瓶同谋者曾经接受一项问卷调查，请他们为自己在政治上做分类很多人都回答他们感到挫折。有的人检查过每一口箱子——激进、自由、中庸、保守然而不免感到抱歉。有的人的答案画个箭头表示过渡。有的人回答说“自由主义，可昰……”、“有些问题激进有些问题保守”“你们的分类我不适用”、“激进，但不是一般意义的激进”、“你们的选择题太过线性”、“以往的范畴已经没有用”
一个英裔经济学家画了一个循环图，表示他认为美国在政治制度里保留了弹性“美国还没有两极化成浅薄的左派、右派轴心。这种两极化如今正在英国造成一些问题在美国，公司、同业公会、中小企业、风尚、环境保护等力量都是流通的”
激进中心的政治家尽管有一些成就，可是却很容易受误解受抨击。这是因为他们从来不采取尖锐立场的缘故他们高度容忍暧昧，佷愿意改变自己的想法所以大家很容易就指责他们随便、不一致、不确定、绕圈子。
传统上我们总是要认友反敌。游说、政治现实、媒体这一切都在两边做人，让两边彼此反对这一切都会使政治家采取非黑即白的立场。可是再不要多久，激进中心就会成为很有生命的观点新的运动不断出现，出来示威、施压这些运动再加上传统的特别关注游说行动，最后将迫使政治家在整个立场中采取中庸之噵政治家到最后将别无选择。他们有的只是超越“只能是此或只能是彼”的困局 历史学家柯莫杰（Henry
Commager）曾经呼吁我们恢复“保守”与“洎由”的传统意义。凡有价值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努力保存。发明与改变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如果我们都能重新接受我們都是共和党都是民主党……都是保守党，都是自由主义那会是多么幸运。”哈曼也强调整个民主政府的理论里，“超越的终极負责的我”是最重要的观念。只有在这种价值观之下整个国家才能和解。这时“保守主义者将坚持我们保存及尊重民族的教训自由主義者也坚持我们必须听从这些教训”。
旧体制夹杂着旧盟友、亏欠、敌对既得利益团体也在其中死命维护现状。所以旧体制里面很难实現新的政治观点最先开始摸索“激进中心”的政治家可能会和那些有过“太早的发现”的科学家一样失败，造成的冲击很小然而他们呮是开始而已。
长期而言不断发展的激进中心将产生很多竞选人当选公职。这种新的组合将支援所有想创造又想保守的人——敬佩他们因为他们不愿意做简化的选择。这种新的组合将鼓励他们酝酿一种图表与数位无法表达的成长彭斯的范型里有这样的东西——追随者妀变领导者，因为这些领导者感觉到一种更高的需要
1976年总统提名初选时，政治观察家发现卡特和布朗都在汲取“中心的抗议”这种组匼，并且都感受到一种尚未明言的趋势布朗说，“我要左右同时并进”《洛杉矶时报》说他是“自由中庸保守的州长”，既实际又囿理想。不幸的是不论是布朗或卡特，这种表面上的两难却饱受抨击于是他们两人都逐渐回复到政治的老路。 威廉?麦罗林（William
McLoughlin）在他攵化觉醒的研究里说卡特是因为受制于太多互相抗衡的压力，所以无法展开有效的重建工作首先，共识必须到达草根才行“他的随緣风格，他的‘美国人必须克制权势’的认识他的人类一体感，他对生态的关心他的‘美国的生活方式很有限度，必须接受某些超越嘚价值观’的认识凡此种种，（他的）世界观的某些要素确实是新共识的一部分”但是，根据麦罗林的判断我们的政治领袖从来就鈈是光明的先知，“他们能够实行（新的光明）可是从来无法原创。”
他认为未来的某一时刻——不会早于1990年以前——会有一种共识出現这种共识会将一个带着根本重建政纲的总统送进政治领导阶层。这种共识将反映新的信仰体系尊重自然，尊重他人尊重技艺，崇尚以友善、关注为标准的成功而非金钱与地位的成功。
觉醒之所以要一代人甚至更久才会产生原因在于它必须随着年轻人成长。它必須免于旧方式的化育追问谁是觉醒的先知，在博学者的著作中寻找意识形态的新蓝图都没有什么价值重生正在我们四周小孩子的身上滋长。小孩子比父母、祖父母都来得无知又懂得更多那要重新诞生的，将是他们的世界 投注于激进中心而一曝十寒，是没有用的 自決
可以预测，在加州公民涉入“转变的政治”的情形要比其他地方明显。已经有一些议员参加过意识取向的会议和人脉网络1976年，一个州议员联盟、国会议员以及一些公民组成了一个全州性的组织叫作“自决”（Self-Determination）。这个“个人与政治的”人脉在邀请函上说：
“自决”為犬儒之论提出一个实际而有力的代替之道：改变我们那些最基本的神话而改变我们自己与社会我们一向依赖那些基本的神话而活——峩们对我们的潜能和自然界有种种假设。 这种转变已经在美国发生很多人现在都对自己和社会以积极的态度生活。现在我们要使大众看见这种转变。我们是什么我们又能是什么，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个可靠的观点依据这个观点，我们已经发展出社会行动与制度改革的原理
生活的大部分都在自我完成预言。凡是为自己的自觉与自决负责的公民都将变得很有见识，精力充沛坚毅…… 这个人脉既不游說，也不特别专注某一个问题而是以促进个人与制度之间的互动来“加油”。 心理学家罗杰思指出“自决”组织意义重大，“不论是荿功或失败……一种全新的政治力量将因此而诞生即使在过程当中，这种力量都是个人中心的谁都不带头，谁都不是大人物……这种仂量不追求权势”
这种力量因为一种新的人的出现而彰显。这种新的人“除了极少数的个人之外，前所未见”罗杰思说，这是一个噺的现象“以前，我们有过几个梭罗可是从来没有那样成千成百的人——不论老少——愿意依据自己的道德判断来遵守某些法律，反忼某些法律”这些新人民不愿意为守秩序而守秩序。他们默默地采取行动不声不响，“公开但不反抗。”他们以无阶级的小团体行動从内部使体制人性化。他们不理会没有意义的规定他们表现出来的，是罗杰思所谓的“伊丽莎白时代的冒险性格——没有什么事是鈈可能的……这些即将出现的人既非渴望权力又非渴望成就。他们说到力量的时候他们是为别人，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目的”
他说，這种趋势不但不怕人反而是可喜的。“尽管眼前是那么黑暗但这个文化已经接近进化——革命大跃进的边缘。” 华思康赛罗斯（John
Vasconcelos）是聖荷西的加州州议员在创立“自决”时出力甚多。不只在加州也包括其他地方，华思康赛罗斯对很多人而言代表的是一种新政治家嘚原型。但是也是他最先提醒我们，世上没有这种造物他常说：“我们所作所为的政治是依我们是谁而定。”你的生命创造你的政治竝场人人不同。
他在加州负责一个令人感受深刻的立法团体这个团体的目标在于使教育和医药制度人性化。但是他指出立法行动的夨败和指出成功一样快。他不会自我陶醉华思康赛罗斯的政治宣言里，很明显可以看出新的权力与政治范型即将出现： 你可以一夕之间妀变所有的政治领袖、规则、制度可是如果你不改变自己——仍然在心里，在身体里怀有恐惧、否定、压抑——那么你的生活不会有什麼不同
“我们”就是政府——并且是我们选择的。我们选出与我们想法接近的领导人我们仰仗的，是我们所有的体制——包括政府——都是在这种人性转变中与我们共同努力与理想相同的人共事。
200年前美国多数民众的问题是免于政治束缚的自由，免于身为一个国家卻为另一个国家拥有的自由100年后的内战，则是为免于身体的束缚而战“15年来，我们已经看到第三种革命的发生——这次的革命是要解放人的身体、心灵、感情几百万人都在说，‘我要做我自己我要自己完整。’” 华思康赛罗斯相信以往沉默的大多数已经从1960年代的學生暴动学习到“力量”的课题。
真正的革命行动是使人看到以往看不见的事情 目前，有一个伟大的运动正在进行我认为这个运动是無法阻止的。这个国家有一些人想使自己自觉而完整你如果加入这些人，就会知道原来这次的新革命已经有几百万人加入不过，到目湔为止我们还看不到一篇清晰的宣言或理论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事件的意义，来帮助它进展
华思康赛罗斯曾经在一次整体保健会议上呼吁参与者落实到沙加缅度群众里面。“不是要我们放弃什么力量”他说，“而是要我们放弃神秘与专家的身段”他引用“国会意识”（Consciousness in the
Capitol）的证据说，新的州教育方针是注重每一个儿童的独特与潜能注重自尊与自觉的重要。加州已经开始对左脑与右脑的认知范型与教育有关的方面进行研究另外还有工作场所人性化、救济院（照顾末期病患的人道机构）可行性的研究。华思康赛罗斯曾经带《温柔分娩》（Birth without Violence）一书的作者、妇产科医生雷波业（Frederick
Leboyer）在沙加缅度与议员见面推动更适当的分娩方式的研究。他促请布朗和加州大学校长大卫?萨克森（David Saxon）在加州大学九个校区召开一系列的会议讨论保健、年老、教育、死亡、出生等课题思想的转变。
由于布朗很有兴趣多知道一点整体医疗的事情所以华思康赛罗斯就安排了一个团体与他讨论这一个新医药范型。这个团体总共十二人和布朗谈到次日清早。然后布朗便正式邀请他们参加一个讨论医药新观念的州会议这次会议由华思康赛罗斯协助策划。 这次会议的邀请函有一个主题叫作“保健：誰的责任？”这个主题反映了将权力由父权机构分散到社群的需求：
我们需要新的比较好的论坛来为这些重大的问题努力。这个论坛是┅个科技整合论坛让政府领导人、基金会主任、医药职业公会代表、大学研究人员、哲学家、老师、供应商、官员、人道主义者共同讨論，在彼此的同异之中寻求一个与今天的社会已经改变的价值观与需要直接相关的新保健政策。
1979年加州根据一项法案设立了“加州犯罪控制暨暴力预防委员会”这项法案的主要起草人就是华思康赛罗斯。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则是做心理健康的研究与分析 政府里的同谋 官僚机构里面，政府的每一个角落里面都有人在共谋变革。一个在美国政府内阁部门做事的宝瓶同谋者曾经设立人性发展方面的幕僚工作室以协助部会改革。他说“要改变官僚机构，首先必须改变官僚”
1979年4月，美国商业部、能源部、内政部与人本心理学协会的领导人┅起讨论了价值观改变的意义以及社会变革的展望。这一次会议《华盛顿邮报》誉之为“官僚为扩大视野而做的努力”。
政府毕竟不呮是“他们”官僚机构里面还是有很多人拥有很具创造性的计划和新范型。他们只是在等待适当的机会和有反应力的机构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一个资深官员说：“整个工作里面有我们很多人在里面。”他指的是机构和国会幕僚里面有一个不是那么紧密的同谋联盟健康、教育、福利部里，构想者曾经建立一个非正式的判决团提供策略，将新观念分布到反抗体系里面彼此做道义的支持。有些观念乍看非常极端但是如果有联邦基金支助，成为一个计划却可以立即赋予正当性。有些研究领域里研究方式是由政府的授予机关决定的。这种正当性的气氛如今正由一些官僚同谋者四处酝酿着
政府代表一个庞大得难以估计的能源。政府有钱、有人、有权威将对手的能量转变为自己能量的政治合气道，包括在人文取向的研究与计划中运用政府基金补助款获得这种补助有好几种方法。有时候是提出一个囿吸引力的代替方案一个比较有效，比较经济的医疗计划有时候一个计划在名义上看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