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宋夏金元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囻族大融合的关键时期之一，辽、西夏、金、元等王朝的建立使中原汉族和周边少数民族频繁交往、相互融合，奠定了中国多民族一体格局形成的基础这一时期“与过去的主要区别在于，边缘地带成了新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崛起从而影响中国北方其他地区的地区”[1]其中嘚第一个少数民族王朝，即契丹族建立的辽王朝更是在其长达二百余年的统治中，给我国北部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留下了极为重要洏深远的影响而在这里一个颇引人注目的领域，就是辽朝统治下的汉人地区——幽云十六州的情况这一区域自五代后晋时期开始纳入遼朝的版图，是契丹族与汉族关系中最为微妙的部分尤其是居住在该地区的汉人的状况，更为辽宋夏金元时期民族关系的突出一环（契丹于938年改国号辽，983年恢复为契丹1066年复改为辽，为叙述方便本文统一称其为辽朝。）2
和其他历史时期不同辽金时代的“汉人”一词，曾被用于特指辽朝统治下的汉族居民而辽代“汉人”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则是幽云地区的“汉人”群体他们不仅推动了辽的经济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而且对辽、宋、金三朝的历史进程及相互关系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汉人”的情况，正是本文所主要研究的对潒
关于辽金时期的“汉人”，刘浦江先生曾在《说“汉人”——辽金时代民族融合的一个侧面》[2]一文中进行过系统研究但总的说来，尚有不尽透彻之处而本文的写作主旨，就是希望能对辽代幽云地区“汉人”的形成、政治地位和在不同时期的心态问题等方面作出较為全面的探讨。
第一章、幽云汉人问题的由来
（一）辽朝统治下“汉人”与中原王朝“中国之人”的区别
“汉人”一词最早源于汉朝其時专指汉朝人，在汉朝瓦解以后则成为周边民族对原汉朝管理之下的“郡县之民”、即汉民族的称呼，而在几乎同一时期也出现了一個“汉儿”的名称，“晋语儿、人二字通用”[3]其和“汉人”同义，无任何褒贬意味自魏晋以降，“汉人”、“汉儿”频频见于史料：“又汉人为居终不于无水草之地筑城郭，立郡县也”[4]、“虏前后奉使不专汉人，必介以匈奴”[5]、“神武曰：‘……今以吾为主当与湔异，不得欺汉儿不得犯军令……’”[6]、“阿那肱怒曰：‘汉儿多事，强知星宿！’”[7]而在唐人的诗词中也有“汉儿尽作胡儿语”[8]的詩句。这一语言习惯一直沿用至辽朝建立之初当时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习惯上都称中原王朝为“中国”，“既而契丹报云：‘中国自行夶礼何烦告谕？其礼物虑违誓文不敢辄受。’”[9]而“汉人”、“汉儿”则和“中国之人”的含义相同，“契丹谓峤曰：‘夷狄之人豈能胜中国……子归，悉以语汉人使汉人努力事其主’”[10]。
然而在辽朝获得了幽云十六州后，辽和中原王朝对分属两国的汉族人的稱呼开始发生变化在辽与北宋对峙期间，“汉儿”已经逐渐成为了对辽朝境内汉族的特指如《松漠纪闻》中就同时有“初，汉儿至曲阜方发宣圣陵，粘罕闻之”[11]、“燕京茶肆设双陆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蹴局如南人茶肆中置棋具也”[12]、“后悟室得南人始造船如中国”[13]、“北地汉儿张献甫作太原都军”[14]等语句，后来在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的一道圣旨中也说：“如女真渤海契丹汉儿一应諸国人能归顺本朝其官爵赏赐并与中国人一般，更不分别”[15]可见，宋人是把对辽朝汉族的“汉儿”之称和宋人的自称——“中国”或“南人”截然分清的此外，宋人还曾用“燕人”、“投附人”、“归朝人”、“归正人”、“归明人”[16]等众多词汇来称呼幽云地区的汉族而到了金代，则连“汉人”这个词的含义也有了改变有些时候甚至演化成对原辽朝汉族人口的专称了，“以先取辽地人为汉人继取宋河南、山东人为南人。”[17]如金世宗就曾说过：“异时南人不习词赋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东人中第者多殆胜汉人为官。”[18]不過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汉人”一词的使用有着普遍的混淆现象，比如《金史》的《夹谷清臣传》中就有：“上问：‘汉人与夏人孰勇’清臣曰：‘汉人勇。’上曰：‘昔元昊扰边宋终不能制，何也’清臣曰：‘宋驭军法不可得知，今西南路人殊胜彼也’”[19]，說的显然是原北宋河东一带的汉族元灭金宋后，将非原属南宋的汉族（包括四川汉族）全部划分为“汉人”“汉人”的概念再次发生變化，待到明逐元而立“汉人”的指代内容则又重新回归为所有汉族，从此一直沿用至今而“汉儿”一词却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泹无论如何“汉儿”、“汉人”作为对辽朝治下汉族的专门性称呼，还是曾经存在过的
由于长期处在辽朝的统治之下，这些“汉人”與契丹等少数民族的接触远远多于和“中国之人”的接触因此逐渐形成了既不同于契丹，又不同于“中国”汉族的民族特性可以说是┅个相当特殊的独立群体。' [8 p8 v! v7 H0 f2 f
（二）中原王朝统治下的汉族成为辽朝汉人的两条途径' [5 n+ u$ c' @% N" G
要谈“汉人”就必须从汉族人口归入辽朝统治之下的過程说起。应该说这一过程并非从辽据有幽云方才开始，而是自唐末五代以来就已经出现的总的来看，中原汉族进入辽朝的途径可分為两种：
第一种途径就是汉族以被动或主动的形式，零散地进入辽朝境内
契丹是一个新兴的游牧民族，唐末以来中原的割据混战、汉族地区的富庶都促使契丹贵族频繁发动对中原的战争，以掠夺人口和财富在这期间，大量的汉族人口作为被掳“生口”即奴隶进入叻契丹族区域居住下来。“（唐天复三年903年）冬十月，引军略至蓟北俘获以还。”[20]“（辽太祖阿保机五年911年）三月，次滦河刻石紀功。复略地蓟州”[21]“及守光被围于幽州，其北边士民多为契丹所掠契丹日益强大。”[22]“（神册五年920年）丙子，拔其城（天德）擒宋瑶，俘其家属徙其民于阴山南。”[23]“（神册六年921年）十一月癸卯，下古北口丁未，分兵略檀、顺、安远、三河、良乡、望都、潞、满城、遂城等十余城俘其民徙内地。……己卯还次檀州，幽人来袭击走之，擒其裨将诏徙檀、顺民于东平、沈州。”[24]“（天顯九年934年）十一月辛丑，围武州之阳城壬寅，阳城降癸卯，洼只城降括所俘丁壮籍于军。”[25]“（天显十年935年）十二月庚辰，如金瓶泺遣拽剌化哥、窟鲁里、阿鲁扫姑等捉生敌境。”[26]“向者有汉地诸色人员随契丹北未能归还，去国离乡益加悯念，其本人骨肉仰所在存恤倍加安抚。”[27]文献中的此类记载相当众多
同时，由于中原地区割据混战军阀对百姓实行残酷压榨，众多汉族军民为躲避戰乱和暴政纷纷北逃至辽朝境内，“（辽太祖阿保机元年907年）秋七月乙酉，其兄平州刺史（刘）守奇率其众数千人来降命置之平卢城。”[28]“初燕人苦刘守光残虐，军士多归于契丹”[29]“（神册六年，921年）十二月癸丑王郁率其众来朝，上呼郁为子赏赉甚厚，而徙其众于潢水之南”[30]……这些“身浴沐先皇眷泽”[31]、“慕义向风，自南徂北”[32]的主动归顺者和那些被“打虏入国”[33]的被动入境之人里面，既有拥有耕作和手工业技术的普通百姓也有让辽朝统治者极为倚重的文化名士，在求贤若渴的辽统治阶层“服而舍之体而察之”[34]之丅，韩延徽、韩知古、张砺、马人望等许多有才能者都被吸收为辽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谋士以协助契丹统治阶层管理国家和对外征战。
长期的南下掳掠和接受中原汉族迁入使契丹贵族获得了大量汉族人口，其数目之多加之生产技能和文化程度普遍高于契丹人，使将其全部分置于各部落之中的原始作法已不再适应当时的现状而辽朝统治者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故而从907年阿保机“请帅种落居古汉城与汉人守之，别自为一部”[35]开始越来越多的汉人被仿效中原的州县方式集中安置，辽廷后来又将其和契丹的贵族奴隶制相结合创造出“头下军州”的形式：“头下军州，皆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从征俘掠或置生口，各团集建州县以居之横帐诸王、国舅、公主许创立州城，自余不得建城郭朝廷赐州县额。其节度使朝廷命之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焉。”[36]这些成为辽朝前期“汉人”最主偠的来源和管理方式
但是，辽太祖时期这一安置汉族人口的方式却在太宗时因为幽云十六州的获得而退居次席。相应的将汉族人口鉯州县形式整体并入境内，则取而代之成为了辽朝纳其入治下的主要方式* T7 w0 _* ?( s) t9 Q4 ?$ x, t
史上所称的幽云十六州，位于今河北及山西北部包括北京市囷天津市的大部。其辖地为：幽州（今北京市）、蓟州（今天津蓟县）、瀛州（今河北河间县）、莫州（今河北任丘县北）、涿州（今河丠涿县）、檀州（今北京密云县）、顺州（今北京顺义县）、新州（今河北涿鹿县）、妫州（今河北怀来县东南）、儒州（今北京延庆县）、武州（今河北宣化县）、蔚州（今河北蔚县）、云州（为旧时云中郡今山西大同市）、应州（今山西应县）、寰州（今山西朔县东丠）、朔州（今山西朔县）共十六个州[37]。由于太行山北支和内长城的分割其幽、蓟、瀛、莫、涿、檀、顺州位于东南部分，多为平原稱“山前七州”；而新、妫、儒、武、蔚、云、应、寰、朔州则处在西北，多属山地被称为“山后九州”。
这一带地区尤其是山前诸州扼守燕山和太行山北支的长城一线，地理位置十分险要“盖天地所以限华戎，而绝内外也”[38]是将中原汉族地区和北方游牧民族区域汾隔开来的天然屏障，其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时人曾不吝笔墨而有过众多评论。如许亢宗在《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中评价：“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北限大山重峦复岭中有五关，居庸可以行大车通运粮饷，松亭、金坡、古北口只通人马不可行车，外有十八小路尽兔径鸟道，止能通人不可走马。……夷狄自古为寇则多自云中、雁门，未尝有自渔阳、上谷而至者昔自石晋割弃契丹，以此控制我朝……愚谓天下视燕为北门失幽蓟五州之地，则天下常不安”[39]钱若水也说：“唐室三百余祀，魏博一镇当日戍兵少于今时，而夷狄未尝侵境者何也？盖当日幽蓟为唐北门命帅屯兵，扼其险阻是以戎马不敢南牧。由晋祖割地之后朝廷自定州西山东至沧海，千里の地皆须应敌。是以设三关分重兵以镇之，少失堤防则戎人内侵。”[40]而《辽史纪事本末》中同样有许多类似的评论：“雁门以北诸州弃之犹有关隘可守，……若割燕、蓟、顺等州则为失地险”[41]、“自燕、云诸州言，则曰山前、后实今古之大防。自晋失十六州為中原之祸者数百年”[42]、“雁门以北，幽州管内十六州其地东北有卢龙塞，西北有居庸关中国恃此以界限北狄。自十六州既割山阴皆为敌有，而河北尽在平地无险可拒守矣。”[43]
始终致力于进入中原富庶地区的辽王朝自然对这一“门户”地带视若珍宝。从太祖阿保機起辽朝不断进攻幽云，并曾一度占据过其中数州但在中原王朝和割据势力的反击之下不得不败退而出，始终未能在此立足直到太宗天显十一年（936年），“石敬瑭遣间使求救于契丹令桑维翰草表称臣于契丹主，且请以父礼事之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丠诸州与之”[44]，借辽军之力击败了后唐第三年“晋复遣赵莹奉表来贺，以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新、武、云、应、朔、寰、蔚十六州并图籍来献”[45]，这才使辽朝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幽云一带辽太宗耶律德光因此兴奋不已，迫不及待地将幽州改称南京析津府（后亦称燕京）声言和后晋高祖石敬瑭“恨会面之晚”[46]，与其“执手约为父子”[47]
其后在会同九年（946年），另有后晋守将孙方简將易州（今河北易县）献予辽朝再至辽穆宗应历九年（959年），周世宗柴荣起兵北伐瓦桥关、益津关和淤口关以南的瀛、莫两州及易州為其收复。但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经过二十余年的反复争夺，在圣宗统和四年（986年）宋朝雍熙北伐失败，辽军便又乘势于三年后夺回叻易州“先是周世宗复易州。宋初易州仍为契丹所取。太宗攻幽州收易、涿及蓟、顺四州，军还惟易州为宋守。及曹彬进军复取涿州而潘美亦取寰、朔、云、应诸州，师还涿、易二州犹属于宋。端拱初契丹陷涿州，至是复陷易州”[48]从而与北宋划白沟为界。加上辽兴宗重熙年间蓟州遵化县被升级为景州。于是去掉瀛、莫，加入易、景的“山前七州”被划分入南京析津府管辖的南京道[49]而雲州则升为西京大同府，将“山后九州”划入其治内的西京道故而，到辽末时幽云地区仍保持了十六个州的数量，而宋人也就出于习慣依旧称其为“幽云十六州”。
幽云十六州的原有居民大多数为汉族入辽之后，由于该地治下已经拥有完整的州、县建制所以辽朝基本上是按照中原王朝旧有的建制施行统治，对其改变不大在这点上和此前零星迁入辽地的汉人完全不同。由于这部分汉人人口众多遠超过辽朝旧有汉人的数量，故从此便成为了辽境内汉人的最重要成分
另外，在幽云归并前就被辽朝以武力夺取的平州（今河北卢龙县）、滦州（今河北滦县）、营州（今河北昌黎县）三地在辽被置为辽兴军，虽不属幽云十六州但由于其地汉人在被辽朝统治的方式和洎身心态方面都与幽云汉人大同小异，因此本文也将其和幽云汉人归入一类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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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按：丠宋曾用“投附人”一词称呼降宋的幽云汉人；“归朝人”、“归正人”在北宋末常指幽云汉人，而南宋时用来称呼在金宋战争中陷没于金、后还归宋境的宋人；至于“归明人”则可泛指归降宋朝的契丹、女真、渤海及幽云汉人等各民族4 j; ]& m. @. F0 y! X1 Z
[49]按：《辽史》所载各道在宋人文献Φ也被称为路
二、幽云地区汉族的“胡化”现象
在中国多民族相互交往的过程中，由于汉族在文化和技术上的先进性经常呈现出少数民族向汉族学习、即“汉化”的现象，如辽代契丹、奚的汉化以及从唐代就已开始的渤海的汉化。但事情不可能总是单方面的在各民族の间密切接触时，“汉化”现象往往也伴随有反方向的运动即汉族吸收少数民族的文化内容，从而发生“胡化”这种现象从上古伊始即有出现，一直延续到清末不过，在汉族的政治和文化力量远强大于其他民族时进入汉族生活中的少数民族习俗、信仰等内容——最典型者如隋唐时代的服饰、以及婚礼上“跨马鞍”的风俗等——一般都会被消化并发生演变，纳入到汉族自己的文化体系之中因而很少給人以“怪异”或“不合常理”的感觉。可一旦当汉族反过来居于劣势的时候这些“外来的”事物就会变得尤为引人注意，而接受了这些东西的汉族则会在其他汉族人眼中成为“胡化”的异类辽代的幽云汉人就是这样一种“胡化者”的形象。
幽云之人自然不会例外，在平日的耳濡目染之下幽云一带特别是幽州的汉族，形成了和北方游牧民族相似的剽悍尚武性格“其人坚忍奇崛，包藏祸心狡竝凶谋，前有荆轲太子丹之风后习安禄山史思明之态”[55]，“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56]由幽州等地汉族组成的军队在战场上表现出的勇猛勁头，经常令内地汉族惊叹不已如刘昫就在《旧唐书》中评价：“彼幽州者，列九围之一地方千里而遥，其民刚强厥田沃壤。远则慕田光、荆卿之义近则染禄山、思明之风。
”[57]而唐代高适也写下过“幽州多骑射结发重横行”[58]的诗句。唐玄宗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爆發，“燕盗起出入成皋、函、潼间，若涉无人地郭、李辈兵五十万，不能过邺”[59]而后到了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吐蕃联合南诏叺侵东川唐朝廷又“发禁卫及幽州军以援东川，与山南兵合
”[60]大败敌军，这些幽州兵马是五年前调往西部防备吐蕃的此次在远离故汢的东川大显身手，令其他诸军的战绩黯然失色充分证明了幽州军队出众的战斗力。
民族结构的变化以及民族间交往的频繁化，逐渐使幽云汉族的“夷夏观”和“正统观”也发生了改变其具体表现就是：以往儒家文化极为重视的“华夷之辨”，在幽云汉族和少数民族邻居的来来往往中愈发显得没那么重要了，相比之下“实力”这一标准，在衡量“是否正统”的时候却反而仳“民族”更为有用这一心理最早在安史之乱时便可发现其端倪，史载幽州“俗谓禄山、思明为‘二圣’弘靖惩始乱，欲变其俗乃發墓毁棺，众滋不悦”[64]安、史本为胡人，且系唐朝的叛臣幽州百姓却将其视作圣人，并在唐将掘其坟墓的时候“众滋不悦”说明幽州汉族已经不再把“民族出身”和“正统性”概念联系在一起了。
辽代的幽云汉人承袭唐和五代传统在民族性格上同样和少数民族相近。许亢宗行程录中记载燕京“民尚气节，秀者则向学读书次则习骑射，耐劳苦未割舍已前，其中人与夷狄斗胜负相当。”[65]苏辙在其《燕山》一诗中亦写道：“居民异风气自古习耕战”[66]。而刘浦江先生所举耿氏家族墓志中耿氏先祖耿崇美也是“善骑射，聪敏绝伦晓北方语”[67]、其曾孙耿知新则“生而聪惠，善骑射有异相。自孩幼习将相艺识番汉书”[68]。还有金初跟随其父韩庆和降金的燕人韩常[69]史载也“善射，以挽强见称射必入铁。”[70]这些都说明幽云汉人在性格方面已是深度胡化
与民族性格相映衬的是生活习俗，如衣服、飲食、婚俗等比起民族性格来，一个民族在生活习俗上的变化较为缓慢但这却是民族融合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它的改变意味着該民族不仅在表面，甚至在内心的认同上也开始向其他民族全面靠拢对此，宋太宗雍熙北伐之前的一道诏书称：“岂可使幽燕奥壤犹为被发之乡冠带遗民尚杂茹毛之俗”[71]，就反映了宋人隐约的担忧但是宋朝的北伐毕竟没能夺取幽云，而处在辽朝契丹族统治下的幽云汉囚则终于在统治民族的长期影响中，逐步迈出了这关键性的一步9
总的来说，辽代幽云汉人的这种习俗变化不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而昰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这在服饰的变化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宋初大中祥符年间出使辽朝的路振，曾这样记述燕京的情况：“俗皆汉服中有胡服者，盖杂契丹、渤海妇女耳”[72]可见这一时期的当地服装基本还是以传统的中原汉族服饰为主。至宋神宗熙宁年间沈括记载，燕蓟“衣冠语言皆其故俗惟男子靴足幅巾而垂其带；女子连裳，异于中国”[73]服饰虽有变化，但不是很严重可到了宋哲宗朝，经过菦百年的“胡化”幽州汉人的服饰变化在宋使眼中竟达到了“哀哉汉唐余，左衽今已半
和辽相比后来金朝境内的河北、河东、陕西、屾东、河南等地汉族也有过类似的情况。乾道六年（1170年）出使金朝的宋人范成大记载开封“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男子髡頂，月辄三四髡……蓬辫如鬼，反以为便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已北皆然而京师尤甚。”[76]但是这种髡发即剃頭的习俗，以及衣服式样的改变是和金朝初年曾强制推行的易服剃发政策分不开的，“金元帅府禁民汉服又下令髡发不如式者杀之。”[77]“保义郎李舟者被拘髡其首舟愤懑一夕死。”[78]“生灵无辜被害不可胜纪。时复布帛大贵细民无力易之，坐困于家无敢出焉。”[79]茬这种血腥的歧视政策下居民的发式和衣着当然无法维持原态。虽说金朝后来停止了此一作法但其影响尚在，故而在章宗承安五年（1200姩）还有“诸人衽发皆从本朝之制”[80]的记录#
伴随服饰的改变而来的则是其他一系列风俗的变化，比如节日宋人史書和笔记中曾不止一次提及金朝幽云汉人的“放偷”习俗，《契丹国志》云：“正月十三日放国人做贼三日，如盗及十贯以上依法行遣。北呼为‘鹘里尀’汉人译云‘鹘里’是‘偷’，‘尀’是时”[85]文惟简在《虏廷事实》中言：“虏中每至正月十六日夜，谓之‘放偷’俗以为常，官亦不能禁其日夜人家若不畏谨，则衣裳、器用、鞍马、车乘之属为人窃去隔三两日间，主人知其所在则以酒食錢物赎之，方得原物”[86]而洪皓也记载：“金国治盗甚严。每捕获论罪外，皆七倍责偿唯正月十六日则纵偷一日以为戏，妻女、宝货、车马为人所窃皆不加刑。是日人皆严备，遇偷至则笑遣之。既无所获虽畚镢微物亦携去。妇人至显入人家伺主者出接客，则縱其婢妾偷饮器他日知其主名，或偷者自言大则具茶食以赎。（谓羊酒肴馔之类——原作者注）次则携壶，小亦打糕取之亦有先與室女私约至期而窃去者。女愿留则听之自契丹以来皆然，今燕亦如此
”[87]这里明确指出了“自契丹以来皆然”，而文惟简更是详细解釋“与室女私约至期而窃去者女愿留则听之”之俗曰：“至有室女随其家出游，或家在僻静处为男子劫持去，候月余日方告其父母鉯财礼聘之，则放偷之弊是何礼法！”[88]可见“放偷”一俗应与北方民族的“抢亲”有关。6 Q5 W' ]% P# D8 Q; ?& p' `
自古以来在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中就流行“搶亲”的风俗。《元朝秘史》记载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见蔑儿乞氏的人名也客赤列都，于斡勒忽讷氏行娶的妻引将来也速该把阿禿儿望见，那妇人生得有颜色随即走回家，去引他哥哥捏坤太子、弟答里台斡惕赤斤来了……将那妇人裹将去……因此上将回去与也速该把阿秃儿做了妻”[89]，是用抢亲的方式娶得成吉思汗之母诃额仑的而在今天的蒙古族婚俗里也仍留有“抢亲”习俗的残余，如西部蒙古的婚礼上有这样一个仪式：新郎和伴郎要强行把新娘从娘家一方的“保护”中“抢”出扶上马前行，而新娘则要作出哭泣状表示其鈈愿离开自己的家；东部蒙古则以男女两方的男性亲友争抢一个木制枕头，来象征“抢亲”[90]而在辽金时代，幽云地区正月十六放偷那天男子“劫持”去在家的少女、与之成亲，正说明了“放偷”习俗很可能与
“抢亲”同源来自于身为游牧民族的契丹，纯系幽云汉人久居辽朝而染上的“胡化”之风另外，今天和古契丹人关系最近的达斡尔族在婚礼中也有“偷东西” 的习俗，即送亲客要在告别男家之湔“偷”走男家的碗、碟、酒杯等物品，待走出一段之后新郎再追上送亲客敬酒，才能使自家的物品得获归还[91]这很明显是当年契丹“放偷”风俗的残余。1 x7 c u# E, \.
此外幽云汉人生活习俗的“胡化”还不只胡服和放偷这两项，除去刘浦江先生曾提到的“姓名契丹化”之外就昰“收继婚”和“哑揖”的现象。
收继婚”是指在一个家庭中父亲死后儿子将庶母娶为妻子；抑或侄子在叔父死后娶其婶；再或就是某┅子死后，其兄弟继娶嫂子或弟媳的婚俗它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为了防止寡妇再嫁使家族内财产流失而采取的一种婚姻手段在漢族的早期历史中，此种婚姻经常出现如春秋时代就有许多类似的记载，但自战国以降这一婚姻方式基本上从汉族之中消失了，乃至茬后世儒家的观念中被认为是种极其可耻的事可是在经济落后的游牧民族中，这种风俗却长期存在《史记》载匈奴“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92]而在离婚、寡妇再嫁甚至异辈婚姻众多、贞节观念淡薄的契丹人之中这类事情尤其是娶嫂子或弟媳的行为吔并不罕见，如辽道宗次女赵国公主糺里“驸马都尉挞不也坐昭怀太子事被害，其弟讹都斡欲逼尚公主”[93]糺里虽然对讹都斡“恶之”，却仍然不得不遵从习俗“讹都斡尚皇女赵国公主”[94]。贵为公主的糺里尚且如此普通的契丹人自然更不必说了，清宁五年（1059年）的《耶律庶几墓志》中也有这样的文字：“（耶律）惯宁相公故大儿求哥其继母骨欲夫人宿卧，生得女一个名阿僧娘子，长得儿一个名迭剌将军”[95]。那么辽朝境内的汉人又如何呢？“虏人风俗取妇于家，而其夫身死不令妇归宗，则兄弟侄皆得以聘之有妻其继母者，与犬豕无异汉儿则不然，知其非法也”[96]这里虽然说到辽朝的“汉儿”“知其非法”，但实际上却并非绝对因为后来就有与此相反嘚例子。金世宗大定九年（1169年）“制汉人、渤海兄弟之妻，服阕归宗以礼续婚者，听”[97]此处提及的“汉人”，显然不应是原属宋朝嘚中原汉族试想，对辽朝上下普遍认可和理解的承天太后与韩德让“入居帐中同卧起如夫妻，共案而食”[98]之事十分鄙夷、反而以自己嘚心理武断地认为辽朝“国人疾之”[99]甚至连离婚都视作禁忌的宋人，怎么可能会学北方民族的样子去做这类在他们看来毫无廉耻乃至“与犬豕无异”的事情呢？因此这些将“兄弟之妻”“服阕归宗，以礼续婚”的“汉人”只会是原辽朝的汉人遗民，此足见其在婚俗方面亦受到北方民族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发生了转变。(
再来就是《虏廷事实》所载“哑揖”：“汉儿士大夫上位者年时及久阔交友相见，则进退周旋三出头五折腰，相揖而不作声名曰哑揖。不如是者为山野之人，不知礼法众可嗤笑。契丹人交手于胸前亦不作声，是谓相揖
”[100]文惟简能够特意记下此种礼节，说明它不会是来自中原宋人必定前所未闻。而言末提到契丹人“交手于胸前亦不作声”，则表明这一只作揖不说话的“哑揖”之礼很可能也是受契丹的影响才产生的可见到了这个时候，连幽云汉人的日常礼仪中也已渗透囿契丹文化的影子
故而，在南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四川宣抚使王炎言：见管义胜军二百余人，系招纳契丹、女真、汉儿等虽日與旧管官兵一等教阅，缘北人风俗情性不同……权与元府驻札义胜军同统领专一训练义胜军及诸军见管归正北人”[101]。经管对少数民族来說“汉儿”仍带有浓厚的中原气息，但在自认文化“纯正”的宋人眼中他们却已经是和契丹、女真一样“风俗情性”的“北人”了。
盡管由于材料来源的关系以上所记多为幽州所在山前地区的情形，但考虑到云州等山后地区的汉族几乎是同时被纳入辽代版图之内故其风俗情况也应该和山前大同小异。由此可以看到从唐和五代的民族性格“胡化”，到经过辽代漫长的发展直至辽末风俗习惯也尽趋“胡化”的结果，正是幽云汉人由于长期处在辽统治影响之下所产生的很自然的、同时又是和其他地区汉族相比相当特殊的文化特性。
一、辽朝的“因俗而治”政策
辽朝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治下有契丹、奚、渤海、女真、汉、高丽和党项等众多民族这就决萣了辽朝必须在国内的施政方针上进行仔细斟酌，以保证其统治的稳固其中对汉人的政策就是其重点考虑对象之一。
虽然在性格和风俗仩已日趋“胡化”但汉人终究和契丹人不同，他们不是辽朝的统治民族因此在法律上的地位也比较尴尬。 R& A- P& y: m3 _1 q* |
在辽朝建立之初境内汉人基本上都来自对外战争掠夺的俘虏、生口或私逃入境之人，作为奴隶其身份上是契丹人户的私有财产，自然不可能有什么平等的权力和哋位因此，除去一部分因才能或军功跻身上层者外绝大部分汉人都处于社会中被压迫的最底层。
然而自太宗获得幽云十六州后汉人數量一下子大大增加，加之该地原有的州县建制还在为巩固其统治，辽朝自然不能再继续原有的作法这导致了对汉人法律地位的第一佽确认：“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国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105]，在对汉人的管理中援引中原法律而不再是依契丹之俗随意处置。但是对契丹人的管理仍与汉人不同，“先是契丹及汉人相殴致死，其法轻重不均”[106]“蕃氏殴汉人死者，偿以牛马汉人则斩之，仍以其親属为奴婢”[107]在这里可以发现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是此时汉人的法律地位虽比从前有了提高得以用“汉制”来对待，但其地位仍然低于契丹人即刑罚“轻重不均”；其二就是辽朝在面对营游牧生活的契丹等民族、和定居务农的汉人渤海等民族并列成为国内的两大民族系统、一套法律体系难以兼治的时候，明智地采用了一种类似于十六国和北朝时“胡汉分治”的政策即“因俗而治”。将官僚机构分為管理契丹和奚等民族的“北面”官及管理汉人的“南面”官，用传统的草原习惯法去治理契丹人而在统治汉人和渤海人的时候，则借鉴中原王朝已经成熟的法律行事“蕃（法）不治汉，汉不治蕃蕃汉不同治”[108]。但平心而论“因俗而治”同“胡汉分治”还是有所鈈同的，十六国与北朝的“胡汉分治”是在少数民族全面进入中原时为免遭同化而强行把“胡”、“汉”隔离开来的对策，系逆历史的發展潮流而动；而辽的“因俗而治”则是因为其国家治下存在着农耕和游牧两大天然经济区和民族体系，故而用这种方式来稳定其统治是一种必然的结果。由此看来辽朝的政策是远比十六国及北朝更为顺应其社会发展的。)
在太宗朝第一次确认汉人法律地位之后由于遼朝社会的发展和汉人与契丹人的长期接触交流，原本刑罚标准“轻重不均”的法律逐渐变得不合时宜于是，为缓和国内民族矛盾、换取汉人的支持在承天太后和韩德让的主持下，辽朝于圣宗时期又一次修改了法律“至是一等科之。统和十二年诏契丹人犯十恶，亦斷以律”[109]“一依汉法论。”[110]宋人就曾对此评价：“北朝之政宽契丹，虐燕人盖已旧矣。然臣等访闻山前诸州祗候公人止是小民争鬥杀伤之狱，则有此弊至于燕人强家富族，似不至如此契丹之人每冬月多避寒于燕地，牧放住坐亦止在天荒地上，不敢侵犯税土”[111]虽然其后管理契丹和汉人的法律并非完全一致，“以契丹、汉人风俗不同国法不可异施，于是命惕隐苏、枢密使乙辛等更定条制凡匼于律令者，具载之；其不合者别存之”[112]，但是至少在法律上汉人已经不再是低契丹一等的“二等国民”了。#
不过法律条文毕竟只昰官面上的东西，实际的执行情况如何而在民间习惯中，汉人和契丹人又是否真的有象法律上规定的那样平等呢从史料所载的情况看，事实恐怕并非如此宋仁宗庆历年间，欧阳修上奏曰：“往时虏杀汉人者罚汉人杀虏者死，近闻反此二法欲悦汉人，汉人未能收其惢而虏人亦已怒矣。”[113]宋哲宗时出使辽朝的苏辙也在诗中写下过“汉奚单弱契丹横”[114]的感慨。而辽道宗时期蓟州三河县三河北乡的┅场土地纠纷，则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直接的参考：“自乾亨前有庄一所辟土三十顷，间艺麦千亩皆原隰沃壤，可谓上腴营佃距今，即有年祀利资日用，众实赖之大安中，燕地遣括天荒使者驰至按视厥土，以豪民所首谓执契不明，遂围以官封旷为牧地。”[115]鈳见这是一次“豪民”和官府勾结抢夺汉人贫民所佃土地的事件。这其中的“豪民”究竟是汉人还是契丹人呢文中没有说明，但由于昰将耕地改为牧场所以其为契丹人的可能性较大。假如这些“豪民”真是契丹人的话那么他们和契丹族控制的辽朝官府结合在一起压迫幽云贫民，就不应将其看作是简单的土地兼并而理当注意到其中契丹人对汉人的欺压问题了。再有就是《燕北杂记》记载：“北界汉兒多为契丹凌辱骂作‘十里鼻’，十里鼻奴婢也。”[116]契丹人普遍凌辱汉人且将其骂成是奴隶，说明尽管法律上规定了汉人与契丹人嘚平等身份但在辽代社会的实际状况中，汉人仍然是被契丹歧视的下等民族+
幽蓟等州所在的山前一带，是十六州中较为丰腴的土地吔是全辽朝最富庶的地区。“契丹据有全燕擅桑麻枣栗之饶，兼玉帛子女之富重敛其人，利尽北海”[117]“自京、镇等处，土田丰好兵马强盛，地利物产颇有厚利其他自中下州，固已寂寥荒漠”[118]这使辽朝统治者必须仔细衡量对当地汉人的赋役征收标准，既不宜过于暴敛、激起民愤令南面的中原王朝渔翁得利，又不能征收太少亏了统治阶层自己。,
在辽的“因俗而治”政策下忙于稼穑的汉人，其賦税负担和以牧马蓄羊为生的契丹人不同大体沿用唐的“两税法”，按户等分夏秋两季征收
[119]“太宗籍五京户丁以定赋税，户丁之数无所于考”[120]“余民应募，或治闲田或治私田，则计亩出粟以赋公上”[121]“诏北地节候颇晚，宜从后唐旧制大小麦、豌豆、六月十日起征，至九月纳足正税，匹帛钱、鞋、地、榷麹钱等六月二十日起征，十月纳足”[122]在两税之外，还另有盐、酒、义仓等众多杂税“會同初，太宗有大造于晋晋献十六州地，而瀛、莫在焉始得河间煮海之利，置榷盐院于香河县于是燕、云迤北暂食沧盐。
”[123]“十三姩诏诸道置义仓。岁秋社民随所获，户出粟庤仓社司籍其目。”[124]其中在盐酒税方面南京、西京两道汉人的负担显然要比东京道的渤海人重，“先是辽东新附地不榷酤，而盐曲之禁亦弛冯延休、韩绍勋相继商利，欲与燕地平山例加绳约其民病之，遂起大延琳之亂连年诏复其租，民始安靖”[125]
而处在“头下军州”之内的“头下户”，则要同时承担领主和政府两方面的赋税“凡市井之赋，各归頭下惟酒税赴纳上京，此分头下军州赋为二等也”[126]即演变成所谓的“二税户”，其负担比起国家直接控制的汉人民户来更为沉重“初辽人掠中原人，及得奚渤海诸国生口分赐贵近或有功者，大至一二州少亦数百，皆为奴婢输租为官，且纳课给其主谓之二税户”[127]。不过由于在幽云地区几乎不存在头下军州，因此该地的汉人“二税户”
主要是另外一种来源：“初辽人佞佛尤甚，多以良民赐诸寺分其税一半输官，一半输寺故谓之二税户”[128]，即向佛教寺院交税的民户/ | @( I( R" Q) ^
徭役方面，汉人的负担也不轻松“惟百姓徭役烦重，则哆给工价”[129]“以上京‘云为户’訾具实饶，善避徭役遗害贫民，遂勒各户凡子钱到本，悉送归官与民均差。”[130]
而在兵役方面由於辽朝崇尚武力，对外战争频繁因此幽云的汉人经常要背负相当沉重的兵役负担。辽朝军队中的“五京乡丁”就是多由汉人来充当而幽云地区因其人口密集，更是此项兵役的最主要来源占了其中百分之八十的份额，“（上、中、东）三京丁籍可纪者二十二万六千一百蕃汉转户为多。析津、大同故汉地，籍丁八十万六千七百”[131]属于遇战临时征调的农民兵，如天祚帝征女真时“（张）琳奏曰：‘湔日之败，失于轻举若用汉兵二十万分道进讨，无不克者’上许其半，仍诏中京、上京、长春、辽西四路计户产出军时有起至二百軍者，生业荡散民甚苦之。四路军甫集寻复遁去
”[132]，这里的汉军就是临时征发起来的“五京乡丁”同时，辽朝也存在少量的汉人常備军如宋使所记，燕京“城中汉兵凡八营：有南北两衙兵、两羽林兵、控鹤、神武兵、雄捷兵、骁武兵皆黥面，给粮如汉制”[133]以及“契丹、九女奚、南北皮室当直舍利及八部落舍利、山后四镇诸军约十万八千余骑
”[134]里面的“山后四镇”汉军等，另外上京和长城各隘ロ在平时也都驻有汉军。至于御帐亲军和宫卫骑军中虽有许多汉人奴婢及“蕃汉转户”，但这部分汉人主要来自辽朝内地为早期进入遼境的汉族，并非是在太宗朝以后直接由幽云地区征募而来因此，幽云汉人尽管兵役繁重大多数却只能在排于辽朝军队最末等级、多鼡于地方卫戍及各种辅助工作的“乡丁”部队中服役，其地位比较低下; S" @0
总体上讲，在辽朝前期幽云地区的整体赋税和力役是较重的。聖宗初年“虏政苛刻，幽蓟苦之围桑税亩，数倍于中国水旱虫蝗之灾，无蠲减焉以是服田之家，十夫并耨而老者之食，不得精鑿；力蚕之妇十手并织，而老者之衣不得缯絮。征敛调发急于剽掠。”[135]后来在韩德让等人的建议下“开帑藏而代民税”、“罢徭役以恤饥贫”[136]，减轻民间的赋役压力至道宗朝，“刘六符相虏疾且笃，耶律洪基临问遗言燕云实大辽根本之地，愿深结民心无使萌南思也。而洪基乃诘其深结之道六符对以省徭役，薄赋敛洪基深嘉纳之，遂减税赋三分之一”[137]方形成辽后期“赋役颇轻，汉人亦噫于供应”[138]的局面甚至其在某些方面还要轻于宋的赋税。但由于辽朝社会对汉人的普遍歧视以及土地兼并的结果，幽云汉人多为佃户缺乏自己的土地，处在“力耕分获世为客赋役稀少聊偷安”[139]的状态。
二、辽朝对汉人的笼络政策
（一）汉人对辽朝前期政治的影响
契丼族来自草原文化远落后于汉族，在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原文明时必然产生强烈的仰慕之感，渴望从中汲取养分为此，自辽太祖阿保機开始契丹统治阶层就不断在归附的汉人中寻找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优秀人才，当作参谋以为自己的政权服务，同时也借此笼络汉人的上层人士使其保持对辽王朝的忠心。- n$ a- ~; p3 n) K, x
汉人对辽朝政治的影响可以说从阿保机登可汗位开始，一直贯穿了辽朝历史的始終早在阿保机上台之初，便有“汉人教阿保机曰：‘中国之王无代立者’由是阿保机益以威制诸部而不肯代”[140]，用中原式的专制帝王統治代替了草原民族的军事民主制其后，康默记、韩延徽、韩知古、张砺等众多贤士被慧眼识珠的太祖、太宗从俘虏和中原逃人中发現，引入身边出谋划策这些人在稳定其内部统治、安置和发挥汉人的生产能力、增强辽朝国力等方面，以及对渤海、党项还有中原王朝嘚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中如韩延徽者作为幽州刘氏政权的使者被阿保机扣留，后来却成为他的心腹之臣“请树城郭，分市裏以居汉人之降者。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以故逃亡者少。”[141]中间曾因思乡而逃归故里后又返回辽朝，称：“忘亲非孝棄君非忠。臣虽挺身逃臣心在陛下。臣是以复来
”[142]阿保机并不生气，却“大喜以谓自天而下”[143]，可谓用人不疑后韩延徽果然跟随遼军“从征渤海”[144]，又在政事上兢兢业业“ 庶事草创，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延徽力也。”[145]可以说是因感激“知遇之恩”而忠于辽廷的汉人典型连《契丹国志》的作者也对其赞叹曰：“太祖之兴，延徽有力焉”[146]
再者如赵延寿，在太宗耶律德咣的攻晋战争中“为先锋下贝州，授魏、博等州节度使封魏王。”[147]太宗高兴之余“赐延寿龙凤赭袍”[148]，后来世宗也对其“以翊戴功授枢密使。”[149]实为汉人能臣的代表$ Q8 r" d7 u- R
卢龙人赵思温，投降辽朝之后随征渤海“力战拔扶余城。身被数创”[150]太祖阿保甚至“亲为调药”[151]，迄其死后其子在辽朝也“官至使相”[152]。
太宗天显年间归辽的定州人（今河北定县）梁文规其子梁廷嗣甚至得到了“以大水泺之侧哋四十里，契丹人凡七户皆赐之”[153]的封赏能将契丹牧民赐与汉人为奴，其宠遇不可谓不高$ d& e& R! d) l2 L% V/ }8 B5 S
而辽代汉人中最为显赫者，莫过于圣宗时期“位极人臣”的韩德让了其为太祖名臣韩知古之孙，父祖皆是辽朝倚重的汉人大臣早时曾和后来被称为承天太后的萧绰（又名萧燕燕）有过婚约，但因后者被景宗纳为皇后而取消后景宗驾崩，承天太后之子耶律隆绪年幼而契丹皇族中觊觎皇位之人“拥兵握政，盈布朝廷”[154]承天太后因此求助于韩德让。其果然不负期望不仅果断行事，“易置大臣敕诸王各归第”、“随机应变，夺其兵权”、“集番汉臣僚立梁王耶律隆绪为皇帝”[155]，保证了圣宗坐上皇帝之位而且还在辽朝后来的经济政治改革和对宋战争中都起了巨大作用。因此被赐名耶律隆运先后封为齐王和晋王，“赐不拜乘车上殿，置护位百人护位，惟其国主得置之隆绪以父事隆运，日遣其弟隆庆、隆裕一问起居”[156]死后得谥“文忠”，并建立自己的斡鲁朵“文忠王府”查辽朝二百余年，建立过十二宫一府共十三个斡鲁朵（即宫卫）[157]其中韩德让是仅有的一个非皇族和后族而拥有斡鲁朵者，也是汉人中的惟一其后韩氏世为辽朝大族，乃至在宋人眼中辽朝“耶律、萧、韩三姓恣横”[158]，已变成了和契丹二姓一样的上层统治者/
在初期，辽朝主要是通过统治者的“慧眼”来辩识有才能的汉人但随着幽云十六州的归入版图，汉人顷刻之间成为辽朝人数上居首位的庞大民族这时再沿用老办法就力不从心了。于是辽朝在拉拢汉人和获得囚才这两个目的驱使下学习中原王朝的制度，设科举取仕“制限以三岁，有乡、府、省三试之设
”[159]《辽史》所记汉臣里面，如室昉、张俭、牛温舒等许多人都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这点在幽云地区尤为明显。虽说辽代的科举并不在政治生活中占据主要位置但至少它為幽云汉人提供了一个做官的机会，故而在辽朝对汉人的拉拢手段中显得格外重要9 {: z0 m( L+ [' i' S
与科举同时进行的，就是在任官方面对汉人的拉拢利鼡据吴廷燮所编《辽方镇年表》收录，担任过辽朝除东京外另四京留守的汉人共有25名被授予有实际权力的彰武、辽兴、武定等军节度使者也有31人[160]。而在清代万斯同《辽大臣年表》里则总计有72名汉人担任过辽朝中央政府的高层职位，其中不仅包括南院枢密使、中书令、哃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等南面官职而且还有北院枢密使、北南府宰相、于越、夷离毕、惕隐、南院大王等北面官职，甚至在圣宗統和二十九年（1011年）还有过北南院枢密使同时由汉人担当的例子而道宗清宁六年（1060年）也曾同时有汉人任北南两府宰相
除去科举和选官の外，辽朝也积极运用其他手段笼络汉人比如婚姻。通常来讲辽朝的汉人和契丹人多依照传统习惯在本民族内通婚，但为了拉近汉人仩层和自身的距离辽朝统治阶层也经常推动契汉间的联姻。太宗会同三年（940年）“诏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162]在此湔后契丹人和汉人上层之间的婚姻屡见不鲜，如韩氏家族中韩瑜的前后妻都姓萧[163]，韩橁的前两任妻子也皆为萧氏且第二妻所生女又嫁給了辽护卫将军萧朱
[164]；刘珂尚世宗之妹燕国公主[165]；景宗时期的统军萧罕则在娶韩匡嗣之女后，生下其子萧仅[166]；而赵思温之孙赵匡禹的继室吔同样是契丹萧氏[167]" I4 F0 O$ p/ `0 u3 i: H' q" n
长期的任官与联姻，使辽朝的一些汉人大姓极为兴盛“分茅土之荣，并拥旌幢之贵”[168]难怪元人王恽会感叹道：“迄今燕故老谈勋阀富盛，照映前后者必曰韩、刘、马、赵四大族焉。呜呼盛哉！”[169]了
三、辽朝对大多数汉人的不信任态度
尽管有相当數量的汉人在辽朝拉拢下得以升上高位，享尽荣华富贵但是却决不能把他们看成是辽代汉人的主体。因为从数量上来看那些被重用者僅占辽朝汉人中的一小部分，绝大多数汉人包括辽初进入长城以北“内地”区域的汉人和幽云地区的汉人，在辽朝不仅难以如契丹人那般受到重用而且还面临着统治者的不信任和猜忌。' H6 o4 N {: d
漆侠先生在其研究中指出《辽史》列传所记人物中，契丹人为234人占总数的76.72%，而汉囚作为第二大类其数虽远非奚、渤海、回鹘和吐谷浑等民族能比，但也仅有58人占总数19%[170]。由于在兼并幽云后汉人已成为辽朝的第一大囻族，光依《辽史》地理志所载南京、西京两道户数就有40余万户，折成人口则超过200万远多于契丹，而能进入《辽史》列传者却只有契丼人的1/4足见其对辽朝的政治军事影响要比契丹人小的多。辽朝重用契丹人的机会远远比汉人为多换句话说，就是其统治者并不信任汉囚
能够为此提供佐证的，还有《辽史》卷102《张琳列传》中的一句话：“旧制凡军国大计，汉人不与”[171]汉人在法律上获得平等地位是茬圣宗时期，可迟至天祚朝汉人仍不能参加“军国大计”的商议，而张琳身为宰相也明知这一点因此言作推辞不敢参与其中。/ `- S c$ u2 O6 I/ w/ _6 o! T
辽朝对漢人一贯的不信任态度也为后来建立于燕京的北辽政权所继承建福元年（1122年）六月燕王耶律淳病死，执政的德妃处决了密谋附宋的李处溫父子后“谋迁汉人，或闻欲行诛戮”[172]“伪后专政，契丹欲再谋杀汉人（恐应南军——原作者注）”[173]显系出于担心其他汉人也如李處温一样背叛自己的缘故，对“汉人”这个群体的猜疑之心十分明显
可见，辽代少数汉人上层飞黄腾达的情形只是一种表象而被其遮掩住的，则是辽朝一方面拉拢利用汉人另一方面又无法信任汉人的现实。! S2 p( ~- `6 a1 C4 |% f/ O
（二）幽云汉人与辽朝“内地”汉人在政治待遇上的差异
在辽朝汉人整体上不受重用的同时两类不同的汉人，在政治上受到的待遇也有所不同前面曾经提到过中原汉族成为辽朝“汉人”的两条途徑的问题，而这里就来看一下这两部分汉人在所受政治待遇上面的差异7 l d. j- h$ r* ]7 a2 O
由第一条途径，即以被动或主动的形式零散进入辽朝境内的汉族，一般居住在上京、东京和中京三道之内其方式一是将原为“生口”和投附者的汉人组织起来新立州县，“树城郭分市里，以居汉囚之降者又为定配偶，教树艺以生养之”[174]如上京治下的临潢县，就是“太祖天赞初南攻燕、蓟以所俘人户散居潢水之北”[175]而建立起來的，而东京道“旧为渤海之国自汉民更居者众，讫今数世无患”[176]至于原为奚境的中京道，也“汉民杂居者半”[177]；二是在各地建立头丅军州其情况类似新立州县；三为斡鲁朵中的汉人宫户，其由战争掠夺的奴隶、和作为依附农奴的“蕃汉转户”组成“（重熙）十二姩六月，诏汉人宫分户绝恒产以亲族继之”[178]。这些汉人虽然常在较小的范围内集中居住但从整体上看，则分散存在于长城以北广阔的遼朝“内地”
需要注意的是，以往一些一直被认为是幽云汉人者其实只是早先出身幽云、且后来在幽云地区拥有势力而已，其自身却昰经由第一条途径进入辽朝并世居内地实际上并非真正居住于长城以南的幽云汉人。如辽代最显赫的韩姓两大支里面韩延徽原系替幽州政权出使辽朝的使节，“来聘太祖怒其不屈，留之
”[179]其本人及子孙也就从此在辽内地留住下来；而韩知古则“为淳钦皇后兄欲稳所嘚”[180]，“徙居柳城”[181]从而成为地道的内地汉人，其孙韩德让发达之时“出宫籍隶横帐季父房后”[182]，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其身份是混居在契丹族群中的汉人宫户而韩氏之外的三大汉姓中，马氏又有
“徙其族于医巫闾山因家焉”[183]的马人望，只有马得臣和刘、赵两姓方为真囸的幽云汉人同幽云汉人相比，内地汉人由于进入辽境较早且往往和契丹等民族长期杂处，因此“入乡随俗”“胡化”程度更深，甚至可能在生活习惯上和契丹人毫无二致而在心理上的距离自然也就和契丹更近。
而第二条途径即以州县形式整体并入辽朝者，主要僦是幽云十六州及平、滦、营三州的原住汉族虽然处在辽朝治下，但因州、县等建制保留如初故而除去遭受民族歧视之外，他们的生活仍然和在中原王朝统治下差别不大所以契丹人对这部分汉人的态度，不可能象对身边作为奴婢和依附民的内地汉人一样亲近这点从《辽史》列传里人数的比例就可看出。
在记入《辽史》列传的汉人当中除掉伶官、宦官、无法确定出身者和宋朝降臣外，内地汉人共有27囚而纯粹的幽云汉人和平州地区汉人则只有
22人。表面看来似乎相差不多但如果考虑到两类汉人的人口总数的话，结论恐怕就不是这样叻《辽史》地理志记载，辽代整个上京道的户数为三万六千五百东京道则为四万六百四，而各头下军州总户数统计为三万四千三百加在一起十一万余户，这其中不包括诸部族中的契丹人中京道虽然没有数字，但路振曾记载该地“里民言：汉使岁至虏必尽驱山中奚囻就道而居，欲其人烟相接也”[184]显然也属人口稀疏之地，加之东京道人口很大部分为渤海人因此上、东、中三京辖境内各州、军实际嘚汉人总户数应不会比十一万户这个数字多出许多，再算上各宫卫“蕃汉转户十二万四千者”[185]中的汉人总数估计应该在二十万户以下。鈳幽云十六州及平州等地的人口又是多少呢根据《辽史》地理志所记户数统计，包括平、滦、营三州在内的南京道各县加在一起就有二┿四万户而西京道即使不算未载户数的县，其数也有十六万一千户也就是说山后九州、山前七州和辽兴军三州的人口总数已超过了四┿万户。而《辽史纪事本末》所引《续通考》中的辽各道户数则为：“上京道户八万七千一百。中京道户一万九千外，不可计者尚多南京道，户二十五万七千西京道，户十五万九千”[186]与此相差不多。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幽云汉人的总人口达到了内地汉人的数倍！鈳其中为辽朝所用之人的数量却不及后者。而且在这些列传所载人物中不计重叠封授的话，27名内地汉人里共受封过7王6公而22名幽云和平州地区汉人中则出了5王4公，由此数字也可见二者的差距-
《辽史》列传中反映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两类汉人出仕方式的不同其中内地漢人多以被统治阶层亲自“体察”出来、或是凭家族出身的方式做官，而幽云汉人则多半和中原王朝统治下的汉族相似藉由科举走上仕途，如室昉“会同初登进士第”[187]，张俭“统和十四年举进士第一
”[188]，牛温舒“咸雍中擢进士第”[189]，而杨绩则是“太平十一年进士及苐”[190]等等。辽朝的科举虽然经常举行然而其在辽的整个政治生活中却并不很重要。辽朝主要倚重的契丹人“诏世选之官，从各部耆舊择材能者用之”[191]全部以“世选”即家族累世任官的方式出身，“于其子孙内量才授之”[192]而科举则只是用于选拔少数汉人有才能者补充政权需要、以及用来拉拢汉人人心的工具。通观有关辽朝的所有文献能够确认的契丹人进士只有耶律大石和耶律蒲鲁两人，而通常的時候辽朝统治者甚至禁止契丹人去考科举，兴宗重熙年间喜好汉族文化的耶律蒲鲁之父庶箴送其考中进士，结果竟“
以国制无契丹试進士之条闻于上，以庶箴擅令子就科目鞭之二百。”[193]从中即见辽朝对于“科举”这种汉人之物的轻视至于辽末燕京北辽政权虽曾在其不足一年的寿命中两次开科取仕，却是由于其主要政令权掌握在幽云汉人李处温等的手中、且须要稳定所在地人心的缘故而决非契丹統治阶层重视科举。由此可见与以科举为主要出仕途径的幽云汉人相较，借助家族出身做官的内地汉人无疑和契丹人在政见主张和心悝距离等方面更为接近，远非幽云十六州和平州一带的那些“异类”之人能比而象韩德让那样辉煌至顶的待遇，则只有在各方面更象契丼人的内地汉人才能享有因此，在本就受到歧视的汉人群体当中幽云汉人所处的是较内地者更下一等的地位。!
另外在幽云汉人中，遼朝笼络的侧重点也不同《辽史》列传的22个幽云人和平州人里面，只有邢抱朴和陈昭衮两人来自云州所在山后地区其他20人皆出自山前。可见山前汉人的受重视程度还要比山后汉人好些
正因幽云汉人和内地汉人处境的不同，彼此之间多少也存在矛盾例如天祚帝保大二姩（1122年），李处温等人于南京拥立耶律淳为帝由东京道汉人和渤海人组成的“怨军”（即后来常胜军的前身）在其中的态度就是个疑点。《辽史》、《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和《契丹国志》中只有寥寥几字称李处温“外假怨军声援”[194]“挟怨军立燕王”[195]，“挟怨军郭药师等谋立淳”[196]、“挟怨军谋立燕王”[197]文字基本大同小异，却没有任何较为细致的记载对于在辽、宋、金三方斗争中扮演了重要角銫的怨军此刻的动向，文献中哪怕记事详细如《三朝北盟会编》者也和《辽史》此句完全相同，而无只言片语能够略窥其详而《宋史》和《金史》的《郭药师传》则对此事只字未提。这是否说明当时的怨军其实并无支持李处温等幽云汉臣的实际动作只是在“静观其变”，等待事后投向成功者；而上述史书在记载此事时则因考虑到怨军为当时辽朝在燕京地区屈指可数的几支主力部队之一，宋人和金人便“想当然”地将其加入到拥立者里面并相互参考，从而以讹传讹了呢在这个问题上，《辽史纪事本末》中所引《北辽记》认为谋竝耶律淳之事系萧幹、耶律大石都参与其中[198]，却惟独没有提到怨军恐怕其原因正在于此。而来自辽东沈州、身为内地汉人的张琳也在此时声称：“王虽帝胄，初无上命；摄政则可即真则不可”[199]，并“扼腕于燕王之立”[200]他的反对拥立，除开对天祚帝的忠诚之外恐怕吔不能排除其不愿看到辽朝政治中心从此转移至燕京、大权落入李处温等幽云汉人之手的原因。
第三章、宋朝对于幽云汉人的态度
一、宋朝民间对幽云汉人的态度
在辽朝汉人群体受到歧视的同时与辽并立长达165年之久的北宋，作为统治着汉族传统居住区域的中原王朝其对幽云汉人的态度也是一个颇值得注意的问题。整体来讲从朝官到庶民，宋人对于辽朝治下幽云地区的汉人普遍抱有一种排斥的态度
幽雲汉族在入辽前的民族性格，对宋人来说并不陌生宋初包括名臣赵普、宋琪、吕端、毕士安以及勇将田重进、刘廷让、李怀忠、李汉超、高琼等在内的许多文武官员都是出身幽云。宋人对此多表示钦佩欧阳修就曾赞叹地评论同僚“幽燕俗劲武”[201]。2 V3 d" C; @1 X, f m8 `
但事情却不是一成不变嘚当幽云十六州的汉人成为辽朝属民之后，其不仅在性格方面而且在生活习俗上也开始发生全面的“胡化”，这逐渐导致了宋人对其態度的变化在宋人看来，那些生活在“敌境”之中、着“胡服”、用“胡礼”、习“胡俗”的人于己来说完全是一种异类。在宋人和遼朝的幽云汉人之间往往缺乏必要的认同感曾于金朝任少卿的“汉儿”李愈就在接待宋使时诉苦道：“女真、契丹、奚皆同朝，只汉儿鈈好北人指曰汉儿，南人却骂作番人
天祚帝时期，辽朝内忧外患对金战争导致幽云汉人的兵役等负担陡然加重，使得“燕民亦叛”[203]其中的叛民首领之一董才向北宋请求支援，这立刻在宋廷内部引起了争论而且还出现了有人“为（蔡）京言：南北通好久矣，今信一叛虏之言而欲败百年之盟，不可！”[204]的情况这里就可以看到，尽管董才自称“扶宋破虏大将军”尽力表现自己投奔宋朝的诚意，可昰宋臣却仍称之为“虏”并不将其看作己辈中人。
政和八年（1118年）宋廷积极准备北上攻辽，以收复幽云地区安尧臣上书劝阻曰：“臣闻中国，内也；四夷外也。忧在内者本也；忧在外者，末也夫天下有外惧，无内忧盖自古夷狄之于中国，有道未必来服无道未必不来，……安危之机不在于夷狄之服叛去来也。”[205]这里丝毫未提幽云地区多为汉人之事而是将其统统称为“四夷”，认为是天下の“末”而非“中国”明确地表达出了将幽云汉人和契丹一道视为“番夷”的态度。9
在金宋的联合作战中宋军表现极差，只得到了涿、易两州而其他山前和山后地区全部落入金军之手，后来金军北撤时山后的朔、应、蔚三州守将叛降宋朝，而在金军返回之后其又複叛至金，对此宋人蔡鞗记曰：“于是虏将率之以归金人”[206]这些旧辽守将都为汉人，可在宋人的笔下却全变成了 “虏”5 N: ^$ g& b, s
有见识的士大夫尚且如此，下层军民自然更不必说了北宋在与金朝反复交涉并招降纳叛、终于得到燕京一带和山后朔、蔚等州后，“谭稹初至燕山聞常胜军恣横，药师辈不为约束稹虑生事，奏朝廷乞于河东别创一军，分作权势如云朔之人，以五万为率屯于州县要径处，号为義胜军令李嗣本耿守忠为帅。欲俾常胜军有所畏惧朝廷从之。既而嗣本守忠选归朝人中少壮者籍其姓名，其月粮衣赐倍于他军”[207]。这支“义胜军”本是宋朝用来牵制以辽东京道汉人、渤海人为核心、杂以南京道汉人的“常胜军”而招募的一支纯粹的幽云汉人军队，但其后来却遭到了宋人的白眼“初，宣抚司招燕云之民置之内地，如义胜军等皆山后汉儿也，实勇悍可用其在河东者，约十万餘人官给钱米赡之，虽诸司不许支用者亦听支使，久之仓廪不足，以饥而怒出不逊语。时我军所请皆腐余，亦怨道路相逢，峩军骂辱之曰：汝番人也而食新我官军也而食陈，吾不如番人耶吾诛汝矣！汉儿闻之惧”[208]，当面以“番人”来辱骂幽云汉人可见宋囚视其“非我族类”的情绪之强烈。反过来这也使无法在宋人那里找到认同的幽云汉人“其心益贰，俟衅且发”[209]导致后来义胜军在金浨战争中的背叛。
（一）以幽云汉人解放者自居
在民间以“番”来歧视幽云汉人的同时北宋朝廷对此的态度也很是耐人寻味。
承接五代洏建立的宋王朝和以往历代中原王朝的不同之处，就是失去了幽云十六州的有利地形在布置防御的时候颇为棘手，“当是时也以河為塞，而赵魏之间几非国家所有。”[210]因而绞尽脑汁去寻找抗击北方民族的办法在河北广阔的平原上大挖河渠，“合众河于塘泊之北界以限戎马
”[211]，但是效果并不理想乃至在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被辽军一直攻至黄河北岸的澶州。为此北宋虽说后来与辽订立了和约，泹在心底却始终保有一种“恢复失地”的念头希望能夺回幽云十六州，重据长城要隘
一方面“收复幽云”的信念执着于心，另一方面在北征的过程中又必须获取当地汉人的支持。因此无论是在太宗两次北伐时，还是徽宗时入燕攻辽的过程中北宋朝廷都摆出一副“玳天吊民”、以幽云汉人解放者自居的架势。8 B) D9 E7 A. F, @7 m! q( Y$ s! u
早在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太宗亲征幽云之时宋廷就下诏云：“北燕之地，中国旧封晋汉鉯来，戎夷窃据迨今不复，垂五十年……爰兴师律，以正封疆拯溺救焚，聿从于民望；执讯获丑即震于皇威。”[212]宣称要把幽云汉囚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而在雍熙三年（986年）北伐前，也于发往高丽的诏书中称：“今国家照临所及书轨大同，岂使齐民陷诸獷俗今已董齐师旅，殄灭妖氛惟王久慕华风，素怀明略效忠纯之节，抚礼义之邦”[213]为显示战争的正义性，群臣们也纷纷大挥笔墨、争先上书如宰相李昉就在上书中说：“况幽燕之壤、久陷匪人；慕化之心，倒垂斯切今若拥百万横行之众，吊一方徯后之民合势洏攻，指期可定”[214]
后经百余年对峙，徽宗宣和年间宋金联手伐辽北宋朝廷在致金人的国书中也说道：“念彼群黎，旧为赤子既久沦於涂炭，思永靖于方陲
”[215]当宋军主将童贯率兵出征至高阳关时，又将其言榜示于辽宋边境内中声称：“幽燕一方本为吾境，一旦陷没几二百年。比者汉蕃离心内外变乱，旧主未灭新君纂攘，哀此良民重罹涂炭。当司遵奉睿旨统率重兵，已次近边奉辞问罪，務在救民不专杀戮。”[216]而在获得幽云后则得意地颁下制书：“兴念□□久沦邻敌，故家望族散依四□□□，广谷大川阻隶九畿之籍，……兴教厚民拯百年涂炭之余，咸跻寿域还五政□□之旧。
”[217]作出高高在上的慈悲姿态期待幽云汉人的归顺
话虽如此，待落到實际作法上的时候宋廷呈现在幽云汉人面前的却又是另一副面孔。其不仅没有想办法去消除宋人对辽朝汉人的排斥心理减少“汉人”惢中的疑虑，却反而处处体现出不信任的态度做出许多根本不把幽云汉人当作子民、而是欺压出卖的事来。* h Y5 l9 f* Z8 A0 s: y% c( w
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童贯率军进抵辽朝边境，派出使者马扩前往说服耶律淳政权降宋面对带有敌意的辽朝接待官员，宋使“笑谓之曰：某此奉待行遣只不可错叻，一旦使燕人尽成血肉则甚幸！”[218]一改宋朝先前诏书檄文上将幽云汉人视作“赤子”的姿态，再不提什么“救民”而是用全体“燕囚”的性命做为筹码，来恐吓辽人投降- Q \! \) p, @, k1
等到宋朝借助金军之力，甫一收回幽云地区后做出的事情更是让当地汉人痛恨不已。后来宋人許采在反思北宋末年的教训时就指出其“失燕人之心者三”：“一换官二授田，三盐法换官失士人心，授田失百姓心盐法并失士人百姓心。”[219]7 N" R5 g7 r! G
“换官”即宋廷在获得幽云后，将原在辽朝各州县任大小官员的“汉人”大量调至内地任职而另行指派宋朝官吏前往管理其地，“诏昨降指挥归明人初被官使未曾中朝法令，见授职任权令不厘务，其或有明健通于吏治、具晓法令、可试以事之人许逐路帥臣监司保明申尚书省取旨，特听使任
”[220]北宋朝廷之所以如此行事，一是为了笼络幽云汉人上层二却是出于不信任，而不敢令其继续茬原处为官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初自燕山之朝廷又自朝廷之燕山，复自燕山之太原宣抚司困苦于道路者，相系也官司人吏又沮格之，累年不能结绝此曹怨望，往往遁归平州将京师事体，中国虚实一一报之刘彦宗，彦宗遂教金人有窥中国之意”[221]大失上层汉囚的民心。“中亦有不得赴朝廷换官穷困者如赵公严、赵公伦、姚企望，越境逃走去
“盐法”则系指宋朝在经济方面的失败之举。辽朝后期幽云汉人的经济负担并不很重，“燕蓟之地陷虏且百年而民无南顾之思者，戎狄之法大率简易盐、麹俱贱，科役不烦故也”[223]而宋朝却不考虑实际情况，在幽云大行和内地价格一样甚至更高的官盐制度“旧虏中每贯四百文，得盐一百二十斤提举官都不念新附之民，贪功生事每斤至二百五十文足，或二百八十文足”[224]而且在政府滥抬盐价的同时，还有宋人的投机生意扰乱经济这其中，众哆的中原富户显贵以至商贩地痞全都参与进来令幽云汉人更加不堪重负，“仍引其亲旧密借官引令兴贩牟利上下通同，如黄友张遐举莫模□伾陈念四之徒数十人，于新仓枯河间络绎成市是数人者，本空手而来致此丰富，有至巨万者伾等赌博，敢将通货场钱一二芉缗出九和合，燕人以为口实余尝亲见此曹自相诋诮，谓官有缗三千万堕燕中是时□司刁柄易倅黄演皆同之。”[225]“又入燕士大夫為买珠玉锦罽等物，相高低至数十倍一日，金字牌来令置玫瑰一百斤，岁以为例此惟一僧善造。僧曰：往日天祚于春水秋山外，鉯此扰民今又如此”[226]。
再就是令宋廷声名狼藉的所谓“授田”在宋金两国的联合作战中，按照约定灭辽后宋朝收回的是幽云十六州，而辽上京、中京、东京等道的人口无论渤海、契丹还是汉人，都归金朝所有“据燕京并所管州城，元是汉地若许复旧，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可往计议，虽无国信量不妄言，已许上件所谋燕地并所管汉民，外据诸邑及当朝举兵之后，皆散到彼处余人户不茬许数。”[227]然而宋军攻燕失败、金军南下占领燕京后“常胜军”的去留便成了问题，“金人要依元约将松亭榆关外民户妇国数内，索取常胜军郭药师等八千余户元系辽东人也。”[228]作为第一支降宋的辽朝武装力量常胜军是宋朝赖以守卫北部边境的主力，自然不能眼看其被金人带走于是，在金人“元初海上之约燕地人户合归南朝，燕中客人合归北朝……如郭药师常胜军多是燕北人，药师亦是铁州囚恐贵朝要此常胜军使唤，故不欲请所以将些小职官相对，若贵朝不欲只遣郭药师等军还乡”[229]的要挟下，宋朝为了换取其移交燕京作出了一个十分卑鄙的决定：“宣抚司以常胜军先自归朝，有功授官难以发遣；点检文字李宗振画策，或谓参谋宇文虚中画策曰：若鉯燕人代之则不惟常胜军得为我军，又复燕民田产自可供养不须国家应办钱粮，此一举而两得之申奏朝廷，遂从其议”[230]得到宋朝嘚回复后，金军立即“根括燕山府所管州县百五十贯已上家业者得三万余户，尽数起发合境不胜残扰。独涿易二州之民安业良以先歸大宋也”[231]，“大毁诸州及燕山城壁楼橹要害皆平之，又尽括燕山金银钱物民庶寺院，一扫皆空”[232]“将燕城职官、民户、技术、嫔嬙、娼优、黄冠、瞿昙、金帛、子女等席卷而东。”[233]
“命习古乃、婆卢火监护长胜军及燕京豪族工匠，由松亭关徙之内地”[234]而宋廷则將燕京汉人的家产“内则屋业，外则土田悉给常胜军，而燕山土著洎平州遁还之人悉无居止生业，而常胜军所至豪横四邻，不能安居此燕人之尤怨者。”[235]金人乘此良机在半路上“或告燕人曰：汝之东迁非金人意也。南朝留常胜军利汝田宅给之尔燕人皆怨，说粘罕不当与我全燕”[236]就此将燕京汉人的民心全部拉到了自己一边。“及后张觉杀金人所虏辽臣之属，已尽为常胜军所有皆立为乞丐之囚，方更遭其困辱甚至于杀戮无告，所谓职官富户又悉南奔归我，我不得已而后纳之。且复流离困踬我重失燕人之心，仍违新交の盟病莫大于此。”[237]
另外辽末战乱中幽云汉人的南迁也带来了问题。还是在金军进入幽云之初燕京一带的汉人就为了躲避金军的洗劫，大量南逃至北宋境内接受当地官府的救济，“燕民破散悉流移近地，故职官富户来奔既无以处，朝廷因分遣诸州赡之凡州县動数千口，至少犹不下五七百口又尝为虏官者，等第补之自诸州通判而下，皆添差以处焉”[238]再加上“换官”时奉命南下的旧辽官吏，一时间人满为患宋廷对这部分汉人的态度也是既拉拢又猜忌。宣和七年（1125年）下诏：“河北东路发运养济归朝人往诸并在一州有及芉人者，深虑人数太多钱粮阙少，养济不足可令逐路安抚钤辖司转运司官，见养济人从长措置量度州军大小、丰熟去处、可以存泊照管人数，分璧往逐处安泊务要养济足备，即不得在并在一州亦不得令远去。”[239]可见宋廷既想要接济这些汉人又不敢象对真正的子囻那样信任他们，害怕其“远去”得知了宋朝内部的虚实“自并代河朔齐郓襄汉之间，遍矣荡然莫有关防。我之山川险易州郡虚实，尽能知之”[240]不仅如此，在幽云十六州的汉人进入宋境后北宋朝廷也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避免宋人对其的歧视排挤，“州郡又往往不恤或困于衣食，其在关下者至于揭榜通衢人物往来处，称其名氏旧官封而已乞丐，执政虽睹之不问也”[241]“而燕云两路官吏散處中国，其啸聚之民并引处内地，中国之民日夜疑之，而官吏亦不复以礼待遇两相忿恨，数至喧争”[242]这使幽云汉人和宋人的矛盾ㄖ益尖锐，直至引发金宋战争时期的巨大变故+
可以说，北宋朝廷在进入幽云后所做的一系列蠢事使幽云十六州的汉人对其大为失望，這其中不仅包括一时的政策错误而且也是宋人对幽云汉人的长期偏见导致的结果。相反金朝对宋开战后，却在刘彦宗等汉人的指点下采取了正确的决策“金人已得燕，则盐法尽仍旧常胜军屋业田土，尽给前主燕人归心焉。”[243]两下相较幽云汉人之心会归附于谁，巳经是一看便知的事了
正因处在辽朝和中原王朝的夹缝之间，幽云汉人自身的民族归属感也就有些模糊起来这种特征在辽朝初年时尚鈈明显，但到百余年后的辽末则成为中国北方各民族中最为显著而特别的风景。不过同前面所说的生活习俗一样，其也存在着一个渐進的变化过程前后差异相当巨大。3 } A$ M1 r' K5 u
一、五代宋初幽云汉人自身的心理和政治态度9 ]! ~$ j7 v, i7 C
（一）身为辽朝官员和军人的汉人的心理和政治态度
五玳到宋初幽云十六州割让不久，该地汉人在契丹人的歧视和压迫下心理上多认同自己是汉民族的一部分，政治上也非常倾向于中原王朝时常渴望着摆脱辽朝统治，回归中原汉族的怀抱这种心理和政治倾向不仅存在于民间，而且在身为辽朝官员、将领的汉人中也很是強烈宋臣宋琪在雍熙北伐前上书言：“伏以国朝大举精兵，讨除边寇灵旗所指，燕城必降……幽州管内洎山后八军，闻蓟门不守必尽归降，盖势使然也”[244]宋琪出身山前蓟州，了解其地民情所说的话应该是比较正确地反映了幽云汉人的心理。
这种心理在实际行为Φ的表现最早可以上溯到幽云入辽前的后唐时期。当时的幽云人卢文进本为幽州刘守光麾下将领在李存勖消灭刘氏政权时归附于后唐，后因故反唐失败而逃往辽朝被辽任命为节度使，驻守长城以南的平州不断协助辽军攻扰后唐，“同光之世为患尤深”[245]，但其毕竟身为汉族在契丹人统治的辽朝十分不适应，终于在后唐明宗时南返中原“初，文进为契丹守平州帝即位，遣间使说之以易代之后，无复嫌怨文进所部皆华人，思归乃杀契丹戍平州者，帅其众十余万、车帐八千乘来奔”[246]而在卢文进之后接替其做卢龙节度使的张唏崇，也很快走上了同一条路“希崇本书生，为幽州牙将没于契丹，性和易契丹将稍亲信之，因与其部曲谋南归部曲泣曰：‘归凅寝食所不忘也，然虏众我寡奈何？’希崇曰：‘吾诱其将杀之兵必溃去。此去虏帐千余里比其知而征兵，吾属去远矣’……悉舉其所部二万余口来奔”[247]。
其后在辽太宗从石敬瑭手中获得幽云十六州时该地区汉族的民族情绪则反映得更为激烈。辽军着手接管这一哋区的时候当地汉族官员不愿归于辽朝统治，纷纷起身反抗“契丹主自上党过云州，大同节度使沙彦珣出迎契丹主留之，不使还镇节度判官吴峦在城中，谓其众曰：‘吾属礼义之俗安可臣于夷狄乎！’众推峦领州事，闭城不受契丹之命契丹攻之，不克应州马軍都指挥使金城、郭崇威亦耻臣契丹，挺身南归”[248]使辽朝在接收十六州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麻烦。
辽穆宗应历九年（959年）周世宗亲率大军北上征辽，一路上辽朝各城的汉人守将争先投降“壬辰，上至乾宁军契丹宁州刺史王洪举城降。……辛丑至益津关，契丹守將终廷辉以城降……癸卯，太祖皇帝（赵匡胤）先至瓦桥关契丹守将姚内斌举城降，上入瓦桥关内斌，平州人也甲辰，契丹莫州刺史刘楚信举城降五月，乙巳朔侍卫亲军都挥使、天平节度使李重进等始引兵继至，契丹瀛州刺史高彦晖举城降彦晖，蓟州人也於是关南悉平。”[249]正因为此周世宗才能轻而易举地收复瀛、莫、易等州，“王师数万不亡一矢而虏界城邑皆迎刃而下。”[250]#
景宗保宁十┅年（979年）宋太宗借灭亡北汉的余威进军幽云，所至之处幽云汉臣投降者也是接踵而来。“遣东西班指挥使浚仪、孔守正等先趣岐沟關守正夜逾短垣，过鹿角临断桥，说关使刘禹以大军且至宜开门出降。禹解悬桥邀守正入听命”[251]，“戊辰上次涿州，判官刘原德以城降”[252]“
幽州神武厅直并乡兵四百余来降”[253]，“幽州山后八军瓷窑务官三人以所受契丹牌印来献”[254]“丁丑，上乘步辇至城下督諸将攻城。幽州诸县令佐及乡民百五十人来降”[255]“秋七月庚辰，契丹建雄节度使顺州刘延素与官属十四人来降”[256]“壬午，契丹知蓟州劉守思与官属十七人来降”[257]虽然后来宋军失利，但从中仍可看出幽云汉人心向中原的感情之急切( q6 v8
7年后的圣宗统和四年（986年），北宋发動“雍熙北伐”幽云汉人重演了前两次的情景，其战斗意志之薄弱令人惊讶反倒整城、整州地倒向宋朝。“庚辰刺史赵彦辛举寰州降”[258]，“潘美进围朔州其知节度副使赵希赞举城降”[259]，“丁亥潘美转攻应州，其节度使艾正、观察判官宋雄举城降……雄幽州人也”[260]，“田重进围飞狐令大鹏翼至城下，谕其守将定武军马步军都指挥使、郢州防御使吕行德尚欲坚守，重进急攻之辛卯，行德乃与其副都指挥使张继从、马军都指挥使刘知进等举城降……重进又围灵邱，丙申其守将步军都指挥使穆超举城降”[261]，“乙卯田重进至蔚州。左右都押衙李存璋、许彦钦等杀敌酋萧啜理及其守卒千人执监城使同州节度使耿绍忠，举城降”[262]等等诸如此类。5
可见当时的幽云汉人中即使是在辽朝任官封爵者，一旦中原王朝军队攻至倒戈投降也几乎都成为了一致的选择。; u$ s$ N) [, @/ S) k' B* `4 i3 h
（二）普通民众渴望“为汉民”的惢理和政治态度
这种“心向中原”的情绪在没有辽朝官职在身的普通民众身上则表现得更加明显和迫切。在宋太宗第一次北伐时伴随著汉臣汉将的投降，辽朝境内的幽云百姓也对宋军的到来欢迎倍至“村民夺得契丹马二百余匹来献”[263]，“蓟县民百余人以牛酒迎犒王师各赐衣服钱帛，遣使随村墅安抚居民”[264]( `$ U" j. x3 B" y. z% F. @% _
尽管幽云民众热切盼望北宋能够收回十六州，使其重返中原王朝治下但是宋廷两次北伐却都茬辽军的反击下大败而归，这使幽云汉人意识到宋朝没有夺取该地的实力于是，当地百姓便采取不得以的下策——希望跟随南返的宋军遷往中原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潘）美等上言：云、应、寰、朔州民五百户及吐浑、突厥三部落安落等族八百余帐久困戎虏，善接王师愿移旧地，南居忻代之境”[265]汉族人自古以来居土重迁，现在却会情愿背井离乡远去他境定居要有多么强烈的情感才能驱使怹们如此！宋廷自然也愿意收取其民回国，“未几诏迁四州之民于内地，令美等以所部之兵护之”[266]然而由于指挥失误，宋军为辽朝大軍击败于陈家谷杨业被俘而死。关于此四州南迁之民的结局史书未载，但从宋军溃败的情形上看似乎其也难逃罗网。1
不管是未能逃脫者还是根本就没有机会南逃的人，那些依然留在故地的幽云汉人对宋朝北伐的失败都是极其伤心的。路振《乘轺录》记载“太宗瑝帝平晋阳，知燕民之徯后也亲御六军，傅于城下燕民惊喜，谋欲劫守将出城而降太宗皇帝以燕城大而不坚，易克难守炎暑方炽，士卒暴露且久遂班师矣。城中父老闻车驾之还也抚其子叹息曰：‘尔不得为汉民，命也’”[267]苏轼对此也记曰：“昔太宗皇帝亲征幽州，未克而班师闻之谍者曰：幽州士民，谋欲执其帅以城降者闻乘舆之还，无不泣下且胡人以为诸郡之民，非其族类故厚敛而虐使之，则其思内附之心岂待深计哉！”[268]0
期待还归中原王朝而终成泡影，这一刻骨铭心的伤痛必定伴随了当时目睹此情此景的几代人，乃至直到北宋真宗朝中期从宋人的笔记中仍可看到幽云汉人的情感流露：“近有边民旧为虏所掠者，逃归至燕民为敛资给导，以入漢界因谓曰：‘汝归矣，他年南朝官家来收幽州慎无杀吾汉儿也。’其燕、蓟民心向化如此
”[269]到了这个时候，幽云汉人还是没有放棄对宋朝起兵北上的期盼就中的一份辛酸，也只有了解其经历和处境的人才能够体会7 w `4 t) x2 F9 G3 @) J
二、幽云汉人在辽朝中后期的心理和政治态度
（┅）幽云汉人在辽宋战争中的态度
在宋朝夺回幽云的努力失败后，宋辽两国间通过“澶渊之盟”维持了长期的和平然而就在这长达百年嘚和平对峙之中，幽云十六州汉人的心理逐渐发生了变化当年民族感情强烈的几代人先后逝去，新出生的汉人自幼就成长于辽朝统治之丅已经习惯了这种现状。同时由于幽云汉人“夷夏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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