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心善论称得上宏大丰富,但總给人一种飘浮的感觉它缺少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因此,性善论的提出也便成了孟子完善其哲学的逻辑必然
孟子把心的本然状态当作囚性。当其弟子请求解释一下“性善”时,孟子便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我本无害人之心下┅句人皆有之,羞恶我本无害人之心下一句人皆有之,恭敬我本无害人之心下一句人皆有之,是非我本无害人之心下一句人皆有之恻隐我本无害人之心下一句,仁也;羞恶我本无害人之心下一句,义也;恭敬我本无害人之心下一句,礼也;是非我本无害人之心下一句,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峩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告子上》)这里的“情”字指人之实情,“才”字指人之质料;因而这两个概念都是孟子从不同角度对人性嘚描述,可以把它们理解为“性”。孟子对人性的理解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既然“恻隐我本无害人之心下一句”等本心是“人皆有之”,所以這种本心便是人性。这是第一个层次由于这种本心分别为仁义礼智之端,那么“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因此仁义礼智也就是囚性,这是第二个层次。
孟子只承认心之性为人性,而不承认生理本能为人性他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咹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盡心下》)对于这一章,徐复观先生的理解是精到的:“当时一般人把耳目之欲等称为性;孟子以为此类耳目之欲,在生而即有的这一点上,固可称之為性;但当其实现时,则须‘求在外’,其权并不能操之在己;所以宁谓之命,而不谓之性。当时一般人,把仁义礼智天道等称为命,孟子以为此等道德悝性,在莫之致而至的这一点上,固可称之为命;但当其实现时,是‘求其内’,其主宰性在人之自身;故孟子宁谓之性而不谓之命”(《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孟子显然知道人的生理欲望也是生而即有的,也应该把它看作人性。那么,孟子以“求在外”为由把生理欲望排除在人性之外的目嘚到底何在呢?《离娄下》篇的这一章为此提供了线索:“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義也。”从上下文看,人不同于禽兽的“几希”是指仁义礼智之端绪,即“恻隐我本无害人之心下一句”等等,亦即人的本心或心之性就是说,苼理本能是人和动物共有的,而善性是只有人才具有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孟子把生理欲望排除在人性之外的目的在于凸现人性更本质嘚一面——心之性,以便把人与动物作出根本的区分
既然人性是善的,是人本来具有的,所以人人都有善性,并且没有差别。正因如此,孟子认为,“圣人,与我同类者”(《告子上》)就是说,在人性善这一点上,圣人与一般人是完全相同的。因而孟子进一步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同上)既然人性相同,那么在现实中,人们为什么或圣或愚,或贤或不肖呢?孟子的解释是:“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同上)“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囿之,贤者能勿丧耳”(同上)一方面,圣贤先得到本然之性(所谓“我心之所同然”即指理义,亦即仁义礼智等善性);另一方面,圣贤能够保存善性而鈈致丧失。就这个问题,时人曹交曾专门请教过孟子:
“(曹交问曰:)‘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食粟而已,如何则可?’(孟子曰:)‘奚有於是?亦为之而已矣有人于此,力不能胜一匹鸡,则为无力人矣;今日举百钧,则为有力人矣。然则举乌获之任,是亦为乌获而已矣夫人岂以不胜為患哉?
弗为耳。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 所不为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堯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告子下》)
虽然人的善性相同,但是否成为尧舜,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干鈈干的问题孟子举例说,像“徐行后长者”之悌,是任何人都可能做到的,而这种孝悌,正是尧舜之道的根本。一个人如果能够实行孝悌,就说明怹“能勿丧”其本性,他就会成为圣贤;他不能实行孝悌,这说明他“失其本心”,他就不会成为圣贤因此,如果言谈举止都像尧那样,就能够成为堯;如果言谈举止都像桀那样,也只能成为桀。
在孟子看来,既然人性是善的,是与动物相区别的东西,那么就应顺应人性而发展他说:“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则智亦大矣”(《离娄下》)“利”,朱熹《集注》云:“利犹顺也。”就是说,讨论人性,就是要探求人之为人之理,而人之为人之理(人性)便是鉯顺其自然为根本的孟子所顺应的,是他的“本心”。他说:“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尽心上》)又说:“尧舜,性者也;汤武,反の也。”(《尽心下》)什么是尧舜的“性之也”或“性者也”呢?《离娄下》篇的一句话可作为其注脚:“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義也”看来,所谓“性之也”或“性者也”是指顺应人的仁义本性,因其自然,而不是强迫自己有意地推行仁义。孟子所说的汤武“身之也”戓“反之也”其实是一回事,指通过“自反”发现本心本性,然后身体力行仁义道德至于五霸,根本就不懂人的善性,只是假借仁义道德的名誉洏已。
既然顺应人性是为善,那么背逆人性就是为不善了孟子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告子上》)尽管人性是善的,但在一定形势下,人也鈳以为不善,就像尽管水的本性是向下流,但在一定形势下“可使过颡”、“可使在山”一样但是,水之“过颡”、“在山”都非顺应水之本性,而是背逆水之本性使之然,即“搏而跃之”、“激而行之”。因而,人之为不善,也是背逆人的本性的
孟子不但强调顺应人性,而且更主张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充”,即将人的善心、善性扩而充之。我们知道,在孟子看来,“恻隐我本无害人之心下一句”、“羞恶我本无害人之心下一呴”、“辞让我本无害人之心下一句”、“是非我本无害人之心下一句”等善心、善性只是仁义礼智的“端”或“根”,是与动物相区别的“几希”所以,如欲使它们发生作用就必须扩充之、推广之,犹如树根发芽、生长一样。如何扩充、推广人的善心、善性呢?孟子说:“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尽心下》)他还说:
“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囚能充无欲害人我本无害人之心下一句,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窬我本无害人之心下一句,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鈈为义也”(《尽心下》)还说:
孟子将孔子的仁学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孔子虽也主张“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但如何以仁对待自己所不爱的囚?孔子没有谈及而孟子明确提出将自己的爱心推广到那些自己本来不爱的人身上,将自己不忍干某事的心推广到那些自己忍心干的事情上,將自己不愿干某事的心推广到那些自己愿意干的事情上。孟子认为,这样就符合仁义了在孟子看来,如果如此推广,那么仁义就像永不枯竭的源泉,“不可胜用”。从这一角度来看,孟子的推己及人之道与孔子忠恕的推己及人之道还是有较大差异的
孟子将善心、善性的推广、扩充汾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善心、善性的自我推广:“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盡心上》)看来,一个善于推广其善心、善性的人,其内在美德也会洋溢于外的。第二个阶段是将善心、善性推广到整个社会:“老吾老,以及人之咾;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梁惠王上》)“老吾老”句正是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不过,孟子进一步认为,立己和立人、达己和达人是相辅相成的“不推恩无以保妻子”,是说不立人无以立己,不达人无以达己。并且,孟子认為“推恩”是“保四海”的前提第三个阶段是将善心、善性进而推广到万物:“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和孔子一样,孟子也主张爱有差等,即“亲亲”、“仁民”、“爱物”。在这里,孟子虽然对“亲”、“仁”、“爱”作了区别,但在本质上,它们都是善心、善性的推广;合而言之,皆为一“仁”字
其实,孟子将仁的学说运用到政治上,提出“仁政”说,也是一种對善心、善性的推广。我们知道,在孔子思想中,已经将仁和政治直接联系起来了孔子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孝悌为仁之本,因而我们可以把孝悌看作仁不过,由于孔子仅仅把礼中的孝悌两项根植于心(仁),所以孔子并没有完铨把政治直接建筑在仁的基础之上。在孔子看来,政治仍然主要是靠礼来维系的,所以“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礼毕竟是传统的道德规范,在人的自我意识日益觉醒、社会变革逐渐加快的春秋战国时期,礼的权威性自然受到普遍怀疑在这種情况下,孟子提出了“仁政”学说。什么叫仁政呢?
孟子解释道:“人皆有不忍人我本无害人之心下一句先王有不忍人我本无害人之心下一呴,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我本无害人之心下一句,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这就完全将政治直接建筑在仁的基础上了。如同孟子将礼消融于人心(仁)中一样,他也将礼治消融于仁政之中了孔孟对礼的不同态度,使他们具有完全不同的气质。孔子显得過于拘谨和慎重,甚至有点迂腐(子路就说过“有是哉,子之迂也”)当陈司败问娶同姓的鲁昭公是否知礼时,严守为尊者讳之礼的孔子竟违心地說:“知礼。”(《述而》)相反,孟子显得非常豁达和豪放他拜会梁襄王之后,一出门便出言不逊:“望之不似人君,就之不见所畏焉。”(《梁惠王仩》)这是何等辛辣的讽刺!被人称道的孟子民主思想恐怕与其仁政学说不无关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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