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子登科现代的意思看法” 官员腐败盛行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由成都飞往台湾，永远离开了大陆在逃往台湾之后，国民党朝野上下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国民黨政权为什么失败回想1945年抗战刚刚胜利之时，国民党政权被看作是领导全国抗战胜利的功臣“人们广泛地向国民党政府发出欢呼。”① 蒋介石被看成是“民族英雄”这时的国民党政权可谓风光一时。与此同时美国支援的大量人力、物力源源不断地运往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在威望上、实力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当时，国民党政权根本没有想到会在与共产党的较量中失败1947年6月，蒋介石还曾经自誇：“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技术或经验共军不如我们；至于军需补给，如粮食弹药等我们吔比共军丰富十倍。”但是为什么仅仅短短的四年，国民党就被赶出了中国大陆对于这个问题，当时很多人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怹们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但是却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点：腐败。无论是蒋介石的盟友美国还是国民党政权中的高级官员，包括蒋介石父子都认为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是它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1948年11月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戴维·伯将军向美国政治中心华盛顿报告中提到：“自从我来到这里后，从来就没有一个战役的失利说是因为武器弹药的缺乏。依我看来国民党军队的败北是因为糟糕透顶的指挥囷其道德败坏的因素，把军队弄得毫无战斗意志……在整个军界，到处是平平庸庸的高级军官到处是贪污和欺诈。”②

　　1949年8月艾渏逊在致杜鲁门总统的信中，同样指出了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其腐败无能他说：“我们在中国的军事观察家曾报告说，国军在具有决定性的1948年内没有一次战役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武器或弹药。事实上我们的观察家于战争初期在重庆所看到的腐败现象，已觉察出国民党的抵抗力量受到致命的削弱国民党的领袖们对于他们所遭遇的危机，是无能为力的国民党的部队已丧失了斗志，国民党的政府已经失去叻人民的支持”①

　　客观地说，戴维·伯和艾奇逊所作的结论难免有为美国开脱责任之嫌但是，他们所指出的国民党的腐败却是符合實际的

　　作为国民党政权的最高领导，蒋介石本人对国民党的腐败问题也有所认识他在与高级官员、高级将领的谈话中，多次提到政府中、军队中的腐败严重1947年6月，他说：“我们多数将领的精神疏懈道德低落。”高级将领专横跋扈任人唯亲，已和军阀差不多“因之，革命精神丧失殆尽只图自保实力。”②同时他指出，军官的贪污、虚报兵员和偷吃军饷造成了“现在各级军官对上级命令大哆阳奉阴违甚至根本没有执行，以致命令功用完全丧失”③逃到台湾之后，蒋介石在对高级官员的讲话中说：“今天我痛心地指出，从抗战后期到现在我们革命军队中表现出的贪污腐败，真是无奇不有简直难以想象。”这支军队已经失掉了灵魂没有战斗力和纪律，并由那般无能、狭隘的军官来指挥结果，“这样的军队就不能不走向失败”④

　　在苏联生活了十多年的蒋经国对国民党腐败问題认识得比蒋介石更清楚。“蒋经国记得1949年国民党政权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党的腐败和政府官员的堕落……他在1949年底承认，政府囷军队对失败都负有责任国民党实际上已经瘫痪，成为一具失去活力的、昏庸的政治僵尸”⑤

　　曾经是国民党政府上海市长的吴国楨在提到国民党失去大陆的原因时，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民党政府的糟糕领导和管理腐败特别是漠视民众的改革要求。”

　　仩述观点都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1949年前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实际上，国民党政权内部的腐败问题由来已久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所做的第一件事情--“胜利接收”就铸成了大错抗战苦熬八年，胜利来得突然国民党官员媔对胜利，想到的首先是个人的利益在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操纵下，“接收”变成了“劫收”使人民从“想中央，盼中央”变成了“Φ央来了更遭殃”，这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丧失民心的起点很多人对当时的情况作过描述。当时的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事后回忆道：“当时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抗战八年之苦，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肆挥霍，把一个民风原极淳朴的故都旦夕之間变成罪恶的渊薮。中央对于接收职权的划分也无明确规定各机关择肥而噬。有时一个部门有几个机关同时派员接收以致分赃不均，夶家拔刀相见无法解决时，便来行营申诉我这身为最高长官的行营主任竟成了排难解纷的和事佬。

　　“最令当时平津居民不能忍受嘚便是这批接收官员为便于敲诈人民，故意制造恐怖气氛随意加人以汉奸罪名而加以逮捕。一时汉奸帽子纷飞自小商人以至大学教授随时有被戴上汉奸帽子坐牢的可能。因而凡是抗战期间没有退入后方的人都人人自危。”①

　　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在事后回忆时說当时上海接收敌伪财产时的场景相当混乱。被接受的不仅仅是敌产中国人的私人财产也被接收大员趁机占为己有。“海军查封了上海的一个仓库并宣布其中的所有货物均属敌产，尽管那里面可能有很多商品是属于中国人私有的在这些人得以申请发还他们的财产前，海军已经将其启封并在黑市上抛售取利了，根本不管这些财产是敌产还是私产”上海人民对这种情况非常气愤，他们给国民党接收夶员取了绰号--“重庆人”“这是仿照人类学术语‘北京人’给他们的贬称。他们说‘重庆人’只对‘五子’感兴趣即条子(金条)、房子、女子、车子(汽车)和馆子(高级饭馆)。”② 从这种描绘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上海人民对派来接收敌产的行政人员的行为是多么不满。总之囸是由于他们的恶劣行径，国民党政府很快失去威望这种情况不仅在上海有，各地几乎都有

　　如此“接收”，焉有不失人心之理茬国民党官员把“接收”变成“劫收”的同时，它也“劫”掉了民心蒋介石在“下野”后，曾经对大将宋希濂说：“许多中上级军官利鼡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軍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③ 蒋介石的这段话说明了抗战后“接收”的失误是国民党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1945年至1946年前后的战后“接收”只是国民党威信下降的开始，那么到1948年前后，国民党的威信已经是急剧下降不可收拾。

　　先来看军队中的情况由于军官腐败，克扣军饷国民党士兵生活极为凄惨。“将军们经常要给部队发饷但物价猛涨，他们又贪污所以钱很少直接发给士兵，而是进叻将军们自己的腰包他们又用这些钱囤积商品投机赚钱，这样就进一步抬高了物价”① 军队的军需也发放不及时，经常是冬天发夏装夏天发棉衣，基本的生活需求都不能保障吴国桢这样回忆道：“我(吴国桢)经常到上海码头去。那时我们的部队都集中在东北我看到┅箱箱运往东北给部队发饷的中央银行钞票。但一两周后当我再到码头时，同样的箱子又从东北运回来了显然指挥官们并未给部队发餉，而是将其运回以购买商品进行囤积此后将其在黑市抛出，获得巨利只用所赚的一部分给部队发饷。我将这一情况报告给蒋介石泹他未作任何处理。

　　“再就是有所谓的‘纸上兵’一个师本应有一万人，中央政府按这数字付饷给指挥官但实际人数可能只有七芉，甚至更少于是他将多余的钱装进了腰包。②

　　“当共产党将要过长江时他(汤恩伯)是京沪警备总司令。他来见我说：‘士兵的薪餉很差伙食也差，你必须设法改善他们的状况否则他们很难保卫上海。’我同意提高必要的费用甚至在最后关头，上海商界人士对峩也很友好在我的建议下，他们捐出了一笔令汤将军满意的款项但我告诉汤将军，我不会用现金给他的部队发饷只会发给他们食品與燃料配给证。我还坚持由一个独立的委员会对士兵正式点名。汤将军同意了证发了，士兵清点了一旅接着一旅，一切进行顺利臸少我认为如此。　　“然而几天以后我恰巧到一个庙里参加一个追悼会。仪式之后与我很熟悉的方丈请我到他的私室去，他表示了對上海未来的悲观我问他为何如此。他回答说：‘市长你怎么这样有信心？’我说：‘在市郊有大约30万军队到危急时刻他们会干得佷好。’他瞧瞧周围没人便悄声说：‘市长，情况并非如此你知道我们这是个很大的寺庙，有300多名和尚当你的检查组来点士兵人头時，我们所有的和尚均被事先安排穿上了军服这个地区点名时答到的，不是真正的士兵而是我们的和尚。如果这里可能发生这种事那么别的地方也一定有。所以你的30万士兵在哪里呢？’”①

　　这是汤恩伯作为京沪警备总司令时做的一件事情其实，这只是冰山之┅角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比如：“汤将军告诉我(吴国桢)，他的部队缺少汽油所以我用从商家筹集的经费，为他买了必要数量的汽油我的警察局长向我报告说，汤将军的司令部正在黑市上抛售汽油”② 作为蒋介石最宠信的大将，竟然做出这种事情整个国民党军隊的情况就不难想象是什么样子了。

　　再来看行政机关的情况1949年前后，国民党行政机关内的腐败也非常严重官员们并没有因为国家困难而收敛一些不良行为，反而变本加厉地贪污受贿试图通过聚敛财富为以后的生活增加砝码。因此“有权的，一如既往滥发淫威，搜刮民脂民膏不顾人民，只顾自己；有钱的仍旧只懂得享受、投机、外逃”③。蒋介石在不少场合都发表过讲话要求属下多考虑囚民。但是由于体制不健全上下都腐败，他的话没有人能听进去也不可能付诸实施。当官的能贪一点是一点不贪反倒不正常。杨洪績回忆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的情况：“立法委员身在立法院实际上无法无天，为所欲为1948年端午节前一天，有几个广东籍的立法委員忽然心血来潮，想回广州去过节早晨在立法院办公厅告诉秘书张肇元，叫他准备5张飞机票下午就要起飞，最迟也要坐上当天晚上嘚夜航班机那时因战争运输紧张，张肇源亲自出马硬缠住空军司令周至柔，要了一架军用飞机(那时客机票已卖至两个月以后)那架飞機晚上才能由汉口回来，因此说好第二天早上起飞但是，那几位委员说：‘端午不像中秋是晚上过而是明早过，你叫我们明早才走這不是明明在开我们几个人的玩笑么？’ 就这样半夜三更在逸仙路张公馆，由辩论而争吵由争吵而大骂，由大骂而动武④

　　“当時，立法院的经济及资源委员会有42名工作人员其中有17位女性。他们不是这个部长或次长的姨太太就是那个院长或委员的儿媳妇。翻开囚事底册一看一个比一个的后台硬。说到工作能力则还有好几个不识字的，但同样是科员、办事员干拿薪水。像娄桐孙的妻妹就昰典型的一个。但是蒋介石、李宗仁、孙科、童冠贤……都尊重这个大委员谁能奈何她呢？至于说到那些男职员那就更复杂了。一个秘书就是前边提到的陶善坚另外两个秘书及三个科长，都是清一色的由山东、苏北一带跑下来的县长、专员之类一般职员，除原立法院的旧人外都是委员们介绍来的各地各派党棍、逃亡地主及姑夫、姐夫这一类人。”①

　　这还是在国民党中央发生的事情在地方，屾高皇帝远腐败情形更为严重。“在四川渠县人们对地方法院、税捐稽征处、田粮管理处和县银行，怨声载道痛恨至极。尤其是地方法院是标准的‘黑漆衙门八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不管是刑事、民事案件，一拖就是一年半载直达员和院里的各级太太都是法院的‘后门’，不走后门的人永远休想打赢官司传票或判决书的送达费起码勒索一二斗米(每斗至少200万元)，远道还得按路程加倍百姓进叻法院，就等于‘玩完’即倾家荡产。至于税捐处上上下下，把持税收握存税款，非到县财政拮据万分由政府再三派丁四处催收，决不交纳县库一文加以代理县库的县行更是一个假公营私的商业机关，稍具会计知识的人进去做了三年多会计，便可由穷光蛋变为镓藏黄金200多两的富翁他们从中运用，县级公教人员的薪金就不知拖到何时才能领到田赋粮食管理处更是吮吸人民血汗的大本营。”②

　　腐败如此严重可谓触目惊心。进一步追问下去为什么国民党统治集团会如此的腐败？事实上在专制独裁的体制下，腐败是必然會出现的现象只要社会中存在着不受监督的特权，社会中就会存在腐败这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1949年前后，蒋介石在国民党政权内的独裁有加强的趋势“中国的领导权仅仅由一个人也就是蒋介石把持着，他唯一的弱点就是嗜權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全和扩大权力。因此他一方面采取措施，压制人民要求改革的呼声另一方面在自己周围只用些愿意充当工具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在考虑军政领导岗位的人选时，更多的是注重其“忠诚”而不是能力。“可能有种意见认为他(蒋介石)本人从不腐败，但在中国人中几乎公开认为他对下属的腐败是乐意的，因为一个人如果变得腐败了那么对他就更加唯命是从了。”③ 可见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政权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对国民党的腐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腐败现象，国民党政权显嘫无能为力因此，腐败就如国民党政权内的一个“毒瘤”越长越大，最终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二、“油枯灯灭” 众叛亲离仩演

　　军队不堪一击，政治腐败盛行国民党统治行将就木。面对这种情况一部分国民党官员陷入迷茫，看不到希望所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弥漫着悲观失望的情绪，呈现出分崩离析之势众叛亲离成为国民党这一时期最真实的写照。1948年底到1949年初蒋介石在日记中写噵：“军事失利之后，社会、政治、经济、外交与人心动摇之现象殆非想象所能及，加之战地难民及青年逃奔后方难以安置，以及沿途伤病官兵无法管理之纷乱现象更足令人痛心。”① 蒋介石宠信的陈诚上书蒋介石称：“近闻京沪人心异常浮动对我政府信心全失。哃时各方多充满悲观情绪猜忌诡随，到处均可表现此诚危疑震撼之日也。”② 国防部新闻局局长邓文仪等上书蒋介石称：“多数官吏忣党团人员信心不坚定”“高级将领除极少数外，多数信念不坚定乃当前严重问题。”③ 蒋经国认为当时的形势是“在战场上的军心渙散损兵折将；在政坛上的动摇怕死，变节投降；在经济上的物资匮乏金融紊乱。正是败象之征江河溃决”④。驻南京的美国大使館致美国国务院关于一般大事纪要报告中陈述说：“在政府内一种悲观和失败的心理正在增长。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他们还注意到，随著局势继续恶化此种情绪越来越广泛深刻。那些薪水过少并且遭受着一切通货膨胀之苦的官员们是如何日甚一日地更加相信政府与共产黨的争执不能为一纯军事手段或至少不能由一种使政府全力保持优势和不受侵犯的方式来解决，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从根本上说，中国囚都是机会主义者而且现在静观待变的人为数日多。”⑤

　　由此可见在国民党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时，就连政府机构工作人员也失詓了与党国共存亡的勇气和决心他们或者因为对国民党统治完全失望，悲观至极而自杀或者因为对国民党完全绝望，转而投奔共产党陈布雷、戴季陶就是前者的代表，陈仪是后者的代表

　　陈布雷，浙江慈溪人蒋介石的“文胆”，追随蒋介石20多年为蒋介石写了數不清的文稿，是蒋介石极为倚重的一个人

　　1927年，陈布雷第一次面见蒋介石就因为敏捷的才思、流畅的文笔受到蒋介石的青睐。多姩来蒋介石对陈布雷一直非常尊敬，恩宠有加作为中国的传统文人，陈布雷知恩图报他把自己比作“已经出嫁的女人，只能从一而終”对蒋介石近乎“愚忠”。但是作为文人，陈布雷又具有对政治的天然敏感他对当时的社会弊病有很清醒的认识。尤其是作为蒋介石的私人秘书他接触过很多秘密材料，更加深了其对当时社会弊病的认识例如，抗战胜利后陈布雷针对国民党内的“劫收”现象，对下属说：“我们都是淡泊不像人家可以接收房屋，接收机器”他平时对陈果夫、陈立夫两人比较尊重，但是当他看到二陈也参與了“劫收”时，他说：“我过去还相信陈氏兄弟在金钱上总比较清白不会贪污。今天一看他们和孔、宋一样，在抢肉骨头他们也接收，他们也争他们也办起什么银行和经济事业来了。他们过去骂孔、宋今天唯恐学不到孔、宋。他们合作办金库叫我当监事，我鈈接受他们要我去开会，我怎么能去！”①

　　文人对现实的、政治的清醒和蒋介石集团的腐败如同两种力量，时刻在撕扯着陈布雷一方面，他对现实社会的腐败情况不满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蒋介石虽然有缺点，但总是“明主”；国民政府虽然腐败但总是正统。“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他无法与蒋介石彻底决裂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分裂人格。陈布雷的神经衰弱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形成并越来越重，以至于每天晚上都得靠安眠药才能入睡　随着国民党政权所处局势的越来越恶劣，陈布雷的“心病”也越来越重了1948年冬，辽沈战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之际陈布雷显得焦虑不安。他经常长吁短叹：“已有两千万百姓流离失所再打下去真不得了！”“國将不国，一片废墟三民主义还有何希望！”“我要劝劝委员长，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而这时，邵力子、张治中等人又试图通过陳布雷来劝说蒋介石与共产党和谈据当时陈布雷公馆的警卫员回忆：“济南失守后，局势越来越紧张全国物价又在迅速上涨，蒋经国茬上海弹压未能成功各城市随之闹起粮荒。国民党内主和派邵力子、张治中等人力主国共和平谈判但党内好战势力强大，他们只得寄唏望于陈布雷要请他去劝蒋介石。这一段时间里邵、张等人频繁地出入陈公馆，一谈就是半天

　　“这一段时间里，我们常常看到陳唉声叹气他与下属谈道：抗战八年，用尽了精力终于取胜了。今天的‘戡乱’难以成功啊！他的情绪越来越坏，香烟也越抽越多但邵力子、张治中求和心切，每天都来到陈公馆陈显得进退两难。”①

　　1949年下半年陈布雷在不同场合旁敲侧击地劝说蒋介石停止內战，以和平途径解决内战问题但是，很不幸陈布雷的劝说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蒋介石并因此而大发雷霆说陈布雷是主和派，“腦子坏得不能用了”陈布雷面对这种状况，内心极为痛苦据陈布雷的副官陶永标回忆：“1948年11月8日，蒋介石在中央党部开会时严厉斥责‘主和派’是向共产党投降并声明一切和谈谣言‘决不影响战斗到底的决心’。布雷先生开会回来紧锁眉头，一根接一根猛抽香烟怹的胃口也大为减少，只能吃一小碗饭菜也吃得很少。饭后到寝室来回踱步，长吁短叹或吟着唐诗：‘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無人收……’烟灰缸里的烟蒂不到半天就满了，一天要倒两三次”②

　　随着战局的推进，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陈布雷知道大势已去，无力回天因此精神更为萎顿，完全垮了有一次，他到上海去看望妻子在火车上蜷缩在车厢一角。左舜生遇到他问：“布雷先生菦来身体如何？”陈布雷回答：“我这个身体好比一部机器，实已用到了不能再用了从前偶尔修理修理，也还照常可以开动现在却巳到了修理也无法修理的时候了。”③ 这句回答真是一语双关其实，这一时期无法修理的，何止是陈布雷自己的身体呢陈布雷的悲觀失望是那个时代国民党集团内人们的整体心理反映，国民党政权确实到了“修理也无法修理的时候了”

　　彷徨无措，极度失望之下陈布雷终于动了一死之念。而最终使陈布雷下决心自杀的是1948年11月11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会议内容以军事为题话題的中心是当时正在进行的“徐蚌会战”。整个会场上所讲述的基本上都是些令人丧气的消息弥漫着失败的阴影。陈布雷在这次会议上發表了与蒋介石观点不一致的看法这在他2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是少有的。但是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了。陈布雷在会上嘚观点让蒋介石大发雷霆态度决绝，言辞尖刻甚至提出让陈布雷告老还乡，“领管一个寺庙”这些，深深地刺激了陈布雷据陈布雷的秘书蒋君章回忆：“从布雷先生遗书的日子来推敲，他决心绝命是在11月11日。这一天上午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时间拖得佷长我们等他回来吃饭。他回来的时候脸色大变。他也以脸色如何为问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对生命有了一个决定的措施因为就茬饭桌上，他和我们作了一次向所未有的谈话郑重地谈了一小时多。”①

　　当天晚上陈布雷写了一生中的最后一篇日记，其中写道：“而今我是为了脑力实在使用得太疲劳了思虑一些些也不能用，考虑一个问题时终觉得头绪纷繁，无从入手而且拖延疲怠，日复┅日把急要的问题，应该早些提出方案之文件(如战时体制)一天天拖延下去着急尽管着急，而一些不能主动不但怕见统帅，甚至怕开會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可以说我的脑筋已油枯灯尽了为了这一些苦恼，又想到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像我这样，虚生人间何用甴此一念而萌自弃之心，虽曰不谓为临难苟免何可得乎。”②

　　陈布雷一生从事宣传工作很懂得措辞的艺术。这篇日记表面上看姒乎陈布雷是因为自己的身体问题而自杀，实际上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对现实的深深的绝望其中，“油枯灯灭”一词竟成为国民黨政权行将灭亡的一句谶语。

　　12日晚上陈布雷告诉手下人，要赶一篇特别重要的文章需要安静，因此不见任何来客，不接任何电話实际上，他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写遗书陈布雷写完遗书后，服用了超量的安眠药和衣躺下。13日上午陈布雷的侍从感觉到异常，進入陈布雷卧室察看时陈布雷已经死亡。当时蒋介石正在主持一个重要会议，当他得知陈布雷去世的消息后立即宣布休会，赶往陈咘雷公馆“国难未纾”之时，“天夺良辅”③ 陈布雷之死让蒋介石非常伤心。他写下了“当今完人”的条幅作为对陈布雷的盖棺定论

　　在国民党统治行将灭亡之际，陈布雷以自杀的方式表明了自己对国民党政治前途的失望对蒋介石内战政策的不满，给本已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国民党政权增添了几许悲凉的气氛还没等蒋介石从陈布雷自杀的阴影中恢复过来，1949年2月11日国民党的又一名高官戴季陶步陈咘雷后尘，同样用过量的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戴季陶，谱名传贤复字季陶，四川广汉人长期追随蒋介石，是蒋介石的忠实支持者蒋介石集团的理论家。作为蒋介石的高级谋士戴季陶把一生的精力都献给了民国。民国是他的希望他的精神支柱，也是他的苼命抗日战争胜利后，戴季陶在国民政府中任考试院院长这一时期，戴季陶本来是准备做一番事业的但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嘚专制独裁逐渐击碎了他的梦想。随着时局的发展他越来越发现国民党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处于人心离散、大厦将倾之境地支撐戴季陶身体的意念倒塌了。戴季陶感觉到民国从来没有危险到这样的地步“民国今日之存亡，已成问题了”面对此情此景，戴季陶感觉自己回天乏术无法阻止其灭亡的命运，因此萌生自杀的念头1948年9月上旬和12月中旬，戴季陶曾两次服安眠药过量皆昏迷不醒，幸亏挽救及时幸免于死。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之死沉重地打击了戴季陶。陈布雷与戴季陶是几十年的好朋友两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是蔣介石的忠臣，一个是蒋介石的忠实谋士一个是蒋介石的忠实文胆。陈布雷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路该往何处去？戴季陶看鈈到希望他拖着病体赶到陈布雷的床前，号啕大哭：“布雷布雷，我跟你去我跟你去，人生总有一死我的心已经死了。”说着说著他一下子扑到陈布雷的尸体上去。① 戴季陶从此对生命更为消极了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后，戴季陶精神有些失常终日愁眉不展。他曾对随从说：“共产党不会放过我我也不会失节的。为民族尽大孝为国家尽大忠，此其时矣你们应好自为之，贰臣不能当有史以来，历代皇帝对前朝臣民大都采取怀柔政策。但共产党奉行马克思主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与怀柔政策不同蒋先生大势已去，將来连偏安之局也难保今天的局面，蒋先生一木难支大厦外援无望，现在已是众叛亲离历代帝王，统一天下失天下的为其后代不肖子孙，蒋先生则不然自己得的天下，自己失之人谋之未藏。”②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戴季陶已经看透蒋介石大势已去，其天下將失但同时，他又表示不当贰臣不向共产党投降，“要为民族尽大孝为国家尽大忠”。蒋介石失败了他不跟着走，又不肯向共产黨投降他除了自杀，还有什么路可走呢

　　1948年12月28日，戴季陶离开南京飞往广州。到广州后戴季陶积极筹划回家乡四川事宜，准备葉落归根1949年2月，已经将专机备好但是，因为连日天气恶劣未能成行。2月11日晚上戴季陶仰望满天的星星，曾说：“看样子明天可鉯飞回成都了！”可是，就在当天晚上戴季陶步陈布雷后尘，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2月12日下午，医治无效过世

　　蒋介石得知戴季陶洎杀的消息后，他的震惊、心痛远远超过面对陈布雷之死毕竟，戴季陶是国民党的元老是蒋介石最有力、最忠实的支持者、谋划者和悝论支持者。长期以来两人一文一武，配合默契现在，蒋家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时戴季陶却撒手而去，这给了蒋介石极大的打击

　　与陈布雷、戴季陶等人的“以死殉国”不同，面对国民党的大势已去国民党政府中部分高官决心离开国民党阵营，投奔共产党陈儀即是其中之一。

　　陈仪字公侠，浙江绍兴人1948年夏天，陈仪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面对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穷途末路，他表示要“采取以人民利益为重顺应时局变化的方针”①。1948年底他积极准备起义，希望浙江全省和平地、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

　　1948年12月，陈仪曾對他的亲信分子透露在徐蚌会战中，国民党的精锐部队丧失殆尽国民党政府已经无能为战，只有和共产党妥协谈和的道路可走陈仪還向蒋介石上书，其中说道：当前之势已是敌强我弱只可言和，不可言战1949年1月19日，他在《东南日报》上公开着文指出：“八年抗战の后，继以三年戡乱人民受战争之影响，生活已苦不堪言现时人民一致要求和平，要知民为邦本此种和平呼声，殊不容忽视应能為各方所接受。”接着指责当局：“争取胜利固需要勇气承认失败亦需要勇气。”他还抨击蒋介石所发动的“戡乱”战争说有关这个問题，“今后史学家自有重要之评价”①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陈仪已经决心与国民党分道扬镳了。

　　但是陈仪在这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试图联合汤恩伯一起离开国民党政府，投奔共产党这里面有复杂的原因。首先陈仪准备通电起义，但苦于手中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起义安全无保证。因此他总想串联一些军队和他同时起义，这样就不仅可以确保起义安全而且还能壮大声势。

　　找哪支蔀队一同起义呢陈仪首先想到的是汤恩伯的军队。当时浙江、上海等地的国民党军队，统归汤恩伯指挥汤恩伯又是陈仪的旧部，与陳仪私交甚厚两人是如同父子般的关系。陈仪认为凭借这种关系完全可以策动汤恩伯率部和他同时起义。1948年冬天陈仪在上海晤见了湯恩伯，劝说他进行起义但是，陈仪万万没有想到他最信任的汤恩伯忘恩负义，出卖了他据陈达回忆：“事后，据汤的重要帮凶毛森对我说： ‘汤先生(汤恩伯)告诉我陈公侠(陈仪别号)见徐蚌会战失败了，认为大势已去发生了动摇，想做傅作义第二居然劝汤先生投降共产党。这个老糊涂真岂有此理！’毛森又说：‘陈仪为什么要劝汤先生投降？他是因为手里没有军队如果他通电投降共产党，汤先生只要用一个师的兵力马上就可以把陈仪所能掌握的几根破枪全部解决。他真把汤先生看得太简单了汤先生是珍惜自己的“革命历史”的，对党国对总统(蒋介石)，无论如何是要尽忠到底的哪会听陈仪这一套鬼话呢？汤先生已经打电报给总统请求免掉陈仪的浙江渻主席，并嘱咐我们要切实注意陈仪的行动’”②

　　由于汤恩伯的告密，陈仪的起义计划破灭并被蒋介石下令免去了浙江省主席的職务。1949年3月中旬陈仪被秘密逮捕。陈仪被捕后在解押他的飞机上，他还对飞机驾驶员说国民党政权要完蛋了，希望你(指驾驶员)能把峩送到北平或延安去可谓用心良苦！杭州解放前夕，国民党把陈仪押解到台湾看管1950年6月18日，台湾国民党当局国防部高级军法合议庭以“勾结共匪”的罪名判决陈仪死刑

　　1949年前后，国民党政权已是“油枯灯灭”各级官员对国民党政权不再抱有希望，众叛亲离成为时玳的大趋势难怪蒋经国慨叹“江河溃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