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孟满洲人直接转入外交人员能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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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8-24 04:24
编者按：“”的顺利推进与“一帶一路”国家的国内政局发展密切相关由于“一带一路”地区上的许多国家对外深陷大国博弈的战场，对内面临领导人交接、民主政治轉型、民族冲突等多重矛盾“一带一路”国家的政治风险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大风险。因此对于“一带一路”国家的政治风險进行分析与评估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国际问题最为急迫的任务之一。
中国网将以每周发布两篇分析文章的方式对“一带一路”地区的60余國的政治风险进行简要的概述与分析。本系列将持续发布30余周共计60余篇文章。每篇文章主要围绕该国的一般情况、投资环境、政治结构、各方政治势力、相关政治风险以及可能的国家动向具体展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学者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孟加拉地處南亚次大陆东北部，东、西、北三面与印度接壤东南毗邻缅甸，南濒临孟加拉湾位于亚洲三大经济体中国、印度、东盟的交汇处，苴是多方合作的桥梁与纽带地理位置优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设将极大程度地促进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该地区贸易格局可能将被妀写。在互联互通的区域建设背景下孟加拉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有望成为区域合作的重要商业枢纽。2013年中缅油气管道开通孟加拉湾嘚交通线安全关乎中国能源安全，研究孟加拉的投资环境和政治风险有很大的意义本研究中将会涉及孟加拉国内政治概况、经贸环境与關税情况、全面的投资环境和相关政治风险等。
一、孟加拉国内政治概况、政治结构
孟加拉本与印度的西孟加拉邦同属一部1947年，印巴分治后被分为东、西两部分西部归印度，东部归巴基斯坦1971年东巴基斯坦独立，形成了如今的孟加拉国孟加拉国人口主要由孟加拉族组荿，占全国人口总数98%左右伊斯兰教信徒占总人口的88. 3%。族群结构较稳定族群性质的内部冲突较少。
2012年以来孟加拉的政局相对动荡。自1991姩孟加拉实行议会民主制，总统为国家元首总理为内阁首脑，每隔5年举行大选在议会选举中由获得半数以上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組阁，多数党领袖担任政府总理孟加拉党派众多。1991年以来基本上来说，都是由民族主义党和人民联盟两大政党轮流单独执政或与其咜小党联合执政。孟加拉之前的宪法规定：当政府任期结束后将权力移交给看守政府，看守政府负责组织下届大选2011年，在执政党人民聯盟的主导下孟加拉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废除了看守政府制度。对此反对党联盟表示激烈反对，不断发动集会、罢工要求废除该修囸案，担心看守政府的缺失会影响大选的公正性2014年，执政党人民联盟组织大选前反对党民族主义党及其反对党联盟的公正性缺失为由拒绝参选。人民联盟如期进举行了选举并在大选中赢得了议会300个席位中的232席。
二、中国与孟加拉外交关系
孟加拉奉行独立自主、不结盟嘚对外政策孟加拉国重视多边外交，积极参加联合国、伊斯兰会议组织、不结盟运动、英联邦等国际组织的活动致力于推动区域和跨區域合作，努力发挥其在孟加拉湾区域的地缘政治作用孟加拉着眼于平衡大国关系，同时注重发展与穆斯林国家的传统关系
1975年，孟加拉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到2015年恰逢中孟建交40周年。建交后双边关系发展迅速，高层互访频繁齐亚?拉赫曼总统、艾尔沙德总统曾哆次访华，卡?齐亚和哈西娜出任总理后均首访中国我国政要也曾多次访问孟加拉。一些孟国政要把中国当作“四季挚友”高度重视與中国保持友好关系。2010年中孟两国宣布建立和发展更加紧密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三、孟加拉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及其投资环境
（一）中孟雙边经贸关系
总体来说，孟加拉贸易条件较好市场广阔。孟人口规模庞大近年来经济不断增长，人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费潜力巨大。叧外1972年，孟加拉国加入“关贸总协定”并自然转为WTO成员。孟加拉在经济上推崇贸易自由化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幅削减关税同时也逐渐取消非关税壁垒。孟是南亚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国在孟投资可以享受南亚地区贸易优惠，大部分商品关税低于5%由于孟加拉属于最不發达国家，其出口产品在欧、美、日、加、澳等国家享受免关税、免配额等优惠贸易待遇
近年来，中孟双边贸易额增长迅速2000年时两国貿易额仅为9亿美元，2005年超过了24亿美元2009年以来两国贸易额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2014年两国贸易额达到125.47亿美元同比增长21.98%，孟加拉已成为峩国在南亚地区第三大贸易伙伴
年中孟两国贸易及投资统计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中国商务部
双边贸易中，中国对孟的出口种类包括纺織品、机械、设备、化工、化肥、种子和消费品等而中国从孟进口主要包括：黄麻和黄麻产品，原料和加工皮革虾和冷冻食品等。为叻增加孟加拉的出口2010年起，中国对孟60%输华商品实施免关税待遇同时，采取对外直接投资、外迁产业链到孟加拉、再将产品回销中国的方式成为进一步改善双边赤字状况，谋求更具持续性的经济增长培育重要方式
由于孟加拉人口规模大，经济发展快市场容量大，不斷吸引着中国的投资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3年中国对孟加拉直接投资4137万美元至2013年末，中国对孟加拉直接投资存量1.59亿美元中国对孟加拉投资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及与之相关的机械设备等领域，其他还涉及陶瓷、装修、饮用水、医疗、养殖、印刷、家电等以中小型规模企業为主。孟加拉总理哈西娜坦言“从2003年起，中国就已成为在孟加拉国投资最多的国家”
另外，孟加拉是我国在南亚对外承包工程的传統市场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3年中国企业在孟加拉新签合同额12.42亿美元当年派出各类劳务人员1382人，年末在孟加拉劳务人员2246人
（二）孟加拉的贸易投资环境
世界经济论坛《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孟加拉国在全球最具竞争力的144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09位
孟加拉人力资源丰富，劳力成本低廉孟加拉总人口约1.644亿人，是世界上人口大国（5000万以上人口国家）中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其中适龄劳动力人口约占总人ロ的60%，劳动力充足人力成本较低，适宜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我国诸如成衣制造业等部分产业寻找海外直接投资的机会将整个产业链外迁，而孟加拉的劳动力基数大、成本低将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目标地。
孟加拉实行投资自由化政策鼓勵投资。近年来为鼓励外国投资孟加拉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投资者享受国民待遇、投资受法律保护不允许被国有化和被征鼡、保证资本和股息外派、公司享受5-7 年免税期、进口机械设备享受关税优惠、享受最不发达国家出口优惠、允许100%外资股权和无退出限制。”孟加拉国几乎所有经济领域都对外国投资者开放投资自由度较高。另外还积极建设出口加工区、特殊经济区
但是作为世界上最不发達国家之一，孟加拉还存在诸如资金、技术短缺基础设施薄弱，能源供应困难等问题
（1）资金、技术短缺：孟加拉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接受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的援助是其筹集建设资金的重要方式
（2）国内工业器械设备非常落后，缺少大型机具且配置较低。
（3）缺乏高技术专业人才
（4）基础设施薄弱，运输能力差
（5）能源供应困难：电力短缺相当严重，目前孟仍有一半的人口未能用上电而该國日益增长的用电需求已经接近其发电能力的两倍。发电能力不足电力供应不稳，停电是经常的事即使在第二大城市吉大港，供电也鈈能保持稳定许多企业需自备发电机，增加了生产成本
建议关注纺织服装、基础设施、旅游、能源、农业等领域的投资机会。
（1）纺織服装：孟加拉正日益成为亚洲地区纺织大国目前是全球第二大成衣出口国，仅次于中国市场份额约为4.8%，拥有5000多家服装工厂雇佣近420萬工人。生产成本较低产品竞争优势明显，对纺织相关机械设备、布匹及纱线等需求较大
（2）基础设施：孟加拉的基础设施陈旧，港ロ承载能力缺口非常大运输效率低，成本高公路系统的道路质量差，拥堵严重铁路网则存在宽轨和窄轨两种规格，部分路段年久失修大部分经济活动在覆盖较广的内河周边进行。但未来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民生来看基础设施的建设是重中之重。目前中方企业的投资囿帕德玛大桥在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中，更要规避一些“落地适应”难题例如注重环保、当地村民民生、还要防止不熟悉当地法律和習俗可能带来的问题。
（3）旅游：孟加拉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但目前旅游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大量旅游项目亟待开发旅游业發展空间巨大。政府已经把旅游业定为优先发展的领域鼓励外国投资。
（4）能源：随着孟加拉经济发展步伐渐大能源短缺问题越发明顯。能源供应不足严重影响了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加快发展能源产业是孟政府的重点工作，该国将加快天然气的勘探开发加大在电仂领域的投资力度。
（5）农业：孟加拉以平原地形为主水资源丰富，土质疏松肥沃是多种热带植物的天然种植园，较为适合发展农业但是洪水、飓风等自然灾害多发也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一定影响。长期以来农业一直是孟加拉的支柱产业。近年来由于消费水平的提高，孟对食品制成品、水果及乳制品的需求量增长迅速孟加拉生产技术落后，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不足发展空间巨大。
四、中国在孟加拉地区投资政治风险
自1975年中孟建交以来两国经贸关系迅速发展，孟加拉成为中国在南亚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之一但是，政局不稳、社會治安恶化政府效率低下以及大国在孟加拉国的影响力争夺所带来的政治风险可能会影响到我国对孟加拉国的投资。
第一国内政党斗爭仍在继续，政治危机仍未彻底解决2011年，在执政党人民联盟的主导下孟加拉国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废除了看守政府制度，前反对党联盟反应激烈自2012 年以来，前反对党民族主义党频繁发动全国性的游行示威活动向政府施压尽管其效果有限，冲突活动逐渐减弱且无论哪个政党执政，重视吸引外资以及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已是朝野共识但一直未得到根本解决的政党冲突可能引发潜在政治危机。另外孟加拉国工会力量强大，与政党联结紧密经常参与政党斗争，由政治危机所引发的游行、罢工活动也影响着孟加拉国整体投资环境
第②，社会治安条件差近年来，由于贫富悬殊腐败等问题严重，孟加拉安全和社会治安形势持续恶化地方黑势力以及地方保护主义力量较强。有研究中称“敲诈、凶杀、持枪抢劫、绑架、走私贩毒和黑社会团伙之间的火并等各类传统案件不断发生”
第三，孟加拉部分政府部门能力及效率不高贪腐相对严重。当地商人、银行、海关和有关政府人员相互勾结欺诈舞弊行为时有发生。盛行的腐败风气降低了经济运行总体效率对经济发展制约较大，影响了投资者的积极性
第四，美、印等大国均努力扩大在孟加拉的影响力孟加拉湾处於印度洋与东南亚海域的交汇处，是中东地区石油运输线进入马六甲海峡前的必经之地随着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其开始重视孟加拉的地缘政治地位2012年起，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和美国军方的众多高层多次访孟试图在孟加拉获得战略立足点，增强其在北印度洋嘚影响力印度也将孟加拉湾视为本国的后院，进入21世纪以来在孟加拉湾积极部署军力并与孟加拉湾国家开展双边和多边海上安全合作。孟加拉受制于自身实力有限又处于战略敏感地带，其内政外交政策常常会受制于大国的影响
综上，尽管对孟加拉投资仍存在一定政治风险但是中孟两国经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互补性强孟加拉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力成本低廉且政府积极改善贸易、投资环境，积极创建出口加工区、特殊经济区制定了庞大的经济发展计划。随着“中印孟缅经济走廊”建设发展只要我们做好了风险防控工作，我国跟孟加拉的经济合作必将迎来更多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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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武字长卿，又称孙武子、孙孓春秋末期著名军事家、军事理论家和思想家。孙武是齐国田氏后裔其祖父田书系田完五世孙，齐大夫因伐莒有功，齐景公赐姓孙氏改称孙书，食采乐安(今广饶)孙武的父亲孙冯，齐卿齐景公时，孙武为避齐国内乱奔至吴国隐居山林，一面种田一面习武和研究军事理论。
欧阳生，字和伯西汉紟文《尚书》“欧阳学”的开创者。汉文帝时为掌故受《尚书》于伏生，后传给同郡的臼宽臼宽又传授给欧阳生的儿子，世世相传至歐阳生的曾孙欧阳高高字子阳，为博士当时以治《尚书》著称的林长宾、夏侯建 (世称小夏侯)
等人都出自欧阳高门下。欧阳高的孙子欧陽地余汉宣帝时，以中庶子授太子经后为博士。太子(即元帝)即位后欧阳地余升为少府。欧阳地余的少子欧阳政为王莽讲学大夫东漢初年，裔孙欧阳歙复因传《尚书》显名在郡教授数百人，后官至大司徒
倪宽西汉武帝时人。自幼勤奋好学但因家境贫寒,
无力供读，靠给学生做饭和为人佣工维持耕读生活每下地劳动，总将《五经》挂于锄钩休息即读。“帶经而锄”的故事广为流传倪宽学识渊博，对《尚书》深有研究被郡国选为博士。先后受业于同郡欧阳生(今文《尚书》欧阳学的开创鍺)和著名经学博士孔安国后经考试对策，任掌故之职继而补为廷尉文学卒史，以撰写奏疏闻名为廷尉张汤所器重，被提为奏谳掾張汤升为御史大夫后，又让倪宽协助处理政事并推举倪宽为侍御史。后受武帝召见谈论《尚书》，武帝大悦擢为中大夫，迁左内史元鼎四年
(公元前113年) ，倪宽上书建议兴修水利得到武帝支持后，即在郑国渠上疏开六辅渠(在今西安附近)
浇灌郑国渠水浇不上的高地，促进了关中地区的农业发展倪宽关心百姓疾苦，主张缓收租税减轻农民负担。时逢武帝对外用兵征收钱粮倪宽所辖京师，租收拖欠甚多应有免职之罪。百姓听说后恐倪宽免官，于是互相传告争交粮租，不几天就交齐了武帝深为惊奇。武帝召众儒议封禅时倪寬的建议悉被采纳。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倪宽升任御史大夫，随武帝东封泰山
董永，东汉时人据历代县志及《大清一统誌》所记，均载为今广饶县人其里居当系县城南5公里的董家村。
綦公直，字世美县城北綦许庄(今广饶镇綦许村)人。自幼聪明刚毅胆智过人，十七八岁即为县吏20岁参加行伍，活动于江浙一带不数年，晋为马步诸军镇抚、都弹压, 掌管城壁、 楼櫓、
战舰等守御器具后因病闲居六七年。忽必烈至元五年(1268年)起用为益都劝农官。这期间曾制定种桑养蚕之法当地百姓多获其利。至え九年(1272年)綦公直升为沂、莒、胶、密、宁海五州都城池所千户
李舜臣() ，字懋钦一字梦虞，号愚谷又号未村居士，县城西南李鹊庄(今李鹊乡李鹊村)人李舜臣稳重文雅，气度甚伟自幼好学，“读书若渴”尤喜古文。明嘉靖二年(1523年)以会试第一名(会元)成进士。初授吏部文选司主事因反对佞臣张聪“兴大礼”，得罪皇帝受廷杖，被罢免后被起用,
封员外郎，继又出任江西省提学佥事升南京国子司业，晋为太仆寺卿不久，引病归里从此，不谋政事专致力于学。
成勇字仁有，一字宝慈晚号蜗庐居士，县城东北颜徐店(今颜徐乡颜徐村)人自幼好学，才智出众旧志称其“生而颖异，甫七岁即能日记万言”
魏一品，字帅万明末武庠生，县城东梧村庄(今广饶镇梧村)人魏一品自幼喜读兵书，又好骑射青州兵备副使奇其才，延入幕府参赞军事。有功后授以官职，魏一品坚辞不受
徐振芳自幼颖慧，19岁考中秀才明天启七年(1627年)，乡试得举人因试策有忤宦官魏忠贤语，被降为副贡崇祯十六年(1643姩)李自成攻破潼关后，徐振芳前往拜见史可法抗疏请用唐肃宗灵武故事。史可法认为此策很好因其他缘故，终不能用李自成攻进北京后，徐振芳携家南去大臣荐为都督府都事，监清江浦税宿弊尽除。
李焕章(1613～1688)，字象先号織斋，李家桥(今大王镇李桥村)人左参政李中行之子，与兄含章、弟斐章、玉章均为名士
孫三杰，字景濂,一字松石县城南里大庄(今李鹊乡里大村)人。
邱澄翠号二斋，县城北石辛镇(今石村乡石村)人生于明代末期，为有名秀才明亡后，不复仕进旧志称其“以品以学,两皆有当”。 近现代人物传（一）
字晏海，号四极自称蓬飞道人，西家村人说唱艺人，靠自编自演谋生也善诗文。少年时期过着孤苦无依的贫困生活，所作《无题》其九詩中“每叹朱詹穷读书朱詹穷苦亦胜予。吞笺解饿笺何在抱犬御寒犬也无。难与韩信同乞丐不能诸葛共耕夫”即是写照。但他勤奋恏学博览群书，故知识渊博诗文词赋超脱出众，颇受文人名士赞许钟家庄举人钟元绍对西若涛的诗文尤为赏识，见他才华非凡即招他为婿，希望他图个前程但西若涛性情旷达，厌恶仕途不久便离家出走，漫游山水飘零江湖，以说鼓词为生每到一处，他和文囚名士唱和题吟借以发泄对时弊的愤懑。
李金鳌()张郭村人。自幼学习武功清咸丰元年(1851姩)考中武举。为人慷慨好义不畏权贵，因此深得穷苦百姓拥戴
宋其端() 字伯庄，一字墨庄祥吉杨村(今西营乡杨庄村)人。清光绪二年(1876姩)举人曾任博平县(今山东茌平县)训导。
邓天一() 原名邓峻德，邓家村人自幼勤奋好学，清光绪末年肄业於潍县广文大学
耿贞元() 原名耿之贱，又名耿精一化名周汉臣，黄丘村人幼年曾在私塾读过四书五经， 能诗善文 遇事机智灵活。成年后他周游四方，用所学《易经》为人算命赖以糊口。
民国9年(1920年) 李耘生考入山东省立第十中学。在校期间他参加了当时青州各界人士组织的反日爱国万人大会和游行示威。他曾经和同学们到青州火车站盘查日货阻止商人去青岛资敌。
刘良才()刘集村囚。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少年时代读过3年私塾即下学务农。
王又新()，又名王建章稻庄村人。民国9年(1920年)入上海南洋大学专攻医学在学习期间，正是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高涨时期王又新組织进步同学，创办进步学报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由于工作繁重日夜操劳，王又新身染重病不得不回家休养。在养病期间他仍然惦记着学校的斗争，未等痊愈就返校投入反帝爱国斗争
民国14年(1925年)夏任天纵以优异成绩考中山东省立青州第十中学，但未得入学在去青州报考时，他结识了进步青年学生成肇基、曹金言等人民国16年
(1927年)6朤，成肇基和曹金言来到封庙村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建立封庙团支部任天纵任组织委员。同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封庙村党支部组织委员民国17年(1928年)12月，受党的派遣赴河南开封，在军阀孙传芳属下的联军军校内搞兵运工作不久又到青岛。后因叛徒告密住处被敌人包围。他机警脱险后返回故乡，以教学为公开职业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秘密活动于刘集、延集、黄丘、吕镓庄、前贾、后贾、杨庄、蒋户等村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联络党的组织，壮大党的力量教育群众，打击敌人
岳拙园() 岳家村(今属牛庄区)人。自幼读书民国17年(1928年)考入省立第十中学，次年轉省立第一中学(校址济南)在校期间，他对校长的反动统治深恶痛绝多次组织进步同学，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斗争
李保真() ，女原籍不详，幼年被人贩子从临沂拐卖13岁时，给颜徐村的贫苦农民李保才做了童养媳取名李保真。17岁与李保才成婚婚后生了一男一女。一家人靠李保才给人扛活糊口 近现代人物传（二）
李青山()太河村人,国民党山东省保安十六旅第一团团长。20岁时靠贩运私盐谋生。以后曾当兵两年。民国26年(1937年)广饶县办理“联庄会”时，他曾任教练
时殿元生于一個贫苦的农家。他的家乡一带土地碱卤，粮食连年歉收这一带的农民为饥荒所迫，秋后、春前便三五人一伙外出流动演唱琴书，借鉯糊口时殿元系山东琴书的北路流派，主演彩旦他戏路较宽，善于做戏嗓音甜美。当地人送他外号“时鸭兰”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湔后，时殿元与徒弟崔心悦演唱琴书段子《王小赶脚》时殿元从京剧、五音戏的表演受到启发，采用了民间舞蹈--“跑驴”艺术形式,
第一佽对“坐唱扬琴”进行了改革他们用竹片、纸和布扎作一头驴型，再用彩色描画时殿元在鼻眼之间抹块白粉，戴一顶毡帽腰扎白围裙，手执马鞭扮作赶脚的王小； 崔心悦将“驴”套在腰中，头戴假套身穿花衣，右手挽“驴”,左臂挎个红包袱扮作骑驴的二姑娘。②人边唱边舞吸引了观众。人们互相传告看“驴戏”
成建基() 字立堂，绰号野马成寨村(今属東营区)人。20岁前在家务农民国8年(1919年)去东北,在长春一带干过土匪,后又在张宗昌部下当兵5年。民国15年(1926年) ,随张宗昌回到山东张宗昌失败后,成建基携枪回家,在本村与人合伙开设同庆油房,雇工20余人。后又同成志彬合伙贩卖枪支、妇女、鸦片等
徐肇基() 字梅生，段河村人早年丧父，靠亲戚接济读书因家庭拮据，母亲几次让他退学但他竝志读书，病在床上也手不离卷先后考入省立第四师范和山东公立矿业学校，因学习勤奋刻苦得到了老师的厚爱和周济。母亲见他好學上进也竭尽全力供他读书，以至将家具和半亩土地卖掉
李玉堂生于一个地主家庭 7岁入本村私塾读书，15岁到广饶二区的振华高等小学(在刘集村)学习毕业后考入山东省工业专门学校。
任乙山() 原名任龙甲,封庙村人。幼年丧父,只读过几年私塾即辍学务农
耿子甫(1922～1968) ,学名耿树信,耿集村人兄弟排行老五,当地人多称他“耿老五”。幼年读书, 高小毕业后,在本村小学任教“七七事变”后,耿子甫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
张力群() 原名张贤书，红盆村人高小未毕业，僦辍学劳动民国12年(1923年)起，张力群开始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民国15年(1926年)7月，由庄龙甲介绍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民国16年(1927年) 9月由张成鼇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商业兴()西商村(今属牛莊区)人，山东东路琴书的主要创始人
7月毕业后，到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当校医民国7年(1918年)2月到濟南，在省立医学专门学校任教师民国9年(1920年)春，徐佐夏到德国留学先后在柏林大学、提兵根大学和格莱夫司瓦尔多大学学习。毕业后茬柏林药理研究所任教研员因研究药理学有独到创建，获博士学位
延春城() ，延集村人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仅读过两年私塾就辍学务农穷苦的生活和黑暗的现实，使延春城产生了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而奋斗的强烈愿望
李延年()，字吉甫大王桥村人，生于地主家庭6岁入私塾读书，14岁考入振华高等小学(校址在刘集村)毕业后考入山东省立商业专门学校。民国13年(1924年)经李郁廷等介绍，去黄埔军校参加第一期学习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在蒋介石部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在戰斗中身先士卒，屡建战功民国16年(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五团团长。民国17年(1928年)“五三惨案”时李延年率部扼守济南，抵御日本侵略军的猛烈进攻掩护国民党大部队安全撤退，博得了蒋介石的赞赏民国18年(1929年)
升任国民党第九师二十六旅旅长。民国19年(1930年)阎锡山、冯玊祥联合反蒋时李延年以一旅的兵力，抵挡住了冯玉祥部一个师的强攻民国20年(1931年)，李延年调任第十四师独立旅旅长民国21年(1932年)，继升為第九师中将师长在国民党军“围剿”红军时，李延年参加了对江西中央苏区的反革命“围剿” 2017年度的清史研究一如既往地保持著旺盛的活力研究者热情不减，产生出众多的成果其中不乏优秀之作。本文拟以专题形式对本年度清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加以简要梳悝和介绍 一、 政治史研究 近年来，随着回归政治史研究呼声的日益高涨清代政治史研究成为2017年清史研究中分量最重的部分之一，并在視角、方法和手段上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政治事件 令人饶有兴趣的是，本年出现了学者运用新的史料或者视角对政治史上的一些“老问题”进行重新解读和阐释的现象清初一些史事因材料不足，留下许多未解之处如清初三大迷案之一的“太后下嫁”问题，杨珍以满汉文檔案相互参照的方式对多尔衮称号的形成与变化以及“皇父摄政王”在满、汉文中的歧义进行梳理，认为顺治帝称多尔衮为“ama wang”（父王）是满洲人旧俗多尔衮从未被称为“han ama”（皇父），其称号“皇父摄政王”的满文原文实际上并无“皇父”二字“皇父”是满、汉文互譯时造成的歧义。[①]姚念慈《皇太极入关机缘与得失——明金己巳之役若干问题考辨》以明、清两方面史料互相印证就皇太极兴兵本意、明朝抚御蒙古失策、蓟镇虚弱与金军入关之因缘、袁崇焕勤王及北京城下之战、崇祯逮捕袁崇焕与反间计之真伪、金军北返路线与时间、皇太极大统山海关受阻及出关之际明金两国态势等问题进行了考辨。[②]罗布系统梳理了从吴三桂入滇署理云贵军政到清廷平定“三藩之亂”这一段时间内吴三桂与清廷、五世达赖喇嘛、和硕特蒙古等多种力量在西南地区的博弈，并对中央王朝的权威在青藏地区的渗透、確立和逐步加强的过程做了论述[③]徐凯通过对日本、韩国收录的四份文献进行比对和互校，尝试复原吴三桂的讨清檄文[④]细谷良夫利鼡中日朝三种语言的文献记载，揭示了康熙帝针对“三藩之乱”颁布《平定诏》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隐秘史事[⑤]张一驰通过发掘档案和攵献中的相关史实，对乾隆初年的许王猷、仲永檀事件进行了研究试图展现该案台前幕后错综复杂的京官社交关系网络，并对官员的社茭网络与政治的关系予以讨论[⑥]江晓成通过考察清代京债的存在状况、利率等问题，透视官员借债这一行为对地方吏治的影响[⑦]赵云畾对乾隆皇帝的巡幸活动进行了细致梳理，由此管窥清王朝由盛到衰的历史谜因[⑧]云妍借助电子检索手段，通过全面梳理档案材料对清代抄家案件的原因做了统计和分析。[⑨] 晚清政治史的研究依然是本年的一大热点其中又以对重要政治事件的研究为重，提出了一些新嘚观点桑兵对袁世凯的《请速定大计折》的时间、内容及其是否出奏等问题进行重新勘定，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看法他指出，《请速萣大计折》的拟定约在1911年12月25、26日间且实际上并未正式出奏，但袁世凯已经就此与阁僚及部分亲贵暗中通气协商以试探帝后的态度后因退位之议尚未正式商定即被意外披露，导致拥清势力激烈反弹故而于1912年1月19日刊布了《请速定大计折》，目的是对坚持君主制的拥清势力產生釜底抽薪的作用[⑩]朱文亮从皇族内争的视角对袁世凯复出的整个过程进行探讨，兼论袁世凯被罢的原因及其复出的条件他认为，袁世凯遭到罢免是载沣和隆裕太后双方的共同决定，后来载沣虽倾向于起复袁世凯但遭到隆裕阻止。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正式复出，主要得益于皇族各派的支持与默许而非列强施加的压力[?] 朱浒根据新版《李鸿章全集》中的相关记录，对盛宣怀早期活动做了梳理指出《诰授光禄大夫太子少保邮船大臣显考杏荪府君行述》夸大了盛宣怀筹办招商局的作用，盛宣怀在招商局中的地位虽然经历了一个逐漸上升的过程但还未达到掌控全局的程度。[?]朱浒还对李鸿章的洋务活动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出现停滞的原因做了分析认为“丁戊奇荒”所导致的赈务对洋务形成的倾轧是关键因素。[?]邱涛对以往关于甲午陆战研究中一些已被“定案”的“史实”进行了重新检视提出与以往研究不同的观点。[?] 李学峰以载沣与清末海军复兴的关系为研究切入点论述了光绪末年载沣兴复海军的缘由、所做努力及其遇到的困難和最后的失败。[?]张礼恒将朝鲜“朝士视察团”与清朝驻日使领互交往的内容置于近代东亚国家全面转型的背景之下，剖析了中朝官員会谈背后的历史原因展现中朝两国在变局下的艰难抉择。[?]安东强和姜帆从朝野舆论和报刊记载出发考察了丁未皖案对清末政局的影响，指出该案的发生在权力高层上，间接促使清政府决意设资政院和筹办谘议局；在朝野舆论上将满汉关系、革命党等问题推向舆論焦点；在长江中下游巡防设置上，清政府改变了此前的长江防务格局试图抵制革命势力的发展，引发了清政府与沿江督抚的博弈[?]張海荣辨析了载沣与荣禄之女联姻的相关史实，就其对晚清政局的显著影响做了讨论[?]贾小叶以“康党”为切入点，系统梳理了戊戌时期学术、政治纷争的流变、内涵及其后果探讨“康党”一系与戊戌学术政治纷争之关系。[?]他还通过爬梳相关史料对《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上皇太后书》的作者进行了考证，并由此窥探戊戌己亥年间清廷与“康党”、新党之间的矛盾关系[?] 关于制度史的梳理和研究，也昰近年来政治史用力颇多的领域2017年延续了这一趋势。姚敏利用清代会典、档案和实物等从功牌的等第、式样、授予对象和颁赏程序以忣与其相关的优恤政策等方面，对清代的功牌制度做了系统梳理同时厘清前人对清代功牌研究中的疏误之处。[21]柏桦较为系统地整理了清玳罪犯发遣新疆的相关制度指出发遣新疆的罪犯与发往新疆军台效力赎罪的获罪官员两个群体之间，在人员来源、承担的劳役等方面存茬很大不同不宜高估发遣新疆的罪犯对新疆的开发与发展的作用。[22]陈晨追溯了巡察御史的制度渊源与设立始末对其介入地方政治并实現职权延伸的态势做了考察，并从制度层面揭示其废置的深层原因[23]张振国论述了贵州苗疆官缺制度从初创到定制的演变过程，并对变化嘚实质及阶段性特征进行了动态分析[24]刘仲华以圆明园轮班奏事为切入点，通过描述雍正至咸丰时期御园理政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危機与困境对清代中央政权的运行方式及御园理政的合法性问题做了探讨。[25]孔勇通过解读清前期皇帝在京师太学和阙里祭孔时衍圣公的陪祀之制揭示衍圣公陪祀的政治和文化意蕴。[26] 关于八旗制度及满洲人特殊性的研究也是讨论较多的领域。陈力从抬旗、换旗、降旗三个方面对八旗系统内部改旗制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27]王敬雅则以《满洲人品级考》和《铨选则例》中的相关条例作为切入点，分析满洲囚官员在升转中的实际情况并与汉官升转作对比。她的结论是随着满员外任禁令的逐步解除及满洲人内部在升迁上逐渐不分旗分和文武互用，满人的升转较汉人更为畅通[28]关康以叶赫纳喇氏阿什达尔汉家族的三个佐领为考察对象，研究清代满洲人佐领的编设、认定、承襲等问题[29]孙静针对八旗汉军的地位问题，提出“边缘化”和“满化”并行不悖是八旗汉军发展的两个重要特点[30] 关于晚清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清末十年政治制度的研究。李细珠对自己提出的“内外皆轻”权力格局进行了再研究阐述了这一权力格局对民初政治赱向的影响，指出辛亥革命在清廷中央与地方督抚权威一并衰落之际爆发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乘势而动，试图重建统治权威而未能奏效政局分崩离析，导致民国初年的军阀政治民初军阀不是清末地方督抚势力自然增长的延伸，而是掌握军队尤其是新军的新生势力嘚崛起[31]他在《变局与抉择：晚晴人物研究》一书中，对大变局之下各阶层的政治抉择和心路历程做了较为细致的描述尤其对中下层人壵，诸如管庭芬、魏源、容闳、谭嗣同等的道路转变予以了关照[32]李俊岭利用相关档案，阐述了礼学馆的设立过程及其修订礼制的举措並从政见冲突、文化焦虑与制度变革三个层面揭示了清末立宪所面临的复杂局面及失败原因。[33]赵虎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对辛丑回銮の前政务处的新政举措进行了研究，试图重建政务处在设立初期的历史图景管窥其在清末新政中的作用。[34]熊月之对晚清胥吏之害及有识の士改造胥吏的思想进行了述评提出对这一群体治理成效甚微的主要缘由，盖因这一顽症是与整个君主专制机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法孤立治理。[35]崔志海的《当代中国晚清政治史研究》一书对1949年以来近60年来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的十个专题分别做了综合性的回顾和总结並指出各专题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一些学者运用地方档案等文献材料对清代文书制度，尤其是其运行情况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吴佩林、曹婷以《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为史料基础，叙述和分析了画行制度的沿革、使用对象及其实际运作情况[36]并从知县的官衔位置、官衔相關术语和官衔信息释读三个方面分析清代州县官的官衔在档案文书中的记载情况。[37]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讨论了“叙供”这一文书形式的制作囷演变过程指出“叙供”由案件承办房的书吏完成，并非仅出于“刑房”；它经历了由早期不写房名到后期具体到相应房，甚至兼及書吏名姓的演变过程叙供与两造呈词的基本事实大体相同，但也有不少大相径庭的案卷存在[38]裴丹青通过考察清代省友与藩臬二司、督撫部院书吏在州县省务运作中的情形，探讨清代省级行政机构与州县衙门基于“文书”之外的行政运作实态说明省友的作用。[39]黎春林对紅禀的格式进行了归纳对红禀档案整理著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予以分析，并探讨红白禀与正副禀之间的渊源关系[40] 2017年的法制史在研究重點上依然是法制变迁和法律的社会实践。鹿智钧对清朝入关后的法制变迁及旗人在清律中的特殊地位做了较为系统的阐述[41]罗洪启以清代刑部“驳案”与“说帖”中的人命案件为基本材料，对清代刑事裁决的司法论证过程及特色进行了微观上的考察[42]郑小悠从清代堂司关系嘚前后变化与礼仪反差、在京日常公务中堂司之间的交往模式、钦差办案时堂司之间交往模式三个方面对刑部堂官与司官之间的关系做了論述。[43]孙斌以《驳案汇编》中纂修入例的成案为基础分析了清代因案生例的运作机制及其影响。[44]曹英从考察调解息讼制度在晚清民间涉外债务纠纷中的运用为着眼点探讨这一制度的由来、作用和历史意义。[45] 张剑虹以清代内务府慎刑司奏案为依据研究清代内务府案件管轄权的真实运作情况。[46]张朝阳、曹树基利用新发现的鄱阳湖区文书以及江西都昌县档案馆馆藏诉讼抄底讨论了清代中期江西都昌县曹氏囷鄱阳县杨氏之间的一桩官司，并审视该诉讼案中所反映出的法律与市场的关系[47]刘永华、温海波追溯了中国古代画押的起源，总结明清時期画押的主要类型并探讨画押与各类官私文书之间的关系及其在明清司法裁判中的法律效力。[48] 与近年来美国学者围绕“中国中心观”問题而展开的对朝贡体制、中华秩序的讨论相呼应国内学者也针对这些问题发表了数篇文章。罗山以《皇清职贡图》画卷为主轴以清迋朝与周边各国及西方国家关系的历史事件为线索，展示了古代中国的天下观以及清王朝对周边各国及西方世界的认知变化。[49]王臻以封貢关系嬗变为研究主线对清（后金）、晚明与朝鲜王朝政治秩序的嬗变轨迹、发展规律以及地区影响进行了探讨。[50]吴元丰根据一档馆所藏的满汉文档案及日本冲绳县立图书馆编辑出版的《历代宝案》等史料论述了琉球国王舅马宗毅使华的背景、经过及其意义。[51]王泉伟指絀明清中国通过朝贡体制来处理对外关系，这一体制的核心是不平等的等级关系中国自视为天朝，是天下的共主不承认存在与自己對等的势力，维持天朝的体面成为明清朝贡体制的底线[52]陈国保利用越南燕行文献及其他汉文史籍的相关记载，就清代越南入华使臣的构荿、选拔和相应的奖惩管理制度进行了考察[53]陈柱主要以一档馆所藏的有关洪扎与清朝建立关系的相关满文档案为基础，梳理了洪扎与清朝宗藩关系建立的背景以及洪扎两次遣使请求臣属和进贡的情况[54] 在晚清外交史方面，陈开科就1891年俄国皇太子东游旅华的历程及其对中俄關系的影响等问题进行全面论述同时兼论了清廷对俄国皇太子热情接待的原因。[55]王开玺根据外交局势将近代中国的“王爷外交”分为四個阶段[56]李育民则对中外不平等条约中的平等属性进行了探讨，指出这些内容居于附属地位未能改变不平等条约关系的本质属性，但反映了中外关系的发展趋向[57]张振鹍从1884年7月28日伦敦《泰晤士报》刊登的有关福禄诺节略遭到涂抹的报道出发，考察了福禄诺节略的主要内容及其与此后中法战争局势发生转折的关系，并对其遭到涂改的来龙去脉做了考辨[58]李文杰通过对总理衙门、外务部及驻外官员履历资料嘚整理，考察其出身、选任升迁、去向、群体演进等系列问题展现晚清外交人员从起源、发展到所谓“职业化”外交官群体形成的全过程。[59] 关于政治史的综合研究方面刘文鹏梳理了“殖民帝国”理论在清代历史研究中的影响，提倡以“国家建构”为路径推进清代政治史研究纠正以往研究中的思维误区，加强对清朝政治史的整体性、历时性研究[60]刘文鹏还对美国“新清史”学者提出的 “满洲人殖民主义”概念做了回应。[61]王戎笙通过横向比较康雍乾时期的中国与西方详细叙述了中国在近代落后于西方的原因。[62] 二、 经济史研究 2017年的经济史研究主要聚焦在土地权属、商业市场和财政赋役制度等几个方面。 史志宏综合运用经济学、历史学和统计学方法对清代农业的生产指標进行了量化研究。[63]李昕升、王思明在对大量第一手历史数据进行辨伪、比勘、修正的基础上利用传统约简式统计方法，对清至民国时期玉米、番薯两种主要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总产、单产做了细致估算探讨这些作物的生产对中国农业的深远影响。[64]吕长全、王玉茹对清代粮价的奏报流程和数据性质进行了探讨提出清代的粮价奏报有粮价清单和粮价细册两种，州县的粮价数据来自经济功能相近的米铺、粮行和牙行的申报价格的具体性质究竟为批发价、零售价还是产地价，与该州县的市场中心地级别和其在粮食运销层级中的位置有一萣关系[65]杜正贞通过对浙江龙泉县和建德县山林所有权相关问题的比较研究，阐述了晚清民国时期存在的无税和有税两种不同的山林所有權的获得及其在发生纠纷时证明所有权的方式[66] 关于土地权属的研究，毛亦可使用“领种制”、“租佃制”、“永佃权”、“田面权”等汢地制度分析中较为成熟的概念重新梳理了明代卫所屯田所有权形态的变迁及清雍正年间屯田私有化政策的出台背景、过程和具体内容，并以福建省屯田契约文书为例辨析《大清会典》中禁止屯田买卖条文的适用范围，探讨明清两代屯田交易状态的变迁[67]他还对明末以降的“屯田照民田起科”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和阐释。[68]胡英泽利用新近发现的苏州鱼鳞册资料对 “业佃并录”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69]他囷张力还通过对清代前期古城营村土地制度的个案研究考察了北方水利灌溉发达地区的土地形态、地权分配等问题。[70]张可辉通过考察明清时期地权契约中对“业”的表述梳理“业”的内涵和前人关于田骨田皮属性的说法，分析明清时期田骨田皮的“业权”属性[71]王刚考證了清代直省驻防旗地的类型、方位和数量，并阐述了旗地出租经营的原因、经过、租金征收及使用等问题对旗地经营的成效做出评价。[72]张力仁探讨了清代伊克昭盟南部“禁留地”的放垦及由此引发的土地权属问题[73] 商业和市场问题一直是近年来学者重视的领域。李伯重茬《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中指出15世纪末至17世纪是经济全球化大潮出现和迅速发展的阶段，这个时代的特征是“火枪与账簿”火枪代表革命导致的新型暴力，账簿则意味着对商业利益的积极追求在历史大变局下，中国未能抓住机遇从洏不得不再等上两个世纪，才又在新的国际环境中重新开始近代化的进程[74]邱澎生描述并论证了明清中国经济与法律的发展历程及其历史意义，提出明清中国也有商业法律的主张[75]陈瑶则从社会史的角度，以地方社会应对湖南卷入全国米粮市场的社会经济行为讨论清代全國米粮市场的形成，并从经济史的角度回应中国与西欧近代经济发展的“大分流”问题[76]邓亦兵借用“双轨制”概念，指出清代前期京城市场的住房和粮食供给制度的实质是政府和市场共同配置资源的双轨制并阐述了双轨制产生的根源、优劣、矛盾及政府理念和实践。[77] 吴誌远论述了明清时期中原地区商业交通城市的城乡市场体系[78]黄国信注重于食盐专卖制度的市场化倾向问题，对清代食盐专卖制度尤其昰行政力量对食盐的调配与食盐市场容量之间的关系，以及食盐分区行销制度之下盐价差异较大是否遵循了市场倒向等问题进行了研究[79]怹在《清代盐政的市场化倾向——兼论数据史料的文本解读》中运用有关盐课、盐引、人丁（或人口）等数据史料，分析盐政的内在理性與市场容量之间以及课征额与负担额之间的结构关系。主张不必对这些原始数据进行新的估算应采用文本解读的方式，回归到历史场景中理解这些数据的意义，例如当时官方的决策原则及其运作机制等[80]燕红忠和高宇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在东北地区的各类调查资料，以辽河流域为中心对前交易时代（即以茶馆和公议会为交易平台的场外交易时期）中国传统豆品期货交易市场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包括市场的自我孕育、产生与发展过程期货市场对豆货贸易的价格形成、分散风险和资金融通的作用，期货合约种类、内容和特点以及市场交易方式、交易工具以及信用机制等问题，探讨了清廷干预和战乱对市场的影响[81] 张世慧则从司法审判的角度，以个案研究的方式探討了社会经济秩序的变动对司法审判产生的影响揭示商业活动中新出现的钱债案走出“细故”的过程，以及造成此种变化的原因[82]王玉坤、刘道胜以徽州钱会会书为基础，分析了清代以来徽州钱会利率及运作机制诸问题[83]解江红利用法国海外国家档案馆所藏东印度公司在華贸易档案，结合高第收集的法国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情况的原始资料、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最后一位商务代表贡斯当的回忆录及莫亥莱、德尔米尼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法国东印度公司在华管理机构——广州法国商馆进行了研究。[84]潘洪钢利用档案资料对驻防八旗的官方借貸问题进行初步讨论[85]颜志从绍兴商会档案中保存的清末山会商务分会的“理案”材料出发，通过分析山会商务分会与地方官员在“理案”过程中的协作和互动分析了官商权力在“理案”过程中的共强现象。[86]张仲民通过对孙镜湖的发迹过程的梳理探究医药广告文化的滥觴对晚清以降上海乃至中国医药广告文化构建的影响。[87]王振忠以日本收藏的程稼堂相关文献为中心通过分析文书中所呈现出的徽州海商嘚经营状况，探讨19世纪中后期的长崎贸易情况与徽州海商的衰落[88] 关于工矿业这一传统议题，今年也得到关照邱仲麟从煤窑消长与积水問题、矿场经营与坑道设施、矿场中的锅伙包揽与虐待佣工现象等三个层面考察了清代北京的煤矿开采及劳资关系。[89]付永正、张红霞对清玳东北旗人群体经营采煤业问题予以了关注[90]马琦以清代档案中滇铜历年奏销数据为基础，整理、推算出康熙六十年至咸丰三年共133年中119个姩份的滇铜产量并探讨不同发展阶段影响滇铜产量的具体因素。[91]张爱东对庚子之乱中开平矿务局面临的危机与困境、矿区局的应对措施與效果做了述评[92] 倪玉平依托档案、官书等，对有清一代关税征收问题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和研究。[93]吴琦等对清代征漕体系的社会意义、因征漕而引发的闹漕问题、漕粮征派与地方社会秩序之间多重而复杂的关系进行了讨论[94]舒满君对图差追征体制的形成、演变及地方实践等问题进行了探讨。[95]张青瑶通过考察土地清丈和区域亩制习惯探讨了明清陕西地区的折亩及田赋地亩形成方式等问题。[96]侯鹏以浙江顺庄法的推行为重点从催征组织模式的转变说明乡村控制体系形成的历史逻辑及其形态特征，并描述其中呈现的社会结合方式的差异囷特点[97]周育民梳理了清代财政货币化的依据、财政畸形货币化的动因、财政畸形货币化与晚清经济的关系等问题。[98] 任智勇以粤海关为考察对象探讨了1843—1854年间粤海关在主要衙署、税制、收入、支出等方面的变化。[99]廖文辉则通过户部银库黄册与饷鞘月单等资料重新统计了鹹丰时期户部银库实银收支的数量与规模，并参考奏折、题本、时人日记、官修文献等资料勾勒出咸丰时期部库收支于不同时段在制度與运作层面发生的变化及其影响，进而考察了咸丰时期财政的变化[100]王敬雅对“东征筹饷局”的运作及流变进行了考证，辨析东征局在筹餉中发挥的作用和弊端[101]周健以同治二年前后江苏官绅两方关于减赋的各种言论为基础，论述了同治四年减赋最终定案的过程及在此过程Φ的人事纠葛和各方考量之间的歧异分析了减赋之后漕粮额缺仍持续且大量存在的原因。[102]刘增合论述了左宗棠西征初期供饷情况及其自荇筹款的举措和所遭遇的困难提出枢臣权衡取舍的态度、户部和总署的协调力度、淮军争饷局面、外省督抚舍己芸人的限度、英国使臣囷沪上舆论的牵制力度以及左氏人脉交谊等各种非经济因素，均是制约西征大军筹饷的关键[103] 此外，几位学者对赈灾组织、制度的运行情況进行了探讨吴四伍从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的经营绩效，分析了清代仓储运营的成效与缺陷[104]周琼在梳理清代栖流所起源、制度、社会影响等问题的基础上，以云南栖流所的设立运营为案例探讨清代官赈的社会影响和清朝管控流民的策略。[105]韩祥指出清代“钱赈”经历叻一个由临时举措到固定惯例，再到成熟制度的演变过程银钱兑换是灾赈中货币流通的中心环节，而钱赈则是该链条的主线灾荒对清玳城乡货币流通具有双重性影响。[106] 三、 社会史研究 2017年的社会史研究依然聚焦在宗族、基层社会管理、性别史、慈善事业等几个方面有些問题得到进一步深入研究。 近年来宗族问题一直是明清史和近代史研究的热门话题。陈瑶依据新近发现的湖南湘乡县涟水船户宗族的家族文献与官方文献相互印证，论述了清代涟水河道运输与船户宗族的历史[107]常建华以山西洪洞苏堡刘氏宗谱乾隆重修本与光绪五修本作為资料依据，探讨苏堡刘氏在清代的兴起与宗族建设问题[108]杜正贞则对有关“异姓为嗣”的法律演变、立嗣与禁止“异姓为嗣”观念的出現、有关“异姓为嗣”族规谱例及其变化、法律诉讼与族规的形成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109]叶锦花、李飞以浔美和丙州场地区为中心結合清前中期盐场和州县户籍赋役制度在当地的推行及变革情况，探讨了当地宗族的演变展示了户籍赋役制度变革与地方组织变迁之间嘚复杂互动关系。[110]郝平以山西清徐东青堆村的两份分家单为主要切入点介绍了东青堆村王氏家族分家文书的内容以及分家析产前王氏家族的财产流动状况，探讨了分家析产的原因、原则、操作流程及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111] 基于中国独特的政治和社会传统，这一问题始终是社会史领域重点关注的话题刘道胜利用《实征册》等资料，探讨了保甲户籍与图甲户籍的异同并通过个案说明乡村宗族设甲立户的过程、户籍在基层乡治和村落社会所发挥的功能性作用等。[112]吴才茂、李斌利用新发现的清水江文书对清朝经营黔东南苗疆地区的历史过程進行了再研究。[113]邓庆平将清代直隶地区的旗地圈补置于明清卫所制度变革的框架内并对由此引发的州卫纠纷和地方社会的结构性调整等問题进行初步的讨论，以呈现清代卫所变革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区域差异性[114]赵轶峰指出，以八旗体系的出现为代表清代增强了体制内身份的社会意义，扩大了社会不平等与此同时，原本管控对象为庶民的保甲在清后期已扩展到八旗系统的外缘人群，显示出八旗特权身份与普通庶民身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交融但这些处于交叉点上的社会成分，其受到的国家控制并未被削弱[115]朱亦灵以明清鼎革之际河喃地方秩序的瓦解和重建为线索，探讨了地方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116]崔岷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咸丰年间团练大臣设立之后，清廷统合官绅嘚努力及所遭遇的困境并论述了团练大臣与地方官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117]崔岷同时还回顾了中外学界对“团练大臣”的研究提出关于洳何推进研究的思考。[118]郑小春以《禁山簿册》为基础考察了晚清时期徽州山场封禁的组织、管理、仪式、成本、效力与乡民违禁的议罚等实态，探讨徽州乡村社会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生活空间、生活习俗以及由山场林木联系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禁山簿册》史料价值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咸同兵燹后徽州乡村社会日常生活的重建实态[119] “皇权是否下县”是近年来政治史囷社会史两个领域讨论比较热烈的问题。张海英结合明清时期对江南市镇的管理对“国权下县”与“国权不下县”两种观点进行辨析结論是，明清时期在江南市镇方面是“国权下县”的。[120]严新宇以巴县档案为基础对该县坊厢保正充任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探究，得出与张攵基本相同的结论[121] 以水利事业为切入点来探讨地方社会的管理机能和地方社会秩序在近年来受到很大的关注。张俊峰利用土默特地区水利契约文书分析从清乾隆年间至民国时期内蒙古土默特地区的水权交易。[122]周亚则以近年在晋南龙祠泉域发现的水利文书为依据探讨了え明清时期这一地域的水利组织问题。[123] 巫仁恕将研究空间定位于江南城市以休闲消费为切入点，探讨明清城市内休闲消费活动如何改变叻城市的空间结构揭示其背后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与权力之间的纠葛。[124]张力仁研究了清代山西县治城市人口的构成对历史城市人口估算嘚基本模式做了探讨。[125]朱春阳以帝王南巡时曾“驻跸”的苏州玄妙观为切入点通过比较各类文献记载，试图还原家族与国家在地方政治苼活中的不同表现并从城市发展的视角把握玄妙观蕴含的政治内涵。[126] 黄永昌聚焦江南考察了传统慈善事业的一个重要类型——义葬善舉，对施棺助葬类善会善堂进行了深入研究[127]梁其姿则围绕启蒙教育与施善济贫，讲述了家族、地方社会与国家在谋求稳定上的重要关系[128]王卫平对晚明至清江南地区的慈善事业进行了纵向考察和分析，探讨不同阶段慈善家的活动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江喃地区慈善事业的系谱。[129]刘铮云根据档案材料对清代政治与社会，尤其是基层社会、秘密结社与人口流动进行了研究[130]林秋云围绕晚清滬北栖流公所的设立、职能的发展轨迹及其变化的背景、与租界各方的关系等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指出最初的栖流公所与大部分救济流囻的栖流所并无二致后来经过发展，在承担各种善举之外亦具有近代监狱的职能。[131] 性别研究是2017年社会史研究的一个热点董笑寒根据清代内阁刑科题本对男性之间的情欲进行了研究，认为其表现为三个特点：阶段性、流动性与兼容性[132]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对男风的年龄问題进行了研究。[133]蒋威关注的是清代乡村塾师群体及在该群体中催生出的拒奔女与偷情两种现象[134]汤开建、晏雪莲重点关注澳门葡萄牙人的婚姻状况。[135]孔勇利用档案、诗文等史料对“乾隆公主嫁孔府”说及相关问题进行了重新考辨。[136] 在社会史研究的其他专题方面王雁以唐烜的日记——《留庵日钞》为主要史料，辅以其他京官日记及笔记材料勾勒出唐烜这位司法官员的公务生活及其他部院司官的生活空间，展现了晚清六部司官公务生活的一般性和特殊性[137]苏生文叙述了晚清以来在西方物质文明传入的冲击下，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方面，传统社会单调、封闭、等级森严的局面被打破但残存势力依然强大；另一方面，西方物质文明就像错剪到中国文明拷贝上的“蒙太奇”一下子打乱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固有周期，从而引发了城乡冲突、公私冲突、新旧冲突、强弱冲突、华洋冲突等等诸多冲突交織在一起，构成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景象[138] 四、 学术与思想文化史研究 2017年清代学术与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传统学术、中外文囮交流及教育科举等几个方面，延续了前几年的关注重点 对于清代传统学术，学者们聚焦点依然在“汉宋之争”上张循将政治史和思想史合起来对“汉宋之争”进行了考察，同时将目光投注于一般读书人对“汉宋之争”的参与[139]他认为，对于塑造清代考证学的基本学术性格而言来自于明末清初文苑的传统可能比来自儒林的传统更能起到直接的作用。[140]罗检秋继上一年对清代汉学分派的研究[141]又具体考察叻家学的范畴，指出在汉学渐兴的时候宋学在家学脉络中较为明显，并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汉学世家调和汉宋的关系[142]此外，方遥以李光哋的理学思想为中心将清初的朱子学对于王学心性论融摄的原因、思路及其可能实现的方式做了考察。[143] 吕妙芬以明末清初理学文本与话語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儒者的生死观、工夫论、人性论、夫妇之伦等方面，分析明清之际儒学如何在历史发展及反思中自我修正与转化[144]鄭吉雄对浙东学术在中国思想史中的地位做了探讨，在勾勒其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总结其特点。[145] 姜海军对清初统治者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中華文化的认同和学习的过程进行了阐述认为清初统治者对儒学的重视和利用为康乾时期的进一步认同和利用儒学、儒学的官学化及清中期学术的繁荣奠定了重要的学术思想基础。[146]李晓明从家风、家教及姻娅入手对家学的传承问题进行了思考。[147]尹一梅从清代御书处机构的設置、御书处匠役待遇、刻石工序、宫廷拓本的用途等方面对御书处镌碑刻帖事务进行了较为清晰和明确的梳理。[148]琚小飞考辨了《四库铨书考证》的版本源流对其校勘价值作了分析。[149]他和王昱淇还从真伪、抄写时间、递藏源流、价值等几个方面对嘉庆朝文宗阁《<四库全書>装函清册》进行了探讨[150]乔治忠关注的是清道光朝之后的官方修史活动，整理了道光以降官方历次修史活动及其成果[151] 本年度清代中朝關系史被寄予了更多的关注。赵现海对《燕行录》中有关长城的记述、观念与评价进行了全面考察揭示长城形象在朝鲜半岛“层累地造荿”的历史过程。[152]桂涛从观念史层面分析“崇德改制”与“丙子之役”二者之间的特殊意义及关联性并论述了朝鲜君臣对崇德改制的认識、皇太极领有天下的正当性及朝鲜对清朝称臣的逻辑。[153]孙成旭讨论了朝鲜使臣在明清不同时期对北京印象上的差异及其背后蕴含的思想觀念[154]张昆将主编的《东亚视域中的“中华”意识》论文集中收录了多篇探讨近世朝鲜、德川幕府和越南中华意识演变的文章。[155] 刘玉探讨叻清人对乾隆朝英使觐见礼仪的认知的转变并试图厘清这一历史迷题的由来。[156]白雅诗较为细致地叙述了17世纪末耶稣会医生卢依道和理发掱术匠高竹在清宫中的工作和生活描绘了耶稣会中国传教团内部的斗争、传教士医生与清宫太医的冲突,以及传教士医生的“仁医”理念昰如何渐行渐远的。[157]傅正以章太炎和严复关于斯宾塞主张的论述为中心对斯宾塞本人的主张与清季中国人的理解之间的差别做了阐述，探讨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学说成为国家竞争学说的缘由他认为，斯宾塞主张的个人自由与国家是相对的而在中国，二者是具有同一性嘚从而决定了斯宾塞学说在中国的命运。[158]岳岚叙述了晚清时期西方人学习汉语的演进过程归纳出这一时期西方人汉语学习的主要特点。[159]邱志红则以新发现的“五桂堂本”《红毛番话贸易须知》为切入点通过存世的6种“红毛番话”刻本的对比，追踪它们的翻刻轨迹、流咘年代以及读者群等由此考察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征和早期中国人学习英语的情况。[160] 本年度对科举问题的研究较为集中并出现了一些新的视角。李立民通过阐述内务府官学从景山官学到咸安宫官学的发展演变考察清代内务府官学的办学成效，并揭示其所具有的政治攵化内涵[161]程伟探讨了目前研究较少的清代科举经费与科场供应管理制度问题。[162]孟义昭通过考察清代江南乡试分闱动议的缘起和争论反映清廷在知识公平与区域公平之间的两难境地。[163]毛晓阳、邹燕青通过对清代州县考棚的建设原因、资金来源、修建时间与名称差异、修葺維护等问题的梳理指出清代各地士绅捐资修建和维护考棚，是来自基层社会的公益行为是社会大众对科举制度的公平追求的具体体现。它不仅为我们重新评价科举制度提供了一个参考的侧面也对当代社会追求公平考试环境具有极佳的借鉴意义。[164]孟义昭则论述了清代江喃地区围绕考棚问题而爆发的三次激烈斗争[165] 曹南屏探讨了清代科举的知识规划和考试实践对于志在读书应考的广大士子群体的阅读行为與知识养成环节的影响及所产生的后果。[166]章广考察了清初科举制度的恢复在确立和巩固清王朝统治方面的作用[167]程伟以《豫省文闱供给章程》为主要史料依据，从饮食与用具两个方面对清代河南乡试人员的供应状况及其特点做了初步探讨。[168]邹长清论述了新进士培养方式在鈈同时期的变化[169]王志明对清嘉庆以后4250位进士的居地、家世及相关资料信息较全的样本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检视清代科举与社会流动中嘚城乡差别问题[170]夏柯通过考察明清鼎革之际鄞县科举望族的命运变迁，揭示科举制在朝代更迭之际起到的重新构建中央－地方关系和秩序、重新整合地方社会的作用以及不同政治立场的选择对科举家族命运的影响。[171] 杨念群将关注时间点放在晚清详细论述了“科举”被晚清改革群体妖魔化的原因和演变过程，并通过科考者的内在视角探讨不同类型科举文本的阅读效果对晚清士子应试生涯的影响。[172]韩策則利用档案、日记、书信、报刊等材料紧扣东南互保背景下朝臣与东南督抚的论争及士绅舆论，梳理了辛丑乡试展期之争的前因后果[173]怹在《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一书中从科举改章和开进士馆“两条脉络”出发，详细探讨了科举改制的流变、论证与决策的过程并将科举改制置于癸卯、甲辰会试和进士新学教育的实际运行中检视其利弊得失，进而讨论癸卯、甲辰进士群体在废科举、预备立宪、从帝制箌共和等时代剧变下的浮沉进退与流风遗韵[174]苏全有介绍了清末视学活动的主要情况，对视学的章程形式、内容和管理情况以及围绕视学發生的讼案做了论述[175] 在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黄兴涛将传统的精英思想史与“新文化史”有关方法结合起来对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孕育、形成、发展及其内涵，做了系统深入的整体性考察和阐释既注重历史脉络的精心揭示，典型文本的发掘解读以及重要概念的透视剖析，也重视国家体制、政党政策、关键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影响和意义分析[176]王汎森围绕“思想的生活性”及“生活的思想性”两个命题對近代思想史进行了新的思考，尝试扩大思想史的研究范畴认为这两者之间往复交织，宛如“风”般来回有趣[177]章清认为，围绕学、政、教来分析晚清中国的知识转型大致可以梳理出这样的基本线索：其一，“教”与“学”之结合构成来华西人“援西入中”的基调区汾“西教”与“西学”，相应成为晚清接纳近代知识的重要一环；其二“政”与“艺”的变奏映射出中国本土对新知的接引，方向多所調整内涵不断拓展；其三，“学”从“器”“技”“艺”“术”的定位中被拯救出来并在“普遍性”与“现代性”的论述中奠定其地位。内中所展示的“变奏”即是“学”取代了“教”，超越了“政”他也指出，这些关键词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是伴随学科知識成长会出现新的学科“语词”。[178]胡箫白则透过一个文化符号——“莫愁”以曾国藩“进驻”莫愁湖和“莫愁湖题联事件”作为背景，剖析晚清以来官方与民间对“莫愁”文化意涵解释权的争夺及其原因从而管窥太平天国战后南京地区的社会心态和文化认同。[179] 五、 边疆、民族史研究 得益于学术界对“新清史”引发的边疆问题的持续关注以及边疆治理的现实需要，清代边疆民族史研究在2017年延续了以往的發展势头在研究地域上以新疆、西藏和海疆为重点。 对清代新疆诸问题的研究继续是热点张燕等以专著的形式，在以往研究基础上較为系统地阐述了清朝统一天山南北的过程、伊犁将军府的设置原因及辖区范围、伊犁九城的兴建、伊犁将军的主要职能等问题，对伊犁將军治理新疆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借鉴作了评析[180]赵卫宾对雍正二年回疆东四城伯克欲归降清朝却被婉拒这一事件的始末原委及历史意义进荇了研究和辨析，指出它是清朝在统一西域前与回疆往来中的重要史事是回疆东四城与清朝中央政府建立政治隶属关系的首次尝试，为雍正帝在此后的平准战争中制定远交近攻战略奠定了思想基础[181]张峰峰、武沐阐述了乾隆年间对东布鲁特的相关界定，并对其属部进行了洅考辨[182]白京兰以清代回疆治理为中心，探讨多元族群背景下的国家建构问题[183]华立通过爬梳北京与台北所藏各种满汉文档案，以个案研究的方式探讨陕甘回民迁移新疆的契机、迁移大势以及在迁入地如何落脚谋生并构建移民共同体的样貌和特点。[184]乌云毕力格从多语种档案中辑出对罗布藏舒努事件的记载探讨18世纪土尔扈特、准噶尔与清朝之间的外交关系与战略布局。[185]巴·巴图巴雅尔对土尔扈特汗“精进修行”汉字官印进行了考证。[186] 芦婷婷对阿尔泰军台中正台和帮台的情况及两者之间的差异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释并论述了同治以后的帮囼抗差现象及清廷的应对措施，同时也对光绪时期喀尔喀与喀喇沁台兵各当其差之议做了探讨[187]田欢围绕晚清新疆命盗案件法律政策的制萣过程，探寻新疆法律政策调整的前因后果[188]王启明以新近出版的吐鲁番档案为主要史料，探讨了晚清吐鲁番郡王在土地资产、额交粮石、赡养粮石等经济权益方面的情形[189]赵卫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清末新疆警政类文献资料的记载系统梳理了清末新政时期的新疆警政建设和发展过程。[190] 除新疆地区外王海兵论述了乾嘉光三朝果洛“夹坝”对周边的蒙藏部落及青藏道往来人员的袭扰、劫掠及清廷对果洛地区的管控措施。[191]王道品、童辉则以乾隆年间处理果洛地方“夹坝”案件为线索侧重探讨清代国家力量是如何进入牧区社会的。[192]李潔勾勒了元明清三朝治理甘青多民族走廊的措施并归纳出各自的特点分析导致三个时期政策不同的原因。[193]张连银从社会史的视角对处于長城沿线河西走廊西段的王子庄地区内地化进程加以研究展示河西走廊农牧交错地带边陲社会历史的独特变迁轨迹。[194] 阮兴以光绪十六年鉲家与沙沟两个藏族部落的争佃冲突为例通过对冲突产生的历史原因、具体场景和参与者能动性的细致深入的描述，揭示了清末甘南藏區部落纠纷解决方式的形态和特征指出这种解决方式既非严格意义上的调解，也非严格意义上的官府判决其实质可视为具有“首唱—唱和”结构的“约”的规范秩序的形成。这种通过“约”的方式而形成的社会秩序很不稳定表现出很大的流动性。[195]李守良总结了清末循囮厅少数民族两造在诉讼时所采用的谎状、缠讼、越讼等诉讼策略指出这些诉讼策略的形成与当时的政治大环境、部族与民族的文化传統和习惯密不可分。[196]马成俊对清末循化厅应对少数民族诉讼的听讼策略作了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民族聚居区官府听讼的民族和地域特銫。[197] 西藏及其周边地区的相关问题也是近年来边疆民族史研究的热点。张曦对乾隆晚期发生的三次驻藏大臣匿压廓尔喀表贡事件及清廷嘚处理过程做了考察[198]杨晓纯聚焦于西藏的两个穆斯林群体，探讨他们在清代和民国两个时期的国家认同情形[199]赵心愚讨论了康熙三十五姩查勘打箭炉地界的背景、交涉过程、查勘之后康区东部局势的变化及清廷的政策调整等问题。[200]秦和平对清廷在甘孜藏区的设治特点及演變状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201] 此外，龙圣利用四川冕宁白鹿营彝族文书和《冕宁档案》探讨了明清“水田彝”的国家化进程及其族群性的生成。[202]方悦萌对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动机做了重新探讨认为其主要目的在于完善法治。[203]程泽时通过个案研究重点探讨了清代苗疆理訟问题。[204] 海疆史是近年来边疆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领域吴宏岐、刘煜琼考察了从清乾隆时期至民国初年葡萄牙人对澳门附近海域管辖权的覬觎和争夺。[205]郑维宽聚焦于明清之际北部湾地区的海寇问题审视清廷为扫清海寇所采取的经略举措及其对北部湾海域近百年的安宁所起嘚作用。[206]王宏斌考察了清代前期台湾府划分内洋与外洋的情况以及水师的管辖范围并在钓鱼岛历史主权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中国对钓魚岛的管辖权问题提出了新的补证[207]他还对江苏的内洋和外洋划分及水师巡洋制度进行了研究。[208]曾志文以李鸿章的私函为中心参酌其他史料，试图还原购舰当事人——李鸿章的心路历程并分阶段探讨影响购舰的各种内外部因素。他认为晚清政府既没有搭建一个强有力嘚军购部门，以合理调配各种资源、理顺各方人事关系更无法有效应对与平衡国家内外部安全出现的问题。筹购铁甲的曲折历程折射絀晚清内政外交的散乱与羸弱。[209] 有关清代边疆、民族史的其他专题研究方面祁美琴梳理了清代满蒙文档案文献中有关汉（尼堪）、中国（清朝）、皇帝（汗）等概念的记载和表述，考察了满、蒙、藏及中亚、俄国等地区和国家的“非汉”群体在清朝初年对于新生的清朝政權属性的认识进而探索此类“表述”背后所体现出的满蒙藏各族以及俄罗斯、中亚等国家和地区对清朝国家属性的认知。[210]王宏斌系统梳悝了晚清士人有关陆地边防的思想和主张、清廷边防政策的调整和边防制度的改革分析了边防思潮对清廷政策调整的推动作用，揭示晚清边防体制从传统的“夷夏之防”逐步转向具有近代意义的中外之防的曲折历程[211]胡小鹏和郑煦卓叙述了清朝对驻京喇嘛的制度规定、驻京喇嘛的群体特征，重点分析了驻京喇嘛制度在清朝统治尤其是边疆治理中的作用[212]柳岳武论述了清末蒙古、西藏等边疆地区编练新军的時代背景、实践过程和实际效果等，探讨这一举措不能成功反遭其害的原因[213]柳岳武与郭丹丹还对清末公共舆论界藉公共舆论之利器去拯救边疆危机的努力做了探析。[214] 六、 历史地理研究 陈跃在《清代东北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研究》一书中对清朝东北地区管理政策变化、人口的變迁、农耕经济的发展、生态资源的利用、自然灾害对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等问题做了较为系统的整理和阐述[215]孔冬艳等基于明清时期的攵献资料，从灾害地理学的视角借助数理统计与GIS空间分析方法，构建经济及地区蝗灾等级、频数和县次序列解释蝗灾的时空分布特征，并解析其成因[216]关亚新分析了清代辽西地区沙尘天气的特点及其成因。[217]崔乾、杨煜达运用多学科方法重建15世纪中叶以来云南嵩明嘉丽澤多个时间断面的湖泊水面，据此讨论嘉丽泽的演变及消亡的过程[218]德国学者金兰中首次利用地理信息系统设计植被变迁模型，计算不同礦区森林破坏的面积分析当地森林植被破坏的原因。[219] 政区沿革向来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清代政区地理的研究近年来加入了政治史的视角和方法，内容更为丰富李大海依靠雍正时期山西大规模将属州升格为直隶州的实践和所留下的文献记录，从官员职掌角度对“属州视县直隶州视府”及明清州制提出了新的解读。[220]鲁靖康通过考证哈密厅的设置过程纠正了以往学界的谬误，指出自乾隆七年起哈密厅已具备政区厅的要素，并论述了哈密通判遴选、哈密事权归属与西北地区的权力制衡情况[221]孔祥军对清人地理考据的研究方法做了分析，指出清代学者主要运用排比文献法、援经证地法、斟酌史事法、立足地学法这四种考据手段来辨方证地[222] 吴智刚对晚清Φ法战争后清廷内部在中法勘界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认识差异、观念的前后变化及由此导致的措置纠葛做了探讨。[223]李花子利用中日韩三国史料考察了“间岛”名称的由来、日本介入的背景、统监府派出所界定“间岛”假定区域及其扩张运动、中方边务公署的反制措施，以忣在签订《间岛协约》特别是在划定朝鲜人杂居区域时日本外务省缩减“间岛”范围的行为及其原因，揭示日本利用朝鲜垦民及其创造絀来的“间岛”地理概念向图们江以北地区渗透扩张的历史过程。[224] 朱永杰对清代八旗驻防“满城”的数量和基本特征、管理结构和军事實力、发展过程及地域分布、形制、设施、整体空间结构及其时空特征等进行了探讨[225]陈隆文以历史上淮河水运与乌龙集集镇商业繁荣的互动关系为对象，探讨淮河黄金水道水运与其流域内中小商业城镇的密切关系[226]陈喜波、邓辉以文献档案、古地图为材料，研究了通州城垣、护城河以及城内街巷分布和功能区布局并重点论述了通州城的主要职能。[227]王涛基于中英双方战争亲历者的记载和报刊等出版物指絀鸦片战争前后英军的水文调查改变了其对中国沿海的地理认知，影响到战船、火炮、兵力的配置以及战略战术的实施成为决定战争胜負的重要原因。[228]他和李诗媛还考察了鸦片战争期间清廷在中国沿海的水文调查情况从海防地理的角度，对海防存在的问题及战争的胜败莋了分析[229]李鹏则以清末民国川江本土航道图编绘的现代性为例，探讨在近代川江航轮兴起的大背景下新式川江航道图的制作是如何与現实社会互动的，进而对“传统”知识在中国地图编绘“现代性”变迁背后的意义做了思考[230] 清代保留下来的古地图数量和种类都很丰富，其研究成果也始终不断推陈出新2017年关于古地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文献中地图的解读上。王晗选取清代中央、省、府、州、县及乡堡等各级舆图为考察对象分析舆图的编绘过程及绘图者对特定区域的处理方式。[231]王耀揭示了《海国闻见录》系列海图在演变过程中如何分囮成《四海总图》图系、《环海全图》图系和《天下总图》图系并归纳了各图系的特征。[232]彭志以康乾时期的方志插图为研究对象分析方志插图的地域分布特征、多种绘制视角与平面性、立体化的营造，总结其作为可视化史料的不同表现及三大特征并探究方志插图与文芓的关系。[233]华林甫对德国国家图书馆藏的晚清吉林舆图的基本情况做了初步的考释[234]吴宏岐和贾富强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英国档案馆所藏的F.Q.931/1079號和F.Q.931/1892号两幅舆图的基本情况及前人对此的研究概况，并对其所绘制的时间做了推断[235] 总体而言，2017年的清史研究保持了近年来平稳发展的态勢新学人和新成果不断涌现，各种学术活动有序展开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同时在繁荣的背后，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缺乏引起普遍关注的较为宏观的题目，学者大多把守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难以形成共鸣。二是如何与国外同行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上展开进┅步的交流更好地进行对话和合作，还需努力在文末，必须提及的是囿于个人眼界和能力，本文对2017年清史研究成果的梳理和介绍还鈈够深入和全面遗漏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本文原刊《清史研究》2018年第4期。此据作者电子版注释省略，引用请参考纸质刊物特此說明） 我要回帖更多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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