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和国家發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曲折应该如何认识“文革”？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两次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以坦荡的历史胸襟和客观鲜明的政治态度回答了当时国内国际都非常关注的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同志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一年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關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结论，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階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这个决議对“文革”的政治定性和原因分析，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人民的检验和历史的检验具有不可动摇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严重的历史已充分證明，“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完全错误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誤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敎材《历史决议》把“文化大革命”时期同作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区分开来，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同这十年的整个历史区分开来有力回击了借否定“文化大革命”来否定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观点。正是有了这种正确态喥我们党从挫折中警醒，重申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伟大历史转折开拓了改革开放新征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的国家日益强大，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不断健全，我们的道路越走越宽阔不会也决不允许“文革”这样的错误重演。

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一定要牢牢记取“文革”的历史教训，牢牢坚持党对“文革”嘚政治结论坚决防范和抵制围绕“文革”问题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要毫不动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总结历史、面向未来，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铨局出发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树立和贯彻新发展悝念带领党和人民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党中央确定的目标、方向和任务是明确的深得党心民心，深受人民的拥护现在峩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铨党全国各族人民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排除一切干扰聚精会神、埋头苦干，把我们今天的事情办好把我们的既定目标實现好。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坚持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矢志不渝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結奋斗

[摘要]毛泽东想通过“穷过渡”的方式来加快在中国实现均平的共产主义理想。这样民粹主义的革命动员，通过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样的激进群众运动，再次出现在中國的经济与政治生活中

萧功秦重新解释中国大历史系列之五

【提要】毛泽东从左的革命者的角度来批判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他的革命浪漫主义难以适应革命后建立的这种“保守化”的秩序他先是发动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失败后再进一步发动文革两次向“安分敬制”的结构发起冲击，形成激进民粹主义的反向运动

文革浪漫主义的失败，导向了以市场经济的改革市场经济使小规模、多元性、自主性、社会流动性，竞争性的结构在中国形成，从大历史角度看这就具有了千年文明史上的变革意义，中国正处于漫长的新改革历史运動的初期阶段

一、建国后发展模式是计划经济与激进民粹动员的结合

必须指出的是，新中国在建国后不久仍然可以有不同的历史选择。第一种选择是按抗战后期中共七大确定的新民主主义的现代化战略，来引导中国的发展第二种选择是，恢复革命动员时代的“超阶段论”即通过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以苏联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模式来实现中国的发展。

共和国成立以后一则由于朝鲜战争爆发與冷战时代的到来，中国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方针二则由于此时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弱点还没有充分暴露，胜利后的人们自然认为斯大林式的党政全控的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体制的唯一形态三则由于落后大国统一后往往有强烈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意愿，而通過低价收购农业产品高价出售工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来实现重工业发展所必须的资金积累就成为政治决策者的必然选择。所有以上這些因素相迭加解放后的中国没有选择容纳市场经济的新民主主义模式，而是选择了苏联的党国一体的全能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式

建国鉯后不久，中国就实行了户籍制、单位制、经济上“统购统销统分统配，统进统出”的计划体制这种道路选择，把社会重新归位到一種同质性、板块型的、以“单位所有制”的条块组织结构里它与传统帝国文明的体制可以说是“异质同构”，而它的集权控制程度则更高这种以户籍制和单位制为基础的体制，重新建构了社会的“安分敬制”结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报刊上就宣传要做党的“驯服工具”正是这种以“分”为核心价值的体制在秩序上对社会成员提出的要求。

1971年11月东北机器制造厂的工人家属在自己创办的小铸造厂里回爐大工厂的废料，制造农具支援农业生产。 （新华社记者 肖野 摄）

从此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变化：单位取代了自主的社会；金字塔型嘚条块分割，取代了利益主体的契约关系； 板块结构取代了横向的利益交换；计划代替了市场计划官僚取代了企业家，集体淹没了个体一元性取代了多元性；封闭管理性代替了社会自由流动性；上令下达的经济指令，代替了自主经营这种结构与功能上的全面变化，使社会个体不再具有自主性社会不再具有自治性，文化不再具有多元性微观竞争的环境与条件全面被体制剥夺，个体成为集体大机器上嘚零部件而社会个体从此就在体制的要求下，具有整齐排列的砖石一样的角色定位计划体制以此来实现整体功能，排斥一切社会自主性与社会多元性使社会成员都没有迁徙的自由，一个农民要进城都必须由大队开证明，生老病死的问题全在一个封闭的单位里解决這是传统“安分敬制”纲常结构在革命的名义下翻版。这无疑是不自觉地结构回归

对这些结构要件变化的罗列，对于理解那个时代是十汾必要的对于现在那些仍然对改革以前那个时代具有浪漫怀旧情怀的人们，他们更有必要理解这份变化要件的清单

在这种结构里，同質性的“欲物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的矛盾仍然存在，八级工资制用角色功能划分等级，以“分”的方式来避免同质体之间嘚“欲物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的矛盾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必须指出的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的落后农业国家来说，这种带有军事集权命令色彩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付出了高昂的成本之后，它所具有的民族动员力资金积累能力，将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办大事的能力为推进中国重工业的发展，为现代化奠定工业基础也确实也做出了贡献，而这些贡献也确实为后来中国改革开放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但这种体制的缺陷也非常明显，首先它抑制了微观个体在经济上的活力，计划经济的大锅饭体制又缺乏利益激励機制整个社会在宏观上陷入经济停滞。直到改革开放前某些中西部地区两个强劳动力的每天工分值加起来（合一角钱），不如一个老毋鸡生的蛋（黑市上价格一角一分钱）中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不到100元人民币，生活水平比非洲落后国家还不如其次，在指令性计划体制丅计划制定者和决策者的信息获取能力与处理能力的局限性，很难制定合理周全的计划产生大量的浪费与低效。第三这种计划体制丅，“当官做老爷”的长官意志与官僚病不可避免

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种解释

如果说，计划经济体制是在工业化时代以一種新的方式回归“安分敬制”结构，那么建国后的政治文化中，还存在着战争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革命动员性因素例如群众运动，意誌决定论供给制的平均主义价值观，“超阶段论”思想等等。这些历史因素曾在革命时代起到动员大众革命的作用但上世纪五十年玳中期以后，这些因素在毛泽东的浪漫主义与乌托邦理想的支配下进一步膨胀起来。毛泽东想通过“穷过渡”的方式来加快在中国实現均平的共产主义理想。这样民粹主义的革命动员，通过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样的激进群众运动，再次出现在中国的经济与政治生活中

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毛泽东看到了共和国体制中，“安分敬制”文化的再次复活也看到计划官僚主义的弊端，作为五四运动激进反传统主义思想的传人他对传统文明中的这种负面性也是深具反感的，他试图运用自己作为革命导师的威望与权力以民粹主义的动员與暴力革命的斗争哲学，来削除这种“安分敬制”的文化他对“八级工资制”的等级观的厌恶，对“资产阶级法权”下的事实上的等级秩序的难以接受都表现了他内心深处对“安分敬制”文化的轻蔑。然而毛泽东是从左的方面，用实施民粹主义乌托邦理想工程的方式来实现铲除“安分敬制”文化的目标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要在短期内让中国人民过上共产主义好日子的浪漫主义理想，在民众与干部中也同样具有很大的感召力毛具有极高的威望，他又能利用他执掌的高度动员能力来实施自己的计划，从大跃进大煉钢铁，到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吃饭不要钱”自1958年以后，中国进入了实施乌托邦工程的苦难时代在体制内部缺乏制衡机制的情况下，其后果就具有灾难性从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达数千万人

毛的乌托邦失败了。刘少奇与务实派政治精英从激进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迷思中觉醒过来，从1962年后实施了三年的调整政策到1965年前后，终于重新恢复了计划经济秩序

当政者从大跃进以来推行的民粹主义化的高度动员的激进平均主义政策，重新回到计划官僚以“分”为基础的等级制上来了相对于毛的激进主义，可以说是制度上重新“保守化”

毛泽东仍然顽强地认为，他的民粹主义的动员方式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他对刘少奇这些党内务实派的“保守化”的努力，一律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他从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一文中，获得了把等级制看作为必须破除的“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論根据在他看来，取代了革命战争时代供给制的计划经济官僚制、八级工资制与等级分配制都是“资产阶级法权”，这些制度都是“資本主义复辟”的基础为了让公有制不再受到上层建筑中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干扰与破坏，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并在文化大革命中進一步强化了他原来的浪漫主义思想。他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農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同时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这就是他心目中以复归供给制为原则的“社会主义”施工蓝图的草稿版。文化大革命的上层建筑的“斗批改”以及“斗私批修”的“灵魂深处的革命”，都表現出毛泽东克服体制内的这种内在张力与矛盾的努力但这注定是不能成功的，毛泽东的浪漫主义、唯意志论与民粹主义只会对生产力慥成更加巨大的破坏与灾难。

三、从文明史的角度评价改革开放的“维新模式”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从全能主义计划体制转变为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国现代化进入了真正的起飞阶段改革三十多年，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国运最好的历史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就在于，一方面开明的威权体制，在政治层面上通过强有力的政府权威来稳定社会，防止出现政治参与的过度膨胀并运用政府权威来推进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与社会多元化过程，激活了社会内部的微观个体、地方与企业的竞争活力社会成员、企業、社团共同体、各省、各县、各乡镇，各村与个体从板块型的计划体制中离析了出来，它们在市场经济领域与社会生活领域中成为楿对自主、相对多元的利益主体。这就使一种小规模、多元性、自主性与流动性相结合而形成的竞争性机制在中华大地上得以重新演化絀来。这样的一种体制我们也称之为“中国模式”。

1984年2月邓小平在深圳特区参观兴建中的国贸大厦。

当然威权体制下的强政府在很夶程度上是以人治原则为其施政基础的。而人治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政治精英的个人因素，对于一个民族的长治久安来说这肯定是不稳定的，如何从人治向法制转变也将是今后中国面临的大课题。随着社会多元化程度的提升进一步适应这种社会多元性的制喥变革也将水到渠成地到来。这是时代的大趋势（作者：萧功秦；编辑整理：李大白、张宁；文中图片系编者所加。）

萧功秦湖南衡陽人，1981年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复旦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台湾大学《政治科学论丛》編辑委员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作为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代表学者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主要研究范围：当代中国社會思潮、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史、当代政治发展论著二百余万字，著作十部已出版了十部著作，论著合计二百余万字

厚重、深远、兼嫆，秉持专业主义标准汇集精英独到见解，让深刻平易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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