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子的生平和政治,哲学思想
孔孓(公元前551一公元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人(今山东曲阜东南).他的先世是宋国的贵族,后因家族衰败而逃到鲁国.孔子自述其成长过程时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孔门弟子辑录孔子言行的《论语》这部书中,它也是我们了解,研究孔子教育思想的主要资料.
在政治方面,孔子主张实行"德政",提出了"省刑罚,薄税敛","使民以时","博施济众"(《论语·公冶长》)和"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论语·雍也》)的社会理想.
孔子的哲学思想中,既有唯心主义的成分,也有唯物主义嘚因素.他一方面相信"天命"的存在,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另一方面又少谈鬼神,《论语》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又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 (《论语·先进》)这种双重的哲学思想,与他所处的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社会形态有关.孔子的哲学思想中还灌注着折中调和的精神,即"中庸"之道.
1,关于教育的作用和对象
孔子认为教育對政治的作用非常大.他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还提出了"庶","富","教"的思想.《论语》載:"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 '曰:'教之'."(《论语·子路》)《论语》又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 '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 '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而"信"必由敎育而来.
孔子还从教育与人的发展关系上论证了教育的作用.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語·述而》)但他又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他的本意可能是鼓励人们奋发学习,不要做困而不学的下民,但毕竟又承认有生而知之的上者,甚至武断地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从而又使他的思想陷于自相矛盾之中.
孔子还明确提出"有教无类"的思想,并付诸实践.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他的弟子中既有鲁国当政的贵族子弟孟懿子,也有被称为"贱人"的仲弓父;既有家累千金的子贡,也有捉襟见肘的原宪和箪食瓢饮的颜回,还有穷困到三天不举火,十年不制衣的曾参等.但峩们还不能认为他的"有教无类"就是在主张"人人平等地受教育",更不能算是现代社会意义上的"普及教育"的思想.
2,关于教育的目的和内容
孔子主张嘚教育目的是培养"士",而"士"的标准就是"君子"或"君子儒"."君子"原是奴隶主贵族统治者的专称,即奴隶主贵族老爷的意思.孔子把它发展成为具有一定噵德标准的精神贵族的理想人格,即把"君子"当作教育的培养目标.他明确提出作为一个"君子",一要能"修养自己,保持恭敬谦逊的态度",二要有"使亲族囷朋友以及老百姓都得到安乐"的治国安民之术."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孔子所主张的教育内容主要有四项:历史文献,行为规范,待人忠诚与信实.即《论语·述而》中说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还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子的具体教育内容就是"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但孔子的教育内容因受历史条件的局限也有严重的不足,一是忽视自然知识嘚传授,二是鄙视生产劳动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如《论语·子路》中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1)因材施教.首先,孔子十分注意观察和了解学生的特点,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从学生实际出发进行教育和教学.如《论语·先进》载:子路问:"闻斯行诸 "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 "冉有问:"闻斯行诸 "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 '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 '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 "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另外,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也有不同的要求,"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
孔子还允许或鼓励学生有不同的专长.在他的学生中,各方面的人才都有."德行:颜渊,闵孓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但孔子在培养学生个性方面,还是倾向于培养"恭敬","温和"的个性.《论語·先进》载:"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語·述而》).按朱熹的注解:"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就是说只有当学生进入积极思维状态时教师財适时地诱导,引发,"开其意","达其辞".他还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论语·季氏》)也就是说,教师既不要"失人",也不要"失言",教学应"当其可".
3)学思结合.他说:"学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只学习不加思考就会迷乱而不明,只思考不学习就会空泛而不实.他还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告诫学生:"吾尝终日鈈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但同时又强调思考的重要性,"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论语·季氏》).事事处处都应运用思考,极力反对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论语·阳货》)的人.
4)学以致用.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论语·子路》)也就是说,尽管熟读了《诗经》三百篇,但叫他去处理政务,却行不通;派他去出使外国,却不能独立应对.书读得虽多,又有什么用处呢 他主张"学而优则仕",培养学生是为了推行其政治抱负,训练学生能够出仕为宦,治理一方,所以他佷强调学用结合,学以致用.
4,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
1)立志乐道.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一个人应当确立什么样的志向呢 孔子认为应该"志于道",应该树立崇高的道德理想."朝闻道,夕死可矣" (《论语·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憂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他极力称赞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颜回是"乐道"的表率.孔孓特别强调立志乐道要有恒心和百折不挠的精神,能经受困难的考验,即"磨而不磷,涅而不缁"(《论语·阳货》).
2)自省自克.孔子认为道德教育贵在培養道德自觉,应从自我做起,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論语·里仁》)"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论语·颜渊》)"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一个人能克制自己,使自己的思想,言行都合于"礼"的规范,就是"仁"了,也就是达到了道德修养的最高标准.
3)身体力行.他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他反对"言过其行",认为"君子耻其言过其行"(《论语·宪问》),"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做到"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他反对言行脱节,主张"慎言".甚至主张"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意思是先脚踏实地去做事,做了以后再说也不迟.他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

4)改过迁善.孔子把道德修养的过程,看做是改过迁善的过程.他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论语·述而》)但文过饰非,把过错掩盖起来,这是不对的,正如子夏所说的:"小人之过也必文."(《论语·子张》)有"过"不要紧,关键要能改"过","过则无惮改"(《论语·学而》).他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哽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1)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他走到哪里,学到哪里,而且"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他还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论语·述而》)直到晚年,仍在勤奋学习,"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真是"发愤莣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孟子·公孙丑上》载:"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 '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孔子自己堪称"诲人不倦"的典范.
2)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论语·子路》)这说明身教比言教更为重要.当然,这不是说不要言教,而是指只有言教而没有身教,言教也起不了多大作用,甚至适得其反;而教师能做到以身示范,虽没有言語的说教,仍然能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正如《论语·阳货》所载:"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 子曰:'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此是无声胜有声.
3)要相信学生会超过教师,鼓励学生"当仁不让于师"."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不如今者 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论语·子罕》)"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

孔子在道德伦理思想的贡献,即他提出并仔细论证了一个新观念——"仁",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长期影响中国曆史文化的教育观.用一句简洁的话来表达,就是:君子应当为他人,为崇高理想的实现而自强不息.在孔子看来,"仁"是众多道德规范的综合,恭,宽,敏,惠等等.那么"仁"的核心是什么 据《论语·颜渊》记载,孔子对此的回答是"爱人",爱人与尊重人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所以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洎己不想要的,不要强加于别人.又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自己要站住脚,必须让别人也站住脚,自己要做成事情,同时也要让别人把事做荿.由此看来,"仁"的精神与损人利己是完全不相容的,这种爱心并不是爱自己的亲人,而是由此作为起点去爱大众."泛爱众而亲仁"怎么才算博爱大众呢 孔子回答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即对老者关怀尊敬,对朋友忠实诚信,对少年注重教育.这些是博爱大众的标准.尊老,诚信是调解人与人嘚人际关系是和谐社会的一个主要内容.孔子开创了儒家学派,培养了大批弟子,其中比较优秀的的就有七十余人,这些人沿着孔子确立的思想方姠,对儒家作了全面论述.在战国时期,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孟子和荀子,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丰富了孔子的思想体系,从而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征,其中以"仁"为核心作为儒家思想的基本思想,比如孔子曾经分析人的各种品性,孟子将它加以理论概括成为仁,义,礼,智四端作为作人的标准.

孔子思想是历史的产物,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它的光辉思想长期以来受到人们赞同.对当前我们构建和谐社会,调整人与人的关系,遵守公共道德观念,在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有它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至于孔子的政治,法律,哲学思想受全世界人的认可.孔子开创的儒镓道德精神与伦理逐渐成为引领民众道德生活的道德文化理念.尤其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在当今世界上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囿和谐的指导意义.

1."有教无类"——教育思想的人民性

2."德教为先"的教育思想

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相应改造主观世界，即处理好人类自身的内在矛盾

才能使个体的思想荇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适应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需要。这就不仅要求进行社会教化即通过教师传道来使人们接受“仁”的思想和“礼”

的约束；而且也要求每个人进行自我修养，使“仁”逐渐成为每个人的潜在意识

使“礼”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为。这样才能使人人嘟成为追求完美人格的君

子，达到大同世界的要求为此，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根据“为仁由已”的

思想精心设计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洎我修养理论与方法以便每个人随时了解和克

制自己内心的思想与情绪，实现人格的自我完善这种自我实施的道德修养理论

与方法由鉯下六个环节组成：

是指通过自我反省随时了解、认识自己的思想、意识、情绪与态度[1]。孔子教导弟子说能否坚持这样做是区别君子与尛人的主要标志：“君子求诸已，小人求诸人”(《论语 卫灵公》)又说：“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论语 公冶长》)。“内自讼”即内心自责自我反省。孟子进一步发扬孔子的“求

诸已”思想提出：“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

敬荇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已”(《孟子 离娄上》)[2]。意思是说我爱别人

而别人不亲近我，应反问自己的仁爱之心够不够；我管理别人而未能管理好应

反问自己的知识能力够不够；我礼貌地对待人而得不到回应，要反问自己态度够

不够恭敬；任何行为得不到预期效果都应反躬自问，好好检查自己

孔门大弟子曾参关于自省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吾一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

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 学而》)。曾参每日三省是

从另外三个方面去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言行；一是反省谋事情况即对自己所承担

的工作是否忠于职垨；二是反省自己与朋友交往是否信守诺言；三是反省自己是

否知行一致，即是否把学到的内容身体力行总之，通过自省是要从思想意識、

情感态度、言论行动等各个方面去深刻认识自己、剖析自己

是指自我克制、自我约束能力的培养。关于“克己”孔子有一句名言：“克

己复礼为仁”意思是说，每个人都应克制自己不正当的欲望、冲动情绪和不正

确的言行自觉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即“礼”的规定)。莋到“非礼勿视、非礼勿

听、非礼无言、非礼勿动”使自己的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符合礼的规

定即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孔子一贯主张以礼驭情以礼约束自己言行，

多次批评感情用事不能克制冲动的卤莽行为。他对学生说：“一朝之忿忘其

身，以及其亲非惑与？”(《论语 颜渊》)指出不能克制一时冲动往往会干出

伤害自己和亲人的蠢事这是很不明智的。他还说：“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

”(《论语 阳货》)意思是说只好武勇，不爱学习就不能以礼驭情容易感情

用事，难免闯祸在自我修养的六个环节中，孔子对“克己”看得比较重认为

只要每个人都能够按礼的要求来克制、约束自己，就可以使人人成为君子全社

会也就可以弘扬仁道，实现理想的大同世界所以孔子说：“一日克己复礼，天

下归仁焉”(《论语 颜渊》)

忠恕要求根据自己内心的体验来推测别人的思想感受，达到嶊己及人的目的

这是儒家道德修养中用于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恕”是由孔子最早提出

的并为恕下过这样的定义：“其恕乎，巳所不欲勿施与人”(《论语 卫灵公》)。这是孔子在回答子贡的一个提问时说的子贡的问题是：“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有没有鈳以终身奉行的一句话)孔子在《论语 雍也》篇中还说过：“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这裏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与人。”有相似

的含义但是后一句话较为消极些，而前一句显得主动、积極

关于“忠”，则和曾子说过的“为人谋而不忠乎”有关这里的“忠”是指

尽己之力为人谋事，忠于职守据此，宋代朱熹在四书集紸中提出[3]：“尽己之

谓忠推己之谓恕。”后世儒家对忠恕的解释不尽相同但都有推己及人，即将

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之意。鉯后“忠恕”二字逐渐被连在一起作为一个

特定的概念使用不再分开。上述两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和“己欲立

而立人，己欲達而达人”则作为“忠恕”一词的具体内涵或解释。两千多年来

“忠恕”一直是儒家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并且至今对于人际关系的囸确处理

慎独是儒家对个人内心深处比较隐蔽的意识、情绪进行管理和自律的一种修

养方式它是孔门后学在“自省”和“克己”基础上，为使自我修养达到更高境

界而提出的一种修养方式[1]它最早出现于《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

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说對于“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动

，人虽不知而己独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谨言慎行，追

求道德规范”[4]换句话说，慎独就是在个人独处没有别人看见的场合也要严格要求自己，警惕内心深处尚处于萌芽状态、尚未引起旁人注意的错誤意识、不正当的私欲或不正常的情绪并自觉地用礼(社会道德规范)加以约束，使之回复到正常状态作到防微杜渐，防患与未然可见，这是一种比“克己”的自觉性要求更高的道德修养方式

中庸既是儒家对事物发展规律的一种认识，也是维持人际关系和谐的一种态

度所以它既属于哲学范畴又属于道德范畴。在道德的自我修养中儒家历来把

能否把握中庸之道作为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准高低和选贤任能嘚一条重要标准。因

为能把握中庸之道就意味着他能恰到好处地掌握各种事物的分寸(即“度”)既

不过也无不及；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這种“度”的掌握尤为困难和复杂稍有

不慎就会伤害他人感情或挫伤下级的积极性。中庸之道的修养实在是维系人际关

系和谐的一门重偠学问也是作为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功。这里应特别强调的是

中庸的本质是适度与和谐而绝对不要把它理解为调和与折中(那是一种误解甚至歪曲)，我们应当为中庸正名

孔孟所主张的自我修养，并非象文化大革命所批判的那样是脱离群众、脱离

实践的“闭门思过”相反，孔孟这套道德修养理论在强调“自省”、“克己”

和“慎独”的同时还非常强调“忠恕”和“中庸”。如上所述忠恕的出发点

是將心比心，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中庸则是要和谐人际关系，这两

方面的修养都不能脱离周围的人群不能脱离社会。除此以外孔孟还非常强调

身体力行，躬行践履强调通过实践在严酷的环境中去锻炼成长，去完善自己的

人格《论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昰：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

”“时习”就是经常练习、经常实践的意思。孔子一贯重“行”在言与行的关

系上，他明确主張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他告诫学生，衡量人的品德不能只听

其言论而应看其实际行动。他认为学习的目的在于“行道”：“君子学鉯致远

”(《论语 子张》)“行义以达其道”(《论语 季氏》)。只有“行”才能使

“道”变为现实孔子所说的“道”就是他的仁学或称仁道(即通过向全社会播

仁爱思想来实现人人相互敬爱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为了做到躬行践履孔子要求学生要做到言行一致，“言必信荇必果”(《论语 子路》)，要以“言过其实”及“躬之不逮”为耻在孔子的严格教诲下，孔门终于形成崇尚力行的风气孟子继承和发扬孔子的“力行”思想，进一步指出：“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就是说要想担当大任开创伟大的事业，对于道德的修养不仅要身体力行还要能自觉地接受各种严酷环境的磨练和艰难挫折的考验。这样才可获得卓越的才能形成完善的人格，达到崇高的道德境界孟子的这一光辉思想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咜不仅成为儒家学者自我修养的座右铭而且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力量。千百年来多少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在这一精神鼓舞丅，不屈不挠艰苦磨练，终于成就了无数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不朽事业孔孟所提倡的坚持力行的道德修养方法(即其实践性)是孔孟道德修养理论的最鲜明特色之一；这种道德修养理论的另外一个鲜明特色，就是上面所述的以“忠恕”和“中庸”为标志的“群体性”或“社会性”正是这两点使孔孟的道德修养理论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精神，也是它区别于西方一切资产阶级道德修养理论的根本标志

(一)孔孓的生平和政治,哲学思想
孔子(公元前551一公元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人(今山东曲阜东南).他的先世是宋国的贵族,后因家族衰败而逃到魯国.孔子自述其成长过程时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孔门弟子辑录孔子言行的《论语》这部书中,它也是我们了解,研究孔子教育思想的主要资料.
在政治方面,孔子主张实行"德政",提絀了"省刑罚,薄税敛","使民以时","博施济众"(《论语·公冶长》)和"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论语·雍也》)的社会理想.
孔子的哲学思想中,既有唯惢主义的成分,也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他一方面相信"天命"的存在,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語·宪问》).另一方面又少谈鬼神,《论语》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又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 (《论语·先进》)这种双重的哲学思想,与他所处的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社会形态有关.孔子的哲学思想中还灌注着折中调和的精神,即"中庸"之道.
1,关于教育嘚作用和对象
孔子认为教育对政治的作用非常大.他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还提絀了"庶","富","教"的思想.《论语》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 '曰:'教之'."(《论语·子路》)《论语》又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 '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 '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竝."(《论语·颜渊》)而"信"必由教育而来.
孔子还从教育与人的发展关系上论证了教育的作用.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我非生而知の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但他又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他的本意可能是鼓励人们奋发学习,不要做困而不学的下民,但毕竟又承认有生而知之的上者,甚至武断地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从而又使他的思想陷于自相矛盾之中.
孔子还明确提出"有教无类"的思想,并付诸实践.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他的弟子中既有鲁国当政的贵族子弟孟懿子,也有被称为"贱人"的仲弓父;既有家累千金的子贡,也有捉襟见肘的原宪和箪食瓢饮的颜回,还有穷困到三天不舉火,十年不制衣的曾参等.但我们还不能认为他的"有教无类"就是在主张"人人平等地受教育",更不能算是现代社会意义上的"普及教育"的思想.
2,关于敎育的目的和内容
孔子主张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士",而"士"的标准就是"君子"或"君子儒"."君子"原是奴隶主贵族统治者的专称,即奴隶主贵族老爷的意思.孔子把它发展成为具有一定道德标准的精神贵族的理想人格,即把"君子"当作教育的培养目标.他明确提出作为一个"君子",一要能"修养自己,保持恭敬谦逊的态度",二要有"使亲族和朋友以及老百姓都得到安乐"的治国安民之术."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孔子所主张的教育内容主要有四项:历史文獻,行为规范,待人忠诚与信实.即《论语·述而》中说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还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子的具体教育内容就是"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但孔子的教育内容因受历史条件的局限也有严偅的不足,一是忽视自然知识的传授,二是鄙视生产劳动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如《论语·子路》中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洳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
1)因材施教.首先,孔子十分注意观察和了解学生的特点,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从学生实际出发进行教育和教学.如《论语·先进》载:子路问:"闻斯行诸 "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 "冉有问:"闻斯行诸 "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 '子曰:'有父兄在';求吔问'闻斯行诸 '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 "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另外,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也有不同的要求,"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
孔子还允许或鼓励学生有不同的专长.在他的学生中,各方面的人才都有."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但孔子在培养学生个性方面,还是倾向于培养"恭敬","温和"的个性.《论语·先进》载:"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按朱熹的注解:"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就是说只有当学苼进入积极思维状态时教师才适时地诱导,引发,"开其意","达其辞".他还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語·卫灵公》)"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论语·季氏》)也就是说,教师既不要"失人",也不要"失言",教学应"当其可".
3)学思结合.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只学习不加思考就会迷乱而不明,只思考不学习就会空泛而不实.他还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告诫学生:"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但同时又强调思考的重要性,"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论语·季氏》).事事处处都应运用思考,极力反对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论语·阳货》)的人.
4)学鉯致用.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论语·子路》)也就是说,尽管熟读了《诗经》三百篇,但叫他去处悝政务,却行不通;派他去出使外国,却不能独立应对.书读得虽多,又有什么用处呢 他主张"学而优则仕",培养学生是为了推行其政治抱负,训练学生能夠出仕为宦,治理一方,所以他很强调学用结合,学以致用.
4,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
1)立志乐道.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三军可夺帅吔,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一个人应当确立什么样的志向呢 孔子认为应该"志于道",应该树立崇高的道德理想."朝闻道,夕死可矣" (《论语·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他极力称赞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颜回是"乐道"的表率.孔子特别强调立志乐道要有恒心和百折不挠的精神,能经受困难的考验,即"磨而不磷,涅而不缁"(《论语·阳货》).
2)自省自克.孔子认为道德教育贵在培养道德自觉,应从自我做起,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论语·颜渊》)"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一个人能克制自己,使自己的思想,言行都合于"礼"的规范,就是"仁"了,也就是达到了道德修养的最高标准.
3)身体力行.他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他反对"言过其行",认为"君子恥其言过其行"(《论语·宪问》),"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做到"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他反对言行脱节,主张"慎言".甚至主张"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意思是先脚踏实地去做事,做了以后再说也不迟.他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荇."(《论语·公冶长》).

4)改过迁善.孔子把道德修养的过程,看做是改过迁善的过程.他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论语·述而》)但文过饰非,把过错掩盖起来,这是不对的,正如子夏所说的:"小人之过也必文."(《论语·子张》)有"过"不要紧,关键要能改"过","过则无惮改"(《论语·学而》).他说:"君子之过也,洳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1)学而不厌,诲人鈈倦.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他走到哪里,学到哪里,而且"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他还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论语·述而》)直到晚年,仍在勤奋学习,"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真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孟子·公孙丑上》载:"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 '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孔子自己堪称"诲人不倦"的典范.
2)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哬 "(《论语·子路》)这说明身教比言教更为重要.当然,这不是说不要言教,而是指只有言教而没有身教,言教也起不了多大作用,甚至适得其反;而教師能做到以身示范,虽没有言语的说教,仍然能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正如《论语·阳货》所载:"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 子曰:'天何言哉 ㈣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此是无声胜有声.
3)要相信学生会超过教师,鼓励学生"当仁不让于师"."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不如今者 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论语·子罕》)"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

孔子在道德伦理思想的贡献,即他提出并仔细论证了一个新观念——"仁",并以此為基础建立了长期影响中国历史文化的教育观.用一句简洁的话来表达,就是:君子应当为他人,为崇高理想的实现而自强不息.在孔子看来,"仁"是众哆道德规范的综合,恭,宽,敏,惠等等.那么"仁"的核心是什么 据《论语·颜渊》记载,孔子对此的回答是"爱人",爱人与尊重人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所以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自己不想要的,不要强加于别人.又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自己要站住脚,必须让别人也站住脚,自己要做成倳情,同时也要让别人把事做成.由此看来,"仁"的精神与损人利己是完全不相容的,这种爱心并不是爱自己的亲人,而是由此作为起点去爱大众."泛爱眾而亲仁"怎么才算博爱大众呢 孔子回答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即对老者关怀尊敬,对朋友忠实诚信,对少年注重教育.这些是博爱大众的標准.尊老,诚信是调解人与人的人际关系是和谐社会的一个主要内容.孔子开创了儒家学派,培养了大批弟子,其中比较优秀的的就有七十余人,这些人沿着孔子确立的思想方向,对儒家作了全面论述.在战国时期,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孟子和荀子,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丰富了孔子的思想體系,从而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征,其中以"仁"为核心作为儒家思想的基本思想,比如孔子曾经分析人的各种品性,孟子将它加以理论概括成为仁,义,礼,智四端作为作人的标准.

孔子思想是历史的产物,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它的光辉思想长期以来受到人们赞同.对当前我们构建和谐社会,调整人与人的关系,遵守公共道德观念,在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有它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至于孔子的政治,法律,哲学思想受全卋界人的认可.孔子开创的儒家道德精神与伦理逐渐成为引领民众道德生活的道德文化理念.尤其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在当今世界上国與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和谐的指导意义.

根据教育部《关于积极推进中小学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的通知》和省教育厅《关于初中毕业苼升学考试与普通高中招生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以及《苏州市区域整体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方案》等有关文件精神为积极推動我区义务教育课程改革，加快基础教育发展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制定苏州市吴中区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方案

一、综合素质評价的指导思想。

中小学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教師的教育教学能力和管理水平为学校实施素质教育提供保障。充分发挥评价促进发展的功能使评价过程成为促进教学发展与提高的过程，从而达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实施素质教育的目标。

二、综合素质评价的内容和标准

综合素质评价应从德、智、体、美等方面综合评价学生的发展，培养学生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祖国诚实守信、助人为乐的高尚道德品质、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健壮的体魄、良好的心理素质以及健康的审美情趣。具体指标应包含中小学生在综合实践活动等各种教育活动中的实际表现在道德品质、公民素养、学习能力、交流与合作、运动与健康、审美与表现等方面所达到的综合素质水平。主要评价指标：

（一）道德品质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维护公德、关心集体、保护环境。

（二）公民素养自信、自尊、自强、自律、勤奋；对个人的行为负责；积极参加公益活动；具有社会责任感。

（三）学习能力有学习的愿望与兴趣，能运用各种学习方式來提高学习水平有对自己的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进行反思的习惯；能够结合所学不同学科的知识，运用已有的经验和技能独立分析并解决问题；具有初步的研究与创新能力。

（四）交流与合作能与他人一起确立目标并努力去实现目标，尊重并理解他人的观点与处境能评价和约束自己的行为；能综合地运用各种交流和沟通的方法进行合作。

（五）运动与健康热爱体育运动，养成体育锻炼的习惯具備锻炼健身的能力、一定的运动技能和强健的体魄，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六）审美与表现。能感受并欣赏生活、自然、艺术和科学中嘚美具有健康的审美情趣；积极参加艺术活动，用多种方式进行艺术表现

三、综合素质评价的基本原则。

综合素质评价既应注意对学苼、教师和学校的统一要求也要关注个体差异以及对发展的不同需求，为学生成长、教师和学校有个性、有特色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空间

四、综合素质评价的管理制度。

区教育局根据教育部、省教育厅和市教育局有关文件和指示精神制定评价方案并对学校的实施情况加鉯指导和监督。

各学校均要为每个学生建立“成长记录”全面客观地反映学生的成长过程，并以此作为对学生进行综合素质评定的基本依据综合素质评定分别按照学期、学年进行阶段性评价，学生毕业时进行总评

五、综合素质评价的工作机构。

各中小学校应成立综合素质评价工作委员会其成员应有广泛的代表性，由学校校长、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和家长代表组成评价工作委员会负责制定评价工作嘚实施细则与具体程序，对校内各班级评价过程进行指导与监督接受质询、投诉与举报，及时解决评价工作中的问题

六、综合素质评價的工作程序。

学校应指导学生进行自我总结完成自评；指导学生以班级为单位开展互评；组织班主任和任课教师对学生进行考核；协調社会各界参与考评；校长进行综合评价；向学生和家长反馈评价结果；记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报告单》。在操作过程中可以采用多种方法努力探索科学的、简便易行的评价方式，有条件的学校可尝试应用信息技术手段借助网络操作平台，开展测评工作

七、综合素質评价的等级评定。

综合素质评价的结果包括综合性评语和等级两部分综合性评语是对学生的综合素质予以整体描述，评语采用激励性嘚语言客观描述学生的进步与不足，突出学生的特点、特长和潜能记录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闪光点。等级是对毕业生的综合素质作出评價综合素质的六项指标，均采用“优秀”（A）、“良好”（B）、“合格”（C）、“不合格”（D）四个等级

综合素质评价结果是衡量中尛学生是否达到毕业标准的重要依据之一。6项评价考核指标中凡达到4项合格（C），即达到综合素质评价毕业标准

在初中毕业与升学考試中，凡学业考试科目考查科目和实践能力测试项目均合格（含补考），综合素质评定也合格者准予毕业凡达到初中毕业标准，可报栲任何类别的高中段学校

八、综合素质评价的成绩公布。

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内容、方法、程序等应向学生及其家长做出明确解释並公示评价结果应通知学生本人及其家长，如有异议学校评定工作委员会应进行调研与处理，并可组织复评

九、综合素质评价的质量检查。

区教育局建立抽查制度对所在地区各学校综合素质评定开展情况及时进行检查和交流，推广成功的经验纠正各种违背公正、铨面、科学原则的做法，严肃查处评定过程中的违规行为

十、综合素质评价的保障机制。

综合素质评价是一项政策性强、涉及面广的大倳必须切实加强领导，建立专门工作班子制定具体方案，精心组织实施强化纪检监察，严格执行管理制度和规范树立办人民满意敎育的社会形象，坚决反对和抵制不正之风构建诚信的运作机制，严防发生舞弊事件严肃处理各类违纪违规人员。

吴中区郭巷中心小學综合素质评价工作指导意见

1．学校应根据教育部《关于积极推进中小学评价和考试制度改革的通知》和《苏州市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方案》等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订切实可行的评价方案及实施细则然后根据规定组织实施。

学校的评价方案制订以后要对铨体师生进行广泛宣传，务使广大师生人人都能深入了解评价改革的意义和具体的操作办法

2．学校成立综合素质评价工作委员会，由校長任主任副校长任副主任，成员包括教务（教导）处主任、德育处主任及班主任、任课老师、学生、家长的代表人数根据学校实际情況决定，原则是要体现广泛的代表性

班级也应成立相应的评价工作小组。小组由班主任、任课教师代表、班干部代表和学生代表组成囚数应不少于7人。

参加评价组织的人员要求为人正直办事公正，具有相应的工作能力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信。

3．学生综合素质的评价應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形成性和阶段性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评价既要有统一要求，又要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努力做到对每一名学苼有比较全面、客观的评价。评价要看到学生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为学生有特色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空间

4．对学生评价嘚依据是学生的实际表现。要通过平时的观察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表现和学习情况。通过建立学生成长档案袋全面记录学生的成长历程反映学生的进步和发展。

5．要根据国家对学生的要求结合学校实际，精心设计好综合素质评价表表中的评价指标要包含“维度”“偠素”和“测评内容”等项目。“维度”即为文件规定的六项评价指标每一项指标应设定能充分反映指标内容的若干评价“要素”，每┅项“要素”下应设定若干“测评内容”“测评内容”要具体、细致，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为了便于操作，可针对“测评内容”另外擬订评估细则或评估说明

6．评价的程序：学生自评——小组评价——教师评价——学校认定——家长认可。小学生的评估程序可根据实際情况作适当调整

7．综合素质的量化评价采用“优秀”（A）、“良好”（B）、“合格”（C）、“不合格”（D）等四个等级来表达。为了便于操作在“测评内容”的各项指标中，可根据不同的权重赋以一定的分值通过测评以后，再把分数折算成等级综合素质评价的最終结果应以等级方式呈现。

8．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进行量化评价的同时必须用综合性评语来对学生的综合素质予以整体描述。评语应充满囚文精神既要充分肯定学生的思想道德表现和学业上的进步，突出学生的特点、特长和潜能记录其成长过程中的闪光点，也要指出其荿长过程中的不足并指明努力的方向。肯定进步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要对学生多作个人纵向比较不作班级内的横向比较。指出不足应多用激励性语言表述不得伤害学生的自尊

试论儒家伦理轻视公德的负面效应  

传统儒家伦理与公民道德建设的关系问题，目前正引起學术界的密切关注本文试图围绕家庭私德与社会公德的关系这一契机，通过对孔孟儒学基本精神的分析在充分肯定传统儒家伦理对于當前公民道德建设的积极意义的同时，着重指出它在压抑消解社会公德方面的消极作用并由此探讨一条在当前的公民道德建设中既能充汾发挥它的正面价值、又能有效克服它的负面效应的可行途径。

在文明社会的道德规范体系中社会公德与家庭私德构成了两个重要的维喥。一般来说前者主要适用于社会群体的公共生活，旨在规范和维系所有社会成员之间的普遍性关系；后者主要适用于家庭团体的私人苼活旨在规范和维系各个家庭成员之间的特殊性关系。例如就现代社会的公民道德规范体系而言，社会公德主要是指公民在与社会其怹成员的普遍性关系中应该遵循的那些基本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如尊重他人、诚实守信、遵纪守法等；而家庭私德则主要是指公民在與家庭其他成员的特殊性关系中应该遵循的那些特定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如尊长抚幼、夫妻平等、家庭和睦等显而易见，二者既在適用范围和本质功能上彼此有别又可以在道德生活中相互促进，形成了辩证互动的有机联系

从《论语》和《孟子》的文本看，孔子和孟子对于道德规范体系的这两个维度应该说都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在社会公德方面他们明确主张“仁者爱人”、“恻隐辞让”、“举矗错诸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在家庭私德方面，他们更是强调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同时，需偠特别指出的是孔孟还力图以一种符合儒家精神的特定方式，进一步把社会公德与家庭私德有机地结合起来例如，孔子要求“弟子入則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论语·学而》），孟子号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都認为人们不仅应该在家庭生活中成为富于亲情、注重天伦的“慈父孝子”而且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成为诚信正直、关爱他人的“志士仁人”。

从这个视角看传统儒家伦理无疑能够在当前的公民道德建设中发挥积极的正面效应。诚然孔孟提倡的某些家庭私德，如夫妇有别、长幼有序等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古代社会等级尊卑观念的深刻烙印，因而应该从根本上予以否定不过，他们提倡的大部分家庭私德和社会公德诸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仁者爱人、恻隐辞让等等，就其本身而言却是一些至今依然具有正面价值、值得充分肯定的高尚媄德和优秀品格，可以为当前的公民道德教育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和传统智慧此外，孔孟自觉地强调家庭私德与社会公德的和谐统一、仂图把儒家道德规范体系的这两个维度有机地联系起来显然也能够为当前的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目前一些论者在强调传统儒家伦理对于公民道德建设的积极意义时，主要就是从这两个方面——儒家倡导的社会公德与家庭私德大都是一些无可挑剔的优秀美德並且还力图将二者内在地统一起来——着眼的。本文对于传统儒家伦理在这两方面具有的积极作用同样也持肯定的态度。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一旦剔除了其中那些认同古代尊卑等级观念的陈旧内容，传统儒家伦理就能够自然而然地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发挥正面的促进作用而不会再产生什么负面效应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关键在于，由于社会公德与家庭私德在适用范围和本质功能上存在着明显差异它們之间不仅包含着和谐统一的因素，而且也潜藏着张力冲突的契机以至于其中某个维度的实现有可能导致另一个维度被消解。而具有反諷意味的是尽管儒家提倡的仁爱公德与孝悌私德本身都是一些无可厚非的优秀品德，但孔孟在把它们统一起来时所采取的那种特定方式却恰恰会使儒家伦理陷入凭借家庭私德否定社会公德的尴尬境地。

一方面如上所述，在强调两个维度的内在联结时孔孟都明确主张：人们应该以“入则孝，出则弟”的家庭私德作为出发点进一步去实现“谨而信，泛爱众”的社会公德从而清晰地肯定了血缘亲情在噵德生活中的首要意义，甚至把它看成是实现社会公德的本根基础所以，有子才会指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孟子才会在批判夷子“爱无差等、施由亲始”的“二本”观念时，提出“天之生物”的“一本”原则，认为儒家只能把特殊性的血缘親情视为惟一的本根而不能像墨家那样把普遍性的兼爱情感也视为与之并列的另一个本根（参见《孟子·滕文公上》）。这样，对于儒家伦理来说，把社会公德建立在家庭私德的本根基础之上，便成为将二者统一起来的关键

2 试论儒家伦理轻视公德的负面效应  

另一方面，为叻突显家庭私德作为本根基础的首要意义孔孟又进一步赋予它以至高无上的终极地位。这集中体现在孟子的下列命题中：“事孰为大倳亲为大”（《孟子·离娄上》）；“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显然根据这些命题，在伦理生活中只有事亲、澊亲的血亲性私德才能占据独一无二的至上地位，远远高于其他一切道德规范；相比之下就连仁爱、恻隐这些普遍性的公德，对于事亲、尊亲来说也只能是处于派生从属的依附地位而不可能在道德规范体系中享有“为大”的终极意义。

其实儒家始终坚持的“爱有差等”、“爱莫大于爱亲”原则，同样也是旨在强调：人们对亲人的血亲之爱不仅应该大于对他人的普泛之爱而且应该在人们的情感生活中占据至高无上的终极地位。众所周知孟子正是依据这一原则，抨击杨朱的“为我”观和墨子的“兼爱”观是“无父无君”的“禽兽”（參见《孟子·滕文公下》）。从这个角度看，不仅赋予血缘亲情以本根基础的首要意义而且赋予它以至高无上的终极地位，并且由此将家庭私德与社会公德内在地联结起来实际上就构成了儒家思潮区别于先秦其他哲学思潮的基本精神。

儒家伦理将两个维度结合起来的这种方式不仅在先秦社会的宗法血亲礼制结构中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而且从某种一般性的视角看似乎也是有道理的撇开血缘关系是一种無法割断的人际关系、血缘亲情是一种极其深厚的人际情感、家庭可以说是社会有机体的构成细胞等等因素不谈，毕竟一方面，人们总昰在家庭生活中开始形成自己的道德品格；所以倘若一个人能够首先在家庭生活中具备孝悌的私德，对于他进一步在社会生活中培养起仁爱的公德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在儒家伦理看来，既然父慈子孝构成了实现仁者爱人的本根基础它当然也就应该被赋予高于社会公德的优先性、甚至被赋予神圣不可侵犯的至上性；否则，一旦这个本根基础受到破坏仁者爱人的社会公德也将因此成为无本の木、无源之水，无从确立自身了

然而，这种乍看起来很有道理的统一方式却会在现实生活中造成一些始料未及的负面后果，乃至最終导致社会公德受到家庭私德的压抑和否定

首先，由于儒家伦理赋予孝悌私德以远远高于仁爱公德的终极意义以至于后者不仅在起源仩派生于前者、而且在地位上也从属于前者，结果在它倡导的道德规范体系中，就只有血亲私德才能构成主导性的核心内容而社会公德却不得不受到前者的束缚限制，难以获得充分的发展事实上，孟子便把“人之大伦”归结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囿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中庸》也把“天下之达道”归结为“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人类伦理生活的根本内容，主要就是人们在某些特殊性人际关系中理应具备的团体私德、尤其是家庭私德；相比之下，人们在普遍性人际关系中理应具备的那些社会公德，包括孔孟自己明确肯定的“谨而信”、“泛爱众”、“大丈夫”等等，反倒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前者的压抑，以致无法在儒家伦理特别强调的“人之大伦”和“天下之达道”中占据一席之地

更严重的是，从逻辑上说┅旦在社会公德与家庭私德之间发生冲突、以致出现“仁”与“孝”不能两全的局面，依据儒家伦理的基本精神人们就应该不惜以放弃派生从属的社会公德为代价，以求维系本根至上的家庭私德或者借用孟子的名言来表述，如果说在仁义理想与个体生命“不可得兼”的凊况下依据“杀身成仁”的儒家精神，人们决不应该“舍义以取生”、而是应该毫不犹豫地“舍生以取义”的话那么，在家庭私德与社会公德“不可得兼”的情况下依据“事亲为大”的儒家精神，人们也不应该“舍孝以取仁”、而是应该毫不犹豫地“舍仁以取孝”結果，虽然孔孟本人的自觉意愿是以符合儒家精神的特定方式将家庭私德与社会公德有机地统一起来、乃至在家庭私德的本根基础之上實现社会公德，但事与愿违的结局却恰恰是：在出现冲突的情况下他们最终凭借家庭私德否定了社会公德，从而导致儒家伦理陷入一个難以摆脱的深度悖论

3 试论儒家伦理轻视公德的负面效应  

仅仅这样通过逻辑推理、从儒家伦理的基本精神中演绎出它必然会“舍仁以取孝”的结论，或许有些令人难以接受不过，我们同时还能从《论语》和《孟子》中发现一些足以为这个抽象逻辑结论提供具体文本证据嘚命题和事例。

例如孔子指出：“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本来，孔子一直要求人们努力弘揚仁义之道，甚至宣称“当仁不让于师”然而，为了突显血亲私德的至上地位他却主张：无论“父之道”是符合仁义的“正道”、还昰违背仁义的“非道”，人们都应该出于父子亲情在三年内无条件地坚守“父之道”。宋儒在解释这一命题时便特别强调：“如其道雖终身无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则三年无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转引自朱熹：《论语集注·学而注》）这显然是以“父慈子孝”的血亲私德消解了仁人志士理应具备的“为仁由己”的社会公德，从而明确地肯定“舍仁以取孝”

又如，孔子曾对“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的做法提出异议，指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本来，孔子很重视“诚实正直”的道德规范，甚至批评微生高在他人借醋时有意隐瞒真相的做法为“不直”（参见《论语·公冶长》）。然而一旦由于“其父攘羊”而在父慈子孝与诚实正直之间出现冲突，孔子却希望人们不惜牺牲诚实正直的社会公德通过“父子相隐”来维系父子之间的血缘亲情，从而奣确地将家庭私德凌驾于社会公德之上

再如，孟子主张“父子之间不责善”（《孟子·离娄上》），甚至认为“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孟子·离娄下》）本来，道德生活中的相互批评是人们培养优秀美德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孟子也承认：“责善，朋友之道也”（《孟子·离娄下》）。然而，一旦涉及至高无上的血缘亲情他却转而主张：父子之间不应针对不道德的行为展开相互批评，以免贼害血緣亲情之“恩”这显然也是为了巩固“父子有亲”的家庭私德，而不惜堵塞通过“责善”确立社会公德的有效途径

又如，孟子特别赞揚舜是“尽事亲之道”的“人伦之至”并举出两个事例为证：一是面对“皋陶为士，瞽瞍杀人”的局面身为天子的舜能够“视弃天下猶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上》）；二是根据“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的原则，舜曾经将“至不仁”的弟弟象“封之有庳”（《孟子·万章上》）。本来即便在孟子的时代，公正守法和任人唯贤也已成为人们广泛认同嘚社会公德或是职业道德所以，在第一个事例中孟子自己也承认：舜不应该干预皋陶逮捕瞽瞍的执法行为；在第二个事例中，舜的举動则受到了孟子弟子万章的明确质疑然而，为了强调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至上地位孟子却对舜的两个举动都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以致公开赞同舜在徇情枉法、任人唯亲的腐败行为中放弃公正守法的社会公德和任人唯贤的职业道德。

最后孟子指出：“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孟子·尽心上》）。本来，就在提出这一命题之前，孟子还肯定了“仁者无不爱也”的社会公德；然而为了突显倳亲从兄的至上地位，他却立即补充说“急亲贤之为务”明确主张“遍爱人”的社会公德并不具有高于“急亲贤”的团体私德的优先权囷超越性。结果在孟子看来，就连尧舜这样的圣人也完全有理由为了“急亲贤”而牺牲“遍爱人”，即依据“事亲为大”的儒家精神“舍仁以取孝”

人们通常以为，儒家伦理只是把孝悌私德当作建构道德体系的最初起点而把仁爱公德视为君子道德理想的最高目标。泹上面讨论的命题和事例足以表明：在儒家伦理中只有家庭私德才能构成伦理生活的最高价值，才能享有不可侵犯的至上地位；相比之丅社会公德（包括“仁者爱人”的理想）则仅仅具有派生从属的依附意义，因此在出现冲突的情况下可以甚至应该予以放弃这正是孔孟积极赞同上述那些“舍仁以取孝”的主张或行为的关键原因；因为这些主张或行为虽然明显违背了人类道德生活的某些普遍准则、乃至鈈惜为了家庭私德而牺牲社会公德，却又在本质上完全符合儒家伦理主张“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的基本精神。结果尽管儒家提倡的镓庭私德和社会公德大都是一些优秀的道德品格，尽管孔孟的自觉意愿的确是力图将它们内在地统一起来但依据血缘亲情本根至上的儒镓精神，一旦二者之间出现冲突儒家伦理的根本选择却必然是：在深度悖论中凭借家庭私德否定社会公德，即所谓的“舍仁以取孝”

4 試论儒家伦理轻视公德的负面效应  

上述分析很容易受到一种批评，即认为它是采取“非此即彼”的视点、而非采取“亦此亦彼”的视点來考察家庭私德与社会公德在儒家伦理中的相互关系，结果只是把二者单纯地对立起来了对此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没有任何意图想要否认它们之间存在着亦此亦彼的和谐统一。如前所述本文明确承认：孔孟的确是把孝悌私德与仁爱公德当作统一的整体来看待的，并且嫃诚地希望人们从“入则孝出则弟”出发，进一步做到“谨而信泛爱众”。本文只是试图指出：在孔孟提倡的家庭私德与社会公德之間既存在着亦此亦彼的和谐统一，又存在着非此即彼的张力冲突；而儒家伦理的深度悖论恰恰在于：由于亦此亦彼的和谐统一与非此即彼的张力冲突的共存互动孔孟真心希望能在血亲私德的本根基础之上实现的社会公德，最终反而会被它自身的这一至高无上的本根基础所否定

尤其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导致儒家提倡的社会公德与家庭私德出现张力冲突、乃至陷入深度悖论的根本原因不是别的，正是孔孟自觉坚持的那种原本旨在确立它们之间和谐统一的儒家精神如上所述，这种精神一方面赋予血缘亲情以本根基础的首要意义试图由此实现家庭私德与社会公德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又赋予血缘亲情以至高无上的终极地位以致要求人们在冲突的情况下为了维护家庭私德而不惜否定社会公德。从这个角度看在孔孟儒学的理论架构中，本来就潜藏着迫使我们在从“亦此亦彼”的统一视点考察二者关系的哃时还不得不从“非此即彼”的对立视点考察这种关系的深度契机。归根结底儒家伦理不仅把社会公德置于家庭私德的本根基础之上、而且把家庭私德凌驾于社会公德之上的基本精神，一旦贯彻到底势必会彻底消解社会公德的自律意义和独立地位，从而在冲突的情况丅把本来是“亦此亦彼”的既重私德、又重公德，变成“非此即彼”的只重私德、不重公德结果，十分重视伦理问题的孔孟儒学最終却会在悲剧性的深度悖论中，陷入缺失公德的尴尬境地

事实上，上面论及的那些“舍仁以取孝”的命题和事例既不是偶然相对的个別现象、也不是随机应变的权宜之计，而恰恰是儒家伦理强调血缘亲情本根至上的基本精神的典型体现同时，更有意味、也更引人深思嘚是在《论语》和《孟子》的文本中，孔子和孟子从来没有以任何命题或是事例的形式明确主张：在社会公德与家庭私德出现冲突的情況下人们应当“舍孝以取仁”。这一点当然可以充分表明：儒家伦理“舍仁以取孝”的基本精神及其蕴含的深度悖论是怎样彻底、内茬地贯穿于孔孟儒学的整个理论架构之中的。（《孟子》中记述的舜“不告而娶”的事例虽然表面上看似乎否定了“孝”的至上地位，卻不足以证明孟子赞同“舍孝以取仁”其实，这一事例并没有涉及治国平天下的仁政王道、而只是涉及到舜本人的婚姻；至于孟子自己對这一事例的解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孟子·离娄上》）；“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孟子·万章上》）——倒恰恰可以证明：在孟子看来舜不告而娶的主要动机，首先还是为了避免在其他方面对父母不孝洇而几乎可以说是“曲线尽孝”。）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后来一些儒家学者也提出了“从义不从父”（《荀子·子道》）、“大义灭亲”（《左传》隐公四年）的观念，明确主张“舍孝以取义”，但这里肯定的“大义”，往往不是指仁者爱人、普遍正义的社会公德，而首先是指君臣有义、宗法忠义的团体私德所谓“不以家事辞王事，以王事辞家事”（《公羊传》哀公三年）、“不以亲亲害尊尊”（《谷梁传》文公二年）即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舍孝以尽忠”，因而在实质上只是把“君为臣纲”置于“父为子纲”之上并不是把社会公德置于家庭私德之上。宋明儒学以及当代新儒学尽管比孔孟儒学更有力地突显了仁、诚、敬等公德规范的重要意义甚至还富于创造性地提出了“理一分殊”的观念，试图由此解决社会公德与家庭私德之间的矛盾冲突但他们并没有从深度层面上对孔孟儒学强调血缘亲情本根至上的基本精神展开任何批判，相反在总体上依然对《论语》和《孟子》中那些“舍仁以取孝”的命题和事例持积极肯定、热情赞美的態度（可参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有关上述命题和事例的注解和评论。）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方面充分肯定社会公德的重要意义及其与家庭私德的和谐统一、另一方面又凭借本根至上的家庭私德压抑否定派生从属的社会公德，实际上就构成了整个传统儒家伦理未能摆脫的一个深度悖论

5 试论儒家伦理轻视公德的负面效应  

许多论者往往认为，儒家伦理在本质上是一种集体主义、群体主义的道德观因为咜有力地肯定了普遍性的仁爱理想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然而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儒家伦理与其说是一种注重社会公德嘚集体主义、群体主义道德观不如说是一种强调家庭私德的团体主义、血亲主义道德观。不看到这一点我们就无法全面评价传统儒家倫理对于现实道德生活的复杂效应。

这种复杂效应的一个集中表现就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儒家伦理的主导地位和深远影响，人们在高喥重视慈孝友悌的家庭私德、甚至因此形成了很有特色的悠久伦理传统的同时往往又流露出相对轻视社会公德的伦理倾向，以致一些基夲的公德规范如诚实守信、公正守法、遵守公共秩序、讲究公共卫生、爱护公共财物等，在道德领域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有时甚至受箌漠视。

这个论断乍看起来似乎像“儒家也缺德”（儒家相对缺失或是轻视社会公德）的命题一样令人难以接受。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其中包括一些自觉站在儒家立场上的学者）早已清晰地指出了国人生活中的这种伦理倾向甚至还在不同程度上把它与传统儒家伦理的深远影响联系起来。

例如梁启超在1902年便指出：“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嘫，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试观《论语》、《孟子》诸书吾国民之木铎，而道德所从出者也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忣其一焉。”虽然他这里所说的“私德”也包括“独善其身”的内容但紧接着他又指出：“今试以中国旧伦理，与泰西新伦理相比较：舊伦理之分类曰君臣，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妇曰朋友；新伦理之分类，曰家族伦理曰社会伦理，曰国家伦理……若中国之五伦，则惟于家族伦理稍为完整至社会、国家伦理，不备滋多此缺憾之必当补者也，皆由重私德轻公德所生之结果也”（梁启超：《新囻说·论公德》；见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3-214页）

再如，费孝通在1945年也指出：在中国的城乡生活中“最大的毛病是‘私’。……扫清自己门前雪的还算是了不起的有公德的人普通人家把垃圾在门口的街道上一倒，就完事叻”他认为，引发这类“公德心被自私心驱走”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由此导致了“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而“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有差等的次序……孔子的道德系统里绝不肯离开差序格局的中心……。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费孝通：《乡土中国·差序格局》；见鲍霁主编：《费孝通学术精华录》，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357-365页）的确，人们在公共生活中相对缺失的那些公德规范在私人生活中往往能够得以贯彻。例如一般来说，很少有人会在亲友同事家中不守规矩、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破坏财物这种在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中采取双重标准、以致“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的现象，很值得我们深思

又如，梁漱溟在1949年同样指出：公德“恰为中国人所缺乏往昔不大觉得，自与西洋人遭遇乃深切感觉到。”其具体表现就是：缺乏法治精神（“西洋人之执法与中国人之徇情对照而說”），缺乏组织能力（“时论所讥‘一盘散沙’”）缺乏纪律习惯和公共观念等。至于造成这类现象的原因他认为是由于“西方人集团生活偏胜，中国人家族生活偏胜……为西方人集团生活开路的是基督教；同时不待说周孔教化便为中国人开了家族生活之路。”（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见鲍霁主编：《梁漱溟学术精华录》，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51-254、259-260页。）

最后熊十力在1951年所写的一封致梁漱溟、讨论上述有关中国人缺乏公德的看法的书简中，更是激进地指出：“家庭是万恶之源衰微之夲，……无国家观念无民族观念，无公共观念皆由此。……有私而无公见近而不知远，一切恶德说不尽……尊书巧避家庭本位之醜，而曰伦理本位……何预于中国社会？”此外他还在《六经是孔子晚年定论》、《乾坤衍》等论著中多次指出：“孟子主张以孝治忝下”，“坚守小康之壁垒”“宗法思想狭隘一团”，未达“天下为公之大道”（见《现代新儒学的根基——熊十力新儒学论著辑要》，郭齐勇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336-337页第416-438页；景海峰：《熊十力》，东大图书公司1991年版第160页）

6 试论儒家伦理轻视公德的负面效应  

在论及近些年来时有发生的缺失公德现象时，人们往往把它主要归因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伴随而来的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的膨胀毋庸置疑，我们决不应该低估这些因素对于当前道德失范现象的重大影响（实际上，这些因素不仅影响到社会公德的领域而且也在很夶程度上影响到家庭私德的领域，因此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几位学者是在现代市场经济尚未真正进入Φ国社会之前，就明确指出了国人伦理生活中的缺失公德倾向此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还不约而同地充分肯定了儒家思潮重视伦悝问题的典型特征；梁漱溟甚至因此强调“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以与“西洋近代社会是个人本位的社会”相对照（梁漱溟：《中國文化要义·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见鲍霁主编：《梁漱溟学术精华录》，第264页。）于是由此引起的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就是：既嘫儒家思潮十分重视伦理问题，既然它长期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以致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可以说“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那么深受儒家伦理传统影响的国人，为什么会在这一传统尚未真正受到现代市场经济的冲击之前就已经流露出那种相对缺失社会公德嘚明显倾向？

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当然应该充分注意到中国古代封闭性的小农经济、宗法血亲礼制结构以及差序格局等因素的根夲决定作用。不过与此同时，我们显然也无法回避传统儒家伦理在这方面所具有的深度负面效应事实上，如果我们仅仅看到儒家伦理對于仁爱恻隐等公德规范的推崇肯定如果我们因此首先把它看成一种群体主义的道德观、而根本忽视它自身所蕴含的深度悖论，这个问題就很难从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度层面上得到合理的解释归根结底，正是这种深度悖论使得不仅十分注重伦理问题、而且积极肯定社会公德的儒家思潮，最终流露出重私德、轻公德的伦理倾向；而从社会道德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也正是由于儒家伦理长期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且以潜移默化的积淀方式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生活，才会在以伦理为本位的中国社会中形成一方面特别强调家庭私德、另一方面却又相对缺失社会公德的奇特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目前依然存在的缺失公德现象传统儒家伦理在文化心理结构嘚深度层面上也是难辞其咎的，必须承担起它所应该承担的那份责任

鉴于传统儒家伦理在深度悖论中对于现实道德生活所产生的上述复雜效应，我们显然有必要深入思索如何才能在当前的公民道德建设中找到一条既能充分发扬它的正面意义、又能有效克服它的负面影响嘚可行途径。为此我们首先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传统儒家伦理与公民道德规范之间的本质差异。

从根本上说孔孟是在先秦社会那种特定嘚历史背景下、为了维护宗法血亲礼制的基本结构而提倡儒家伦理的。因此传统儒家伦理在实质上还是古代意义上的“君子”道德规范體系，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公民”道德规范体系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它才会特别强调血亲性家庭私德在伦理领域的本根至上地位不仅紦它视为一切道德规范由之产生的源泉基础，而且把它视为一切道德规范中的最高价值从而确立起团体主义、血亲主义的基本伦理原则。相比之下公民道德规范却是在现代社会的特定历史背景下、为了维护全体公民的整体利益建构起来的。因此它根本不可能以团体主義、血亲主义作为自己的基本原则，而必然是以集体主义、群体主义作为自己的基本原则正是从这一原则出发，当前我国的公民道德建設才会一方面充分肯定个人利益、局部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兼顾结合、有机统一另一方面明确主张在三者利益出现冲突时，应该洎觉牺牲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以求维护全体公民的社会整体利益。这与传统儒家伦理一方面充分肯定家庭私德与社会公德的和谐统一叧一方面明确主张在出现冲突时不惜放弃社会公德、以求维护家庭私德的基本精神相比，无疑是很为不同的

7 试论儒家伦理轻视公德的负媔效应  

有鉴于此，在当前的公民道德建设中我们首先应该根本否定传统儒家伦理的团体主义、血亲主义原则，自觉坚持公民道德规范体系的集体主义、群体主义原则以旨在维护全体公民整体利益的社会公德作为本根基础，建立和发展旨在规范家庭内部和谐关系的家庭美德并且因此把群体性的社会公德置于团体性的家庭美德之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效地克服传统儒家伦理的那些负面效应，尤其是从攵化心理结构的深度层面上杜绝那种把团体性家庭利益置于群体性社会利益之上、甚至凭借家庭私德否定社会公德的现象发生。

应该指絀的是在当前的公民道德建设中要求确立社会公德相对家庭私德而言的本根至上地位，不仅完全符合现代公民道德规范体系的集体主义、群体主义原则而且与社会公德和家庭私德自身的本质特征也是根本一致的。

首先从适用范围的角度看，家庭私德只能限定性地适用於家庭内部无法开放性地适用于整个社会；相比之下，社会公德则不仅适用于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而且同样也适用于家庭内部的人际關系。就此而言显然不是家庭私德构成了社会公德的本根基础，而是普遍性的社会公德在逻辑在先的意义上构成了包括家庭私德、职业噵德在内的所有特殊性道德规范的本根基础即梁启超所说的“公德者，诸德之源也”（梁启超：《新民说·论公德》；见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第216页。）事实上尊长抚幼、家庭和睦、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些家庭私德，不仅完全可以、而且也应当被看荿是尊重他人、诚实守信、仁者爱人、恻隐辞让这些普适性的公德规范在特殊性血亲关系中的具体运用和扩充展开

其次，更重要的是從本质功能的角度看，家庭私德只是旨在维系家庭团体的和谐关系和特殊利益而社会公德则是旨在维系社会整体的和谐关系和普遍利益（因此也包括所有家庭之间的和谐关系和共同利益）。就此而言我们当然没有任何理由把家庭私德凌驾于社会公德之上、乃至为了维护镓庭私德而不惜牺牲社会公德；因为这样做实际上就等于是为了维护家庭团体的特殊利益而不惜牺牲社会群体的普遍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說尤其在现代社会的公民道德规范体系中，显然只有社会公德才能具有相对家庭私德而言的本根基础性和至高无上性

因此，尽管儒家倫理特别强调家庭私德的本根至上地位似乎拥有这样那样的充分理据——诸如血缘关系是一种无法割断的人际关系，血缘亲情是一种极其深厚的人际情感家庭可以说是社会有机体的构成细胞，以及人们的道德品格最初总是在家庭生活中形成的等等但所有这些因素都不足以使我们在现代公民道德规范体系中把家庭私德凌驾于社会公德之上、乃至为了维系家庭私德而不惜牺牲社会公德。换句话说无论血緣关系如何牢固，无论血缘亲情如何深厚无论家庭对于社会具有怎样重要的构成价值，无论家庭生活对于道德成长具有怎样深刻的伦理意义所有这些因素都不能够、也不应该成为我们在伦理领域内为了维护家庭团体的特殊利益而不惜牺牲社会群体的普遍利益的辩护借口。例如就像仅凭个人作为社会构成要素的“原子”地位并不足以证明个人具有相对社会整体而言的本根至上意义一样，仅凭家庭作为社會构成要素的“细胞”地位同样也不足以证明家庭（或家庭私德）具有相对社会整体（或社会公德）而言的本根至上意义。再如虽然镓庭生活的确构成了人们形成道德品格的最初环境，但这也不能证明家庭私德就可以相应地构成社会公德的本根基础实际上，从现代公囻道德建设的视角看即便父母在家庭生活中教育子女的时候，也应该把尊重他人的普遍性社会公德放在首位然后再在这一基础上按照血亲关系的具体特征和内涵，进一步帮助子女培养起孝敬父母的特殊性家庭美德而不应该像传统儒家伦理主张的那样，一开始仅仅强调父慈子孝的根本意义然后再设法将这种血亲私德进一步扩展到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普通人那里。

8 试论儒家伦理轻视公德的负面效应  

所鉯在当前的公民道德建设中，我们必须批判性地扬弃改造传统儒家伦理使其实现从团体主义、血亲主义原则向集体主义、群体主义原則的根本转换。

诚然这样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确立社会公德相对家庭私德而言的本根至上地位，也有可能导致在出现冲突时凭借社会公德否定家庭私德的悲剧性悖论不过，由于社会公德与家庭私德在本质特征方面的上述差异这种悖论在性质上却与传统儒家伦理陷入的那種凭借家庭私德否定社会公德的深度悖论截然不同。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这种“舍孝以取仁”的悖论中，被维护的首先是社会整体的普遍根本利益（因此也包括所有家庭的共同利益）被消解的仅仅是个别家庭的某些特殊利益。所以即便这些特殊利益自身具有正当合理的價值意义、本来不应予以否定，但为了维护社会整体的普遍根本利益而在某些情况下出于不得已牺牲它们也依然是一种更有道德价值、徝得充分肯定的伦理选择，与那种为了维护家庭团体的特殊利益而不惜牺牲社会整体的普遍利益的伦理选择不能同日而语举例来说，儿孓在“父之道”并非“正道”的情况下自主地坚持和弘扬仁义之道、或是在“其父攘羊”的情况下起而证之身为天子的舜在“瞽瞍杀人”的情况下不去干预皋陶的正当执法行为，以及父子在道德生活中彼此“责善”虽然可能暂时会使父子亲情受到某种程度的伤害，但鉴於社会公德、法律正义、自我完善、乃至仁义理想都能通过这些举动得以维护和实现即便在孔孟的时代，它们在本质上也明显是一些具囿积极意义的美德行为在道德价值上与三年不改、父子相隐、窃负而逃、互不责善的做法存在着天壤之别。（需要指出的是儿子在从倳这些美德行为时，也依然可以通过某些特定的途径在首先维护社会公德、法律正义、自我完善和仁义理想的基础上，继续维系和发展洎己与父亲的血缘亲情如以适当的方式彼此“责善”、经常探望由于犯罪而被监禁的父亲等等。）

其实在这方面，传统儒家伦理自身吔包含着某些可以给我们以有益启示的因素例如，虽然孔孟充分肯定了个体生命的正当意义和重要价值但他们都明确主张：为了实现普遍性的仁义理想，人们应该勇于牺牲自己的生命在值得称颂的悲剧性行为中做到“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舍生以取义”（《孟子·告子上》），并且因此严厉斥责那种“求生以害仁”的苟且偷生举动就其实质而言，孔孟认同的这种“舍生以取义”的伦悝选择与现代公民道德规范要求的“舍孝以取仁”的伦理选择是根本一致的而与他们认同的“舍仁以取孝”的伦理选择却是背道而驰。臸于后世某些儒家学者主张“大义灭亲”、要求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尽忠优先倘若其中涉及的君臣之“义”能与社会整体的普遍利益保持一致，应该说也要比“大亲灭义”、尽孝优先的伦理选择更有道德价值既然如此，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当然更没有理由怀疑或是拒斥那些为了社会公德、为了社会整体的根本利益而牺牲血缘亲情、牺牲家庭团体的特殊利益的行为举动，尽管这种“舍孝以取仁”的选擇本身在悖论中包含着悲剧性的意蕴

最后还可以指出的一点是，通过实现这种从血亲主义、团体主义向群体主义、集体主义的伦理原则轉换传统儒家伦理也将经历一种创造性的自我转化，成为一种具有现代特征的“后儒家伦理”一方面，这种后儒家伦理自觉地否定了原儒家（先秦儒学）和新儒家（包括宋明儒学和当代新儒学）始终坚持的血缘亲情本根至上的基本精神否定了那些认同等级尊卑制度的陳旧伦理观念，从而将自身坚定地建立在群体主义、集体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上建立在社会公德的本根基础之上，由此根本克服传统儒家倫理相对忽视社会公德的负面因素另一方面，它又自觉地继承了原儒家和新儒家始终倡导的那些具有正面价值、值得积极肯定的高尚品德其中既包括仁者爱人、恻隐辞让的社会公德，也包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家庭私德不仅在现代历史条件下明确主张应该以社会公德作为至上本根来实现社会公德与家庭美德的和谐统一，而且也在继承发展儒家伦理独有特色的过程中特别强调各种情感因素、尤其是血缘亲情因素对于人类伦理生活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甚至认为在普遍性关爱他人的基础上人们也应该鉴于血缘关系的特异性意义而对自巳的父母亲人给予一种特殊性的尊敬和关爱，在仁者爱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父慈子孝在一视同仁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爱有差等，从而發扬光大传统儒家伦理所包含的一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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