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6岁女孩当职业陪诊陪上百人看病」的新闻映入大众眼帘，「陪诊」一词一度冲上热搜。

舆论中，陪诊是一个「高薪、低门槛、不困难」的职业，月入过万不是梦。

但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作为某陪诊平台的联合创始人，黄先生面对突然「火」起来的陪诊业务，兴奋的感觉只持续了不到一周。

「后来就想『逃了』」这个39岁的男人，多次用「撕裂」来形容自己当时的生活状态。

最让他介意的有两件事——其一是部分媒体对陪诊师高收入的「光鲜」报道；其二是陪诊业务压力大，与黄牛竞争、初次接触患者时不被信任，以及面对急危重症患者，陪诊师往往要承担很多无形压力。

身处陪诊洪流，陪诊师面临着外界难以想象的局面。

王海英现任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副院长、皮肤性病科主任，在首钢医院供职多年。

随着医院的发展，各家医院大楼越来越高、部分医院面积越来越大、医院学科功能分化越来越细，连在医院工作多年的「老医务人员」到新医院也会感到手足无措。

「分布在楼宇之间的检查治疗多了，没人告诉你心电图在哪、检验科上几楼。病人要奔波打听、排队、挤电梯……」出于对患者需求的敏感，王海英在当时预判，未来需要一个陪人看病的职业。

不曾想，这一预判在未来二十年里被三度证实。伴随着的，是陪诊业务在社会变迁下的不断演变。

陪诊业务首次进入大众视野，是在2006年。多个中心城市，如成都、福州、太原、扬州等地都开展了相关服务。

《中国商报》2006年11月报道里这样描述陪诊：全程陪同患者挂号、看病、交费、拿药、代取化验结果等，甚至还能帮助患者免去医生处方中“不必要”的高价药和一些检查，从而为患者降低医疗费用。

报道里统计，「福州健康之路公司的陪诊服务采取统一收费，一次 120 元；成都康惠尔公司的陪诊服务在 50 元上下；而扬州一家提供陪诊服务的家政公司则按处方金额的10%计提陪诊费用。」

很显然，难以厘清的医疗服务链关系，成为当时陪诊业务待解决的「盲点」。有媒体提出质疑「陪诊：是便民服务还是合法医托？」

这一质疑声持续了近10年，直到2015年O2O的创新野火「烧」到了医疗领域。线上线下联动、移动互联网降本增效的畅想，让「陪诊」业务再度站上风口。也是借着这个风口，包括e陪诊、安心陪诊、贴心小护等在内的多个陪诊业务创业公司走向台前。

然而好景不长，2016年，头部企业e陪诊「卖身」拍医拍，创始人离职；贴心小护的中心业务也迁移至陪护和养老大健康。

面对行业变动，贴心小护CEO周游对媒体表示：国内的陪诊市场并非想象的那样需求旺盛，涌入这么多同质化公司，服务类型单一，洗牌在所难免。

资本和创业者开始重新审视陪诊的价值。

没想到，2021年「26岁女孩当职业陪诊陪上百人看病」的新闻报道再度把陪诊推到了大众面前。

在王海英看来，人口老龄化加剧、疾病图谱改变、医院大如迷宫、院内诊疗程序复杂……尤其对于外地患者而言，陪诊作为一个新业态，有真实的市场需求。

需要看到的是，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现有60岁以上老年人口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