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新一线城市居住“比拼”：成都医疗资源覆盖最高 天津平均购房年龄最大）

哪个城市居住竞争力最强？哪个城市成本最低？哪个城市人均医疗资源覆盖最高？

8月20日，贝壳研究院发布的《2020居住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一线城市居住竞争力水平整体高于新一线城市，一线城市的平均购房年龄要高于新一线城市，大多数新一线城市租房居住负担处在合理区间。

贝壳研究院首席市场分析师许小乐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报告》基于居住负担、居住品质、生活便利及城市交通等维度建立了居住竞争力指标，一线与新一线城市相比，优势体现在生活便利方面；新一线城市的优势则体现在居住负担方面，相对于一线城市整体偏低。

新一线城市中，居住竞争力指数较高的城市有、武汉、重庆、等，其中成都的居住竞争优势在新一线城市梯队中脱颖而出 数据来源：贝壳研究院 杨靖制图

不同城市在居住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哪座城市的居住竞争优势更强？

分城市等级看，一线城市的居住竞争力指数整体高于新一线城市；从区域格局看，成渝城市群（和重庆）的居住竞争力指数最高，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广州、东莞、佛山）和京津冀城市群（北京和）则紧随其后。

19个城市中，深圳居住竞争力指数最高，且指数得分明显高于广州、成都、武汉、北京等城市。从细分的指标维度看，深圳居住成本虽然在样本城市中是最高的，但是其在楼盘品质度和居住生活便利度方面狂揽两项第一，且城市拥堵指数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中排名靠后。

新一线城市中，居住竞争力指数较高的城市有成都、武汉、重庆、天津等，其中成都的居住竞争优势在新一线城市梯队中脱颖而出。成都小区周边资源配套相较均衡与完善，其居住便利性指数仅次于北上广深，城市拥堵指数也低于大部分样本城市。此外，成都2020年上半年成交均价为14049元/平方米，住房成本占收入的比例明显低于杭州、南京等城市。

医疗资源日渐成为衡量居住便利性的一个重要维度。《报告》显示，从人均医疗资源(医院、诊所和药店)覆盖情况看，成都和上海每10人对应的医疗服务资源数量分别为7.7和7.5，居于第一梯队；西安、广州、郑州、武汉、长沙等城市每10人对应的医疗资源数量集中在3.0~4.1范围之内；沈阳、青岛等城市的医疗资源拥有量则处于2以下。

商业资源发展水平也决定着居住的便利性和品质。《报告》显示，一线城市在商业资源丰富度方面高于新一线城市。从总量看，上海、成都、广州、北京、重庆等城市的商业资源数量较多，其中上海的商业资源发展处于绝对领先水平，成都次之。从人均来看，上海每10人所拥有的商业资源数量达到39.9，广州为14.8，而深圳和北京所对应的商业资源量不足10；新一线城市中，成都、西安商业资源配套较为丰富，每10人所拥有的商业服务设施数量分别为23.8和13.1。

不出意外，一线城市的平均购房年龄要高于新一线城市，但天津是个例外。

从2020年上半年贝壳平台交易数据看，一线城市中北京和上海购房平均年龄均为34.6岁，深圳为33.8岁，而居住负担相对较低的广州，购房平均年龄为32.5岁。

新一线城市中，天津、东莞等城市的购房平均年龄相对较高，均达到33岁以上。其中，天津购房平均年龄在19个城市中最大，达到35.4岁。贝壳研究院表示，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天津居住负担高，收入比为13.3，明显高于武汉、西安、成都等新一线城市；另一方面是因为天津人传统观念里不愿意背负过重的债务，在买房这件事上更多的人喜欢全款买房，这也就需要更长时间的资金积累才能够实现。

而新一线城市中合肥、成都、武汉、西安、郑州的平均购房年龄相对较低，其中合肥平均购房年龄在19个城市中最低，为30.8岁。这些城市房价均在2万元/平方米以下，居住负担较低，且近几年相继出台的人才优惠政策，吸引不少本地和外来年轻客群前来购房。

同样在换房年龄上，一线城市群体也要明显高于新一线城市。北京换房客户平均年龄为44岁，比郑州大8岁。面对高昂的换房成本，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换房者需要较长时间的财富积累，2020年上半年北京、上海换房客户的平均年龄分别为43.7岁和40.6岁。而对于居住负担相对较低的新一线城市，换房客群整体较为年轻。

此外，一线城市的换房成本更高。北京和上海换房前后套均总价差额超过100万元，套均面积差额均为16平方米，但是换房后平均住房面积分别为93平方米、86平方米，尚未超过100平方米。从换房后的套均面积看，新一线城市中西安和郑州的改善住房面积最大，分别为105平方米和104平方米。

新一线城市中，长沙、沈阳、重庆的房价收入比相对偏低。其中，长沙是典型的居住友好型城市，收入涨幅明显跑赢房价，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5211元，同比增长8.7%；而2019年二手房成交均价11063元/平，同比下降3.6%。

且根据房价收入比的合理范围5.46~7.29看，新一线城市中仅成都、长沙处于合理范围内。

新一线城市中，杭州和南京的房价收入比领跑，甚至超过了广州；杭州、合肥、南京的房价涨幅明显超过居民收入增长；厦门房价收入比为18.9，仅次于深沪京。

从社区规模看，新一线城市总体要大过一线城市，这也会间接影响居住体验。一线城市大型社区平均总户数为5028户，低于新一线城市。一线城市中，北京、广州的大型社区相对更大，新一线城市中，长沙与沈阳的大型社区相对更大。

相比于房价收入比，房租收入比更贴近反映一个城市的生存压力。如果按30%的租房幸福线来看，在新一线城市，除了杭州和南京房租收入分别为38和31.6外，其他新一线城市房租收入比均在30以下，大多数新一线城市租房居住负担处在合理区间。

具体到城市，新一线城市中，房租收入比较高城市是杭州和南京，分别为38和31.6；而重庆、长沙等城市房租占收入的比重较低，房租占收入在20%上下，对租客来说更为友好。

尽管同为新一线城市，但15个城市2017年-2019年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常住人口格局。

2020年15座新一线城市包括成都、重庆、杭州、武汉、西安、天津、苏州、南京、郑州、长沙、东莞、沈阳、青岛、合肥、佛山，其人口竞争力如何排座次？

大幅降低落户门槛，且将西咸新区人口纳入人口总数后，西安在近3年以新增128.87万常住人口，排名15个新一线城市常住人口增量第一位。常住人口增量连年提升的杭州，则以近3年117.2万的增量，排名新一线城市第二位。

和它们相比，天津近3年以来出现常住人口-0.29万的增长，沈阳3年增长了3万，势头微弱。

为何新一线城市人口竞争力差别巨大？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目前我国处于人口红利下行期，人口出生率整体下降是趋势，因此如何吸引更多人口成为城市的一个难题。城市的制度环境和经济发展相对有吸引力，就能吸引更多人口流入，反之则会出现劳动力尤其是年轻劳动力的外流。

杭州3年实增人口超百万

近3年来，新一线城市呈现完全不同的人口格局。

对排名第一的西安来说，如果扣除最新纳入统计的西咸新区咸阳部分60多万人口， 2017年人口不会大幅增长。这样来看，近3年以来，新一线城市的人口冠军是杭州，这也是排除被动人口增长之外，唯一一个近3年来常住人口增长超过100万的新一线城市。

需要注意的是，杭州的常住人口增长是连年递进的。2017年，杭州的常住人口增长为28万，2018年这一数据达到33.8万，2019年这一数据高达55.4万。

杭州常住人口激增的背后，一个数据不能忽视，这就是杭州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增长。2017年，杭州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跌至谷底，仅为1.4%。不过，2018年和2019年，杭州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上升到10.8%、11.6%，明显超出浙江省的7.10%、10.10%。

其中，第三产业成为杭州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方向，2018年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2%，2019年增长12.2%。2018年、2019年杭州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7.5%、8.0%，明显超出GDP增长。

杭州经济的发展优势是什么？就是经济成功转型，以及背后活跃民营经济的推力。

华南城市研究会副会长孙不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浙江的民营经济非常发达，民营经济是解决外地人就业的最大出口，因此杭州有能力吸纳更多外地人就业。此外，杭州的经济转型比较成功。

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杭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3795亿元，增长15.1%，高于GDP增速8.3个百分点，占GDP的24.7%。数字内容、软件与信息服务和电子商务分别增长16.3%、15.7%和14.6%。

此外，2019年，杭州民营经济增加值9378亿元，占GDP的61.0%，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年末，全市私营企业63.2万户，比上年末增长14.0%；个体工商户61.0万户，增长19.6%。

自古与杭州合称苏杭的苏州命运则迥异，近3年苏州常住人口增量仅为12.43万人，在新一线城市中，排名倒数第三位。

在当地的统计公报中，苏州指出，经济社会发展仍面临较多困难和挑战，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产业优化转型仍处于攻坚阶段。

珠三角新一线城市中的佛山和东莞经济总量排名广深之后，位列珠三角第三、第四位。从这3年常住人口增量上看，佛山和东莞存在较大差距，佛山增量达到69.59万人，东莞只有20.31万人。

孙不熟表示，这两个城市的民营经济都比较发达，同时转型升级都取得初步成效。但常住人口增量不同，和这两个城市的产业结构有关，东莞更多是外向型经济，佛山则更多为内生型增长模式。

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东莞进出口总额13801.65亿元，比上年增长2.8%。进口5172.87亿元，下降5.3%；出口8628.78亿元，增长8.5%。其中，加工贸易出口3502.46亿元，下降1.9%。佛山全年进出口总额4827.6亿元，比上年增长5.0%。

“随着东莞的转型升级，很多低端产业不断转移出去，尽管新的产业发展也挺好，但是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较多，导致东莞常住人口增量不多。”孙不熟说。

暨南大学教授胡刚对21世纪经济报道指出，佛山和东莞常住人口增长差异，还与这些地方的本地人口占比有关。东莞有更多的外来人口，人口流动性更大，因此在产业转型的背景下，流入和流出的人口都很多，两相抵消导致东莞的常住人口增量不算大。佛山的本地人口更多，主体人口相对比较稳定。

成都、重庆、郑州、长沙、佛山等城市，以及扣除人口被动增长后的西安，近3年常住人口增量都在60万-80万之间。

这几个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长原因各不相同。以西安为例，近3年西安的人口增速出现快速上冲又明显下跌，这背后落户政策放宽的短期刺激起到直接的作用。

成都、长沙和郑州则是真正的强省会。近3年以来，四川、湖南和河南的常住人口增量为113万、96.4万和107.71万人，成都、长沙和郑州的常住人口增量，占该省常住人口增量的58.7%、77.7%、58.3%。

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原因不能忽视，那就是工业化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这些地方所带来的人口流入。

数据显示，这5个城市2019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均超过6%。其中，西安第二产业增加值3167.44亿元，增长7.6%；郑州第二产业增加值4617亿元，增长6.2%；长沙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4439.32亿元，增长8.0%；成都第二产业增加值5244.62亿元，增长7.0%；重庆第二产业增加值9496.84亿元，增长6.4%。

根据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第二产业增加值386165亿元，增长5.7%。也就是说，这些城市增速均高出全国水平。

工业化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业化推进，对就业人口的吸纳非常明显，也会明显推动GDP增速。以上5个城市的GDP增速，在2019年均超过全国平均的6.1%。

如果一个地区能保证当地的GDP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那么就有望吸纳更多的就业。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地区GDP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那么人口低增长或者负增长的概率就会加大。

与此同时，天津2017年到2019年常住人口增量为-5.25万人、2.73万人、2.23万人。沈阳近3年的常住人口增量为0.2万人、2.2万人和0.6万人。

孙不熟指出，这两个城市均为重工业城市，但随着重工业产能过剩，加上这些产业主要以国企为主，而新的产业转型还没有完成，因此新吸纳的就业人口在减少。

数据显示，2019年天津第二产业增加值4969.18亿元，增长3.2%；沈阳第二产业增加值2178.6亿元，增长2.4%。

未来要在吸纳人口的竞争中处于优势，改善营商环境、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是各个城市的“必答题”。

天津2019年统计公报显示，制定《天津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不断深化“一制三化”改革，深入落实“天津八条”“民营经济19条”及32项配套细则。2019年，天津民营经济增加值增长5.1%，快于全市经济0.3个百分点；规模以上民营企业工业总产值增长4.1%，快于全市0.1个百分点，占比32.6%。

陆杰华指出，尽管同为新一线城市，但是从制度环境、就业环境、宜居程度上看，城市之间已经拉开了差距。未来的城市人口竞争可能是多方面的，包括就业、学业、置业“三业”的质量如何，如果一个地方的就业质量比较差，教育资源不足，人文环境也不佳，那么这个地方不仅很难吸引人，来了人也很难留住。

孙不熟指出，未来即使在新一线城市中，人口的马太效应也将越来越明显。因为目前中国在走发展创新型产业的道路，这些产业必须靠近人才中心，必须有足够的资源聚集。

这意味着，新一线城市需要在产业转型获得新的竞争优势，提升人口流入的吸引力。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